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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秘可揭,无谜可猜——从红学热卖品“秦学”看索隐回头路走不通

作者:蔡义江  收录时间:2006-12-01

 
    文学游戏是有的,如诗中的回文诗、藏头诗、禽言诗、药名诗、谜语诗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带有游戏的性质,写得再好也只是巧妙的文字游戏,不可能是上乘的诗;因为两者的追求目的和思维方式完全不同。诗短小,尚可作此类文字游戏,长篇小说故事情节必须有合乎情理的发展逻辑,人物形象必须有来自现实生活的个性和真实感;它除了能用诗词、对话对小说中的人物命运作谶语外,无法在整体上做文字游戏,这难道还用得着证明吗?

    《红楼梦》开卷交待此书的由来,即提出了真与假的问题。如作者自拟首回回目,用“甄士隐”“贾雨村”二人名,其意图据脂砚斋从作者那里听到的,是为谐音“真事隐去,假语存焉”。(脂砚斋将“存焉”二字错听成“村言”了,先写入《凡例》,后被移作首回回前评,又被过录者讹作正文开头,阴差阳错,“假语村言”这一不能组合成语的词,也被后四十回续书接受,便一直讹传至今。)此外,雪芹自题一绝以及太虚幻境中的对联等都反复强调真与假。那么,“假”是谜面,“真”是谜底,将作者“隐”去的真事探“索”一下,有什么不对、为什么就“走不通”呢?

    我又怀疑这位小说家是自己在写小说,与《红楼梦》是一点关系也没有的。谁在《红楼梦》中读到过一个字是写贾珍与秦氏爱情的,且不说真诚不真诚;谁又读到过一个字是写秦氏不爱丈夫而爱公公呢?真是匪夷所思!我不知道小说家对贾珍、贾蓉父子串通一气,玩弄尤氏姊妹的“聚麀”丑行,又该说什么。他还说曹雪芹对贾珍与秦氏之间的乱伦私通“有一定的同情乃至于赞赏在里面”。天哪,还是发发慈悲,饶了曹雪芹吧! 90 关于脂砚斋是男是女以及他与畸笏叟是同一个人还是两个人的问题。目前,学术界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脂砚斋与畸笏叟不是同一个人。而吴世昌先生和周汝昌先生却力主“一人说”。吴世昌先生认为,脂砚斋和畸笏叟是同一个人,其真实身份是曹雪芹的叔父曹硕。周汝昌先生的观点则更为奇特,他不仅认为脂砚斋是女性,是小说中史湘云的原型,亦即曹雪芹的续弦妻子,而且还认为脂砚斋和畸笏叟是同一个人。

    对此,俞平伯先生在《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一书的《引言》中曾反驳说:脂砚斋与畸笏叟,“他两个究竟是什么人,异说纷纭。脂砚斋有说雪芹的叔叔;有说为同族亲属嫡堂兄弟,后又改说为曹雪芹;更有人说即书中人史湘云。畸笏有人疑为即脂砚的另一个新别号。畸笏亦作畸笏叟,脂砚斋既为史湘云了,如何又是畸笏叟呢?史湘云自称‘叟’吗?这非常奇怪的”。在这个问题上,刘心武先生几乎全盘接受了周汝昌先生的观点,不仅把许多应该归属于畸笏叟的评语,全部说成了脂砚斋的批语,动辄便说脂砚斋如何如何,而且还说,脂砚斋自称“老朽”,是“因为这个时间,他们十年辛苦不寻常,年纪也都大了,所以那个时候脂砚斋可能和曹雪芹一起来很辛苦搞这个书,经过十年了,她就说自己‘老朽’,也有幽默的意思”。这话说得太过勉强!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自称“朽物”、“老朽”,居然还“有幽默的意思”,那么自称“叟”,也就是俗语所说的“老头子”,难道也“有幽默的意思”?

