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苔花如米小 也学牡丹开
    

作者:郑铁生  收录时间:2007-01-05


    《红楼》杂志创刊已经二十周年了,而这二十年正是中国红学史上论争最热闹、最激烈的一个时期,当透视在“热点”中五颜六色的泡沫裹胁着有价值的内核,冷观在“论争”中意气和情绪掺杂着真实的发现,才能品味《红楼》杂志的品格。
用袁枚的两句诗“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来比喻,是很贴切的。一个普通的内部刊物与国内大型刊物相比,确实“小”,而且像“苔花”一样,朴实无华,不媚不俗,但像国色天香的“牡丹”花,俏姿迎春,傲然盛开。在中国红学界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和不可忽视的地位。其品格“不因为遇亲者而谀之,遇疏者而略之,遇强者而屈之,遇弱者而欺之。”得到红学界的同仁,乃至普通的红学爱好者的认可和喜爱。
    即使红学界观点对峙、意见相左的学者也会对《红楼》有共同的评价。直接摘引他们的评价,或许更真实、更客观地反映《红楼》的品格。
    欧阳健先生说:“唯一仍然在坚持发表争论双方文章的,是‘最先推动了红学版本论争的开展’(朱一玄《呼唤红学研究中的双百方针——为<红楼>创刊十周年而作》,《红楼》1997年第一期)《红楼》杂志,它“不畏权势,培育红学新人”(梅玫《红楼寄语》,《红楼》1997年第一期),无论大人物还是“小人物”的文章,只要有一得之见,都给予发表的机会,让读者去评论得失。”(《红学百年风云录》第386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
    梁归智先生也说:“……《红楼》虽然只是一个省内自办的刊物,却从1986年12月出版‘试刊’号以来,每年四期,一直坚持下来。刊物的主编梅玫女士倒真是实实在在地坚持了‘百家争鸣’的方针,完全对立的意见全部照发不误。比如,既发‘批周’的文章,也发‘拥周’的文章;对‘基石’、‘祖籍’、‘程前脂后’等各种争论问题,正反两方面的意见也次第刊出,连文字的‘芒刺’也不作任何修改。”(《红学泰斗——周汝昌传》第450页,漓江出版社,2006年4月)
    这些评价在当今学术界不仅难能可贵,而且不可多见。因此,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胡文彬先生给予了高度评价:“令我深有感慨的是,《红楼》杂志自创刊以来所坚持的办刊方针:即坚持内容丰富多彩,形式灵活多样;坚持百家争鸣,平等对待大人物和‘小人物’;坚持普及红学,融学术性、知识性、信息性于一体;坚持扩大队伍、培养人才。以上四个‘坚持’,说来容易,但真正办到却极不容易了。譬如‘百家争鸣’,这是党为发展文学艺术提出的‘方针’,某些人口头上也大喊大叫要‘百家争鸣’,可实际上是‘一家独鸣’。……而《红楼》杂志恰恰在这一点上坚持了自己的办刊方针,这恐怕也是她愈来愈受到读者欢迎的原因,也是愈来愈受到某些人‘白眼’的根结。”(胡文彬《引君入梦话红楼》第334页,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
    刊物的品格根植于“文德”。古人言:“形之正,不求影之直而影自直;声之平,不求响之和而响自和;德之崇,不求名之远而名自远。”《红楼》杂志走过了二十年,靠的是一篇篇文章、一本本刊物而树立起自己的品格。“假如一味跟风,跟势,跟上,或者抱着几个小兄弟,操纵着几家传媒,一心考虑如何包装、炒作,还有什么学术良心可言,还有什么学术良史可读?”(黄霖《红学通史》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此话一言中的,学术界一向缺乏鲁迅先生那种压不弯的脊梁精神,也一直缺少巴金先生说真话的勇气。何况近年来金钱和权势对学术的腐蚀和干扰,学术界的庸俗风气不断蔓延,不端行为愈演愈烈,粗制滥造,学术泡沫,假冒伪劣,抄袭剽窃,学术腐败,就连某些学术权威也接连爆出造假的丑闻,这实在是学术的悲哀。而《红楼》杂志在办刊资金匮乏、编辑人手短缺,诸多困难情况下,非但不向金钱和权势低首,反而面对学术大是大非的问题,敢于发表处于弱势情态下作者的文章,使得读者能听到不同的声音。这不单单是实践“百家争鸣”的办刊宗旨,而更重要的是为红学史的撰写提供了难得的材料。越是时间久远,其意义越是彰显。这不正是《红楼》杂志似“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最好的注脚。
    人有品格,就有人缘;书有品格,就有书缘。《红楼》杂志创刊二十年以来,结识和团聚了一大批红学专家、学者、作者和读者。这实在值得大书一笔,我们知道;内部刊物最大的尴尬,是稿源中好搞少,名家稿少。而恰恰在这一点上,《红楼》杂志不同寻常。红学大家俞平伯、周汝昌、冯其庸、李希凡、胡文彬、王利器、朱一玄、徐恭时,及江泽民总书记的叔父江树峰老先生等,以及台湾学者魏子云先生泰国张硕人先生等的文章不时地刊出。几乎当代活跃在红学界的学者、专家都在《红楼》杂志上留下了墨香。这当然与主编梅玫女士是分不开的。她对红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都有清晰的了解,明确这一学术领域研究的主流是什么,哪些论题有争议,争议的焦点是什么。她不仅力主发表敢为人先、旗帜鲜明的文章,哪怕是正遭“封杀”的学者。而且还率先撰稿,直面“走红”的人物,疾呼拨乱反正,与国内许多学者和专家对“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的批评之音,形成共鸣。正如周汝昌先生挥笔赋诗《赠<红楼>主编梅玫女士》:
贞梅立何处,南望出幽枝。
为红辛苦甚,广厦独柱支。
学术大民主,群言得陈言。
虽待汇沧海,百川已趋之。
展卷何丰盈,妙绪喜纷披。
时有异葩绽,拍案惊共奇。
耻效一言堂,讵媚某姓私。
康庄修坦路,促学日荣滋。
勤劳心力瘁,乐业岂知疲。
所惜犹内刊,四海常嗟咨。
新纪瞻丽景,应显迈前姿。
敬佩奇女志,遥寄俚言诗。
良鉴谓若何,请作深长思。
    老一辈学者提出的“良鉴”是什么?“长思”什么?的确是纪念《红楼》杂志创刊二十周年应当思考的问题。
    《红楼》杂志诞生和成长在贫困的边远省——贵州,其品格却承传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诗经 大雅. 烝民》)对《红楼》杂志最好的纪念,就是每一位红学研究者、每一本红学刊物都应弘扬民族文化优秀传统,学习曹雪芹的人品。曹雪芹生于富贵,长于苦难。无论富贵,还是苦难,对于曹雪芹这位有思想的人来说,都是一种精神财富。它涵养了曹雪芹的气质,提升了他的精神境界,塑造了他的风骨。人生都有无奈的境地,而曹雪芹在无奈中寻找、追求、奋争,这是一种独立人格的追求,是一种自由思想的追求,是一种众人独醉我独醒的精神!这种精神,不是视富贵如浮云,而是拒绝与功名相掺合的庸俗;不是视权势如污浊,而是拒绝与权势相孪生的肮脏。
这是“红学”带给我们永远享受不尽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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