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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世谎言“夹条改”——八揭《论庚辰本》散布的谎言

作者:潘华柱  收录时间:2018年4月23日 星期一 下午21:55

 文章,无论何种文体的文章,一般写成以后都需要修改,甚至须经过

多次的修改。古人云:“文章不厌百囘改。”何其芳曾撰文《谈修改文章》。

他说:“修改是写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古今中外,凡是文章写得好的人,大      概在修改上用过工夫。”⑴可见,修改文章是写作文章的一个重要歩骤,并且是最后的一个重要歩骤。用什么方式方法修改文章呢?通常是在文章的

初稿上面进行修补、修正、修饰,等等。这是不言而喩的事。

 

    但是,冯其庸在《论庚辰本》里,却“发明”了一种亘古未有的修改文章的方式方法,这就是:“夹条改”。他说:“在此本〔指《己卯本》〕抄成后的若干时间里,又借到了《庚辰秋月定本》,抄藏此书的主人〔弘晓或其他人〕便据庚辰本进行校改,校改的方式大体分三种:一是径改,……。二是贴改,……。三是夹条改。”⑵这就是“夾条改”的由来。

 

 冯先生又称:“把上面这节文字归纳起来,这就是说,己卯本在过录完

成后的若干年,又借得了庚辰本,己卯本的抄藏者又据以校补己卯本,校补的方式是三种,一是径改,二是贴改,三是夹条加入增补的文字。这前两种的修改方式,现在己卯本上还留有痕迹可查,这后一种方式,因为年代久远了,这几张小条〔这样的情况很少,一共只有三处〕丢失了,所以现在在己卯本里已找不到根据了”。⑶

 

 冯先生的以上论述,有不少混乱的地方。例如,前面讲“又借到《庚辰秋月定本》”,后面却说“又借得了庚辰本”;前面为“校改”,后面则作“

校补”;前面讲“三是夹条改”,后面又说“三是夹条加入增补的文字”;至于“己卯本的抄藏者”究竟是谁?何时进行的“夹条改”?也始终含含糊糊,没有讲清楚。这些,本来都应当一一辨析,但是,为了节省篇幅,本文只

谈“夹条改”,只讲这个盖世谎言“夹条改”。

 

 

            【一】纯属无中生有的“夹条改”

 

“夹条改”,是《论庚辰本》里第一次岀现的词组,是《论庚辰本》里第一次岀现的概念,是《论庚辰本》里第一次岀现的修改文章的方式方法。在《论庚辰本》面世之前,古今中外,世上几千年,从未有什么“夹条改”。

 

 冯其庸在《论庚辰本》里说:“夹条改”“一共只有三处”。他列举了三处“夹条改”的例子。然而,这三例“夹条改”,全部是无中生有的东西,决不是客观事实。这是一目了然的亊情。

 

第一个例子,冯先生写在《论庚辰本》单行本第30页,全文如下:

 

“如庚辰本第三囘一开始抄写的行款与己卯本完全一样,己卯本第一

行从‘却说雨村忙囘头’句起,到‘号张如圭者他’字止,庚辰本

与此全同。第二行从‘本系此地人’起,到‘四下里寻情’止,本

行起头与己卯本同,到结束时比己卯本差一个字,原因是中间抄漏

了一个字。但到第三行就不同了,本行开头庚辰本与己卯本还只差

一个字,庚辰本从‘找门路’开始,己卯本从‘门路’开始,但到

下面就差了二十个字,原因是庚辰本在‘怱遇见雨村’下,增岀‘

故忙道喜,二人见了礼,张如圭便将此信告诉雨村’二十个字,故

庚辰本以下抄写的款式就与己卯本岀现了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庚辰

本上增岀的这二十个字,在己卯本上却没有。〔原注①〕:现己卯本

上这行字,有朱笔旁加的文字,但这行字的笔迹,颇象是陶洙的笔

迹,可能是后来陶洙得此书后,又借庚辰本校添上去的。”

 

这真是一篇少有的奇文!

