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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赵建忠《聚红厅谭红》

作者:许映明  收录时间:2019年7月20日 星期六 下午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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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建忠先生新大著----《谭红》问世,首映入眼帘的书封面,其底色用浅绿,素雅洁净; 封面前有大观楼牌坊,后有大观园内建筑,仿佛又见了两百多年前曹雪芹笔下大观园的韵致。令人赏心悦目的是,书开卷的插图,不论是名人书法,钤章,或是金陵十二钗,都显得美轮美奂,爱不释手。《谭红》一共33万字,笔者花了一周时间认真拜读之后,感叹赵先生确实是梦笔生花,辩才无碍。客观来说,赵先生是以红学理论研究见长,我们从大著下编:红学史及流派研究的----《文学史上的独特景观:“一芹一脂”同步创作与评点》《红学史模式转型建构的学术意义》等十一篇论文的思辨及其逻辑推理之严密,可窥豹一斑。

 

    红学这个特殊学科,尽管笔者不知道学界将其归入那一类学科?但对其学理所赋予的特色----即所论丶所述的红学相关文论的资料务必求实丶求真丶求证,这应该是最基本的要求。所以,凡涉及红学每篇学术文论,书籍,都必须立足于上述“三求”原则; 或换言之,红学必须坚持真理,运用真理,捍卫真理,使真理经得起红学史的检阅,考验,才不至于观点成为谬误,理论成为笑柄。正确的红学理论与红学成果,都必须经真理这面镜子照一照,即实践见真知; 中华五千年的优秀文化之经典,亦概莫能外。否则正应了曹雪芹所说的----“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回眸历史,温故知新。伟大的屈原一部伟大作品----《楚辞》,影响了历代文坛而备受青睐,但对其著作权的真实性?也有不少异见。据河南大学出版社于1998岀版李中华的著作----《词章之祖,<楚辞>与中国文化》内中透露,文学史家朱东润先生认为: 《离骚》以外的屈赋等,几全否定屈原存在与其著作权; 茅盾和郭沫若两位先生在----《屈原研究》撰文都认为,收入《楚辞》的远游非屈原作; 而胡适先生在《读楚辞》竟然是全盘否定,认为屈原为传说。对屈原的质疑,还有许多许多,这里就不再举例。而同样伟大的曹雪芹创作一部伟大作品----《红楼梦》,自问世两百多年来,红坛对她方方面面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因《红楼梦》书魂牵梦,而梦景亦幻亦真,世人的意识都被奇妙的幻景所迷惑,故才有谓之天书”“奇书一说。于是,梦里梦外”[内学与外学] 对其纷论络绎,呈现岀 百家争鸣争不休的奇特现象。甚至否定曹雪芹的存在及其著作权亦大有人在,故才有红学家提岀再论一千年 感叹!

    作为红学理论家的赵建忠先生,在《谭红》大著下编,以客观,公正的态度,秉承主流红学的学术脉络,将新旧红学的评点派丶索隐派丶考证派丶社会政治批评派,以及曹学丶脂学丶版本学,探佚学等相关学术议题的争论作了有见地的辨析。笔者认真阅读《谭红》,从上编的----《红楼序跋与书评》;中间穿插----《红楼访谈,缅怀师友》; 下编的----《红学史及流派研究》。从时序上看: 赵先生其处女作节选----<红楼梦>续书的大团圆模式与民族文化心里》是撰写于1992年,而为宋庆中的----<红楼梦>黄小田评点研究》撰写的序言,是2019年初,时间夸越达27年。27年弹指一挥间,赵先生从当初作为天津师范大学一名普通教师,现今他已经是该校文学院教授丶博士生导师丶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带头人,并兼任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从《谭红》上下编,各个时期,各种题材近50篇文章看,其红学的理论水平,学术造诣,日臻完善。这一点,可以从赵先生在开卷----《作者心语》其中一段话得到印证,他说:

 

    需要说明的是,《聚红厅谭红》上、下编收入的各个专题的相关文章,论述角度各异,且由于“成书时间”较长,期间笔者的思维方式和行文风格也必然会有一些差异。不同年龄阶段形成的观点和表述方式,可以叠放出这种差异的渐变过程。

