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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伪论”考证上的重大失误——与欧阳健等先生商榷

作者:邱华东  收录时间:2010年12月11日 下午12:46

    欧阳健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明清小说研究家,他于1993年前后提出“脂批”和“脂本”都是为迎合胡适的“新红学”而伪造的,而《程甲本》才是曹雪芹“正宗真本”的观点,引起红学界的极大震动和激烈争论。二○○三年,欧阳先生又出版巨著《还原脂研斋》(以下简称《还原》),都四五十万字,从各个方面多层次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可谓集“脂伪论”之大成。欧阳先生不弃末学,与笔者兄弟相称,并热心为笔者查找复印资料,在下感激不尽,铭记在心。但套用西方哲人亚里斯多德的话:“吾爱吾友,但吾更爱真理”。笔者细读欧阳先生所赠《红楼新辨》、《红学辨伪论》以及《红学百年风云录》、《还原脂研斋》诸书,不能不认为其“脂伪论”无法成立。

“事实胜于雄辩”,无论你说什么、怎样说,最后都要凭事实说话。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根本在于考证是否成立。而“脂伪论”在论证过程中出现了重大的、不应该有的误考误证。篇幅有限,本文仅列举要者略加辨析:

一、关于《甲戌本》不避康熙帝“玄”字讳的问题

欧阳先生对“脂本”以及“脂批”产生怀疑,发端于《甲戌本》的不避康熙帝“玄”字讳。1993年,欧阳先生在《关于〈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讳字》一文中写道:“由讳字鉴定版本时代绝无例外”(1[P92],“康熙是清代的圣祖,他的讳,乾隆时要避,嘉庆、道光要避,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时也要避,终清之世,统统要避——何时可以不在避了呢?惟有清亡之后的民国”!(1[P94]。以此作为“脂伪论”的“一个硬证”。清朝避康熙帝“玄烨”的名讳,“玄”字或“敬缺末笔”或改写为“元”字, 而且举凡“玄”的组合字如“眩、泫、炫、铉、弦、痃、舷、伭、蓄”等字中的“玄”都要“敬缺末笔”。在《还原》一书中指出《甲戌本》第七回侧批:“攒花簇锦文字,故使人耳目眩乱”中的“眩”字不缺笔(2[P369],云云。

其实,海内外学者如日本石雷、香港梅节先生以及笔者,都发现了清朝民间的“抄本”和“刻本”中“玄”字不避讳或者避讳不严、不全的实例,证实了这种“避讳绝对论”的观点不能成立。比如,笔者在黄裳先生《清代版刻一隅》一书书影中发现的几例:魏塘柯氏康熙乙丑(二十四年,1685)刻本《绝妙好词》卷一宋·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有“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句中之“舷”字,不缺笔(3[P179];雍正刻本姚廷谦《李义山七律会意》卷一《锦瑟》中有“锦瑟无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华年”、“瑟本五十絃”等句中之“絃”字,皆不缺笔(3[P180];乾隆刻本薛雪《抱珠轩诗存》之《练时日·拟汉乐府》中有“驱玄冥,从荧惑”之“玄”字,不缺笔(3[P210]等等,皆不缺笔,此不赘引。

令人感到惊讶的是,被欧阳健等先生视为“正宗真本”的《程甲本》虽然不少地方确实“避康熙‘玄’字之讳”,但避讳也不严格,同样存在大量不避讳的地方。比如,《程甲本》卷首“绣像”第二十二幅“女乐”后“调寄菩萨蛮”赞辞:“絃管无情,竟作晨钟侣”中的“絃”字(4[P54],就不避讳。另外,如第六回刘姥姥入凤姐之屋“满屋中之物,都是耀眼银光,使人头晕目眩”(4[P224];第十回尤氏和璜大奶奶谈论秦可卿的病情“话也懒怠说,眼神发眩”(4[P311],张先生说秦氏的病症“头目不时眩晕”(4[P321],第十一回尤氏说吃了张先生的药“今日头眩的略好些”(4[P328];第四十回写刘姥姥观看大观楼“只见五彩炫耀,各有奇妙”(4[P1031];第八十二回黛玉做梦听凤姐说其父亲“将你许了你继母的什么亲戚,还说是续弦”(4[P2243],黛玉向贾母求助,贾母则说“续弦也好,倒多一副妆奁”(4[P1031],等等。这几处的“絃”、“眩”或“炫”字都没有缺末笔,也就是说没有避讳。那么根据欧阳先生“绝不例外避讳”的观点,岂非被称为“正宗真本”的《程甲本》也是“民国以后为迎合某人需要”而“伪造”的吗?

