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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红楼论

作者:水西弱  收录时间:2012年1月14日 下午6:35

内容提要:文学作品的创作和阅读,是人与人之间的通讯。作者是发出信息的人,读者是接收信息的人,作品是信息的物质载体。

一个人大脑里的信息不能直接传送到别人的脑子里。信息传送需要信息代码。人际通讯的信息代码是语言。

语言是一个群体公认的,约定俗成的,公开透明的系统。字典、辞源等语言工具书是它的明码本。

人们需要经过学习才能正确理解和使用语言。

文学创作就是作者创造新信息,并把信息翻译成文字,编辑成作品。

索隐问题的要害是无“隐”可索,无可索之“隐”。

自叙传说是一个谜底已经消失,人们永远猜不破的超级笨谜。

《红楼梦》是一部以宝黛爱情为主线的虚构小说。


关键词:信息代码 信息创造 红楼梦 索隐说 自叙传说



说来也怪,《红楼梦》写什么?这个问题困惑红坛二百年,至今尚难定论。本文试从崭新的视角,崭新的方法来一番别开生面的探讨。

文学作品的创作和阅读,是人们交流思想感情,传递信息的行为,是人与人之间的通讯。作者是发出信息的人,读者是接收信息的人,作品是信息的物质载体。《红楼梦》就是一个例子。

人们看见天空彩云翻飞,树上鸟儿欢叫,河里鱼儿畅游,草原上羊儿跑动,这些信息进入大脑中枢神经,被储存记忆起来。这些大脑记忆中的信息是无法直接发送出去,传达给别人的。或者说,一个人是无法直接得知别人大脑里的信息。要实现人们思想感情的交流,信息的传递,需要信息代码。这是一种把信息转换成代码(符号)的中介。这个代码系统应当和各种各样事物构成一一对应关系,并且这种信息与代码的互相转换和人体的生理结构相适应,也就是说,信息的编码和译码功能都是人类自身可以独立完成的。适合这样条件的信息代码系统就是语言。

语言是人类进化的产物,也是人类交流思想,进行通讯的努力尝试探索实践的结果。语言系统的形成与人类的发声,听觉、视觉、辨识、记忆、大脑控制功能等人体生理结构的进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彼此互相影响,互相促进,逐步完善。任何鸟类或其他动物甚至类人猿都没有这样的语言能力。有了语言,人类就获得两条通讯路径,两条信道。一条是语音信道,另一条是文字信道。语音信道:讲者发出信息(信源)——语音编码——声音——耳(听者听觉器官)——语音译码——听者接收信息(信宿)。文学信道:作者发出信息——文字编码——作品——眼(读者视觉器官)——文字译码——读者接收信息。语音和文字两条信道可以独立进行,也可以交叉进行或者同时进行。

作为信码系统的语言,其语音、文字和语义之间有严格的对应关系。这种关系是人们约定俗成的,有高度任意性,如江河湖海,日月星辰,眼耳口鼻……这些信码是精巧的,是人们公认的。语音——语义,文字——语义,语音——文字,这些关系是一一对应的,也就是说,是“一音一义”或“一字(词)一义”的,尽管也存在极少数多音字或多义字,如“行”字,有“行走”和“银行”之分,又如“重”字,有“重量”和“重要”之别,但在某一具体情况下,也只表示一个确切的意义。正是这种一一对应关系,才保证语音和语义,文字和语义能够准确无误地进行双向转换。从而,使讲者把信息准确地传递给听者,作者能准确地把信息传递给读者;同时,也保证听者接收到的信息,读者接收到的信息,正是讲者或作者所要传达的信息。

语言的形成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各个民族生活在不同地域,人体生理结构,生活习惯存在着差异性,对声音、字形各有偏爱,因而出现不同的语言。现在全世界有3000多种语言。各种语言的语音自然不同,文字也有差别。好些民族采用拼音文字,我国汉族则采用方块字,古代巴比伦人,亚述人,波斯人都曾经采同楔形文字。