 

    鉴于《谭红》议题较多,笔者有选择地,将其中争论观点相悖的丶学术性相对有新见的丶对红学有启示作用的议题,作为重点分析并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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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味寻梦辟新天----王志尧、仝海天合著《红楼梦精解》评介

 

    赵先生在本篇开头便论道:

 

    《红楼梦精解》体现出作者对研究现状的忧患意识。针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红学界出现的喧闹与猎奇,诸如“太极《红楼梦》”“曹雪芹毒杀雍正帝”“《红楼梦》作者新说”以及时人破译了《红楼梦》“密码”等,《南都学坛》1996年第二期上发表了两位作者《异端邪说日交弛,极言二本辟夷之:红学研究忧思录》的文章,以“排许子”“辟夷之”的理论勇气,对上述种种怪现象进行了认真的剖析,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红学研究要提倡读原著”。写这样的文章,需要学者具有可贵的胆识和社会责任感。该文旋即被《新华文摘》摘要,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好的反响。《红楼梦精解》将此文作为“导论”,大概这也是两位作者研究红学的

“总纲”。

 

    上述赵先生对王志尧、仝海天合著《红楼梦精解》与《异端邪说日交弛,极言二本辟夷之:红学研究忧思录》文章的释解评判片段,可谓入木三分,并对两位研红者的胆识,社会责任感給予很高评价。作者仝志用典句作标题,放在其时红坛岀现的一些乱象是极恰极切的。因上世纪八十年代,主流红学发展曾有过十来年的全盛时期,此可以用空前繁荣来形容。然而,红学发展繁荣之后低潮随之而来,时至九十年代,由于社会政治与文化生态环境的相对宽松,且商业文化的介入,势必驱使一些人为了经济利益,不去认真研究曹雪芹的书魂,文脉,却喜欢梦中猎奇以及奇谈怪论去消费《红楼梦》。《红楼梦精解》正是在此背景之下及时推出的,并对红坛各种歪风邪气,不良现象进行了深度分析。其中作者引典----异端邪说日交弛,极言二本辟夷之笔者查了一下资料,此典岀自宋人赵与时在《宾退录》第二卷中写有如下的诗句:“异端邪说日交驰,圣贤攻之必费辞。深底并耕排许子,极言二本辟夷之。” 用作者仝志的话说:

 

      ......上述红学界出现的盲目乐观的“太极红楼梦”之类的论调与悲观失望的“红学研究休矣”的怪语不正是“异端邪说日交驰”的真实写照吗?为使红学研究正常地深入地开展下去,确实应当“排许子”和“辟夷之”。然而,我们也深知,那些持各种奇谈怪论的先生们也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高见”的。由此看来,“圣贤攻之必费辞”确系经验之谈。所以,我们对这些“异端邪说”必须“深诋并耕”。

 

    笔者为撰写此篇文章,特意去找《异端邪说日交弛,极言二本辟夷之:红学研究忧思录》一文来赏读。细读之后,才感慨作者仝志”俩心系红学,为红学的发展陈情诉心声。通观“红学研究忧思录 全文,其红学观正路丶红学思想境界高丶研红态度端正负责任丶抨击红坛的异端邪说丶这种崇高的治红精神,是值得我们尊重与赞赏的。用现在的话说,是充满正能量研红文章。所以,这就难怪《新华文摘》摘其要报导之。而赵先生将“仝志”其文其著作了一番评介之后,在论述中用定语赞扬作者对现代红学发展有----忧患意识”“建设性的意见”“可贵的胆识”“社会责任感”。赵先生对“仝志”的“红学研究忧思录上述四个定语准确,可谓实至名归。是的,红学发展需要象“仝志”这样敢于直言不讳的学者,红学才少走些弯路,多创建些成绩,这是时代的要求,亦是主流红学的主旋律。

 

   笔者虽未曾读过《红楼梦精解》,但赵先生在本篇有相当篇幅对该书重点评介。诸如,第二编的“人物论”其所阐释的人物新见叠出丶第三编的“事理论”所论述的“精髄内涵多是思想要义和人生哲学。”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只摘录“仝志”的“人物论”有关秦可卿之死的新解读与赵先生的精彩评论如下:

 

    特别指出的是,人物论中对秦可卿之死的分析,窃以为是最能体现作者学识功底的一篇扛鼎力作。这不但涉及到脂评、探佚等红学知识,同时也需要作者具备扎实的理论积累和严谨的考证功夫。关于秦可卿这个谜一般的焦点人物,红学研究者已经作了不少考证和推测,近年来还有将此人物搬上屏幕者,足见人们对秦可卿之重视程度。但《红楼梦精解》的作者能够另辟蹊径,指出:

 

    “一般人们认为的秦可卿与贾珍私通,被婢女撞见,羞愤自缢,这个结论从情理和实际上都是靠不住的。实际情况应是,秦可卿并非死于病,也不是主动地缢死,而是被动地缢死。逼迫她死的正是她的婆婆尤氏。原因有二:一是秦氏淫荡,私通贾珍,伤害了尤氏的切身利益,引起了尤氏的内心怨愤。二是尤氏之逼害秦氏,更出于事件闹出了轩然大波,欲掩不能,影响难以挽回。然而尤氏之逼死秦氏又不同于一般的害命,而是一种‘赐死’的性质。这种赐死还得具备一个条件,就是被赐死者必须俯首听命。弄明白尤氏赐秦氏身死的来龙去脉之后,丫鬟瑞珠撞柱身亡与宝珠愿为义女请任摔丧驾灵之事就见怪不怪了,此举明显带有开脱罪责和自洗清白之意。另外,秦可卿之死与王熙凤的谗害不无关系,其主要原因在于王熙凤和贾蓉有私情。王熙凤对秦氏的戕害,作者借助太医张友士之口,兼以药方隐语的形式告诉读者。曹雪芹匠心独运,着意安排了秦可卿之死一大回文章,用意颇深。它告诉人们,在封建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面上笼罩着一层温情的面纱,而在这温情脉脉的背后却包藏着无情的迫害和斗争。像秦可卿这样只看到情爱看不到奸诈的人,最终必将成为封建社会的牺牲品。”

 

赵先生接着仝志”的秦文论道:

 

    这样的论证,人们也许会有不同意见,但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种全新的见解,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凝重脱俗,充满哲理,是《红楼梦精解》的一大特色,相信不同层次的读者都能够从这部不同凡响的红学专著中找到颇有价值的对话空间。

 

    红学研究必须先读原著,这本来是简单不过的道理,然而世间的事情就是奇怪,本来简单的事情,人们却要人为地复杂化,自神其学。曹雪芹凝聚毕生心血结撰的《红楼梦》,要告诉后人的,应该是他对人生的真实感悟,是生活真理。而大凡真理总是朴素的,自不必靠故弄玄虚。两位作者治红学,不靠“猎奇”“斗艳”招徕读者,而是深入到原著中去细细“解味”“寻梦”,因此,就别有一番新天地、新境界。

 

    赵先生对仝志《红楼梦精解》的高评是有道理的,有关秦可卿之死的新见,笔者也基本认同,并欣赏仝志”的红学观与其绽放的正能量。但对“仝志”在秦文内中的----“秦氏淫荡,私通贾珍。” 其文字表述,似与曹雪芹笔下的秦可卿相悖?下面是第13回描写秦可卿死时的文字:

 

    彼时合家皆知,无不纳罕,都有些疑心。那长一辈的,想他素日孝顺;平一辈的,想他素日和睦亲密;下一辈的,想他素日慈爱;以及家中仆从老小,想他素日怜贫、惜贱、慈老、爱幼之恩,莫不悲嚎痛哭之人。

 

    我们读上述曹雪芹的文字,看不岀秦可卿是一个淫荡的女人,倒是见她是一个和睦善良的女人。而第5回对秦可卿的梦曲唱道:

 

   “画梁春尽落香尘。擅风情,禀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箕裘颓堕皆从敬,家事消亡首罪宁。宿孽总因情。”

 

