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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论争(11-17)

作者:刘梦溪      收录时间:2004.05.30

第十一次论战:所谓曹雪芹轶诗

    曹雪芹能诗,而且风格近似李贺,这是敦敏、敦诚和张宜泉诗文中透露出来的,应属可信。脂批也说《红楼梦》作者有传诗之意。但除《红楼梦》之外,并没有完整的雪芹诗作流传下来,只敦诚《琵琶行传奇》的题跋中,有两个断句:“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被敦诚赞为“新奇可诵”。这首诗其他六句是怎样写的,却无从知道,红学爱好者无不深以为憾。 
    但1973年左右,曹雪芹《题琵琶行传奇》佚诗忽然面世,《红楼梦》研究者中间争相传阅。197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印的《红楼梦研究资料》曾予刊载,全诗八句为:“睡壶崩剥慨当慷,月荻江枫满画堂。红粉真堪传栩栩,渌樽那靳感茫茫。西轩鼓板心犹壮,北浦琵琶韵来荒。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尸不久,吴世昌和徐恭时两先生撰写出详细笺释、论证和评价的文章,题为《新发现的曹雪芹佚诗》,发表在1974年9丹印发的南京师范学院编的《文教资料简报》增刊上,1975年第一期《哈尔滨师范学院学报》予以转载。吴、徐写道:“从这诗的思想性、艺术性,以及韵律、技巧等种种方面加以考察的结果,认为这是雪芹原作,绝兑可疑。”盛赞“雪芹此诗;是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浑成的优秀范例”,可以用此诗“作为衡量别的相传是曹诗,(如果还有的话)的尺度”。这样,所谓雪芹这首佚诗便在全国范围内流传开了。 
    但同时也有传闻;说佚诗是假的,并不是雪芹的原作,而是“时人拟补”。1976年4月增订出版的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录存了这首诗,周先生加按语说:“有拟补之者,去真远矣,附录于此,聊资想象。”接着,1977年,第四期《南京师范学院学报》刊出了《曹雪芹佚诗辨伪》一文,作者陈方,对佚诗的真实性明确加以否定。这样—采便激怒了吴世昌先生;再次撰写《曹雪芹佚诗的来源与真伪》,长达两万余言,发表于 
    1978年第四期《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公布了一系列关于佚诗“来历”的材料,引经据典,确认佚诗“不伪”。特别针对有人说“拟补”之人就是周汝昌,他痛加驳斥,认为周先生断“补”不出这样的诗作。他说这使人想起《晋书》里一个故事——阮籍的侄孙阮瞻不信鬼,来客与他辩论,辩不赢便作色曰:“即仆便是鬼!” 
    正当围绕曹雪芹的佚诗所进行的论争不可开交之时,香港的《七十年代》月刊在1979年第六期上披载出梅节的文章,直截了当地指出佚诗是假的,并说这是一个“骗案”,可以称为“红学界的‘水门事件’。”于是吴世昌又在1979年第九期《七十年代》上,以《论曹雪芹佚诗,辟辨“伪”谬论》为题,发表答辩文章,仍坚持佚诗不伪。梅节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四人帮揪出后,原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编辑却揭露此诗是假古董,暗示作者就是周汝昌本人。吴世昌明知此诗来源可疑,却抢先发表,乃蒙骗群众。”吴世昌说:“梅节的行为已越出学术讨论的范围,成为一个法律上的诽谤问题”,他“保留另行处分之权”。 
    1979年11月16日,梅节又在香港《广角镜》上撰文,题目是《关于曹雪芹“佚诗”的真相——兼答吴世昌先生的“斥辨伪谬论”》。至此,论争已呈白热状态。连顾颉刚、俞平伯两位红学元老也被卷入进来,因为吴世昌在文末附录了顾、俞给他的信函。 
    吴恩裕是曹雪芹这首佚诗的先睹者,他的《曹雪芹佚著浅探》中的一则“琐记”,对佚诗的来历和流传过程有所披露,其中写道: 曹雪芹题敦诚之《琵琶行-传奇》一折诗,敦诚于其《鹪鹁庵笔麈》中谓为“新奇可诵”,惜敦诚未引全诗……“全”诗既出,士林竞相传诵,《红楼梦》资料书,几无不翻印、注解,且复为文考释。近日颇有谓前六句为伪补者,又有谓为确系曹作者,一时视听颇乱。余以曾先睹此“全诗”为快,故仅就所知,以告读者。1971年冬,余在皖北濉溪之五铺镇,得周汝昌同志函示全诗,并云:“此诗来历欠明,可靠与否,俱不可知。”(1971年12月26日由北京所寄函)得周函后,余又函询该诗之所自来,据汝昌于1972年1月14日复函云:“(上略)至其来源,系人投赠,原录一纸,无头无尾,转托人送到。弟不在寓,亦未留他语。使弟一直闷闷,设法探访奇人。事实如此,原诗已奉目,弟绝无珍秘‘来路’之意,当荷见信。此与蜡石笔山照片之远投颁惠,同为异事,可为前后辉暎(裕案:原即作‘暎’,下略)。”据此两函,则汝昌虽获此诗,因不知其来源也。1972年春,余自皖去沪转杭,由杭返京后,与汝昌相晤时,仍谓不知投诗者为谁氏。殆上海印布该“全”诗后,余始闻人言,汝昌曾告人,谓该诗系时人所补。斯时也,谈《红楼梦》者多以为异:益以既知为时人所补,必知其为何人,何不明言其人也?又颇有人认为,前六句即出汝昌之手。他友之关心此问题者,知余与汝昌相善,时来相问,亦有外地不识之同志,投书见询。遂再度致函汝昌。得复云:“(上略)场韵七律,前六句确系时人之作,此诗当年唯写与二人,一为家兄,一即兄也。家兄一见,亦甚惊奇。后设法探询,知为时人试补。其人原非作伪之意;不过因苦爱芹诗,恨不得其全,聊复自试,看能补到何种水平耳。其诗笔尚可,但内容甚空泛,此其破绽矣。(芹真诗必不如此!)(下略)”观此书词气,则前六句为汝昌所补之说,似非无据。盖其所云:“其人原非作伪之意”、“苦爱芹诗”、“恨不得其全,聊复自试”诸语,已足使人疑为补者自解之词。然近见彼于新版《红楼梦新证》七五O页已刊入“全”诗;据汝昌之附记所云:“按雪芹遗诗零落,仅存断句十四字。有拟补之者,去真远矣,附录于此,聊资想象。”则又并非自承。似此迷离惝恍之言,实令人难于判断此“拟补之者”之为谁。然余所最不解者则为:倘系汝昌自补,何以1973年汝昌刊于《文物》第二期《红楼梦及曹雪芹有关文物叙录一束》一文之提纲初稿(该文系余代《文物》所约,提纲初稿均先交余处,后转《文物》)中,竟有解释该“全”诗一节?以故余彼时认为:此六句诗当然非彼所补。虽其后汝昌又函余将该节取消(该文提纲《文物》编辑部未看到),倘非出自曹氏而系彼自己所补,即提纲初稿亦不应写入也。余意汝昌考证《红》、曹,历有年所,辨伪析疑之不暇,讵可含糊其词,以滋世人之惑!时至今日,何靳一言,以释众疑?最早看到佚诗的吴恩裕先生也被打到闷葫芦里了。不过他对佚诗的来历交代甚详,说明只有周汝昌深知诗案底理;因此他期待周先生站出来释疑。 
    1979年,周汝昌先生终于站出来说话了。他说佚诗的前六句是他“试补”的,而且一共“试补”了三首,时间在1970年秋,刚从湖北干校回到首都的时候。至于有人“误以为真”,他说“这三首诗‘真’,不了”,原因“一是内容空泛”,“二是诗的风格不对”:“我非雪芹,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出雪芹那样的诗句的。真假之分,端在此处可见,其他都不须细论了。”聚讼多时,红学界为之惊诧的曹雪芹佚诗案,终于了结,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第十二次论战:关于曹雪芹的著作权
 
