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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红学”以学——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重点摘要)

作者:周汝昌  收录时间:2007-03-07

【内容提要】
本文评述了近百年来“红学”概况,指出这门学问本身带着巨大的悲剧性。够得上学术的“红学”,是自胡适《红楼梦考证》开始。鲁迅对《红楼梦》识解之高明远过当时流辈,为“红学”早期模范和圭臬。50年代初,由于为政治斗争服务,“红学”之“学”的质素成分越来越微;后来衍变为“阶级斗争红学”等,于是“红学”扫地尽矣。社会群议对“红学界”印象是并不十分良好的,其最根本的症结就是号称“学”而缺少真学的本质。这种以非学充学之名、占学之位的畸形事态,是我国近年来学术领域中值得引起注意反省的一大问题。鉴往知来,作者呼吁还“红学”以“学”:这学,应是中华文化之学,而不指文学常论,因为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中华大文化的代表作之一,其范围层次远远超过了文学的区域;这学,应是科学学术的研究,而不指一般的文史基本知识的考据;这学,也必然会引发理解认识的“冲突”——思想的,学力的,文化素养的,审美层次的以及人生阅历的种种冲突。
【关键词】 红楼梦 曹雪芹 旧红学 新红学 中华大文化



〔小引〕

 承北京大学学报主编龙协涛先生不弃,要我从学术史的角度讲讲近百年来“红学”的概况与看法。这个题目巨大,内涵繁富,难点甚多,也极为复杂。我的学力识力都不胜此任。加以身在此“界”,忝为一员,其处境也难为局外知谅,所以讲起来不无顾虑。但念此事所关亦非微藐,试为引端牵绪,或许不无用处,故不应因“明哲保身”而避席无言。既是论学,所涉俗事,悉不阑入,一切唯以实事求是与临文不讳为学术道德准则,阅者鉴之。

杜少陵有云:“不薄今人爱古人”,此论诗也。古语又云:为学若积薪,后来居上。红学本应如是;如或未能居上,必其原因有在。谏往瞻来,识者所共关切,岂一人一家之得失哉!

本文共分十节,从“红学”本义起,论及此一学科的诸多方面的历史要点,而以环顾目前、瞻望将来为结语。

 “红学”二字并不是多么体面的、惹人喜爱的一个名目,它的起源不过是句玩笑话[(1)],到后来称用这个名目的,也时常带着一种轻薄以至奚落的语味,“噢,红学家呀,哈哈哈!”这个不够庄重严肃的语味何自而来呢?大约在此“界”中的某些人某些事某些文都令社会观感与群众舆论有看法,不起敬意,实在也是原因之一端。除去那些人与事与文不在学术范围之内、不必在此多论而外,红学却又是很受关注的一门学问。在我个人感觉上,它很重要,是了解与理解中华传统文化之宫殿的一件极可宝贵的黄金钥匙。

既称“红学”,它首先应当是一门自成体系的学术。时下一般人误以为只要是谈话写文之时一涉《红楼梦》小说的一鳞半爪,片言零句,那便都是“红学”行列中人了。名目一到如此宽泛而混乱的地步,便知真正的红学必然相对地稀少而可贵起来了。

这门学问本身带着巨大的悲剧性。

这悲剧性何在?说来令人十分痛心。本文拟从简略回顾“红学史”的角度来试行说明这个悲剧性的性质与原由。

(一) 所谓“旧红学”与“新红学”

什么是“旧红学”与“新红学”?分别何在?得失若何?

“红学”本来无所谓新旧之分,今世俗论则以“五四”以前、蔡元培为代表的学派为“旧”的,而以胡适为代表的为“新”的。旧的也称“索隐派”,新的又呼“考证派”。索隐的结果,由“顺治、董妃”说发展为“顺、康、雍三朝政治说”,考证的结论则是“自(叙)传说”。

有一些文学理论批评者,对“新”“旧”红学都批判得很激烈,特别对胡适新红学,更是厉害。

也许由于这些批评者大抵只是“小说”文艺范围层次的人士,他们对中华大文化以及“红学”在这个大文化中的位置,自然不曾用功夫了解与思索一番,因此他们的观点与结论,就未必十分完善,也会发生一些偏见和误解,给真“红学”带来不小的影响与阻力,以致使这门学问多年来没有得到正常发展的应有进度与深度。

“旧红学”的观点为什么产生而且至今流行甚盛?简而言之,可列两点:

一是中国小说的本体性质,与西方对小说的“虚构”观念概念并不相同,我们本土小说(未受西方小说理论与方法的影响)是“史”的一个支流,即非官方的对人与事的记载讲述,故谓之“野史”“稗史”“外史”“别传”“外传”,即《三国》《水浒》起初都是叫“传”的,传即史传,史书的纪传之义。这个观念无论在读者还是作者,是一致的,因此尽管小说要有“烟幕”或“障眼法”,改名换姓,掩去年时,穿插拆借……,但凡一部小说(包括剧本在内)出来之后,读者首先最为关切的不是别的,就是“本事”,大家一致手口自问互诘:“这是写谁人谁家的事?”

大家必待这一点讨论过了(无论弄清白了还是留下争论不休),然后才去谈论这部书的文笔、才情、立意、主旨……等等之类的事情。

今日之人,已然被那些评论者们弄得不甚了然,以为胡适批驳批倒蔡元培,是一场水火冰炭的大“斗争”,双方各执一词,“势不两立”。实际的事情的“本质”,并非如此——他们正是“一丘之貉”:都是在研索《石头记》这部小说的“本事”,并无根本的分歧——分歧只是蔡先生认为曹雪芹是写别人[(2)],而胡先生则主张曹雪芹是写“自己”。如此而已。

对此,我们是应当首先体认清楚的。

胡先生说“写自己”只是曹家的“坐吃山空”“自然趋势”,这样一个研究的结论,能让蔡先生心悦诚服吗?那太难想像了!蔡先生明明看到在那书中隐显透露的许多“政治问题”的蛛丝马迹,怎么一概视而不见,硬说是“自叙传”呢?胡先生说,把刘姥姥的外孙女青儿说成是“一捆韭菜”,外孙男板儿说成是“一枚(铜)制钱”,还有什么宝玉是“传国玺”,还有什么林黛玉就是朱彝尊,妙玉是姜宸英,还有高士奇、徐乾学……大观园众女群芳乃是康熙朝的一伙文士和大臣在斗争……,这不是一大堆自编自设的“笨谜”而自己以为“猜中”了的自欺欺人,又是什么呢?

所以,双方真如“南山秋气”,两两相高,谁也不服气,不认输。我们同意与同情哪一方呢?