   “擅风情,禀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笔者对整句梦曲的解读是: 秦可卿人长得妩媚动人,可以与月亮同辉相映。正是贾府有她的存在,才引起贾府一帮不肖子孙对她的引诱,奸淫,此是贾府最终败家的原因。你看,好一句“箕裘颓堕皆从敬,家事消亡首罪宁。”故从判词看,贾敬才是贾府的淫罪之首!不然,贾雪芹亦不会写下....皆从敬,....首罪宁”的定语!可怜秦可卿被贾府不肖子孙奸淫后,还落得一个罪名--“败家的根本”。这不是秦可卿自身的淫荡,而是她被贾府一帮不肖子孙淫荡了。换言之,秦可卿误入狼窝遭分食,她根本就是受害者。而我骂的只是贾珍禽畜不如,荣宁两府罪孽弥天,情孽深重。我曾读书至此,写下四句如下:可卿妩媚惹淫情,误入狼窝步步惊。身不己由随梦去,厌生寻死找白绫。当然,读仝志”的秦文,我认同他们的观点,我的诗尾句修改一下即: 可卿妩媚惹淫情,误入狼窝步步惊。身不己由随梦去,让人淫后赐白绫。这便是梦之悲也。 

 

: 红字为赵先生评论丶黑字是本人评论丶蓝字为仝志”原文,绿字为原著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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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史上的独特景观:“一芹一脂”同步创作与评点

 

赵先生开篇导言:

 

    新红学的开创者之一俞平伯在谈及《红楼梦》时说:我尝谓这书在中国文坛上是一个梦魇,你越研究便越觉得糊涂。这一说法被作为主观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受到过严厉批判。其实,凡涉足红学者,恐怕都有这样体会:陷入越深,对这一说法就愈加认同和理解。

 

    俞平伯先生之所以感叹《红楼梦》在中国文坛上是一个梦魇。至于其言论在“五四年受到批判,笔者在此不作置评。 入梦见,此乃是曹雪芹不得以的艺术创作技巧。因其时特殊的家庭背景与社会政治生态环境,制约与管住了作者的笔端。于是,作者只好用“真事隐去,假语村言”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创作方法去完成他心中的大梦。既然如此,《红楼梦》百万字之巨,且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形状。故那些情节是真写?那些情节是假写?何况小说人丶鬼丶神丶仙,先后登场,更有死鬼说人话,人语难辨,仙音隐其情,神道扶乩假也真; 而且还有脂评与版本说不清,道不明的错综复杂现象,这便是梦魇的结症所在。所以,正如俞平伯先生感叹的----“你越研究便越觉得糊涂。

 

 

    赵先生开篇叧一段导言,对读者极有启示作用:

 

    一般对《红楼梦》感兴趣的读者,只要多次细读文本,便会获得启悟,因为形象大于思想,对于经典作品会更加百读不厌,读者会与文本产生共鸣,甚至有灵魂共振的感觉。

 

    赵先生上面这一段话,对所谓《红楼梦》死活读不下去是一个反讽。在当今读《红楼梦》只有三类人。第一类人是用心去读,是抱着敬畏经典之心态,并深知《红楼梦》是中国一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作品;第二类人是无心去读,又不了解文学经典的精妙,或是由于自身学识问题或对《红楼梦》不太感兴趣;第三类人是为研究《红楼梦》而读。他们是为了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将其发扬光大。诚然,对一般人来说,读懂《红楼梦》确实很难,但将其当故事来读并不很难。所以,谓之《红楼梦》死活读不下去只是伪问题罢。

 

赵先生针对本篇主题论道:

 

    《红楼梦》的作者和最早评者,即被红学研究者艳称的“一芹一脂”,在诸多红学争议中颇具话题性,这是首先需要面对的。

    “一芹一脂”的提法,源于甲戌本《石头记》批语:“今而后,唯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因该批语牵扯到校读、断句、批者以及疑信参半的靖藏本等相关复杂问题,兹不俱引。这里重点要讨论的是曹雪芹、脂砚斋与《红楼梦>的关系。

    据不完全统计,《红楼梦》的作者候选人已近百位,提岀者各持所据,莫衷一是。

 

