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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研究》之后(九) 

作者:杨兴让   收录时间:2007-07-04


 —— 再论曹雪芹遗物“书箱”的真假和兼论《庚辰本》是过录本还是原本——本来这篇文章主要是讨论曹雪芹遗物“书箱”是一个真的遗物还是造假的问题,但这里还牵涉到《庚辰本》。而且就目前而论,也即自红学大家冯其庸先生将现存《庚辰本》定为“过录本”之后,已成定论,或者说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为此,为了还原《庚辰本》究竟是一个“过录本”还是一个“庚辰原本”,以及为讨论曹雪芹遗物“书箱”是真还是造假的问题清除障碍,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先来讨论《庚辰本》。

在《庚辰本》的问题上,不论是承认现存《庚辰本》是“过录本”也好,还是如有些人提出的现存《庚辰本》是伪造造假也好,以及我的现存《庚辰本》是“原本”也好,但谁无法否认一个事实:就是现存《庚辰本》上存在着朱笔眉批。既然现存《庚辰本》上存在着朱笔眉批,这是一种事实,那我们就不妨以朱笔眉批说事。

朱笔眉批首先存在着两个事实:其一则是朱笔眉批的笔迹;然后才是与其相关的一些内容。就笔迹而论,我不妨抄录我在《红楼梦研究》一书中有关《庚辰本》讨论的一些文字。

一,首先是字迹潦草。如227页、447页(恕不贴图,有《庚辰本》者,自已查对一下。以下再不重注)。就这一种笔迹而论,它显然为文字过录笔迹所不容许。所谓抄录批语,应当如同抄录正文一样:因为抄录的批语如同抄录的正文一样,它是抄录给别人看的,那有几十万字的正文抄录得如此认真,而寥寥数条眉批却抄录得如此草率。

二,行楷不一。如276、277、302、444、476、477页。就这4处6页来看,每两处眉批合起来也不过百把个字,却出现了行楷不一的数种笔迹。276页“可从此批”4 字写得如此认真,而后面90余字却写如此潦草(其它几处类同),这一种情况也不是抄录眉批所应留下的怪现象——难道抄录眉批时还得在同页之内换几种笔法?这一种情况恐怕在抄录文字时永远不会出现,然而它在现存〈庚辰本〉的眉批中却比比皆是。

三,笔法不一。如276页“可从此批”,299页“颦儿方可长居荣府之交(文)”,302页“兆年不易之朝,永治太平之国,奇甚妙甚”,和544页507页几处眉批。几处都是正楷,但前三处和后两处的笔迹就显然不大一样了。后两处比前两处要显得拙劣得多了。我亦几疑这几处笔迹不是出自同一人之手。还有277页302 页两处行书来看,我亦几疑这两处笔迹不是出自同一人之手。但是,既然几处笔迹不是出自同一人之手,难道说抄录寥寥数条眉批,在同一时间内,还得雇用几个人抄录不成?我想这一种抄录文字现象恐怕永远也不会出现。

四,虽然眉批的书法不一,字迹相差甚为悬殊,但经仔细查对,眉批中的各条批语的某些特殊笔形走势却颇相一致。如还有不论眉批中批语的笔迹如何变异,而落款署名署年的笔迹却始终保持一致。这些都证明《庚辰本》朱笔眉批乃是出自同一人之手。

五,既然《庚辰本》朱笔眉批出自同一人之手,那么此眉批的抄录为什么要在同一页寥寥几十个字之内和同一时间内抄录眉批还要换几种书法和几种笔迹,这有必要吗?不论是书写还是抄录文字,它将都不会出现这一怪异现象。这种现象除非仿制时才会出现。难道说《庚辰本》的眉批抄录者是在伪造文物吗?