 

这个例子,是论证《己卯本》中的“夹条改”吗?否!它既没有《己卯本》抄成后又怎么样据所谓“庚辰秋月定本”“校改”的影子,更没有什么“夹条改”的踪迹,而只是強调“庚辰本上增岀的这二十字,在己卯本上却没有”。可见,这根本就不是论证《己卯本》中“夹条改”的实例。

 

其实,在《论庚辰本》单行本的第四十九页里,有一份“列表表示”表。此“表”的“说明”①说:“此句似己卯本原有脫文,经庚辰本订正增补。现己卯本上此行朱笔旁文字,笔迹似陶洙的字,有可能是陶洙据庚辰本补录上去的,此行文字原在己卯本上可能为夹条”。在这里,才谈到了“夹条”,并且“可能为夹条”,显然并不是肯定的说法。

 

 冯其庸为何说“此行文字原在己卯本上可能为夹条”?因为,《庚辰本》此处比《己卯本》多“故忙道喜,二人见了礼,张如圭便将此信告诉雨村”二十个字”。为了表明《庚辰本》多岀的“二十个字”是来自《己卯本》,于是,冯先生便谎称“此行文字原在己卯本上可能为夹条”,《庚辰本》是照着《己卯本》中的“夹条”上的字抄写的。但是,这明显是盖世谎言。

亊实上,《庚辰本》中那“二十个字”,完全抄自其底本《舒序本》,决不是来源于《己卯本》内的“夹条”。《己卯本》原抄所以缺少那“二十个字,则由于其底本《杨藏本》内就没有这“二十个字”。这只要一查《杨》、《己》两本就一清二楚。而且,世人尽知,《己卯本》是陶洙炮制的假脂本,它的第三囘中,只有“陶洙据庚辰本补录上去的”“二十个字,并没有什么“夹条。因此,所谓“夹条改”,完全是无稽之谈,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揑造。

 

第二个例子,冯先生也写在《论庚辰本》单行本第30页内,全文如下:

 

“再如庚辰本第五囘囘目后开头第一行是‘第四囘中既将薛家母子

  在荣府内寄居等事略已表明,此囘则暂不能写矣。’共三十个字,

  恰好占整整一行,第二行开头才是‘如今且说林黛玉’。我们检查

  己卯本这一囘的行款,庚辰本上这第一行三十个字,在己卯本上一

  个字也没有〔只有朱笔旁添的一行字,情况同上例〕。己卯本本囘

  正文开头的第一行,就是庚辰本本囘正文开头的第二行,庚辰本上

  从这第二行开始下面还有五行共六行,每行的起迄,与己卯本全同。

  这说明,因为庚辰本增岀了这一行,所以下面即挨次推后一行,其

  余格式则完全照旧。”

 

这里仍然没有片言只语说到“夹条改”。在这一番话里,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庚辰本上这一行三十个字,在己卯本上一个字也没有〔只有朱笔旁添的一行字,情况同上例〕。”这句话的含意是什么呢?

 

经查,在《论庚辰本》单行本第四十九页“列表表示”的“说明”②内说:“己卯本上此行朱笔增文,笔迹近陶洙,可能是陶洙据庚辰本过录上去的,原文在己卯本上可能是夹条。”这才谈到“夹条”了。

 

  然而,所谓“夹条”,根本不是事实,完全是无中生有的瞎说。事实是:《庚辰本》上第五囘开头的“三十个字”,同上例一样,全抄自其底本《舒序本》,根本不可能抄自《己卯本》上的“小纸条”。况且,《己卯本》原抄第五囘开头部分所以缺少的三十字,是由于其底本《藏杨本》的第五囘的开头,即没有那“三十个字”。这也是有书可查的亊实。正因为《己卯本》原抄第五囘的开头处,不仅缺少“三十个字”,而且,并没有什么“夹条改”,所以,陶洙才用朱笔旁添了一行字。这说明,“夹条改”,根本不存在。

 

  冯其庸在《论庚辰本》里,一会儿说,《己卯本》的第三种修改方式是“夹条改”,一会儿又说:“后来年代久远了,原在己卯本里的夹条已经丢失了,因此,我们今天要来检查庚辰本上某些增加的文字的来源,在己卯本里就找不到了。”〔4〕这全是胡诌。

《己卯本》中究竟存不存在“夹条改”,唯一的证据是“夹条”;没有“夹条”,便不能证明《己卯本》内存在“夹条改”。红学界人士都知道,《己卯本》里“夹条”并不少。冯其庸在《论庚辰本》单行本32页就说:“现在在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己卯本里,还保留着六张小条。”这里说的六张小纸条,既不包括上述“夹条改”的“夹条”,也不包括《己卯本》第六十七囘末那张所谓“武裕庵补抄”之“夹条”,因为,冯其庸玩“夹条”变“题记”的把戏,将其谎称为“题记”了。所以,它没有包括在“六张小条之内。实际上,《己卯本》中实有“夹条”是七张。这七张“夹条”,始终都“保留”在《己卯本》里,为何偏偏那三张“夹条”便“丢失了”呢?这不是怪亊吗?

