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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钗黛形象的B面

作者:郑磊  收录时间:2006-11-25

 
    第一章:“理想”与“世俗”:钗黛性格的B面

    题曰:

    双美争妍二百春,再笔情缘话浅深。
    蘅芷清芬谁堪识?洞天别有烈性真。

    凡认真读过《红楼梦》的人,都一定会感到,这是一部博大精深又纷繁复杂,很难用一句话两句话可以说说清的奇书。书中有太多的未解之谜,尚等待着人们去挖掘、探索,更有许多相关的疑问,一经提出,便往往会在读者群中引发长久的争议。小说中的钗黛问题,无疑就是这样一种最富于争议性的话题之一。宝钗与黛玉,这两位女主角,究竟孰优?孰劣?哪一位才是宝玉合适的妻子?自《红楼梦》面世以来,人们一直为此争执不休。据说,历史上的“拥林派”和“拥薛派”,甚至可以因此闹到“一言不合,遂相龃龉,几挥老拳”,以至于“誓不共谈红楼”的程度(见邹弢《三借庐笔谈》)。如此的争论,可谓激烈之至矣。然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却可能同时为论辩的双方都不曾注意到。什么现象?“拥林”与“拥薛”的双方,虽然表面上争得你死我活,誓不两立,但其内心深处却又都默认一种完全相同的思维习惯和心理定势。——两百多年来,人们总是习惯性地将所谓“理性的、功利的、世俗的、有心计的”这一面,判定给宝钗;将所谓“感情的、艺术的、个性的、任情任性的”这一面,判定给黛玉。然后,再就这种两极化分派的结果,进行褒林贬薛或者褒薛贬林的评述。却很少有人反过来想一想这种判定本身是否存在问题,想一想宝钗是否也具有“感情的、艺术的、个性的、任情任性的”一面,黛玉是否也具有“理性的、功利的、世俗的、有心计的”一面!“拥林派”固然利用这种片面的分派,大做文章,一方面盛赞黛玉的“纯洁”、“孤高”、“叛逆”,一方面将宝钗指责成所谓的“乡愿”、“巧伪人”和“城府甚深”的“阴谋家”。而“拥薛派”虽然极不赞成这种荒诞无稽的指责,却也基本上是站在肯定社会功利的立场上,来为宝钗辩护的。——也没有对这种分派本身提出疑义。长此以往,久而久之,早期的习惯和定见,变成了后期的迷信和偏见,乃至人们一提到宝钗,便仿佛无处不是谋略与功利;一提到黛玉,便仿佛无处不是感情与眼泪。于是,有“聪明”的读者喊出了这样一句有名的口号:“注重现实生活的人们,你们去喜欢薛宝钗吧!倾向性灵生活的人们,你们去爱慕林黛玉吧!”(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一位曾经在电视剧《红楼梦》中饰演过林黛玉的女演员,更是代许多人说出了他们心目中对于钗、黛的主观印象。她说:“黛玉是一种理想层面的人物,她的本质是和自然的东西对话;宝钗却是一个世俗的美女,她距离更高的那一层境界还差的很远。”(见《陈晓旭北师大访谈录》2001年3月19日)这样的说法,自然是极大地迎合了世人,尤其是那些“拥林派”读者的看法。可事实果真如此吗?原著中的宝钗与黛玉真的像这些人描述的那样,是一个“世俗”、一个“理想”这么简单么?近年来,随着传统红学的日趋没落和若干新的研究方法的出现,一些年轻的学人开始小心翼翼地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有人说:“林黛玉与宝玉的爱情并非纯精神的,也包含着物欲的那一面,并且具有很强的世俗性。她对贾府和宝玉未来的关注,她的一首诗《杏帘在望》是最好的注脚。”(梅玫、阎大卫《林黛玉真实的人性品格》,原载《求是学刊》2002年第2期。)有人则指出:“以前将薛宝钗的一举一动都视为企图夺爱于黛玉的阴谋,这种看法完全是错误的。……其实,和黛玉相比,宝钗对于宝玉的爱慕,倒反而有更多的非世俗的、理想主义的成份。”(钟长鸣《红楼五日谈》,原载于《北国之春》2003年第10期。)新说甫现,一时间争议再起。但与以往不同,此次争论却并没有仅仅停留于“拥林”或“拥薛”之上,而是直接指向了原先那种两极化的分派本身。于是,我们看到,昔日那些似成定论,从未被人触动过的种种说法,也就不能不在新的反思面前,渐渐变得苍白、模糊了起来……

    其实,在笔者看来,所谓“理想”与“世俗”也好,“感情”与“理性”也好,“性灵”与“功利”也好,任何一种试图以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来概括钗黛形象之内涵的做法,都难逃削足适履之嫌。人们读《红楼梦》,总喜欢从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线性思维出发,将书中的人物脸谱化、概型化。殊不知,小说里的钗、黛均如同那件“两面皆可照人”的“风月宝鉴”,其性格都有着截然不同的A、B两面!什么是“A面”?我们在《弁言》中已经说过,“A面”就是人人皆见、人人皆知的这一面。虽然是人人皆见、人人皆知,却不免流于浅表,未必能反映出人物性格中更为真实的东西。又,什么是“B面”?也如我们在前面所说,“B面”就是鲜为人知、被人忽略了的这一面。虽然其相对隐蔽,不易察觉,但可能才真正反映出了人物内心深处,更核心、更本质的内涵。“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的写人,充满了老庄的辩证色彩。这种情形,显然是很难用简单的概念去指代人物的真性的。当然了,如果一定要用“理想”与“世俗”这样的词汇,来描述、界定钗、黛的话,我们只能说,宝钗、黛玉皆兼具“理想”与“世俗”两方面的特性,每一位身上都包含了“人性最基本的‘吊诡’(悖论)”(王蒙语)。而更确切地讲,宝钗实际上是“世俗世界”中的“理想主义者”,黛玉实际上是“理想世界”中的“世俗主义”者。在《红楼梦》中,黛玉是身处“世外”,却心向“世内”;宝钗是身处“世内”,却心向“世外”!为什么是这样的结论呢?接下来,就让我们顺着“理想”与“世俗”这两条线索,深入到小说的“反面”、“背面”,对钗、黛的思想本质、心理性格作一番详尽的剖析。

    先说黛玉,她的实际情形,就与许多人的想象大不相同。在一般人的眼中,黛玉大约是一个“极清高”、“极不善于处世”的女孩,不比宝钗“老于世故”、“八面玲珑”。不错,从表面上看,黛玉的为人处世,也确实不及宝钗那样圆熟练达。但如果你肯于沉下心来,细细观察的话,事情就会出现一种微妙的变化。——事实上,黛玉对于世俗利益及地位、声望的关注和向往,却又是远在于宝钗之上的!换句话说,黛玉只是在“入世”的客观能力上输给了宝钗;但在追求世俗名利的主观意愿方面,却又远远地强过于她!何以见得?小说第7回,“周妇送宫花”一事中,黛玉的表现,即为明证。此一回,小说交    代,“周瑞家的”应薛姨妈之请,挨个给众位姑娘送去宫样的纱花。在别的姐妹处,都无甚余话,唯独到了黛玉这里,不想却发生了意外的波折。作者这样写道:

    谁知此时黛玉不在自己房中,却在宝玉房中大家解九连环顽呢。周瑞家的进来笑道:“林姑娘,姨太太着我送花儿与姑娘带。”宝玉听说,便先问:“什么花儿?拿来给我。”一面早伸手接过来了。开匣看时,原来是宫制堆纱新巧的假花儿。黛玉只就宝玉手中看了一看,便问道:“还是单送我一人的,还是别的姑娘们都有呢?”周瑞家的道:“各位都有了,这两枝是姑娘的了。”黛玉冷笑道:“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周瑞家的听了,一声儿不言语。(第7回)

    ——“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读者请看,仅仅是是一个送花顺序的问题,就让黛玉把它与自己在贾府中的地位高下联系了起来!试想,黛玉若不是十分在意于她在现实社会中的名利得失的话,又何至于过激如此?自然了,“拥林派”的论者一定会站出来,拿“清高”、“自尊心强”等词汇,来为黛玉辩护。更有甚者,有人则干脆曲为解释,把黛玉这种表现说成是“她用‘比刀子还利害’的话语,投向庸俗与虚伪”(见上海古籍出版社《红楼梦鉴赏辞典》“人物形象”部分/章培恒、陈建华/文)。但问题是,此时“周瑞家的”应薛姨妈之请,好心好意地为众小姐送宫花,这样的行为,又有哪一点“庸俗”,哪一点“虚伪”呢?如此的举动又是否真的伤害了黛玉的“尊严”呢?到底是别人“庸俗”、“虚伪”,还是黛玉自己的一颗名利之心太过于强烈?至少,后者的因素绝不会小于前者。黛玉如果不是汲汲于世俗的等级、位秩,她也就根本不会在两只小小的宫花之上,再生出什么别的轩轾来了。

    黛玉是个薄命的女孩,诚如她自己所言:“我原本是无依无靠投奔来的。”(第45回)然而,也正是这种寄人篱下的不幸,在她的内心世界中造成了强烈的自卑。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一个人愈是自卑,便愈容易滋生出强烈出人头地、高人一等的占有欲。这是一种压力与反弹的关系。而古人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品位高的人常常胸怀坦荡,品位低的人总是为一些小事耿耿于怀),在很大程度上,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黛玉的心态,差不多就属于这样的情况。她唯恐别人瞧不起自己,便越要施展自己的种种才华,运用自己的种种心计,以博得显要的位置,“将众人压倒”。这种急切的心理,以至于使她在第18回,对元妃竭力奉迎的时候,不经意间便表露出了自己的心迹:“何幸邀恩宠,宫车过往频”,“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以“颂圣”而“邀宠”,以“邀宠”来“大展其才,将众人压倒”。亦诚如脂砚斋所叹云:“吾不知在黛卿胸中,实有何丘壑!”(甲戌本第7回侧批)

    后世读者常把黛玉描绘成一个“一尘不染”——绝不沾一点俗务的孤傲仙子。可事实上,黛玉的所谓“孤傲”,却基本上仅止于平辈之间,或者干脆就是针对那些丫环仆妇等下人的品性。我们看到,对于掌握家政实权的贾母、凤姐诸人,黛玉却又是非常在意揣摩她们的心理的。如第3回,黛玉初进贾府之时,作者即以春秋笔法,暗点了她的这种心机。原著写道,贾母问黛玉:“因念何书?”黛玉答道:“只刚念了四书。”黛玉又问姊妹们读何书,贾母谦虚道:“她们读的是什么书,不过是认得两个字,不是睁眼的瞎子罢了。”黛玉却立即从中揣摩出了另外的意思。当宝玉后来再问她“妹妹可曾读书”时,她便改口为“不曾读书,只上了一年学,些须认得几个字”了。*[注2]*又如第35回,黛玉揣摩凤姐的心态。宝玉挨打后,众人纷纷前往探视。林黛玉便“自立于花阴之下,远远地却向怡红院内望着”。“只见李宫裁、迎春、探春、惜春并各项人等都向怡红院内去过之后,一起一起的散尽了,只不见凤姐来”,她便在心里盘算起来:“如何她不来瞧宝玉?便是有事缠住了,她必定也是要来打个花胡哨,讨老太太和太太的好儿才是,今儿这早晚不来,必有原故。”果然,不一会儿,便“只见贾母搭着凤姐儿的手”给宝玉探伤来了。一个十五岁(可能还不到)的女孩,竟有这样的心计,能把凤姐的心理揣摩得如此准确,你能说她没有些城府世故吗?也难怪,脂砚斋反复提醒读者注意的,恰是“黛玉之心机眼力”!

