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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作品

		陈述红楼真本事（第十二章红楼旨义）
		作者：陈传坤收录时间：2006.05.25
		第十二章红楼旨义——永瑢创作《红楼梦》的动机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自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此回中凡用“梦”用“幻”等字,是提醒阅者眼目,亦是此书立意本旨。] 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说起根由虽近荒唐，细按则深有趣味。待在下将此来历注明，方使阅者了然不惑。原来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练成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娲皇氏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只单单剩了一块未用，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谁知此石自经煅炼之后，灵性已通，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120回《红楼梦》第1回 §12.1 无才补天？那么如果认同《红楼梦》作者为皇宫要员，清楚了解宫苑私秘，但《红楼梦》又有着明显的反对当朝的觉醒意识，所以接下来有还有个关键问题是：既然认为早期版本《石头记》宝玉的原型为永璋，那么，永瑢创作《红楼梦》的动机是什么呢？为此，笔者仔细探究了一番。我们可以将《红楼梦》第29回清虚观打平安醮和五月端午节，从民俗文化角度加以考察。认定农历五月在我国古代是极为不吉的一个月。至晚在战国时代,人们就已把五月五日视为“恶月”、“恶日”了。《史记·孟尝君列传》载，孟尝君田文于五月五日生，其父田婴告诫其母说：“勿举也。”其母偷偷把他养活下来。待田婴发现，孟尝君已经长大了，其父对其母大发雷霆说：“五月子者，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孟尝君据理力争，才活了下来。据《大戴礼》云：“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风俗通义》记载：“俗云五月到官，至免不迁”，“五月盖房，令人头秃”，不但此恶月万事不吉利，甚至连五月五日所生之子也视为不祥之兆, “俗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王充《论衡·四讳》就记载当时风俗，“讳举正月、五月子。以正月、五月子杀父与母，不得举也。已举之，父母祸死”。五月五日之恶俗，令众多婴儿被遗弃，生存者也历种种磨难。如南朝宋王镇恶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出继疏族，祖父王猛将他留了下来，名之为“镇恶”。譬如，宋徽宗五月五日生，因忌为“十月十日”，并称为“天宁节”。见周密《祭辛杂志》后集《五月五日生》：“宋徽宗以五月五日生，以俗忌，因改作十月十日，为天宁节。” (中华书局1988年点校本)可见宋徽宗生于五月五日，为了避恶，将日期改为十月十日，还定该日为“天宁节”，希望上天保佑其安宁。另外，详细参见宋人周密的《齐东野语》里有所记录：“俗以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三日为月忌，凡事必避之。”可见出生于每月的“初五、十四、二十三日”应为“月忌”，所以六子永瑢出生在腊月十四日，选择立储时乾隆应该谨慎。书中又云：“童贯及徽宗本以五月五日生，以俗忌移之十月十日。”所以从庶民风俗到皇帝，也很讲究所谓“月忌”。此风气可谓深远。