    《红楼梦》前八十回的作者是曹雪芹,自胡适1921年发表《红楼梦考证》以来,《红楼梦》研究者绝大多数对这一结论都是肯定的,所以考证派红学才有可能发展为曹学。只有一些索隐派学者怀抱异见,认为曹雪芹最多不过是一个增删改定者,他之前当另有一位具有遗民思想的人是原作者。台湾的潘重规先生以及《红楼梦原理》的作者杜世杰,即持此说;但由于立论孤弱,加之反对者甚众,没有集中展开讨论。1979年,戴不凡的。《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的系列论文发表之后,如颗颗巨石投入“红湖”,在红学界引起强烈反响,一场大规模的关于曹雪芹的著作权的论争由此拉开战幕。 
    戴不凡的文章刊载于《北方论丛》1979年第一期,长四万余字,主要论点是,曹雪芹不是《红楼梦》的“一手创纂”或“创始意义”的作者,他是在“石兄”的《风月宝鉴》旧稿的基础上,巧手新裁,改作成书的。总之,曹雪芹只是小说的“改作者”。他认为《红楼梦》的写作过程分两个阶段: 
    先是那个被称为“石兄”、自称为“石头”的作者业已“编集在此”的一部“自叙”性质的小说,由后来易名为“情僧”的空空道人抄录回来问世传奇,他“改《石头记》为《情僧录》”;同时又被人题以《.红楼梦》、《风月宝鉴》等等不同书名。到了第二阶段才是曹雪芹在石兄,日稿基础上“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改写成《金陵十二钗》,即今天我们所说的《红楼梦》。 
    这样来看待《红楼梦》的成书过程,不是新说,不仅索隐派学者做如是观,考证派和小说批评派也不否认《红楼梦》之前曾有《风月宝鉴》之书。所不同的是,绝大多数研究者根据脂批的明文,都肯定《风月宝鉴》的作者也是曹雪芹,只有戴不凡主张这部“旧稿”出自另外的“石兄”之手。 
    “石兄”是谁?戴不凡在《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的第二篇文章《石兄和曹雪芹》里,做了回答:是曹寅胞弟曹荃的第二子竹村。当然他的回答带有自我存疑性质,所以文章中每作“石兄(?竹村)”的语式,措词也多有“极可能”、“应有个”、“可能是”、“不排斥”、“有迹象表明”、“可以设想”、“估计”等字样;但论证起来仍颇自信,认为“就目前所能见到的材料来看,只能做出这样的判断”。可以想见,这种立论方法势必在红学界引起争议。而为了证明曹雪芹只是小说的“改作者”所列举的“内证”和“外证”,也给诘难者做不同解释留下了空隙。所以戴文发表之后,《北方论丛》、《红楼梦学刊》、《红楼梦研究集刊》、《文艺研究》等刊物,相继刊载张锦池、吴世昌、王孟白、张碧波、邹进先、陈熙中、侯忠义、周绍良、邓遂夫、蔡义江、扎拉嘎、宋谋扬、薛瑞生、梅节等写的商榷文章近三十篇,使这次关于曹雪芹的著作权的论争很快达到高潮。 
    戴不凡所说的“外证”,主要是脂批,或如他所说,是“可资怀疑的许多脂批”。如庚辰本第十三回回末朱笔眉批:“读五件事未完,余不禁失声大哭!三十年前作书人在何处耶?”戴不凡说这是畸笏于乾隆壬午(1762年)年加的批,上溯三十年为雍正壬子(1732年),按雪芹生于康熙乙未(1715年)推算,壬子他才十七岁,怎么可能创作自称写“半生潦倒之罪”的小说呢?还有,雪芹在壬午年明明活着,畸笏怎么会大哭“三十年前作书人在何处”呢?显然戴不凡对这条脂批做了与众不同的解释,如他的加在引文上的着重号所标示的,理解成《红楼梦》这部书作于乾隆壬午的“三十年前”了。蔡义江、张锦池、宋谋扬、邓遂夫等都不同意这种解释,认为此批是畸笏由贾府“五弊”联想到他们1日家的破败之由,意思是说:“三十年前,为什么没有遇见这样的作书人呢?”如和另一条“三十年前事,见书于三十年后”的批语相对照,意思更加明确,根本与雪芹写作《红楼梦》的时间无关。戴不凡援引作为“外证”的另外一些脂批,也大都遭致红学界的异议。特别甲戌本第一回贾雨村中秋诗旁的脂批:“余谓雪芹撰此书,中亦为传诗之意。”可以说这是曹雪芹为《红楼梦》作者的铁证。但戴不凡对此批语做了如下校补;余谓雪芹撰此书中[当漏:诗词]亦为传诗之意。这条脂批中,“为”字可能是错字,吴恩裕疑为草书“有”字之误,不无道理;还有的句读成“余谓雪芹撰此书中,亦为传诗之意”,亦可成一说。雎独戴文的校补,绝难成立。蔡义江在《脂评说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中写道:“戴文对这几条脂评的校改,虽然不能成立,看来也出于不得已。否则,甲戌本上白纸红字写着‘雪芹撰此书’,仅此五字,就足以将他数万字的考证一笔勾销。” 