    至第62回,作者则干脆让黛玉向宝玉作了一番表白,打破了那种黛玉从不沾染俗务的神话!她说:

    “要这样才好,咱们家里也太花费了,我虽不管事,心里每常闲了,替你们一算计,出得多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至后手不接。”

    ——你看,黛玉“心里每常闲了”,也到底忘不了要替贾府的家计营生多多“算计”!此刻,她是如此地周详,又如此地贤惠,简直如同贾府的模范儿媳一般。过去,人们总是说,黛玉是“封建礼教”的“叛逆者”,是“封建家庭”的“逆子”,但与此一对照,岂不又成了一种莫大的讽刺?!且莫着急,倒是一位《红楼梦》的识家,一语道破了内中的奥妙。他说:“黛玉为成就‘木石姻缘’,首先取得了宝玉的爱恋。之后,她也要用自己的言行,博得家长们的支持了。……她对于贾府种种家计营生的格外关注,这有意无意之间也是在为她日后嫁入贾门,成为‘宝二奶奶’做准备。”(钟长鸣《红楼五日谈》)——确实,原著中,一心欲得“宝二奶奶”之位的,不是宝钗,而恰恰是黛玉自己!!

    与上述黛玉情形相反相成的,倒是宝钗的情况。世人读《红楼梦》往往爱强调宝钗的所谓“有心计”、“会做人”的一面,殊不知,宝钗自己却是根本不屑于世俗的种种权势和地位的。尽管她熟谙世故,却并不以世故本身为念。相反,她内心深处所追求的,完全是另一种精神境界。譬如第28回,宝钗面对元春赐礼的态度,即充分显示出了她远拒世俗污秽的立场和品格。

    小说第28回叙,端午节元春以礼物分赐大观园,独有宝钗所得的礼物,与宝玉一模一样。或许,在旁人看来,这正是元妃器重宝钗的象征,攀附还来不及呢,庆幸还庆幸不过来呢。可他们却惟独忘记了宝钗自己的态度!宝钗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呢?对此,原著作了一番颇有意味的描述。书中这样写道:

    宝钗因往日母亲对王夫人曾提过,金锁是个和尚给的,等日后有玉的,方可结为婚姻等语,所以总远着宝玉;昨日见元春所赐的东西独他与宝玉一样,心里越发没意思起来,幸亏宝玉被一个黛玉缠绵住了,心心念念惦记着黛玉,并不理论这事。(第28回)

    ——你看,面对元春赐礼的恩赏,宝钗不仅没有感到任何的“庆幸”,反而“心里越发没意思起来”,甚至反过来以宝玉被黛玉缠着为“幸”。这样洁身自好、特立独行的态度,是有些人所谓的“欲夺宝二奶奶之位”的形状模样吗?读者试想,如果上面的遭际换了黛玉,又会怎样呢?从“薛宝钗羞笼红麝串”一回中,黛玉含酸的态度来看,若黛玉得到了同样的恩赏,只怕是欣喜庆幸还来不及呢,炫耀攀附还来不及呢。岂有可能像宝钗这样,把别人眼中正是攀龙附凤的大好机会的际遇,视为“越发没意思”的事情!

    红学界曾长期存在着宝钗到底爱不爱宝玉的争论。其实,我们从第34回,宝钗探望宝玉时,那种“娇羞怯怯”的情态中,以及那种在宝玉看来,“亲切稠密,大有深意”的话语中,即不难发现,宝钗是打心底里爱慕宝玉的。然而,宝钗之爱宝玉,却又远比黛玉来得单纯的多。她的感情基本上只停留在一个青春少女对异性知己的自然渴慕之上,而并没有像黛玉那样,把自己的爱情追求,同结一门亲,改变自己寄人篱下之地位这样的现实目的联系起来。这也就决定了黛玉的爱情必然有着非常明确的婚姻和现实的指向,而宝钗之爱宝玉却纯粹是一种精神上的爱恋。薛姨妈在王夫人面有意无意地提及“金玉”之事,说宝钗的金锁“要等到日后有玉的,方可结为婚姻”。这固然是有着借女儿之婚事联姻,来巩固家族利益的目的。可家族的意志,却并不等于少女自己的意志。而事实上,宝钗对于这种将其儿女真情,附着上许多世俗功利的目的事情,是极为反感的。她之所以因母亲之言,便故意“远着宝玉”,正是对家长意志的一种无声的抗议。由此,我们便不难明白,为什么当元春的赐礼“独她与宝玉一样”时,她不仅没有感到丝毫的庆幸,反而“心里越发没意思起来”,甚至反过来以宝玉被黛玉缠住为“幸”了。*[注3]*

    如果说宝钗对于元春赐礼的不屑,犹显温和而隐晦的话,那么第38回,宝钗的那一首夺魁的《螃蟹咏》,则不见敦厚,倒现出了十分的犀利和尖刻。其诗曰:

    桂霭桐荫坐举觞,长安涎口盼重阳。
    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
    酒未敌腥还用菊,性防积冷定须姜。
    于今落斧成何益?月浦空余禾黍香!

    这是一首文笔老辣,言辞尖刻的讽刺诗。所讽刺的恰是世间的贪婪、鄙俗之辈。犹以一句“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酣畅淋漓,把世间俗子丑态刻画得入木三分。连宝玉看了,也不禁高呼:“写得痛快!”众姐妹看毕都说:“这方是食螃蟹的绝唱!这些小题目,原要寓大意,才算是大才,只是讽刺世人太毒了些。”假如此诗署名“萧湘妃子”,后世的评家看了,一定会有人会站出来大颂而特颂其“可贵的战斗精神”,以证明黛玉的所谓“叛逆性”。可原著却似乎有意要同这种观点开玩笑,作者偏不将此诗归于平素间语言尖酸的“林萧湘”,而是出人意料地归于看上去端庄稳重的“薛蘅芜”,且在回目上大书“薛蘅芜讽和螃蟹咏”,这无疑是对钗黛深层次性格的又一种暗示!

    其实,所谓的“世故圆滑”也好,“正统卫道”也好,这些听上去振振有词的说法,原本就不过是人们强加于宝钗形象的一种粗浅、浮面的解读。如果拂去这一层历史的迷尘,倒不难发现,宝钗骨子里却实为一个清洁孤高又愤世嫉俗的女子!是父亲的早逝,母亲的暗弱,哥哥的荒唐,才让这个本性纯良的女孩,不得不过早地操心起家计营生,接触到人情世故。这一方面固然使她的为人处世,也有了臻于早熟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却又并没有改变她“清洁自励”(脂砚斋语)的本心。相反,随着阅历的增加,视野的开阔,特别是目击了社会的种种污浊与黑暗之后,她倒愈发地坚定了其洁身自好、坚守自我的信念。这就如同曹雪芹自己,虽深谙人间百态、世之情伪,却反而变得更加狂介、傲岸一般!第42回,宝钗曾向黛玉坦言:“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只是如今并不听见有这样的人。读了书,倒更坏了。这是书误了他,可惜他也把书糟蹋了。所以竟不如耕种买卖,倒也没有什么大害处。”这种对现实的负面认识,正是她愤世嫉俗的情由和批判精神的来源。——在当时那个社会,男人读书明理,辅国治民,女人恪守妇德,相夫教子,被公认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宝钗从小在家长那里受到的也是这样的教育。可是,当她循着这样的理论,去观察现实世界时,她看到的又究竟是怎样一幅景象呢?正如她自己所说,读书之人“读了书,倒更坏了”,“竟不如耕种买卖,倒也没有什么大害处”。而真正读书明理的君子,反倒是闻所未闻。——她所看到的完全是一个充满了黑暗、充斥着污浊的世界,一幅“礼崩乐坏”的景象。

    这也就不能不使她的内心,逐渐偏离传统儒家的敦厚稳重,而趋向于老庄哲学的孤愤和激扬之境。脂砚斋云:“宝钗诗全是自写身份,讽刺时事。只以品行为先,才技为末。纤巧流荡之词,绮靡秾艳之语,一洗皆尽。非不能也,屑而不为也。最恨近日小说中一百美人诗词语气只得一个艳稿。”(庚辰本第37回双行夹批)这里的“自写身份”、“讽刺时事”八字,确实很好地概括了宝钗在诗风、文风,乃至性格、人格方面的特质。——如果说“自写身份”,尚带有一种儒、道兼修的矜持意味的话;“讽刺时事”,则全然是一幅追弥衡、赛嵇康式的激越场景!面对世俗功利的种种诱惑,我们看到,宝钗采取的是尽量避而远之的态度。如前所述,宝钗将元春赐礼视为“越发没意思”之事,即是一个最好的例证。而对于世间的种种丑恶和污秽,她则有着一种近乎本能的反感。比如第32回,当她听说贾雨村又跑到贾政这里投机钻营时,她便立即张口讥讽道:“这个客也没意思,这么热天,不在家里凉快,还跑什么!” 由此,书至第38回,作者特意择中宝钗,专门让她来完成通部小说中,骂世最狠、刺贪讥俗最“毒”的那首《螃蟹咏》,也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事情。而此刻耐人寻味的,倒是黛玉对于俗世污秽的态度。黛玉是贾雨村的学生。她被后人称为“叛逆者”。可她对于她的老师,以及像她老师这样的赃官墨吏,又何尝有过一丝一毫的不满或者异议呢?有人说,曹雪芹的写人,乃是细入发微,且匠心独运,他总能在人们“见惯不惊”之处,突显“出人意料”之奇。由钗黛此例观之,信夫!*[注4]*

    将骂世最狠的《螃蟹咏》,不归于黛玉,而偏偏归于宝钗,这是《红楼梦》中的一奇。而作者欲转叙一支富含了“道锋禅机”意味的《寄生草》,也让它出自宝钗之口,则更是奇中之奇!对此,原著中亦有一段很耐得咀嚼的文字。我们且辑录于下:

    至上酒席时,贾母又命宝钗点。宝钗点了一出《鲁智深醉闹五台山》。宝玉道:“只好点这些戏。”宝钗道:“你白听了这几年的戏,那里知道这出戏的好处,排场又好,词藻更妙。”宝玉道:“我从来怕这些热闹。”宝钗笑道:“要说这一出热闹,你还算不知戏呢。你过来,我告诉你,这一出戏热闹不热闹。是一套北《点绛唇》,铿锵顿挫,韵律不用说是好的了,只那词藻中有一支《寄生草》,填的极妙,你何曾知道。”宝玉见说的这般好,便凑近来央告:“好姐姐,念与我听听。”宝钗便念道:
    “漫揾英雄泪,相离处士家。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
    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那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
    宝玉听了,喜的拍膝画圈,称赏不已,又赞宝钗无书不知,林黛玉道:“安静看戏罢,还没唱《山门》,你倒《妆疯》了。”说的湘云也笑了。(第22回)

    《山门·寄生草》选自清初邱园所作《虎囊弹·山门》,取材于《水浒传》第4回“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故事。提辖鲁达为人行侠仗义,因替金氏父女主持公道,打杀恶人,而不得不遁入佛门避祸,改法名为“智深”,却又因为自己个性难改,无法忍受寺院的清规戒律,而屡屡犯戒,直至醉闹五台山,终亦为佛门所不容。这首《寄生草》就是鲁智深被驱逐出山门时,所发出的唱辞。“漫揾英雄泪,相离处士家”,一朝辞别了抱朴守真的隐逸之士,这世间便再无人能理解一颗英雄之心。这是何等的苦闷!何等的郁愤!纵然于五台山处,还有着“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的际遇,也只能“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落得个“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结果。“那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更是一语道出了一个满怀正义,坚守个性,却不能为世所容的独行者孤独、愤懑、悲怆的心迹!然而,不知读者是否想过,这样一支富含了孤愤、悲壮色彩的《寄生草》,为什么竟会独得了宝钗的钟爱?那宝钗不是被很多人称为“封建淑女”吗?按说,既是“封建淑女”,那就理当远离这些《水浒》人物孤愤、反叛的精神才对。可宝钗偏偏放着那么多“正统”戏不点,却惟独对这出《鲁智深醉闹五台山》情有独钟。她还称颂水浒戏“排场又好,辞藻更妙”,说其中一支《寄生草》“填的极妙”。这,又说明了什么呢?究竟是作者写错了文章,还是读者的判定本身就有大问题?恐怕还是在于宝钗自己的内心深处,亦有着同鲁智深一样的坚守正义、反叛现实的心绪,而容易对这类作品产生共鸣吧!小说第22回叙,宝玉亦深为宝钗推荐的这支《寄生草》所感动,进而生出了一段“参禅悟道”的文字。(这一回的回目就叫做“听曲文宝玉悟禅机”!)宝钗见了宝玉“悟道”的曲子和偈语之后,便笑道:“这个人悟了,都是我的不是,都是我昨儿一支曲子惹出来的,这些道书禅机最能移性,明儿认真说起这些疯话来,存了这个意思,都是从我这一支曲子上来,我成了个罪魁了。”——好一个“罪魁”二字!试想,宝钗自己若不是偏爱老庄哲学,曾经沉溺于杂学旁收一类的“邪书”,她又何以深知这些道书禅机移人之性的厉害呢?脂砚斋对此评曰:“拍案叫绝!此方是大悟彻语录,非宝卿不能谈此也。”(庚辰本第22回双行夹批)显而易见,宝钗自己就是曾经被那些道锋禅机“移过性情”之人!只不过她是一个闺中弱女,不能象鲁智深那样,凭借一身武力杀尽恶人,畅快发泄,而只能把她的满怀正气,一腔悲愤,寄托到《寄生草》、《螃蟹咏》一类的悲曲愤辞上罢了。后世读者既不能从精微处发现《红楼》人物的真谛,徒以所谓“封建淑女”一类似是而非的概念来搪塞、掩饰,就正如俗人看不懂《山门》,却反以其为“热闹戏”一样,真可谓是“白听了这几年(有的人是白听了几十年)的戏”了!*[注5]*

    我们不妨就钗、黛二人对于写应制诗的态度问题,再作一番深入的对比。第18回,元春省亲,众人皆作诗恭维、颂圣。宝钗和黛玉自然也不例外。然而,同样是写应制诗,钗、黛的主观态度,却又有明显的不同。不同在何处呢?我们先来看看宝钗的《凝晖钟瑞》:

    芳园筑向帝城西,华日祥云笼罩奇。
    高柳喜迁莺出谷,修篁时待凤来仪。
    文风已著宸游夕,孝化应隆归省时。
    睿藻仙才盈彩笔,自惭何敢再为辞?