今日看来,事情的症结并不属于“文艺”范围之内,已十分明显,这儿理解、认识、争论的发生,原本就是一个巨大的中华历史文化的课题。这个“红学现象”本身便是一种悲剧性,因为当时第一流大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被后人掩没了它的文化意义。

(二) 历史根源

蔡、胡两方都不是发明家创始者,而是另有远源本师。索隐派的真祖师是乾隆皇帝,自传说的最早立论(指见于文字表达)是富察氏明义。这两派在清代早已并存而共处,各有信徒门户。

索隐派的创始人是乾隆,此说传自常州派学者掌故家宋翔凤,而由赵烈夫记入他的笔记,宋先生的传述语气分明,因为乾隆说是“此盖为明珠家作也”,于是朝野翕然从风,此说这才大行于世,尊奉者多。

由于明珠是康熙朝早期的一位力主“撤藩”的宰相级大臣,是后来一场政局变故中的重要人物,又是豪富冠于京师而又大有文化艺术品位的家庭环境[(3)],于是乾隆帝的“明珠说”红学观遂一步步演变成为“纳兰说”(明珠之子)、“康熙朝政局说”,再演变即发展而为“顺治说”“顺、康、雍三朝政治说”,等等。其脉络分明,是可以循按的。

这一脉系,揆之实际,无非是一种揣度、想像、加上附会,内中并无学术实质可言。晚至蔡元培时代,这一派人才将此说装上了“学”的外衣,但同时又受了辛亥革命运动潮流的影响,随即又给《石头记》加上了“反清复明”的“排满”的“思想”内容——因而这小说的著作权也就归属于一位不知何人的“明遗民”了。

乾隆的“索隐”也与“学”无关,他只是为了掩饰这部小说的所暗中涉及的政治涵量,是一种“转移视线”的策略,而他提此说的年代已经是乾隆朝的后期了,即宠臣和绅掌管文化(包括《四库全书》的编印任务)的时候了[(4)],而“自传说”的最早见于文字提出,则比那早得多——为了简便,就不妨只举乾隆十九年(1754)即有“甲戌本”的脂砚斋评语为证,最是明白不过了[(5)]。大约此书在传抄流布时期,八旗世家子弟私相传阅,都知此义,到乾隆三、四十年上富察明义题《红楼梦》诗序称“书中备记风月繁华之威”即是由于曹雪芹的先人曾任江宁织造,此即“自写自家”之义;而后吴云则更为直截了当地一口道破“本事出曹使君家”[(6)]。这种种史迹,十分清楚。

在此以外,另有一批略晚的“评红家”,明白提出了《红楼梦》一书是作者的“自况”“自道生平”[(7)],时间大抵不出嘉、道之际。

以上这些立论者,都不是由“学”而得出的结论:前一类是旗家子弟亲友相知而得悉作者曹家的事迹而递相传述(如裕瑞作《枣窗闲笔》记“前辈姻亲”传述雪芹之事,即其一例),后者则是一种“读书直感”,因为他们都能深深感觉到书中的文心语气,词意情怀,都是作者的“夫子自道”,而非叙写(更非讥骂)别姓别家。他们凭的是灵智所获的强烈鲜明的直感,也不是靠什么“研究”“考证”而达到他们的论断。

清代对《红》书的题咏、随笔、批点、专著,多得不可胜数,但其性质均不外乎随感、议论、欣赏、赞叹,也与学术性研著根本有别,难以牵合。 那么,够得上学术的“红学”毕竟从哪儿才算开始呢?这就不能不明白承认:从胡适作《红楼梦考证》为始。这是事实,对胡氏有何评价意见,都不能否认这一事实。

这样看来,史脉分明,从严格意义上讲,所谓的“旧红学”原来是一个不曾存在的假想名义。红学的实体,确自“五四”期间胡氏肇始。

因为“旧”本不存在,所以“新”之对应称号也就自然成为一个并无实义的假名了。

然而有一件事却也可作为文史谈助:胡适的口述自传,由纽约市立大学历史系唐德刚教授从英语译为中文(已有大陆版),内中就有《新红学的建立》一个专章。观其所述,乃知胡先生自己对此津津乐道,不无得意的心情语味。而更有趣的是:他不介意“新红学”这个名目,还采用了它。这位大学者忘了它已从本来的赞词变成了“批判用语”了,即变成了不敬的贬词了。他也忘了寻思一下那名目从一建立就缺少科学性的毛病了。

(三) “新红学”的“科学性”

胡适先生把自己的红学考证的特色标榜为“科学的方法”,这个标榜后来也曾成为批判的对象的重点之一。胡氏的方法到底科学与否?会有争论,何况“科学”本身也不过是个相对观念与方法,实际上它原本就是在不断发展革新,也永无休止之境(换言之,所谓科学只指明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对客观事物的研索理解的最大程度,并非绝对的止境);但相对于“索隐派”的“方法”而言,我以为称之为“科学的”,那是合理服人的。我们论事不要忘却历史眼光与实事求是态度。

两个例子最能说明问题:一个是鲁迅——他不但是位大作家,更是一位大学者,他是中国人创著本国小说史的第一人,而其论《红楼梦》诸般揣测之说时,独许胡氏“自传说”而不宗蔡氏之索隐论(详见《中国小说史略》第24篇专章)。再一例就是毛泽东,他与鲁迅的见解一致(至少大体一致或基本一致)。此二人皆为中国近百年来所生之上智伟人,他们为什么舍蔡而取胡?这就必然涉及到了“科学方法”的问题了。

比方说,索隐派为了证成其“反满”说,便把小说著作权给了“明遗民”。这科学吗?是之与否,又如何判决?及胡氏从作者家世生平和书之版本入手,搜集可靠文献资料,加以考订,证明了作者是曹雪芹,所著传世只有80回本。后40回本为高鹗、程伟元等人伪续,冒称“全璧”;又考知曹雪芹名zhān@③,祖父寅,江宁织造世家,曾历荣华,雪芹本人应为fǔ@④子,年寿以“四十年华”为基数,而卒于“壬午除夕”,即乾隆二十七年(1763)。[(8)]他又收得了一部乾隆甲戌年(1754)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并且也论及了另一部脂评抄本“庚辰四阅定本”。这么一来,我们一个普通人也就不难推断:庚辰是乾隆二十五年,上面有一条小“附记”说是“乾隆二十一年丙子五月初七日对清。缺中秋诗,俟雪芹”。再看敦诚在次年丁丑寄怀雪芹诗中也正是说:“……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这就完全明确:雪芹直到乾隆丁丑二十二年(1757),还在经营写作之中。那么,清朝正式“定鼎”北京事在1664年,从1664到1757,已经93年,而那“明遗民”既能知亡国之痛而发愤著书,那他应生于明亡之前至少一二十年才行。如此,他必须至少是个寿逾一百三十岁而尚未停笔的“作家”才对。只这一点,就使索隐说失去了基本理据。这一点点道理,今人视之,当然是很简单的了,但在历史的当时,胡氏的考证方法与论据,就要算是科学的,而不容缠夹诡辩。所以鲁迅先生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胡氏考论,而昌言曰:既知雪芹为汉军,则反满之说自不成立矣。[(9)]

做学问应该服善——这善,就是历史时代当时阶段所能达到的科学态度与科学方法。

以上做出肯定,然后才可以再问:这样说来,胡氏红学就都令人满意了吗?

