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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寅的历史地位

作者:佚名    收录时间:2005.10.31

 

    曹雪芹的祖父是曹寅。曹寅在清代尤其康熙统治时期,可是个不寻常的人物。他的名气好大,所以比较早的关于曹雪芹的传闻,都是把雪芹和曹寅联系起来,甚至误认为雪芹是曹寅的儿子。雪芹的好友敦诚是了解情况的,他在《寄怀曹雪芹》诗中也特意加注说:“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在纪念曹雪芹的诗里专门点出曹寅,可见曹寅其人的重要以及研究曹雪芹不了解曹寅是不行的。不仅因为曹寅是雪芹的祖父,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曹寅也有大可注意之处。史料记载,曹寅自幼颖慧,四岁能辨声律,十几岁时,“即以诗词经艺惊动长者”,被称为“神童”。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曹寅二十七岁,由銮仪卫治仪正兼第三旗鼓佐领,协理江宁织造,次年即任内务府慎刑司郎中;康熙二十九年出任苏州织造,三十一年任江宁织造,至五十一年卒于任所,只活了五十五岁。他的政绩是很出色的,不仅皇帝赏识,同僚也给予好评。江宁知府陈鹏年与他的关系并不好,但皇帝因听信总督的谗言,要杀陈鹏年,曹寅立即为之辩诬,免冠叩头,血被前额。苏州织造李煦怕曹寅触怒康熙,悄悄拉他的衣角,曹寅不听,愤怒地看着内兄李煦说:“云何也?”接着又叩头坚请,至碰阶有声,终于使陈鹏年得到赦免。这一勇敢的义举,一直被当世以及后人传为佳话。还有前引袁枚在《随园诗话》里的记载说,曹寅每次出去,都要带一本书,不停地观玩。人家问他为什么这样好学?他说:“我非地方官,而百姓见我必起立,我心不安,故借此遮目耳。”可见曹寅的性格和为官的风貌自有不同寻常之处。
    曹寅的文学造诣和在文化方面的贡献更值得我们注意。他能诗,擅词曲,今存《楝亭集》包括诗钞八卷、诗别集四卷、词钞一卷、文钞一卷,只是曹寅文学创作的极小部分。杨钟羲在《雪桥诗话》里说:“子清官侍从时,与辇下诸公为长短句,兴会飙举,如飞仙之俯尘世,不以循声琢句为工,所刻《楝亭词钞》仅存百一”,就反映了这种情况。关于曹寅的诗,顾景星说是:“清深老成,锋颖芒角,篇必有法,语必有源”;杜苍略说曹寅“以诗为性命、肌肤”,—须臾不离,当是纪实之言,而非虚美之辞。曹寅还写过《续琵琶》的剧本,以蔡文姬与配偶董祀的离合为线索,公开表彰曹操追念蔡中郎,义敦友道,在演出时也不让阿瞒涂上粉墨,真不啻戏曲史上的创举。所以当时有人说,这样做是因为曹寅和曹操同姓,“故为遮饰”,显然这是误解。刘廷玑曾为之辩护,说:“夫此一节,亦孟德笃念故友,怜才尚义豪举,银台(指曹寅——笔者注)表而出之,实寓劝惩微旨,虽恶如阿瞒,而一善犹足改头换面,人胡不勉而为善哉。”郭沫若1958年发表历史剧《蔡文姬》,把曹操写成贤明丞相,抹去了曹操脸上的白粉,殊不知,戏剧史上第一个给曹操抹去白粉的不是郭老,而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这一点,《续琵琶》的开场词就已经交待明白:“千古是非谁定?人情颠倒堪嗟。琵琶不是这琵琶,到底有关风化。”而《红楼梦》第五十四回:,贾母竟指着史湘云;向薛姨妈说道:“我像他这么大的时节,他爷爷有一班小戏,偏有一个弹琴的凑了来,即如《西厢记》的‘听琴’,《玉簪记》的‘琴挑’,《续琵琶》的‘胡笳十八拍’,:竟成了真的了,比这个更如何?”可真是信不信由你,《红楼梦》里的人物直接点出了曹寅的《续琵琶》,而且由贾母以回忆往事的方式点出,足见曹雪芹受曹寅影响之大,《红楼梦》的写作与曹寅的生平事迹不无关合之处。曹寅认为自己的曲写得最好,词差一些,诗又差一些。《红楼梦》中的诗、词、曲,也存在类似特点,如果不是巧合,更说明雪芹与他祖父在文学士有渊源关系。