    首、颔、颈三联可谓是字字句句都符合“应制”的规范了。可是,尾联的一句“睿藻仙才盈彩笔,自惭何敢再为辞”,虽表面上亦是谦逊恭维之语,骨子里却隐隐透出了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娘娘的诗风既然充盈了“睿藻仙才”,我等愚钝惭愧,又如何敢再提笔颂圣呢?联系到后文,宝钗不屑于元妃恩赏的心理来看,她内心的这种傲气,真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了。同宝钗相反,黛玉却安心要在这些歌功颂德的辞藻上大展奇才,而没有半点“惭意”。原著写明“黛玉今夜安心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因此她的《世外仙源》也就显出了一种别具一格的风貌:

    名园筑何处,仙境别红尘。
    借得山川秀,添来景物新。
    香融金谷酒,花媚玉堂人。
    何幸邀恩宠,宫车过往频!

    黛玉此诗别出心裁,她把俗世大富大贵的场景,竟比做了别离红尘的仙境!写背景的幽远奇幻,是“借得山川秀,添来景物新”。写近处的繁华奢糜,则是“香融金谷酒,花媚玉堂人”。这里的“金谷”二字,语出东晋著名富豪石崇的“金谷园”一名。“金谷”园中之酒,当然是只配“玉堂”之主人所享用了。然而,黛玉却丝毫没有忘记,这看上去远离红尘、绮丽奇幻的“仙源”,却完全是由这红尘世界中最世俗的一种力量——皇权所一手造成。于是,诗文又接下来,也就很自然地引出了“颂圣”的主题:“何幸邀恩宠,宫车过往频!”“世外”的“仙源”,归根到底,还是落实到了对世俗权力的盛赞和邀宠之上!一首写完,黛玉仍意犹未尽,接下来,她又越俎代疱,替宝玉完成那首有名的《杏帘在望》:

    杏帘招客饮,在望有山庄。
    菱荇鹅儿水,桑榆燕子梁。
    一畦春韭熟,十里稻花香。
    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

    《杏帘在望》仍袭用《世外仙源》之思路,却又较之更为新颖别致。它先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桃花源式的社会景象:这里看不见人与人之间尖锐的社会矛盾,更不闻民生疾苦,遍地哀号。有的只是“菱荇鹅儿水,桑榆燕子梁”的和谐,以及“一畦春韭熟,十里稻花香”的丰饶。然后,话锋一转,这样美好的世界,是由何而来呢?哦,正是明君创造了盛世。老百姓既然生活在这样一个明君治理的太平盛世里,还用得着为穿衣吃饭苦苦奔忙吗?是谓之“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这正是对皇权的一种更为巧妙的赞颂。脂砚斋言其“以幻入幻,顺水推舟”,联系到后世许多所谓“新诗”、“新民谣”,诸如“千口猪来万头羊,今年亩产万斤粮”之类,黛玉此诗真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也难怪元妃读了此诗,会将其认定为四首颂圣辞之冠了。

    对于钗、黛写诗“颂圣”一事,脂砚斋有一段批语评得极妙。他(她)说:

    末二首是应制诗,余谓宝、林此作未见长,何也?盖后文别有惊人之句也,在宝卿有生不屑为此,在黛卿实不足一为。(庚辰本第17、18合回双行夹批)

    ——在他(她)看来,钗黛写应制诗,俱没有发挥到自己的最佳水平。然而,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却又各不相同:在宝钗是主观态度上的“不屑”;在黛玉却是客观能力上的“不足”!写应制诗,非同一般的吟风弄月。严格说来,它实在是有许多独特的规矩和讲究。一个人若是想把应制诗写到上佳,则除了必须具备基本的文采之外,更少不了要有饱满的热情,以及对这些规矩和讲究的熟悉。博览群书的宝姑娘,自然深悉这内中的许多壸奥。她的《凝晖钟瑞》看上去中规中矩,四平八稳,遣词用典都很合乎一首标准应制诗的要求。可是,合乎要求是一回事,力争上游却是另一回事。而事实上,我们看到,宝钗的《凝晖钟瑞》恰恰最缺乏“颂圣”的激情!相反,她那一句“睿藻仙才盈彩笔,自惭何敢再为辞”,倒时不时地透出一股子敬权势而远之的情绪。诚如脂批所言,宝钗之写应制诗,“此不过颂圣应酬耳,犹未见长,以后渐知”,“该后文别有惊人之句也”。——她的积极性根本就没有放在这些恭维奉承的词句之上,她的“别有惊人之句”,只留待于诸如《白海棠咏》、《螃蟹咏》这样清洁自励、讽时骂世的“绝唱”之中!也正如脂砚斋所称赞的那样:

    宝钗诗全是自写身份,讽刺时事。只以品行为先,才技为末。纤巧流荡之词,绮靡秾艳之语,一洗皆尽,非不能也,屑而不为也。最恨近日小说中一百美人诗词语气只得一个艳稿。(庚辰第37回双行夹批)

    反过来,黛玉就显然不及宝钗这样熟悉应制的规矩和讲究。她的《世外仙源》和《杏帘在望》,确切地讲,都并非完全合乎应制诗的标准。可是谁又能否认这两首诗中所倾注的黛玉的激情呢?“何幸邀恩宠,宫车过往频!”“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这是何等的热烈!何等的高调!面对这样的“画龙点睛”之笔,只要不带偏见,恐怕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黛玉在这些“邀恩宠”的方面所下的功夫之深吧!而事实上,黛玉诗“以幻入幻,顺水推舟”的巧妙构思,也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她知识结构方面的缺陷。元春说:“终是薛、林二妹之作与众不同,非愚姊妹可同列者”,又指《杏帘》为四首“颂圣”诗题之冠。她能得到这样的褒美,自然是与她那种急欲出众邀宠的机心分不开的。尽管黛玉之写《仙源》、《杏帘》二首,还远不及她创作《葬花辞》、《秋窗风雨辞》那样得心应手,但毫无疑问,就其学力水平而言,此二首,尤其是第二首《杏帘在望》,已经是她竭尽全力的产物了。*[注6]*——一个是足能为之,却根本不屑为此;一个是本不足为此,却偏欲一为。很明显,对于写应制诗歌功颂德一类的事情,黛玉反比宝钗要积极得多!到关键时刻,二人相较,宝钗反比黛玉更能显出孤高傲世、不为俗利所羁绊的独立品格!——究竟孰为真正的清高?孰为真正的世俗?笔者以为,这里曹、脂诸人已经把钗黛各自的“B面”,表述得清清楚楚了。

    其实,《红楼梦》中,类似于此的“反向对比”,简直是多不胜数的。信手拈去,我们便不难找到新的例证。譬如,二人对待家计庶务的态度,原著中至少有两处情节,便很值得人们留意。小说第55至56回叙,元宵节过后,凤姐小产,王夫人命李纨、探春代理家政,又特地请来宝钗,托她辅助纨、探二人,各处关照。宝钗不得已只得答应了。谁知,在辅政期间,她却与探春纵论起学问来:

    探春道:“因此我心中不自在。钱费两起,东西又白丢一半,通算起来,反费了两折子,不如竟把买办的每月蠲了为是。此是一件事。第二件,年里往赖大家去,你也去的,你看他那小园子比咱们这个如何?”平儿笑道:“还没有咱们这一半大,树木花草也少多了。”探春道:“我因和他家女儿说闲话儿,谁知那么个园子,除他们带的花、吃的笋菜鱼虾之外,一年还有人包了去,年终足有二百两银子剩。从那日我才知道,一个破荷叶,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钱的。”宝钗笑道:“真真膏粱纨绔之谈。虽是千金小姐,原不知这事,但你们都念过书识字的,竟没看见朱夫子有一篇《不自弃文》不成?”探春笑道:“虽看过,那不过是勉人自励,虚比浮词,那里都真有的?”宝钗道:“朱子都有虚比浮词?那句句都是有的。你才办了两天时事,就利欲熏心,把朱子都看虚浮了。你再出去见了那些利弊大事,越发把孔子也看虚了!”探春笑道:“你这样一个通人,竟没看见子书?当日《姬子》有云:‘登利禄之场,处运筹之界者,窃尧舜之词,背孔孟之道。’”宝钗笑道:“底下一句呢?”探春笑道:“如今只断章取意,念出底下一句,我自己骂我自己不成?”宝钗道:“天下没有不可用的东西;既可用,便值钱。难为你是个聪敏人,这些正事大节目事竟没经历,也可惜迟了。”李纨笑道:“叫了人家来,不说正事,且你们对讲学问。”宝钗道:“学问中便是正事。此刻于小事上用学问一提,那小事越发作高一层了。不拿学问提着,便都流入市俗去了。”

    钗、探的这番关于“朱子”、“姬子”的纵论,看上去好似可有可无的闲笔,但作者却正好借此阐述了自己的修身齐家之道。齐家治家,自然不少了接触许多“利弊”,但作者却坚决反对因接触“利弊”而变得私欲膨胀、利欲熏心。相反,他主张的是,即使在不得已操持利弊大事的情况下,也不可失却必要的“仁心”和雅致的本性。曹雪芹笔下的探、钗、纨三头执政,“敏探春兴利除宿弊,识宝钗小惠全大体”,既一举革除了大观园多年的积弊,又不失高雅与仁德的作派。这无疑同凤姐那种一味的粗、俗、狠,形成了绝佳的对照。不过,此处更值得注意的,还是宝钗的态度:“学问中便是正事,此刻于小事上用学问一提,那小事越发作高一层了,不拿学问提着,便都流于市俗去了。”——虽涉足俗务,但她心中关切的仍然是颇带理想色彩的学问和品格!过去,常有人著书立说,把宝钗描述成一个所谓的“功利主义”者,说她“惟利是图”、“不择手段”。然,鉴此存照,这些乌七八糟的妖魔化的指斥,又究竟有哪一条真的符合原著的实际呢?这里,宝钗不仅没有半点所谓的“功利至上”的倾向,相反,她对于学问品格的格外关注,以及她那种惟恐“流于市俗” 的心态,还恰恰是那些“利欲熏心”者的死敌!这到底该说是一种“功利主义”呢,还是一种“理想主义”呢?毫无疑问,作者“风月宝鉴”式的妙笔,又一次对后世那些想当然的立论者,作出了尖刻的嘲笑!*[注7]*

    与之遥相对映的,是黛玉的情况。前面说过,宝钗因为家庭的原因,而不得不小小年纪就接触到许多营生世务。那么,相比之下,黛玉的不幸中,又可以说包含了几分“幸运”了!正是贾母的溺爱、呵护,以及自身的体弱多病,使她得以远离世间无数琐事缠绕。她没有针凿之劳形,没有家务之烦心。她有充足的时间和充分的条件,去展示自己的文才和清高。然而,书至第62回,一向“目下无尘”的她,却有些迫不及待地向我们道出了她的内心秘密:

    黛玉和宝玉二人站在花下,遥遥知意。黛玉便说道:“你家三丫倒是个乖人。虽然叫他管事,倒也是一步也不肯多走,差不多的人就早作起威福来了。”宝玉道:“你还不知道呢,你病着时,他又干了好几件事,这园子也分了人管,如今多掐一草也不能了,又蠲了几件事,单拿我和凤姐姐作筏子禁别人,最是心里有算计的人,岂只乖而已。”黛玉道:“要这样才好,咱们家里也太花费了,我虽不管事,心里每常闲了,替你们一算计,出的多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宝玉笑道:“凭他怎么后手不接,也短不了咱们两个人的。”黛玉听了,转身就往厅上寻宝钗说笑去了。(第62回)

    你看,黛玉“心里每常闲了”,不也要替贾府的家计,营生多多“算计”么?她内心深处,真正放不下的,还是家庭的、世俗的利益呵!黛玉提醒宝玉:“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宝玉却颇不以为然:“凭他怎么后手不接,也短不了咱们两个人的。”听到这样大大咧咧的回答,黛玉已明显感到了话不投机。于是,“转身就往厅上寻宝钗说笑去了”。这里,小说并无一字评述,却已经巧妙地点出了宝黛二人思想上的深刻裂痕!