语言,这个人际通讯的信码系统是十分庞大精细和复杂的。它囊括的对象是世间上万千事物,人类感情的欢乐悲哀,人际关系的错综复杂,抽象思维的符号公式,逻辑推理等等,所有这些,统统都要有信码(语音,文字)来表达。尽管语言只是表示对象的概念和范畴,但信码的数量还是十分可观的,就我国汉字来说,1710年编纂的《康熙字典》,共收集汉字47035个。由这些字组成的词的数目将会增加数倍。1999年出版的《辞海》,收录单字19485个,其中17674个列为字头,字头及独立词达122835条,由此可见一斑。

这个庞大的信码系统要求人们长期记忆在脑海中,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于是,人们编纂了字典,辞源,辞海等语言工具书籍,把古代汉语的读音、语义和使用方法记录下来,使人们在学习和使用语言文字有所遵循。这些书籍是公开发行的,这也说明语言是个透明的明码系统。从传说黄帝史官,苍颉造字算起,经过几千年的积淀和发展,我国语言文字系统已相当成熟,在使用上已达到有法可依,有典可据的完善程度。

语言是人所特有的,“是人的最突出的成就”,(1)其他动物以至人的近亲黑猩猩也无法掌握,然而,控制论创始人维纳指出:“言语不是天赋的,言语能力才是天赋的。”(2)这段话的意思是,人不是天生下来就会运用语言进行人际通讯的。人的生理结构,眼、耳、口、舌、大脑等,使人具有了视觉,听觉,发声以及辨识,记忆,控制等功能,具备了进行编码、译码的条件,但这只是一种可能性,要付诸实施,还必须进行学习。学习信息系统的语音,文字,语义彼此的对应关系,掌握互相转换的技能和方法。对于庞大的,约定俗成的,高度任意性的信码系统,我们只能一音一字地,老老实实地,认认真真地学习,还要不失时机地长时期地学习。这和巴甫洛夫神经学说相一致。通过语言文字认识事物是人脑的一种条件反射,不是先天就会的,而是后天学习形成的。

语言学习应从儿童开始。“有证据说明,临界期是存在的,在此期内,学习语言最为方便,倘若过了这个时期还没有机会跟自己同类(不管是什么种族)接触的话,那么,语言的学习就变成受限制的,缓慢的和十分不完全的了。”(3)

语言学习不是一蹴而就的,从儿童识字开始,人们花费了十多年,甚至更多时间。经过学习,人们认识了信码,熟练了语音、文字、语义的转换,提高了编码和译码能力,丰富了知识,使人际通讯能够顺利进行。

人类发明了语言这种信息代码,拥有了语音信道和文字信道,才能进行交谈通话和书信往来,实现人际通讯。诗歌、散文、小说等文学作品实质上也是一种书信,一种公开的向广大读者传播的长篇书信。作者就是把脑海里的信息翻译成文字的人。作品就是负载着作者发出信息的文字载体。有了这种物质载体,信息才能被长久地记录下来,实现跨越时空的传播。读者就是阅读作品,接受信息的人,具有把文字译成信息的能力,共同的语言系统把作者、作品和读者联系在一起。创作和阅读说到底是一种以作者为信息创造者和发出者,读者为信息接收者,始端是人,终端也是人的人际通讯。



文学创作是一种信息创造,是作者大脑神经系统的高级活动。

创作需要题材,题材也是信息,是作者大脑里已经形成记忆的信息,是神经处于高度兴奋时能被检索出来的信息。

人降临世上,便接触信息。信息的来源具有多样性。有直接参与其中亲身体验的,有途听道说的,有从阅读书籍文字得来的,一个人间接得来的信息在其信息总和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还有一部分信息是通过人的大脑活动,通过联想或幻想得来的。

人生的经历丰富多彩,获得的信息万万千千,但并不是所有信息进入大脑以后都能形成记忆。许多消息一闪而过,转瞬而逝,过目即忘。只有那些刺激强烈,扣人心弦,反复多次出现的信息会在大脑里留下深刻的痕迹。随着岁月流逝,人的记忆日渐淡忘。到了中老年,许多儿时的记忆已经变得模糊不清。当然,人们可以用文字把信息记录下来,长久保存。但这却是极个别人做到的事。一般人则是听之任之。随着生命的终结,肉体消亡,脑海里储存的信息也随其载体离开人间而消失得无影无踪。

