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红楼品茗-> 红楼文库-> 刘梦溪红学思想简述
本站首页   红楼E书 ∣ 金陵十二钗 ∣ 红楼文库 ∣  古典图库  ∣ 我的推荐  ∣ 2002版 ∣  给我留言 ∣ 站长紫云
 

  原

  创

  作

  品

 
 

刘梦溪红学思想简述

作者:朱光东  收录时间:2014年6月24日 下午5:59

     刘梦溪,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艺术文化学暨艺术美学和文学思想史方向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化》杂志创办人、主编。研究方向为思想文化史、明清文学思潮和近现代学术思想,有多种著作出版,有很高的学术地位和威望。

刘梦溪还是当代一位有独立思想的红学家。尤其是他对主流红学家口诛笔伐的蔡元培红学思想有着深刻的理解。其红学思想集中反映在其《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书中。下面笔者依据《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书,对刘梦溪先生的红学思想作一简述。

一、     蔡元培“排满说”的学术价值

(一)、论索隐派的复活

刘梦溪先生在《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书中指出:“索隐派红学在考证派和小说批评派的打击之下,自二十年代以来便进入了衰歇期。寿鹏飞的《红楼梦本事辨正》、景梅九的《红楼梦真谛》,在二三十年代具有一定代表性,但影响并不大。四十年代中期方豪发表《红楼梦新考》,表示确信顺治与董妃恋爱故事说‘有一部分真实性’(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三辑,第300页),只是一笔带过,未做任何论证。五十年代以后,索隐派在大陆上基本上消失了。
  “但值得注意的是,索隐派在大陆上虽基本消失,却在海外得到复活。1959年,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了潘重规的《红楼梦新解》,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汉族志士用隐语写隐痛隐事的隐书’(潘重规:《红楼梦新解》第1页,新加坡青年书局1959年印行,下面引录该书不一一注出。)把多少年来争论不休的作品的本事问题又提了出来。潘先生表示同意蔡元培的观察,而不同意胡适的‘作者自述生平’的观点。具体论证方面,《红楼梦新解》则显得鲜于创见,许多提法,如说宝玉影射传国玉玺,林黛玉代表明朝,薛宝钗代表清朝,林、薛争取宝玉象征明、清争夺政权,《风月宝鉴》就是明清宝鉴,以及列举的理由,包括宝钗的‘钗’字拆开为‘又金’,亦即后金,薛蟠的‘蟠’字从虫,‘犹狄从犬’,是指其为异族番人,通灵玉的形状和传国玺差不多,上面的刻字略同于玉玺上的‘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还有袭人是龙衣人,蒋玉函住在紫檀堡,暗含有装玉玺的匣子的意思,等等。
  “关于《红楼梦》的创作目的,潘先生认为第一是反清,第二是复明,与蔡元培的观点完全相同。他说第七回焦大的醉骂,是影射清初皇太后下嫁睿亲王多尔衮之事,用以揭露清室的秽德;第十九回宝玉的除‘明明德’外无书的议论,是暗示明朝才是正统。应该说,这都算不得什么新鲜见解,只不过在考证派红学占优势的情况下,索隐派几乎销声匿迹,又重提旧案,在不甚了解《红楼梦》研究历史的读者群中,仍不失某种新鲜感。就潘重规本人来说,也应看做是在学术上有勇气的表现,因为他是在向胡适挑战,至少要冒被指为‘猜笨谜’的危险。《红楼梦新解》不同于以往的索隐的地方,是没有把索隐扩大化,主要围绕作者的立意即创作思想加以探究,避免了将书中的情节与人物一一指实的做法,更没有征引大量野史轶闻进行比附,在思路的出发点上和蔡元培较为接近,因此不失为聪明的、保持学术向度的索隐。”
   
(二)重新评价“排满说”

刘梦溪先生在“《蔡元培石头记索隐》的再检讨”一节中指出:
我在本书初版的时候写过下面一段话:‘现在一
切从学术出发,不废百家言,毫无拘束地重新检讨红学的历史和现状,分流梳脉,评短论长,固有豁然贯通之感。即便是索隐派的发呆犯傻,考证派的自结牢笼,小说批评派的自叹自赏,也不觉为异,反而别有会心。’当时这样说,固然是实情。但如今重新审视,发现这段话似有未安。主要是笔者对红学三派总的来说采取的是比较超越和尽量客观的立场,可是叙论之间,畸轻畸重的情形未能全免。我对红学索隐派,就批评得多了一些,给予了解之同情、发遑心曲则显得不够。   
     