    一个是不得已涉足于俗务,却念念不忘用学问品格提着,惟恐 “流于市俗”。一个是本可以远离尘嚣,内心却偏偏不甘于宁静,“心里每常闲了”,就要为俗利而盘算。这不也同样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吗?

    再来看二人在家长权威面前的表现。按照传统的观念,宝钗似乎是“惯于迎合” 的。她对于贾母、贾政、王夫人这样的“封建家长”,大概只会“一味地讨好”,而不会有丝毫的违拗。黛玉则好像很有“反封建”的“革命性”。似乎从所谓的“封建礼教”到所谓的“封建家庭”,都是她反对的内容。殊不知,这一切的论述都不过是后人一厢情愿的幻想。在原著中,真正敢于直抒胸意,当面拂逆家长意志的,恰恰是宝钗,而不是黛玉!第22回,元宵节灯谜诗会,在那样合家欢聚的场合上,宝钗的一首《更香谜》,就曾引得贾政大为扫兴:

    朝罢谁携两袖烟,琴边衾里总无缘。
    晓筹不用鸡人报,五夜无烦侍女添。
    焦首朝朝还暮暮,煎心日日复年年。
    光阴荏苒须当惜,风雨阴晴任变迁。

    此谜的谜底是更香。这里,宝钗也正巧借了更香燃烧的特点,倾泻出了自己心中郁结已久的愁怅和苦闷:“焦首朝朝还暮暮,煎心日日复年年”。宝钗全诗,以一位罢朝归隐的高洁之士自况。退隐独居以后,她不以“琴边衾里”的男欢女爱、娱嬉逸乐自慰,但为自己的理想不能实现,正气不能伸张而忧心如焚、彻夜难眼。是信念与现实的矛盾,让她日日“焦首”,夜夜“煎心”,使她大感“光阴荏苒” 的“当惜”。至于世事人言,荣辱得失,也就只能付与苍天,“风雨阴晴任变迁”了。至此,作者亦向读者暗示了宝钗日后的悲剧命运。

    按说,此时正值元宵佳节,合家欢聚。晚辈们应制作灯谜,无论如何,也应该添些吉利的话语才对。可宝钗却如此毫无顾忌地写下诸如“焦首”、“煎心”一类的悲愤之语,不仅远较前面元,迎、探、惜四人的灯谜更为不祥,而且字面上和情感上亦要露骨得多。她难道就不怕会因此而开罪于家长么?果然,贾政读了宝钗此迷心里便立即有了别的想法:

    贾政看完,心内自忖道:“此物还倒有限,只是小小之人作此词句,更觉不祥,皆非永远福寿之辈。”想到此处,愈觉烦闷,竟大有悲戚之状,因而将适才的精神减去十分之八九,只垂头沉思。(第22回)*[注8]*

    ——“小小之人,作此词句,皆非永远福寿之辈”,你看,在未来的公公贾政的心目中,宝姑娘的形象已经定格成这个样子!人谓宝钗“老于世故”、“八面玲珑”,但很明显,在这个“八面”之外的“第九面”、“第十面”上,她那棱角分明的个性就已经暴露无疑!而相比之下,黛玉这个所谓的“叛逆者”,在她的“第九面”和“第十面”上,又何尝有过这样敢于当面拂逆家长意志的行为呢?真要说什么“叛逆”,她有宝钗一半的勇气吗?惜哉!“专家”不“专”,“博士”不“博”,以致于“叛逆者”不“叛逆”,“卫道士”不“卫道”,这样的现象,我们见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说到此,我们不妨再补充一组事例。这就是第40回贾母偕刘姥姥同游大观园时,参观潇湘馆与蘅芜苑的情形。众所周知,《红楼梦》有“一声两歌,一手二牍”之妙,曹雪芹写景、写物,也正是为了喻人。那么,潇湘馆与蘅芜苑两处的景致与情致,又到底若何呢?我们还是来看看原著是怎么写的吧。

    关于潇湘馆,作者这样写道:

    贾母少歇一回,自然领着刘姥姥都见识见识。先到了潇湘馆。一进门,只见两边翠竹夹路,土地下苍苔布满,中间羊肠一条石子漫的路。……紫鹃早打起湘帘,贾母等进来坐下。林黛玉亲自用小茶盘捧了一盖碗茶来奉与贾母。王夫人道:“我们不吃茶,姑娘不用倒了。”林黛玉听说,便命丫头把自己窗下常坐的一张椅子挪到下首,请王夫人坐了。刘姥姥因见窗下案上设着笔砚,又见书架上磊着满满的书,刘姥姥道:“这必定是那位哥儿的书房了。”贾母笑指黛玉道:“这是我这外孙女儿的屋子。”刘姥姥留神打量了黛玉一番,方笑道:“这那象个小姐的绣房,竟比那上等的书房还好!”(第40回)

    很明显,这一段文字正集中地凸现了黛玉的“知书达礼”。且看那潇湘馆的室内陈设:“窗下案上设着笔砚”,“书架上磊着满满的书”,“竟比那上等的书房还好”。而“知书”,正是为了“达礼”。再瞧瞧黛玉此刻的行止表现:贾母等尚未进门,紫鹃便“早打起湘帘”,准备迎接。及至贾母等进屋坐下,“林黛玉亲自用小茶盘捧了一盖碗茶来奉与贾母”。王夫人道:“我们不吃茶,姑娘不用倒了。”“林黛玉听说,便命丫头把自己窗下常坐的一张椅子挪到下首,请王夫人坐了”。这一茶一椅,一招一式,都无不符合一个标准的大家闺秀、世府千金的风范。人谓黛玉“孤傲”、“叛逆”,但此时此刻,她的行止、作派,又何尝有一点点所谓的“孤傲”、“叛逆”的影子呢?相反,倒显出了十二分的谦卑和恭顺呵!果然,黛玉的恭敬守礼,就引得贾母颇为高兴。当刘姥姥惊叹于潇湘馆好似“那位哥儿的书房”时,贾母便不无自豪地指着黛玉笑道:“这是我这外孙女儿的屋子。”让黛玉在亲友及众人面前,露了一脸。

    贾母等从潇湘馆出来,又参观了紫菱洲、秋爽斋等处,一路行船,来至蘅芜苑附近的花溆萝港之下。与前面黛玉的情形不同,宝钗的居室陈设,却引起了贾母心中的不悦。对此,小说是这样写的:


    贾母因见岸上的清厦旷朗,便问“这是你薛姑娘的屋子不是?”众人道:“是。”贾母忙命拢岸,顺着云步石梯上去,一同进了蘅芜苑,只觉异香扑鼻。那些奇草仙藤愈冷愈苍翠,都结了实,似珊瑚豆子一般,累垂可爱。及进了房屋,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无,案上只有一个土定瓶中供着数枝菊花,并两部书,茶奁茶杯而已。床上只吊着青纱帐幔,衾褥也十分朴素。贾母叹道:“这孩子太老实了。你没有陈设,何妨和你姨娘要些。我也不理论,也没想到,你们的东西自然在家里没带了来。”说着,命鸳鸯去取些古董来,又嗔着凤姐儿:“不送些玩器来与你妹妹,这样小器。”王夫人凤姐儿等都笑回说:“他自己不要的。我们原送了来,他都退回去了。”薛姨妈也笑说:“他在家里也不大弄这些东西的。”贾母摇头道:“使不得。虽然他省事,倘或来一个亲戚,看着不象;二则年轻的姑娘们,房里这样素净,也忌讳。我们这老婆子,越发该住马圈去了。你们听那些书上、戏上说的小姐们的绣房,精致的还了得呢。他们姊妹们虽不敢比那些小姐们,也不要很离了格儿。有现成的东西,为什么不摆?若很爱素净,少几样倒使得。我最会收拾屋子的,如今老了,没有这些闲心了。他们姊妹们也还学着收拾的好,只怕俗气,有好东西也摆坏了。我看他们还不俗。如今让我替你收拾,包管又大方又素净。我的梯己两件,收到如今,没给宝玉看见过,若经了他的眼,也没了。”说着叫过鸳鸯来,亲吩咐道:“你把那石头盆景儿和那架纱桌屏,还有个墨烟冻石鼎,这三样摆在这案上就够了。再把那水墨字画白绫帐子拿来,把这帐子也换了。”鸳鸯答应着,笑道:“这些东西都搁在东楼上的不知那个箱子里,还得慢慢找去,明儿再拿去也罢了。”贾母道:“明日后日都使得,只别忘了。”说着,坐了一回方出来。(第40回)

    与潇湘馆的炫才相比,蘅芜苑的起居布置,则更多地体现了宝钗素性淡泊,不事奢华的性格特点。“雪洞一般”的房屋,“一色玩器全无,案上只有一个土定瓶中供着数枝菊花,并两部书,茶奁茶杯而已”。“床上只吊着青纱帐幔,衾褥也十分朴素”。然而,在贾母的眼中,这样素净的居室,作为一个年轻姑娘的闺房,则未免太犯忌讳,而很有些“离了格儿”了。开初,贾母还以为这是宝钗老实,不知道向她姨娘要些东西陈设的缘故,又嗔怪凤姐“小器”。听了凤姐、王夫人及薛姨妈的解释之后,才知道如此的素净正是宝钗自己的偏好,忙摇头说道:“使不得。虽然他省事,倘或来一个亲戚,看着不象;二则年轻的姑娘们,房里这样素净,也忌讳。我们这老婆子,越发该住马圈去了。”又特意告诫众人:“你们听那些书上、戏上说的小姐们的绣房,精致的还了得呢。他们姊妹们虽不敢比那些小姐们,也不要很离了格儿。”“使不得”,这是老年成常用的白话词汇,即含有“不行”、“不好”、“不妥”、“不许”的意思。(见周汝昌《红楼艺术》)为什么“使不得”?因为宝钗这样的布置,不仅大大地违背了这种大户人家、侯门绣户的常规,也让人看了觉得甚不吉利,无法欢愉起来。这里,贾母以“使不得”三字来否定宝钗自己的喜好。可见,在《红楼梦》原著中,贾母虽然很喜欢宝钗温婉、大度的为人,但对于宝钗骨子里所透出的个性和风骨,却又是大不以为然的。——相对于黛玉而言,宝钗恐怕更不符合她心目中理想的孙媳形象!果不出其然,接下来,贾母就表明了一定要按自己的审美理念“改造”蘅芜苑居室的强烈态度。她不仅硬要为蘅芜苑添置陈设,还坚持要用自己的水墨字画白绫帐子,去换下宝钗的青纱帐幔。当鸳鸯表示“东西都搁在东楼上的不知那个箱子里,还得慢慢找去,明儿再拿去”时,贾母便立即提醒她说:“明日后日都使得,只别忘了。”有方家针对贾母此举评论说:“其实,这不仅违背了宝钗淡雅之习,亦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道家文化的审美意趣相左。……此皆欲雅反俗。”(见上海古籍出版社《红楼梦鉴赏辞典》“陈设器用”部分/顾鸣塘/文)这确实堪称的评。但我们从贾母反复叮嘱鸳鸯别忘了给宝钗更换床帐的急切态度来看,亦可以见出宝钗这种“离格”的个性偏好,给予贾母的负面刺激,是何等之深了。*[注9]*