    为了证明脂砚斋就是女性,就是曹雪芹的妻子,刘心武先生在解释“脂砚先生恨几多”这句诗中的“先生”一词时还说:“在过去,女性称先生是很正常的,一个是自嘲,一个有时候是为了不暴露自己的性别,更有时候是为了互相尊重。比如说,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女作家在世的时候,我经常去拜访她,就是冰心,我称冰心就是称她冰心先生,我不称女士的,这个是很自然的。对一个女士称先生,这不意味着她就是一个男性。”这话也说得十分勉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人们对于一些德高望重的知识女性,确实是以“先生”相称的。但在曹雪芹的那个时代,恐怕女性还没有这种“荣耀”。退一步说,就算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为了“幽默”或“自嘲”,可以称“叟”称“老朽”称“先生”,那么就在刘心武先生屡屡引用的这条批语中,还有“因命芹溪删去”一语。倘若脂砚斋果真是曹雪芹的妻子,作为那个时代的一个有教养的妇女,可能“命令”自己的丈夫干什么事吗?

    实际上,“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朽因有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件,嫡是安富尊荣坐享人能想得到处。其事虽未漏,其言其意则令人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删去”这条批语,应该出自畸笏叟之手。目前,学术界虽然也未弄清楚畸笏叟的真实身份,但一般认为,在批语中称“畸笏”、“畸笏老人”、“老朽”、“朽物”等化名的,都是畸笏叟。从他的批语的语气来看,他不仅与曹雪芹关系密切,而且还应该是曹雪芹的长辈。 其次,与以上问题相联系,现存《红楼梦》早期抄本上的评语,其作者的成份十分复杂。除脂砚斋、畸笏叟这两大评家外,署名者尚有棠村、梅溪、松斋、立松轩、玉蓝坡、绮园、鉴堂、左棉痴道人等。一般认为,绮园、鉴堂、左棉痴道人这三个人,明显属于较晚的评者;立松轩和玉蓝坡,虽然与曹雪芹同时或稍后一些,但他们却与曹雪芹并无任何关系;脂砚斋、畸笏叟、棠村、梅溪、松斋五人,则都是曹雪芹的至亲好友。甚至一些评语的作者,他们之间竟互不相识。如第十四回针对“凤姐即命彩明钉造簿册”一语,甲戌本、庚辰本均有眉批云:“宁府如此大家,阿凤如此身分,岂有使贴身丫头与家里男人答话交事之理?此作者忽略之处。”针对这条批语,庚辰本又有眉批云:“彩明系未冠小童,阿凤便于出入使令者。老兄并未前后看明,是男是女,乱加批驳,可笑。”再如第三回写黛玉到王夫人处拜访时,甲戌本有侧批云:“此不过略述荣府家常之礼数,特使黛玉一识阶级座次耳,余则繁。”而针对这条批语,却另有侧批云:“写黛玉心到眼到,伧夫但云为贾府叙坐位,岂不可笑?”等等。因此,在使用这些批语时,必须谨慎小心。但刘心武先生不仅把脂砚斋与畸笏叟当成了同一个人,而且不管什么人的批语,只要对自己有利,便不加鉴别地随便使用

    那么,警幻仙姑又是什么人呢?小说中也写得非常清楚:她是“司人间之风情月债,掌尘世之女怨男痴”的神仙。不仅能在梦境中招待贾宝玉,而且还能见到宁、荣二公的阴灵。在刘心武先生有关《红楼梦》的系列著作中,不但没有否定警幻仙姑是个神仙,而且还说得十分肯定:“有关警幻仙姑的文字我在这儿不细重复,你自己可以回去翻来看,这不但是一个仙界的人物,而且警幻仙姑和宁国府、荣国府还有很深的关系,不是和现在活着的人有关系,人家是和两府的老祖宗有关系。”如此一来,问题就凸现出来了:若认定警幻仙姑是神仙,那么她的妹妹可卿也应该是神仙;若说秦可卿是公主,那么她的姐姐警幻仙姑也必然是公主。若说警幻仙姑是公主,可她怎么能跟宁、荣二公的阴灵相会?这岂不是活见鬼了?若说秦可卿是神仙?那她为什么还会自杀?神仙不都是长生不老的吗?秦可卿既是神仙警幻仙姑的妹妹,她理所当然也就是神仙了。一个神仙,其身份岂止“高于贾府”?而且还远远高于皇帝呢!