“实际上,从胡适之先生开始,就缺乏对红学索隐一派的深谅明察。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被胡适指为‘猜笨谜’,我以前虽然也同情蔡先生,学术立场却站在他的学生一边。现在从头细想,蔡先生是何等样人物,他会莫名所以、随随便便地‘猜谜’吗?即便‘猜谜’,他会‘猜’得那样‘笨’吗?‘《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试想这是多大的判断。如果书中毫无此种旨趣,蔡元培能够无指妄说吗?至少,《红楼梦》里有反满思想,是许多研究者都承认的。我已往在文章中曾举过这方面的例子,这里不妨略作补论。第四十二回‘蘅芜君兰言解疑癖’,宝钗揪住黛玉在行酒令时引用《西厢记》和《牡丹亭》的成句这根‘辫子’,大施教诲说:······ ‘男人们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何况你我。就连作诗写字等事,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论题开始扩大化,由‘女孩儿’转移到了‘男人们’身上,内容不再局限于读书,‘作诗写字’也包括在内了。   
     
“问题是接下去还有让我们更不明白的话。宝钗竟然说:‘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只是如今并不听见有这样的人,读了书倒更坏了。’这就完全超出了宝钗教诲黛玉所应该包含的内容,甚至也超出了作品人物的语言规定情境。这不是人物在说话,而是作者在说活。‘读书明理,辅国治民’的‘男人们’,作者‘如今’不止是见不到,连听都没听说过;他听到看到的都是‘读了书倒更坏了’的‘男人们’。这样下断语,不能说不具有相当严重的性质,甚至也违背了以‘温柔敦厚’著称的《红楼梦》风格。因而我们禁不住要追问,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作者这样发狠地骂当时的‘读书人’?在当时的背景之下,‘读书人’的什么样的品质,更不容易为《红楼梦》的作者所原谅,也就是‘读了书倒更坏’?由不得让人想起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所揭示的话:‘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顾宁人有言:‘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又说:‘顷读《颜氏家训》有云:“齐朝一士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服侍公卿,无不宠爱。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于乱世,犹为此言,尚有《小宛》诗人之意,彼阉然媚于世者,能无愧哉!’(顾炎武:《日知录》卷之十三廉耻,花山文艺出版社集释本第602603页,1990年)顾炎武所痛恨的,正是那些‘媚于世’的读书人,可以说和曹雪芹同发一慨。如是,则蔡元培的《索隐》是不是并不如他的学生所说是在‘猜笨谜,而是多少也有一点耐人寻味之处呢?   
   
“还不止此。《红楼梦》对科举制度持否定态度,这方面的描写、言论甚多,读者和研究者目所共见,应无异词。但我有时想,否定倒也罢了,何以态度那样严厉、决绝,连用语都超越常格。贾宝玉把热衷仕途经济、走科举考试道路的读书人叫做‘国贼禄鬼’,这骂得未免太不留余地了。而且还发明一个新词,称这种人为‘禄蠹’。这显然已经不是一般的否定,而是感情色彩极浓烈的詈骂,可以说已经骂到了刻骨铭心的地步。因此我们不禁疑惑,作者这样做难道仅仅是对持续了一千多年的传统社会的科举制度发泄不满吗?是不是还有什么弦外之音?我怀疑《红楼梦》作者泰半由抽象上升到了具体,更直接的对象是清朝的笼络知识分子的怀柔政策,正是这种政策羁縻得一些知识分子‘媚于世’而贪求荣宠,特别是那些‘仕清’的‘名士’,其表现最具典型性。否则便不容易解释为什么一定要骂到这种地步——斥为‘禄鬼’,或称作‘禄蠹’,已经很有分量了,却还要指为‘国贼’,上升到破坏传统社会道德与法的最高一个级次。而且‘国贼’之‘国’,是不是也存在一个‘明’和‘清’的分野问题?可否认为蔡先生提出的‘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从这里也透露出一定的消息?   ”(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

二、      进一步阐发红楼梦的“排满”思想

从以上论述已经可以看出刘梦溪先生对蔡元培先生的“排满说”有了新的深刻的理解。这些思想在其他章节还有更深入的论述。

(一)、关于“耶律雄奴”

