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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析1995年130 位专家学者的“共识”

作者:刘振兴  收录时间:2017年10月12日 星期四 下午21:54

浅析1995年130 位专家学者的“共识”

1989年,霍国玲的《红楼解梦》出版,标志着“解梦派”的诞生。1995年3月,《红楼解梦》(增订本)第一集出版,标志着解梦理论系列论丛将陆续与读者见面。1995年12月的汉川会议上,针对《红楼解梦》,来自北京、上海等地的130位专家学者就今后红学研究重心达成了一个“共识”:“《红楼梦》不是史书、经书,不是等待破译的密码,红学应着眼于小说的艺术魅力的研究”。对于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红学研究方法的红学新观点、新理论、新学派,在没有进行充分论证的情况下,进行有组织的、以“共识”的形式表达不同意见的方式是不科学的。“共识”的实质,意在维护小说评论派的研究方向和基本观点,反对红学索隐及其他形式的研究,把整个红学研究全部纳入到纯文学欣赏的狭窄范畴。
自1954年以后,小说评论派自以为彻底批倒了旧索隐派和考证派自传说,自己可以稳坐江山了。但是,索隐派的不断复活(也有人说是“复辟”),考证派自传说的死而不僵,始终是评论派的一块心病。从1982年到1989年诞生的《红楼解梦》,恰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搅乱了评论派平静似水的美梦。于是,《红楼解梦》是旧索隐派的“复辟”,与《红楼解梦》的斗争是“与旧索隐派斗争的继续”,《红楼解梦》与旧索隐派一样是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的错误,是“笨伯猜谜”,完全错误。于是,也就诞生了这个所谓的“共识”。
今天,之所以旧事重提,是因为时至今日,13年过去了,《红楼解梦》已经由原来的第一集发展到了现在的第八集,出版专著14册,近300余万字,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并考证出了大量历史文物,对自己的理论进行了检验和验证,同时还校勘出版了《脂砚斋全评石头记》。一些大红学家和众多中小红学家对《红楼解梦》的巨大研究成果视而不见,对改革开放以来红学界发生的巨大变化不做任何具体分析和研究,对大量的红学研究新成果不作任何积极的评价,却仍然停留在原来的认识水平上而没有丝毫的“与时俱进”。
比如,2005年,针对刘心武的“秦学”,专家学者们的访谈录说:“ 这样做(印‘一些社会资料’)是认真把《红楼梦》作为一部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社会内涵的文学作品、小说来研究,而决不是把它当作‘清宫秘史’或者‘谜语大全’。文学就是文学,文学的社会内涵、思想内涵决不是'秘史',这两者不能有丝毫混淆!”(冯其庸)“我一直有一个观点,《红楼梦》是小说,不能把它作为事实考证的对象、曹家家世考证的对象。……以前的胡适还比现在的人要好很多,他虽然也说了自叙传,但是他总还是把《红楼梦》当成小说的,现在这样的所谓考证与胡适的研究距离其实也比较远,倒是更接近于以前的索隐派。……大家总是说《红楼梦》是一部特殊的作品,我就不觉得,我把它看成是中国文化、文学达到的一个高峰。它就是一部小说,尽管可能历史背景比较复杂,但是再复杂也不过是清代的文字狱或者宫廷斗争等影响下的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我们只能从大的方面来观察解读,不能穷究一些小说并没写到的具体历史事件”。(李希凡)“现在我们要摆正一个关系,就是我们研究《红楼梦》的终极目的还是要认识《红楼梦》,认识它的伟大的思想价值、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并通过我们研究,通过我们对《红楼梦》的认知提高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增加我们的民族文化沉淀。……从红学研究的整体上来讲,我们研究的着重点还是要放在《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价值和它的文化价值上,这一点也是今后红学研究发展一个重要的方向”。(张庆善)