    戴不凡列举的一系列“内证”,即“大量吴语词汇”、“雪芹将贾府从南京.‘搬家’到北京”、“时序倒流”及“‘大宝玉’和‘小宝玉’”,也在《红楼梦》。研究者中间引起强烈争议。许多红学家指出,戴不凡列举的书中的未尽统一和矛盾之处,过去并不是没有人发现,只是觉得仍属于文学创作当中的正常现象,不好以此作为理由证明《红楼梦》系出自不同的人的手笔,尤其不能证明曹雪芹只是别人一部书稿的改写者。吴世昌说:“《红楼梦》里人物对话不纯粹是北京方言,也有吴语,这本来是我在一篇论及人物对话的文中指出来的……但如果要用一本书中同时出现两种方言这一事实,来证明此书为二人所著,则是不科学的。”戴不凡举出二十例吴语词汇和六个苏州话的谐音字,用以说明《红楼梦》里的吴语词汇“够得上是洋洋大观”;而吴世昌先生一口气例举出六十例,加上戴文所举的,约有近百条吴语词汇。但吴世昌说:“就《红楼梦》全书而论,则前八十回即有六七十万宇,这些每条二三字的近百条吴语词汇在全书中比例,只占千分之零点三,实在微不足道。但即使全书有一半吴语,一半京音,也可能仍是一人而通两种方言者所写。”我们知道,吴世昌也是主张《红楼梦》不出自一人之手,’认为其前身《风月宝鉴》另有作者小雪芹在此基础上“加工增删”成书,这 
    与戴不凡的看法颇具共同之处,而且立说要早得多,但即使如此,他仍认为戴不凡的例证不能证明自己的观点。陈熙中、侯忠义则对戴文所举二十例吴语词汇细加辨析,发现其中大部分词语,即便是吴语地区以外的人,也可以、甚至大量地使用,因此他们说“这些‘道地’的吴语词并不‘道地’”。 
    地点问题、时序问题、宝玉年龄问题,也存在类似情况,即矛盾和不统一之处确实多有,但是否如戴文所说,形成了“时序倒流”,书中竟有一个“大宝玉”和“小宝玉”,人们的看法甚歧异。笔者在《秦可卿之死与曹雪芹的著作权》一文中,曾反复核对《红楼梦》原文,追寻书中提供的各种时间线索,证明戴不凡对宝玉的年龄推断有误。我在文中归结说:“戴不凡同志在《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一文中,把‘时序倒流’和宝五年龄问题作为否定曹雪芹著作权的两大‘内证’。我们通过上面的勾稽爬梳可以看出,《红楼梦》中的时间、节令、气候基本上是前后贯通、回次相继的,虽有一些颠倒矛盾之处,但不影响叙事的总体时间性,不能得出‘时序倒流’的结论,更不能说‘这位伟大作家连时间观念也没有’。贾宝玉的年龄,前后基本上也是一致的,不存在什么‘大宝玉和小宝玉’。” 
    张碧波和邹进先对戴不凡提出的“石兄”是曹荃次子曹竹村的说法,反驳最力。戴说主要依据曹寅的《思仲轩诗》的小序:“思仲,杜仲也,俗呼为檰芽,可食。其木美阴而益下,在使院西轩之南。托物比兴,盖有望于竹村,而悲吾弟筠石焉尔。”曹寅《楝亭诗钞》中提到的竹村有两个,另一个是王竹村,姓与名连写,以与这一个竹村不相混淆。张、邹指出,《思仲轩诗》里不署王姓的竹村,其实是李煦,因为张云章《朴村文集》卷十一《御书修竹清风图记》记载,李煦任苏州织造时,“于郊外种竹成林,结屋数盈,杂村虚间,时一往游,遂自号竹村”。李煦是曹寅的妻兄,两个人在政治上也情同一体,所以在伤悼亡弟曹荃的诗中“托物比兴”,把昆仲情谊寄托在妻兄身上,是顺理成章的。至于戴文引为旁证的朱彝尊的《题曹通政寅思仲轩诗卷》,张、邹考证出系通过鲍照和李陵来比照曹寅,因为李陵的《与苏武诗》有“独有盈觞酒,与子结绸缪”、“努力崇明德,皓首以为期”的诗句,和《思仲轩诗》的“有望于竹村”在感情上有相似之处。他们写道:“如果按照戴不凡同志的说法,‘竹村’为曹寅之侄,朱彝尊以李陵的‘古调’称颂曹寅《思仲轩诗》,就是以抒写朋友之谊的李诗比拟寄托叔侄之情的曹诗,那就是不伦不类的颂扬了。这对一代著名诗人学者的朱彝尊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就对曹寅的《思仲轩诗》的诠释而言,戴不凡过于深文周纳,远不如张、邹的解释更为妥贴。所谓“石兄”’就是过继给曹寅的曹荃第二子,证据实在弱不能支。 
    这说明戴不凡的立论,矛盾和疏漏以及错讹,是很多的,难怪文章一出来,即引起一场红学论争。 尽管如此,戴不凡的关于曹雪芹的著作权的一组文章,在学术上却不能说无足轻重,恰恰相反,他提出了许多考证派红学考而未决、证而不清的问题,进一步说明《红楼梦》的成书过程仍是一个未解之谜。他的猜想很可能是有道理的,只嫌证据不足。对于红学来说,这已经足以引起人们的兴趣。令人遗憾的是,戴不凡同志在他的系列文章刊出不久,就因心脏病突发,与世长辞了,还没有来得及一一看到与他商榷的文章,当然更谈不上作出回答。据说他是想在反驳他的文章发表得差不多的时候,写一长文统一作答,可惜此一愿望未遑实现,人们无法知道他还将有什么新观点提出来。 