出于对五月的慎重，人们从一进入五月就开始了一系列除邪、厌疫的活动，端午节也就成为一个祛病驱瘟、辟邪去毒的节日。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清代。譬如，《燕京岁时记》记载： “京师谚曰：善正月，恶五月。” “每至端阳，市肆间用尺幅黄纸，盖以硃印，或绘画天师钟馗之像，或绘画五毒符咒之形，悬而售之。都人士争相购买，粘之中门，以避祟恶。” 又据《帝京岁时纪胜》记载：京俗五月不迁居，不糊窗槅，名之曰恶五月。以艾叶贴窗牖，谓之解厄。五月多不剃头，恐妨舅氏。由此可见，在清代，“恶五月”的观念还是深入民心的。至五月初一，其实就已经进入端阳，避恶、除邪的活动就已开始。《红楼梦》中也记载了贾府的种种端午节的避邪活动。由此可见，五月实在是一个需要祈福的日子。于是元春在赏赐端午节礼物的同时，顺便给银子，为自己（甚至皇室）、娘家打醮以祈福。据《清史稿》载：清朝皇帝的传位制度与历代皇帝的专位制度不同，既不一定传位给长子，也不预立太子而是实行一种秘密的建储制度。太祖、太宗世祖生前都未预立太子，至圣祖康熙皇帝才预立太子。雍正帝即位后，他吸取了历代预立太子发生的皇子、后妃之间为争储位明争暗斗，倾轧不休，骨肉相残，造成混乱的教训，建立了一种新的皇位世袭制度，即秘密建储。其方法是皇帝亲写立储谕旨一式两份。一份封藏于秘密立储的这个鐍匣，安放在乾清宫中“正大光明”匾额之后，另一份则由皇帝保存。待老皇帝死后，大臣们将在两份谕旨取出对证。雍正帝就是用这种新的秘密建储制度立皇四子弘历为太子，是为乾隆皇帝。乾隆也曾三次立储。第一次是1736年(乾隆元年)，乾隆秘密选立的储君为永琏（端慧皇太子永琏为乾隆第二子，生于1730年，即雍正8年六月二十六日申时，乾隆嫡皇后富察氏所生，雍正给其取名为永琏“隐示以承宗器之意”），但在1738年，乾隆三年十月十二日因“偶感风寒”仅9岁就病死宁寿宫。第二次是1746年（乾隆十一年），乾隆又内定储君为永琮（悼敏皇太子永琮为乾隆七子，生于1746年四月初八日，为皇后富察氏所生第二个嫡子。永琮出生这当天正逢亢旱之后大沛甘霖,又值“佛诞”——佛家指农历四月初八为佛生日，乾隆特颁谕旨：“皇七子永琮敏粹中宫，性成夙慧，甫及两周，岐嶷表异。圣母皇太后因其出自正嫡，聪颖异常，钟爱最笃，朕亦深望教养成立，可属承祧。今不意以出痘薨逝，深为轸悼。”）但是在1747年的除夕，乾隆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出痘的永琮仅立了两年就病亡了。第三次是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乾隆立储君为颙琰（嘉庆睿皇帝为乾隆第十五子，生于1760年，即乾隆25年十月初六日，母亲魏佳氏，后尊为孝仪纯皇后）。以后的嘉庆、道光也均以此法建储。至咸丰时，因国事纷扰，又只有一子，故无须秘密立储，不久病死于避署山庄。同治、光绪均无子嗣，不需要立储，秘密立储制度遂告终结。附一：清王陵端慧皇太子永琏太子墓，如下图）（端慧皇太子永琏太子墓）附二：乾隆对 “恶月” 生的皇子永璜、永璋似乎深具戒心—— 乾隆十三年三月十一日，乾隆皇帝的第一位皇后富察氏病死在皇帝东巡归途的路上。这一事件却在朝廷的政治生活中掀起很大波澜，使大批皇族和官僚措手不及，蒙受突然的灾难。两个年龄最大的皇子——大阿哥永璜、三阿哥永璋仍是由于没有表露哀伤的感情而遭斥责。皇帝的口气非常严厉： “试看大阿哥年已二十一岁，此次于皇后大事，伊一切举动尚堪入目乎？父母同幸山东，惟父一人回銮至京，稍具人子之心，当如何哀痛，乃大阿哥全不介意，只如照常当差，并无哀慕之忱。……今看三阿哥亦不满意，年已十四岁，全无知识。此次皇后之事，伊于人子之道，毫不能尽……伊等俱系朕所生之子，似此不识大体，朕但深引愧而已，尚有何说！” 乾隆似乎对永璜、永璋深具戒心，竞谈到立储续统问题，斩钉截铁地宣称： “此二人断不可承续大统……伊等如此不孝，朕以父子之情，不忍杀伊等，伊等当知保全之恩，安分度日……若不自量，各怀异志，日后必致弟兄相杀而后止。与其令伊等弟兄相杀，不如朕为父者杀之。……今满洲大臣内，如有具奏当于阿哥之内，选择一人立皇太子者，彼即系离间父子，惑乱国家之人。朕必将伊立行正法，断不宽贷。”