    曹寅同时还是藏书家和刻书家。他藏的书,据—《楝亭书目》著录,共有三千二百八十七种,分三十六大类,仅“说部类”就有四百六十九种。后来这些书散佚了,乾隆中叶有人从琉璃厂买回的书中,发现上面有曹楝亭的印章。曹寅刻的书也不少,自己的诗钞、词钞除外,著名的有《楝亭五种》和《楝亭十二种》。《楝亭五种》包括《类编》十五卷、《集韵》十卷、《大广益会玉篇》三十卷、《重修广韵》五卷、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五卷;《楝亭十二种》包括《都城纪胜》一卷、《钓矶立谈》一卷、《墨经》一卷、《法书考》八卷、《砚笺》四卷、《琴史》六卷、《梅苑》十卷、《禁扁》五卷、《声画集》八卷、《后村千家诗》二十二卷、《糖霜谱》一卷、《录鬼簿》二卷。搜集的都是世不经见的书,但都属于文化艺术的范围,使这些书得以流传,功德自是无量。朱竹坨的《曝书亭集》,也是曹寅捐资刊刻的。章学诚说曹寅刻古书十五种,世称“曹楝亭本”,可见在当时的影响之大。更重要的是《全唐诗》和《佩文韵府》,都是曹寅一手经营而成,实在是对文化的一大贡献。康熙朝兴文教,先后整理刊刻的类书有《佩文韵府》、《渊鉴类函》、《分类字锦》、《图书集成》等;总集有《全唐诗》、《古文渊鉴》、《历代赋汇》、《唐宋元明四朝诗选》等;而曹寅主持刊刻的独占其二。难怪当时的一般文人学士那样推崇曹寅,包括名重一时的耆老宿儒,也以与曹通政荔轩相互赠答唱和为荣。现存《楝亭图咏》四卷,在上面题咏者有四十五家之多,大都是儒雅名流,如叶燮、姜宸英、徐乾学、毛奇龄、王士稹、邓汉仪等。据有的研究者统计,和曹寅有过诗文应酬或官场交往的文化名人近二百人左右,这个数字是相当惊人的。所以程廷祚在《青溪文集》里说:“管理织造事楝亭曹公,主持风雅,四方之士多归之。”又说:“及公辖盐务于两淮,金陵之士从而渡江者十八九。”和曹寅相过从的文人学士中,不少是对清廷不满的明遗民,他们之间交往过从的思想基础是什么?是那些遗老耆宿转变了立场,向官运亨通的曹通政攀附,还是曹寅出于某种原因向那些“草衣卉服”的“岩穴幽栖”者认同?它和曹雪芹以及《红楼梦》的思想构成是否有一定牵连?这些,历来是红学家最感兴趣的课题。考证派红学家感兴趣,索隐派红学家更感兴趣。看来研究《红楼梦》不了解曹雪芹不行,而研究曹雪芹不了解曹寅,也不能使研究深入一步。红学之外或者说之中而有曹学,殆非偶然。
    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曹寅与明遗民及江南思想活跃的知识分子如何接近,康熙皇帝对曹寅仍旧信任有加,不仅不疑,反而当作股肱近臣,格外赏识。江南一带的细小之事,他让曹寅及时奏报;织造任上有亏空,他嘱咐曹寅“必要设法补完,任内无事方好”。甚至南巡这样的“核心机密”大事,也提前向曹寅通报,说“明春朕欲南方走走,未定”。自康熙二十三年至四十六年,玄烨南巡六次,其中有四次驻跸在江宁织造府中,都是曹寅接的驾。曹寅病了,康熙派驿马星夜去送药。曹寅死了,康熙还说曹寅的好话,降旨说:“曹寅在织造任上,该地之人都说他名声好,且自督抚以至百姓,也都奏请以其子补缺。”于是命曹寅的儿子曹颙继任了江宁织造的职务。原来曹寅死后,江宁的士民、机户、车户、匠役和杭、嘉、湖的丝商,围住了江西巡抚郎廷极的公馆,称颂曹寅的善政,吁请曹颙继任织造。这一举动吓坏了巡抚郎廷极,当即报告了康熙。如此说来,曹颙继任织造莫非是康熙顺从民意,不得不这样做?只要看看在立储问题上康熙是如何决断,就知道这位君主并不受别人的意见所左右。何况在封建政权眼里,请愿不过是聚众闹事的另一种形式,康熙不会看重这些的。说到底还是对曹寅的印象好,由其父荫及其子。
