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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文字狱（一）：顺治时期的文字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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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程洪洲 收录时间：2017年10月28日 星期六 下午16: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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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狱”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统治者出于巩固权力的需要，有意从文人学士的著作言论中寻章摘句，罗织罪名，制造冤狱的案件。 在清代以前的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历史上，不乏有统治阶级为了巩固政权、维护自身尊严而对知识分子的思想言论采取钳制与打压的措施，但是它的时间短，波及的范围小，造成的社会影响相对有限。而在清朝满人入主中原之后，有大批的明末“遗民”受正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不满异族当政，他们仍奉明亡政权为“先朝”，暗中联络有志之士，举起反清的大旗，以复兴“大明”为己任，进行“反清复明”的抗敌斗争。他们中以顾炎武、吕留良、张煌言、屈大均等人最为有名，有的遁隐山林，著述立说；有的皈依佛门，终身不仕清朝；有的暗中资助义军，倾家荡产。他们的高风亮节使清朝统治者恼羞成怒，但也无计可施。这其中尤以吕留良一族被清朝迫害最为惨烈，其家族后人被流放沈阳，世代为奴，直到清末才被除去奴籍。 清朝的文字狱以顺治为开端，康熙继承并有所发展，到雍正时进一步扩大，至乾隆39年之后，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残酷程度。据统计，有史记载的文字案例，顺治朝大约有7起，康熙朝12起，雍正朝20多起，而至乾隆朝则多达130多起，这其中有40多起被列为大案，有些冤案的发生及处理荒诞不经，令人匪夷所思！小民惴惴不安，而办案的官员如履薄冰，稍有不合上意，便会乌纱不保，性命堪忧。寻常百姓之家，一人犯案，祸及五族；地方商贾巨绅，一人涉案，累及妻儿。康乾圣世的背后，隐藏的是动荡不安！清人龚自珍有一句名言“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粮谋”道出了广大知识分子的隐忧与苦衷，真是发人深省！ 清朝的文字狱前后长达150多年，它诛连甚广，其波及的范围和造成的社会影响较之前代，世所罕及！它给积贫积弱的中国埋下了巨大的隐患，自乾隆之后，清朝统治者面对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反抗与暴乱，再也无暇顾及“背乱犯上”的忤逆之辞，钳制言论自由了。 我们谈论起曹雪芹的《红楼梦》，清朝的文字狱是个绕不开的敏感话题。曹雪芹生于康熙末世，成长于雍乾年间，这正是文字狱愈演愈烈的大动乱时代，他耳濡目染许多令人震惊的大案的发生，亲身经历了血雨腥风的惨痛时代，是清朝文字狱的亲历者与见证者。眼见一个个前辈因为书籍中“违碍大逆”获罪，不但自己身首异处，还牵连妻小家族，他能见此而无动于衷吗？所以了解这段历史，对我们更深入的理解《红楼梦》有很大的帮助！
（一）顺治（1644年～1661年）时期的文字狱 顺治帝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崇德八年（1643）八月二十六日即位，次年改元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七驾崩，在位18年。其间发生的大案有：直接涉及违碍书籍的有僧人函可案（1647年）、毛重倬等坊刻制序艺案（1648年）、黄毓祺诗案（1647年）、冯舒编选《怀旧集》案、张缙彦诗案（1660年）；科场舞弊的有丁酉科考案（1657年）、苏州哭庙案（1661年）；群体性的政治事件有通海案（1659～1661年）、江南奏销案（1661年）案等。 僧人函可案是清朝第一起文字狱。僧人函可，俗名韩宗，是明朝礼部尚书韩日缵的公子，广东惠州博罗县人。顺治四年（1647）丁亥四月，在江宁城被守城的满洲兵搜出《再变纪》书稿及南明福王答阮大铖的信件与明降将洪承畴发放的腰牌。被朝廷以“触犯忌讳”定罪，将他与徒弟四人流放沈阳。 顺治五年（1648）毛重倬为坊刻所写的“制艺”（即编写八股文的应试指导）序文而不书顺治年号被满官刚林参劾而获罪。与编印“制艺序”的其它人胥庭清、史树骏、缪惠远等被逮捕下狱。
同年，江苏江阴人黄毓祺被人告发，搜获自编的诗集一本及南明鲁王颁发的一颗铅印，又诗集中有明显的“背逆”之词，如“纵使逆天成底事，倒行日暮不知还”。在讯问中黄毓祺病死于监，便清廷仍不放过他，将其戮尸枭首。 顺治六年（1649）,江苏常熟县令瞿四达告发冯舒编写的《怀旧集》不书“顺治”年号，且压卷诗《昭君怨》中有“胡儿尽向琵琶醉，不识弦中是汉音”等句涉嫌大逆之辞，咒骂清朝是“胡儿”，肆意罗织罪名，将其毙杀于监狱之中。 顺治十七年（1660）六月浙江布政使张缙彦（原明朝崇祯年间兵部尚书，先投李自成，后降清朝）被左都御史魏裔介举发其与诗友的往来之作中“将明之才”句涉嫌“违逆大罪”，有反对清朝之意，被逮捕下狱，11月没收其家产，流放宁古塔。
苏州“哭庙案”发生于顺治十八年（1661）二月，顺治帝驾崩之后。缘起于苏州吴县新任县令任维初催逼赋税，却又暗中盗卖官粮，引中吴中百姓士子怨声载道。以金圣叹为首的几名秀才写了“揭贴”往孔庙哭告县官，将控诉的矛头指向巡抚朱国治，引起朱国治的恼怒，下令将一干哭庙的秀才逮捕，后来也将金圣叹列为逮捕的对象，并定其为首犯。最后将倪用宾、沈琅、顾伟业、张韩、束献琪、丁观生、朱时若、朱章培、周江、徐玠、叶琪、薛尔张、姚刚、丁子伟、金圣叹、王仲儒、唐尧治、冯郅等判死罪，于七月十三日立秋，在南京三山街行长刑。
顺治十六年（1659）七月，郑成功进兵镇江瓜州失利，金坛县令任体坤谎称本县士民造反纳降，上报朝廷，朝廷以“通海”论处，下令追查，其间出现了多起官员挟私报复的事件。后来顺治十八年（1661）七月十三日判定冯征元王明试李铭常等65人“通海罪”，与吴县“哭庙案”、大乘园果“诸教案”等囚犯共121人在江宁执行死刑。康熙元年（1662）魏阱、钱缵曾、潘廷聪、祁班孙等以“通海”罪被捕论罪。 纵观顺治一朝的文字狱，以个人诗文有“违碍”字句而获罪的处置较轻，而以群体性事件引发社会动荡的案件，则处置比较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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