文学创作,就是作者创造新信息,并形诸于文字,编辑成作品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创造新信息,把原来的信息进行筛选,分解,加工,重构,组合成新信息;二是把新信息翻译成文字代码,构成物质载体。这两个阶段互相联系,互相渗透,贯穿创作全过程。

作者的思想道德倾向与创作有密切关系,直接影响对信息的评价和重构。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群雄混战,争夺天下,逐渐形成魏、蜀、吴鼎足而立的三分局面,涌现出刘备、曹操、周瑜、诸葛亮等风云人物,陈寿的《三国志》对这段历史略有记述。罗贯中与陈寿观点不同。他在创作《三国演义》时贯穿了一个拥蜀反魏,尊刘贬曹的正统思想,把平庸无能的刘备塑造成一个“知人善任”,“三顾茅芦”、“宽仁待民”的“圣明君主”。把文韬武略、横槊赋诗的曹操刻划成诡诈残暴的“宁肯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乱世奸雄。

每个作者都具有各自独特的艺术风格,在创作方法上各自各精彩。鲁迅先生在谈到其创作的经验时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儿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想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4)

红学家许啸天说:“当我做小说的时候,偶然听到甲的情节可取,便给他写上;又听到乙的情节合甲,也给他写上了;拉拉扯扯,再加些穿插,便成了一种小说。我只图我的小说成局,却不管事实的真假——更不问这事实是属于甲或者是属于乙的。”(5)话语间透露出另外一番潇洒。

创作往往发生在神经系统处于高度兴奋的状态,特别是灵感出现的时刻,思绪像井喷一样涌出,欲罢不能。这时容易爆发出瞬间的火花,产生各种奇思异想。《西游记》的天堂地狱,妖魔鬼怪,孙悟空,猪八戒等,都有着浓厚的幻想色彩。它们不存在于现实世界中,是艺术家虚构的产物。

还有写于1910年的幻想小说《新中国》,书中主人翁陆云翔仿佛梦见100年后的情景:

万国博览会在上海举行,“特在浦东辟地造屋。”

“一座很大的铁桥,跨着黄埔,直筑到对岸浦东。”

“把地中掘空,筑成了隧道,安放了铁轨,日夜点着电灯,电车就在里头飞行不绝。”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举行了。100年前书中描绘的浦东大铁桥,越江隧道和地下电车隧道,竟然与现今上海三大工程的南浦大桥,延安东路越江隧道及地铁一号线的地点方位几乎完全吻合。人们不禁惊叹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和非凡的预见能力。

创造新信息阶段是在作者大脑里进行的。大脑既是原料仓,也是加工场,还是成品库。对信息进行分解,加工,组合,重构是大脑中枢神经系统的一种复杂的非决定论的内随机活动。作者选择哪些信息,是否选用模特儿,是专用一人,还是“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的“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至于哪些人物或情节加入幻想元素更加一种率性随机的行为。各个作者存在差异,没有一般规律性。就目前科学发展水平而言,人们对这种神经活动的内在机理和具体“细节”尚不清楚,还是一个有待人类继续探索的未知领域,看来,这种创作时神经系统的深层次活动,只有作者自己心知肚明。如果作者不言,别人则无从知晓。这时创造出来的新信息仍然储存在大脑里,不能直接输出。创作需要进入第二阶段,把信息转换为代码,形成物质载体。否则,随着岁月流逝,记忆日渐淡忘,直到生命终结,信息就会随之消失。

第二阶段就是把创造出来的信息翻译成信息代码,构成物质载体。这是由大脑、传导神经,手或口,舌,声带等器官共同完成的。通过语言系统的语音信道或文字信道,或求助于语音,录制成光盘;或形诸于文字,书写成作品。这样构成信息的物质中介,才能把新信息记录保存下来,传播开去。