    在封建社会,一个简派到地方上的官员,皇帝说好,同僚说好,老百姓也说好,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曹寅这个历史人物,从红学以及不从红学的角度,甚至不牵涉曹学,也值得研究。
    曹寅的父亲曹玺也很受康熙的赏识。曹玺的夫人孙氏曾给幼年康熙当过保姆,凭借这层关系,曹玺得宠不足为怪。不过,曹玺主观条件也是很优越的,他自幼聪明好学,“读书洞彻古今,负经济才,兼艺能,射必贯札”,早在顺治统治时期就已经提升为皇室的侍卫,后因跟随摄政王多尔衮在山西立有军功,又升为内务府工部郎中。康熙二年,被简派为江宁织造,政绩卓著,“积弊一清”,把织造局的乱摊子治理得井井有条,使朝野都非常满意。《江宁府志》的《曹玺传》对此有详细记载:
    康熙二年,特简督理江宁织造。江宁局务重大,黼黻朝祭之章出焉。视苏杭特为繁剧,往例收丝则凭行侩,颜料则取铺户,至工匠缺则佥送,在城机户有帮贴之累。众奸丛巧,莫可端倪。公大为厘剔:买丝则必于所出地平价以市;应用物料,官自和买,市无追胥,列肆案堵;创立储养幼匠法,训练程作,遇缺即遏以补;不佥民户,而又朝夕循拊稍食。上下有经,赏赉以时,故工乐且奋,天府之供,不戒而办。岁比祲(jin),公捐俸以赈,倡导协济,全活无算,郡人立生祠碑颂焉。织造在清代是一种特殊官职,主要督理宁、苏、杭一带的纺织事务,向朝廷供奉绸缎、衣饰、果品,直接对皇帝负责。曹玺之前,每三年更换一次,由于曹玺工作得好,才改成“专差久任”。康熙十六、十七两年,曹玺向玄烨汇报工作,讲江南的吏治情况,深得康熙好评,当即,“赐蟒服,加正一品”,并送给一块写有“敬慎”二字的匾额。康熙二十三年,连续做了二十一年江宁织造的曹玺病故了,恰好赶上玄烨第一次南巡,亲自到织造衙门“抚慰诸孤”,称赞曹玺说:“是朕荩臣,能为朕惠此一方人者也。”康熙的这一考语,证明曹玺、曹寅父子在织造任上,确负有在江南一带沟通满、汉感情,促进民族团结的使命。应该说,他们的这一工作是做得很好的,曹玺做得好,曹寅做得更好。
    就一般读者的眼光而言,知道了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或者再进一步,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也有所了解,就足够了。但红学家们可不以此为满足,他们要沿波讨源,振叶寻根,继续上溯,非把曹雪芹的家族世系弄个水落石出不可。
    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已上溯到曹玺的父亲曹振彦和祖父曹世选,并说曹家是正白旗包衣人,世居沈阳地方,来归年月无考。周汝昌在《红楼梦新证》中则提出,曹雪芹祖籍河北丰润咸宁里,上溯可以查考的只能到曹世选的父辈曹登瀛,再往上就不得而知了。他列出了一个详尽的“丰润曹氏世系表”,推断曹家归旗的年代十分湮远,可能是辽、沈:—带的边民被虏为奴所致,先世虽为汉人,后来已与满人无异。《红楼梦新证》初版于1953年9月,九年后的1962年,周汝昌在《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中,补上了《新证》的空缺,把雪芹家世从曹世选上溯到十七世,认为北宋时的大将曹彬是曹家的始祖。