六,从《庚辰本》朱笔眉批笔迹的变化来看,它既相同又不相同,这些既相同又不相同的笔迹差异显然留下了时差感,即就是笔形走势因下笔时间不同留下了不同的笔形痕迹。这个我们大家只要看看《庚辰本》各页的笔形变化都有这种感受。

只要读者认真留意一下某些名人留下不同时期的笔迹,也留意或回顾一下我们自已在各个时期所留下的笔迹,都会发现:每个人的笔迹都会随着时光流逝而“走形”。这是很自然的。到此,我们将会发现,《庚辰本》朱笔眉批的笔迹甚异造成的原因,是因为这些眉批并非某一个短时期内留下的特定产物,更非什么抄录者在抄录批语的数日内所为:它是因为下笔时间的不同才造成了眉批笔迹的差异。

既然现存《庚辰本》的朱笔眉批的笔迹如此,我们在《庚辰本》朱笔眉批 笔迹研究上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现存《庚辰本》朱笔眉批行楷不一、字迹潦草、笔迹甚异,乃是因为批者随看随批,并因时间相差久远才留下的痕迹;它不是抄录者的笔迹,乃是下批者的手迹。也可以说此现存《庚辰本》的朱笔眉批乃脂砚斋的手迹,除此之外,在现存《庚辰本》朱笔眉批的笔迹研究上没有任何出路。

既然现存《庚辰本》上的朱笔眉批乃是脂砚斋的手迹,那么,现存《庚辰本》自然乃是《石头记》的原本,并不是什么“过录本”以上我在《红楼梦研究》一书中有关现存《庚辰本》章节的研究原文。也即就是说,就现存《庚辰本》的笔迹简而言之,这些朱笔批语当出自一人之手。它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时差感。它既不属“过录者”所为,凭着行笔的流畅自然,这也不是造假者所能造出来的。应该说,它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庚辰本》原本;而且现存《庚辰本》上的朱笔批语乃是脂砚斋的手迹。关现存《庚辰本》朱笔眉批的笔迹研究,yupeng信箱先生曾一度跟过贴。

yupeng信箱先生的第2次跟贴如下:

打个比方:如果庚辰朱笔批语真是畸笏亲笔,他怎么会把“玉生香”写成“玉生言”(如果是过录,抄手因形讹写错就完全可以解释)?这或许在您的“框架”外,可是这类问题您不给个令人满意的解释,您框架内“笔记鉴定”得出的结论又如何能让人相信呢?

对于yupeng信箱先生的质询,我给予了诚挚的回答,“错误的东西固然不全都是最原始的东西,但错误的东西却往往是最原始的东西。”并用yupeng先生的“笔记鉴定”作了比喻(即先生把“笔迹鉴定”错打成“笔记鉴定”)。也即抄录者一般都不会抄错;而却是书写文字的人由于注意力不集中或偶然失误却经常出现一些错误。yupeng先生的“笔记鉴定”就是一例。当然我也经常如此。

就如yupeng先生的“笔记鉴定”一事,谁又能证明“笔记鉴定”一句不是出自yupeng先生之手呢?当然几十年或几百年之后会有人这么做的,现在则绝对不会。至于在现存《庚辰本》的笔迹讨论中还有其它不贴边的跟贴,也就没有必要再谈了。

在没有任何人用任何证据能够推翻我关于现存《庚辰本》朱笔眉批研究的情况下,那我们就必须承认现存《庚辰本》是《石头记》的原本,而不是过录本;现存《庚辰本》上的朱笔眉批乃是脂砚斋的手迹。也相应地得出脂砚斋与畸笏叟是一个人——当然这只是一个证据,还有其它

相关证据。

* * * *

在谈完现存《庚辰本》的朱笔眉批以及某些相关的内容之后,我们下边接着谈曹雪芹遗物“书箱”到底是真还是造假的问题。

《红楼梦学刊》1979年第一辑刊载了吴恩裕先生的一篇文章,标题为《新发现的曹雪芹佚著和遗物》,其文中第三部分是《最近发现曹雪芹遗物两只书箱以及我对书箱上面文字的初步研究》。

据吴文介绍,他在1977年10月,听说一位姓张的家里有两只红松木的旧式书箱,书箱上面刻着与曹雪芹有关的诗句。1978年初又得知书箱箱盖的背面还书写着五条目录和一首七言律诗——当然吴先生则认为这七言律诗是曹雪芹之妻的悼亡诗。吴先生又说,他在1978年1月中旬,他又亲自去看了这两只书箱。