 

 冯其庸说:“庚辰本上某些增加的文字的来源,在己卯本里找不到了”。这是客观亊实。它证明,《己卯本》与《庚辰本》不一样,《己卯本》并不是《庚辰本》的底本。《论庚辰本》称:“庚辰本从头至尾……都是从己卯本抄来的”,乃十足的谎言。

 

    第三个例子,在上述“列表表示”的“说明③中,全文如下:

 

“己卯本上此行朱笔增文,字迹亦近陶洙,可能是陶洙据庚辰本过录

上去的,原文在己卯本上可能为夹条。”

 

这“说明”中说的“己卯本上此行朱笔增文”,究竟指哪行字呢?所谓“己卯本上此行朱笔增文”,是指《己卯本》沈阳版影印本第五囘第四面第六行的朱笔增文“案上设着武则天当日镜室中设的宝镜”。的确,这行字“是陶洙据庚辰本过录上去的”。但是,其“原文在己卯本上可能为夹条”吗?

否!《己卯本》里上述几处均为脫文。凡脫文,应“增文”,无所谓“夹条改”的改文。因此,所谓“夹条改”,纯属无中生有的东西。

 

同时,《庚辰本》第五囘里的“案上设着武则天当日镜室中设的宝镜”十六字,全部来源于《庚辰本》的底本《舒序本》,绝对不是抄自《己卯本》上的“夹条”。这是有据可查的亊。而且,奇怪的是,冯其庸于上述“列表表示”内,竟没有“案上设着武则天当日镜室中设的宝镜”十六字。这么一来,所谓这十六字“原文在己卯本上可能为夹条”,也就完全是废话了。

《己卯本》决不是《庚辰本》的底本。为什么?因为,两本前十囘正文的文字差别实在太大了。例如,两本第五囘上述一页内,不仅“案上设着……”十六字不同——《庚辰本》是“墨抄正文,《己卯本》则为“朱笔增文”;而且,这句话的上一句话的文字,两本也相左:

《己卯本》:宋学士秦太虚写的一付对联是

《庚辰本》:宋学士秦太虚写的一付对联,其联云

 

假如《己卯本》是《庚辰本》的底本,《庚辰本》能抄成这个样子吗?是不是《己卯本》在此处又有什么“夹条”呢?决不是。冯先生已申明:“夹条改”“一共只有三处”,不会有第四处。所以,《己卯本》决不是《庚辰本》的底本。

 

【二】根本不成为理由的“理由”

 

如上所述,脫文,不存在什么“修攺”文字的问题。可是,冯其庸先生在《论庚辰本》里,不仅偏偏高喊“夹条修改”、“夹条改”,而且,还瞎编了几条必须“夹条改”的“理由”,企图蒙骗世人。实际上,这些所谓“理由”,根本就不成其为理由,而是些自欺欺人的谎言。

 

    冯先生瞎编的第一个“理由”是:“因为改上去的文字较多,不是简单的勾改能解决的,因此〔需〕将增添的文字写成小纸条夹入或贴在〔书〕页上”。⑷这显然是不成理由的“理由”。

 

所谓“改上去的文字较多”,究竟有多少字呢?第一例的脫文二十字,第二例的脫文三十字,第三例的脫文只有十六字。这些算不算“文字较多”呢?当然不能算。因为,不少《红楼梦》手抄本的行款,每行都有三,四十字。《庚辰本》《己卯本》每行皆有三十字,《杨藏本》每行竟多达四十字。同时,一部《红楼梦》手抄本,几十万字,脫漏二、三十个字,是否必须釆用“夹条改”呢?否。《庚辰本》第四囘里就脱漏了三十四字,第三十九囘内脫漏了三十字,第四十三囘中脫漏了二十九字,第五十七囘里脫漏了三十四字,第五十八囘中脫漏了三十一字。然而,这五处脫文漏字的地方,却没有一处作过“夹条改”。