    贾母领刘姥姥畅游大观园,本来就有着向农村亲戚宣示、夸耀大家气象的心理。黛玉的心机和她的知书达礼,在很大程度上,就迎合并满足了贾母的这种愿望,所以引得她十分高兴。而宝钗居室的“个性化”布置,却让她颇感“离格”、“忌讳”。——毫无疑问,钗黛二人,于关键时刻,又一次表现出了与世人印象截然相反的倾向。那么,又到底是谁更“工于心计”、“老于世故”呢?慧心人断不难得出自己的结论。

    钗黛的这种反向对比,甚至还延伸到了她们的爱情领域。细细品味原著,我们不难发现,黛玉的爱情追求,其实比宝钗更富于心计!几十年来,世人往往抓住第32回宝玉说的“林姑娘从不说这些混帐话”,以及第36回所谓“林黛玉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等语,所以深敬黛玉”,来证明黛玉的“叛逆性”,进而认定她与宝玉的爱情具有“共同的思想基础”。殊不知,这却是一种肤浅之至的皮相之论。在原著中,黛玉真的不拿所谓的“混帐话”来劝谏宝玉么?事实恐怕未必像这些人想象得那样简单!第34回,宝玉挨打,黛玉前往探伤,见了宝玉,她心中虽然有万句言词,只是不能说。半日,方在潜意识的支配下,抽抽噎噎地说出了一句真心话:

    “你从此可都改了罢!”(第34回)

    好一个“你从此可都改了罢”!这里边自然包含了劝宝玉改掉其“不求上进”的老毛病的意思。这不是一句典型的“混帐话”又是什么呢?可见,黛玉的头脑中也并非并没所谓的“混帐思想”啊!果然,宝玉听说,也不禁要“长叹一声”,道:“你放心,别说这样话。就便是为这些人死了,我也是情愿的!”——读者试想,若宝玉真的为琪官、金钏这些人死了,又弃置黛玉于何地呢?又如何叫他“放心”得下呢?宝玉满心喜爱的林妹妹,在关键时刻,居然也说出了这样的“混帐话”。我们不难从他的这声长叹中,读出多少失望和无奈的情绪!

    由此,回溯前文,那黛玉也并非真的自幼不劝宝玉立身扬名。第9回,宝玉前往私塾上学,到黛玉这里辞行。那黛玉是如何鼓励、劝谏他的呢?小说写道:

    彼时黛玉才在窗下对镜理妆,听宝玉说上学去,因笑道:“好!这一去可定是要‘蟾宫折桂’去了!”(第9回)

    ——你看,黛玉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宝玉“蟾宫折桂”的荣耀!此处,蒙府本有批语云:

    此写黛玉,差强人意。《西厢》双文,能不抱愧?(蒙府本第9回侧批)

    《西厢记》写莺莺(小字“双文”)送张生进京赶考,只一味地缠绵不舍:“张生,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王实甫《西厢记·第四本·第三折》)她并不在乎男人是否有功名。而此处黛玉却干干脆脆地劝宝玉“蟾宫折桂”。显然,在这位批书人的心目中,黛玉的这种重视功利,不因情废公的态度,已经远远胜过了莺莺那种一味溺于儿女之情,从而有可能耽误了男人前途的举动!黛玉头脑中的“混帐思想”,倒恰恰可以让这些混迹于官场与欢场的男人感到大体的满意!

    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黛玉并非没有所谓的“混帐思想”,可宝玉又为什么偏偏会一度生出“林妹妹从不说混帐话” 的感受来呢?笔者以为,这一方面有宝玉自己的原因(这一点,我们在第四章里还要详细阐述),而另一方面则不能不归因于黛玉在爱情领域内所运用的心计了。黛玉与宝玉从小一块长大,青梅竹马,与宝钗、湘云等其他表姐妹相比,她无疑更熟悉宝玉的许多特殊癖好。她知道怎样应对宝玉的这些怪癖,更知道怎样在关键的地方掩饰自己的真性,用绵绵的爱意或多或少地消解对方可能出现的对立情绪。在这一点上,她与袭人的表现,倒是有几分相似的。果然,书至第19回,曹、脂等人就把“情切切良宵花解语”同“意绵绵静日玉生香”并立起来,向我们暗示了这方面的讯息。且看下面一段文字:

    黛玉因看见宝玉左边腮上有钮扣大小的一块血渍,便欠身凑近前来,以手抚之细看,又道:“这又是谁的指甲刮破了?”宝玉侧身,一面躲,一面笑道:“不是刮的,只怕是才刚替他们淘漉胭脂膏子,蹭上了一点儿。”说着,便找手帕子要揩试。黛玉使用自己的帕子替他揩试了,口内说道:“你又干这些事了!干也罢了,必定还要带出幌子来,便是舅舅看不见别人看见了,又当奇事新鲜话儿去学舌讨好儿,吹到舅舅耳朵里,又该大家不干净惹气。”(第19回)

    庚辰本中此处有三条脂批值得注意,在黛玉道:“你又干这些事了”处有批语云:

    又是劝戒语!(庚辰本第19回双行夹批)

    “干也罢了”一句处,又有批语云:

    一转,细极!这方是颦卿,不比别人一味固执死劝。(庚辰本第19回双行夹批)

    末了,“又该大家不干净惹气”处,又有批语云:

    “大家”二字何妙之至,神之至,细腻之至!乃父责其子,纵加以笞楚,何能“使大家不干净”哉?今偏云“大家不干净”,则知贾母如何管孙责子,迁怒于众,及自己心中多少抑郁难堪难禁,代忧代痛一齐托出。(庚辰本第19回双行夹批)

    结合上述正文和脂批,我们不难看出,黛玉其实是很希望宝玉改掉“邪癖”,而归于“正路” 的。在这一点上,她与贾母、贾政等所谓“封建家长”,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所不同者,乃是她那寄人篱下的地位,使得的她劝戒宝玉的方式,比别人富于机变灵活的手段!她爱宝玉,是以语出劝戒。但她却更惟恐开罪了宝玉,从而影响她在贾府中的地位。所以,每当语出劝戒,可能触及宝玉所能容忍的底线时,她便要细心地将话题“一转”了。脂砚斋说的好:“这方是颦卿,不比别人一味固执死劝。”联系到同回中,作者借宝玉之口,把黛玉比作“偷香芋”的“小耗子精”,说她“虽年小身弱,却是口齿伶俐,机谋深远,法力无边”的情节,那黛玉的心机权变,不已经被描绘得很形象了吗?相比之下,宝钗、湘云从不掩饰自己的态度,乃直言劝谏宝玉,以至于惹后者生气的情形,就实在是太过于实心眼了。

    前面说过,宝钗的爱情追求,更多地是出于一种自然的天性。她非常反感别人给自己同宝玉的关系,附加上太多家族利益的成份。第28回,她不屑于元妃的恩赏,即为明证。而黛玉却千方百计地要把自己与宝玉的爱情,同改变自己在贾府中的地位这一现实目的联系起来。这也就决定了恰恰是黛玉自己,而不是别人的爱情追求,更富于攻击性和排他性。黛玉曾一度沉迷于那些才子佳人小说,因见书中男女“多半因小玩物上撮合或有鸳鸯,或有凤凰,或玉环金佩,或鲛帕鸾绦,皆由小物而遂终身”,便惟恐宝玉同宝钗、湘云“也做出那些风流佳事来”(第32回)。乃不惜跟踪、窥视宝玉。至于宝钗、湘云,在一段时间内,更成了她念念不忘的假想“情敌”。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黛玉所嫉妒的,几乎总是宝钗、湘云这样的贵家小姐,而对于宝玉身边的,与之更为亲近的袭人、晴雯、麝月等人,她却从未萌生妒意。她甚至当面呼袭人为“嫂”,以示结好。其实,这个道理也并不复杂。因为她很清楚,像袭人这样出身低贱的侍女,无论如何也做不了宝玉正式的妻子,是根本不可能影响到她日后同宝玉的婚姻的。由此,我们也不难以反面看出,世俗的利益和地位,在她的情感和价值取向中,竟占了多么大的份量!她深爱宝玉,但她也至少同样对后者地位深感兴趣!

    一百二十回本的《红楼梦》流行以来,人们渐渐习惯了一种颠倒性的阅读,论者往往爱把宝钗想象成一个时时企图谋害黛玉的角色。第27回,宝钗于滴翠亭边的“金蝉脱壳”,就曾被很多人不假思索地认定为宝钗试图“嫁祸”于黛玉的“铁证”。可宝钗真的“嫁祸”于黛玉了吗?这时所谓的“祸”,究竟是真的“转嫁”出去了,还是恰恰因为宝钗的随机应变而消弥于无形了呢?这些人却从不肯作一作深入的分析!其实,如果我们肯回到脂评本原著的立场上,用同样的逻辑去检点黛玉的行为的话,我们倒很容易发现黛玉试图“嫁祸”于宝钗的举动!——不,也许其性质比“嫁祸”还要“恶劣”。应该说是黛玉试图“构祸”于宝钗的举动!且看第29回,“清虚观打醮”中的一段文字:

    且说宝玉在楼上,坐在贾母旁边,因叫个小丫头子捧着方才那一盘子贺物,将自己的玉带上,用手翻弄寻拨,一件一件的挑与贾母看。贾母因看见有个赤金点翠的麒麟,便伸手拿了起来,笑道:“这件东西好像我看见谁家的孩子也带着这么一个的。”宝钗笑道:“史大妹妹有一个,比这个小些。”贾母道:“是云儿有这个。”宝玉道:“他这么往我们家去住着,我也没看见。”探春笑道:“宝姐姐有心,不管什么他都记得。”林黛玉冷笑道:“他在别的上还有限,惟有这些人带的东西上越发留心!”(第29回)

    好一句“她在别的上还有限,惟有这些人带的东西上越发留心”!只要不是傻子,任何人都不难听出其中的锋芒所向。且不要小看黛玉这句谗言所潜藏的威力!须知,在那个时代,类似于这样的指斥,一不小心就极有可能会给一个未婚的姑娘带来非常严重的伤害!在旧时的中国,人们极为看重妇女的贞节。对于未婚姑娘来说,“贞静”与否,在很多人看来,更是关乎名节,视同于生命的大事。如果一个女孩子成天想着某个男人,想着男女之间的事,那么,她就很有可能被视为“不守闺训”、“人欲”、“自媒” 的“淫佚女”,而遭到社会的鄙夷。现在,黛玉公然暗示宝钗对那些男男女女佩带的东西“越发留心”,而且还居然当看贾母等家长的面这样指责对方,究竟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呢?幸而,贾母还并不是那种非常苛刻的家长,宝钗只装作未听见黛玉的话,便将此事掩饰过去。但如果换一位严苛的家长,如像《牡丹亭》中杜丽娘的父亲杜宝那样的家长,那后果又会怎样呢?我们只要看看后世许多阅红、评红的道学夫子,在宝钗身上加了多少咬牙切齿的指责与恨语,便不难知悉了。到底是谁的心计更“阴险”,更“恶毒”?是宝钗的“金蝉脱壳”,还是黛玉的“冷笑进谗”?姑且不论宝钗的“金蝉脱壳”是否真的要“嫁祸”于人,但起码宝钗此举的出发点,还是要将“这件事遮过去”,是以“消祸”、“避祸”为第一原则的。而黛玉当众指责宝钗对男女之事上心,却完全是嫉妒心使然,是无中生有、无事生非的“构祸”。那么,在道义上,究竟是谁的行为更能站得住脚呢?宝钗的“金蝉脱壳”,充其量不过是让一个小丫头对黛玉一时有所疑心。而黛玉的“冷笑进谗”,却意在使众人,尤其是贾母这样的最高家长对宝钗心生恶感。那么,在为人上,又究竟是谁的心计更富于强烈的攻击性呢?如此说来,那林黛玉岂不更像是一个所谓“阴险”、“恶毒”、“虚伪”、“冷酷” 的女人?(注:这些词汇都是“拥林派”论者曾经用来诋毁宝钗的习惯用语。)——自然,如此说是太过份了。笔者也实在不愿将一个孤苦无依、惹人怜爱的女孩,想象成这副模样。这样的描绘,其实本来就不无夸大的倾向,无论是对宝钗,还是对黛玉,都是一样。但毫无疑问,黛玉在爱情方面,反比宝钗更喜欢施用心计,甚至滥用心计,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注10]*