    既如此,刘心武先生要寻找所谓秦可卿的“原型”,就应该首先到太虚幻境中去找,而不“应该到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皇族里面去寻觅”。刘心武先生在认定了警幻仙姑与秦可卿的姐妹关系后,却又在没有论证警幻仙姑究竟是不是公主的前提下,一再强调秦可卿是废太子允礽的女儿、弘皙的妹妹。如此顾此失彼,又怎能自圆其说呢? 刘心武先生一方面对幻境和现实缠夹不清,一方面却又为了论证秦可卿出身于皇族,结果就把她的神仙姐姐警幻仙姑弃而不论,而一味猜索论证了下去。那么,他对秦可卿出身的论证是否合理呢?我们的回答是,依然破绽百出,“无立足境”!下面略举数例,以见余言之不诬。

    张友士能有什么事? 与对秦可卿这一人物形象的解读相联系,刘心武先生在其系列著作中,又对“太医”张友士这个人物形象,以及他所开的药方,进行了一番牵强附会的索解。此处再就这一问题,与刘心武先生进行商榷。 刘心武先生说:“《红楼梦》的人名都是采取谐音、暗喻的命名方式,有时候一个人的名字就谐一个意思,有时候是几个人的名字合起来谐一个意思,‘张友士’显然他谐的是‘有事’这两个字的音。”在此,刘心武先生起码犯了两个错误。首先,《红楼梦》中有一些人的名字,确实是采取了谐音、暗喻的命名方式,但却不能说“都是”如此。其中塑造了数百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难道每个人的命名方式“都是采取谐音、暗喻的命名方式”?刘心武先生未免说得太绝对了!当然,刘心武先生也可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有时又特别强调说:“注意,我说的是里面众多的人物,不是说所有的人物。”然而,在这里,却是确确实实地使用了“都是”一词;其次,将“张友士”的“友士”解作“有事”,那么“张”字又该作何解释?利用这种谐音、拆字的方法来肢解《红楼梦》,是红学索隐派的惯伎。按照这种方法,刘心武先生既可把“友士”解作“有事”,那么我们是否也可把“友士”解作“尤氏”,然后再按照索隐派的论证方式,认定张友士到宁国府来,是与贾珍的媳妇尤氏有什么事呢?

    今年六月十四日,为欢送梅节夫妇回香港,黄叶村“村长”李明新组织了一次郊游活动,游览二百几十年前张宜泉曾登山夜宿过的位于北京西郊的天台山(又名天泰山)魔王寺(正名慈善寺)①。我欣然前往,同行者吕启祥、杜春耕、张书才、陈熙中、张俊、任晓辉、樊志宾等十数人。茶话间,一位学友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楼中饮兴因明月,
    江上诗情为晚霞。
    〔注〕太子胤礽留下一联,见王士禛《居易录》。

  对联诗句十分眼熟,但王渔洋的《居易录》我没有读过啊,这是怎么回事呢?那位学友告诉我说:一位小说家作了一次红学讲座,以为解读《红楼梦》应从秦可卿入手,因为据说秦可卿的原型是清康熙帝的废太子胤礽的私生女。小说家举证说,林黛玉初到荣国府所见荣禧堂上的对联:
    座上珠玑昭日月,
    堂前黼黻焕烟霞。

  就是从胤礽所留下的这一联来的。在新出版的《新解红楼梦(续)》一书中可以查到。

我比较两副对联,觉得一点也不像,说小说所写与胤礽有什么关系,更不可信。回来一查看,书中果然有,而且说得相当自信。如说:

  林黛玉进了荣国府后到了正房,通过林黛玉的眼睛就看见了一幅匾和一个对联,很多人就一读而过,不去认真思考,其实都很重要。

    其重要性就是那位小说家首次发现的,所以他又说:

    荣禧堂的事件原型就是萱瑞堂。②……林黛玉又看见一副对联。……写的是“座上珠玑昭日月,堂前黼黻焕烟霞”。这应该是很平常的一副对联。但现在我查到了一个史料,这个是以前没有人说出来的,我第一个提出来。我告诉周汝昌先生以后他很高兴,他跟我有很多通信讨论这个问题。

