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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研究的现状与突破

作者:虞卫毅  收录时间:2019年1月30日 星期三 下午16:44

 红学研究自上世纪二十年代以胡适为代表的实证研究开宗立派以来来,形成了所谓的“新红学”研究流派,“新红学”研究流派在长达一个世纪的研究、探索中取得了很多成果和成绩,这是无庸置疑的,但是,新红学在研究、评论红楼梦艺术成就、作者生平、事迹方面也遭遇很多困境,甚至出现很多误判和误导现象也是不争的事实。新红学遭遇的最大困境一是曹雪芹生年硏究,二是红楼梦后四十回文本来源。在这两方面,新红学都出现重大误判。在曹雪芹生年问题上,以周汝昌先生为代表的考证派以敦诚和敦敏的悼亡诗为证,坚持曹雪芹四十岁去世的考证意见,致使在红楼梦写作特征(实录还是虚构)及作者身世考证上出现重大分歧并引发多重混乱。在后四十回文本来源问题上,新红学的代表人物胡适、俞平伯、周汝昌等人认为后四十回是高鹗的续作,并对后四十回发起了严厉的批评和批判。严重地误导了红楼梦的研究方向,并在红楼梦著作权、红楼梦艺术评论方面引发长時期的论争与混乱。使百年来的红学研究走进了一条死胡同。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新红学在“实证研究”的学理与方法上存在简单化与机械化倾向。抓住一点而不及其余。缺乏辩证研究与综合观照的辩析能力。当然,后期还卷入了一些政治因素、偶像因素等等。使得红学研究变得步履维艰、困难重重。尤其在后四十回文本来源问题上,当《梦稿本》文本被发现后,后四十回文本原作者是曹雪芹已经有了铁证,红学界仍然抱残守缺,硬是将后四十回作者定名为“无名氏”,给红学研究带来新的更大的混乱。笔者认为,红学界出现这种混乱的根本原因是不能勇于认错,不能坚持实事求是的治学原则。自从上世纪二十年代胡适、俞平伯先生提出后四十回文本是高鹗续作的观点之后,对后四十回的指责与批评愈演愈烈,几乎到了口诛笔伐的程度,一些享有大名的文化人在缺乏深入研究的情况下也跟着起哄,将后四十回贬的一文不值,更有甚者,有些“红学家”还编造谎言,说程伟元、高鹗是奉了乾隆皇帝的旨意而续写了后四十回,把对保存、刊印红楼梦作出巨大贡献的程伟元描绘成卑鄙无耻的书商(见电视连续剧《铁嘴钢牙纪晓岚》剧情),如此的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给正常的红学研究带来的负面影响可想而知。一時之间要想拨乱反正,真是谈何容易。在后四十回惨遭批判与指责的情况,要让人们接受后四十回文本是初稿文本嫁接,其原作者是曹雪芹这一事实确实不那么容易。然而事实就是事实。程高本红楼梦是一个复合型文本,这是事实,《梦稿本》的存在能够充分证明在程高本红楼梦出书之前就已经有了后四十回文本,有了一百二十回的回目与文本。红楼梦在写作过程中曾经先后出现过初稿本(四十三回)、改写本(一百一十回)、拼接本(一百二十回)三种文本,这都是事实。𠄘认后四十回文本是曹雪芹用初稿本后四十回修订续接,其写作水平不如前八十回并不会影响曹雪芹的光辉形象。我们要探讨和研究的是红楼梦这部名著的成书过程及其各种文本的写作过程与文本评价。因此坚持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才是突破困境,使红学研究出现“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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