回答不能是一句简单的话,要分几个层次方能评议稍公。  

(四) “新红学”的不足之处

胡氏考证,在当时那种理解认识十分混乱的年代出现,确实贡献巨大,说是具有科学性,不算夸张。但那毕竟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最初的事,回顾起来,当然不无遗憾之点,歉然之怀。

第一,上文已述,胡先生晚年自述平生,对“建立新红学”很觉得意。但揆其实际,这只是一种“马后课”。胡先生当时作考证,只是为了提倡“白话文学”,选出几部小说名著,包括《镜花缘》《醒世姻缘传》,逐一为之“整理”,标榜“新式标点,分段排版”,然后给每部小说都作出一篇考证,冠于卷首,让“亚东”印行。他用力甚勤,多属开创工作,收获丰富,但他正是“一视同仁”,“平均对待”,初无任何特重《红楼》一书之意。这种考证,作者,年代,版本……,乃属于一般性的考据对象的共同内容项目。所以他从来也没有要建立一个“红学”专科学术的动机与观念。

他做了一般性的考订工作,贡献不小,但这儿并没有什么新的思想内涵与学术体系可言。 因此,从严而论,我们称之为“红学”,原是有些张皇其词了,胡先生自己也发生了错觉,以为自己真曾建立了一种新的什么“学”。其实并非如此。

第二,我上文举的那种以考证驳倒“明遗民”的例子,只是一种单层的、直线的逻辑推理而已,这对“有迹”的某些历史事物是可以应用适用而奏效的。但它一不万能,二会导误。考察历史文化的事,只凭一点点那样的推理手段,那是太“危险”了。历史文化不都“有迹”或“具象”,而且总是十分之复杂、曲折、隐讳、重叠、交织,即“文献”有据,也往往真伪相混、是非颠倒。只凭一个单层的、直线的推理,仅在一般事物考证上也是不行的,更不要说涉及“无迹”“非象”的那些方面的历程与关系了。

胡先生除了提出“自叙传”(相对于写别人而言是不错的),对曹雪芹这部书的真涵义真价值,可说一无所论,简单肤浮得令人惊讶——一个真正够得上“学”的专科学术体系,是不会那么空虚浮泛的。

也正因此故,他写了《考证》之后,只由于又得见《庚辰本》而作了一个“补考”而外,再也没有继续为“红学”作什么事情。即就搜求文献文物以及有关的各种形态的史料来说,以他的资望地位,以彼时的北京文化结构未经巨大动乱的有利条件下,他却放弃了努力征集的重要工作(义务、责任),除了收得《甲戌本》与《四松堂集》,就再也不见他关切此事了。

以上情况表明,他原无建“学”之意,当时关涉“白话小说”的任务一完成,就满足而止步了。

第三,对曹雪芹的为人,对《红楼梦》的性质(特点、意旨、蕴涵……),他并未表现出什么探讨兴趣。不妨说,单层次历史考证而外所必需的思力、识力和更高层次的灵智方面的体会寻求,赏音参悟,一概欠缺。而用这种精神态度去对待这一主题,就使得“新红学”非常贫薄,够不上一种高级的文化学术的品位。索隐派人士的不服气,正是与此不无关系。

第四,由于上一点原因,胡先生就连对“版本”的认识也是个模棱两可、自矛攻盾的“实践”者。

比如,他收得了价值极高的、可以代表雪芹真面貌精神的《甲戌本》,然而他对这一珍贵文本却不见发生多大的“整理”流布与深入研究的兴致与愿望,《考证》写毕,即将此珍本束之高阁了。相反,他一直对那部程、高二次篡改歪曲原文最厉害的《程乙本》大加欣赏,为之作序宣扬、排印流布,直至他晚年,仍然未见稍改早先的眼光与心情。

原因何在?我看仍然十分简单:即他对此二本的高下优劣,并不从真伪原篡的原则性大标准去评判,却只从他奉为至高无上的“白话”的尺码去称量。他对他自己的那种“只要是白话就好,越白越高”的主张几乎已有“迷信”的心态。在他看来,中华文学,只要乙比甲更加“白话化”,其他一切不论,肯定乙比甲“好”!

提倡在他的当时后世写文要白话,是可以的,但要用“白话化”来衡量中华历代的文学作品,拿它作为唯一的不可争议的标准,这就违反了历史和科学,说得重一点儿,就走入了魔道——大量令人肉麻的庸俗拙劣的“白话”的得流行与受赞美,皆由这个魔道而致成之。

胡先生说,为什么要推行《程乙本》?因为它“更白话化”了,“描写”也“更细腻了”。

程、高篡改雪芹的手笔风格境界,不但大量语句点金成铁,而且不通雪芹文心匠意,连意思都给改走了样。我在四十年代与胡先生争论,这样的“白话化”与“描写细腻”要不得!不可再为之推波助澜,贻误后来。他不听取。——他的《程乙本》一直流行到解放后1981年,而且是个垄断本。

我不禁深深诧异,这样一位“国学”大师,对文字笔墨的欣赏鉴别能力竟然如此其钝而不明,若非亲历,实难置信。

对以上这些,我起初只以为他是受了“意障”,即“白话障”,简单绝对化的思想方法所致。后来方逐渐明白:问题的根本是他的“西方意识”在指导一切。他是想把中国文化的各方面特点特色都改成西方化——包括语言文字的民族精魂在内!因此,他不尊重雪芹原作的真实,而只是用程高篡本为他的“白话主义”服务而已。

他也不大理会雪芹原著的整体与结构是应当也可以通过研究而得明梗概的(那与伪“全本”120回全然不同),却批评说:“《红楼梦》不是一部好小说,因为连一个PLOT都没有。” 所谓PLOT者,即一个整体情节布局的意思。这正说明了胡先生的文学观念,都是从西方学来的,一点儿也不去考虑雪芹的书有无它自己的中国式PLOT或PLOT以外的特殊规律。