刘梦溪先生在“《红楼梦》有没有反满思想”一节中指出:“《红楼梦》是否有反满思想?研究者存在歧见,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索隐派是认为《红楼梦》有反满思想的,而且认为不是一般的反满,而是全书的基本出发点和最后归宿,主旨就在于反清复明。考证派冲击索隐派,并没有把《红楼梦》的反满思想一起冲击掉。许多在红学考证方面做出贡献的红学家,都不否定这一点。例如周汝昌先生、吴恩裕先生的态度是肯定的,他们通过不同途径来揭示曹雪芹与明遗民的关系,相信不满意满族统治的思想确在书中有所流露。 

还有余英时先生,也认为曹雪芹有汉族认同的意识。他为此曾经撰写专门的论文,具体阐述曹雪芹的‘汉族认同感’。他在引录敦诚的《寄怀曹雪芹》诗之后写道:‘我现在只想用这开首几句,说明一个问题,即曹雪芹已十分明确地意识到他自己本是汉人。而他又生值清代文字狱最深刻的时代,眼看到许多汉族文士惨遭压迫的情形,内心未尝不会引起一些激动。这种激动自然不会达到“反满复明”的程度,但偶尔对满清朝廷加以讥刺则完全是可能的。曹雪芹因家恨而逐渐发展出一种民族的认同感,在我看来,是很顺理成章的心理过程。(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192至第193)

“特别是靖本《石头记》第十八回的一段批语,余英时先生抱有特殊的兴趣,他说此条批语可以作为肯定曹雪芹具有反满意识的一个旁证。这段批语的内容如下:

孙策以天下为三分,众才一旅;项籍用江东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岂有百万义师,一朝卷甲,芟荑斩伐,如草木焉。江淮无崖岸之阻,亭壁无藩篱之固。头会箕敛者,合从缔交;锄棘矜者,因利乘便。将非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轵〕道之灾;混一车书,无救平阳之祸。呜呼,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春秋迭代,不免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凄怆伤心者矣!大族之败,必不致于如此之速;特以子孙不肖,招接匪类,不知创业之艰难。当知瞬息荣华,暂时欢乐,无异于烈火烹油,鲜花著锦,岂得久乎?戊子孟夏,读虞〔庾〕子山文集,因将数语系此,后世子孙,其毋慢忽之。

 

批语的写作时间为戊子,即乾隆三十三年(1768),在雪芹死后不久,当出自畸笏之手,和曹雪芹的思想应该是契合的。

“余英时分析说:‘批者引庾子山《哀江南赋序》,序有“将非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之语,并深致其感慨,应该是指朝代兴亡而言的,如所测不误,则这段批语就很可能暗示明亡和清兴。’(余著《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195页)。笔者认为这一分析至为警辟,完全符合畸笏此批的内容,同时也符合《红楼梦》的思想实际。因此,索隐派的红学观念,至少他们的观念中的认定《红楼梦》具有民族思想这一点,来源有自,未可全然抹煞。

“其实,如果不承认《红楼梦》具有反满的思想倾向,便无法对《红楼梦》第六十三回芳官改妆一段做出正确解释。

“第六十三回不仅描写芳官改妆,还为芳官改名,叫‘雄奴’,犹嫌不足,又叫‘耶律雄奴’。宝玉说:‘雄奴二音,又与匈奴相通,都是犬戎名姓。况且这两种人自尧舜时便为中华之患,晋唐诸朝,深受其害。’结合《红楼梦》产生的明清之际的具体背景,宝玉的话难道还有第二种解释么?作者在这里是站在种族的立场上来驱遣他的人物甚为明显。更妙的是接下去芳官的反问:

既这样着,你该去操习弓马,学些武艺,挺身出去拿几个反叛来,岂不尽忠效力了。何必借我们,你鼓唇摇舌的,  自己开心作戏,却说是称功颂德呢!

 

“显然这是作者转换角色的位置,让宝玉站在作者的立场,接受芳官亦即读者的反讽。‘鼓唇摇舌’、‘自己开心作戏’云云,不是指作者而何?难道不正是作者一面‘自己开心作戏’,一面又一再声称他的书,‘凡伦常所关之处,皆是称功颂德,眷眷无穷’吗?