   《红楼梦》作者是谁,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为什么《红楼梦》作者是谁,这个题眼,近年来掀起了轩然大波呢?而且热度持续不退,这是值得广大《红楼梦》爱好者深思的,也必须引起主流红学的重视。不然,由其散漫下去,势必会引起极度混乱,误导读者,误人子弟。笔者认为,如果对《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有疑问,或发现了新线索,都必须以史料为唯一作为证据,才能说明问题。不然,凭索隐、凭历史某些社会现象,某些人物的社会、家庭背境有一定的相似度,就认定《红楼梦》作者是谁?是某某某?这种似是而非的想象,由此推知,这是--马鹿异形,混淆视听之为也。

    红学需要提倡百家争鸣,但百家争鸣不等于意味着什么都可以拿来争鸣”; 以此题旨而言,常识告诉我们,必须用相关史料,有价值的相关文献才正道,除此之外,皆属于自唱自娱的作派。因红学学术,不象写小说,写散文一样可以任意发挥想象空间。所以,《红楼梦》作者是谁,这个问题早已基本有定论。而定论其实证来自《红楼梦》文本开篇说得明白了、来自脂砚斋点评间接说了、来自曹雪芹同时代他的友人在相关的诗作记载作为佐证。第一回,脂评已清清楚楚地告诉读者,《红楼梦》作者就是曹雪芹--

 

    “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甲眉:若云雪芹披阅增删,然则开卷至此这一篇楔子又系谁撰?足见作者之笔,狡猾之甚。后文如此处者不少。这正是作者用画家烟云模糊处,观者万不可被作者瞒蔽了去,方是巨眼。)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并题一绝云: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甲夹:此是第一首标题诗)

 

    (甲眉: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尝哭芹,泪亦待尽。每意觅青埂峰再问石兄,奈不遇癞头和尚何!怅怅!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甲午八(日)[] 泪笔。)

 

“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 34个字--正所谓白纸黑字,便是《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最直接的证据,何况还有脂评作佐证呢。而那些异见者,怎么可以对此视而不见?非要去弄些似是而非的其他人来凑热闹?《红楼梦》作者是谁?异见者不去读正史,却去挖空心思,寻岀众多曹雪芹来,对此热,不知是岀于经济利益还是名声,或两者兼之?这个笔者真的不晓得。但此事因没人管,也管不了,也没有理由去管,可是任其顺水而流,不久的将来,《红楼梦》作者的人数就要超过《红楼梦》里面的人物了。这不是开玩笑,而是鉴于事实确实如此。唉呀,红学之乱象,它给《红楼梦》这部世界大著带来了杂草丛生,从而影响了红楼的真容颜貌。

至于脂砚斋是谁?笔者赞成赵先生在文中否定各家观点之后,辨析脂砚斋是系曹雪芹的“叔父”之说。因“叔父”说,无论从情理或相关文献的傍证看,其底气最足。从逻辑上推理,亦没有不妥之处,下面赵先生论道: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脂砚斋评语的境界与《红楼梦》

作者曹雪芹根本不能同日而语,仅此一端就毋须再用其他文献去佐证。倒是“兄弟说”与“叔父说”还有再探讨的空间。就“兄弟说”而论,可取之处是辈分上与字面的“一芹一脂”并提照应,但缺陷是没有文献支撑,因此我们倾向于脂砚斋系曹雪芹的“叔父”从评语的口气看,他也更像是一位长者。至少现存的笔记《枣窗闲笔》能印证此说,该笔记作者裕瑞是清代人,他明确提到“曾见钞本卷额,本本有其叔脂砚斋之批语”的话。我们并不否认裕瑞这本有随意比附之处,但他关于曹雪芹及脂砚斋的信息却是从“前辈姻戚有与之交好者”处得来,而这“前辈姻戚”就是他的舅父----与曹雪芹有朋友圈交往并在看过《红楼梦》早期钞本后题过二十首诗的明义;此外,还有借给永忠《红楼梦》的墨香,即明义的堂姐夫。这就不排除裕瑞“曾见钞本”的可能性,他的这方面描述具有较高的可信度,还不能简单判定系风影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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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史模式转型与建构的学术意义

 

赵先生在本篇开卷导论说:

 