就从这一点来看,事情也很分明:胡氏之于《红楼梦》研究,实未建立一个堪称独立的新创的“学”。

可知世之所谓“新红学”,原是一种夸大了的名目和概念。 在“新红学”项下,必须提到“胡、俞”并列的俞平伯。俞先生是继胡《考》之后立即出版了专著的人,即《红楼梦辨》的作者——“新红学”一名也就是顾颉刚为之作序时提出的。这部书在当时很有贡献,影响也大,对“红学”的发展是有其功绩的。此书基本上是一部版本考订的性质。

可惜的是,他在此书出后的数十年间,却很少有提得起的成就了。今日看来,如可以责贤者以备,不妨指出以下几点——其版本研究上识力受到限制,这有三点可举:

(甲)在《梦辨》中运用了有正戚序本《石头记》,却看不出那是接近雪芹原文的一个宝贵的抄本。而且其中的脂批所透露的原著80回后情节,他也悟不出,而以为那是高续以外的“另一种续书”。

(乙)如谓当时识力难周,那么当他见到胡适所收“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时应该立时晓悟了,可是他一字未之再及,而在为之所作跋语中却只说到脂批只有一点价值,即证明了他在《梦辨》中推测秦可卿应为自缢身亡,是推得不错的。此外也没有任何加以研究的迹象曾显示出来。

(丙)很多年后,在别人的影响之下,他忽然又作了“八十回校本”,而实际只是庚辰、戚序两个主要本的校勘,更费解的是他取了二本之一作为底本之后,又大量依二者之另一本改回——如此乃产生了一大厚册的“校勘记”(学人疑问:既如此大改回,为何不迳取据改之本为底本?)。

以上也可反映出老一辈“新红学”阵营中主角的建“学”的品位大致是怎样的了。

至于俞先生最末期的表现,也很奇特,例如:(一)他自己批评说,早年的“自传说”观点是错了;(二)他最后的留言是:把《红楼梦》分成前80回与后40回是一种“犯罪”——这和他在《梦辨》中的论点也正是针锋相对!

俞先生的不少论点也是这么反反覆覆。他的真正的确切的意见很难捉摸,因此我们评价起来也感到困难。大约他对《红楼梦》的看法上比较明晰的仍然是以下两点——

(一)此小说并非第一流作品,它的声价只是近年来少数人抬捧起来的。

(二)此小说的主旨乃是“情场忏悔”与“色空观念”的虚无思想。 综而观之,俞先生本来比胡先生的“红学”更有学术本质与发展的能量,但仅仅开了一个端,以后的学术性著述没有跟上。这确实是红学史上令人惋惜的现象。

(五) 王国维与陈蜕

王、陈两位都是后来所谓的“评红家”,都在胡氏《考证》之先而撰文申论,其实质也都是较长的“读后感”,有别于真正的学术性研究著述。两家中王氏影响特大,尤以在海外为甚。他们二人都没有做过研究工作,只是读了《红楼》的一些思绪感发,因而也就还不是“红学”的真谛。

王国维先生是大学者,以研究戏曲、词论名重士林。他对《红楼》的作者、版本、时代等等真相一切未曾细究,只以流行坊本(程高120回本)来就事论事,引来西方叔本华的哲学思想以解释这小说的(经过篡改了的)意义,认为是为了寻求解脱人生因有欲而产生的痛苦。其终极是通向佛家的涅磐。

这又是一个引进西方思想而套用在《红楼梦》上的早年的先例。

姑且不说“解脱痛苦”的结论是非短长[(11)],单就这样的评论办法来看,其本身还是感想多于学术,不过拉来一个外国人借题发挥自己的悲剧观。所以我一向认为王先生的《红楼梦评论》虽然名高价重,受人推崇,但在“红学”的严格意义上讲,却不占什么重要位置,无有自己研究的创获可言。这样说,是以学术质素之有无来衡量,不以名望为重轻。(近年所见,有山西大学梁归智教授在他的论著中表示了同样的看法。)

王氏《评论》年代还是清末(1904)。进入民国之初,另有一位重要的“评红”大手笔,即陈蜕庵。他享名殊不逮王静安,实则评红识见高出王氏远甚。他首次提出:曹雪芹的史笔超越盲左腐迁,思想胜过法国卢梭(卢骚),其小说应列于“子部”,即推许为大思想家的一部杰构伟著——并且说雪芹是一位堪称“创教”之人!这种评价与认识,何所未有,可谓石破天惊,骇俗震世之论。我以为陈先生看待《红楼》的眼光思力,突过所有前人,应当在“评红史”上大书一笔。所惜者,他也如同王静安一样,充其量还只能划入“读书感想”的范围,而未能建立成一个独树一帜的学术体系。 王氏评红,在海外盛行,征引、研讨,迄今不衰;而陈氏则门庭身后,寂若寒灰,绝少追怀纪述。这也很使人感慨系之。有幸有不幸,讵不然哉。

但我在此重提王、陈两家,正是为了辨明他们都只属“评”家,而不是“学”(红学)家。这个分际是要弄清的。王、陈都比胡适作考早得多。这儿就可以看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胡氏对蔡派“索隐”作出反响,而不闻其一字曾涉王、陈之论?

我的拙见是,“索隐”说虽非真“学”,尚有一种(非科学的)论析与引证,所以还能以学术讨论对应之商;至于王、陈两家(以及同性类)的感想评论,胡适是不必也没有兴趣去讨究榷的。所以胡氏在众家之中比较说来,是重“学”而不喜“空谈”“高论”。

然而这儿就也显示出另一个问题:胡先生所偏重所“癖好”的还是历史考 据,对于更上层的精神灵智方面的体察领悟,就不是十分措意了——即如雪芹著书毕竟是否在“追忆繁华”之外还有其它哲思感发的心灵层次与境界,看起来他就不怎么有动于衷。因此十分值得认真考虑的陈先生的“子部”与“创教”的高见卓论,也就没有引起他的丝毫注意。

我以为,所谓“胡适考证派”“新红学”的最大不足之处就是仅仅陷(限)于历史考据,而未能向文化高层次的研索方向迈往直前,竿头进步。

这以上,也就都带有红学的悲剧性的“先天色彩”了。

(六) 鲁迅大师

胡氏《考证》(1922)出来以后的形势,很是耐人寻味。在他之先,在四大索隐专著行世:孙渠甫《石头记微言》(1914),蔡元培《石头记索隐》(1916),王梦阮《红楼索隐》,邓狂言《红楼梦释真》;而在他作考之后,又有三大家索隐专著问世: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1927),景梅九《石头记真谛》(1934),湛庐《红楼梦发微》(1948)。这中间,只有一位大学者在高等学府讲演与学术专著中肯定胡考:即鲁迅先生。