如果说第一阶段作者可以放纵神思,在自由王国中展翅飞翔,那么进入第二阶段就受到了各种客观因素的限制。首先,必须遵守信息传播客观规律,了解语言信码系统两个特点:一是文字与语义在具体情况下,有着一一对应的规律,这样,信息和文字相互转换才能正确无误地进行。二是一个公开透明的明码系统,其译码本就是各类语言工具书。作者不能违背这些规律,自作聪明地独立另搞一套,否则,读者看不懂。

其次,作品不是杂乱无章的文字堆砌,需要选择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表现形式,如:诗歌、小说等。各种艺术形式都有各自不同要求和格式。诗歌讲究词语精炼、含蓄和韵律,旧体诗词更要求符合相关格律。戏剧受到舞台背景的时空局限。小说则要求人物形象的典型性和故事的完整性。

两个阶段是互相联系的统一有机体,两个阶段都完成了,文学创作才算大功告成。




作者和读者是相对作品而言的。作者是把脑海中创造的信息转换成文字,书写成作品的人;读者是通过阅读作品把书中文字信码转换成脑海中信息的人。不仅作者要具备一定的条件,读者也有相应的要求。他需要学习过作品中使用的语言系统,熟练掌握文字与信息互译的方法。《红楼梦》是用汉语写成的小说,只有学习过汉语的人才能读懂它,而未学习过汉语的少数民族或外国人则看不懂了。

读书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别以为一杯清茶,一把扇子,翻开书本,信息就会悠悠然自动流入脑子里。根本不是这么回事。阅读是一项紧张的脑力劳动。读者眼睛看到书本的文字,通过视觉神经传导到大脑,大脑神经系统将信码转换成图像,从而获取了作者传递的信息。这是一个信息译码过程,读者需要聚精会神,令其神经系统处于兴奋状态。否则,即使打开书本,也会视而不见,或者如水过鸭背一般过目即忘,看至后者忘了前者,书就无法读下去了。浩瀚书海,种类繁多,读者拥有选择的权利。他们会挑选适合自己需要的书,通过阅读,丰富知识,增长才干,享受艺术,平添乐趣。作者理所当然了解读者的状况,创作时尽量满足读书的需求,把作品写得精彩动人,妙处横生,高潮迭出,借以吸引读者的眼球,刺激其神经,令其兴奋不已,爱不释手。聪明的读者也会自觉调整好心态,做足功课,仔细欣尝品味领略作品的底蕴内涵。

读者和作者可能从未谋面,素昧平生,甚至相隔几个世纪,是信息纽带把他们联系起来。一个热衷于把自己感悟的人生况味向读者倾诉;一个乐意细心聆听作者讲述的故事。他们或不自觉地联合起来,默契配合,从各自不同的侧面作出相应的努力。维纳在谈及这对通讯两端的“陌生人”时,不无感慨地说:“通讯是一种博奕,是讲者和听者联合起来反对混乱力量而进行的博奕。”(6)这句话的意思换成当今时尚流行语就是:就通讯来说,作者和读者是站在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

文学艺术的灵魂在于创新。《红楼梦》是一部以宝黛爱情为主线的虚构小说,是具有丰富想象力的艺苑奇葩。天空没有太虚幻境,地上没有大观园,人间没有真实生活过宝玉、黛玉、宝钗、湘云、妙玉、晴雯、袭人……这些新形象是信息世界创造出来的精灵。他们诞生于作者的大脑中,寓居在作品的文字里,复活在读者的心坎上。在《红楼梦》问世前,现实生活没有他们的踪迹。在《红楼梦》出版后,客观世界也不见他们的身影。他们只活在读者的心中,其他则无从领略。只要是《红楼梦》的读者,无论是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都能感受到他们的存在,仿佛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看见其言容笑貌,觉察其心灵颤动,甚至触摸到富有弹性的肌肤。正是这么一群虚构的却令人可信可亲的崭新的艺术形象,深深地感动了千百万读者,使他们的精神生活得到充实和满足,获得了巨大的艺术享受。