再比如,2007年、2008年,针对霍国玲的《曹雪芹毒杀雍正帝》一书,记者采访的几位红学家说:“我们不能忘记最基本的一条:红楼梦是一部小说。我们所做的应该是根据曹雪芹的描写作深入分析,更完整地把握作者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提示其内心世界,了解其性格的复杂乃至作者设计的情节走向有更全面的理解等等。总之是有利于读者的文学解读与欣赏”。(陈大康)“我有个根本观点:小说不可能是个谜语,不可能在表面事件之下,背后还隐藏着一个谜语,这样的创作是不可能的”。(蔡义江)“关于曹雪芹毒杀雍正之说,研究雍正朱批的专家杨启樵早就指出:霍国玲的所谓‘考证’违背了科学考证的基本原则。霍国玲、刘心武等人的索隐红学充其量只是一种大众消遣品,其最大特点是:借用学术的外衣、学术成果,大量运用文学想象,去演绎一些阴暗的、暴力的、情色的"历史"故事,以迎合某一类读者需求。(陈维昭)
今天,之所以旧事重提,还因为这个“共识”是一个关系到红学事业健康和谐发展的带根本性、原则性、全局性、方向性、战略性、长远性、指导性的重大现实问题。《红楼梦》有几个版本?哪个版本是原作者的真本?哪个版本是后来人的修改本?哪一个版本最符合作者的本意?红学研究究竟应该以作者的真本《石头记》为主要研究对象,还是以后来人的修改本《红楼梦》为主要研究对象?《红楼梦》的作者究竟是谁?作者创作《红楼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红楼梦》是一部纯粹的小说,还是利用小说隐写的一部历史?八十回本《石头记》是未竟之作还是作品之全璧?程高本《红楼梦》是不是谜书?曹雪芹的《石头记》是不是谜书?《红楼梦》的“艺术魅力”需要研究,其他方面的艺术成果需不需要研究?所有这些带根本性、原则性、全局性、方向性、战略性、长远性、指导性的重大现实问题没有研究出一个“共识”的情况下,仅仅针对作品的“艺术魅力”达成“共识”,难道不是舍本求末、避重就轻、弃全求扁、主观臆断吗?
《红楼梦》到底是什么?是小说?是谜语?是史书?是经书?红学研究到底包括哪些方面?除了它的“艺术魅力”,版本、作者、作品结构、脂批以及“艺术魅力”以外的丰富内涵要不要研究?这些重大的基本问题都在继续研究之中,而且分歧还比较大,还应该继续“百家争鸣”,充分讨论,而不能过早的单方面下结论。
红学事业要健康和谐发展,必须实现一系列重大的战略转变:研究版本必须由程高修改本《红楼梦》向曹雪芹的真本《石头记》的转变;指导思想必须由思想僵化、主观臆测、固步自封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转变;指导理论必须由西方文学理论向中国文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转变;研究方法必须由文学欣赏和胡适的所谓“考证”向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科学方法转变;思维方式必须由简单思维和单一思维向辩证思维和多项思维转变。由此看来,“共识”不是一个思想解放的产物,不符合时代精神。它对红学事业的发展发挥着巨大的负面作用。
今天,之所以旧事重提,还因为这个“共识”是一个关系到坚持还是放弃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科学方法来进行红学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红楼解梦》解放思想,突破禁区,创新思维,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科学方法,继承前人研究成果,从曹雪芹真本《石头记》的客观实际出发,研究得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结论。相对于小说评论派的思想禁锢,设置禁区,简单思维,从西方文学理论出发,把程高修改本《红楼梦》当作研究对象,当作小说来研究,并且隔断历史,否定前人,排斥创新,固守“艺术魅力”的单项研究,《红楼解梦》是一个创新,是一种开拓,是一种尝试,是思想解放,是实事求是,是与时俱进。《红楼解梦》(增订本)第一集1995年3月出版,1995年底中国红学会就匆匆忙忙组织专家学者达成“共识”,针对性是很强的,然而做法却是草率的,也是十分错误的。对待一个学术观点,一种红学理论,一个学术派别,不是用学术的方法、民主的方法、讨论的方法去解决,而是用组织的方法、行政的方法、多数人“共识”的方法来解决,是很不恰当的。长期以来,评论派一直坚持以西方文学理论为指导,崇尚胡适的所谓“科学考证”,始终拒绝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科学方法。对红学研究是如此,对红学评论也是如此。“共识”作为评论派的一个纲领性的标志,是评论派的重要的理论基础。
