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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研究百花园中的一株异卉——张凯庆先生《新话红楼》阅读随记   

作者:张黎明  2016年12月23

     

近日拜读了张凯庆先生赠送的红学论著《新话红楼》,受益匪浅。之前我与凯庆先生并不相识,是凯庆先生看到我发到红楼论坛上的几篇红学阅读随笔之后,觉得道相同并有相谋之处,主动联系我以大作相赠的。收到《新话红楼》之后我即刻展读,很快就被凯庆先生新颖的解读、充分的论证、可信的结论吸引住了。

如果按红学界对研究流派的习惯性划分,凯庆先生当属索隠派。进入新世纪以来,索隠派红学研究似乎有全面复活之势,好几起较大的红学研究热潮,例如刘心武先生的研究,霍国玲先生的研究,还有许多草根红学家的研究等等,似乎都是由索隠派掀起的。我本人不太熟悉明清史,自然做不了索隠、考证这样的研究;我是一位写作爱好者,作为红迷只能写一些阅读随笔,勉强可以归类到鉴赏派之列。但我阅读红学论著却是兼收并蓄,无论什么派,只要说得有道理,能自圆其说,我都有兴趣去读。《新话红楼》就是这样一部让我读得津津有味的书。

其实,《红楼梦》一开首,就以作者的口气说:“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梦幻识通灵。”既然书中明确声明有“隐”,读者、研究者自然就要去“索”,可见索隐派红学的产生,实在是有其内在的必然性。索隐,即探索幽隐,也就是发掘被小说表面故事所掩盖的“本事”。从《红楼梦》面世以后的二百多年里,关于它究竟写的是谁家的故事,或者说反映了哪一段历史,人们一直都在寻找着答案。然而,不同的研究者从中索解出来的结果,却大相径庭,至今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红楼梦》的无限魅力也许就在这里,由于它的博大精深,又由于它的含蓄多义,还由于它的技法高超,因而总是令人对其产生无穷的向往,希望能揭开其谜底而后快。凯庆先生的《新话红楼》,自然也是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他的一些精彩的观点,应该说也可成一家之言。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文史不分家的国度,文学中有历史,比如《诗经》中就记载了先民生活的遗迹;而历史中也有文学,比如《史记》中大量运用了文学的笔法;至于《三国演义》就更不用说了,历来被认为是“三分史实,七分虚构”(一说为“七分史实,三分虚构”)。《红楼梦》首先是一部伟大的小说,但是如果要当成历史来读也无不可,因为按开首凡例所言,作者的确有意将历史隐含在其中。红学界素来存在索隠派、考证派、自传派、评点派等等之争,其实在笔者看来,这个派、那个派,不过只是研究角度的不同,所产生的结论不同而已,其实,在这部百科全书性质的巨著中,历史、自传、文学、政治等因素,都是相互交织、融为一体的,很难说它只是单纯的文学或者历史。因而主张文学者不必否认其隐含了历史,而主张历史者也不必否定其首先是小说,就像《论语》《庄子》等等,你能清楚地辨别出它,到底是哲学还是文学?以我个人的阅读体验而言,我以为红学索隠派给读者提供了丰富的认知视野,有些从鉴赏的角度不大好解答的问题,比如书中随处可见的谜语、偈语、谜诗等等,经索隠派一番解说,反而更令人觉得容易理解,至少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因而从这个角度来说,索隠派自有其存在的意义,只要说得有道理,像凯庆先生的《新话红楼》,可以给读者提供阅读的参考,它就是有价值的。

读凯庆先生的《新话红楼》,我有如下几方面深刻的感受。

一是作者所做的索隠研究既显得别开生面,又十分严谨实在。笔者之前读过不少索隠派的论著,在红学论坛上也浏览过无数索隠派的论文,其中确有态度严肃、当做神圣的学术问题来认真对待的,但也确有牵强附会、虚无缥缈、违背逻辑乃至胡说八道的,这些所谓的索隠研究往往是随心所欲、有一说十甚至无中生有,让人按照正常的、符合逻辑的思维难以去理解,因而他们的结论常常是自相矛盾、漏洞百出,无法自圆其说。而阅读凯庆先生的论著,发现他研究态度十分谨慎,无论是提出观点还是进行论证,都显得比较客观、纯正,基本符合人的思维规律和认识规律。正因为有了科学的、实证的研究态度,因而他的索隠研究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绝不说过头话,也不以猜笨谜的办法来代替理性的分析,大多数结论都下得实实在在,有着相当的可信度和说服力。比如,他说宁荣二府就是清皇宫,贾家就是爱新觉罗家族,他不是凭空来向读者宣示自己的结论的,而是从宁荣二府宅子的规模、所挂的匾额、贾府的人口、平时的吃穿用度、祭祀与丧仪等多个角度来详细论证的,经过将小说中的描写与清史中的记载进行对比,他认为只有皇家才会有这样宏大的场面,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王公贵族能有如此气派。再如,凯庆先生认为贾宝玉就是乾隆皇帝,他从宝玉的诨号入手,将宝玉的名字、生日、衣着、面相、个性、经历等等,一一与乾隆皇帝做了十分细致的比对,找到了两者身上相同、相通、相似、相近的地方,让人不得不相信,他的结论是能够站得住脚的。