但在“批胡”时期,评家们却不揭示历史实情,而把鲁迅说成是与胡考对立的人物。学术史是科学,是不由人随意变改的。只要细读《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四篇《清代人情小说——红楼梦》,就会看出,鲁迅在蔡胡两家之间,作出了毫不含浑的抉择:弃蔡而取胡。并且昌言指明,“自传说”开端最早,而论定却最晚。

应当体会到,鲁迅下了“论定”二字是笔力千钧,他岂是轻言妄断之人?可惜他也难料日后又有卮言日出。 更应着重指出的,是鲁迅并非照抄别人的文字见解,他自己作了更多的探索,而且有超越别人的识见。这才真正够得上是“学”的了。略举几点,以见先生自己的“红学”的精义所在——

(甲)在众说纷纭中,独拨迷雾,大书标目曰“人情”小说,此诚首创而不刊之论,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他是说,所谓政治说、爱情说、刺谤说、性理说、讲《易》说、炼丹说……都是“揣测之言”,皆不足信;雪芹原旨在写“人情”——而不是俗义的“爱情”。人情者,表面似乎接近于今日之所谓“人际关系”,但没有那么世俗味,而特重心灵感情的意蕴。这真是独具慧眼,那些“解脱痛苦”“色空观念”“情场忏悔”等等看法,先生用这一笔就都抹掉了,先生之所谓人情,盖兼包人与人之间同生共处的家庭社会的历史现实关系与作者所感悟倡导的理想关系,并非俗义(“人情世态”,“人情如纸薄”等成语,皆特指不佳不良的单一面)。

(乙)鲁迅原版(《史略》)每章大标题下,列有简明的“内容重点提示”(现今重排本不知何故擅加删免了,甚不可解),在本章题下所列的是:红楼梦——原名石头记——初本及全本。再结合他在正文中以及《中国小说历史的变迁》(中间论及《红楼》的见解,即《史略》本章的初稿性质),即知先生最注重的两大要点是雪芹此书的本名与改名、初本(原本)与“全”本(即程高伪续120回本),而他指的改名也即实指由于程高本改用了此名而大行于世。

(丙)先生凡引小说本文,一律采用《戚本》——即他在那时所能见到的唯一的一部接近“初本”的80回抄本,而(除一处补缺文之外)绝不引用程高篡文。

(丁)于评议各种续书时,特别强调要看它是否“不背原书伏线”。伏线即小说特有的前文暗示与“预言”后文情事的独特手法,这雪芹书中运用得最为丰富奇妙。这也就是现今已经建立的“探佚学”的萌芽思想理据。

综此四端,可见鲁迅对《红楼梦》的识解之高明远过当时流辈,——我素来以为,这才是够得上“学”的学者的真知灼见,亦即方能称为“红学”的早期模范和圭臬。

鲁迅也是个坚决磊落的“自传说”者,除上述学术论著而外,在杂文中他也风趣地写出了这样的话:“贾宝玉的原型是曹雪芹”“曹雪芹整个儿地进了小说”。评家们讳而不言,其实是最能代表先生的风趣的真实见解的“语录”[(12)]。

(七) 艰难的推进

胡适于1922年作《考》,鲁迅于1924年到西安讲学,论及《红楼梦》时,已然是《中国小说史略》第24篇的“成竹”。我上一节综列先生的最重要的“红学”观点,是他治学的一种典范示例,实际上已为所有后来人(先生敬称之为“来哲”)指明的治《红》的正确方向,奠定了几大块康庄大道的铺路基石,悬起了清华朗润的一颗照明宝珠。试看,上举胡、王、俞诸家,谁在辨伪崇真的根本态度与认识上如此明决而略不含糊?先生之治小说,力倡“斥伪返本”“扫荡烟埃”的原则精神,在治《红》上尤其显示得光芒四射! 可是,“红学”的历史命运是悲剧性的。自从先生于1936年去世以后,这种以真“学”为质素的“红学”,竟然毫无发展与进境。

十三个年头岁月过去了,到了新中国成立。这原本该是“鲁迅红学派”正常继承发展的极好的历史条件了,可惜不幸的是学术的事情受到了其它因素的影响——在本文,凡不属真正学术的复杂情状,俱不在阑入之列,无法全避(即与红学史有所关涉而不能不一提及)的略叙数语,亦非本旨,此点读者鉴之。

按诸实际,有以下几点应当有所了解——

(一)充分的迹象表明:毛泽东主席自1953年秋为始,忽然显示出他对《红楼梦》的兴趣与重视,在此后数年间多次谈话中都传出了他讲论“红学”的看法。海内外都认为这是建国后“红学”较之前代更为兴盛的一个原因[(13)]。

(二)与此同时,1954年发起的批俞(发展成为批胡……)运动又给红学研究带来了另一种影响。由于执行奉行者的偏差,学术变成了为某一时期政治需要的口号的机械服务工具。上面传来的一句话,往往即成为“红学论文”的下一个主题。这样的结果是大量的评红论红文章皆由一个既定概念出发而去寻觅“论据”,片面强调某一论点,而并不是从《红楼梦》的客观本体及其特性特点中作具体研析而得到的结论。[(14)]在此情势下,“红学”之“学”的质素成份,当然就越来越微了。

(三)再进一步,就衍变而出现了“阶级斗争红学”。这种论点的书,以化名“洪广思”的《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为之代表[(15)]。这当然就离开学术更远了,今不必多加评论。至于此类的“影射红学”“儒法斗争红学”,等等,相继演出,于是“红学”扫地尽矣。


当政治局面影响学术达到如此地步之时期,想做真实学问的处境是困难万分的,这不待多说自明。但也还有另外的学风问题,加重了这种困境。今亦试举其具有代表性影响的如下——

1.学力欠缺,“功底”太差。这是个近年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虽名家时时不免。例如,解敦诚挽雪芹诗“上旧□”,不知“□”乃郊原之义,迳指为“旧坟”。解永忠读《红楼梦》吊雪芹诗“欲呼才鬼一中之”,不知“中”乃饮酒典故,竟改释为“一申之”;又“都来眉上与心头”,不知“都来”为总括词,此用宋词原句脱化,而误以为是“都浮现在”眉上心头之义。又如解富察·明义题《红》诗,不知“小红”乃唐宋诗人用以代指侍女之泛称,竟以为是指书中的林红玉。又如不知“肮脏”乃刚直不屈之义,竟解为“腌臜”俗世讹变之混义。(肮脏,音kàng zǎng,曹寅诗亦用之。)如此不一而足。甚至连旧时纪岁计年的习俗也不懂,把“阅×年”“越×载”都按“周岁核实”来排年“考证”(实则首尾已见几个纪年干支,便说已阅几岁了)。

