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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的演变

作者:朱光东  收录时间:2016-07-29 11:41

    关于作品的演变,作者有这样一个交代:
“后来,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因有个空空道人访道求仙,忽从这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经过,忽见一大块石上字迹分明,编述历历。空空道人乃从头一看,原来就是无材补天,幻形入世,蒙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
“空空道人听如此说,思忖半晌,将《石头记》再检阅一遍,……方从头至尾抄录回来,问世传奇。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至吴玉峰题曰《红楼梦》。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
长期以来,人们相信胡适的考证,认为曹雪芹就是作者,因此不承认《红楼梦》是在《石头记》旧稿基础上增删修改而成。现在我们从作品的反清思想可以肯定,作者不可能是曹雪芹。因为没人会在一部反清小说上署上自己的名字。
同时,认定曹雪芹是作者,无法解释何以作品会有多个名字。《石头记》的书名从何而来?为什么脂砚斋评的是《石头记》,而不是曹雪芹增删定名的《金陵十二钗》?“甲戌本凡例”中的《红楼梦》一名又从何而来?这些都是难于解释的。“是书题名极多”的情况只有在作品长期流传的过程中,才可能出现。而《石头记》就是较早的一个版本。
因此,笔者认为,作者交代的作品演变过程是真的,《红楼梦》是在《石头记》旧稿基础上增删修改而成是真的。
一、从“无材补天”来看
前面已经指出,“天崩”指国家沦亡,“补天”指拯救国家沦亡。作者既然因“无材补天”而日夜悲号惭愧,那么作者必然经历过国家沦亡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因此《石头记》最早应该形成于明朝灭亡后的几十年,亦即经历过明亡历史的这批人还在世的这段时间里,而不可能形成于明亡百年后。
二、从作者人称的多样性来看
第一回写道:
“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撰此《石头记》一书也,……当此时则自欲将已往所赖上赖天恩、下承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美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负师兄规训之德,以至今日一事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记,以告普天下人。虽我之罪固不能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不肖,则一并使其泯灭也。’”