（《清史稿》）附三：“恶月”生的皇长子、三子等的《封爵考》—— 永璜（23岁）：乾隆长子，雍正六年（1728）五月二十八日生，乾隆十五年（1750）三月十五日申时薨，嘉庆四年三月追封定亲王。永璋（26岁）：乾隆三子，雍正十三年五月二十五日（一说五月初五日）生,乾隆二十五年（1760）七月十六辰时薨，追封循郡王。永琪（26岁）：乾隆五子，乾隆六年二月初七日生，三十一年（1766年）三月初八日午时薨。嘉庆时追封荣亲王。永瑢（48岁）：乾隆六子，乾隆八年癸亥冬十二月十四日生，纯惠皇贵妃苏佳氏出,五十四年十月封质亲王，五十五年卒。（原载《吉祥满族网》）可以看出，在1738年、1746年和其后的1773年的36年期间，乾隆从未考虑储君之议题。所以按照古法,出生于“恶月”——五月的三子永璋、还有生于“月忌”——十四日的乾隆六子永瑢等皇子，即使多才多艺（如《红楼梦》中北静王形容的宝玉“龙驹凤雏”），但始终几次都不在乾隆皇帝考虑储君之列位。猜测立储君时故意避开永璋、永瑢，推测主要原因就是乾隆对其生辰八字有忌讳。（详细参见宋人周密的《齐东野语》里有所记录：“俗以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三日为月忌，凡事必避之。”又云：“童贯及徽宗本以五月五日生，以俗忌移之十月十日。”）又如，康熙朝的皇太子胤礽生于五月三日，曾经被康熙两立两废，可谓命运多舛，终生幽禁而亡。康熙郑重宣布废黜皇太子时，说了一些话非常令人痛心：“不法祖德，不遵朕训，惟肆恶虐众，暴戾淫乱”。史书记载说康熙“且谕且泣”——这说明皇帝对这个两度“废黜”的太子的伤心欲绝。况且，康熙对生辰八字尤其看中——1929年故宮博物院文献馆首批公布的内阁大库档案中即有乾隆生辰八字，自今留存，说明清朝皇帝（包括废太子和雍正等）都对古代的八字算命是很重视的。推测三子生日为“恶月”——而不会被列入立储的客观的历史原因，还可以从下面的史料得到例证。譬如1929年，故宮博物院文献馆首批公布的内阁大库档案中即有乾隆生辰八字。乾隆八字是康熙六十一年，即12岁的弘历初见皇祖康熙那年写下的。节录其中内容： “乾隆八字：辛卯（康熙五十年）丁酉（八月）庚午（十三日）丙子（子时）。批语：庚金生于仲秋，阳刃之格，金遇旺乡，重重带劫，用火为奇最美，时干透煞，乃为火焰秋金，铸作剑锋之器。格局清奇，生成富贵福禄天然。地支子、午、卯、酉，身居沐浴，最喜逢冲，又美伤官，驾煞反成大格。书云：子午酉卯成大格，文武经邦，为人聪秀，作事能为。连运行乙未。甲午，癸已身旺，泄制为奇，俱以为美。此命贵富天然，这是不用说。占得性情异常，聪明秀气出众，为人仁孝，学必文武精微。幼岁总见浮灾，并不妨碍。运交十六岁为之得运，该当身健，诸事遂心，志向更佳。命中看得妻星最贤最能，子息极多，寿元高厚。柱中四正成格祯祥，别的不用问。” 按命相家的说法，乾隆八字，天干庚辛丙丁，火炼秋金，是天赋甚厚的强势命造，术语称为“身旺”；地支子午卯酉，局全四正，男命得之，为驷马乘风，主大富贵。因此说，以命相而论，乾隆的生辰八字当属大贵大富之命。自康熙六十一年春皇祖见到了“有英雄气象”的弘历后，他逐渐把胤禛父子作为一个继位整体来考虑。在此之前，原有太子胤礽与其二子弘皙父子当可望袭承大统，但自弘历出现后，康熙便下定决心让胤禛父子当继位，并在弥留之际向胤禛和他人明确交待了这一点。所以，可以用历史和命相学（现在看来当然是迷信）证明，清王朝包括乾隆，在考虑立储君时，决不会漠视所立皇储的生辰八字的。正是如此谣言祸众，所以《红楼梦》作者借宝玉之口，泄露了愤懑：第3回《贾雨村夤缘复旧职　林黛玉抛父进京都》：探春笑道：“只恐又是你的杜撰。”宝玉笑道：“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偏只我是杜撰不成？” 又如，第58回《杏子阴假凤泣虚凰》，宝玉弄清楚藕官为什么烧纸后，要芳官转告藕官：以后断不可烧纸钱。这纸钱原是后人异端，不是孔子的遗训。第19回，宝玉说：只除明明德外无书，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圣人之书，便另出己意，混编纂出来的。第36回，说：“除《四书》外，竟将别的书焚了。” ——是作者借宝玉表达自己的观点，也表达作者对邪说的深刻反感。