第十三次论战:红学三十年的评价问题

    这是笔者引起的一次论争。1979年,我应《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之约,写了一篇回顾1949年以来《红楼梦》研究状况的文章,题目叫《红学三十年》,后来发表在,1980年第三期《文艺研究》上。文章对1954年的《红楼梦》大讨论,对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红楼梦》研究取得的成果,对七十年代中期掀起的“红学热”,以及对索隐派旧红学和以胡适为代表的考证派新红学,做了历史的评述,并从学术思潮发展的角度总结了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探讨了新的时期开始以后《红楼梦》研究如何突破的问题。 
    我为了写这篇文章,阅读了大量资料,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三厚册,就是我当时阅读的结果。但文章发表之后,红学界有一些议论,有的表示赞同,有的则持有异见。1980年夏天,全国《红楼梦》讨论会在哈尔滨召开,我将此文提交给大会,也听到了不同反映。不久,1981年第一期《文学评论》上便刊出了丁振海写的商榷文章,紧接着,又在该杂志第三期登载两篇,一篇的作者是傅继馥,另一篇署名王志良、方延曦,同时发表了我对丁文的答复。论争就这样开始了。但发起讨论的《文学评论》,并没有继续发表讨论文章,只在1981年第六期摘编了一篇“来稿综述”。与此同时,《红楼梦学刊》却收到了不少未被“摘编”的《文学评论》的退稿,并在1982年第一辑上选刊了两篇,作者分别是张春树和周笑添。这一下,使论争激烈起来,反而不容易继续讨论下去,除《红楼梦学刊》在1983年第一辑又刊载一篇傅继馥的反批评文章,不同观点之间事实上已经休战。至于双方的具体红学观点,以及论争中的是非曲直,就不一一介绍了,好在《文学评论》和《红楼梦学刊》都是不难找到的刊物,文章俱在,读者可以复按。 
    笔者注意到,林亦乐先生曾在香港《明报》撰文,对这次论争连续加以报道,同时做了有倾向性的评述。对此我没有什么话好说。但如果今天有人间我对这次论争有何看法,我会说压根儿就不该写那篇文章——何必由我来回顾什么“红学三十年”呢! 

第十四次论战:什么是红学

    红学论争中竟然有什么是红学这样的题目,似乎有点奇怪;其实,任何学科都有一个如何理解该学科的对象、范围和特性问题,红学也不例外。周汝昌先生对红学的学科特点注意最多,多年来一再发表自己的见解,致使不少研究者都对这方面的问题产生了兴趣。 
    1982年,周汝昌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红学的范围作了如下界说: 红学显然是关于《红楼梦》的学问,然而我说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不一定都是红学。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的意思是,红学有它自身的独特性,不能用一般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如果研究《红梦楼》同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小说全然一样,那就无须红学这门学问了。比如说,某个人物性格如何,作家是如何写这个人的,语言怎样,形象怎样,等等,这都是一般,小说学研究的范围。这当然也是非常必要的。可是,在我看来,这些并不是红学研究的范围。红学研究应该有它自己的特定的意义。如果我的这种提法并不十分荒唐的话,那么大家所接触到的相当一部分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并不属于红学的范围,而是一般的小说学的范围。另外在给梁归智的《石头记探佚》写的序言中,以及《红学的艺术,艺术的红学》和《红学辨义》等文章中②,周汝昌也发表过类似见解。他正面主张,曹学、版本学、探佚学和脂学,应是红学研究的基本对象和主要范围,毫无疑问,他是把红学和考证派红学等而同之、合而为一了,其结果自然局限了红学的范围,引起争论在所难免。 
    最先起来与周汝昌论辩的是应必诚,他在1984年第三期《文艺报》上刊出《也谈什么是红学》一文,对周汝昌的主张提出了系统的批评。他说:“红学有它的特殊性,但是,不能以此来否定对《红楼梦》本身的思想艺术的研究。如果红学的殿堂,只允许‘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进去,那也可以,我们就在红学之外,另立一门学问,叫《红楼梦》小说学亦无不可,但是说《红楼梦》小说学研究只是一般性研究,并用这个名义,把《红楼梦》本身的研究开除出红学,道理上是讲不通的。《红楼梦》本身的研究不仅不应该排除在红学研究之外,相反,它应该是红学的最主要的内容,而且周先生提出的四个方面的研究也不能脱离《红楼梦》本身的研究。”还说:“把《红楼梦》本身的研究排除在红学之外,而排除了《红楼梦》本身研究的‘红学’内部的分工,又搞得愈来愈细,专学林立,这样一种拘于一隅,彼此孤立的做法,会取得怎样的成效!”但周汝昌很快就以《“红学”与“红楼梦研究”的良好关系》为题,写了反批评文章,刊载于1984年第六期《文艺报》。 
    周汝昌认为应必诚批评的要“开除”别种研究,搞“拘于一隅,彼此孤立的做法”,“完全不是事实”。他说他的目的是想使红学不一般化,所以提出“红学”和“红楼梦(作品)研究”两个既有关联又有区分的名称和概念。如果不做这种区分,把红学一般化,就是“取消红学——存其名而废其实”。他进一步解释了红学的定义:“所谓‘红学’者,是产生于《红楼梦》本身的特殊情况的一种特殊的‘学’;它的研究对象和目标,是专门来试行解决读《红楼梦》这部与众各别的小说时所遇到的特殊困难的一门特殊学问,并不是与一般小说学无所区别、或性质全然一样的。” 《文艺报》在刊载周汝昌的文章的同时,加了一段编者按语,写道:“本刊今年第3期发表应必诚同志的文章《也谈什么是“红学”》,对周汝昌同志有关‘红学’这一概念的解释以及当前《红楼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意见。周汝昌同志寄来了答辩文章,现发表于后,供读者参考。围绕有关《红楼梦》研究的基本观点、方法等问题的争论,已持续了很久;在新情况下,又产生了新问题。我们希望,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把《红楼梦》研究推进到更加健康的科学道路上去,从而达到一个新的水平。”按语的观点和倾向呼之欲出。 接着:《文艺报》在1984年第八期又刊出了赵齐平的文章,题目是《我看红学》,对周汝昌的观点进一步加以驳难。文章一开始就提出:“红学,顺名思义应该是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好比甲骨学是研究殷墟甲骨卜辞的学问,敦煌学是研究敦煌历史文物的学问一样,不会有人提出研究殷墟甲骨卜辞的学问‘不‘定’是甲骨学,研究敦煌历史文物的学问,‘不一定’是敦煌学,尽管甲骨学、敦煌学要相应地研究与殷墟甲骨卜辞、敦煌历史文物直接或间接有关的若干问题。然而被认定与甲骨学、敦煌学鼎立为‘三大显学’的红学,偏偏存在着‘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又不一定都是红学’的问题,人为地划分了‘红学’与‘《红楼梦》研究’的各自领域。”赵齐平说,凡是研究与《红楼梦》有关问题的,都属于红学,不存在这个可以进红学“殿堂”,那个就不可以进的问题。不赞成只用一般研究小说的方法和态度来研究《红楼梦》,以为那样做就会使红学一般化,是没有必要的杞忧。相反,他认为不以研究作品本身为主,而是“不断由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或者说不断扩大包围圈”,倒是涉及“红学向何处去”的值得忧虑的问题。 
    《文艺报》在发表了赵齐平的文章之后,无意就此问题进一步展开讨论,周汝昌也没有再写文章,因此这次论争也即随之结束,当然问题并没有解决,对什么是红学,周汝昌以及别人都不会放弃自己的看法。 
 
