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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索隐娱乐”的红学研究   

作者:张兴德  收录时间:  2013年11月29日下午7:21

   以“探轶”“解密”为特征的当代新索隐、探轶派,首先在红学界内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出现了《红楼梦》研究的泛娱乐化、非学术化、作品解读的神秘化、非文学作品化的现象。他们和一些受他们影响的人,带着猎奇的心态去“探轶”“解密”《红楼梦》,把原本是一部小说,“研究”成了一部奇书、天书,隐藏着无穷的秘密。

   红学研究如何成为娱乐话题? 

  李希凡先生在他的新著 《李希凡自述——往事回眸》中,在回顾当年“批俞评红”时,曾经奉命批评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中的错误观点并保护其“过关”时的往事。他联系当前的红学界现状,有这样两段话:

  周汝昌错误的研究方法在今天依然影响恶劣,而现在被一些著名媒体捧红的红学“研究新成果”,其实是把曹雪芹家事和鲁迅曾批评过的“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混在一起的陈腐理论,贻害甚深。

  当年“新红学派”的“自传说”的谬误,已被发展到“宫闱揭秘”,《红楼梦》简直不再是文学杰作,而成了“索隐大全”!并且成了视频“娱乐文化”的一大品牌,影响青年读者的“畅销书”。(第201页)

  李先生这话可谓一针见血!说出了近年走红的“当代新索隐、探轶派”的谬误及其来龙去脉和恶劣影响。实际情况完全如此。笔者今年春天在大连图书馆的“白云书院”作了一次关于《红楼梦》的思想艺术的读书辅导报告。我是从小说这个视角讲的。事后一些听众以周汝昌和刘心武的“探轶”“解密”的相关问题来同我“讨论”。我的一个外孙女是某大学文学艺术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据她讲,同学中认同周汝昌、刘心武先生的“探轶”“解密”者甚多,有的竟然认为这才是对《红楼梦》的“高层次的”解读,仅仅认为是小说,那是“低层次”的,甚至不屑去当小说去读。虽然周汝昌先生驾鹤西去,但是,他开创的当代新索隐、探轶派的影响不容小看。这在当前既是一个学术问题,又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文化现象。

  也许因为周汝昌、刘心武先生的原来的社会名气大,因此他们以“探轶”“解密”为特征的当代新索隐、探轶派,首先在红学界内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出现了《红楼梦》研究的泛娱乐化、非学术化、作品解读的神秘化、非文学作品化的现象。他们和一些受他们影响的人,带着猎奇的心态去“探轶”“解密”《红楼梦》,把原本是一部小说,“研究”成了一部奇书、天书,隐藏着无穷的秘密。不仅是一部曹家的秘史、李家的秘史、清宫的秘史,更有其他许多考证不完、探佚不尽、索隐不止的“真事”。对曹雪芹的研究也越来越离奇,他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家,还是个勇士和阴谋家。他的一些“亲朋好友”,甚至和他八杆子打不到的人,也都成了研究对象。对曹雪芹的祖籍研究也已经“深入”到他的祖宗的祖宗,甚至更远。“大概”“可能”“估计”“我想”成为这些红学文章(著述)的流行语。“××红学”,迭出不穷,所谓的新流派、新学说、新发现,目不暇接,读不胜读;红学分支的分支,考证的考证,犹似天方夜谭,无奇不有。

  当代新索隐、探轶派对社会的影响更不容忽视。按照周汝昌彻底否定后四十回的理论和探轶学理论为指导而拍摄的一部1987年版的 《红楼梦》 电视连续剧热播,全国电视观众甚至连娃娃在内都知道《红楼梦》 后四十回不值得一看,是“伪续”。原本红学界内部的一个学术问题,于是就成了家喻户晓的“文学常识”。继而,揭秘《红楼梦》八十回后的人物命运的和故事情节的“秦学”等一大批“揭秘红学”应运而生并且连连走红,甚至进了千家万户。接着而来的是按“脂砚斋”的批语提示和探轶学为指导思想的多部续“红楼梦”相继出版。经媒体的热炒,人们对这些奇谈怪论的关心热度和广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对小说《红楼梦》本身思想和艺术的解读。它的直接负面作用就是人们已无暇把中国的文化瑰宝《红楼梦》当作小说去细细品读。这表面的红学热,实则是《红楼梦》的冷。一些青年读者甚至不知道《红楼梦》究竟写了一些什么内容。正如俞平伯先生晚年反省自己的红学研究时说的“一切的红学都是反《红楼梦》的”。还有《红楼梦》的出版乱象,一部流传了二百多年的程本《红楼梦》,被彻底否定。前八十回被换成据说是更接近曹雪芹原著脂批本的“庚辰本”,后四十回被“考证为无名氏”。受此影响,不同版本的《红楼梦》出现了八十多种。又回到了程本出版之前的“无定本”时的状态。