今天,之所以旧事重提,还因为这个“共识”是一个关系到是否坚持学术民主、贯彻“双百”方针的重大政策问题。“共识”是在中国红学会的组织下,依靠权力和权威的力量以及多数人的优势,对一个没有权力和权威的力量且是少数人的劣势做出的绝对肯定和绝对否定的结论。“共识”违背了学术平等和以理服人的原则,确有以势压人、倚强凌弱和学术垄断的味道。事实上,自“共识”形成以后,红学界连续发动了三次对《红楼解梦》的围剿和封杀,时至今日,这种态势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这种做法不仅违背了中国红学会的宗旨,而且不符合党的“双百”方针。学术问题是一个追求真理的问题。权力、权威、多数在真理面前都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权力不等于真理。权威不是一贯正确。多数有时也犯错误。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不能用“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来解决。学术问题只能是服从真理。用多数人“共识”的办法是解决不了学术问题的。
今天,之所以旧事重提,还因为这个“共识”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认识。它不仅是在逻辑上、哲学上、思维方式上还是在事实上,都存在着一系列的严重错误。
一是概念不清。到目前为止,《红楼梦》的版本共发现了十二个。这十二个版本之间或多或少都存在着差别。十二个版本分为两个系统:曹雪芹的真本《石头记》系统(包括甲戌本、庚辰本、戚序本等版本)和程伟元高鹗修改本《红楼梦》系统(包括程甲本、程乙本)。两个版本系统的文本不同,作者不同,主题不同,写作目的不同,具有很大的区别。专家学者们所说的《红楼梦》,究竟是指的哪个版本?如果是指程高修改本《红楼梦》(事实上,50多年来,小说评论派就是以这个版本系统作为自己研究版本的),那么,放着曹雪芹的真本《石头记》不研究,而研究一个修改本,这种舍真求假、舍本求末的做法本身就有悖常理,且不符合客观实际。如果是指曹雪芹的真本《石头记》,并断言它“不是史书、经书,不是等待破译的密码”,而且号召红学界把红学研究的“着眼点”放在“小说的艺术魅力”这一个狭小的范围,这又不符合《石头记》的客观实际,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全面的整体的联系的发展的本质的观点。
二是判断不恰当。根据“同一律”和“不矛盾律”的要求,判断与概念应保持一致性。“共识”说“《红楼梦》不是史书、经书,不是等待破译的密码”。这究竟是说的程高修改本《红楼梦》呢,还是说的曹雪芹的真本《石头记》呢?因为评论派是以程高修改本《红楼梦》为研究对象的,所以,可以肯定的说,“共识”所说的《红楼梦》,绝对不会是曹雪芹的真本《石头记》。这就出现了一个令人不解的问题,既然“共识”是针对《红楼解梦》来的,而《红楼解梦》的研究版本恰恰是曹雪芹的真本《石头记》,而不是程高修改本《红楼梦》。这不是弄错对象了吗?说针对性不强也行,说无的放矢也行,也可以说是南辕北辙!《红解解梦》说,曹雪芹的《石头记》是一部“史书”、“谜书”。而“共识”却说“《红楼梦》不是史书、经书,不是等待破译的密码”。就算“共识”的判断是恰当的,它也只能说程高修改本《红楼梦》是小说,不是“史书、经书、密码”,而没有说《石头记》是不是小说,是不是“史书、经书、密码”。关于曹雪芹的《石头记》是一部谜书的问题,《红楼解梦》已有详尽的论述,这里不再赘言。
三是内涵狭窄。红学是一个大概念。它的全部内涵应该是包括版本研究、作者研究、文本研究以及与此相关的所有内容的研究。凡是与《红楼梦》有关系的方面都应该属于红学研究的范畴。不研究版本,就分不清真本和修改本。不研究作者,就搞不清楚作品与作者的关系,就搞不清作者的写作动机和写作目的。“红学应着眼于小说的艺术魅力的研究”的所谓“共识”,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既脱离了程高修改本《红楼梦》的客观实际,更脱离了曹雪芹真本《石头记》的客观实际。当《红楼解梦》把研究《石头记》的新成果公布于世的时候,专家学者们不是客观的具体的去评价它的是与非,不是去客观的具体的评价它的区别于旧索隐派的独创性、特殊性和正确性,而是主观的简单的笼统的全面的予以全盘否定,并试图把它拉回到“艺术魅力的研究”的狭窄轨道上来。从思维方式上讲,这属于中国传统的“错误推论”和“直线思维”,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从认识论的角度讲,这是主观性、片面性和不可知论。对于一个客观存在的事物,首先应该从整体上和宏观上来认识和把握它,然后再认识和把握其具体和细节。从远到近、从整体到细节、从全局到局部、从宏观到微观,这应该是观察客观事物的一般方法。对待《红楼梦》和《红楼解梦》也是一样。在没有弄清楚《红楼梦》的作者究竟是谁?《红楼梦》的真本是哪一个版本?八十回本《石头记》是未竟之作还是作者之全璧?程高修改本《红楼梦》在那些地方篡改了原作者的原意?的情况下,作为中国红学会组织的红学研讨会上达成的“共识”,究竟要把红学研究引导到更加广泛的正确方向上去,还是引导到片面的、有局限的、狭窄的方向上去?即便是程高修改本《红楼梦》,除了它的“艺术魅力”之外,难道就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可以研究了吗? “艺术魅力”不是《红楼梦》的全部。“艺术魅力”之外还有没有可供研究的东西?这也需要等到研究结束以后再做结论。如果“艺术魅力”之外,仍然有值得研究的东西而不去研究,那就是制造了认识的盲区或研究的禁区。这是不符合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基本观点的。