第十五次论战:潘重规与徐复观的笔战

    红学论争带有普遍性,可以说,哪里有红学,哪里就有论争。1966年,潘重规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中文系开设“红楼梦研究”选修课,成立了《红楼梦》研究小组,‘并于次年出版《红楼梦研究专刊》。这在当时,算得上红学界的一件盛事,颇受港、台以及海外学术界人士瞩目。1971年,潘重规撰写《红楼梦的发端》一文,刊载于《红楼梦研究专刊》第九辑和同年出版的第十三卷《新亚书院学术年刊》。文章通过辨析甲戌本卷首的、《凡例》,重申自己的观点,即认为《红楼梦》的原作者不是曹雪芹,而是由“石头所记”,也就是“石头便是作者”,曹雪芹不过是“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的改编人,。 
    提出《红楼梦》的原作者另有其人,在红学史上算不得新说,对潘重规而言,也只是[日话重提。但由于潘文对甲戌本的《凡例》、底本的年代、有关的脂批,做了新的解释,所以文章刊出不久,即遭到了徐复观的批评。 
徐复观的文章发表在香港《明报月刊》1971年11月第七十二期上,题目是《由潘重规先生<红楼梦的发端>略论学问的研究态度》,署名王世禄。徐文不仅不同意潘文提出的观点,而且对潘先生的治学态度和研究方法甚表怀疑,因此写道:“关于《红楼梦》,尚有许多待解决的问题,研究者可以从各个角度发挥特异的见解。结论尽管各有不同,但研究的态度及导向结论的方法,不能不要求客观而严谨。尤其是研究态度的诚实不诚实,对资料的搜集、整理、解释,有决定性的作用。要求研究者抱着一个诚实的态度,这是保证研究工作在学术的轨道上,正常进行的起码的要求。我读完潘先生的大文以后,最先引起我这样的感想。”接着,便批评潘重规引用材料断章取义,抹煞与自己相反的材料,以建立自己立说的基础,措词相当尖锐。如说:“对材料的断章取义,如果是偶一为之,这可能是一时的疏忽,或关系于对材料的了解程度,不能遽然认定这是由于态度的不诚实。但若大量的断章取义,大量的曲解文意,这便是态度的不诚实。假使更进一步,抹煞重要的与自己的预定意见相反的材料,而只在并不足以支持自己的预定意见,却用附会歪曲的方法强为自己的预定结论作证明,这便是欺瞒,便是不诚实。”文章末尾更揶揄说;“潘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中文系中,应当是一位佼佼者;但居然以红楼梦研究小组领导者的地位,写出这样的文章,难怪有人发出‘丧乱流离之中,人怀苟且之志,在大学里千万不可轻言学术’的叹息。” 
    徐复观的文章发表后,很快便成为香港学界的热门话题,而且不久也就知道王世禄是徐复观的化名。对此,潘重规没有直接作答,而是由《红楼梦》研究小组的成员汪立颖,写出了《谁“停留在猜谜的阶段?”》的文章,副题为《答<由潘重规先生红楼梦的发端略论学问的研究态度>一文的作者》,发表在《明报月刊》1972年第七十四期。文章一开始即申明: 
    “读完《明报月刊》第七十二期王世禄君的大文以后,我们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众红楼梦》研究小组的同学都深觉讶异,因为作者既力言研究态度之重要,可是他批评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红楼梦》研究小组导师潘重规先生,却偏偏不根据事实,同时也诬蔑了《红楼梦》研究小组,笔者作为小组一分子,自然有责任来作一解答。”针对是否“停留在猜谜的阶段”的说法,汪文列举了《红楼梦》研究小组成立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并公布了1951年胡适写给臧启芳的一封信,其中谈到了对潘重规的红学观点的看法,以证明并不如徐复观所说, 
    《红楼梦新解》出来后,“潘先生挨了胡适的一顿骂”。当然也就甲戌本的年代问题进行了辩说。徐复观同意吴世昌、赵冈的观点,认为甲戌本在时间上反而靠后,汪文则持潘说,坚持甲戌本最早,前面的《凡例》出自曹雪芹、脂砚以前的石头或隐名人士之手。汪文在措词上也是颇带情绪色彩的,如说徐文充满了“自欺欺人的瞽说”、“观念不清”等等。 
    徐复观立即对汪立颖的反批评作出回答,以《敬答中文大学红楼梦研究小组汪立颖女士》为题,在《明报月刊》1972年第七十六期上著文,逐条批驳汪文的指控,情绪愈益激烈。而且还牵及文字以外的活动,包括约潘重规饮咖啡,请《红楼梦》研究小组成员汪立颖和蒋凤吃水饺等,论争已超出学术之外。因此蒋风又起来作答,写《吾师与真理》一文,刊于《明报月刊》第七十七期。致使赵冈、周策纵不得不出来规劝,对研究《红楼梦》的基本态度给予正面说明。 
    赵冈在《红学讨论的几点我见》中写道:“最近几个月似乎来了一股讨论《红楼梦》的小热潮。我个人认为这是可喜的现象,真理是愈辩愈明。不过我也觉得在讨论时有几点应该注意之处。”于是提出了四点:一是千万避免使用侮骂的词句,二是学术讨论没有必要化名,:三是一些属于程度性的问题,如《红楼梦》的性质怎样,不宜定出硬性的是非判断标准;‘四是不要只限于讨论现有材料,应设法发掘新材料。周策纵在《论红楼梦研究的基本态度》一文中,则追溯《红楼梦》研究的历史,对许多红学家不喜欢反面证据委婉地加以批评,提倡“自讼”式的辩难,要求“以当下之我攻当下之我”,认为“这样的笔墨官司才不会退化成官司,这样的辩难才算做抬学术杠”。 
    赵冈和周策纵的文章都发表在《明报月刊》第七十七期上,因此这次论争基本上是在《明报月刊》上进行的,前后持续半年之久。值得注意的是,潘重规始终没有直接出面,直到1974年回答陈炳良的批评时,才又旧案重提,’说徐复观的文章“并未提出什么新的问题”,并说:“‘王文’教训我研究态度要诚实,引用材料要正确,他却沾沾自喜地告诉我说:‘据吴恩裕的《考稗小记》,敦诚死于乾隆五十六年辛亥一月十六日丑时,程伟元刊行《红楼梦》时,敦诚已经死掉约十个月了。’我查吴著,敦诚是卒于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十一月十六日丑时,不知王文根据何种秘本。像这种‘信口开河’的写作,辩论实在是一种浪费。”毋宁说,这也是一种回答吧。何况,当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4年9月出版潘先生的《红学六十年》一书时,他把徐复观的两篇文章以及汪立颖、蒋凤和赵冈、周策纵的文章都附录在书后,自然也是一种论争的办法。 