吴先生又说,他在访问张行时,张行曾说“他家在1956年曾卖了一批古书,其中不少都写有春柳堂藏书字样”。张行又说“此两只书箱是他家祖辈嘱咐他们说是一位朋友的遗物,要好好保存。”这是吴文的有关介绍。有关书箱,最近还有邓遂夫先生的一些介绍。邓先生的文章是《曹雪芹箱箧公案解密——关于所谓《旧雨晨星集》的访谈纪要》。其文开头有这么一段话:

二十六年前的一个冬日。家住北京鼓楼大街的青年工人张行,假日里和几位小青年聚在一起,用家里两个十分陈旧的黑漆木箱重叠起来当桌子,在上面玩牌作乐。无意之间,一个玩牌的青年发现那木箱上似有镌刻的字迹,便和大家一起细细擦洗辨认。于是,这一对在张家(据说是曹雪芹挚友张宜泉的后人)存放了二百余年的曹雪芹箱箧,终于重见天日。

对于吴文和邓文的介绍,我觉得张行的说法好象也有些破绽——既然说是他祖辈要他好好保存,那当好好保存才是,岂有随便拿来当桌子玩牌,竟随随便便如此?还有张行既受历代祖辈之嘱托,竟然对箱子正面的镌刻图书一无所知,这于情理未免有些不通。

当然也不是一点也讲不通。张行的祖先是张宜泉,书箱上的图案以及七言律诗的骇人内容,牵涉到杀身灭族,祖辈为了不贻害子孙,不向子孙吐露实情,也在情理之中。但又不甘心朋友的可贵遗物泯灭,所以,只含糊其辞的交待后人:是“一位朋友的遗物,要好好保存”就足够了。何况从张宜泉到张行,应该是近十辈人了。张行又只是一个普通工人,干活、穿衣、吃饭,其余的恐怕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所以张行对书箱一无所知并拿出来玩牌也在情理之中了。

说到这里,可以说尽管张行的说法不能说无隙可乘,但要下结论张行“造假”恐还为时过早。要论证书箱的真假还是要着重“书箱”本身。

一是“书箱”就木质而言,乃是乾隆时的古物。这是通过木质专家王世襄鉴定过的,也是取得了大家所公认的。
际上,剩下的,也即大家所争议的乃就是“书箱”面板正面的文字与图案和“书箱”面板背面的五条目录和七言律诗。两只书箱的正面镌刻着对的两小丛兰花。第一只书箱的一小丛兰花之旁还镌刻着一块石。在兰石的上方,镌刻着上款并四句诗。

题芹溪处士句

并蒂花呈瑞 同心友谊真

一拳顽石下 时得露华新

下款落在第二只书箱的正面。为“ 拙笔写兰”。并在此书箱正面的上方刻有“乾隆二十五年岁在庚辰上巳”的日期。在下款和年代之间,还有两行小楷“清香沁诗脾,花国第一芳”。

第二只书箱正面刻有石兰的背面,还有两处用墨笔写的字。一处为五条目录,为楷书;另一处为几经涂改的七言律诗,为行书。

其诗为:

不怨糟糠怨杜康 乩诼玄羊重剋伤(原作为“丧明子夏又逝伤,地坼天崩人未亡”,后又涂掉。)

睹物思情理陈箧 停君待殓鬻嫁裳(原作为“才非班发书难续,义重冒”,未能写完就涂掉了。)

织锦意深睥苏女 续书才浅愧班娘

谁识戏语终成谶 窀穸何处葬刘郎

以上是书箱的相关图案及文字情况。

“书箱”初次出世,曾引起了红学界的重视,吴恩裕、冯其庸二位先生曾一度认定此书箱为曹雪芹的遗物;并断言书箱的收藏者张行应该就是张宜泉的后人。

吴、冯二人并且认定此书箱是曹雪芹的婚礼之物;七言律诗乃是曹雪芹续妻因曹雪芹亡故而写的悼亡诗。

就此物乃是曹雪芹的遗物,以及此物的收藏者张行乃是张宜泉的后人,应该说吴、冯二位先生说对了。但就吴、冯二位先生的第二种说法却说错了。也即此“书箱”并非“婚礼”之;七言律诗也非“悼亡诗”。