所以常常把事情搅得一团混乱。

2.逞臆而言,毫无理据。例如“应付(佛、福)僧”乃清代习用常语,校订者竟妄改为“赴应僧”。曹寅诗中有称为“竹简侄”者,实指安徽贵池同宗曹曰瑛一辈人,竟杜撰称此人名“曹硕”,即“原始作者”“石兄”云云。(按池州曹谱载:宋开宝八年,曹彬至江南,与池州族人相会,叙亲,后命次子曹琮会同撰宗谱十八帙。彬即武惠济阳王,枢密,雪芹之中古始祖也,河北灵寿人。)

3.造假作伪,恶语欺人。这一类略分三种:一是假编“传说”,凡传说者必有一定普遍性即有一方一族之人皆大略知之,世代递述;而假传说则只有其人一个,绝无共晓,而且传者如同“说书”,无穷的“细节”,如他身亲目睹。二是伪造文字史料,如什么“集稿”“纪盛”等等,大致与“传说”有共同点“不伦不类”,而文字则尤为蹩脚(一望可知为民初时期之假“文言”)。三是伪造“文物”,品种不一,而以张家湾“墓石”为其代表(已有知情人在《视角》杂志上揭伪)。

以上三者,谬种流传,一般文化水平不足者为其所欺,辗转引录,流毒极广。然而此种作伪者大抵怕人揭露,凡表疑问者即以下流恶语伤之,态度恶劣。

4.学风与学德。 这儿用“学”字已是十分勉强了,因为我不拟涉及“学”以外的不忍言之事,姑且用之以示范围。

一种学风是自己逞臆妄说,而不许人异议,凡表不同意者,即设词辱詈,群众至谓之为“骂街红学”。一种是巧妙稗贩他人学识,而专门以“反戈一击”为手段,以图贬人扬己,此种例不胜举。一种是“霸势”,企图垄断一切,“人莫予毒”。一种是以“手法”代治学。至于不惜歪曲证据,以利己说。[(16)] …… 由于以上种种不正常的现象,社会群议对“红学界”的印象是并不十分良好的,而其最根本的症结就是号称红“学”而缺少真学的本质。这种以非学充学之名、占学之位的畸形事态,是我国近年来学术领域中值得引起注意反省的一大问题。

(八) “红学”的悲剧性

红学在我国学术史上是一门特殊的学科,它本身独特性甚强,却又很容易被当作一般对象对待。它的文化内涵极丰富,文化品位极崇高,所以需要我国的文学、史学、哲学、美学、科学等多方面的第一流学者通力协作,方能胜任愉快,展现光辉;而那些第一流学者们各有自己的理想事业,如何能以“一部小说”来作为他们的研究目标?于是“红学”遂落于低层次的人士之手。以我自己为例,如果勉强冒称一个“学者”,也不过是在三流的层次,还有一些尚不如我,根本不具备研治此学的条件。以上二端,乃是“红学”悲剧性的最关键的矛盾因素,至少在历史现阶段,其情势实在如是,讳言与美化,是有害无益的。

无视于“红学”之极大独特性而总想把它拉向一般化,最好的例子可举海外的余英时。余教授曾著专文倡言“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与“红学革命”,并以此而名扬寰宇。在他看来,已有的红学一无是处,尤其是考证派已是“山穷水尽”“眼前无路”,故必须“革命”,而他的革命口号却是“回到文学上来”——他认为红学研究只应是一种文艺方面的事,别的都是错了路头的。

这就是我所说的,无视于“红学”的独特性而要把它向“一般化”拉挽。其实余英时倒是个研究文化的高层次的教授(如对胡适的思想有所评论等等),连他都那么看待《红楼梦》,则其他同类论红之人可推而知了(有趣的是余先生1980年国际红学会上的论文却是考证《懋斋诗钞》与雪芹卒年等等)。文学,文学,它是什么?离开特定的文化底基涵蕴、历史环境、作者心灵神智,又能有何等真知约见可以启迪学人呢?长时期评赞《红楼》“艺术”的,仍然离不开“形象塑造”“性格刻画”“心理描写”“口语运用”等等之类,这倒看起来满像“文学”了,难道余教授会满足于这样的“回到文学”而以此排斥其它层面的研究吗?

我所列的第二条悲剧性,一方面与第一条有关联,另方面则是文化学术的普遍水平的事情。前者,至今连这“红学”的特定含义在大教授那儿都扯不清,则势必产生真红学与假红学的混乱。“文学”范围的一般析赏评论不必说了,即如对小说作者的生卒与祖籍来作些考证——这其实也是一般从事文史工作者的起码“基础课”,可是现在这也成了“著名红学家”,可见这一“界”的“家”之滥竽之地步了。

在另方面,百年来此界前贤往哲,留下的真正红学业绩,已如上文如实叙明。这个基础在我们中华的伟大文化传统的辉煌史迹上来衡量(如与经学、史学、文字学、笺注学……等学术成就相比而观),实在不能过份夸扬。百年过去了,如今这一辈的人,又有几个敢与王、蔡、胡、鲁的学力识力相比?由这些愧对前贤的今人来“占领”此一学域,我则感到是一件十分可悲的文化现状[(17)],这该不是错觉与误说吧? 归结一句话:“学”不足而“红”必虚。

(九) 一点展望

红学的正常的健康的发展,取决于学术的质与量的提高,而这种质量的提高又取决于人材的培育与选拔扶持。 曹雪芹原著《红楼梦》本是触及人类灵智才能的高层文化内容的著作(小说体不过是其外衣而已),因此研究它所需人材即非一般所能充数。但现实情况则距此要求甚远。第一,比如目下纷纭争执无休的“热点”之一是曹氏祖籍问题。此在“红学”中已属边缘考证范围,已是最低层次的历史知识的事了,谁知“红学”历经数十年之后,来到今日,却有人在论“红学”文中说出这样的话—— “……其三为北京通县张家湾“曹霑墓石”的发现。关于‘曹霑墓石’,由于专家对其真假执见不一,还引起了一场大的争论,因而也是轰动了海内外的。曹霑墓石之真伪,虽到目前仍有人持怀疑态度,但终究‘石’上有‘曹霑’二字,可留待人们日后慢慢地去辨验。而从去年以来报刊大量刊载的曹雪芹祖籍丰润说,就连曹霑的名字也找不见了。……”[(18)]

有位青年人读了这些话,向我提出疑问,他说:“墓石”为了造假,当然上面要刻“曹霑”之名,否则还成什么“宝物”,又是谁的“墓石”呢?至于祖籍,正因年远,才需考而知之,若那里已写明了二字,还要“考”做什么?况且,力主“辽阳说”的主据《辽东五庆堂曹氏宗谱》里以及辽阳的石碑里,又何尝有“曹霑”二字?这种论辩逻辑,有什么科学性?“红学家”们的这种争论,岂不太可笑?我们读者对此很不理解。——以上的反应,可以代表群众观感和批评。

我听了他的话,不禁深自警醒。“红学”之“学”,目下还只这样子,良可悲也!