第十六次论战:赵冈与余时英讨论《红楼梦》的两个世界

    六十年代下半期和七十年代上半期,香港的红学气氛非常浓厚,因此红学论争迭有发生。1973年秋天,以治中国思想史闻名的余英时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学术报告会上,以“《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为题作了讲演,然后撰写成《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两篇论文,刊载于《香港中文大学学报》1974年第二期,《明报月刊》和《幼狮月刊》曾分别予以转载。 
    余英时的文章刊出之后,赵冈在《明报月刊》1976年6月号上发表商榷文章,题目为《“假作真时真亦假”——红楼梦的两个世界》。针对余英时的两个世界论,赵冈首先提出书中真假两个部分的主从关系是问题的关键。他称余英时批评的自传说为旧理论,认为旧理论判定书中真的部分是主,假的部分是从;所谓真的部分,是指曹雪芹在著书时曾大量取材于自己家庭的真实历史,假的部分是指书中的虚构部分。而余英时的新理论,则认为假是主,真是从,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导致研究方法与途径的差异”。因此赵冈说对曹雪芹家事的考证,其实是“舍从攻主,去假存真的还原工作”,意义正不可低估,不同意余英时所说的“半个世纪以来的红学其实是曹学”的观点。他说:“这样做是得是失,现在下结论还略嫌太早一点。这要看基本假设如何而定。如果面包是面粉做的,研究面粉是有用的,如果面包是空气做的,研究面粉当然是错了。在《红楼梦》研究上,这个最重要的基本假设就是曹雪芹的创作动机和全书主旨。他究竟是要描写盛衰之变呢,还是要描写理想世界呢?然后我们才能判断研究方式的得失。”他称旧理论为“盛衰论”,称余英时的新理论为“理想世界论”。 
    为了证实自己的观点,赵冈从书中情节和结构着眼,提出如按余英时对全书主旨的看法,则无须有抄家的情节,因为大观园这个理想世界的幻灭,只要写少女们或短命或出嫁就可以收到预期效果;但作者写了抄家,说明“盛衰论”的基本假设与全书结构完全一致,而在“理想世界论”看来,抄家的情节未免有蛇足之嫌。还有,脂批中有“血泪”两字的考语,赵冈说这只有在把自己家族的史实小说化的情况下才配得上,而且写来感触万千,才需要十年的辛苦工作。否则,如果主要描写一个虚构的、幻想的世界,应该用不了十年的长时间进行创作,也许如琼瑶那样的速度,一年就可以写一部。赵冈认为余英时的新理论破绽不少,希望将来能够弥补起来,并在文章末尾写道:“雪芹深知‘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心理作用,我们会不会不知不觉地走进了雪芹预设的圈套呢?在孰真孰假、孰主孰从尚无法十分肯定的阶段中,研究雪芹的身世背景尚有其功用。” 
    余英时回答赵冈的文章,连载于1977年2月至5月号《明报月刊》,题目是《“眼前无路想回头”——再论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兼答赵冈兄》,文长近四万字,对两个世界的理论做了进一步的申说。 
    赵冈提出的真假主从问题,余英时没有回避,而是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加以论述,写道:“我可以承认作者在个别人物和事件方面曾经取材于他的生活经验,但是当他在写作的过程中,他究竟是以真实的生活材料为‘主’呢,还是以他自己虚构的创造意图为‘主’呢?毫无可疑的,这时他的材料必须为他的创意服务,是为创意的需要所驱遣。换句话说,许多真实材料在《红楼梦》中都经过了一番虚构化然后才能派得上用场。”又说:“这样我们就看到一个极有趣的现象:以真假主从而论,曹雪芹所经历过的现实世界和他所创造的艺术世界恰好是颠倒的。现实世界的‘真’在艺术世界中都转化为‘假’;而现实世界的眼光中所谓的‘假’(虚构)在艺术世界中则是最真实的。这正是赵冈兄所引‘假作真时真亦假’一语的主要涵义。《红楼梦》一书由于种种原因引起了我们的历史考证的强烈兴趣,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并且也是相当必要的。但是曹雪芹写《红楼梦》决不是为了要保存他的家世盛衰的一段实录。曹家的盛衰只是给《红楼梦》的故事发展提供了一个时间架构,文学的乌托邦往往需要一个历史的背景以为寄身之所。” 
    可以看出,余英时和赵冈所依据的红学观念,在取向上是不同的。所以余英时力驳赵冈的“还原”的说法,认为这根本行不通,“剔骨肉,还父母”的结果,只能流为穿凿附会。他说:“红学考证经过了无数学者的五六十年的长期努力,差不多已经翻遍了故宫档案和康、雍、乾三朝的文集(特别是旗人的作品),但是我们平心静气地估计一下,所谓‘还原’的工作究竟完成了几分之几呢?”针对赵冈的“面粉”与“空气”的比喻,余英时写道: 
    赵冈兄用了“面粉”和“空气”两个比喻,这颇使我不安。把艺术创造的构想轻蔑地斥之为空气,至少是不十分恰当的。从我的“两个世界论”的观点说,我并没有否认面包里面包含着面粉。我只是要强调,面包和面粉之间决不能划等号;而更重要地,我们要研究曹雪芹所制造的,究竟是哪一种面包,或者竟不是面包而是馒头或其他食品?就面包中含有面粉这一点言,我并不觉得我必须和赵冈兄或其他红学考证家处在敌对的地位。但赵冈兄似乎坚持一点,即任何人如果不接受《红楼梦》是“写曹家真实事迹”的前提,就同时必须全面否认《红楼梦》中“含有曹家真实事迹”的论断。抱歉得很,这个弯子我的脑筋无论如何也转不过来。对赵冈提出的抄家的情节和大观园理想世界的幻灭的关系问题,以及情榜的排名次问题,余英时都一一做了回答,并有比前文更深入的阐发。因此这是一次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讨论,不像有的红学论争那样,学者的意气高于所探讨的问题。’赵冈在文章中一开始就声明,他是站在为朋友效忠的反对者的立场,来检讨对方的观点和理论;余英时亦表示感谢赵冈一再诚恳指教的好意,观点虽各不相让,却不失学者风度,使论争起到了互补的作用。 