如果说作者的大脑是创造新形象的梦工场,那么读者的大脑就是新形象的归宿地。这种凭借语言为信码,作品为中介,人的大脑神经系统转换功能,使作者创造的新形象,栩栩如生地复活在读者的脑海里的信息传递,是人类特有的一种通讯,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项伟大成就。



索隐,是红学的一个古老问题。

《红楼梦》卷首说:“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这句话激发人们寻根问底的好奇心,饶有兴趣地寻觅那隐去的“真事”。自1794年周春在《阅红楼梦随笔》提出“张侯家事说”,继后,陆续有人提出“明珠家事说”,“顺治帝与董小苑故事说”等。其中《石头记索隐》颇具典型性,故略作评说。

《石头记索隐》开宗明义地断言:“《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7)它用影射方法把《红楼梦》中人和康熙时期朝政官员对应起来,列举11人,具体是:宝玉影射废太子胤礽;巧姐也射胤礽;黛玉射朱竹坨;宝钗射高江村;探喜射徐健庵;王熙凤射余国柱;湘云射陈其年;妙玉射姜西溟;惜春射严荪友;宝琴射冒辟疆;刘姥姥射汤潜庵。

然而,茫茫史海,何处寻觅这些影射对象呢?这种漫无边际的猜测,被人讥讽为很牵强的附会,是“猜笨谜”。面对指责,作者以推求三法进行辩解。何谓推求三法?就是:“一、品性相类者;二、轶事有征者;三、姓名相关者。”可惜这三法依然是含糊不清,缺乏科学性。从信息代码、信息创造和信息接收角度来看,其谬误尤其明显。

语言是信息代码系统,具有文字和语义,符号和信息的相互对应转换功能。影射则不同。它说的是词语与词语的对应,人物与人物之间的转换。它不是信息代码,在实际上根本行不通。语言是人际通讯的工具,是人们公认的公开的,透明的系统,语言工具书就是记录这种对应关系的明码本,是人们学习和使用的依据。推求三法不见于我国所有的辞书,人们概不知晓。辞书上没有词语和词语对应的记载,更没有具体人与人之间影射的条目,如:王熙凤影射余国柱。

推求三法初见于《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发表在1922年。《红楼梦》作者生活在康乾年间,两者相差约二百年。《红楼梦》作者决无理由看到推求三法,更谈不上运用到创作小说了。

阅读是人的神经系统的一项紧张的活动,也是一种条件反射。根据巴甫洛夫神经学说,当视觉神经受到某种刺激时,大脑皮层会作出相关的反应。胤礽,朱竹坨,徐健庵等人事迹记载在《东华录》、《啸亭杂录》、《澹园集》等古籍里,当且仅当人们读到有关他们的文字时,大脑皮层才会获得相关信息,呈现他们的影像。《红楼梦》中没有叙述他们的片言只语,自然不会引起大脑皮层作出相关反应。当人们读到《敏探春兴利除宿弊》时,脑海里会浮现出一个鸭蛋脸面,长挑身材的聪明智慧干练的才女,而不可能出现头带官帽,身穿蟒袍,脚蹬朝靴的朝廷命官。

其他运用关合、附会、拆字、影射手段的索隐文章,大抵也存在相类似的问题,这里不一一评说了。

“索隐”问题是由追寻“真事”而引起的,关键问题是:这种隐去的“真事”存在什么地方?还可求索到么?信息论告诉我们:没有被形诸于文字的储存在人的脑海里的信息,包括隐去的“真事”,别人是无法知晓的。因为信息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即使作者尚活在人间,通过解剖,打开头胪,也不能看见具体情景,至多只能在大脑皮层找到某些“痕迹”而已。同时,信息是必须依附物质载体而存在的,随着作者的逝去,肉体的消亡,其负载的信息也就灰飞烟灭了。《红楼梦》作者离开人世已二百多年,所以,索隐问题的要害是无“隐”可索,不存在可索之“隐”。



1921年,《红楼梦考证》提出:“《红楼梦》这部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从逻辑上说,这个论断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二是作品是按照曹雪芹的生平事迹来写的。两者缺一不可。