不仅吴、冯二位先生如此认定,而且一直坚持“书箱”为曹雪芹遗物的邓遂夫先生也持七言律诗为“悼亡诗”的观点,这应该说是一个最大的误区。

不论吴、冯、邓的观点对与错,但好象“书箱”为曹雪芹的遗物已成定局,不料半路却杀出个程咬金。

由于吴恩裕先生一度错误的将“书箱”定为“婚礼之作”;由于吴恩裕先生一度错误的将七言律诗定为“悼亡诗”;也由于吴恩裕先生又一度为曹雪芹的续妻虚构了一个“芳卿”的名字,于是为一些造假者带来了可乘之机。

1983年《文献》杂志第15期刊载了端木蕻良与洪静渊《关于新见“芳卿悼亡诗”的通信》。这位洪静渊先生在致端木蕻良先生的信中,称其从友人处阅到《旧雨晨星集》一书残本,内载有名“许芳卿”者,“随父客金陵”,在其夫亡后,作悼亡诗一首。其诗为:

不怨糟糠怨杜康 剋伤乩诼重玄羊

思人睹物埋陈箧 待殓停君鬻嫁裳

织锦意深惭苏女 续书才浅愧班娘

谁识戏语终成谶 欲奠刘郎望北邙

由于洪静渊的此一搅合,于是在红学界起了轩然大波——洪静渊成了一个新材料的发现者,成了一个新闻人物。洪静渊胡编乱造的东西倒成了真的。由于力主“书箱”为真的吴恩裕的逝世,也由于冯其庸倒向造假洪静渊一边,于是假的成了真的,真的反到成了假的。只是把张行先生坑惨了,张行的好心成了驴肝肺,成了一个造成假者。

对于洪静渊的行为,邓遂夫做了专门调查。并写了一篇文章。其文名为《曹雪芹箱箧公案解密》。副标题为《关于所谓〈旧雨晨星集〉访谈记要》。

我们应该肯定邓遂夫的“解密”。它不同于刘心武与其它人的所谓“解密”。尽管邓遂夫很欣赏刘心武的“解密”,认为只是“大胆假设”而没有“小心求证”而已,但是我认为,邓遂夫的“解密”,特别是对洪静渊做的调查,他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的,他是认真的。而刘心武先生的所谓“解密”则是虚枉的。

说到此,不能不说在红学界出了两个怪事。一是出现了一个所谓“靖本”;一是又出现了一个所谓的“许芳卿悼亡诗”。

所谓“靖本”,即靖应鵾所藏抄本。毛国瑶说他在1959年夏曾在靖应鵾家看过。但至今拿不出任何证据。只见毛国瑶摘录的为“有正本”所无的150条批语。

此外还有俞平伯收藏的靖应鵾转给毛国瑶、毛国瑶又转给俞平伯的所谓“脂批”“甲申八月泪笔”一批手迹。有关“泪笔”一批,胡适所收藏“甲戌本”明写着是“甲午八月”,而“靖本”为证明脂砚斋死得更早,则将“甲午”改为“甲申”,这样就提前了十年。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是,“甲戌本”是有实物的;而靖藏本却始终拿不出东西。

还有脂砚斋就是张宜泉,他确实死于甲午之后的第2年春后,并不是死“甲申”,“靖本”有明显的造假行为。

又如“靖本”脂批的“前批书者聊聊,不数年,芹溪、脂砚、杏斋诸子皆相继别去,今丁亥夏,只剩朽物一枚,宁不痛杀!”这一批,仍在造假。一个是脂砚与畸笏本为同一人;二是我论证过的“庚辰本”乃是“原本”并不是“过录本”。“庚辰本”上只有“前批,书(知字之误)者聊聊(寥寥之误);今丁亥夏,只剩朽物一枚,宁不痛乎!”并没有“不数年,芹溪、脂砚、杏斋诸子皆相继别去”一语。

还有“靖本”的第22回“此回未补成而芹逝矣”一批,此批乃是把“庚辰本”此回的回后批“此回未成而芹逝矣”和“此后破失,俟再补”合并加工而成的批语。

还有好多,此处不多重复,请参阅我《红楼梦研究》一书中的“脂砚斋”一章中第4节“脂砚斋与畸笏叟是一是二”和“版本问题”一章节中第5节“所谓靖本的脂批”。

对于“靖本”,它上面所造的批语,可以说它是通过研究,然后再对“庚辰本”和“甲戌本”上的批语进行加工、合并和修补而形成的批语。当然这也是一种造假行为。这也就是我说“造假则完全在于迎合已有的东西,并借此以谋取 功利”。有些人把我这话讽刺为“这恐怕是你发明出来的规律。”不过遗憾的是一些人把“靖本”奉为至宝,甚至把“靖本”的脂批视为铁证,并用它来为脂批定性。