第十七次论战:唐德刚与夏志清之间的红楼风波

    红学论争在海外达到高潮,是1986年发生的唐德刚与夏志清之间的红楼风波。美国《中报》在同年10月的一篇特稿中,对这次论争曾加以报导,并贯以《震动海内外的红楼梦论战风波》的醒目标题。其中写道:“数月以来,海外华人学术界爆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红楼’论战,由于交火的唐德刚与夏志清两位教授都是名重士林而且著述甚丰的学者,此事很引起学术界人士和广大读者的兴趣。” 
    论争是由唐德刚的《海外读红楼》一文引起的,这是1986年他为参加在哈尔滨召开的国际《红楼梦》研讨会撰写的论文,刊载于在台北出版的《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和《传记文学》杂志。文章继续发挥他在《曹雪芹的文化冲突》一文中阐述的观点,在论诸钗脚的基础上,对书中人物的服饰特别是贾宝玉的装束,做了具体分析,说明文化冲突不限于满、汉两族,亦有古今时限之区别。由此引出运用“社会科学处理之方法”的必要,强调戏曲、小说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经济的“供需律”,这一点中外皆然,否则如“一味以文论文,则未有不缘木求鱼者也”。总之,唐德刚认为,我国明清以来白话小说得到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包括“听的小说”向“看的小说”转变,也是南宋以还城镇步入都市化之所致,而《红楼梦》则是这一转变过程的定型之作,是中国小说走向现代化文学的一部巨著,“其格调之高亦不在同时西方,乃至现代西方任何小说之下”。 
    由于唐德刚对《红楼梦》及其所产生的社会背景给予这样的评价,必然不满意任何对中国白话小说的艺术成就估计不足的倾向。因此行文之中提到了夏志清,说“吾友夏志清教授熟读洋书,以夷变夏,便以中国白话小说艺术成就之低劣为可耻,并遍引周作人、俞平伯、胡适之明言暗喻,以称颂西洋小说态度的严肃与技巧的优异”。又说: 
志清并更进而申之,认为“除非我们把它(按指中国白话小说)与西洋小说相比,我们将无法给予中国小说完全公正的评断……一切非西洋传统的小说,在中国的相形之下都微不足道……,我们不应指望中国的白话小说,以卑微的口述出身,能迎合现代高格调的口味……”此一论调,实为“五四”前后,我国传统文明转入西化的“过渡时代”,一般青年留学生,不论左右,均沉迷西学,失去自信、妄自菲薄的文化心态之延续——只是志清读书满箱,西学较为成熟,立论亦较当年浮薄少年,更为精湛,其言亦甚辩而已。然其基本上不相信,由于社会经济之变动,我国之“听的小说”亦可向“看的小说”方向发展,如《红楼》者,自可独创其中国风格;而只一味坚信,非崇洋西化不为功之态度则一也。 
    志清昆仲在海外文学批评界之崛起,正值大陆上由“批胡(适)”、“反胡(风)”、“反右”、“四清”,而“文化大革命”,雷厉风行之时,结果“极左”成风,人头滚滚;海外受激成变,适反其道而行乏——由崇胡(适)、走资、崇洋而极右。乘此海风而治极右“时文”,适足与大陆上极左之教条相颉颃,因形成近百年来,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两极分化”之局。 
    在此两极分化之阶段,夏氏昆仲(济安、志清),以西洋观点治中国小说,讲学海外,桃李满门;加以中英文字之掌握均属上乘。“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兄经弟及,俨然海上山头;两本书出,竟成圭臬,以海外极右崇洋之言论,与大陆极左普罗之教条相对抗,亦是“以一人而敌一国”,不才亦时为吾友志清之豪气而自豪焉。 
    此一“两极分化”之可悲者,则为双方均否定传统,争取舶来而互相抵辱,两不相让。可悲之至者,则为彼此均对对方之论点与底牌,初无所知,亦不屑一顾,只是死不交通,以为抵制。因此偶有辩难,均知己而不知彼,隔靴搔痒,浅薄可笑。 