二、关于脂批中“造化主”是否“现代词汇”的问题

《甲戌本》第一回有脂批“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甲午八月泪笔”。《还原》中根据《汉语大词典》等资料认为“造化主”一词是梁启超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先使用的“现代词汇”,因此说“梁启超既是中国最早使用‘造化主’一词的人,则下这条批语决不会早于光绪壬寅(二十八年,1902)”(2[P180]

笔者在给欧阳先生的信中指出,《汉语大词典》学术水平较低,不能作为追寻“语源”的根据。实际上,比梁启超早许多的魏源在其名著《海国图志》卷二十五《各国回教总考》中就已经出现“造化主”(造物主)一词:“《西域图志》:回人尊敬造化之主”,称天主为“大造化主”(5[P528];卷二十六《西印度如德亚国沿革》中记载:“《坤舆图说》:亚细亚最西有名邦,曰如德亚。……因造物主降生是邦,故人称为圣主”等等(5[P537]。按:魏源的《海国图志》五十卷本初版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百卷本初版于咸丰二年(1852),至少比梁启超使用“造化主”一词要早半个世纪以上。而其所引用的《坤舆图说》为明末清初来华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16231688)所著,其中“造化主”一词的出现至少在明末清初。而《西域图志》则为乾隆二十一年(1756)敕修,基本与曹雪芹、脂砚斋同时。这都证明在曹雪芹和脂砚斋之前或同时,“造化主”和“造物主”(两者同义)已经在中国大量使用。

更早的例子则出现于两晋南北朝及隋唐。如,东晋·瞿昙僧伽提婆译《三法度论》卷下《依品第二》有“说者众生作世间,梵造化主、伊摄披罗造化主,谓驶耨造化主,无慧者谓尔……”(6[P996];北凉·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第十七卷《梵行品之三》有“所谓梵天自在天性时微尘法及非法,是造化主,世界终始,断常二见”(7[P186];唐代的傅奕《请废佛法表》一文中有“大唐廓定,作造化之主”(8[P591];著名的边塞诗人高适《鲲化为鹏赋》一文中有“一朝乘阴阳之运,遇造化之主”(8[P1241]等等。

而自明朝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等到中国传教之后,“造化主”、“造物主”之类的词汇即在中国大量流传和使用,清朝整个时期一直到末期,非常广泛。如顺治三年(1646)刻印的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性学觕述》,其《自序》云:“欲格物者,其要端有二:一为人性之论,一为造物主之论。……认己则知与凡物原属造物主攸生,窥造物主为生生之原”(9)[P214],瞿式耜为此书写的《性学序》曰:“自造物主生天地人物,莫不各有当然之则”(9)[P213];康熙四十一年(1702)仁和张紫臣为《天主教合儒》一书写的《序》曰:“……返之造物主生天、生地、生人物之原本,岂容是之多歧乎?”(9)[P127];康熙三十七年(1698)济南天衢天主堂刻印的《正学鏐石·释鬼神祭祀之辩》云:“吾虽未见天主,见造化之迹,知必有造物主也。则造化之迹,正所以彰显天主之迹,而岂鬼神即为造化之主哉?”(10)[P169],等等。

也就是说“造化主”、“造物主”一词及其概念,至少在晋唐之时就已经出现,这是一个很古的词汇和概念,明清之际由于西方基督教的传入而大量使用。它的出现和广泛使用,根本与梁启超无关,也根本不是梁启超首先使用,到曹雪芹时代在中国已经使用了上千年了,早已经成为常用词汇了。