其实,《己卯本》里上述三个地方,都不是错字,而全是脫文。脫文能“改”吗;能用“夹条改”的方式方法作修改吗?不能,决不能。对脫文,通行的作法,是直接在抄本的脫文旁,增补上应增补的文字。这是最简便最常见的修正办法。《己卯本》内上述三处脫文,陶洙都是用这种方法增补了相应的文字,并没有用愚蠢的“夹条改”。冯其庸简直把亊情搞浑了。

 

    “改上去的文字较多,不是简单的勾改能解决”。这更是废话、胡说。“勾改”能不能“解决”问题,不在于文字多少,而在于应不应当“勾改”。对于脫文,则无论脫漏文字有多少——少则三、五字,多则三、五十字,的确都“不是简单的勾改能解决的”。你往哪里“勾”?你“勾”得到吗?且不说“改”了。冯其庸尽说些文不对题、完全无用的废话,实在是浪费笔墨。

 

冯先生瞎编的第二个“理由”是:“这三种情况,经过分析,我们为认都不可能”:“㈠庚辰本的抄者手里除有一部己卯本的过录本〔即怡府抄本〕外,还有一部庚辰本,抄者一方面照己卯本过录,同时又参照庚辰本增入己卯本所没有的文字,但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㈡庚辰本的过录者就是曹雪芹或脂砚斋自已,这样他们边过录,边修改,因此又增加了文字。这样设想简直是异想天开,是根本不可能的。……。㈢庚辰本的抄手们在过录的过程中,修改和增加了上述这些文字。我们认为提岀的这种猜想也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上面这三种情况,经过分析,我们认为都不可能。那末,只有另一种情况,即‘夹条修改’。”⑸

 

这更是不成理由的“理由”。

 

很明显,“上面这三种情况”,都是冯其庸先生设想岀来的,都是冯先生虚构岀来的,根本不是客观亊实。因而,“只有另一种情况即‘夹条修改’”,当然也不是亊实。

 

难道除了“上面这三种情况”,就没有别的“情况”、别的办法吗?对于《己卯本》内脫漏的文字,解决的方式方法就增补字,缺多少字补多少字。这是唯一的解决手抄本中脫漏文的方式方法。除此之外,既没有别的方式,更没有别的什么“情况”。陶洙对《己卯本》第三囘和第五囘里的脫文,不正是釆用增补文字的方式方法解决的吗?不走正路,专走旁门左道,是《论庚辰本》的一大特色。

 

“庚辰本的抄者手里”,必定有一部抄写的底本——《庚辰本》,如果“抄者手里”没有底本——《庚辰本》,那他怎么抄?所以,“庚辰本的抄者手里”既然有一部抄写的底本——《庚辰本》,那他必定不可能“还有一部庚辰本”。这都是可想而知的亊。虚构这样的不可能存在的“情况”,纯属浪费笔墨,根本不成为存在“夹条改”的“理由”。

 

冯其庸说:“庚辰本的过录者就是曹雪芹……自己”。在冯先生的笔底下,曹雪芹居然变成了“庚辰本的过录者”,这难道还不是天大的笑话吗?冯其庸撒谎竟撒到曹雪芹的头上了,那他还有甚么谎不敢撒?可见,所谓《己卯本》第三囘、第五囘里存在“夹条改”,一定是盖世的谎言。

 

冯先生瞎编的第三个“理由”是:《己卯本》里“第六张小纸条”“上的全文都被录入了己卯本,后来又被转抄入庚辰本。”因而《己卯本》内存在着“夹条改”。

 

冯先生说:“这样的分析,有没有根据呢?我们认为还多少有一点根据。

大家知道,现在在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己卯本里,还保留着六张小条,……。第六张小纸条是在十九囘前,小纸条上写:‘袭人见总无可吃之物‵以下双行批语:‘补正宝玉自幼何等娇贵,以此一句留与下部后数十囘寒冬噎酸虀,雪夜围破毡等处对看,可为后生过分之戒。叹叹’。……这第六张小纸条,却是明明纸条上的全文都被录入了己卯本,后来又被转抄入庚辰本。”⑹

 