第42回，宝钗教导黛玉：男人们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何况你我？就连作诗写字等事，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只是如今并不听见有这样的人，读了书倒更坏了！这是书误了他，可惜他也把书糟蹋了！所以竟不如耕种买卖，倒没有什么大害处。第56回宝钗嘲笑探春：才办了两天时事，就利欲熏心，把朱子都看虚浮了。你再出去见了那些利弊大事，越发把孔子也看虚了。”探春笑道：“你这样一个通人，竟没看见子书，当日姬子有云：‘登利禄之场，处运筹之界者，窃尧舜之词、背孔子之道’。” ——是作者借宝钗、探春进一步表达自己对所谓的读书人的看法。第78回有一段议论：那宝玉虽不算是个读书人，然亏他天性聪明，且素习好些杂书，他自为古人中也杜撰的有失误之处，计较不得许多，若只管怕前怕后起来，总堆砌成一篇，也觉得甚无趣味。因心里怀着这个念头，每见一题，不拘难易，他便毫不费力，就如世上的油嘴滑舌之人，无风作有，信着伶口俐舌，长篇大论，胡扳乱扯，诌出一篇话来，虽无稽考，却都说得四座春风，虽有正言厉语之人，亦不得压倒这一种风流去的。近日贾政年迈，名利大灰，然起初天性也是个诗酒放诞之人，因在子侄辈中少不得规以正路。近见宝玉虽不读书，竟颇能解此。细评起来，也还不算十分玷辱了祖宗。……又要环兰二人举业之余，怎得亦能同宝玉才好。 ——更是作者借宝玉略发胸臆了。附四：《乾隆皇帝之谜》节选—— 以下从“乾隆八字”对康熙的影响、朝鲜史料中有关康熙传位的记载，以及雍正时代王公大臣的看法三层加以阐述（来看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证实康熙确有帝位传承于乾隆的长远考虑。） 1929年故宮博物院文献馆首批公布的内阁大库档案中即有乾隆生辰八字，并附批语，其中一段曰：“此命富贵天然，这是不用说。占得性情异常，聪明秀气出众，为人仁孝，学必文武精微。幼岁总见浮灾，并不妨碍，运交十六岁为之得运，该当身健，诸事遂心，志向更佳。命中看得妻星最贤最能，子息极多，寿元高厚，柱中四方成格祯祥，别的不用问”。据说吴相湘先生曾在故宮档案“乾隆八字”上见有康熙的批语：“此命富贵天然，这是不用说的，惟幼年总见浮灾”。35但《掌故丛编》公布“乾隆八字”时，并未以按语或加注的形式说明康熙曾加批语。不过，上述批语无论康熙手批也罢，其他精通子平学的术士所批也罢，现在至少可以推断康熙帝在康熙六十一年春曾看过“乾隆八字”，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理由如下： “乾隆八字”上有“今岁壬寅，流年天喜星坐命，天福星守限，四季祯祥，喜福安宁”这样的话。康熙六十一年岁次壬寅，可见“乾隆八字”系该年所批。“天喜”，“天福”云云皆星相家术语，言其壬寅岁流年大吉，四季祥顺。这年春天，乾隆以皇孙首次谒见康熙，具体时间据《清圣祖实录》所载，第一次为三月丁酉，即三月十二日“皇四子和硕雍亲王胤禛恭请上幸玉园，进宴”，第二次为三月庚戌，即三月二十五日：“皇四子和硕雍亲王胤禛恭请上幸王园，进宴”。一月之中，康熙两次临幸胤禛赐园，内中涵义颇耐人寻味。看来，乾隆首谒康熙当在第一次，乾隆生辰八字亦在这次由康熙携回，现存“乾隆八字”批语即当在三月十二日至二十五日之间或为康熙所批，或为精于相术者所批。批语中说“此命富贵天然”、“为人仁孝”、“寿元高厚”云云，已囊括所谓“五福”：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从命相来看，这个皇孙的八字已好得不能再好，而又有“子息极多”这样的占语，宜乎康熙对其另眼看待。而“幼岁总见浮灾”难免令慈祥的祖父放心不下，因此有三月二十五日再幸圆明园之举。乾隆的被“养育宫中”，当从此日始，乾隆入宫后，在皇祖身边度过了不到八个月的短暂时光，这中间康熙一再说乾隆“福泽较厚”、“福过于予”、“伊命贵重”，36这里屡屡提到了“命”、“福””云云，其根据只能是“乾隆八字”。康熙晚年由于父子伦常之变，内心的孤寂是可想而知的。