三、关于脂批中“妮子”和“千伶百俐”词汇问题

《甲戌本》第三回有脂批曰:“最厌近之小说中,满纸‘千伶百俐’,‘这妮子亦通文墨’等语”。《还原》一书中认为:清代小说中使用“千伶百俐”一词的“除了《续金瓶梅》,成书都比《红楼梦》晚。脂砚斋所谓‘近之小说’,肯定不会指《续金瓶梅》”(2[P130],又说清代小说中使用“妮子”一词的自《镜花缘》起到《孽海花》“写得都比《红楼梦》晚。最有意思的是,将‘千伶百俐’、‘这妮子’写进同一书中的,是曾朴的《孽海花》。脂砚斋之所嘲,莫非即此书乎?若真是这样,这条脂批就批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之后了”(2[P131]

按:“妮子”、“伶俐”作为口头文学语汇,大约起源于唐、宋。比如“妮子”,明·杨慎《升菴诗话》卷六《泥人桥》中说:“俗谓柔言索物曰泥,乃计切,谚所谓软缠也。……字又作妮,王通叟诗‘十三妮子绿窗中’。今山东目婢曰妮子,其语亦古矣”(11[P748--749]。确实很“古”,如《新五代史》卷十七《晋高皇后李氏传》:“吾有梳头妮子,窃一药囊以奔于晋,今皆在否?”(12[P19];关于“伶俐”一词,首先出现于宋朝,宋代大儒朱熹《朱子语类》卷三九《论语》二十一《柴也愚章》:“有一等伶俐人,见得虽快,然只是从皮肤上略过”(13[P17]

作为著名明清小说研究家的欧阳先生应该知道:“妮子”和“伶俐”语汇,在宋元明清的词曲小调及小说杂剧中早已大量使用。“伶俐”之加“千、百”等数词,不过是汉语口语中为强调语气经常使用的修辞手法,如“奇怪”做“千奇百怪”、“姿态”做“千姿百态”、“锤炼”做“千锤百炼”、“娇媚”做“千娇百媚”、“了当”做“千了百当”……等等,不胜枚举。

清代小说中,尤其是和曹雪芹差不多时代的艳情小说中,使用“妮子”和“千伶百俐”语汇相当普遍,不及遍举,仅检数例:

顺治时期天花藏主人《玉娇梨》第八回:“这侍儿叫做嫣素,自小服侍小姐,生得千伶百俐,才一十五岁”(14[57]

康熙年间的的文言小说《聊斋志异》卷五《鸦头》:“隔窗呼妮子去,王乃入。……话间,妮子频来出入” 15[600]

康熙时期的丁耀亢《续金瓶梅》第五十一回:“月娘心里想:‘这妮子离家久了,见我出了家,有些二心’”(15[P496],第四十八回:“孔寡妇道:‘桂姑娘,你平日千伶百俐,又和我女儿比亲生姊妹般同’”(16[P462]

雍正时期的曹去晶的《姑妄言》第十一回,介绍牛香姑说:“他十三四岁时就千伶百俐”(17[P1229],“沐知县笑道:‘这妮子颇少,有丰韵’”(17[P1269]

始于康熙朝而完成于乾隆时期的李百川《绿野仙踪》第七十二回:“于冰道:‘这小妮子怀恨于我,非一年矣’”(18[P719];第十八回:“胡监生道:‘娘子千伶百俐,难道还不知小生的意思么?’”(18[P159],等等。

以上是“妮子”和“千伶百俐”这些词汇频频见于清初至乾隆时期的“艳情小说”中的例子,而且大多见于同一部小说,甚至见于同一回之中。无论曹雪芹、脂砚斋等人是否见过这些小说,可以肯定的是:自清初顺治到乾隆曹雪芹时期,“妮子”和“千伶百俐”是所谓“艳情小说”等文学作品中大量使用的语汇。实际上,《红楼梦》本身就有这样的词汇,比如第七十七回:“赖家的见晴雯虽到贾母跟前,千伶百俐,嘴尖性大,却到还不忘旧”(18[P159],等等。更不要说那些我们今天已看不到的,当时大量产生的粗制滥造的“才子佳人”等“近之小说”,比如《红楼梦》中提到的《凤求凰》以及贾母所痛批的弹词、戏曲、小说之类。因此,《还原》关于“妮子、千伶百俐”两词汇的时代考证,出现了不应有的失误,依此来推断“脂批”是民国以后伪造,根本违背事实、不合逻辑!