    吾人好读闲书,隔山看虎斗,旁观者清;如今海内“极左”者,俱往矣!海外之“极右”者,亦应自扣何择何从学习进步也! 这批评得是很尖锐的,不单是对《红楼梦》的看法,还包括学术思想和社会思潮的政治层面,因此夏志清进行反批评,自属可以理解。但唐德刚的文章,每每以“游戏笔墨”出之,批评得虽尖锐,却不失忠厚。可惜这一层未为夏志清所理解,为文反驳时充满了个人意气。 
    夏志清的文章同时刊载在台北《联合报》、《传记文学》和美国《世界日报》上,题目为《谏友篇一驳唐德刚<海外读红楼>》。全文分九节,小标题顺序为:“极右派的罪证”、“狄更斯改姓成孤儿”、“胆大心粗读导论”、“删削译文改原意”、“恶意类比,毫无道理”、“多少脚,昨晚梦魂中”、“评断小说非易事”、“林黛玉与梅兰芳”、“批夏之政治用意”。终篇的一段写道: 
    唐德刚当年专治史学,根本算不上是文学评论家。对海内外,内行来说,《海外读红楼》此文立论如此不通,但见大胆骂人,而无细心求证,我尽可置之不理。但文章既在《传记文学》上发表了,大半读者并非内行,对红学所知亦极浅,可能为德刚所蒙蔽,不得不写篇答辩。这。我想,是唐德刚唯一的胜利:我放下更重要的工作,去对付他无聊的挑战,浪费了不少时间。但文章是为德刚写的,我希望他好好静下心来多读几遍,以求有所觉悟,有所悔改,在做人、治学、写文章各方面自求长进。否则我辛辛苦苦写 
    一万八千字的谏友篇,仅为海内外读者们制造了一个酒后饭余的笑谈资料,实在太可惜了。 由终篇可见全篇,其措词之尖锐远在唐德刚之上。当然文章主旨是对唐文所批评之处一一加以说明和澄清,并用很大篇幅指出唐文在引文和知识方面的疏漏,以证明自己对《红楼梦》的评价并不低,倒是唐德刚一味研究《红楼梦》:里的小脚、辫子之类,实在无甚意义。字里行间还流露出:你批评我“崇洋”、“西化”,可是你抱残守缺,说不定有、“封建遗老”之嫌呢!此外还涉及一些平素交往中的细故,把这方面的原属“文外之微旨”亦公之于众,自然会伤相互之间的感情。 
因此唐德刚回答夏志清的文章,措词也就愈发激烈了。文章题目叫《红楼遗祸——对夏志清“大字报”的答复》,刊于《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且看文章的小标题:“夏教授的‘大字报”’、“自骂和自捧”、“疯气要改改”、“学问倒不妨谈谈”、“以‘崇洋过当’观点贬抑中国作家”、“学界姑息养奸的结果”、“崇洋自卑的心态”、“对‘文学传统’的违心之论”、“社会科学上的常识”、“从宏观论‘左翼作家’”、“宏观下之‘右翼’与‘极右”’、“也谈:《块肉余生录》”、“‘好莱坞’电影算不得学问”、“红学会议的资格问题”、“红学会的性质和意义”、“为林娘喊话”、“为梅郎除垢”、“做人总应有点良知”。共十八个小标题,意思和倾向甚为明朗。涉及文外之处亦复不少,两位学者真的拨笔相向了。如果说红学已变成世界性的学问,那末红学论争也随红学而走向了世界,此次唐、夏之间的红楼风波可以说是红学论争的一小高潮,因此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自不待言。 
    关于这次论争的平息,1986年10月18日的《中国时报》亦有报道;“喧腾海内外的唐(德刚)、夏(志清)之争,数天前已告结束。据闻,10日晚上在纽约文艺协会的一次宴会上,唐、夏二人已握手言和,尽弃前嫌。唐、夏原是数十载之交;当天在众人之前互相拥抱,合照了许多像,大有‘一笑泯恩仇’之概。当日的晚宴本为欢迎《传记文学》的刘绍唐先生与中国大陆来的萧乾夫妇;由于唐德刚先生是纽约文艺协会会长,夏志清先生陪同萧乾夫妇前来,在朋友的预先疏通下,两人终于在宴会上重修旧好。”但两人的红学观点,由红学引发出来的对中国古典文学、中国文化的评价问题,似无法“言和”,预料还要论争下去,即使不在他们两人之间。 

    摘自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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