除了“靖本”的造假之外,另一个典型的并轰动一时的造假就是洪静渊的所谓“许芳卿的悼亡诗”。

“靖本”的脂批造假在于迎合“庚辰本”和“甲戌本”原有的脂批;而洪静渊也不例外,他在迎合已在刊物发表的“芳卿悼亡诗”——尽管吴恩裕、冯其庸和力主“书箱”为真的邓遂夫的所谓“书箱”七言律诗为“悼亡诗”的观点是错误的。由于红学界几乎众口一辞的公认“书箱”的七律为“悼亡诗”,所以给洪静渊造假带来了机会。

这两次造假案,在红学界应该说是奇耻大辱。假的反到成了真的;真的反到成了假的。真是荒天下之大唐!


我们下面接着谈“书箱”真假的一些问题,因为这才是本文讨论的主题。

一,我们先谈“书箱”正面的镌刻图案及文字。

“书箱”的木质是乾隆时代的。“书箱”正面镌刻的图案及文字,就其油漆的剥落和痕迹不清晰看,应该是如邓遂夫所说的:它应该是很早以前的东西,绝不是1977年所能伪造。也应该如邓遂夫所说的,我们就假定它为清朝以后到解放时期所造——那它造于1950年以前,却在20年后的1977年再拿来公布,这也未免太不近人情了。至于有人提出“造假的目的远不至于迎合,可以无中生有,可以混淆视听,可以转移视线”,这种不贴边的话题根本就用不着谈了。

其下是我的“题芹溪处士句”的内容的分析和此一五言的笔迹鉴定。

吴恩裕包括其它人凡是认为“书箱”此图案及“题芹溪处士句”为婚礼之作都是错误的,特别是“题芹溪处士句”的“题”更不能用于婚礼(详见我的“书箱”一章,此处不便多作重复)。

而且就“芹溪”一语的使用看,这一称谓只有张宜泉和脂砚斋使用过。还有此“题芹溪处士句”的笔迹实完全类同“庚辰本”朱笔批语的笔迹。特别是“书箱”“时得露华新”的“新”字的最后一笔走势,它完全类同“庚辰本”第24回第559页回后批第3行的“所”字的最后一笔走势,和第28回第637页第7行侧批“新”字的最后一笔走势。

对于此一问题,y u p e n g 信箱先生曾对我提出了他自已的观点,就是谁也见过脂批“因命芹溪删去”一批,谁也知道《春柳堂诗稿》中有“伤芹溪居士”一款,所以“书箱”的造假者完全可以以此来在“书箱”上用“题芹溪处士句”造假。还有y u p e n g 信箱先生在承认我的“书箱”五绝的笔迹和“庚辰本”朱笔批语笔迹相同的情况下,又认为“书箱”“题芹溪处士句”的造假者完全可以摹仿“庚辰本”朱笔批语的笔迹来造假。y u p e n g 信箱先生在此放弃了一个事实,根据“书箱”五言绝句和图案的破损痕迹看,它绝对不是近期1977年的张行所能为,如果再朝前推,那么这些造假者的功利又何在呢?当然y u p e n g 信箱先生有一个事实,这就是就是“书箱”背面五条目录笔迹与孔祥泽临摹的《南鹞北鸢考工志自序》的笔迹出自一人之手。有如yupeng先生所说的“书箱的问题在于它和废艺斋集稿是互证的”,若是“废艺斋集稿是伪造的,书箱就是伪造的。”