乾隆幼年聪明伶俐、仪表俊伟，使康熙一见爱怜，亦是人情使然。不过，康熙对乾隆之爱已超过了祖父宠爱孙辈的天伦之情，在康熙晚年继储悬而未决的微妙时刻，命相绝佳的皇孙弘历的闯入，不能不使康熙在考虑将“太祖、太宗、世祖之缔造勤劳，与朕治平之天下”托付何人时，开拓了新的思路。康熙最后一次驻跸山庄时，曾带乾隆亲往狮子园，令“带其生母来见”，见过以后，连谓这个出身寒微的雍府“格格”为“有福之人”。如此逾于常格的言行，使乾隆后来推想“似已知予异日可以付托”。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朝鲜闻知皇帝崩逝、并派出敕使前往朝鲜传讣后。立即命远接使金演前往迎接，金演从清敕使的“译舌”那里得到了如下情报；“康熙皇帝在畅春园病剧，知其不能起，召阁老马齐言曰：‘第四子雍亲王最贤，我死后立为嗣皇；胤禛第二子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这条有关康熙末命的重要情报当即由金演传回朝鲜政府，时间是当年十二月，距康熙之死不过一个月光景。当时雍正即位已成事实，而“胤禛第二子”——雍正的长子、二子、三子早殇，只有四子弘时尚在，因此弘历很自然地被视为胤禛“第二子”——即乾隆“必封为太子”则带有政治预言性质。（《清史研究》1993年3期，作者：郭成康）早本《石头记》的石头原型为出生“恶月”的三子永璋，可以想象，乾隆三子永璋包括还有乾隆二十四年过继而终于失去皇位继承权的六子永瑢，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无才去补天”的慨叹和忧愤——也许这就是《红楼梦》多次点出众多主、次要人物的生日，但仅仅隐晦宝玉（石头的原型为作者）生日的心理。这也是创作《红楼梦》的潜在的深刻动机罢。但是，史料记载，端午节又称女儿节，此种风俗自明代就已存在。清代的北京，此风俗更为浓郁。据《宛署杂记》卷十七载：燕都自五月初一至初五日，饰小闺女，尽态极妍。出嫁女亦各归宁，因呼为‘女儿节’。”又据《康熙大兴县志》载：端午节当地少女须佩灵符，簪榴花，已嫁之女亦各归宁。故俗又称端午为“女儿节”。此外，《帝京岁时纪胜》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可见端午节又称“女儿节”是清代北京的一个普遍的习俗。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已嫁之女子都回娘家。假如元春不是嫁与帝王家，她自然也可以在此时与亲人团聚。但深居宫闱，她唯有让太监送去礼物，同时，送银子让家人打平安醮，以表达对家族的眷顾之情，这是元春在女儿节期间思家的一种方式。因此，选择五月初一至三，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所以《红楼梦》作者认为宝玉绰号“绛洞花王”，具有护花使者的意蕴——而设计黛玉生日为二月十二“花朝节”，意义颇深。附二：乾隆对 “恶月” 生的皇子永璜、永璋似乎深具戒心—— 乾隆十三年三月十一日，乾隆皇帝的第一位皇后富察氏病死在皇帝东巡归途的路上。这一事件却在朝廷的政治生活中掀起很大波澜，使大批皇族和官僚措手不及，蒙受突然的灾难。两个年龄最大的皇子——大阿哥永璜、三阿哥永璋仍是由于没有表露哀伤的感情而遭斥责。皇帝的口气非常严厉： “试看大阿哥年已二十一岁，此次于皇后大事，伊一切举动尚堪入目乎？父母同幸山东，惟父一人回銮至京，稍具人子之心，当如何哀痛，乃大阿哥全不介意，只如照常当差，并无哀慕之忱。……今看三阿哥亦不满意，年已十四岁，全无知识。此次皇后之事，伊于人子之道，毫不能尽……伊等俱系朕所生之子，似此不识大体，朕但深引愧而已，尚有何说！” 乾隆似乎对永璜、永璋深具戒心，竞谈到立储续统问题，斩钉截铁地宣称： “此二人断不可承续大统……伊等如此不孝，朕以父子之情，不忍杀伊等，伊等当知保全之恩，安分度日……若不自量，各怀异志，日后必致弟兄相杀而后止。与其令伊等弟兄相杀，不如朕为父者杀之。……今满洲大臣内，如有具奏当于阿哥之内，选择一人立皇太子者，彼即系离间父子，惑乱国家之人。朕必将伊立行正法，断不宽贷。”