    第45回,“金兰契互剖金兰语”,作者让钗、黛二人作了一番推心置腹的长谈。那黛玉叹道:

    “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极好的,然我最是个多心的人,只当你心里藏奸。从前日你说看杂书不好,又劝我那些好话,竟大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错了,实在误到如今。细细算来,我母亲去世的早,又无姊妹兄弟,我长了今年十五岁,竟没一个人象你前日的话教导我。怨不得云丫头说你好,我往日见他赞你,我还不受用,昨儿我亲自经过,才知道了。比如若是你说了那个,我再不轻放过你的;你竟不介意,反劝我那些话,可知我竟自误了。”(第45回)

    黛玉此话至少包含了三层意思:一是对宝钗教导她的感激。二是为自己曾经错怪了宝钗而感到惭愧。其三,小说也借此向我们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黛玉以前之所以疑心宝钗“藏奸”,却恰恰是因为她自己的心里“藏奸”!她自己怀着一种阴暗的心理去揣测别人,别人的一举一动也就似乎都包含了某种“阴谋”。而说到底,这些臆想中的所谓“阴谋”,却不过是她自己内心阴影的投射!——“若是你说那个,我再不轻放过你的,你竟不介意,反劝我那些话,可知我竟自误了。”可见,如果是宝钗一不小心,说错了话,或者有什么其它的的把柄,落在黛玉手上,那黛玉倒有十分的可能,凭此大肆攻击、要挟宝钗呢!而现在,是黛玉不小心说漏了嘴,宝钗不仅没有按照她的惯用逻辑,跑去揭发或者告密,反而私下里约上她,以身说法,倾心相告。这样的光明磊落之举,则不能不使她在大感意外的同时又悔愧万分了。可以说,是宝钗的真诚和坦荡,照亮了黛玉的内心,把她从疑虑重重、心计泛滥的阴影中解脱了出来。二人“金兰之契”式的友谊,正以此为契机而展开。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方能够理解为什么以黛玉心气高傲,不肯服输的个性,竟能在宝钗面前,深作自责,倾情若此了。而这正是宝钗以德服人的力量所在!

    经过前面的论述,至此我们可以对钗黛的“理想性”与“世俗性”作一番总括了。对照原著,钗、黛二人的关系,绝不是所谓一个“世俗”、一个“理想”这样简单的二元对立。事实上,二人中的每一位,其身上都包含着“人性最基本的‘吊诡’(悖论)”(王蒙语)。通俗地讲,无论是宝钗,还是黛玉,她们都兼具“理想”与“世俗”的两面。只不过,在“客观能力”与“主观意愿”两个不同层面上,作者又使她二人的角色分派,作了一个巧妙的交叉!从客观能力上看,宝钗显然比黛玉更善于为人处世。是母亲的糊涂,哥哥的荒唐,让宝钗不得不过早地担负起家计营生的事务,从而懂得了更多的人情世故。可是,善于处世却并不等于向往俗世。正相反,宝钗的内心恰恰是最不屑于世俗的种种功利和权势的!反过来,相对不那么善于处世的黛玉(注意!是“相对不善”,黛玉并非绝对地不善处世!),为改变其寄人篱下的处境,对于她在贾府中的地位和种种利益,倒反而有着更大的关切和更浓厚的兴趣!所以,从主观意愿上看,黛玉又无疑比宝钗更富于“入世” 的精神!——善于处世者,却并不以世事本身为念;相对不善者,却反而更汲汲于尘世功利。套用脂砚斋的话说,对于写文章歌功颂德,乃至邀宠攀高一类的事情,在宝卿是“足能为之”却“不屑为此”;在黛卿是“不足一为”,却“偏欲为之”!这,也就映证了我们在文章开头时所提出的观点:

    宝钗实际上是世俗世界中的理想主义者。
    黛玉实际上是理想世界中的世俗主义者。

    在《红楼梦》(脂评本原著)中:

    薛宝钗是身处“世内”,而心向“世外”!
    林黛玉是身处“世外”,而心向“世内”!

    《红楼梦》中,精于世事也热衷俗利的人物,有之。比如王熙凤就是其中的一个。但宝钗并不是这样的人。她所追求的完全是另一种孤高愤世的精神境界。《红楼梦》中,不通世事也不关心世事的人物,亦有之。比如史湘云就是其中的一个。但黛玉也并不是这样的人。她绝对不可能像湘去这样自由自在,从不把地位高下,得失利弊等事略萦心上。于是,我们便看到了一种有趣的现象:平日里,被世人认定为“世故圆滑” 的宝钗,到了关键时刻,却反而能以《螃蟹咏》骂世最狠,用《更香谜》大扫贾政之兴,把元妃的恩赏视为“越发没意思”之事。而平素间,看上去“目下无尘”的黛玉,到了关键时刻,却反而以答问改口迎合贾母,以着力颂圣“邀宠”于元妃,还念念不忘算计贾府的经济庶务。如此神妙的人性交叉,不由得使人联想起中国传统文化中那张“玄之又玄”的太极图。

    《老子》第六章云:“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之根。”第一章又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讲的是天地万物初始合一的状态。《易》曰:“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何为“太极”?其实就是描述由万物初一到一分为二,再到合二为一的一个“统一——对立——再统一” 的哲学概念。一个圆圈,其间本来空无一物。一条S形的曲线,将其圆等分为二。一半涂黑,成了黑色的“阴鱼”。一半着白,成了白色的“阳鱼”。整个图案,便立即从静止中生出了强烈的动感。然而,太极图的玄妙,还不仅止于此。请注意,我们的先民还在阴阳二鱼鱼首的同心处,又各设了一个四两拔千斤的小圆,这就是阴阳二鱼的“鱼眼”。“鱼眼”者,“鱼”之精魂也,犹如画龙点睛一般。可是,这里“阴鱼” 的“鱼眼”却恰恰为“阳”(白色),这里“阳鱼”的“鱼眼”却恰恰为“阴”(黑色)。这一方面使图案更富于鲜活的生命力,而另一方面,则不能不给人以哲学上的深刻启示了。事物是一分为二的。这世界上大概不存在没有矛盾的地方。但事物同时也可以是合二为一的。在一个广泛联系,相互依存的世界中,真正的绝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恐怕也是少之又少。十七至十九世纪的西方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多强调事物的对立性,把矛盾和斗争看作永恒的常态,把调和与统一看作暂时的变态,是谓之“斗争哲学”。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道家思想,则可能正好相反:更突出事物的相互依存性,把调和与统一视为恒久的常态,把矛盾与斗争视为短暂的变态!以《红楼梦》为例,过去,不是有很多人受了所谓“斗争哲学” 的影响,把钗黛之间的纠葛,说成是什么“两条路线的斗争”和“不可调和的矛盾”么?但作者显然没有按照这些人的思路来写书,“蘅君兰言解疑癖”,“金兰契互剖金兰语”,二人不仅达成了调和,甚至还好到了“俨似同胞共出,较诸人更为亲切” 的程度。这里《红楼梦》与那些“红学家”之间,无疑划出了一条深刻的哲学思维上的鸿沟!此其一也,其二,事物不仅是可以调和的,甚至还可能以最具讽剌意味的方式达成调和。在你眼中,也许是一黑一白两极对立的事情,转瞬之间,就可能化作“黑”不是黑,反而是真正的白;“白”不是白,反而是真正的“黑” 的局面!万物俱负阴而抱阳,阴至则一阳生,阳至则一阴生。只要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事物的皮相与骨相就常常会出现令人意想不到的迭旬和反转。媸皮裹妍骨与研皮裹媸骨,这样的现象,我们还见的少了吗?人呐,对于天地万物的认识,又岂能仅仅停留在浅肤的评判和认定上呢?老子云:“上德若谷,建德若媮,质真若渝,大白若辱,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老子》)第四十一章)这个道理,就是如同在地球上一直朝西走却可能出现在东方一样,还记得《红楼梦》太虚幻境中的那副对联吗?那上面写的是:“假作真时真变假,无到有处有还无”!由此照观钗黛,身处“世内”者恰恰心向“世外”,身处“世外”者恰恰心向“世内”,仿佛又一座人生“围城”一般。曹雪芹的写人,无疑深得了道家文化与太极图的三味。

    邓遂夫在《红楼梦主线管窥》中说:

    “作者自始至终总是对称地、均衡地描写和和刻画钗黛这两个人物……总之,就像是绘画上表现同一个物体的两个不同侧面。在一种均衡、对称的布局中显出不同的明暗和色调对比。这比起单独描绘物体的来,自然会更具立体感与厚质感。”(《红学论稿》第121-122页)

    但很明显,作者对钗黛形象的刻划,追魂入魄,已经远远超过了所谓从两个侧面描绘物体这样一个形而下的水平!作者笔下的钗黛,与其简简单单地看作是一个物体的两个侧面,倒不如干脆将其视为同一哲学理念下两张遥遥相对的人性立体透视图。用不着两人,只其中的任何一人,本身的双元内涵,便已深具不同明暗色调的对比以及立体多面的厚质感。二人合起来,则即使用三维立体的概念,亦无法尽这其无穷之奥妙矣。应该说,她们是在更高维度上,以更深远辩证模式,创造了时空与精神的无限延伸。这种状况,在以往,即便是最开明的“红学家”,恐怕亦难料其于万一。还是由我们来给它起个名字吧。它是一种对称,却又远远超越了一般意义对称,我们就称之为“超对称”吧。

    其实,这样的“超对称”,早已经渗透到了《红楼梦》的一呼一吸之间,一俯一仰之中。小说对于钗黛二人运用了无数象征意象。而仔细推敲下去,不难发现,这其中的许多意象,都与那人性的反转和迭错,有着或明或暗的联系。就拿这人人皆知,却未必人人都懂的“牡丹”之喻来说吧。作者把宝钗比做“艳冠群芳”的牡丹。世人皆知牡丹是富贵花。殊不知,牡丹自己却并不羡慕人间的富贵权势。据传,武则天曾酒后醉言,下令百花于隆冬时节同时盛开,诸花不敢违抗,竟相绽放。唯独牡丹不肯献媚于人主,乃抗旨未放,显示出坚贞的气节。武则天一怒之下,将牡丹贬至洛阳。天下牡丹遂以洛阳为盛,有“群芳之冠”的美称。曹雪芹以此来比喻宝钗,无疑是用这“花王”的品格,暗点其虽身处大富大贵之场,却仍然坚守自己的理想,丝毫不为所动的精神。由是,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作者又何以把宝钗还比做“山中高士晶莹雪”了。——虽生在荣华富贵之场中,但她的心,却像山中的高人隐逸之士一样高洁自持,不肯流于尘俗!反过来,黛玉被称为“世外仙姝寂寞林”。而细细读下去,身处“世外”,对她来讲,却不过是一种无奈的现实,而并非主动选择。她未必真正甘于“世外”的寂寞。所以,作者又巧借宝玉之口,把她比做了“黛山”、“林子洞”的那个“偷香芋”的小耗子精。作者说她“虽年小身弱,却是法力无边,口齿伶俐,机谋深远”。脂砚斋亦批云:“凡三句暗为黛玉作评,讽的妙!”(庚辰本第19回双行夹批)正喻其关键时刻,亦不忘邀宠攀高,借木石之盟来改变不利处境的机心。这不禁使人联想到鲁讯笔下那个奔月的嫦娥(见鲁迅《故事新编·奔月》)。这正是:“嫦娥应悔偷灵药,晴天碧海夜夜心!”(李商隐《嫦娥》)