如果 这样的话,自然“书箱”“题芹溪处士句”一绝就有了造假嫌疑。既然如此,我们还是回到“书箱”背面的五条目录和七言律诗上来。

首先是吴恩裕以及其它人,或几乎所有红学家都把五条目录定为是曹雪芹所书写,这是曹雪芹的笔迹;但同时又都把七言律诗定为是曹雪芹续妻“芳卿”所书写,并认定其为“悼亡诗”。这是没有道理的。一是内容不合。二是就笔迹而论,五条目录和七言律诗的笔迹完全出自一人之手。虽然一为楷书,一为行书,但笔迹走势却完全相同。如七言律诗第一行的“诼”字最后一撇,第七行“裳”字最后一撇,第三行“娘”字最后一撇,这三字最后一撇则完全类同于五条目录中“纹”字最后一撇和“本”字第4笔这一撇。还有“戏语终成谶”的“终”字丝扭的写法则完全类同于五条目录中第4条“编”字丝扭旁的写法(当然还有不类同的),这些笔迹的类同都说明五条目录和七言律诗当出自一人之手。

在曹雪芹“书箱”的笔迹论证上,则形成了这么一种事实:书箱正面“题芹溪处士句”的笔迹则完全类同“庚辰本”朱笔批语的笔迹;而书箱正面之后背面的五条目录和七言律诗的笔迹则完全类同孔祥泽提供的曹雪芹《考工志》自序的笔迹。

这时就回到了y u p e n g 信箱先生提出的问题上来了。也即“书箱的问题在于它和废艺斋集稿是互证的”,若是“废艺斋集稿是伪造的,书箱就是伪造的。”

这里还有一个不容推翻的事实:就是孔祥泽提供了一个《自题画石诗》是假的。

在这里就无形中形成这么一个事实:孔祥泽提供的《自题画石诗》牵涉到孔祥泽提供的《废艺斋集稿》;孔祥泽提供的《废艺斋集稿》又牵涉到“书箱”五条目录和七言律诗的笔迹;由于“书箱”是一个物件,这又牵涉到《题芹溪处士句》的笔迹;而《题芹溪处士句》的笔迹又牵涉到“庚辰本”朱笔批语的笔迹。

这时是不是形成这么一个事实或规律,即孔祥泽提供《自题画石诗》是假的,由此将证明孔祥泽提供的《废艺斋集稿》是假的;由于《废艺斋集稿》是假的;由此将证明“书箱”五条目录和七言律诗也是假的;由于“书箱”是一体的,由此将证明“题芹溪处士句”也是假的;由于“题芹溪处士句”和“庚辰本”的笔迹互证,将由此推出“庚辰本”也是假的。

当然y u p e n g 信箱先生没有这么认为,他只推到“书箱”是假的。然后到此为止——因为“庚辰本”是真的。我也认为“庚辰本”是真的。

那么们能不能反过来逆推一下,即“庚辰本”是真的,由于“庚辰本”朱批笔迹和“书箱”“题芹溪处士句”笔迹出自一人之手,将由此证明“书箱”是真的;由于“书箱”是真的,由此将证明五条目录和七言律诗是真的;由于五条目录和七言律诗是真的,由于五条目录和七言律诗和《考工志》笔迹相同,由此将证明《废艺斋集稿》是真的;由于《废艺斋集稿》是真的,由于《废艺斋集》稿和《自题画石诗》都出自孔祥泽之手,由此将证明《自题画石诗》也是真的。

当然我也不这么认为,我也只能推到《废艺斋集稿》为止。因为不论《废艺斋集稿》真假如何,但《自题画石诗》毕竟是假的。所以对有些事物,我们不能一概推论。比如“庚辰本”是不是真的,还要它本身来证明。

对于“书箱”的真假,也同样如此。

我再重复一遍:“书箱”,除了木质鉴定为乾隆时的东西外,就正面的图案和“题芹溪处士句”一绝句而论,就其镌刻与油漆的剥落现象看,绝不是现在的东西。而其“题芹溪处士句”的笔迹,又完全类同“庚辰本”的笔迹。特别是“时得露华新”的“新”字的笔迹走势,与“庚辰本”第24回、28回“所”字“新”字的笔迹走势,它们完全相同,就其行笔之流畅,也不是能伪造出来的。或者说不是对“庚辰本”研究特别有功夫的人,他可能还不知道有这几个字,更不要说去造假了。

至于有如尜童提出的“那书箱上的文字,确实是假的,那时代的人很少友、谊相连用,看看那首歪诗的文化境界,也是解放以后的东西”。我觉得这种说法是只凭感觉。当然一个人发表一下自已的看法也未尚不可。但学术研究是一个艰辛的论证过程,并不是随便说说而已。“书箱”“题芹溪处士句”一诗,确实不怎么样。但我们不妨看看张宜泉的《春柳堂诗稿》中的一些诗,或者说其中的诗也不怎么样,也并不被一人看好。这个已早被周汝昌先生所出。而且其诗也有现代味,我们能说《春柳堂诗稿》也为现代人所作吗?