（《清史稿》）附三：“恶月”生的皇长子、三子《封爵考》—— 永璜（23岁）：乾隆长子，生于雍正六年（1728）五月二十八日，乾隆十五年（1750）三月十五日申时薨，追封定亲王。永璋（26岁）：乾隆三子，生于雍正十三年五月二十五日（一说五月初五日）乾隆二十五年（1760）七月十六辰时薨，追封循郡王。永琪（26岁）：乾隆五子，生于乾隆六年二月初七日，三十一年（1766年）三月初八日午时薨。嘉庆时追封荣亲王。永瑢（48岁）：乾隆六子，五十四年十月封质亲王，五十五年卒。（原载《《吉祥满族网》》 §12.2 梦兮幻矣《红楼梦》的大量诗词原来被看作满清贵族青年玩弄辞藻、抒发闲情逸致的“香艳之词”。其实细究起来，除了作者对众生的“平等或泛爱主义”和人生的悲剧的精神（王国维语）外，大部分是具有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诗篇，又极尽辛辣讽刺之能事。它们抒发了亡国悲痛，谴责当权者腐败无能，歌颂民族主义、民族气节和民族英雄，是爱国主义的赞歌。诗词中多用“北风”、“雪”来形容清统治者，用大雪中的酷寒形容人民遭受的苦难。譬如，对立储制的冷嘲热讽，对国贼禄蠹的蔑视等，还有 “交趾怀古”等呼唤民族英雄，梅花诗、菊花诗是歌颂敢于反抗、敢于斗争的民族精神。这就是作者自称“字字看来皆是血”。所以对这些诗词的理解，依然是红楼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笔者看来，作者兼具皇子身份而有具有人性自由精神，这种貌似矛盾而又和谐的“双重人格”，在《红楼梦》的艺术拟态环境——虚拟世界，有着充分的显露。笔者将在以后独立的文本分析和解索章节——《红楼的人生境界》和《红楼的民族主义》，结合作品诗词的蕴意和思想，作进一步分析和详细剖析，暂时先按下。陈传坤改定于2006.05.07 附录：答客问 1、红楼在线刘栖泠朋友探讨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新的方法论问题—— 答：刘先生的话可谓一语中的，颇中时弊。现在《红楼梦》已经走过200多年了，所有历史、文献或实物物质遗产等方面的资料（除非伪造的）基本上可说全部水落石出了（但是还不尽如人意），而还没有发现的且可足资凭证的物质或非物质的材料，只能是冰山之一角了。新的史料或实物方面的发觉，可谓希望不大。现在看来，研究红楼梦的出路——只能从方法论上开拓了。吾看来红楼前辈研究的方法，实证或探佚，终究是归于逻辑哲学上的类比/枚举/归纳等论证方法，这些论证的结果，难免说十挂漏，没有（充分、必要条件）严谨的科学依据。旧年的“道可道非常”的《红楼梦时间解谜》仿佛另辟蹊径，引入古人的八字命理、天文工具等推算出元春（1703-1723年）/宝玉等红楼年谱。貌似颠覆的主流红学大厦，但是细看就让人诟病，如周思源枪毙的“陈林现象”——为了某个既定结论随意篡改文本，又循环论证，何来科学意义！故宫博物院公布的“元旦朝贺”是从乾隆三年（1748年）元旦才推行的典故，而陈林“道可道非常”却让《红楼梦》的作者提前数十年“寅吃卯粮”——小说中的贾家却在其推定的1730年就提前享受了。作者真正成了前知500年后知500年的神仙了！可见其论证的荒唐。旧年开始，笔者决意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几经考量与推敲，借鉴信息学、集合学和控制实验论方法，抛弃前人一切成果和史料等“外围证据”，一意“孤行”文本自证，探索到从结构生成功能出发，论证120回文本呈现的是一个和谐的系统——“红楼真本事”。现在，笔者把论证的《陈述红楼真本事》系列1-12章，开始在“红楼艺苑·学术研究”、“中国文学网·专题研究”、“明清小说研究·资料文论”、 “悼红轩·文学研究”和国学网“学术争鸣”栏目等网站和大家见面了。恳请您们不吝提出宝贵的建议和意见来，以谘诌善道耳。吾何幸之！谢谢。 ----陈传坤 200.6.04.16 2、再答青木堂主朋友关于“兰桂齐芳”----- 首先谢谢您!您来信提出的关于兰桂齐芳历史上的可能性,我查到的史料如下：故宫博物院授权的“明清五百年”网站公布的《清代宫廷大事表》：“乾隆三十年（1765年乙酉）：是年准八旗大臣子弟一体参加科举考试，毋庸奏明请旨。