    从形象解构的角度来看,黛玉身上其实更多地体现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的某些特质。她的“孤标傲世”、她的“风露清悉”、她的“含酸好妒”,乃至她敏捷的文才、机变的反应,都无不与这一阶层固有的许多审美理念暗通默合,尤其接近于那些失意“名士”的文风、作派。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黛玉形象也正是这种士大夫文化的产物。别忘了,她的父亲是林如海,她的启蒙教师是贾雨村。而按照脂砚斋说法,“林如海”者,“盖云学海文林,总是暗写黛玉”(甲戌本第2回侧批)!以往常常有论者削尖脑袋,试图证明黛玉所谓的“叛逆性”,认定她与“封建正统思想”势不两立。但在笔者看来,这样的论述却不啻于缘木求鱼。说得再动听,也难逃“郢书燕说”的嫌疑。不错,黛玉是清高的,是含怨的。但这清高,这含怨,与其说是对“封建制度”的一种反叛,倒不如说恰恰是对“封建制度”的一种向往。心向往之,却得不到体制应有的承认,所以才含酸含怨,自命清高。可一到关键时刻,就仍不免要口中大赞“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的恩德了。这个道理,就好像屈原之沉江,胡风之发疯,所写下的恰恰是对体制的忠诚,而非反叛一样!曾经有人借陆游的《卜算子·咏梅》来赞美黛玉的品格: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
    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但笔者以为,曹公笔下的黛玉与陆公词中的香梅,却并没有这样可比的内容。不若将原词作如下的改动,恐怕才更贴切于黛玉性格中更真实的一面:

    玉苑金门边,寂寞怨无主。
    未承雨露独自愁,那堪蜂蝶舞。
    一意苦争春,却把群芳妒。
    但恐一朝碾为尘,惟愿蝶先顾。

    以上这首《卜算子·绛珠》,足以为读书不切者鉴。

    宝钗身上却更多地体现了老庄哲学的气质。她的“藏愚”、“守拙”,与其费力地解释成什么高深莫测的“为人术”,倒不如直接承认,那就是对老庄“抱朴守真”之人生态度的一种认同。老子主张,“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而宝钗恰恰就是这么一个素性淡泊,不喜赞花抹粉,不爱富丽闲妆的女孩。薛姨妈说:“宝丫头古怪着呢,她从不爱这些花儿粉儿的。”(第7回)脂砚斋亦云:“‘古怪’二字,正是宝卿身份。”(甲戌本第7回侧批)老子反对“富贵而骄”,认为“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主张“圣人去甚、去奢、去泰”。而宝钗虽生于“珍珠如土如铁” 的豪富之家,却偏偏以朴实无华为大美。她自己的卧室,直如雪洞一般,以至于连贾母等家长看了,也觉得其过于“素净”,以至于“离格”、“忌讳”。在为人处世上,老子主张“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奚”,“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要求人们通晓强雄的道理,却自处于柔雌的位置,通晓显赫发达之道,却自甘于默默无闻之位。主张“善者善之,不善者善之”,“信者信之,不信者亦信之”,以谦退和不争来德化不善、不诚之人,从而消解无谓的人际矛盾。宝钗的行事,亦深合于此道。她熟谙人情世故,熟谙为人处世之道,可她却并不屑于俗世的功利和权势者的恩赏,不屑于你争我夺、邀宠攀高。她亦有灵活的心计,可面对黛玉等人的嫉妒和攻击,却更多地选择了退让和感化。“俗人察察,我独闷闷”,世间的俗人鸡争鹅斗,斤斤计较,我却难得糊涂,听见了,也装作未曾听见,淡然处之。最后,她以“蘅芜君兰言解疑癖”的大德,彻底化解黛玉对她的“不信”、“不善”。她亦有锋利的口齿,但更多的时候,却宁可“珍重芳姿”、“婷婷不语”。这就叫“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希言自然”,不饰夸耀,才是“清净为天下正”的至理。这是她性格中“冷香”的一面。可是,希言罕语,却并不等于放弃原则。到了关键时刻,依然要坚持正义,掷地有声。所以,“冷香” 的背后,又全然是一股子愤世嫉俗的“热毒”。老子对时局,有尖锐的讽剌。他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而宝钗的那首《螃蟹咏》,更是把那些统治阶级中的贪酷之辈,讽骂得淋漓痛快。众姐妹都说,这方是食螃蟹的绝唱,只是讽剌世人太毒了些。谁曾想到,这方是宝钗“从胎时带来的一股热毒”的真实涵义!在“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 的时候,老子自道:“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儡儡兮,若无所归。”在众人争着看“热闹戏” 的时候,宝钗却把《寄生草》“赤条条去无牵挂”,“那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的唱辞,奉为“极妙”。宝钗以老子的名言“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来辅助探春理家,参与大观园的经济体制改革,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后来,她对王夫人建言,说人参等贵重药品,也该散众济人才是。亦同于此“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之说。然而,也正如老子所言:“建德若媮,质真若渝”,“大成若缺,大直若诎”,最刚健的品格,却好像苛且怠惰一样,最真诚品质,却好像昏浊不实一样,最大的完美,仿佛多有缺欠,最大的方直,反似圆滑弯曲,最“抱朴守真”的宝钗,倒恰恰最容易被那些浅尝辄止之徒,视为所谓的“大奸大伪”之人。历史上,不是有很多人把宝钗称做什么“乡愿”吗?直到今天,这些头脑冬烘的先生们,还在以不同的方式,重复他们的老调!不过,这也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证明了老子的观点:“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辄大笑。弗笑,不足以为道。”倒是一位不知名的批书人,有意无意间从昏暗的迷雾中,见到了真理的闪光。在蒙府本第37回的回末,这位批书人以近于大白话的语言,作诗道出了许多知名的评红人士都未能讲出的要谛。他说:

    薛家女子何贞侠,总因富贵不须夸。
    发言行事何其嘉,居心用意不狂奢。
    世人若肯平心度,便解云钗两不暇。

    他能从宝钗“富贵不夸”、“力戒狂奢”的现象中看出她身上颇具道家风骨的“贞”、“侠”二字,并且还告诫世人应“平心相度”。这在一片批钗、骂钗之声甚嚣尘上的时代,无疑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了。

    黛玉是美的,她的美,人见皆知。因为这样的美,很符合人们通常的审美习惯,尤其是那些传统文士的审美习惯,诸如同情“弱者”,欣赏“尤物”,自命“清高”等等。宝钗也是美的,可她的美,却只有少数大隐之士方能真正读懂。这样的美,已经远远超越了俗人所能理解的范畴,而纯属作者极具个性的独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黛玉反而是一个世俗的美女。她也很高雅,但却是一种世俗审美观所认可的高雅。她距离真正的理想境界还差得很远。宝钗反而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形象。她以大大拂逆俗子之心的方式,阐释了老庄“上德若谷,质真若渝”的美学理念。黛玉的前身系“绛珠仙草”。“绛珠”二字,正与“血泪”相对,这里承载的是作者无穷无尽的悲情与悔恨。癞头和尚给宝钗的“海上方”,要她取四季白花之蕊为药,尽撷精华,遍尝甘苦,则正暗合了作者对于老庄式完美个性的苦苦追寻。“以花为药,可是吃烟火人,想得出者?”(甲戌本第7回侧批)用脂砚斋的话说,这里承载的是作者的“高情”(庚辰本第37回双行夹批)!

    针对以上这种情形,作者在二人所对映的象征意象上,亦动足了脑筋。在大观园中,黛玉的居所是“潇湘馆”,正名“有凤来仪”。宝钗的居所是“蘅芜苑”,正名“蘅芷清芬”。而按照脂砚斋的说法,作者写“有凤来仪”,运用了“双关暗合”之法;写“蘅芷清芬”,则运用了“未扬先抑”之法!

    按小说第17回的描述,黛玉的“有凤来仪”,真是个清幽的所在。此处有森森万竿,苍翠夹路。“宝鼎茶闲烟尚绿,幽窗棋罢指犹凉”。好一个“竹中精舍”、“月下读书之地”(贾政语)!然而,正所谓“修篁时待凤来仪”,这“有凤来仪”四字的定名,却使得这一清幽之所,带上了浓厚的皇权意识的色彩,且看下面一段文字:

    宝玉道:“这是第一处行幸之处,必须颂圣方可。若用四字的匾,又有古人现成的,何必再作。”贾政道:“难道‘淇水’‘睢园’不是古人的?”宝玉道:“这太板腐了。莫若‘有凤来仪’四字。”众人都哄然叫妙。(第17回)

    这里,小说讨论的正是“有凤来仪”之名的由来,脂砚斋于此处有批云:

    果然,妙在双关暗合。(庚辰本第17、18合回双行夹批)

    何谓之“双关暗合”?一方面,这是指元妃的临幸。大观园本就为元春省亲而建,现在有皇妃驾幸,自然可谓是“有凤来仪”。另一方面,作者不也正借此暗示了潇湘馆主人黛玉那种渴望恩赏、积极入世的心理状态么?这与普通人家门前常挂的什么“金玉满堂”、“富贵长春”,还有旧时读书人家门前常挂的什么“帝德乾坤大”、“皇恩雨露深”,亦有异曲同工之妙呵!果不出其然,至第18回,黛玉在元妃省亲的时刻,写下的就是“何幸邀恩宠,宫车过往频”这样竭力颂圣奉迎的文句!如此便巧妙地嵌入了作者的一个观点:黛玉虽雅,却仍然是皇权世俗范围内的雅!

    与黛玉“有凤来仪”的儒家皇权意识相对,宝钗“蘅芷清芬”的“清芬”二字,却独得了道家的风韵。作者写此处胜景颇费了一番周折。小说第17回交代,大观园建成后,贾政带上宝玉,率一群清客入园观玩。一路题咏,过“沁芳亭”、“有凤来仪”、“杏帘在望”三处,来到了后来的“蘅芜苑”附近。“但见一所清凉瓦舍,一色水磨砖墙,清瓦花堵”。贾政道:“此处这所房子,无味的很。”然而,及进苑门,却见此处山石插天,异草盘环,那些奇藤仙葛,“或如翠带飘飘,或如金绳盘屈,或实若丹砂,或花如金桂,味芬气馥,非花香可比”。贾政不禁笑道:“有趣!”再进入里院,“只见上面五间清厦连着卷棚,四面出廊,绿窗油壁,更比前几处清雅不同”。贾政叹道:“此行中煮茶操琴,亦不必再焚名香矣。此造化已出意外,诸公必有佳作新题,以颜其额,方不负此。”

    在贾政道:“此处这所房子无味的很”处,脂砚斋有批云:

    先故顿此一笔,使后文愈觉生色,未扬先抑之法。盖钗、颦对峙有甚难写者。(庚辰本第17、18合回双行夹批)

    及至贾政笑道:“有趣”,又批云:

    前有“无味”二字,及云“有趣”二字,更觉生色,更觉重大。(庚辰本第17、18合回双行夹批)

    最后,脂砚斋以此对比前面“沁芳亭”、“有凤来仪”、“杏帘在望”三处,也感叹说:

    前三处皆还在人意之中,此一处则今古书中未见之工程也。(庚辰本第17、18合回双行夹批)

    中国道家文化历来强调以“清虚”为美,强调在平淡无奇的外表中,见出真精神、真境界。成语“别有洞天”,这“洞天”一说,就是这种哲学、美学思想的具体化、形象化的表述。神仙或者世外高人居住的地方,乃是“洞”中有“天”。其入口或许只是一个狭窄、晦暗的山洞,里面却别有一片广阔灿烂的云天!读者试想,此刻,曹雪芹之写“蘅芷清芬”的景观,是不是也同样展现了这样一种“别有洞天”式的美呢?初看“无味”,再看“有趣”,而“愈觉生色,愈觉重大”,最后方悟得此一处乃“今古书中未见之工程”!什么叫“豁然开朗”?什么叫“否极见泰”?观蘅芜苑是情是景,此二语皆可谓也。再进一步,作者用以描绘蘅芜苑景观的“未扬先抑”之法,又何尝不是其刻划宝钗人物的惯用手段呢?与黛玉慕势之“雅”相反,宝钗之雅,却是大雅若俗。俗为其表,雅为其里。解读这个人物形象,如果你看到的只是什么“世故”、“圆滑”,或者仅仅是觉着她“古板”、“无味”,那么,对不起,你就不免如同贾政初及蘅芜苑时的情形一样——张口即错,结果是连门也没有进入!惟有经过悉心的体会,从所谓“世故”、“圆滑”的背后,看到她的“清洁自励”和愤世嫉俗;透过所谓“古板”、“无味”的外表,品味出“淡极始知花更艳”,你才算是实实在在地懂得了曹公赋予这个人物的气质和内涵!脂砚斋说,包括“杏帘在望”和“有凤来仪”在内的三处景观,“皆还在人意之中”;惟独“蘅芷清芬”一处,“则今古书中未见之工程也”。毫无疑问,这也正是小说中李纨、黛玉诸人同宝钗在精神境界的层次上高下有别的写照。前者或端雅贞静,或幽怨自傲,却终究脱不出皇权世俗、名位利益的羁绊。只有后者那“藏愚”、“守拙”背后的孤高与激愤,才真正地体现出了一种超越凡尘而绝不苟同于流俗的品格!