在这里,我们不来褒贬“题芹溪处士句”和张宜泉《春柳堂诗稿》的水平如何,但这里却发现了一个共有的东西——“题芹溪处士句”正合张宜泉写诗的风格——“俗”。

脂砚斋是张宜泉(祥见我的《红楼梦研究》中的《脂砚斋》一章节),由此可知“庚辰本”上的朱批乃张宜泉的手迹;张宜泉又是曹雪芹的好友;“题芹溪处士句”又合张宜泉的诗风;加之“题芹溪处士句”的笔迹正合“庚辰本”朱批的笔迹,朱批乃是张宜泉的手迹;又加之张宜泉又习惯于称曹雪芹为“芹溪”,敦氏从来不这么称呼曹雪芹,这正合“题芹溪处士句”一诗的作者身份。由此可知“题芹溪处士句”一诗当出自张宜泉之手。也即是说,“书箱”“题芹溪处士句”一诗绝对不是后人伪作。还有正面的兰、石图案,它正暗合《红楼梦》的内容——《红楼梦》的内容乃就是“石头”和“兰花”的关系,这些 至今仍为人们所不理解,“书箱”图案又何来造假一说?

我们再来看看“书箱”背面的五条目录和七言律诗。

首先应该肯定的是五条目录和七言律诗的笔迹出自一人之手。并不是一些红学家肯定的五条目录是曹雪芹所为;而七言律诗是曹雪芹续妻所为。这有笔迹为证。

其二是七言律诗绝对不是“悼亡诗”。这里一是曹家也不至于没有纸张,二是在此悲愤之时那有闲情作诗,而且是揭开箱子写诗,写了又改,改了又写。而且就诗的内容看,其诗中的句子与“悼亡”的内容无关。“乩诼”不等于“扶乩”。吴恩裕等人把“乩诼”解释为“扶乩”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乩诼”是预兆性的谣言,有如明神宗30年以后出现的《续忧危(闳)议》一书,也有如秦末的“张楚兴,陈胜王”和汉末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一些“诼谣”。“玄羊”乃指明神宗47年这一“未羊”年,这一年是1619年(已未),此年满洲重创明军,杨镐兵40余万被满洲兵击垮,明王朝元气大伤,从此拉开了明王朝灭亡的序幕。

还有如“织锦”一辞,吴文把“织锦”解释为一般的编织工艺。这没有任何道理。比喻必需用同类。此诗作者既然用苏蕙来做比喻,苏蕙并不是一个手工艺人,而乃是一个女才人或者干纯说是一个文人吧,而且她以编著《回文璇玑图》而享誉千古。用手工艺的编织来解释“织锦”一辞显然是不恰当的。

所以说,就七言律诗中的“织锦意深睥苏女”中的“织锦”一辞,它只能指编著文章,也即就是说在编著《红楼梦》。通句的意思就是说:要说修撰历史吗,我自不敢与班昭女相比;但要说编著如《回文璇玑图》一类艰深难懂的文章吗,我还真瞧不起你苏蕙呢!不信,你就不妨看看我的《红楼梦》吧。

已经说得太多了。有关此七言律诗全部内容的解释,请参考我的《红楼梦研究》第三章节的原文吧。

“书箱”七言律诗的内容如此,除了吴、冯、邓等人一些不贴边的“悼亡”的解释外,可以说到目前还没有人真懂。既然如此,说“书箱”及箱内的七言律诗造假又从何来?