  总之,这已经成为一种值得关注的文化社会现象。当然,这种社会文化现象的出现,原因比较复杂(后文将专题论述),不能完全怪罪于当代新索隐、探轶派,但是,他们的推波助澜造成的恶劣影响则是不能不看到的。

   走向市场化的红学研究 

  李希凡的话已经指明当代新索隐、探轶派的理论谬误的核心问题。这里再作一些补充:

  《红楼梦》 是什么?我们说当代新索隐、探轶派的理论荒谬,恰恰表现在这个“小儿科”的问题上。正如前文所引李希凡先生概括的,在他们看来“《红楼梦》简直不再是文学杰作”。这就是当代新索隐、探轶派理论谬误的本质和核心。《红楼梦 》是小说。否定《红楼梦》的小说性质或认为《红楼梦》不仅仅是小说,它是有“特异功能”的“奇书”,这是历史的大倒退。纵看《红楼梦》 的流传史,二百多年来,《红楼梦》的小说“身份”并无人质疑,是被人们公认的“古典四大名著”之首。就是早年蔡元培和胡适的争论时期,也没有人明确否定其小说的性质。他们也仅停留于小说到底“影射”到谁的层面上。蔡元培明确地说:“《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明之失”。俞平伯先生晚年自省时也明确说:“《红楼梦》毕竟是小说。”上述这些不争的事实说明,当代的新索隐、探轶派,自诩的什么“红学研究的新发展”云云,不过是自我标榜和自我陶醉而已,实际是历史的倒退。

  红学研究的目的是什么?当代新索隐、探轶派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背离了红学的宗旨。胡适就是典型的为了研究而研究,为了考证而考证的代表。胡适从来就对《红楼梦》的评价不高,他多次表示,《红楼梦》算不上优秀作品(更谈不上伟大作品),仅仅是一部二流小说而已。他自己不止一次(包括到了晚年时候)地说过,他对《红楼梦》一书本身不感兴趣,而感兴趣的是考证。由于胡适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他这种为考证而考证、为研究而研究的红学理论,被当代新索隐、探轶派全面继承并“发扬光大”。周汝昌在回答“什么是红学”时就明确说,红学是不包括对《红楼梦》 本身思想艺术的解读的,他给“红学”立的“研究内容”是所谓的“四学”即所谓“脂学”、“曹学”、“探轶学”和“版本学”。至于对《红楼梦》文本的解读,那是文艺学的事。刘心武先生在《口述》专栏节目中讲话,回应人们对他的“索隐红学”的批评时也说,他到央视《百家讲坛》去讲“揭秘”《红楼梦》,挽救了《百家讲坛》即将被淘汰出局的命运,一下子就提高了其收视率。他到美国讲学,人家也根本不在乎你讲得是否正确。这言外之意是说,他的红学研究,功莫大焉,红学研究不要管它正确不正确,只要有读者就行。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研究红学不是为了帮助人们更好地解读《红楼梦》的思想艺术,而是一种为所谓的“红楼文化现象”而进行的“高尚”的“学术研究”,同《红楼梦》本身思想艺术无关,极力追求其中的趣味化、泛娱乐化、文本解读的神秘化等等。在他们看来,这些才是红学应有之义。

  红学研究要不要遵守一些起码的学术规则?