    红学在清代与经学并立,在当代又与甲骨学”“敦煌学鼎足而三。

    然而,红学中的死结和难解疑谜太多了,以至于引起了很多学者、包括一流学术大师去猜谜解梦,有的甚至为此耗费了毕生精力,心香燃尽,其治红成果亦并未在学界达成共识。推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诸家研究的操作方式不同,学术思路迥异,这就在实际上形成了红学史上能成为一家之言的不同研究流派。此前,由于受主流意识形态和单一思维模式的影响,一些红学研究者对某些缺陷明显的红学流派如索隐派等进行了简单否定,对考证派亦大加挞伐,尽管硕果仅存的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得以一花独放,但实践证明,它并不能解决好、也不可能包办红学研究中的所有问题。今天我们回过头来进行学术反思,才深刻醒悟到:只有多元的红学研究格局互补,且不断拓展创新,才有可能使红学研究产生新的学术增长点。

 

    红学研究虽比甲骨学敦煌学丶更有维度,但其复杂性与难度是前两者无法比拟的。都说《红楼梦》是伟大的,这一点学界基本没异见,然而红学研究却随着年代的变迁,呈现了曲线运行而不断变幻。尽管新红学经历了抑扬浮沉与风霜雨露,然蹉跎岁月,让她摇摇晃晃走了将近一个世纪。回眸百年新红学史,中国的伟人以及众多文化精英对《红楼梦》这部伟大作品,从多视线丶多角度丶多层次对其不断研究探索,从而产生了索隐丶考证,批评三大流派。如若以上世纪算起,红学索隐派最有影响的是蔡元培先生,他在《石头记索隐》一书结尾论道:

 

      ......然《石头记》之为政治小说,决非牵强傅会,已可概见。触类旁通,以意逆志,一切怡红快绿之文,春恨秋悲之迹,皆作二百年前之“因话录”、“旧闻记”读可也。

 

    另一位有影响的索隐派人物是台湾的番重规先生,他索解《红楼梦》即"反清复明",其本旨与蔡元培先生的观点基本一致。索隐派是以感性,以历史事件与社会现象去对应,研究《红楼梦》的。所以其观点与考证派的题旨是背道而驰的,故被新红学考证派宗师胡适谓之猜笨谜 然考证派研究《红楼梦》,虽说是以考证标榜自己的研究方法是理性科学的。 但纵观新红学百年来考证的研究成果,她是开创性的,并取得一定的成绩。但考错的事件不少,留下诸多遗憾与争议,此乃是造成红学一些乱象的源头,导致时至今日还未彻底消除。例如,胡适先生说《红楼梦》后40回书是高鹗的伪续。近百年来,红学界对续书与“伪续”这个问题,形成一种不易清除的顽固现象。这个问题经历了百年,其中错节盘根,作为一般研究者,是很难用三言两语便能说清楚的。 

    胡适先生对高鹗的“误判误断”,红学界几代人的相沿相袭,影响很大,以致“积重难返”。笔者认为,对高鹗的再认识,只有发扬学术精神,用实事求是论之,摈弃急功近利,以史料文献为依据,不先入为主,不持偏见。因象红学这种特殊的学术案例,是以探究真相为目的,而“真相”则只有来自史料才纯粹丶才靠谱。离开“史料”这个大前提,那只是一种臆测丶其作派又是另一种“猜笨谜”的文字游戏,与纯粹的学术是两码事。笔者始终认为,高鹗在序文中一句--“以其所购全书见示”,已清楚无误地说明程甲本之前120本《红楼梦》程伟元已收集完毕,根本就不存在后40回是高鹗续书一说,更不存在所谓“伪续”之说。如果学界连高鹗的序言都不信,还能信些什么呢?难道凭自己的主观臆测,先入为主,就可以判断《红楼梦》后40回是高鹗的--“续作”与“伪续”吗?尽管“续作”之说其源头来自胡适,但这个不能说他是大学者丶大学问家,其言便可作为“金科玉律”而相沿相袭!红学学术考证的终极目标,便是以探索真相为目的,其结论是不能有半点虚假成分,不然学术将坠落成权威之术。值得庆幸的是,现在人文版《红楼梦》后40回将作者高鹗的名字划去,改为“无名字”。此事,只是红学发展过程中,渐行渐纠偏的一个好现象。笔者深信,随着与《红楼梦》相关的文献不断被发现,新红学许多让专家们考错丶论错的个案,将会以真面目重新呈现在红学史上。