不过就对七言律诗的分析看,此七言律诗绝对没有造假的迹象。我在这里再三重复我多次重复过的观点:“造假在于迎面合,在于迎合已有的东西或已经形成的事实。一个再精明的人,他永远也不会造出一个连自已也不懂的东西”。谁要不信这一条规律,谁不妨造一个连自已也不懂的东西(自然包括诗词)让大家长长见识。

当然我这一句话是对穷抬杠者说的,并不包括一些 真心于学术研究的人和一般的读者——谁也不能说自已全对,谁也不能不让别人说话,说错也无大碍,学术研究必定是各抒已见,要没完没了穷抬杠就太无聊了。


在谈论“书箱”是真是假时,不能不谈五条目录。因为认为“书箱”是假,除了洪静渊提供了一个假的“许芳卿悼亡诗”这一主要证据之外,还牵涉到一个权威人士朱家溍先生的“漫谈假古董”一文。此文有关别的东西不谈——因为它与“书箱”无关。但有一个事必需谈,因为朱老先生认为五条目录中用了“纹样”一辞——“纹样”一词是晚清才出现的词汇,是从日本汉字词汇中引进的,乾隆朝的曹雪芹时期在文献中只有“某某图”或“某某纹”,这就足以说明书箱是假的,它不是曹雪芹的遗物。

对于这一问题,我再重复一遍我在《红楼梦研究》之后(八)中说过的话题,尽管就一些人查到的文献看,乾隆时期只有“某某图”或“某某纹”,“纹样”一词是晚清才出现的,但是我认为“纹样”一辞有如“鞋样”“袜样”一样,它肯定要比“某某纹”要早。这是词汇演变的必然规律。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妨借鉴欧阳健先生的有关脂砚斋的论证过程。欧阳健先生曾认为张宜泉是道光时人,并认为脂批“甲午八月泪笔”中的“造化主”一辞首见于光绪28年(1902年)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但结果呢?欧阳健先生“造化主”的考证除被邱华东先生从新考证外,张宜泉到底是乾隆时人还是道光时人,《春柳堂诗稿》中的“哭子女并丧”便是一个明证。“哭子女并丧”乃记乾隆二十八年(癸未)痘疮流疫一事。论证一个事物要靠事物本身。何况曹雪芹一度生活在民间,他的一些用语不一定非要来源于文献。所以说单靠“纹样”一辞不见于乾隆朝是不足为凭,更何还有其它诸如七言律诗五言绝句的笔迹和内容等多种因素。

至于五条目录到底是什么意思?“纹样”又是什么意思?按七言律诗中的“织锦”一辞看,这些用语恐怕只有曹雪芹自已清楚了。
有关“书箱”的真假就说到这里。根据“书箱”木质的鉴定;根据“书箱”正面镌刻图案与文字的陈旧迹象绝对不是近期人为的作品;根据“书箱”正面“题芹溪处士句”的笔迹完全类同于“庚辰本”朱笔批语的笔迹,而且这笔迹,

特别是“新”字的最后一笔走势在“书箱”和“庚辰本”上罕见的类同,这是一般人所想不到的也是伪造不出来的;根据“书箱”正面的“石”、“兰”图案正巧暗示了《红楼梦》一书的内容;也有“书箱”正面的背面的七言律诗的文字含义正合《红楼梦》的内容,它披露了《红楼梦》的写作内幕;以及造假则完全在于迎合,在于迎合已有的东西——自然也包括伪造诗词,再精明的人他永远也伪造不出连自已也不懂的东西,所以说:“书箱”不仅木质是真的,“书箱上文字图案也是真的。至于冯其庸先生用洪静渊的造假文字来证明“书箱”是造假显然是不能成立的。还有朱家溍先生仅凭“纹样”一辞的“漫谈”也不能说明问题——一个事物的论证是综合性的,何况朱先生的说法本身子就成问题。也有

y u p e n g 信箱先生的推论也不 能成立——推论必须适可而止,论证一个事物的真伪要靠对一个事物本身的分析。

在此文除了说明“书箱”不仅木质是真的而且文字图案是真的之外,我还想重复我《红楼梦研究》一书第三章“书箱”中的观点:“书箱”乃是曹雪芹的遗物;此“书箱”乃为张宜泉所赠;“书箱”正面的图案与文字乃为张宜泉所为,其笔迹乃张宜泉的手迹;“书箱”正面的背面的五条目录和七言律诗出自一人之手,这人就是曹雪芹;在曹雪芹死后,“书箱”连同后40回的一些文稿一同又落到了张宜泉的手中。张行应该说就是张宜泉的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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