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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宝玉是一位民族主义者——兼论红楼梦的结局和作者     

作者:朱光东  收录时间:2005-12-14

  
    贾宝玉是一位民族主义者
    ——兼论红楼梦的结局和作者
    朱光东

    摘要:贾宝玉鄙视功名的立场,是一种保持民族气节、不仕清的民族主义立场。他与封建家庭在仕途经济问题上的冲突,是民族立场的冲突,是故事的悲剧冲突和主线。后四十回完成了作品的悲剧冲突,其民族主义与前八十回是一致的。曹雪芹极可能是掩盖作品反清思想的一个假名或托名而已。作品通过贾宝玉的悲剧,歌颂了民族主义。
    笔者在《红楼梦吊明反清思想管窥》(载《桂海论丛》2004年增刊)和《红楼梦是一部民族主义作品》(载《是谁误解了红楼梦》一书,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6年1月第一版)中指出,红楼梦的主题思想是民族主义,主人公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下面再对主人公的民族主义思想作进一步分析。
    一、作者的暗示
    大家知道,作品里的人名、地名多有隐寓,如元、迎、探、惜寓“原应叹息”等。作为主人公的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名字和字号,不可能没有隐寓。我们可以看到,贾宝玉外号“怡红公子”。他和他的知己林黛玉的前世今生的名字、住所,都与红色有关,如“怡红快绿”(“怡红院”)、“赤瑕宫”、“绛洞公子”、“绛珠仙子”等等。而红色在当时被用来表示民族主义情感,是犯禁的。如乾隆四十三年八月文字狱殷宝山案即因文中有“若姓氏,物之红色者是。夫红色之红非即姓之红也,红乃朱也”,遂至“罪不容诛”。所以在当时的背景下,作者犯朝廷的禁忌,冒杀头的风险,把主人公与红色联系起来,是有深意的。
    据书中描写,“怡红快绿”的意思是“蕉棠两植”,“红”指海棠,“绿”指“蕉”。但从“千红一窟”来看,“红”又指女子。“悼红轩”应该是指悼念死去的女子,而不可能是吊花。所以把“红”理解为花是不对的。但是,把“红”理解为女子,“绿”又没有着落。所以,“红”的含义既不是花,也不仅仅是指女子,而是另有含义。
    其实,“红”指明朝,“绿”指清朝。因为“绿”可读成“虏”音,意又与“青”相近。而“快”与“脍”同音,“脍”指把鱼、肉切成薄片。因此,“红”映射“朱明”,“绿”映射满族贵族。“快绿”即“脍虏”。而“悼红”就是吊明之亡;“千红一窟”就是对广大汉族妇女悲惨命运的同情,属于“揭清之失”。
    我们这样理解是否歪曲了作品的思想?否。因为还有另一个与“快绿”(“脍虏”)意思相同的词:“割腥啖膻”。
第四十九回的回目是“脂粉香娃割腥啖膻”。表面上看,“腥膻”是指鹿肉,其实“腥膻”与“鹿”是暗指满族贵族。因为北方少数民族是游牧民族,食物以牛、羊等腥膻动物为主,而“鹿”与“虏”同音,故以“腥膻”和“鹿”喻之。
    用“腥膻”来代表胡虏早已有之。南宋著名主战派思想家陈亮在《水调歌头 送章德茂大卿使虏》一词中写道:
“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
    张元干《水调歌头》(送吕居仁召赴行在所)一词中也写道:
    “戎虏乱中夏,星历一周天。干戈未定,悲咤河洛尚腥膻。”
    “腥膻”都是指金兵。而金人正是满人之祖先。
    可见红楼梦中的“腥膻”与“鹿”是指满族贵族无疑。“割腥啖膻”表达了与岳飞“壮志饥餐胡虏肉”相同的思想内容,是红楼梦民族主义思想的铁证。
    而玉(石)代表的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节。书中林黛玉就说:“至坚者玉”。因此,红色和石头代表了坚贞不屈的民族精神。
    二、不仕清的立场
    清贵族入主中原,遭到以汉族为主的各民族的强烈抵抗。为了巩固其统治,除了军事镇压以外,清朝统治者在清初还在政治上、思想上采取了一些列措施,其中包括开科举,对知识分子进行利诱。抵制利诱,坚持不仕清立场,就成为坚定的民族主义者的根本标志。
    陈怡山在《海滨外史》中说:
    “大清入中国,经略洪承畴教以收拾人心之策,以为‘中国所以俯首归诚,实缘贪图富贵。若辈作八股文者,苟得富贵,旧君固所不惜。’于是甲申即位,乙酉即行乡试。”
    可见科举是对知识分子利诱的手段。部分汉族知识分子经不起利诱,走上了与清朝合作的道路。雷瑨《说梦》对顺治三年乡试情况作如下记载:
    “鼎革之初,诸生多抗节不应仕者。後文宗按试出示云:‘山林隐逸,
    有志进取,一体收录。’诸生乃相率而来。好事者乃为诗曰:一队夷齐 下
    首阳,六年观望太凄凉。顶上整齐新结束,胸中打点旧文章。当日义不
    食周粟,近日翻思补鞑粮。早知薇蕨终难咽,悔煞无端谏武王。’”
    到康熙时期,为网罗遗民,特设博学弘词。关于这次征召的背景,《清史稿·选举四》述云:
    “顺、康间,海内大师宿儒以名节相高,或廷臣交章论荐,疆吏备 礼
    敦促,坚卧不起,如孙奇逢、李顒、黄宗羲辈。天子知不可致,为叹息
    不置,仅命督抚抄录著书送京师。康熙九年,孝康皇后升祔礼成,颁诏
    天下,命有司举才品优长、山林隐逸之士。自後历朝推恩之典,虽如例
    行,实应者寡。”
    这说明在康熙九年,“实应者寡”。但随时间推移,应者渐多。《清史稿·选举四》记录:“雍正十一年,诏曰:博学鸿词之科,所以待卓越淹通之士。康熙十七年特诏荐举,得人极盛。”《檐曝杂记》卷二亦载雍正语云:
“国初以美官授汉儿,汉儿尚不肯受。今汉儿营求科目,足见人心归附,可谓有道之庆。”
    从“应者寡”到“得人极盛”,说明应者渐多。雍正把应仕汉人成为“汉儿”,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但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是不仕清的。如顾炎武、王夫之、傅山、吕留良等都坚决拒绝应仕。顾炎武累拒应仕,说:“绳刀俱在,勿速我死”(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碑》),表达了绝不仕清的民族立场。他痛斥那些投降清朝贵族的人是“狐鼠”,“是阉然媚于世者”(《日知录》卷十三《廉耻》),是民族败类。他还作《精卫》一诗,表达了矢志不移的救亡复国抱负和决心。
    可见在是否仕清问题上的对立,是民族立场的对立。而书中贾宝玉把热心功名者称为“禄蠹”和“国贼禄鬼”,与顾炎武斥仕清者为“狐鼠”显然是一个意思。因此联系时代背景,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贾宝玉是作者塑造的一位坚持不仕清立场的民族主义者。
    作品充满了对民族精神的赞美。作品第五十一回引用孔子“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的句子,来表达民族气节,与顾炎武思想相一致。
    顾炎武说:
“吾观三代以下,世衰道微,弃礼仪,捐廉耻,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后凋于岁寒,鸡鸣不已于风雨,彼众昏之日,固未尝无独醒之人也!”(《廉耻》)
    所谓“捐廉耻”之人,就是没有民族气节之人;保持松柏精神的人,就是保持民族气节的人。可见作品对松柏精神的赞扬,以及“菊花诗”、“红梅诗”对菊花孤标傲世和红梅傲霜斗雪品格的赞美,是对民族精神的赞扬。
    “红梅诗”歌颂梅花的高尚品格,显然受陆游《咏梅》的影响。陆游一生主张抗金,收复中原,但始终受到投降派压制。“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的句子,表达了决不与投降派同流合污的坚定立场。
    可见作者塑造主人公这个形象是对民族精神的歌颂。
    三、主人公的民族意识
    在第六十三回,有宝玉这样一段话:
    “既这等,再起个番名,叫作‘耶律雄奴’。‘雄奴’二音,又与匈奴相通,都是犬戎姓名。况且这两种人自尧舜时便为中华之患,晋唐诸朝,深受其害。幸得咱们有福,生在当今之世,大舜之正裔,圣虞之功德仁孝,赫赫格天,同天地日月亿兆不朽,所以凡历朝中跳梁猖獗之小丑,到了如今竟不用一干一戈,皆天使其拱手俯头缘远来降。我们正该作践他们,为君父生色。”
    这段话有三层意思。
    一是谴责北方少数民族对中原的侵略。“‘雄奴’二音,又与匈奴相通”,实际是说“‘雄奴’二音”又与金人相通。因为夷、狄、戎、胡等词在古代都是相通的。岳飞“渴饮匈奴血”,就用“匈奴”代金兵。所以作者说“这两种人自尧舜时便为中华之患”,实际也包括金人。所以作者是“指桑骂槐”无疑。