  作为社会科学的“红学”,究竟还要不要遵守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些基本的学术规则?当代新索隐、探轶派的红学研究,是不顾这些“规则”的。他们靠大胆想象、猜测,构建了他们的理论大厦。在他们的文章(著作)中充满了“大概”、“可能”、“估计”、“我想”之类的不确定和莫须有、莫须无之类的事实和所谓“结论”。例如,周汝昌先生的著名的“脂砚斋是史湘云”说,就是这样“论证”出来的。作者毫不隐讳地说,他的考证就是“悟”,无须讲逻辑。又如,刘心武先生说,给秦可卿看病的张友士是衔命到贾府的,其根据是“张友士”是“有事”的谐音。于是,由此生发开来,又经过一系列的推理,秦可卿就成了皇姑出身。这谐音本是作者的游戏笔墨,作为一种艺术的赏析自无不可,但是以此作为一种研究《红楼梦》的方法和事实根据并无限引申和作为一种独立的论据,则有失科学性。按这个路子,不由使人产生这样一个联想:《金瓶梅》的作者,一定是最早把《水浒传》研究透了的“探佚”专家了。 

  当代新索隐、探轶派走红探源 

  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也是目前红学界几乎集体失语和刻意回避的问题。但是,在我看来,这正是一个须要回答和正视的问题。现在有许多人对当前红学研究不满,提出“重建红学”的问题。窃以为,“重建红学”应该从清理红学研究中的谬误理论开始。红学研究中的谬误理论不清理,是非不分,何谈“重建红学”?

  当代新索隐、探轶派之所以走红并造成恶劣的影响,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研究历史的原因,这不能不涉及到对1954年那场“批俞评红”的认识和评价。本来,周汝昌的“曹家自传说”的错误理论,早在1954年的“批俞评红”中就同俞平伯的唯心主义红学研究一起受到批评,这种批评正如李希凡先生说的,在现在看来也是正确的。但是,遗憾的是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批俞评红”被全面否定。此后,周汝昌的“自传说”、“后四十回是阴谋说”、“探轶说”等等理论开始走红。当年已经被批判的一些理论,也都“时兴”起来。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是现在红学界存在的许多问题和不良倾向,都同对当年“批俞评红”的认识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如何全面正确地认识当年那场“批俞评红”?李希凡在他的自述中作了全面、辩证的总结。他说,不能认为当年对俞平伯的批评是对俞平伯错误的研究方法的“误读”,从而彻底否定当年对俞平伯的批评的正确性。事实上也是如此。晚年的俞平伯,他多次对自己的红学理论进行了反思。已经放弃了自己早年同胡适、周汝昌相同的研究方法和思想观点。这也证明,对俞平伯的批评尽管出现局部的毛病,但是从总体上说,是不能全盘否定的。

  从现实情况看,当代新索隐、探轶派之所以走红并造成恶劣的影响,这同当前思想理论界的一些混乱以及社会风气不正有极大的关系。对错误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不能批评,只能“捧”。据我所知,周汝昌的 《红楼梦新证》《后四十回阴谋论》说等错误学术观点和学术研究方法,在海外就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委婉地提出批评。可是在国内,却有新闻媒体一捧再捧,至今还有人说是“划时代的著作”云云。现在还有些人公然主张,对《红楼梦》怎么研究都可以,不要规定“条条框框”,不要分什么正确错误。否则就是“限制学术自由”,甚至嘲笑“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原则。笔者认为,这不仅是红学研究的一个原则问题,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原则问题。红学批评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是平等的讨论。放弃对错误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观点的批评,是非不清、混浊不明,这是当代新索隐、探轶派走红并在社会造成恶劣影响的根本原因。 

 

张兴德  简介   1941年生   黑龙江鹤岗市人。 曾长期在部队工作 退休前为大连市中山区宣传部副部长,现为中国红楼梦学会会员,自由撰稿人  。曾在《红旗》杂志 《求是》的《内部文稿》《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学习时报》《中国社会科学报》《文艺报》《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红楼梦学刊》《红楼梦辑刊》 等重要报刊发表四百余篇学术、理论、言论等文章。约三百万字  。有二十余篇学术、理论文章被 《人民大学书报资料复印社》《新华文摘》《文摘报》《邓小平理论文库》等书(报)刊转载。有红学专著 《文学的哲学--红楼梦的第三种读法》被《红楼梦大词典》收录和被加利福尼亚大学收藏。新著《对社会发展史几个重大理论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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