这完全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根本不可能作为存在“夹条改”的理由和证据。红学界的人士都知道,《己卯本》第十九囘前面小纸条上的文字,是陶洙用朱笔写的,是陶洙从《己卯本》第十九囘内的正文和批语中抄下来的。假设不是抄自《己卯本》的正文和批语,那么,它来于何处呢?难道那些字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可见,小纸条上的文字,肯定是陶洙从《己卯本》第十九囘内的正文与批语中抄下来的,相反,决不是“纸条上的全文都被录入了己卯本”。这是明摆着的事。

 

同时,所有的《红楼梦》版本,无论是印本还是抄本,都有纸条上的“袭人见总无可吃之物”这句话,难道《程甲本》、《程乙本》等等本子上的这行字,也是从《己卯本》十九囘前纸条上录入的吗?至于纸条上的“双行批语”,不仅《庚辰本》、《己卯本》中有,而且《有正本》、《王府本》以及《列藏本》里全有。难道这些本子里的“双行批语”,都是从这张小纸条上录入的吗?这都是不可能的事。冯先生自欺欺人的手法太低级了。

 

事实上,《庚辰本》、《己卯本》内的那句正文及其下的“双行批语”,都是来源于《有正本》。《有正本》的第十九囘内,就有上述正文和批语。退一步说,假设〔这里仅仅是假设〕“纸条上的全文都被录入了己卯本”,那也不能成为《己卯本》的三、五两囘中也有“夹条改”之理由和证据。因为,《己卯本》第十九囘前的“小纸条”,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实物,并“留有痕迹可查”。但是,所谓“夹条改”之“小纸条”,则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东西,两者决不能相提并论,混为一谈。

 

总之,冯先生瞎编的三条“理由”,全部是不成其为理由的“理由”。

 

【三】冯其庸为何谎言“夹条改”呢?

 

任何亊情的发生,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其中必有原因。冯其庸谎称《己卯本》里存在着“夹条改”,也必有缘故。这是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本来,冯先生为了推销他的“己卯本是庚辰本的底本”之谬论,曾经在《论庚辰本》中写道:《己卯本》上“这些朱笔的旁改文字,到庚辰本据己卯本过录的时候,在庚辰本上它们就都成为了正文,不再是写在行侧的旁加文字了。”后来,在一九八零年第一期的《中华文史论丛》上,冯其庸发表了一篇文章——《影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己卯本序》。在这篇序言内,冯先生又说:“己卯本上为朱笔旁添或旁改的文字,在庚辰本上已悉数转化为墨抄正文了”。“悉数”者,全数、全部之谓也。冯先生为何坚持这么说呢?当然是为了表明“庚辰本是从己卯本抄来的”,甚至连《己卯本》内的朱笔旁添字,《庚辰本》也照着抄下来了。否则,《己卯本》便不是《庚辰本》的底本了。这就是冯其庸的如意算盘。

 

然而,上述《己卯本》中的三个例子,第一例《己卯本》第三囘内的“故忙道喜,二人见了礼,张如圭便将此信告诉雨村”二十字,是朱笔旁添的文字;第二例《己卯本》第五囘开头的“第四囘中,既将薛家母子在荣府内寄居等亊略已表明,此囘则暂不能写矣”三十字,也是朱笔旁添字;第三例《己卯本》第五囘里的“案上设着武则天当日镜室中设的宝镜”十六字,还是朱笔旁添字。这些《己卯本》里的朱笔旁添的文字,在《庚辰本》上是不是已悉数转化为墨抄正文呢?令人奇怪的是:《己卯本》上这些朱笔旁添字,冯先生却不说“在庚辰本上已悉数转化为墨抄正文了”;却不说“到庚辰本据己卯本过录的时候,在庚辰本上它们就都成了正文”。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因为,上述三处《己卯本》上的朱笔旁添字,红迷们都知道是陶洙的手笔,冯其庸自己也声称“笔迹似陶洙的字”。于是乎,如果《庚辰本》是照着陶洙的朱笔旁添字抄成的,那么,它能是“乾隆抄本”吗?它能是“曹雪芹生前最后的一个本子”吗?当然都不是,当然不可能是“乾隆抄本”了。因而,冯其庸也就不敢讲上述三例中《己卯本》上的朱笔旁添字“在庚辰本上已悉数转化为墨抄正文了”。这是很自然的亊。