“因此第六十三回这一段描写,可以说是表现作者反满思想的特笔。如此说可信,则对索隐派红学的有些观点又当刮目相看了。

“笔者最近读到一篇《悼红四题》(已刊于1988年第4 辑《红楼梦学刊》,读者可参阅),认为《好了歌注》含有讽清吊明的意思,《姽婳词》是写明清在山东青州的最后一役,运用史料进行具体分析,至少可备一说。总之《红楼梦》有没有反满思想,是红学的一个绝大的题目,至为重要,作为红学的一桩公案,历来为研究者所注意,对此一问题的探讨,将把对《红楼梦》思想倾向和思想性质的研究引向深入。”

(二)曹雪芹何以最恶妾妇之道
  在“曹雪芹何以最恶妾妇之道’一节,刘梦溪先生指出:“笔者近年颇读陈寅恪先生之书,于义宁之学的特点偶有会心,知道其晚年所著之《柳如是别传》,古典往往绾合着今情,通过表彰柳如是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方面鞭笞明清鼎革之际的失却操守的士大夫阶层,另一方面对现实生活中的没有气节的知识分子也表示了嘲讽之意。改男造女态全新,鞠部精华旧绝伦涂脂抹粉厚几许,欲改衰翁成姹女参见《陈寅恪诗集》第75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这些诗句表明,寅恪先生最不能容忍的是知识分子躬行妾妇之道
  《红楼梦》的作者对似乎也没有什么好感。书中写到的许多,德行言动都大成问题。最突出的是赵姨娘,作者的态度不是一般的对自己作品人物的批评、贬抑、谴责,而是充满了情感上乃至生理上的厌恶。曹雪芹的笔墨本来很忠厚,即使是反面人物,也决不流于简单化。王熙凤劣迹至多,但她聪明能干,自有可爱处。薛蟠之低俗陋劣(还有命案),人皆知晓;但他又有讲义气、不奸猾的一面。惟有赵姨娘,可以说一无是处。《红楼梦》中没有第二个人物被作者描写得如此不堪。我们简直不明白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做。也许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他特别厌恶,成心与过不去。所以对一心想获得妾的地位的花袭人他也不具任何好感。而对不愿做妾的鸳鸯姑娘,却格外敬重。
  第四十六回鸳鸯女誓绝鸳鸯偶,围绕做妾和不做妾的问题,掀起一场牵动面极广的风波,贾母、贾赦、邢夫人、王夫人、凤姐、宝玉、袭人、平儿等贾府上下人等,都卷了进去。且不论贾府各色人物在此一事件中的不同态度和表现,只看鸳鸯的几段说辞就颇为出人意表。贾府的大老爷贾赦看中了老祖宗屋里的丫鬟,要作为妾来收房,这在当时的大家族里,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大太太邢夫人为博贤惠之名,亲自去说项,结果碰了钉子,又派鸳鸯的嫂子出马,戏剧性的场面便发生了——
  他嫂子笑道:你跟我来,到那里我告诉你,横竖有好话儿。鸳鸯道:可是大太太和你说的那话?”他嫂子笑道:姑娘既知道,还奈何我!快来,我细细地告诉你,可是天大的喜事。鸳鸯听说,立起身来,照他嫂子脸上死劲啐了一口,指着他骂道:你快夹着×嘴离了这里,好多着呢!什么好话’!宋徽宗的鹰,赵子昂的马,都是好画儿。什么喜事’!状元痘儿灌的浆又满是喜事。怪道成日家羡慕人家女儿做了小老婆,一家子都仗着他横行霸道的,一家子都成了小老婆了!看的眼热了,也把我送到火坑里去。我若得脸呢,你们在外面横行霸道,自己就封自己是舅爷了。我要不得脸败了时,你们把王八脖子一缩,生死由我。
  鸳鸯这番话诚然是痛快淋漓,但细审话语的向度,羡慕人家女儿做了小老婆这一类话语,作为情急之词,倒也并不违乎情理,问题是还进而说一家子都成了小老婆,就难免有出挑之感。联想到传统社会向来有一体的特征,读者禁不住会想:作者到底是在骂谁呢?更奇的是鸳鸯当着贾母的面发誓不从不嫁时,竟然提到日头月亮照着嗓子,这不分明暗寓着一个明朝的字吗?而贾母就此事发出责难又说:你们原来都是哄我的!外头孝敬,暗地里盘算我。有好东西也来要,有好人也要。既要好东西,又要好人,正是当年南下清兵的行事方式。看来《红楼梦》中有关明清史事的待发之覆不少。虽然我个人并不坚执研究《红楼梦》一定要把书中的情节和明清史事具体联系起来,但如果有人这样做了,我想也应该得到不抱偏见的学术同行的尊重。