 

    至于索隐丶考证,批评三大流派,他们在百年红学史的地位丶贡献丶不足丶作用,诚如赵先生在《红学索隐派评议》一文所说的:

 

    结合中外文学研究的实际考察,蔡元培的自辩颇能获得学界同情。后来,俞平伯在《索隐与自传说闲评》中曾指出“索隐逆入,自传顺流”。用今天的话讲,索隐是指向情节的作品考证,自传是指向家世的作者考证。的确,诚如蔡元培所论证的,对于一部文学作品来讲,总不能说“考证情节”没有价值,如果站在今天“回归文本”的立场上看,《红楼梦》索隐更注重与作品本身挂钩,恰恰是胡适研红范式的缺失。由于《红楼梦》索隐派走的是“今文学派”的治学路数,较为注意《红楼梦》中存在的大量隐语和象征意象,而汉字的象形特征也使得这一派潜存的特殊优势得以发挥。就已经被索隐派破解的曹雪芹在书中使用的某些“拆字法”“谐音法”看,这些方面有时令《红楼梦》考证派、社会历史批评派望而却步,甚至无从措手,以至于借用过《红楼梦》索隐派的研究成果。只要汉语、汉字存在,《红楼梦》索隐派就不会消亡。

    放到红学史上去判断,真正使红学成为一门“显学”的,还应从蔡元培、胡适论战算起。《红楼梦》索隐派没有考证派的攻伐影响不彰,而《红楼梦》考证派没有索隐派的出现也根本无从建立,所谓“破”与“立”,本来就互为依存于共同体中;红学离开了索隐就会寂寞许多,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将索隐派一笔抹倒,今天看来,有失公允。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在承认考证派、批评派比索隐派更为进步的前提下,也不得不遗憾地指出:尽管《红楼梦》考证派立足于资料的占有及分析,为后来的红学研究打下了较好的基础,但过分地将《红楼梦》与曹家史实一一对应,从这一点上说,还不如《红楼梦》索隐派眼光的宏阔;尽管《红楼梦》社会历史批评派在摧垮索隐、考证两派方面都起到了别的流派不能替代的作用,凌跨两派而一枝独秀,但在具体操作方面,这一派又把作品与其产生的具体时代之间的联系看得过重,片面强调作品反映社会的功能,导致了对其审美视线的遮蔽。就这一点上说,还不如索隐派注重《红楼梦》历史意蕴的阐发和对作品情节的探幽揭秘更引人入胜。

 

    赵先生上述这六百多字评述,将红学的索隐丶考证,批评三大流派的优缺点,长短处作了极其有见地的评判。而笔者认为,赵先生的评判是客观的丶值得赞赏的; 因评判以学术为公,以事实说事,且不偏袒三个派别的任何一方,是经得起时间与红学史考验的。所以,赵先生在开卷导论末段对此亦作了概括: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进行学术反思,才深刻醒悟到:只有多元的红学研究格局互补,且不断拓展创新,才有可能使红学研究产生新的学术增长点。

 

    但笔者要说的是,历史政治批评派以李希凡丶蓝翎为代表于1954年,在批驳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一文中,引发了红学史上一段插曲。有关这段“插曲”,我们不可用简单,孤立地去评判是非曲直,而是应该从历史与政治这两个题旨,用事实求是的客观态度去前推,才能圆说其时那“事件”不可逆转态势与造成连锁反应,从而使文化领域一些人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李,蓝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作为指导思想,去批判胡适所谓“梦”是“自传说”,“唯心论”与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若如作为正常的学术百家争鸣则无可厚非,但由于其时带上极左的政治倾向,加上“事件”在“上层”的决断之下,从而引发了一场文化领域的政治运动。这个恐怕李,蓝本身也是意想不到的。笔者曾经称当年“事件”是划时代的产物,也是历史无法回避的。但是,《红楼梦》呈现的一些思想内涵及故事情节,内容,确实是需要用阶级斗争学说去解剖,才能让人释怀,而不是在“梦外”用阶级斗争学说去批判他人!这是历史的教训,必须引起警戒,才免于“红人”瞬间変“黑人”。 

 

 

                     2019年7月20日

                                于广东禅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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