四是不符合客观实际。“共识”没有从《红楼梦》和《石头记》的客观实际出发,而是一个主观意志的产物。《红楼梦》、《石头记》是纯粹的小说,还是“史书”、“谜书”?这要从它的客观实际出发,进行详细的论证以后才能确定。时至今日,众多的研究者已经从多个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论证,提出了《红楼梦》是一部谜书的问题。《红楼解梦》的论证也很有说服力。《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也从来没有说自己的作品就是纯粹的小说,而是反复的把自己的作品与历来的野史相类比,说自己是用“假语村言”来敷衍故事,并将“真事隐”在其中,是“实录其事”云云。批者也说“此书正反皆有喻也”,“事则实事”,并把作者称为“史公”。《红楼梦》、《石头记》中确实有大量不解之谜,对此,评论派至今没有做出任何有说服力的合理的解释。由此看来,“共识”只是一种不敢面对现实的、视而不见或熟视无睹的回避和逃脱而已。
五是思维滞后。“共识”的思维方式属于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简单思维”或“直线思维”,“权威定势”和“多数定势”,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红楼梦》是什么?只在小说和史书、谜书之间做选择。红学研究应该研究什么?只在“艺术魅力”和非“艺术魅力”之间做选择。这种思维模式就叫“简单思维”或“直线思维”。毛泽东的思维就比较开阔。他就是把《红楼梦》看做一部“百科全书”,并把它“当做历史”来读的。《红楼梦》博大精深,怎么一个“小说”,一个“艺术魅力”了的?
“权威定势”和“多数定势”认为,在一般情况下,权威的意见和多数人的意见总是对的,并以此来反对和否定少数人和小人物的正确意见。但是,在特殊的情况下是否应该另当别论呢?对于红学研究来说,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适用的,因为红学研究是一项追求真理的崇高事业,“有时真理会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或者说,真理往往是先由少数人发现,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认识过程以后,才会形成多数人的“共识”。这应该是认识真理的一般规律。《红楼梦》究竟是什么?《石头记》究竟是什么?现在达成“共识”还为时尚早。在《红楼解梦》出来以后不久,便匆匆茫茫的达成一个“共识”,更是不识时宜的。它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因为这种“共识”只能算是评论派一派的“共识”,而不能算是红学界的“共识”。在学术研究领域,以一个学派的多数人“共识”的方式来反对另一个不同学派的不同学术观点的做法也是不恰当的。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英国的红衣主教曾以“地心说”的权威和多数的“共识”反对过伽利略的“日心说”。在中国,也曾出现过权威和多数人的“共识”反对少数人的“真理”的例子,如,遵义会议以前对毛泽东正确意见的排斥,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正确意见的批判,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错误批判,1960年对“承包责任制”的批判等。所以说,权威和多数人的“共识”有时也是靠不住的。
总之,这个“共识”,如果作为小说评论派一派的认识,不管它是对是错,我们还是应该尊重他们的意见和选择;如果说是中国红学会和中国红学界的认识,我们就应该理论理论了,因为它是不科学的、不全面的、不客观的、错误的、片面的、狭窄的、主观的。其实,红学界完全可以达成一个科学的、客观的、全面的“共识”:以作者曹雪芹的真本《石头记》作为研究版本,以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作为指导理论和研究方法,全面研究它的文学的和非文学的、历史的和非历史的、经学的和非经学的、谜语的和非谜语的艺术魅力和所有真理性的因素。

刘振兴2008年11月11日作于新疆伊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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