    “晋唐诸朝”,是有意回避宋朝,因为使宋朝受害的正是满族人的祖先金人。
    二是抒发民族仇恨。把芳官扮成小番,并戏称之为“野驴子”来作践他,是抒发对满族贵族的仇恨。因为“番”泛指异族、异国,夷、狄、戎、胡都叫“番”。《说岳全传》等书都把金兵叫“番兵”。所以也是“指桑骂槐”。
    三是宣传“华夷有别论”,唤醒民族意识。雍正用“舜为东夷之人”来说明华夷无别,以缓和民族反抗。他在《大义觉迷录》中说:
    “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
    又说:
    “夫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绥服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殊视!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夷华而有异心。”
    雍正的意思是,不能把满人等少数民族看作夷、狄、胡、戎等。他把主张“华夷有别”的吕留良鞭尸。
    而作品的“大舜之正裔”论,正是“华夷有别论”。因为“舜”虽为“东夷之人”,但“东夷之人”最先与炎、黄部落融合,成为华夏族的组成部分。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中写道:
    “黄帝族与炎帝族,又与夷族、黎族、苗族的一部分逐步融合,形成了春秋时称为华族、汉以后称为汉族的初步基础。”
    “夷族”即“东夷之人”。可见“东夷之人”早就与炎、黄部落融合,成为华夏族的组成部分。自古以来,尧、舜、禹就是中华民族祖先的代表,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和象征。陈亮在《水调歌头 送章德茂大卿使虏》一词中就写道:
“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
    可见只有汉族才是真正的“大舜之正裔”。既然汉族是“正裔”,那么满族就是非“正裔”。这正是朝廷禁止的“华夷有别论”。
    “幸得咱们有福,生在当今之世,大舜之正裔”,是说反话。“咱们”是指“大舜之正裔”,即汉族。而“当今之世”之汉族,已经为满族贵族所奴役。因此“幸得咱们有福”是说反话,是要唤起民众的民族意识。
    上述分析说明,贾宝玉是一位民族主义者。
    四、后四十回的民族主义
    作品的后四十回,一直被看作续作,其思想性、艺术性一直受到诟病,乃至完全否定与前八十回的联系。其实,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的民族主义思想是一致的,对于理解主人公的思想性格和作品的主题思想十分重要。
    1、延续了主人公反对科举,鄙视功名的立场。贾宝玉反对仕清,也就反对科举。作者说他“平素深恶”“时文八股一道”,认为八股“原非圣贤之制撰,焉能阐发圣贤之微奥,不过作后人饵名钓禄之阶”(第七十三回)。
    第八十二回也写道:
    宝玉接着说道:“还提什么念书,我最厌这些道学话。 更可笑的是八股文章,拿他诓功名混饭吃也罢了,还要说代圣贤立言。好些的,不过拿些经书凑搭凑搭还罢了,更有一种可笑的,肚子里原没有什么,东拉西扯,弄的牛鬼蛇神,还自以为博奥。这那里是阐发圣贤的道理。目下老爷口口声声叫我学这个,我又不敢违拗,你这会子还提念书呢。”
这段话与前面斥八股为“饵名钓禄之阶”是相一致的。
    黛玉道:“我们女孩儿家虽然不要这个,但小时跟着你们雨村先生书,也曾看过。内中也有近情近理的,也有清微淡远的。那时候虽不大懂, 也觉得好,不可一概抹倒。况且你要取功名,这个也清贵些。”宝玉听到这里,觉得不甚入耳, 因想黛玉从来不是这样人,怎么也这样势欲熏心起来?又不敢在他跟前驳回,只在鼻子眼里笑了一声。
这段描写说明宝玉还是前八十回那个鄙视功名的宝玉,所以他才觉得黛玉的话“不甚入耳”,是“势欲熏心”。
    2、暗示宝玉出家的原因。作者写道:
    宝钗道:“我想你我既为夫妇,你便是我终身的倚靠,却不在情欲之私。论起荣华富贵,原不过是过眼烟云,但自古圣贤,以人品根柢为重。”宝玉也没听完,把那书本搁在旁边,微微的笑道:“据你说人品根柢,又是什么古圣贤,你可知古圣贤说过‘不失其赤子之心’。那赤子有什么好处,不过是无知无识无贪无忌。我们生来已陷溺在贪嗔痴爱中,犹如污泥一般,怎么能跳出这般尘网。如今才晓得‘聚散浮生’四字,古人说了,不曾提醒一个。既要讲到人品根柢,谁是到那太初一步地位的! ”宝钗道:“你既说‘赤子之心’,古圣贤原以忠孝为赤子之心,并不是遁世离群无关无系为赤子之心。尧舜禹汤周孔时刻以救民济世为心,所谓赤子之心,原不过是‘不忍’二字。若你方才所说的,忍于抛弃天伦,还成什么道理?”宝玉点头笑道:“尧舜不强巢许,武周不强夷齐。”宝钗不等他说完,便道:“你这个话益发不是了。古来若都是巢许夷齐,为什么如今人又把尧舜周孔称为圣贤呢!况且你自比夷齐, 更不成话,伯夷叔齐原是生在商末世,有许多难处之事,所以才有托而逃。当此圣世,咱们世受国恩,祖父锦衣玉食,况你自有生以来,自去世的老太太以及老爷太太视如珍宝。你方才所说,自己想一想是与不是。”宝玉听了也不答言,只有仰头微笑。
    前面提到的雷瑨《说梦》中记录的“一队夷齐下首阳”等诗句,把背叛民族立场的仕清者称为“下首阳”之“夷齐”。而贾宝玉“自比夷齐”,并强调“不失其亦子之心”,以“尧舜不强巢许,武周不强夷齐”来明志。很显然,宝玉出家不是什么“悟仙缘”或看破红尘,而是象伯夷叔齐一样,是不食周粟,忠于故国。
宝钗用“古圣贤原以忠孝为赤子之心,并不是遁世离群无关无系为赤子之心。尧舜禹汤周孔时刻以救民济世为心”来反驳宝玉‘不失其赤子之心’。作者没有让宝玉直接反驳宝钗的言论,而是在其他地方阐述儒家的圣贤之道。作者借贾代儒的话说:
    “‘无闻’二字不是不能发达做官的话。‘闻’是实在自己能够明理见道,就不做官也是有‘闻’了。不然,古圣贤有遁世不见知的,岂不是不做官的人, 难道也是‘无闻’么?”
    这样,作者就用“古圣贤有遁世不见知的”来反驳宝钗“古圣贤原以忠孝为赤子之心,并不是遁世离群无关无系为赤子之心”的观点。也就是说,不做官也符合儒家思想。儒家主张“达则兼顾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强调做人要有原则,不取不“仁”不“义”之富贵。由于民族主义者认为仕清不符合民族大义,所以认为“遁世不见知”才符合儒家思想。而那些仕清者,不过为名为利,非君子之所为,所以不符合儒家道德规范。
在贾宝玉出家以后,作者写道:“圣上”听了贾宝玉的事情后,旨意说,
    “他既不敢受圣朝的爵位,便赏了一个‘文妙真人’的道号。”
    这段话有两个意思。一是:贾宝玉出家不是由于“悟仙缘”,而是不愿当官;二是:贾宝玉不愿当官,是“不敢受圣朝的爵位”,即不受清朝的爵位。因此这段话暗示贾宝玉不做官是因为不仕清的民族主义立场。
    “离尘歌”暗示了贾宝玉离家出走后的志向。《山海经﹒大荒北经》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不咸山即今长白山,肃慎氏即满族人的祖先。因此 ,“大荒山”是满族人的发祥地。“归彼大荒”这句话可改为“归彼满洲”,亦即把满族贵族赶回老家去。
    “渺渺茫茫兮,归彼大荒”的意思是:尽管把满族贵族赶回老家“大荒山”去的道路很漫长遥远,但我矢志不渝,决不放弃。因此“离尘歌”表达了与顾炎武《精卫》一诗相同的救亡复国抱负和决心。
    作品里描写贾宝玉出家的情景也有象征意义。宝玉向贾政辞别时身上披着的大红猩猩毡的斗篷。这一行为,与当时反清人士的行为是完全一致的。如傅山坚持民族主义立场,坚决不仕清。为了反抗“剃头令”,他当了道士,并着红色衣服以明志。所以说贾宝玉的行为与傅山等民族主义者的行为是完全一致的。
    3、完成作品的悲剧冲突。恩格斯指出: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 因此,要理解红楼梦的主题思想,必须理解其悲剧冲突。
    贾府“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流传”,但随着时间推移,“运终数尽,不可挽回者。故遗之子孙虽多,竟无可以继业”。因此把唯一“略可望成”的嫡孙贾宝玉“规引入正”,乃贾府的头等大事。
    但贾宝玉偏偏不愿读书考功名。这样他与封建家庭就形成尖锐冲突。故事就是围绕这一冲突展开的,宝黛爱情悲剧也源于此。
    第三十六回写道:
    或如宝钗辈有时见机导劝,反生起气来,只说“好好的 一个清净洁白女儿, 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这总是前人无故生事,立言竖辞,原为导后世的须眉浊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琼闺绣阁中亦染此风,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因此祸延古人,除四书外,竟将别的书焚了。众人见他如此疯颠,也都不向他说这些正经话了。独有林黛玉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等语,所以深敬黛玉。
    贾宝玉把热心功名者称为“禄蠹”和“沽名钓誉”的“国贼禄鬼”。而又说薛宝钗“入了国贼禄鬼之流”,可见其对薛是十分鄙视的。而他爱黛玉,是因为黛玉从不劝他“去立身扬名”。
    由于把贾宝玉引向仕途经济道路是贾府的头等大事,因此贾府家长迫害林黛玉而选择薛宝钗就是必然的事。同样,晴雯、司棋受到迫害,也是因为她们被王夫人认为影响了贾宝玉走仕途经济道路。在第八十二回,王夫人传下话来,如有丫环们再敢与贾宝玉玩笑,按晴雯司棋的例办。从不说“混帐话”的林黛玉,自然是王夫人的眼中钉。因此,宝黛爱情悲剧是由贾宝玉与封建家庭在读书考功名问题上的冲突决定的。贾宝玉与封建家庭在读书考功名问题上的冲突是故事的主线,是故事的悲剧性冲突。
    悲剧毁灭的是代表正义的一方。贾宝玉坚持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立场,反对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显然代表了进步的一方。而贾府属于压迫阶级,不是正义力量的代表,它的毁灭没有悲剧性和必然性。因此最后被毁灭的只能是贾宝玉而不是他的家庭。所以说贾府破败的结局不符合作品的悲剧冲突。
    黑格尔指出:“真正的悲剧动作情节的前提需要人物已意识到个人自由独立的原则,或是至少已意识到个人有自由自决的权利去对自己的动作及其后果负责。” 在贾府破败的结局里,贾宝玉在家族破败的情况下,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在穷困潦倒的情况下“悬崖撒手”。因此他的选择是被动的,不是由于他的自由意志。他的毁灭就是黑格尔所说的悲惨的而不是悲剧的。
    而在贾府复兴的结局里,贾宝玉就有了选择的自由:或者放弃民族主义立场,走仕途经济道路;或者坚持民族主义立场,与封建家庭和封建官僚地主阶级决裂。贾宝玉在家族复兴的情况下出家,体现了他的“独立自足性”(黑格尔语),具备了理想人物性格的主要特征,突出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反抗精神,体现了悲剧的崇高。因此贾府复兴的安排完成了主人公的悲剧性格,突出了主人公的反抗精神。
    有人认为,贾府破败反映了封建社会的腐败和灭亡的趋势,因此把贾府破败改为贾府复兴歪曲和削弱了作品的主题。这是难于成立的。
    首先,脂批曰:“俺先姐仙逝太早,不然余何得为废人耶?”也就是说,元春是贾府的保护伞。元春死后,使贾府失去了依靠,以至破败。因此贾府破败完全是统治阶级内部权利斗争的结果,与封建社会的灭亡趋势没有什么关系。
    其次,因为腐败是封建阶级的本质,但并不是所有的封建家族都要破败。封建家族的兴衰完全取决于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斗争,与某个封建家族的腐败与否没有必然联系。封建社会的腐败表现在它的普遍腐败,表现在它无法消除腐败,表现在越腐败越飞黄腾达。正如书中人说的:“老爷向来说他们不好的,如今升的升,迁的迁。”这说明后四十回的作者对封建社会的腐败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把贾府破败改为贾府复兴,并不是要淡化封建社会的腐败,而是更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的腐败。