(三)、《柳如是别传》与《红楼梦》
    在“《柳如是别传》与《红楼梦》”一节,刘梦溪先生指出:
“陈寅恪先生提倡对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的态度。他说:‘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柳如是别传》再好不过地体现了寅恪先生的这种学术精神。他固然不能谅解钱谦益等南明重臣的降清举动,但对清初知识分子的特殊处境也给予了深在的了解与同情,尝说:‘盖建州入关之初,凡世家子弟著声庠序之人,若不应乡举,即为反清之一种表示,累及家族,或致身命之危险。’又说:‘关于此点,足见清初士人处境之不易。后世未解当日情势,往往作过酷之批评,殊非公允之论也。’(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下册,第111811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于此可见,《红楼梦》作者对登科赴考人士采取那样严厉的痛而绝之、漫而骂之的态度,似不能视为一件小事,很难说没有政治态度和种族观念方面的复杂因素掺与其中。   
   
“又比如第四回介绍李纨出场,作者特地标示李纨的父执李守中信奉‘女子无才便有德’的信条。承《红楼梦会心录》的作者吕启祥教授见告,此典出自张岱的《公祭祁夫人文》,原作‘丈夫有德便是才,女子无才便是德。’而张岱也是由明入清的气节峻洁的文学家,为了表示对清统治者的不满,曾‘披发入山’,宁为劳人。他的关于男女‘德’、‘才’的议论,必不致无指空发,而是同样绾合着当时的‘今情’。曹雪芹借用这个典故,我以为重心应在省去的上句里面,意在突出丈夫之‘德’的重要。明清易代,‘甲申之变’继之以‘乙酉之变’,南下之清兵,一路上攻伐掳掠,势如破竹,但同时也遭到了顽强的抵抗。许多州城县府的命官和守将,常常是坚持到最后,宁可殉之以身(有的是全家自杀),也不向强敌投降。而在南都倾覆之后,仍有志士仁人通过各种方式从事抗清活动。诚如寅恪先生所说:‘建州入关,明之忠臣烈士,杀身殉国者多矣。甚至北里名媛,南曲才娃,亦有心悬海外之云(指延平王),目断月中之树(指永历帝),预闻复楚亡秦之事者。’(《柳如是别传》下册,第11191120页。)
   
“我曾说晚周、晚明、晚清,是中国学术思想的历史转捩点,同时也是民族精神得以发苏与张扬的历史时刻,其中尤以明末清初所激发的文化之冲突更加悲壮惨烈。可是到了清中叶,特别是到了文字狱盛行的雍正与乾隆统治时期,华夏民族的这种文化精神事实上已经耗磨得差不多了。《红楼梦》的大可贵处,就在于他的作者不顾密布的文网,用特殊的文学表现手法,重新与清初的思想潮流作一有力的呼应。   
   
“红学索隐派对《红楼梦》题旨的发掘因此固不可轻视。陈寅恪撰写《柳如是别传》,也不是只美颂传主河东君一个奇女子,对那一时期的可以‘窥见其孤怀遗恨’的南国名姝,包括陈圆圆、董小宛、李香君、卞玉京、顾眉楼、黄皆令、林天素、王修微、杨宛叔、寇白门等,《别传》都或详或略地有所论列。而且在气节上,大都是这些婉婪小妇高过‘当日之士大夫’。至于《红楼梦》的思想里面,显然同样包含有女性更要胜过男性的思想倾向。‘金紫万千谁治国,裙钗一二可齐家’、‘何事文武立朝纲,不及闺中林四娘’,这样一些诗句,已将此种倾向表露得非常直接。再联系到清初流行的‘今日衣冠愧女儿’的说法,如果有论者说生于康熙末年、直接遭遇抄家之变的曹雪芹,很可能与明清易代所引发的思想冲突存在某种历史渊源,我们于是就说这是‘猜笨谜’,恐怕不合于现在人人都在倡导的学术自由和学术民主的风尚。”   
   
笔者认为,如果说蔡元培的“排满说”只是红楼梦排满思想研究的发轫,那么刘梦溪的研究则是红楼梦排满思想研究的完成。原因就在于他通过对“禄蠹”和“国贼禄鬼”的阐发,深刻论证了红楼梦的基本立场,即痛斥卑躬屈膝的民族投降主义者如吴三桂、洪承畴之流。贾宝玉因民族立场而拒绝仕清,深刻论证了蔡元培关于红楼梦“
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的主题思想。刘梦溪先生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原则出发,高度评价了红楼梦的排满思想,称赞红楼梦弘扬了民族精神,尤为弥足珍贵。刘梦溪的红学思想,值得后学认真研究,发扬光大。



声明:未经作者同意请勿转载  

IE5.0以上&800X600分辨率取得最佳浏览效果 本页文字版权归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