曹彬是河北正定县人,第三子曹玮在江西做官,又四传到曹孝庆。曹孝庆的五代孙曹瑞明和曹瑞广,因生活所迫重新流落到河北,哥哥瑞明在丰润县咸宁里八甲落户,弟弟瑞广继续北上到了辽东和铁岭一带。曹世选就是铁岭曹氏瑞广的七代孙。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即位于赫图阿拉,两年后大败明军,又一年陷铁岭。“曹世选这时正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好小伙子,遂为金兵俘虏”,成了王贝勒的奴隶,被编入满洲正白旗。满语奴隶为“包衣”,意思是“家里的人”,社会地位是很低下的。这和曹寅死后,曹颐在奏折中说的“奴才包衣下贱,自问何人,敢擅具折奏”正好对景。到了曹世选的儿子曹振彦长大以后,才有了“出身”,因从龙入关有功,于顺治七年任山西吉州知府,不久升任大同府知府及浙江盐法参议使,逐渐发达起来。周汝昌先生在通贯曹雪芹家族世系的基础上,着重辨明原系汉族的曹家,被俘后编入的是正白旗,而不是“汉军旗”,因为明朝的降兵和汉人军队才编入汉军旗籍,这与早年被俘的已成为“家里人”的曹家是两码事。可以看出,通过对曹雪芹家族世系的研究,清朝开国史上的一些繁难的官职和制度问题,也随之提出并解开了一些疙瘩。在这点上,红学向史学靠拢,曹学专家和清史专家互相认同。
    冯其庸不同意周汝昌的曹雪芹籍贯“丰润说”。提出曹家的籍贯是辽阳,后迁沈阳。他依据《五庆堂重修曹氏宗谱》及有关史料,考定曹俊是曹雪芹的始祖。曹俊约生活在明朝的永乐至天顺或成化时期,即公元1403至1465年左右,系由明朝的军官归附后金的。曹俊有五个儿子,顺序为曹异、曹仁、曹礼、曹智、曹信,雪芹的上世是曹智这一支,即第四支。但《五庆堂谱》中三支最详,四支曹智以下缺四至八世,至曹世选已经是第九世了。冯其庸认为曹家开始是汉军旗,后来才归入满洲正白旗。1970年香港文艺书屋出版的赵冈和陈钟毅撰写的《红楼梦新探》,也以《五庆堂谱》和《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为据,论定曹雪芹的始祖是曹良臣,不同意周汝昌的“丰润说”。周汝昌写《红楼梦新证》时,主要从《丰润县志》获得材料,提出雪芹籍贯河北丰润,后来发表《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已看到了一部《丰润曹氏宗谱》。所以,就有一个《丰润谱》和《五庆堂谱》何者可信的问题。周汝昌在新版《红楼梦新证》“籍贯出身”章的附记中写道:
    到底信哪个谱?在这里又是我和他(指《红楼梦新探》作者赵冈——引者注)看法各异。拙见认为,辽东《五庆堂谱》编次曹锡远于智之系下,当中隔断五世,关系不清,骤然突接,我还不能无疑。而丰润谱却就是曹寅屡次亲口称为“骨肉”的“冲谷四兄”家。相信谁呢?我宁愿相信曹寅在康熙年亲口所说的话,而不敢轻信同治年增修《五庆堂谱》的那种五世空白的“接续法”。
    那末,“到底信哪个谱?”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似不好遽然论定。好在曹世选以下脉络是清楚的,各家看法并无异见。请看,光是雪芹的籍贯、出身、世系、旗籍,就有这许多纷争,使人莫衷一是,足见曹学是个极麻烦的题目,难度远远超过对《红楼梦》本身的研究,也许,这正是曹学之为曹学的吸引入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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