四、关于脂批中“省发”一词和“黛玉葬花图”

《庚辰本》第二十三回有一段关于畸笏叟求画黛玉“美人图”的眉批,《还原》一书中断句为:“丁亥春间,偶识一浙省发,其白描美人,真神品物,甚合余意。奈彼因宦缘所缠无暇,且不能久留都下,未几南行矣。余至今耿耿,怅然之至。恨与阿颦结一笔墨缘之难若此,叹叹。丁亥夏,畸笏叟”。《还原》中以批中“省发”这个“词汇”,引《元史·选举志》进行一番考证,认为“‘省发’乃官员委任的一种制度”(2[P140],眉批中的“浙省发的《美人图》”就是《黛玉葬花图》,而“嘉庆六年(1801)李佩金《萧湘夜雨》所咏《题葬花图》,是最早产生的葬花图”,“批中所云丁亥,肯定不会是乾隆三十二年丁亥(1767),而只能是嘉庆年间《葬花图》盛行之后的道光七年丁亥(1872)、甚至光绪十三年丁亥(1887)”(2[P142--143]云云。

《还原》这里将“省发”视为一个词汇,以及对“省发”进行的考证,都是不正确的。按,元代以前因中央机构设“三省六部”(三省为中书省、尚书省、门下省,六部为礼部、吏部、户部、工部、刑部、兵部。元代仅设一中书省,为太子兼职),根据官员的品级高下分别由“中书省”和“吏部”任命,故此有“省发”(由中书省任命)和“部发”(由吏部任命)之说。但这只是元朝的制度,而明代初年,朱元璋嫌三省权力太大,为集中皇权,下令撤消中央机构“省”的建制,仅保留“六部”,因此“官员任免制度”中就没有“省发”一说。而“清承明制”,比明代的权力更加集中,中央机构也不设“省”的建制,也仅设“六部”。故此清代的“官员任免制度”中,也同样没有“省发”一说。因此,畸笏叟批语中的“省发”二字并不是指“官员任免制度”,根本不能构成一个词汇。欧阳先生由于对明、清时代有关的政治机构和制度缺乏了解,对此批的“省发”一词的考证出现了时代错误,因而断句是有问题的,这也就影响到对这条批语的理解。根据历史实际情况,该脂批正确的断句应该将“省”、“发”二字断开,标点为“偶识一浙省,发其白描美人,真神品物,甚合余意”。所谓“浙省”是“浙江省人”的省略语,“靖批”中此批恰恰正作“浙省客”,完全可以证实此意。“发”为动词,为“打开”、“展示”之意。

那么批语中的“美人图”是否就是《黛玉葬花图》呢?细读批语,其中“无暇”二字,传给我们几条信息:畸笏叟确实曾求过“浙省客”画《黛玉葬花图》,否则谈不上什么“有暇”还是“无暇”,这是一;其二,“奈彼因宦缘所缠,无暇”,是说“浙省客”忙于公务,没有时间来细研《红楼梦》、精绘《葬花图》;而且“未几南行矣”,很快就“南行”回浙江了,根本就没有画成。如果“美人图”就是《黛玉葬花图》,并且畸笏叟十分满意,称之为“神品”。则“与阿颦一段笔墨缘”应该是早已如愿“了结”,根本就不会因“浙省客”之“无暇”、“未几南下”而徒唤“奈何”、“其难若此”,“耿耿至今,怅然之至”,“恨恨”不已,再三“叹叹”了。因此,可以肯定欧阳先生将“浙省客”之“美人图”当成《黛玉葬花图》的理解是错误的,不能成立。