    “理想”乎?“世俗”乎?这里,“有凤来仪”的“双关暗合”与“蘅芷清芬”的“未扬先抑”,无疑是最为深刻地揭示了黛玉与宝钗这两个艺术形象的社会、美学本质。——你以为她是“理想”的么?对不起,她可能倒更有企盼世俗名位的一面!你以为她是“世俗”的么?对不起,在她的身上,却反而能彰显出连那些所谓的“理想”人物都无法企及的清洁与高傲!史评家亓元先生曾经在《冯道评传》一文中,就历史的复杂性问题,评论说:“读史常常会发现,人世间许多看似对立的问题,如是非、正邪、善恶、好坏等等,都并不是很容易地就能断定的。 同时,即便就真是对立的情况,也往往并不如想像的中那样明显。对立的双方,可能有混同的成分、相似的成分,甚至还有完全颠倒换位的尴尬局面发生。所以,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放言》诗中阐述的很透彻:‘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转载自“凯迪社区之猫网”2004年2月22日网友转贴)其实,又何止是那些由宏大事件构成的历史,不消说“周公”、“王莽”这样的极端个例,就是在普通人的身上,又何尝没有这种“颠倒换位的尴尬局面”呢?再进一步,又岂止“是”与“非”、“正”与“邪”、“善”与“恶”、“好”与“坏”这些道德标准的评判,不能草率地断定;即便如“方”与“圆”、“直”与“屈”、“长”与“短”、“冷”与“热”这一类不带有道德褒贬色彩的定性描述,又何尝是能够轻易地作出的呢?老子云:“反者,道之动也。”(《老子》第四十章)人生本来就包含无数个“真”与“假”、“表”与“里”、“实”与“虚”、“有”与“无”的辩证统一。所以,真正的作家恰恰应该从精微之处,发掘人性的真实,以奇幻之笔,来照映现实的复杂,而不是从某种先验的概念出发,去人为地制造什么“典型”。然而,反观数十年甚至一百多年以来传统红学的发展,人们却恰恰是越来越深地陷入了以简单的预设结论来代替复杂现实的怪圈。“新”的理论倒是提了不少,“新”的名词也一个接一个地发明出来,可绕来绕去,却似乎总也走不出“两个对立典型”、“两条路线斗争”一类固定模式的阴影。其自诩为什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注:这实际上也是从前苏联“拉普”理论那里抄袭来的一个洋名词),但究其实质,又到底有多少“现实”的成份在里面呢?不过是又一种伪现实的“屠龙之术”罢了。那么,打破思维定势,更新研究方法,这十二字也就绝不仅仅是一句无意义的口号了。它也正是时下红学所面临的一个当务之急。而窃以为,亦只有在解决了这个当务之急以后,我们才能真正地走近曹雪芹,走近脂砚斋,走近他们用心构筑出来的那个艺术的世界。

    附2:《红楼梦:钗黛形象的B面》附注之十:

    [注10] 所谓宝钗“嫁祸”黛玉一说,我们可以从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来鉴别其真伪。首先,从主观上看,宝钗是否有“谋害”黛玉的企图?我们来看原文是怎么写的。当时,宝钗听到小红的私语时,她想到的是:
    “怪道从古至今那些奸淫狗盗的人,心机都不错。这一开槅子,见我在这里,他们岂不臊了。况才说话的语音,大似宝玉房里的红儿的言语。他素昔眼空心大,是个头等刁钻古怪东西。今儿我听了他的短儿,一时人急造反,狗急跳墙,不但生事,而且我还没趣。如今便赶着躲了,料也躲不及,少不得要使个‘金蝉脱壳’的法子。”(第27回)
事后,她想到的是:
    “这件事算遮过去了,不知他二人是怎样。”(第27回)
    这里,作者写得很清楚,宝钗的本意,只是要避免不必要的冲突,把此事“遮过去”。可有一字涉及要有意整治黛玉?既然并无一字涉及此念,所谓存心“嫁祸”一说,是不是很有些“莫须有”的味道?“拥林派”论者喜欢按照“才子”、“佳人”加“小人”的模式解读《红楼梦》,喜欢将宝钗一开始就先验地设定为奸诈小人。可事实上,原著钗、黛却最终结为了“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的“金兰之契”。黛玉对宝钗说:“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极好的,然我最是个多心的人,只当你心里藏奸。从前日你说看杂书不好,又劝我那些好话,竟大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错了,实在误到今。”宝钗劝慰道:“你放心,我在这里一日,我与你消遣一日。你有什么委屈烦难,只管告诉我,我能解的,自然替你解一日。我虽有个哥哥,你也是知道的,只有个母亲比你略强些。咱们也算同病相怜。你也是个明白人,何必作‘司马牛之叹’?”(第45回)至此以后,“孟光接了梁鸿的案”,钗黛二人越走越近。黛玉认薛姨妈为母,亲呼宝钗为姐姐,呼宝琴为妹妹,“俨似同胞共出,较诸人更为密切。”(第58回)假如宝钗一开始便不怀好意,黛玉能与她建立如此深厚的感情吗?或曰宝钗“善于伪装,欺骗了黛玉”,这也讲不通。常言道:“日久见人心”。黛玉又不是蠢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其冰雪聪明,她总是不难发觉其诈的。但实际上,小说中偏偏是越往后,钗黛的关系就越好;越往后,黛玉就越深悔错怪了宝钗。这是否符合认识的规律?退一步讲,就算宝钗有意“藏奸”。可以用来整治黛玉的方法,亦有许多,又何必非得在小红身上绕弯子?她若是把黛玉偷看“杂书”的事情,设法到贾母、王夫人那里一告发,黛玉岂不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还用得着借助小红之力么?如果一定要固执那种“诛心”之论,第29回,黛玉当着贾母的面揭发宝钗“他在别的上还有限,惟有这些人带的东西上越发留心”,公然向众人暗示宝钗不守礼法,对宝玉有私情,其居心用意,岂不更加“险恶”,更为“歹毒”?宝钗的“金蝉脱壳”,尚有情况紧急,不得已而为之的情由。黛玉的公然揭发,却全是平地起风浪,无事生非。论者为什么不说黛玉试图“构祸”于宝钗,其为人也很“阴险”,也很“奸诈”?其次,从客观上看,宝钗的“金蝉脱壳”又是否给黛玉造成了什么实际的伤害呢?很多“拥林派”论者喜欢强调“金蝉脱壳”使小红对黛玉产生了疑心。但仅凭此就能说明黛玉受到了什么实际的伤害么?事实上,小红再刁钻古怪,也毕竟是一个小丫头。要让她下定决心,采取行动去报复黛玉这样的主子姑娘,亦除非是在两种特殊的情形下,才有可能。一是当面撞见,不慎造成十分尴尬的局面,伤了她的自尊心。二是事后消息泄露,给她带来非常不利的后果。而这两种情形,却恰恰因为宝钗的“金蝉脱壳”而不能达成。宝钗装作正在嬉戏的样子,就避免了同小红正面冲突。黛玉因不在场,也不会陷入这种尴尬。事后,宝钗自然更不会到处去乱说乱讲。后文亦没有提供关于私情败露、小红受罚的情节。所以,小红得到的是切实的安全。虽然她也一度耽心黛玉偷听了她的隐私,但正如坠儿所说:“便听见了,管谁筋疼,各人干各人的就完了。”此事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烟消云散,不会对任何人构成伤害。更何况,小红若是真的相信自己的“把柄”有可能落在了黛玉手中(而且是不知不觉地就落在了黛玉手中),从此以后,她面对黛玉,是不是更应该小心翼翼地保持恭敬,而不敢随便轻犯呢?不然的话,她可是自己在找死了。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宝钗的“金蝉脱壳”,反而是给黛玉更增加一道免受伤害的安全屏障!所以,无论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所谓“嫁祸”一说,都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宝钗的“金蝉脱壳”,并非什么“嫁祸”之计,而恰是一种急中生智的“消祸”之举!一场可能到来的冲突、祸害,反而因之消弥于无形!或许有人会说,宝钗那时为什么非要喊出黛玉的名字。道理其实也很简单:她正是由潇湘馆一路扑蝶来到滴翠亭的,说自己正同黛玉玩笑,听上去更为可信,不使小红生疑罢了。又有人强为之辩,说宝钗当时完全可以大喊一声,不必叫出别人的名字。但试想,故意大喊一声,同装作正与别人嬉戏,哪一个更像是无意路过的样子呢?况故意大喊或大喝一声,在小红听来岂不更有要挟之嫌?足见其不通之至!《老子》云:“质真若渝,大白若辱”。《红楼梦》以老庄思想来塑造人物形象,书中本来就有许多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局面。

    读者若不能沿着作者给出的提示(如“蘅芜君兰言解疑癖”、“金兰契互剖金兰语”、黛玉自己后来亦深悔错怪了宝钗等等),去发现真相;反而戴上有色眼镜,跟着感觉乱猜一通,那是很容易陷入“贾天祥正照风月鉴”,“满口乱说胡话”的境地的!否则,曹雪芹也就没有必要一再强调“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了。(又注:其实,如果宝钗有心要整治黛玉的话,更好的办法,倒应该是不用“金蝉脱壳”之法,而反过来公开承认自己偷听了小红的密事,并以此要挟小红为自己做事。再将自己平日搜集到的不利于黛玉的消息,通过小红散布出去,或者干脆传递给某个家长。那样岂不更能置之于死地?但宝钗却完全没这么做。所谓“金蝉脱壳”,看似“把嫌疑丢给了黛玉”,但实际上,却恰恰因为小红自感“把柄”有可能落到了黛玉手中,而越发地不敢随便伤害黛玉,倒更增加了黛玉在大观园中的安全程度!试想,若是黛玉碰到同样的情况,她又会怎样呢?她会不会反而采用上面所述的要挟、利用小红之法,来整治宝钗呢?可见,作者之写“滴翠亭杨妃戏彩蝶”,并不是要表现什么“阴险”、什么“嫁祸于人”,恰恰相反,倒正好表现了宝钗为人厚道和她的遇事消祸之心!所以,对于“金蝉脱壳”这桩公案,脂砚斋倒反过来竭力称扬宝钗的贞洁和机变。他(她)说:“四字写宝钗守身如此。”(甲戌本第27回侧批)“道尽黛玉每每小性,全不在宝钗身上。”(甲戌本第27回侧批)“池边戏蝶,偶尔适兴;亭外急智脱壳。明写宝钗非拘拘然一迂女夫子。”(甲戌本第27回回末总评)——这与后世评家那些浅陋、恶俗的见解,是截然不同的!)

    同宝钗相比,黛玉的冷笑进谗,可要“聪慧狡黠”得多了!!但拥林派从来不说黛玉“聪慧狡黠”,可见其偏见是何等之深!
    所谓大直若诎,大白若辱,一直恪守“抱朴守拙”之道的宝钗,反被诬蔑为“聪慧狡黠”,而真正“聪慧狡黠”的的黛玉,其心计反被人百般掩饰,这也许就是《红楼梦》解读史上的最大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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