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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学的缘起

作者:刘梦溪      收录时间:2004.06.10

    最早提出曹学这个概念的是余英时教授。他在《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文中写道:
    胡适可以说是红学史上一个新“典范”妁建立者。这个新“典范”,简单地说,便是以《红楼梦》为曹雪芹的自叙传。而其具体解决难题的途径则是从考证曹雪芹的身世采说明《红楼梦》的主题和情节。胡适的自传说的新“典范”支配了《红楼梦》研究达半个世纪之久,而且余波至今未息。这个新红学的传统至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一九五三年)的出版而登峰造极。在《新证》里,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周汝昌是把历史上的曹家和《红楼梦》小说中的贾家完全地等同起来了。其中“人物考”和“雪芹生卒与红楼年表”两章尤其具体地说明了新红学的最后趋向。换句话说,考证派红学实质上已蜕变为曹学了。
    同一篇文章的另一处又说: 本来材料是任何学问的必要条件,无人能加以忽视。但相对于研究题旨而言,材料的价值并不是平等的。其间有主客、轻重之别。就考证派红学而论,对材料的处理就常常有反客为主或轻重倒置的情况。试看《红楼梦新证》中“史料编年”一章,功力不可谓不深,搜罗也不可谓不富,可是到底有几条资料直接涉及了《红楼梦》旨趣的本身呢?这正是我所谓曹学代替了红学的显例。
    余英时先生的《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主要是从学术史的角度探讨近六十年来红学发展的过程,目的是寻找红学研究的突破口,从行文语意看,似乎并没有想从理论上对红学的研究对象加以界说。曹学的提出带有偶然的性质,是检讨考证派红学的利弊得失逼出来的逻辑概念。可是,他的文章却在红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导致一场有好几位著名红学家参加的关于红学的对象和范围的争论。前面谈到的《文艺报》1984年接连发表应必诚、周汝昌、赵齐平的论辩文章,实际上也是这一场争论的继续。
    国内读到余英时先生的文章比较晚,率先起而辩难的是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任教的赵冈教授。赵冈先生是海外成就很突出的《红楼梦》考证专家,他的辩难文章虽然主要针对的是余英时先生的“两个世界”论,但忍隐着对“曹学”一词的很大不满。他说:“英时兄说半个世纪以来的‘红学’其实是‘曹学’,是研究曹雪芹和他的家世的学问。他并且认为这样做所付的代价很大,最大的代价之一便是模糊了《红楼梦》中两个世界的界限。‘盛衰论’的红学家是想弄得‘真事存,假语隐’,这种舍从攻主,去假存真的还原工作,不可避免要使这两个世界的界限在短期内变得模糊一点。但这样做是得是失,现在下结论还略嫌太早一点。这要看基本假设如何而定。如果面包是面粉做的,研究面粉是有用的;如果面包是空气做的,研究面粉当然是错了。”字面上没有就“曹学”的提法正确与否进行辩驳,态度和意向是明确的,即不赞成余英时先生“半个世纪以来的‘红学’其实是‘曹学’的观点。余英时先生使用“曹学”一词究竟是褒是贬,可以姑且勿论,但在理解上,一些以考证见长的红学家,显然以为余先生对研究曹雪芹家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估计不足,所以赵冈才有面粉和面包的比喻。当时国内学术界也酝酿着对红学考证的不满,特别对考证雪芹远祖存在反感,余英时先生的文章介绍过来后,很得到一些研究者的共鸣。而近年来一直在从事曹雪芹家世研究的冯其庸先生则首当其冲,他不得已著文论辩,写道:
    红学的内容既如此广泛,我们就不可能要求一个“红学”研究者去研究“红学”的一切,而应该向专门化的方向发展。比如说,有的研究者有兴趣研究曹雪芹本身,有的研究者有兴趣研究《红楼梦》本身,有的研究者又喜欢研究《红楼梦》的版本,有的研究者又喜欢研究曹家上世的历史,如此等等。对于研究中的这种各人的爱好和专长,应该尽量各尽所好,扬长避短,而不要强人所难,不要指责他为什么老爱研究这个而不爱研究那个。我们可以评论研究者的成果,指出他的得失,却无权规定他只能研究什么,不能研究什么。
    他接下去还说: 我认为世界上学问之大,无奇不有,《红楼梦》本身包罗万象,它所涉及的面实在太广泛了,《红楼梦》所描写的任何一个侧面,都可以使你花费很大的精力去研究它,所以我们切不可抱狭隘的实用主义观点来对待科学研究事业。伟大的曹雪芹曾经说过:“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我觉得研究者也历历有人,决不可因为我们自己的局限,而有意无意地去限制别人的研究,一并使其泯灭。
这些话,都是有感而发的,内在情绪溢于言表。文章虽然写于 1981年初,但这些想法是冯先生憋了很久的意见,—他1979年和 1980年曾多次谈起过。对考证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的说法,冯先生尤其不赞成,他说;“我们不能断定今后永远也不会出现有关《红楼梦》和曹雪芹的任何新材料了,只要有新的材料出现,我们就要鉴别它的真伪,这就离不开考证。”这与赵冈先生的意见可谓不谋而合,而与余英时先生的观点是相左的。当然余英时先生也不是反对红学考证,以他的国学根底不至于作出这种简单论断;他的意思只是觉得考证受客观材料的限制,再有新的发现已经很困难了,按曹学的路子走下去红学不会有光明前途。我个人是颇同情余英时先生的观点的,但现在写《红楼梦与百年中国》这本书,需要我超越于红学之外来看待红学的论争,因此对赵冈先生和冯其庸先生的看法同样抱有好感。我想探寻的是,他们何以对考证曹雪芹的经历和家世有如此浓厚的学术兴趣。
    有一件事很值得深思。这就是几位以考证曹雪芹家世见长的红学家,不管对曹学的提法持何种态度,都不否认自己研究的是曹学。不仅不否认,后来还理直气壮地张扬曹学。冯其庸先生说:“我个人认为研究曹雪芹而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并得列于世界学术之林’,;这是我们伟大祖国的光荣,也是曹雪芹的光荣,我们不应该用讽刺鄙视的眼光来对待‘曹学’这两个字,不承认它是一门真正的学问。”周汝昌先生在威斯康辛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上,甚至说自己是“曹学家”,并提出“内学”和“外学”的概念,认为以作品本身为主的研究可以叫“内学”,侧重时代背景、家世历史的研究可以叫“外学”。结果余英时先生站起来声明:“曹学这名词也许是因为我说的,但是我并不是反对曹学,我很尊重曹学。不过,我个人觉得考证应受材料的限制,今天我们所能发掘到的有关曹家的家世,至少关于曹雪芹本身的,还是很有限。”对曹学的发展取向怎么看是另一回事,曹学这个概念的应该存在,看来已成不争之论。
    这到底该怎样理解呢?红学的种种公案尚且未了,凭空又多了个曹学,研究《水浒》的人,自然也研究作者施耐庵,但从未见有人叫“施学”;同样,《三国演义》和《西游记》也没有“罗学”、“吴学”之称。为什么研究《红楼梦》就会有曹学呢?而且一叫就能叫开,说者或许无意,听者却受之泰然,直言不讳地供认自己就是“曹学家”,一般《红楼梦》爱好者也不觉“曹学”两个字拗口,很快就约定俗成了;就中道理究竟是什么呢?须知,参加讨论的都是很有声望的红学家,治学态度并无不严肃认真之处,丝毫不会有早期“红学”一词的戏谑意思。莫非研究《红楼梦》的人都是“间气所钟”,是贾宝玉的同党,“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
    摘自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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