    使小说家兴奋不已的“史料”,其实只不过是一个误会。小说家说:

    康熙从小培养他……让他学诗词歌赋,让他对对子。太子留下一副对联很有名,在康熙朝一位大儒王士禛所留下的《居易录》这本书里就有记载。这副对子是这样的“楼中饮兴因明月,江上诗情为晚霞”。请注意他的平仄,请注意这副对联的最后一个字,上联最后是“月”字,下联最后是“霞”字。林黛玉在荣国府正堂所见的对联,上联最后是“月”字,下联最后是“霞”字。这不是偶然的,这个对联的事件原型就是胤礽的这副对联。③

    胤礽的文字我从未入目过,怎么“楼中饮兴”一联会如此眼熟呢?于是我又去翻书。很幸运,翻到了,原来是中唐杰出诗人刘禹锡的诗,全诗如下:

    送蕲州李郎中赴任

  楚关蕲水路非赊,东望云山日夕佳。
  薤叶照人呈夏簟,松花满盌试新茶。
  楼中饮兴因明月,江上诗情为晚霞。
  北地交亲长引领,早将玄鬓到京华。④

    王渔洋将唐诗当成本朝诗,说得有鼻子有眼的,闹出了笑话。不知是他叙述不清呢,还是好事,又犯糊涂,瞎说一气。清代名人中犯此类糊涂者多多,比如袁枚,他侃《红楼》,将林黛玉说成“女校书”(妓女);将自己购得的随园(原称“隋园)的前主人隋赫德(雍正六年,曹頫获罪抄没,他接任江宁织造,获赐曹家产业)说成是康熙时的织造;袁枚比曹雪芹还大几岁,却说“雪芹者,曹练(“楝”之误)亭织造之嗣君(误孙为儿,后来俞樾也跟着犯错)也,相隔已百年矣!”⑤你说可笑不可笑!还有人将乾隆时张宜泉的《春柳堂诗稿》归到道光时“兴廉,字宜泉”者的名下,致使一些研究者以为在北京西郊某山村,前后曾居住过两位同姓、同名、同字号、同专长习好、同英年早逝的曹雪芹。⑥

  现在,我们退一步说,假设“楼中饮兴”一联不出自刘梦得而真是胤礽所拟,那么,它有没有可能是小说中荣禧堂对联的原型呢?

    也绝无可能。因为既是“原型”,总得在诗意构思上有某些相似。可是,误归太子一联说的是江上楼头风景极佳,能助酒兴,添诗情;小说中的一联说的是来荣国府者,尽是达官贵人,其佩饰袍服珠光炫耀,五色映辉。前者“明月”“晚霞”是实景,后者“日月”“烟霞”是虚喻;两联风马牛不相涉,怎么能是“原型”呢?

    小说家说:“请注意他的平仄。”这话令人费解。是否“原型”还跟平仄有什么关系?对联的“平仄”不是平起,就是仄起,“楼中饮兴”是“平平仄仄”,是平起;“座上珠玑”是“仄仄平平”,是仄起,两者是不一样的,刚好相反。所有对联,非此即彼,即使一样了,又能证明什么呢?看来,这位小说家大概不懂得平仄,有一点可以证明,在他的讲演稿文章中,将李白诗句“双悬日月照乾坤”错引作“日月双悬照乾坤”⑦,这本是细节,毋须挑剔,但恰恰可以说明小说家并不懂律句的平仄,否则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口误或笔误的。

    小说家还说:“请注意这副对联的最后一个字,上联最后是‘月’字,下联最后是‘霞’字。林黛玉在荣国府正堂所看见的对联,上联最后是‘月’字,下联最后是‘霞’字。这不是偶然的。”

    律诗对仗,上句仄结,下句平结,更毋须“注意”,因为那是不可更改的定例,凡对联都如此。能与“月”字对的,“霞”是常用字之一,例子多多。如初唐诗人王绩《赠学仙者》诗:“玉壶横日月,金阙断烟霞。”后四字全同;王维《奉和圣制幸玉真公主山庄……应制》诗:“洞中开日月,窗里发云霞。”后三字同。七言如晚唐陆龟蒙《禇家林亭》诗:“孤岛待寒凝片月,远山终日送馀霞。”与荣禧堂一联同为仄起;还有元诗人陈樵《山房》诗:“门外树身无岁月,山中人语带烟霞。”不但也是仄起,且结尾相同的字有三个,即“月”与“烟霞”。如果都要附会起来,什么结论得不出来?