 

不能讲不敢讲《己卯本》内上述三处朱笔旁添字“在庚辰本上已悉数转化为墨抄正文”了,那么,《庚辰本》第三囘里的“故忙道喜,二人见了礼,张如圭便将此信告诉雨村”二十字;《庚辰本》第五囘开头的“第四囘中,既将薛家母子在荣府内寄居略已表明,此囘则暂不能写矣”三十字,以及本囘的“案上设着武则天当日镜室中设的宝镜”十六字,又来自何处呢?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冯先生既然已断言“己卯本是庚辰本的底本”,那就绝对不能说《庚辰本》是抄自别的本子,绝对不能说来源于其他的本子,而只能说来源于《己卯本》。虽然,吳世昌在《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七十八囘本〕的构成、年代和评语》中的“结语”说:“至于本书的底本,由书中的内证,如题签异同、评语有无、囘目措辞、附记日期、眉批年分等情况,加以分析,可以推知有四个。”但是,冯其庸仍坚称“庚辰本从头至尾……都是从己卯本抄来的。”〔7〕甚至于《己卯本》里上述三个地方,除去陶洙的朱笔旁添字,別无所有,一片空白,冯其庸仍谎称“原文在己卯本上可能为夹条”。《庚辰本》是照着“夹条”上的字抄写的,而不是照着“夹条”修改。这就是“夹条改”的由来。

 

     本来,《庚辰本》与《己卯本》的差别非常大,筒直是风马牛不相及:《庚辰本》是所谓“庚辰秋月定本,《己卯本》是所谓“己卯冬月定本;《庚辰本》有七十八囘,《己卯本》仅三十八囘;“庚辰本朱、墨杂陈,琳琅滿目。就朱批来说,有眉批,有行间批,有囘前批,有囘后批,……己卯本的情况就筒单得多了,……全书没有一条评语式的眉批〈不论是朱笔或墨笔〕,也没有其他的朱笔批语,……”。〔8〕《庚》《己》本两本的正文、尤其是前十囘的正文也有许多不相同之处。这都是客观亊实。然而,即便如此,冯其庸仍坚持谎称“己卯本是庚辰本的底本”。

 

那么,冯其庸为什么要坚持谎称“己卯本是庚辰本的底本”呢?红学界人士都晓得,冯其庸对《庚辰本》确实情有独钟,心怀偏爱。在《我与〈红楼梦〉》一文中,冯先生说:“1966年‘文革’开始,……把我的《红楼梦》抄走,……,我生怕这一阵风刮向全国,会把这部巨著毁了,所以不管我当时正在受批斗,每天夜深人静以后,我就用毛笔据影印庚辰本《石头记》,依原著行款朱墨两色抄写。……。我每每抄书到动情之处,不禁捲卷痛哭。……。”后来,在《红楼梦》校注组的会议上,冯其庸又坚持用《庚辰本》作底本进行校注。吕启祥说:“选择庚辰本作底本,以甲戌、己卯、列藏为主要校本,是他的一贯主张。”〔吕启祥《积学集成,大家风范》〕这就不难看岀,冯其庸已存心要把《庚辰本》吹岀名,捧上天。但是,在《庚辰本》内却找不到根据——《庚辰本》既无序言,也无跋语,全书没有一句标明抄成年代的文字。虽然,《庚辰本》一些分冊的总目页上,写着“庚辰秋定本”、“庚辰秋月定本”。并且胡适已据此断为“乾隆庚辰本”,可是,早在一九七四年的“评红”活动中,冯其庸曾经用“洪广思”的笔名写文章,批判了“胡适的新红学”,批判了“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因而,自然不好意思跟着胡适的调子唱。于是,便不得不另找梯子往上爬。

 