《红楼梦》成书过程复杂。它是由不同来源两部分组合的合订本。开始时以八十回手抄本流行。因手工传抄,耗时费力,产量极少,价格昂贵,能有机会目睹者廖若晨星。约三十年后,1791年刊印本出现,《红楼梦》才广泛流传于世。此后,百分之九十九的读者看的都是刊印本。刊印本比手抄本多少四十回。后四十回是程伟元数年“竭力收罗”得来的。他从藏书家和故纸堆中积来廿余卷,后偶于鼓担上重金购得十余卷。他把这些残稿交与友人高鹗整理。高鹗花了一年时间,“细加厘剔,截长补短”,完成了修辑校阅工作,镌板付印刊行。这后四十回的来历在程甲本和程乙本的序言中有详细交代。

前八十回作者和后四十回续书者俱没有署名,究竟出自何人之手,没有文字载。但前八十回增删者是曹雪芹,后四十回整理是高鹗却是记录在案,无可置疑。从两部分出现时间,文中流露出作者的个性特色,艺术风格,语言韵味以及情节衔接的破绽来看,前后两部分决非出自一人之手。很明显,后四十回与曹雪芹没有什么牵连,不为他所著,因而不符合第一个条件。

曹雪芹生活贫困潦倒,英年早逝。他死后,挚友敦诚悲痛万分,赋诗悼亡。《挽曹雪芹》:

四十年华付杳冥,哀旌一片阿谁铭?

孤儿渺漠魂应逐,新妇飘零目岂瞑?

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

故人惟有青山泪,絮酒生刍上旧坰。(10)

第三句注云:“前数月,伊子殇,因伤感成疾。”诗中透露雪芹是个精通书画,有妻有儿的尘俗人。

反观后四十回,林黛玉魂归离恨天,宝玉失去生平倾情专爱的知心人,顿时迷了本性,若失若忘,万念俱灰,肝肠寸断。中了第七名举人后,就毅然斩断情丝,了却尘缘,抛弃了娇妻爱婢,白发高堂,出家当和尚去了,时年一十九岁。日后之事,就只有疯和尚与跛道人才知道了。宝玉和雪芹两人结局不同,第二个前提条件就不成立。

两个条件都不成立,后四十回就不是曹雪芹自叙传了。

前八十回情况又怎样?

前八十回作者没有署名。这不是他的一时疏漏,他不愿意留名后世是心甘情愿,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决定。具体证据就是人人都能读到的卷首的“楔子”,即从“此开卷第一回也”至“出则既明”这一大段文字。

这篇楔子的写作时间当在雪芹增删完毕,题曰《金陵十二钗》之后,该书问世流行之前。这篇楔子内容相对独立,即使把它抽去,全书不独金瓯无缺,反觉简洁明快。这篇楔子更象序文,但不象其他作品那样置于正文之外,却放在其中,可见作者良苦用心。

这篇楔子写什么?怎么写?它是怎样酝酿产生的?文中接连提及作者,石兄,空空道人、孔梅溪、吴玉峰和曹雪芹等人,我们不好认定谁是策划者,谁是缺席者?但可以有把握地确定“作者”和“增删者”必然曾经参与其中。楔子中“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使闺阁昭传”,以及“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还有末题绝句,倘若不是他们自己说出来,又有谁能知之?特别是,他们作出了惊世骇俗的决定:将作者的姓名隐匿起来,把增删者的名字公诸于众。(或者是:放弃作者的资格,保留增删者的身份,假如“作者”和“增删者”为同一个人。)没有他们首肯,谁个可以越俎代庖?