第二,培养人材的“教材”之一就是识辨学风的歪正,亦即论证方法的诚伪问题。

在此,也不妨略举小例以见一斑,兼存炯鉴:

(甲)1980年,有人在《红楼梦学刊》第×期发文,引来“明监本”《诗经·小雅·信南山》中有“既霑即足”与“受天之祐”两句,遂谓由此可证曹天祐(佑)即曹霑,亦即曹颙之“遗腹子”,云云。后经研者严中同志亲检“明监本”《诗经》此处,正文虽作“祐”字,而其下原有郑笺,明云: 云皇群君福也。献瓜韭于先祖者,顺孝子之心也,孝子则获福。hù,音户。

这充分说明郑笺古本与所有通行本《诗经》此处一致,皆作“受天之 ”,而“祐”乃误刊字。可见撰文之版本专家特意挖出这个误刊字,以证成其论点,而于“明监本”之郑笺本来明明作“ ”的事实,却一字不提——用此隐瞒手法,轻轻掩盖了版本真相,以误为正,使一般读者于不及细察时受其蒙蔽。

(乙)有人著书,以《辽阳五庆堂曹氏宗谱》为据,排斥丰润祖籍历史事实。但该谱序文明言“于元以前无所考”,而康熙时江宁府志、上元县志皆明载曹寅父玺乃宋武惠王曹彬之后,正与丰润曹氏同祖。该著者无以解此矛盾,避而不言;后来乃又引《五庆谱》藏主曹仪简为证——据云尚有“定陶谱”,于是乃下结论云:雪芹上世乃从江西武阳(即丰润曹之所自迁,等于该著者又默认了此点)迁于山东定陶,又自定陶迁于辽阳,故与丰润无涉,云云。该著者自以为此即自圆其说之主证了。不料后来几位同志采访了曹仪简先生,曹先生之言正与那位著者所引者完全相反——他说:早年所有者,只系定陶一支族人姓名之极简略的小册子,并不是谱;他这曹氏正即由铁岭上世迁至辽阳(按此即“丰润说”所考本由丰润迁至铁岭而后归旗再迁辽阳的),旧时存有铁岭祭祖的日期册子。而那位著者竟然作了完全相反的引证。[(19)] 按该氏此考是他的成名作,全书数十万言只为考此一点,许多人奉为新获与定论。所以当世的“红学”,即其体貌为学术者,亦有真有假,后来学人于此不能识辨,不唯在个别考证的主题上受愚,即整个治学方法态度,亦将蒙受不良影响。

第三,培育后起人材,须依靠全国高教、社科各校各所的共同的广泛的努力和关怀,而不是只靠一个机构、组织、团体的事。须谨防某种形态的垄断与把持,否则将不利于“双百”方针的贯彻——亦即难有独立思考研求的新人出现。[(20)] 若能群策群力,兢兢业业,经营缔造,庶几可望还“红学”以实(学),而不只成为虚名,不致沦为非学术的某些名场利域的附属工具。

从海外情况看,上文已叙及的余英时提出“红学革命”,似乎经历了这么多年也未见实际成效足以开创一个新的红学境界,海内目下纷纭争论的“墓石”真假、祖籍何在、版本先后……等等,这种一度被批为“繁琐考证”的话题,表明“红学”不但并未“革命”,反而是在老路上向后退步。这其中的种种主客观因素有以致之者,也是十分复杂而未便尽言的,兹亦不论,应俟另及。环顾一下,似乎还得推浦安迪教授(Prof.Andrew H.Plaks),他在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系任教,精研中国明清小说,著有《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与红学专著。依我所见,他是一位难逢的扎实而正派的学者,功力深厚,也对中国文化下功夫研求理解,深造有得,又能从叙事美学、接受美学、结构主义分析等角度提出值得重视的创见。我总以为,无论海外海内,多一些这样埋头治学、不务奔竞的真学者,那么“红学界”的情况方能逐步地好转起来。

还有,培育人材与扶持新生事物是密切关联的。目下,有谁想在这方面做些事情,却会引来一片鼓噪之声,并且把这种扶持斥为“学风不正”“受到唾弃”。其思想心态之保守与自封,遂致很少出现真正的学术进展,意欲大家安于“现状”,不必前进,不必学术“双百”,只可一家作主,满足于为一些琐末而争执纠缠,而不悟学术天下之公,不是为哪个个人服务的。新生事物与人材,未必一出来就“完美”“十全”。我们应该持何种对待的态度,却被置而勿论了。这种情况也须有所改变。

以上种种,归结到一句话:“红学”需要的是“学”,而不是别的。只有“学”才能引导“红学”前进,开辟一个新的阶段与局次——这个,不管你叫它是“革命”与否,像余英时所提口号那样,真正问题是要回到学术上来。

近百年来的“红学”底基的学术质素本不十分饱满充足,已如本文粗析;所以在鉴往知来的关节上,只有一条正路,即—— 还“红学”以学。

这学,应是中华文化之学,而不指文学常论,因为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中华大文化的代表著作之一,其范围层次远远超越了文学的区域。

这学,应是科学学术的研究,而不指一般的文史基本知识的考据。

这学,也必然会引发理解认识的“冲突”——思想的,学力的,文化素养的,审美层次的以及人生阅历的种种冲突。

胡风曾在《石头记交响曲》的序跋中将曹雪芹、鲁迅并列。鲁迅在文章中提到《红楼梦》时,称“雪芹”而不加姓氏,又称之为“佳公子”“文字旖旎”,这充分表明鲁迅对雪芹有其深切的文化共识而非一般读者论者可比。最近出版的一本《被亵渎的鲁迅》中,孙郁先生的长序提到了:鲁迅之受到“围剿”,那些攻击他的“文章”的文风(“文革大字报”文风的先驱),“不是个人性的问题,而是一个文化问题。巨人出世,开始往往是不被接受的。孔子,耶稣,生前受的磨难,真是不可胜数。阮籍、嵇康、李贽、曹雪芹等,也是被世俗无法容忍的人物。与上述诸人比,鲁迅似乎没有好到哪里。……”这段话,真是有味乎其言,看似轻轻数语,实则极为痛切!由此可悟,“红学”(即“雪芹学”)之会引发“冲突”,会发生“真学”与“假学”与“无学”“非学”的冲突,自然是不可避免的文化问题,亦即严重的文化冲突问题,而绝不是某个个人性的问题。它本身带着巨大深刻的悲剧质性。

但无论如何,文化问题是需要文化学术解决的,离开文化学术,“红学”本身即不复存在,又何用谈什么“健康发展”与“深入探讨”?因此必须特别强调——还“红学”以学!