甘肃大地震。滇缅间诸土司与缅人冲突，缅甸之役开始。” 再对照《红楼梦》第119回《中乡魁宝玉却尘缘、沐皇恩贾氏延世泽》，按笔者《红楼十三月》章系年表，推算此回文本所陈述事件的时间为1765年，文本叙述此年八月中秋宝玉乡试“高中第七名举人”。其次，按照本论论证的《红楼梦》系统是传记体的文本性质，如果在此年八月中秋宝玉乡试，前提条件是：在1765年期间（乾隆三十年，乙酉），历史上清朝有没有举行乡试呢？历史有案可稽，我们可以得到确定的答复的。按照《清通考·卷四七：选举考一》等记载：清制，乡试逢子、午、卯、酉年举行，考期一般在“八月初九至十五日”。由此可见，红楼文本叙述的此年八月中秋宝玉 “高中第七名举人”，正逢上乾隆乙酉正科乡试，叙述毫厘不爽。此外，乡试正科三年一次，如果不是1765年，那么至少在1762或1768年才能乡试，可见120回《红楼梦》作者对历史现实的把脉，何等一丝不苟！可见文本陈述的年份契合历史.这也又一次说明120回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元本。（还可参照史料看出乡试还有皇帝元年或大寿节时外加恩科，王录乾隆卷一零六，乾隆五十二年“十月乙未朔谕：乾隆五十五年朕八旬节庆，宜沛特恩，所有下届乡会试正科，著于五十三年八月、五十四年三月预先举行，五十四年秋举行恩科乡试，五十五年春举行恩科会试，以示乐育敷恩、寿世作人至意。”《清续通考·卷八四：选举考一》）另外，据张宜泉的诗作《〈春柳堂诗稿〉自序》有一句： “想昔丁丑礼部试，我皇上钦定乡会小考，增试五言排律八韵，一时握管拈毫之士，皆鼓吹休明，和声以鸣国家之盛者，未易更仆数”。有历史专家确定，乾隆朝“钦定乡试增五言排律”（五言八韵诗）的皇家典故，史实确在1757年（乾隆22年丁丑年）。由此证明120回《红楼梦》作者在纂制第119回-120回文本叙述时，其所处的历史时间必须在乾隆22年之后——也反证如果全本“迷失”云云，岂不确实可笑？而据此（所谓的甲戌本脂批）推定此本子在1754年流传出来更不可思议了！——因为这样的皇家典故的推行，是在1757年当年乡试及以后，作者不是前算500年、后知500年的神仙。所以，陈林《红楼时间解谜》考证的在此119回：“当为甲辰年(雍正二年1724年) 从第一百零八回“一日，史湘云出嫁回门，来贾母这边请安”(第1487页)到第一百二十回“康熙五十九年，1730年)”，说故事在1730年，亦荒诞。即这样的皇家典故在晚1757-1724=33年之后的1757年才厉行的，《红楼梦》作者怎么能提前数十年寅吃卯粮呢？按照陈林这样 “寅吃卯粮” 的逻辑推论，作者看起来真的像《红楼梦》第1回说的“半生潦倒”、“茅橼蓬牖，瓦灶绳床”呢！又反证陈林的《红楼时间解谜》错的离谱了。笔者的《陈述红楼真本事》无误。 ——陈传坤于 2006-05-02 3、红狐评论于 2006-03-29我认为甲戌本等是伪造的。“脂本”和“程高本”两个体系还有别的原因，是什么呢？不就是先后出来的吗？到底《石头记》是原版还是《红楼梦》是原版? 它的原版真的已无法考究了吗? 找到原版是解决所有问题最好的方法? 答复：首先谢谢您的提问。您的问题很有代表性,如果一切论证是在找到原本子之后,那希望也渺茫,现在从物质或非物质的证据看基本上都显露了(除非伪造的),但是还不尽人意。按脂批《石头记》“凡四评过”又似乎为早期书商向社会流布而作，《红楼梦》似乎为作者后来的定名（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清）楼薄姓名”作者是否暗示反意朱/红楼？）持论作者（最大嫌疑是皇宫人物）如此年轻而传奇般的创作，似乎也有论据可能的，像巴金26岁著成《家春秋》，钱钟书34岁写成《围城》，张爱玲22岁写成名小说，都是现代的例子。但是从第16回前面时序模糊来看，确有《风月宝鉴》改制的痕迹，但是后来的历史现实时间和事件的清晰接榫，又说明创作的时期必须在1745-1760年间或以后。至于作者为曹家血缘子嗣说，理论上的反证很多，譬如书中对历史的评价也很有讽刺味道，如戏说“唐寅”为庚黄；还有按照传统学派曹操应该是曹家的先人了吧，历史记载上也没完全否定他，但书中就把他说成最坏的人之一，如果真是曹寅的后人写的书，为什么作者要骂曹操呢？