为了把自己心中的秘密藏得深深,布下重重疑阵。《石头记》冒出两个版本:一是作者在“茅椽蓬牅,瓦灶绳床”所撰;二是“石兄”幻影入世,历劫红尘后所编述。雪芹据以修改的是哪本《石头记》,没有交代。空空道人,孔梅溪、吴玉峰等几度曾经易手,数次频改书名,不知所为何由?他们之间的线索似续还断,无法追踪蹑迹。恍如一团乱麻,教人如堕五里雾中,根究无从。

这篇楔子是围绕作者问题撰写的,其核心问题是作者不愿千古留名!这却是他本人的意愿,尽管有迫不得已的无可奈何的原因。而曹雪芹呢,对其被认定为增删者,默不作声,不表异议。他们是当事人,是亲历者。他们的意见是最直接,最权威的,也是作者和增删者留给后人的唯一确凿证据。与他们相比,其他人的途听道说,就显得苍白无力了。

作者不言,雪芹无语,第一个条件顿成疑团。

第二个条件更加糟糕。如果作者是无名氏,问题就从谈起。假定作者是曹雪芹,情况也非常尴尬。“芹为谁子?”至今仍是红学研究的一个死结。连亲生父母是谁也说不清楚,其他问题更难讲个明白。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生活情况,恰应了第十二支《红楼梦》曲:《收尾》那句话:“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偏偏前八十回写的全是宝玉十五岁以前的事。我们列举不出他们之间有任何相同或相似的具体例子。两者没有交集,是“零相似”。“自叙传说”和“零相似”相差十万八千里,实在不靠谱。

第一个条件存疑,第二个条件谬之千里,结论就难以成立。

后四十回和前八十回都不能自圆其说,断言这部书是作者自叙传,就是错上加错了!

但是,有人心里尚存疑惑。他们有一种幼稚想法:“一切文学作品都是作者的自叙传。”(11)既然不知谁人所著,那么一切皆有可能,假如作者是曹雪芹,事情或有转机。

这种错误观点其实不堪一击。王国维认为这是“大不然之说”。因为按此种说法,“则是《水浒传》之作者必为大盗,《三国演义》之作者必为兵家”。(12)事实上,施耐庵和罗贯中既非兵家,也非大盗,而是缚鸡无力的书生小吏。他们是元末明初人,与作品故事发生的朝代相距二百年乃至上千年。《西游记》写的是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的故事,吴承恩是个尘俗者,不是什么大德高僧。著有《神雕侠侣》、《射雕英雄传》的金庸,并非是深谙内功秘笈纵横江湖的剑客大侠,竟然是一个文质彬彬不懂武术的报业人。这些例子说明,作品的人物故事与作者的生平经历没有必然的联系。

信息创造是在作者大脑里进行的,是中枢神经系统一种复杂的非决定论的内随机活动。创作时挑选什么信息,如何加工处理,如何添枝插叶,移花接木,塑造人物是否采用模特儿,或者加入幻想元素等等,没有一般规律性。《红楼梦》作者在构思贾家时,参考了哪朝哪代哪些皇亲国戚勋业世家的兴衰亡败?贾宝玉,这个读者“熟悉的陌生人”,吸取了哪些痴迷情种的个性元素?康雍乾三朝都没有曹姓妃子,元春形象是由哪些模特儿拼凑而成?这些问题的具体答案都存在作者心灵深处。如果作者不说,别人无从知道。《红楼梦》是一部古典小说,作者离开人世已经很久远了。如果作者是无名氏,他生平没有交代什么;如果作者是曹雪芹,他只留下两句诗:“白傅诗灵应甚喜,定教蛮素鬼排场”。那些深藏在脑海里的秘密随着作者的逝去而消失得无影无踪。如此看来,自叙传说就是一个谜底已经消失,人们永远猜不破的超级笨谜。

一个有着明显逻辑错误的超级笨谜,扰攘红坛数十年,其是非功过,历史自有评说!

水西弱

2011年8月28日

注释:

(1)、(2)、(3)维纳:《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和社会》,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65页,第64页,第65页。

(4)《精读鲁迅》,鹭江出版社,2007年,第358页

(5)《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96页。

(6)维纳:《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和社会》,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54页。

(7)朱一玄:《红楼梦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99页。

(8)《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71页。

(9)宋广波:《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157页。

(10)朱一玄:《红楼梦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0页。

(11)宋广波:《胡适与红学》,中国图书,2006年,第64页。

(12)《胡适,鲁迅、王国维解读<红楼梦>》,辽海出版社,2001年,第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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