这就是回顾百年以来“红学”史迹时所得到的一条经验教训。凡在学术界内而又关注“红学”情况的同仁,都会为此而警醒而激励。               

 乙亥暮春三月写讫于燕京东皋金台北畔

注:

(1)“红学”二字的出处,大家习知,不必再引,其起因是清季士林所重者为“经学”,甲乙二友相遇,辄问近治何经学?答者戏云:我所治者比“经”少了一横三曲,乃“红学”也。此虽戏言,又正可与《都门竹枝词》所谓“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合看,盖彼时虽无“红学”之名,已有“红学”之议,其声价正与《诗》《书》相埒矣。所以玩笑话反映了历史学术意义,这一点才是应当认识的。

(2)“索隐”一名与《史记》即早有《索隐》之作有关,故本指史书有所讳时常出以“曲笔”或避而不书,则需后人为之揭示所隐之史实。中国小说既以“讲史”为本源与大宗,故多亦衍生“索隐”的解说与传述,这原非不好的现象。但亦由小说每有讯贬他人、暴露恶者私秘的实例,甚者沦为对仇怨之家的诬谤辱骂,是以“索隐”遂成为小说的一个如影随形的“附加物”,其来历十分久远深厚。

(3)明珠自解宰相(大学士)职后犹留任内务府大臣二十年之久,可知其与曹家之公私关系向极密切,流传揣测,亦自有由。“明珠家事”说,出乾隆帝,此为宋翔凤所述,最为可靠(见《能静居日记》)。

(4)和绅掌管《四库全书》后期,秘密抽撤毁改史籍之手段渐及于小说戏本,详考可阅拙作《红楼梦“全璧”的背后》(见《献芹集》)。

(5)脂砚斋评点中涉及“自传”性的例证很多,我最早综录集中研论,见于《石头记三真本之脂砚斋评》一文(载《燕京学报》第50期),兹不赘引。

(6)吴云,乾隆时人,非晚清时号“平斋”的吴云,考辨见《红楼梦“全璧”的背后》(《献芹集》)。

(7)参阅拙著《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上编第四章《自况说》。

(8)此即所谓:“壬午说”。依据为脂批有“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之语,见“甲戌本”首回。其后乃有“癸未说”,依据为《懋斋诗钞》中癸未春日诗犹有柬邀雪芹赏花饮酒的五言律(此诗集乃依作年顺次写录的原貌,与后人为之编次的“编年体”或有误编者不可相提并论。且经细考,癸未一年之诗,内容皆与其它史迹合符)。争论是:一方认为脂砚不会误记,一方则认为:脂批此条在雪芹亡后甚久,误记干支之例,古今正复不少,此为单文孤证,非绝对之“信史”、“癸未说”则是综合考订。胡氏初亦信服“癸未说”,但后来惑于“非编年”之言,又“退回”壬午了。

(9)鲁迅所谓“汉军”,语意只在指出雪芹是隶旗籍之人。“汉军”本义是“汉军旗”,即满洲、蒙古、汉军三大旗之区别。泛义、俗称则凡汉族人入旗者皆谓之“汉军”。内务府旗内多汉人(清时只称“汉姓人”,不能迳称“汉人”),但制度上隶于满洲旗。二者绝不相混。但至清末,已不明本义,虽满洲宗室,亦混称不知审辨矣。故鲁迅此处乃堕当时泛称而用之,不必以辞害义。

(10)1948年我曾与胡适先生通讯争议版本,并有文稿请他阅看,他将其中一页用紫色笔打了通页的大“叉”,二人意见相左。我因发奋自作汇校本。至70年代中,我见普及流行的“权威”本仍是“程乙本”,遂向当时的中央反映,建议另出一部较好的本子。由此,成立了“红楼梦校勘小组”,后并升格为红楼梦研究所,主其事者是冯其庸。其后方出版了1982版的新校本(人民文学出版社)。附带说明:我与该所并无工作关系,校订亦无缘参加,所有事务亦未预闻。外间仍有以为我是该所人员者,实际各项顾问,皆是“挂名”性质。

(11)钱钟书《谈艺录》中有论及王国维引用叔本华之意见,可供参看。

(12)参阅拙著《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上编第二章。

(13)1986—1987在美国访问时,常遇外国人问我研究红学是否受了毛泽东的影响?我答:不是,我开始研《红》比大家知道他常谈及《红楼梦》要早得多。

(14)“阶级斗争红学”的代表作是1976年版,署名“洪广思”,实为北京香山弘光寺的化音,因当时的一个撰写小组设在那里。

(15)这种伪“文物”,有时把某些识力不高者弄得颠三倒四,例如有一书箱上有“诗”(其实不成诗)言及“玄羊”,解为“癸未”(卒年),于是有人赞为“二百年来最重要的发现”:及“墓石”出,上有“壬午”二字,于是那位赞者又自动撤销主张“癸未”而改信“壬午”了,且力言此石为“真”云云。

(16)全国适合于致力“红学”研究的人材不是缺乏,但都不愿意隶属于某种组织形式,他们却有很高的学力识力。如王湘浩,乃闻名海内外的数学家,研究“探佚学”,著有《红楼梦新探》(1993,吉林大学出版社),即是一例。此外隐而不显者尚多。

(17)引自贵州《红楼》1995第一期《红学两支谁当强》。

(18)详见《文艺报》1995.3.11《曹雪芹祖籍“辽阳说”中的一个疑点》一文。

(19)请参阅贵州《红楼》1995第一期《为了“红学”的健康发展——〈红楼梦〉研究领域展开深入探讨》一文,其中所引用的、撰文者自己的各种用语(如“唾弃”“日子不好过”……等等之类)皆已远非学术论文中所应触及的,而现时竟公然风行了,此即以谩骂代替学术的典型反面例证。

(20)如吴宓先生是讲“红学”时不能不提及的一位重要论家,他首先提出雪芹的小说与别家小说不同之点,前者的特点是以诗人之价值观来看待人生的。但我觉得仍然只能列入鉴赏评论家,而尚非学术研究者。此议不知当否?吴先生以诗人型的人来观照雪芹的一切,所以毕竟与世俗之人有其根本差别,这则是不必置疑的。

〔作者附记〕

 对于自传说,海外最新研究成果可举加artim W.Huamg所著新书《Literati and Self-Repnesemtatian》(文人与自况),副题义为“十八世纪中国小说之自传敏感性”,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印行(1995)。可供参考借鉴。我自己力主自传说者,非谓雪芹只为写一“小我”,相反,他正是通过自叙为线索而抒写其“千红一哭,万艳同悲”之大旨,故对“自传”一义,必须善体而正解。                       

【原载】 《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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