在这里,故事是作者“背父母教育之恩、负师兄规训之德,以至今日一事无成、半生潦倒”的“忏悔录”。作者就是故事的主人公,作品是第一人称写法。
在第三回 王夫人话“我有一个孽根祸胎”旁,甲戌侧批:“四字是血泪盈面,不得已无奈何而下。四字是作者痛哭。”
在第五回“故遗之子孙虽多,竟无可以继业”句旁,甲戌侧批:“这是作者真正一把眼泪。”
在第十七回贾政一声喝断:“无知的业障”旁,庚辰眉批:“爱之至,喜之至,故作此语。作者至此,宁不笑杀?”
以上批语都说明作者就是主人公。
而第十五回却写道:“不知宝玉与秦钟算何帐目,未见真切”。这里的作者又成了故事的记叙者,而非主人公,作品是第三人称写法。
第五回有脂批曰:“不知谁是个中人。宝玉即个中人乎?然则石头亦个中人乎?作者亦系个中人乎?观者亦个中人乎?”这条批语把宝玉、石头和作者并列,说明他们不是一个人。
在第三回“色如春晓之花”旁甲戌眉批:“‘少年色嫩不坚牢’,以及‘非夭即贫’之语,余犹在心。今阅至此,放声一哭。”在这里,批书人才是书中主人公。
在第十七、十八回“那宝玉未入学堂之先,三四岁时,已得贾妃手引口传,教授了几本书、数千字在腹内了”旁,庚辰侧批道:“批书人领过此教,故批至此竟放声大哭,俺先姊仙逝太早,不然余何得为废人耶?”
在“元妃命他进前,携手拦揽于怀内,又抚其头颈”句旁,庚辰侧批:“作书人将批书人哭坏了。”在这里,批书人才是元妃的弟弟,是书中主人公。而作书人只是故事的记叙者,而非元妃的弟弟(主人公)。
作者人称的多样性说明作品并非出自一人之手,作品的形成过程比我们了解的复杂得多。无视作者人称的多样性,认定作者就是一人,是没有道理的。
三、从人物形象的变化来看
(一)、贾宝玉形象的变化。既然故事是作者“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至半生潦倒的忏悔录,那么主人公就是一个负面、否定的人物。从“日夜悲号惭愧”来看,作者对自己过去的行为是抱恨终生的。书中可以找到这个忏悔主人公的痕迹。
脂批曰:“自谓落堕情根,故无补天之用。”“落堕情根”是造成主人公“无补天之用”的原因。因此作者要忏悔的是“落堕情根”。“情根”显然不能理解为爱情,因为爱情不会成为“无补天之用”的原因。“情根”只能理解为沉湎于情色。关于秦可卿的判词曰:“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必主淫。”《红楼梦·好事终》曲云:“擅风情,秉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箕裘颓堕皆从敬,家事消亡首罪宁。宿孽总因情”。可见“情”就是“淫”。“落堕情根”即沉湎于女色。这与《风月宝鉴》的名称是一致的。
“西江月”中的“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和“茫茫大士叹宝玉”中的“粉渍脂痕污宝光,房栊日夜困鸳鸯”等诗句就是这个沉沦堕落人物的写照。在第二十一回“四儿是个聪明乖巧不过的丫头”旁有脂批曰:“作者一生为此所误,批者一生亦为此所误。”这段批语没有着落,因为书中没有主人公被四儿所害的情节。因此这段批语应该是针对旧稿主人公说的。而这里所说的“被误”只能理解为被情色所误。
蒙本第三回回后批曰:“补不完的是离恨天,所余之石岂非离恨石乎。而绛珠之泪偏不因离恨而落,为惜其石而落。可见惜其石必惜其人,其人不自惜,而知己能不千方百计为之惜乎?所以绛珠之泪至死不干,万苦不怨。所谓‘求仁得仁又何怨’,悲夫!”“不自惜”即不自爱,即沉沦堕落。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主人公是一个具有自由平等思想的进步青年,没有沉沦堕落的行为。相反,他尊重奴婢,同情她们的悲惨命运,为她们“使碎了”心(第31回),与玩弄女性、腐化堕落的贾珍、贾琏等衣冠禽兽有着本质的区别,是一个“富贵不能淫”的正面形象。他拒绝走仕途经济道路,是因为鄙视热心功名者的人格,骂他们是“禄蠹”。因此,他没有什么可后悔的,这与书中那个“日夜悲号惭愧”的主人公形象不一致。因此我们可以认定,这个忏悔的主人公应该就是原稿的主人公,而作为贵族阶级叛逆的主人公是修改后的形象。
(二)、秦可卿形象的变化。据秦可卿判词,她原是一个“擅风情,秉月貌”的淫乱败家的人物(“败家的根本”),她要对贾府的破败承担主要责任。这个人物形象,与旧稿反映主人公“落堕情根,故无补天之用”的主题思想相一致,与《风月宝鉴》的名称也相一致。
而在我们现在看到的故事里,秦可卿并没有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她不需要对贾府的破败承担什么责任。这不仅说明“秦可卿”这个人物被改变了,而且说明作品思想也被改变了。修改后的作品表现的是民主主义与专制主义、民族主义与民族压迫的冲突,而不是要反映贾府破败的原因,因此秦可卿这个旧稿里的关键人物,在修改后的作品里就没有多少意义了,她的一些故事如“淫丧天香楼”等内容就自然而然被删去了。
(三)、元春形象的变化。元春的判词,甲戌本作“虎兔相逢”,己卯本作“虎兕相逢”。“虎兔”是指元春死亡的时间,“虎兕”则只能理解为某一历史事件或人物,暗示元春的死因,二者有很大的区别。这两个本子都经过脂砚斋阅评过,不可能是误抄,而且“兕”是生僻字,抄者也不可能把“兔”误抄为“兕”。既然“虎兕”不可能是误抄,那么合理的解释只能是:最早的原稿是“兕”,后来修改者把故事情节改了,才成了“虎兔”。而修改者在修改时有意保留原稿的一些痕迹,如秦可卿的死因被改了,但她的判词和画册上自尽的形象并没有改。所以说“虎兕”应该是旧稿有的,这样才有“虎兕”和“虎兔”两个版本。
四、从脂批透露的情况来看。在第一回“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句旁,脂批曰:“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这里的“能解者”显然不是指原作者,因为作者不存在理解自己作品的问题,因此“能解者”是指对原稿进行修改的“披阅增删”者,而非《石头记》原稿的作者。
在第十三回有回后批曰:“‘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因命芹溪删去。”这里的“作者”与“芹溪”显然不是一个人。这段话的意思是:批者命芹溪删去原作中的“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一段内容。“作者”是指原作者,“芹溪”是增删者。
五、从作品对事物的描写来看。“笏板”在清朝已经不用,因此“笏满床”的官僚家庭应该是指明朝的官僚家庭。“畸笏”应该是珍藏着明朝笏板的人。遗民林古度(1580——1666)就珍藏一枚万历钱币,把它绑在左臂二十多年。当时有人作诗咏其事:“一片青铜何地置,廿年殷勤系左臂”。[①]因此“畸笏”应该就是珍藏明朝笏板、不忘故国的人。
“紫衣”是我国从古代到明朝的最高等级的官服,而清朝已经不用。因此,“今嫌紫蟒长”是指明朝的官员在明亡之际害怕被迫害,隐瞒自己的明朝官员身份。这说明《好了歌解》反映的是明清之际的社会巨变,说明作品的原稿内容与明亡历史有关。
上述分析说明,作者交代的作品成书过程是真的,即《红楼梦》是在《石头记》旧稿基础上增删而成的。旧稿主人公是一个“富贵不知乐业”的沉沦堕落的贵族青年形象,故事是主人公“落堕情根,故无补天之用”的忏悔录。这就是作品曾经取名《情僧录》和《风月宝鉴》的原因。旧稿经过长期的演变,才形成今天的《红楼梦》。
根据作品关于主人公“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和“半生潦倒”的描写,旧稿主人公的结局就是脂批透露的“寒冬噎酸齑,雪夜围破毡”,最后“悬崖撒手”的结局。也就是说,脂批透露的贾府破败的结局就是旧稿的结局,是故事的主线。由于主人公的家族是汉族贵族,因此他通过家族破落来抒发亡国之恨,同时对自己的荒唐行为以致成为“于国于家无望”的人进行忏悔。这就是旧稿主人公因“无材补天”而“日夜悲号惭愧”的原因。
因此笔者认为,作者交代的《红楼梦》是在《石头记》基础上增删而成的说法是真的。承认这一点,对于深入研究和理解红楼梦的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原载《红楼梦汉民族精神研究》一书)
[①][①]严迪昌:《清诗史》,第72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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