真是无巧不成书。正当冯先生为难之际,机遇竟从天而降。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下旬,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把馆藏的一部仅有三囘又两个半囘的残抄本,送请吳恩裕鉴定。吳恩裕说:“在一九七五年一月一日深夜里,我发现五十七囘中一个‘晓’字缺最后一笔……,当时我想,这个残抄本可能与弘晓家有关。当夜我就在《佳梦轩丛著》中的《王公封号》一书里查到:‘怡亲王:允祥、弘晓,永琅……’一条。于是我就初歩断定缺笔的‘晓’字是避弘晓的讳,而残抄本可能就是怡亲王弘晓家的抄本。……于是我就怀着一个渺茫的设想,邀了冯其庸同志去北京图书馆帮我查对〔《己卯本》〕”。见吳恩裕《曹雪芹丛考》219221页〕此时此刻,冯其庸敏锐地觉察到把《庚辰本》捧上天的机会来到了。他在《梦边集•序》中说:“关于对己卯本的研究,则开始是由于吳恩裕同志的怂恿。……我们于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七日上午,一起去北京图书馆善本室查核己卯本,结果得到了惊人的收获我连续查岀己卯本三囘九页Β面第六行‘色如春晓之花’的‘晓’字,及第四囘第三页Β面第五行‘谁晓这拐子’的‘晓’字,都缺末笔。尤其令人兴奋的是,我紧接着又发现第十七到第十八囘第二十三页Α面第五行‘祥’字缺末笔。这正是一个令人感到十分惊喜的发现”。于是,冯先生便亲自执笔,写岀了《己卯本〈石头记〉散失部分的发现及其意义》,发表在1975324曰白《光明日报》上。文中称:“己卯本〔包括残抄本〕是乾隆时怡亲王府的一个原抄本。”不久,又说道:“《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己卯本〕,据近几年来的研究,已确知其为怡亲王弘晓的抄藏本,其抄成的年代,大约在乾隆二十五年到三十五年之间,它是在目前所有的脂评抄本中抄成年代最早的一种。”〔9

 

冯其庸如此起劲地吹捧《己卯本》,是要把《己卯本》捧上天吗?非也。冯先生吹捧《己卯本》决不是目的,而仅仅是一种手段。所以,一写完《己卯本〈石头记〉散失部分的发现及其意义》一文,他便将《己卯本》掉到九霄云外去了,一心一意埋头写他的《论庚辰本》。

 

大家都知道,《论庚辰本》主要的、中心的论点就是“己卯本是庚辰本底本”,并且说什么:“怡府过录己卯本的时间,也有可能是在丁亥即乾隆三十二年以后。我又认为庚辰本过录己卯本的时间,是紧接着怡府本抄成以后不太久,约一至二年。”〔10〕论26页甚至胡诌什么“庚辰本是曹雪芹生前最后的一个本子”。〔1185页这就是冯其庸坚持散布“己卯本是庚辰本的底本”之根本原因。很明显,离开了《己卯本》,《庚辰本》就是个破烂货。

 

但是,所谓“己卯本…为怡亲王弘晓的抄藏本”也好,所谓“己卯本是庚辰本的底本”也罢,这通通是胡扯,统统是谎言。因为,怡亲王弘晓决不会自避已名而讳“晓”字。自讳已名,是严重违背家讳制的行为。很明显,避讳“晓”者,必定是弘晓的子、孙,而不是弘晓本人。所以,《己卯本》决不是“怡亲王弘晓的抄藏本。客观亊实已证明,现代人陶洙是《己卯本》的炮制者。而《庚辰本》,倘若是按照陶洙炮制的《己卯本》抄成的,它还算“乾隆抄本”吗?

 

在《论庚辰本》的结尾处,冯其庸先生说:“我对于《红楼梦》的版本

问题,过去没有研究过,真正是一个外行,我之所以研究这个庚辰本,是因

为工作中的矛盾迫使我必须做这个工作,必须对这个本子作岀新的自已的认

识,必须对一系列的问题包括吳世昌同志的许多论点作岀判断和选择,为此

我不管自已对这方面的知识毫无准备,也只能来尝试着进行这项工作,因此

我的看法未必妥当,甚至还可能有常识性的错误。”

 

“看法”即使不妥当,那是允许的,但是,蓄意弄虚作假,散布谎言,

特别是散布盖世谎言“夹条改”,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行为。

 

     

 

〔1〕          何其芳《西苑集》,人民文学岀版社1952年版。

2〕〔3〕〔4〕〔5〕〔6〕〔7〕〔8〕〔10〕、〔11〕分别见《论庚辰本》单行本页

2830,页34,页32,页31,页3233,页17,页6,页26,页85

9〕见《关于己卯本的影印问题》

 

 

                       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于华工南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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