吾臆测就因为曹操就是一个阴谋夺人江山的人，却又是死要面子的家伙！如果作者是皇室后人，当然最恨这样的人了。笔者目前新的结果考证尚在推敲,请您以后继续关注。 ——陈传坤 2006.04.04 4、关于《红楼梦》陈述事件时间的选定问题。答：首先谢谢你们的热情参与和提醒。鉴于大家如此热情，笔者仔细把明末到乾隆时代1546年—1791年的时间又排查了一遍。发现：秦卿逝世当年——十一月三十日是冬至日；只有1642年和1745年两个年份有。元妃薨逝当年——十二月十八日立春；只有1646年2月3日、1760年2月4日和1779年三个年份。贾敬升天当日——“守庚申”；庚申日在端午节的只有6个（端午节在庚申日的公历年月日）分别如下六个： 1546年６月２日嘉靖二五年； 1603年６月１３日万历三十一年； 1670年６月２１日康熙九年； 1696年６月４日康熙三十五年； 1727年６月２３日雍正五年； 1753年６月６日乾隆十八年。但是，庚申日交芒种节的只有两个：1650年6月6日顺治7年（庚寅年壬午月庚申日）02：48交芒种节；1753年６月６日乾隆十八年。其中，前者为五月八日，后者为五月初五端午节又于00：04：52交芒种节）。符合正逢宝玉当年生日特征的时间只有“1753年６月６日乾隆十八年”。所以，综合以上时段，考察《红楼梦》文本系统只有在1700-1791年间，才能都满足叙述的三个条件。所以笔者论文界定的时间范围在明末到乾隆时代，不存在像目前红学界推测小说影射嘉庆、康熙或明末等历史上的其他选择余地。红楼梦时间如此契合历史实况的就只有这一个1723-1765年间，也不存在历史回环等多重意象。笔者的结论无误。 ——陈传坤 2006.03.26 5、关于“甲午年”讹误成“甲戌(戍)本”的猜测。答复是：笔者认为“甲戌本”的原本迟于己卯本、庚辰本，而且迟于1771年。那么笔者猜测，常人俗语的甲戌(为1754年，乾隆19年。笔者注：其实胡适的收藏的抄本上是‘戍’字，但许多论家认为是过录笔误应作‘戌’字)本，其中第1回有眉批“甲午八日泪笔”（笔者注：此年为1774年，乾隆39年）。现在讹误成“甲戍(本”——这可能是唱本过录原本凡例文本“至脂砚斋甲午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之“甲午”时，抄手误作同音的“甲戊”过录了，于是流传。到藏者检阅文本时想到“甲戊”决不可能,便想当然的径直添加一点，就成了今天凡例文本的“至脂砚斋甲戍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猜测这就是甲戌(戍)本的真实来历。首先应该是错字，这说明不是"甲戌"年罢? 可惜没有别的本子来参看原来的真字了。说法1、有些人说就是甲戌。但是，连孤证也没有的吧？说法2、笔者关于“甲午年”讹误成“甲戌(戍)本”的猜测。笔者猜测是唱本过录原本文本“至脂砚斋甲午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之“甲午”时，抄手误作同音的“甲戊”过录了。到藏者检阅文本时想到“甲戊”决不可能,便想当然的径直添加一点，就成了今天上面影印文本的“至脂砚斋甲戍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也是一种意见，但是猜测有论证基础。笔者的《陈述红楼真本事》论及：“八日是人日”是赵国栋《也谈甲午八日》的主张，但是他为了圆说，认为应依据靖本该作“甲申人日”。看起来，他是从字形上来猜测，得到矛盾后再改变“甲戌本”的文本。而笔者对文本内的“甲戍”的推论，是从古人过录时的字音相同的讹误上来推测的，应为“甲午，而且除了论证外，还契合第1回的眉批：“甲午八日泪笔。”相对来说，符合更多的文本系统信息。陈传坤 2006.05.16定稿 (原载:中国文学网-专题研究 /红楼艺苑-学术研究/明清小说研究网-资料文论/国学网-学术争鸣 /红楼品茗-文库,此版权为2006年05月16日作者凡四定稿，传统媒体转载务必经作者或其代理人授权，翻版必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