二是作者提出的一些观点令人耳目一新,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任何学术研究,都贵在作者能够提出独特的见解,并且有很强的说服力,红学研究自然也不例外。凯庆先生的《新话红楼》,的确有许多新颖、新奇的地方,读后令人印象深刻,不得不佩服他能够发人之所未发,言人之所未言。比如“探春远嫁”是红学界比较一致的观点,然而凯庆先生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作者塑造这个人物形象,目的是为了作为王熙凤的补充,“进一步展示王熙凤的治事才干”,而王熙凤、贾探春都隐写的是乾隆的皇后那拉氏。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凯庆先生从探春与凤姐的判词来分析,认为探春的判词“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与熙凤的判词“凡鸟偏从末世来”,其中都有一个共同的词“末世”,将两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而其他的“钗”却没有这个十分显眼的词,所谓“末世”正是指时运不佳的那拉皇后。凯庆先生对于探春的解读,的确是与众不同,先不说他的观点是否真能站得住脚,至少他让读者注意到探春与熙凤判词之间的相互勾连,这样一个细致入微的发现还是值得肯定的。另外,关于《红楼梦》的作者是敦诚敦敏、《红楼梦》写作的目的是为那拉氏皇后立传、脂砚斋就是那拉皇后的儿子永璂等等观点,也都是十分新鲜而独到的见解,自有他自己的理由。

三是书中包含了大量富有价值的文史知识,让读者受益匪浅。笔者作为一介红迷,少说也读过上百部红学论著了,虽然对于整个清史不是十分了解,但是对于红学家们指出的《红楼梦》与清史交集的一些史实,也算略知一二。然而在读了凯庆先生的《新话红楼》后,发现自己在文史知识方面仍然存在很大的欠缺,而从这部书中可以看出,作者文史方面的知识是非常丰富的,或者说为了撰写这部书,凯庆先生不光阅读了大量的红学论著及论文,还阅读了大量的清史资料,包括清朝的制度、皇室的礼仪、当时的风俗、民间的野史等等,为自己进行扎实的论证奠定了基础。阅读这些浩瀚的文史资料,并把其中有用的东西摘录出来,使其成为自己观点的可靠论据,无疑需要独到的眼光,同时也需要严谨的治学精神,这样的工程量无异是十分巨大的。然而从书中可以看出,凯庆先生披沙拣金、一丝不苟,给读者提供了精美的精神盛宴,读者阅读这些宝贵的文史资料,不仅加深了对作者的观点、对《红楼梦》的深入理解,同时也大大丰富了自己的知识视野,因而必定会取得多方面的收获。

总之,《新话红楼》是近年来索隠派红学研究中不可多得的一部力作。作者张凯庆先生醉心研究《红楼梦》20多年,如今厚积薄发,所提出的《红楼梦》隐写的是乾隆皇帝和他的两位皇后的情史这样一个全新的观点,的确是不同于以往任何研究者的看法,因而引起广大红迷的瞩目和重视,应该也在情理之中。当然,也不是他的所有的观点都无懈可击,比如书中论述到“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之争时,凯庆先生这样写道:“那时是一夫多妻制,普通人家也可一妻多妾,王公贵族家更是妻妾成群,更不用说皇上了。像小说中的‘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贾母、王夫人等大可不必为此伤脑筋,两个人同时娶回家不就皆大欢喜了。”“所以,‘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的结果,绝不是红学界解释的那样。”凯庆先生可能是疏忽了,《红楼梦》时代固然是一夫多妻制,但正牌妻子只会永远是一个(除非第一个早逝才会有第二个续弦),其余不过都是妾,而妻与妾的地位悬殊可就太大了,王夫人与赵姨娘就是现成的例子。假如宝玉将黛玉和宝钗都娶来,究竟让谁为妻谁为妾才好呢?这可真是一个问题。不过,即使存在这样的瑕疵,也不影响《新话红楼》所具有的基本价值和魅力。



作者:张黎明 邮箱:gsplzlm@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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