    也有人认为,后四十回里的贾宝玉是重游太虚幻境悟了仙缘之后出家的,出家也是对父母的报答(曾扬华:《红楼梦引论》)。前面已经指出,贾宝玉“自比夷齐”,因此出家非“悟仙缘”。他重游太虚幻境,遇到的都是被迫害致死的冤魂。也就是说,晴雯、司棋、尤三姐、鸳鸯、林黛玉等人的悲剧,是促使贾宝玉最终与封建家庭决裂的原因。所以把贾宝玉的出家理解为“悟仙缘”没有道理。贾府被抄之后,贾宝玉经历了一场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残酷斗争,贾府的命运已经象秋风中的败叶。如果贾宝玉真的要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那么他应该象甄宝玉一样,洗心革面,痛改前非,读书考功名,光宗耀祖,使贾府真的能够“延世泽”。正如王夫人所说:“他若抛了父母,这就是不孝”。所以他的出家,不能理解为报答父母。作者把出家的妙玉、惜春作为悲剧人物来写,反映了作者对出家的否定态度。后四十回也没有改变这一立场。因此,上述指责不能成立。
    上述分析说明,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在主题思想上是一致的。但是也应该看到,后四十回也有许多与前八十回不一致的地方。如第八十九回的“悼晴雯词”一派轻薄,格调低俗,与《芙蓉女儿诔》不可同日而语。林黛玉死后,贾宝玉与封建家庭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此时的贾宝玉,应该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准备与封建家庭决裂。而且贾宝玉鄙视功名,因此也鄙视入了“国贼禄鬼”之流的薛宝钗。因此不可能“渐渐的将爱慕黛玉的心肠略移在宝钗身上”。
    因此笔者认为,后四十回是没有完成的作品。这符合脂批“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的批语。而贾府破败的结局是《石头记》旧稿的结局。后人在整理作者遗稿时把一些未完成手稿也编了进去,所以出现了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在思想上既一致又有矛盾的现象。至于后四十回的具体演变过程,涉及作品的演变,我们以后再作专门研究。
    综上所述,红楼梦是一部民族主义作品。主人公贾宝玉既不是蔡元培先生说的废太子胤礽,也不是胡适说的曹雪芹,而是一位民族主义者。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在思想上是基本一致的,具有很高的思想和艺术价值,不能简单视为续作。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曹雪芹是作者,所以否定作品的反清思想。但曹雪芹是作者的观点至今没有确证,疑点很多,不应成为否定作品反清思想的理由。相反,作品的反清思想完全有理由让人怀疑曹雪芹是作者的考证。因为一部反清作品的作者,不可能留真名。作者对此作了暗示。作者写道:
    “那空空道人听了,仰天大笑,掷下抄本,飘然而去。一面走着,口中说道:‘果然是敷衍荒唐!不但作者不知,抄者不知,并阅者也不知。’”
    这段话虽然出在后四十回,但不可能是续作者所作。因为前八十回已经交代,顽石是原作者,空空道人是抄者,曹雪芹是披阅者。续作者不可能作出与前八十回不符的、莫名其妙的暗示。因此这段话应该出自知道作品演变真相的作者之手。它向读者暗示,作者、抄者和披阅增删者都不可能知道了。如果曹雪芹真是作者或披阅增删者,无论是作者或续作者都不会作出与前八十回交代相矛盾的暗示。
    脂批也说:
    “若云雪芹披阅增删,然则开卷至此这一篇楔子又系谁撰?足见作者之笔狡猾之甚。后文如此处者不少。这正是作者用画家烟云模糊处,观者万不可被作者蒙蔽了去,方是巨眼。”
    作者已经明确说曹是增删者,而脂批又明确否定曹是增删者。这说明“曹雪芹”可能象批书人“脂砚斋”、“畸笏”一样是个化名,或者是作者假托曹雪芹家事来掩盖作品的反清面目。真正的作者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线索,并向读者暗示,不要“寻根究底”,否则就是“刻舟求剑,胶柱鼓瑟”。如果依据曹雪芹是作者的观点来否定作品的反清思想,就有可能堵塞通往理解作品真实思想的道路。

(作者联系办法:电子邮箱:fczgd@tom.com.
欢迎各位专家、学者和红学爱好者赐教——作者附记 2005,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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