    我们再退一步来说,如果被误传为胤礽所拟的那副对联确是小说中荣禧堂对联的“原型”,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后者是从前者化出来的,那么,是否能证明小说故事情节与那位废太子有某种关系呢?

    不能,这完全是两码事。作诗拟对,套用前人诗句,“只要套得妙”,本无不可。小说中已有表述。曹雪芹擅长作诗拟对,所以小说中仿古而自拟的对联常有,如秦可卿卧房中“嫩寒锁梦因春冷”一联,仿古自拟,假托是秦太虚之作;探春房中“烟霞闲骨格”一联,也仿古自拟,假托出之于颜真卿之手,却很难找到有套前人现成诗句的。后来续四十回的人没有这个本领,动辄拼凑前人之句不说,还把唐诗人崔颢诗句“绿窗明月在,青史古人空”原封不动搬来,充作林黛玉所书。⑧所有这些,至多能说明小说作者文学修养的高下优劣,却与影射其所套用之作的本事,一点也扯不上关系。

  至此,应该说明一下,为什么我要反复证明这两副对联之间的联系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这是被“解读《红楼梦》应从秦可卿入手”的立说者视之为“史料”的证据,是其自诩为“秦学”立论的重要支柱。其它还有种种所谓的证据和理由,更全是牵强附会、捕风捉影的话。

    本来嘛,这只是回头走在一条自红学产生之初,就出现的索隐派老路,而这条路已被红学发展的历史证明是走不通的。

  为什么说索隐之路是走不通的呢?

  因为《红楼梦》并不是一部影射某人某事的书,并不是暗藏有与它表现出来的人与事截然不同的谜底的谜。它没有什么“密码”,是不能用“破译”或“揭秘”的方法来弄清小说所写的究竟是什么的。如果《红楼梦》是藏有意外谜底的谜语,那么,它至多只能算作由奇思妙想制成的游戏,而非伟大的文学作品。

文学游戏是有的,如诗中的回文诗、藏头诗、禽言诗、药名诗、谜语诗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带有游戏的性质,写得再好也只是巧妙的文字游戏,不可能是上乘的诗;因为两者的追求目的和思维方式完全不同。诗短小,尚可作此类文字游戏,长篇小说故事情节必须有合乎情理的发展逻辑,人物形象必须有来自现实生活的个性和真实感;它除了能用诗词、对话对小说中的人物命运作谶语外,无法在整体上做文字游戏,这难道还用得着证明吗?

    《红楼梦》开卷交待此书的由来,即提出了真与假的问题。如作者自拟首回回目,用“甄士隐”“贾雨村”二人名,其意图据脂砚斋从作者那里听到的,是为谐音“真事隐去,假语存焉”。(脂砚斋将“存焉”二字错听成“村言”了,先写入《凡例》,后被移作首回回前评,又被过录者讹作正文开头,阴差阳错,“假语村言”这一不能组合成语的词,也被后四十回续书接受,便一直讹传至今。)此外,雪芹自题一绝以及太虚幻境中的对联等都反复强调真与假。那么,“假”是谜面,“真”是谜底,将作者“隐”去的真事探“索”一下,有什么不对、为什么就“走不通”呢?

    本文作者:北京市东皇城根南街84号,邮编:100006

〔附记〕我于2005年6月14日晚查出所谓胤礽一联,乃出自刘禹锡诗,当即电话告知多方,消息传得很快。小说家已风闻,但没有勇气认错,仍设词强辩,说两者是“不谋而合”。我想,这也是他的自由。


转自《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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