五、关于脂批中“西堂产九台灵芝”的问题

《庚辰本》第二十八回有眉批曰:“大海饮酒,西堂产九台灵芝日也。批书至此,宁不悲乎?”。克非先生《红楼雾瘴》一书中说:“未见过,也未听见采芝出售的山民说过叠成若干层的(灵芝),连类似的传说也没有。事实上也不可能有这样的灵芝。因为,天然环境下,它的菌种只能在枯树桩上才能存活繁殖,发展成植株都有单独的根蒂,并靠根蒂从朽烂的木质中吸取营养,否则活不起来。如果长成台状,重重叠叠,第二层以上,其根蒂托足无所,失去养料供给源,岂能长成!”云云(2[P169],有调查、有分析,甚至诉之科学,可谓“言之凿凿”。因此《还原》中称“克非先生早将此说(指此段脂批)驳得体无完肤”(2[P168]

世上许多事情和事物,欧阳先生和克非先生“未见过”或者“未听说过”的多之又多,并不能因自己“未见过”或“未听说过”就可以断定“不可能有”!事实上,这种克非先生连“听都没听过”的“叠成若干层的灵芝”,不仅自古就有(见《汉书》),而且红学界经常使用的一种康熙年代的史料,曹雪芹祖父——曹寅的《楝亭集》中就有明确的记载!《楝亭诗钞》卷七《栗花歌》小序云:“栗花,栗树所产菌。其大逾常,不时见。偃盖七重,色绀赤。友人云,即紫芝。因戏为此歌”(20[P305]。这种“叠成若干层的灵芝”(即“偃盖七重”也),因为“其大逾常,不时见”,十分稀罕,因此也分外珍贵,被视为奇珍异宝,一旦见之皆称祥瑞之兆。故尔曹寅召集亲友饮酒赏玩,“大海饮酒”,长歌而歌之,为一时之盛会。而作为与曹家有亲友关系的脂砚斋,很有可能亲与此事,对此盛会也必当铭记在心。破家之后,每一忆及此繁盛之时事,而“人非物换,万境归空”,自然“宁不悲乎”了。反而确证此段脂批的真实与可靠无虚。

正因为“叠成若干层的灵芝”非常罕见而“不时有”,欧阳先生和克非先生“未见过”甚至连“听也未听说过”,这本来并不奇怪,但就因此而断言“事实上不可能有这样的灵芝”,真所谓“见骆驼谓马肿背”,恐怕是少见多怪而厚诬古人了。无论如何,不能将曹寅的《楝亭集》也视为“伪书”吧?

六、关于脂批中“燕山窦公”的典故问题

《有正本》第四回前有题诗云:“请君着眼护官符,把笔悲伤说世途。作者泪痕同我泪,燕山仍旧窦公无”。一般认为这里的“燕山窦公”指五代时期的窦禹钧,但《还原》一书经过长篇考证,认为是汉代的窦宪(2[P343]。并因此而说题诗为狄葆贤所作,“有正本的坐标,只能定在公元1911年”(2[P347]云云。

但是,不管《还原》中如何考证,始终提不出任何一个将“燕山窦公”当作窦宪典故的例子。这毫不奇怪,因为在宋元明清科举盛行的年代,“窦燕山”之“五子登科”作为科举的典故几乎人人皆知,而这个典故就是指窦禹钧,毫无疑问。比如明清时代作为儿童识字课本的《三字经》中就有“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21[P3];明末清初的王相在康熙丙午(五年,1666)刊本《三字经训诂》中注云:“近代之严父能教诸子皆成令名者,惟窦氏为最。窦禹钧,幽州人,以地属燕,因号燕山。……如燕山之教,可谓义方也已”,“燕山五子仪、俨、侃、偁、僖,宋初皆为名臣巨卿”(21[P3];《幼学琼林》卷四《花木》:“窦禹钧五子齐荣,人称五桂”,并有注释:“窦禹钧为人素称长者,年三十无子。往延寿寺烧香,拾得遗金持归。明旦诣寺,见一人涕泣,公问所因。其人告曰:‘父犯大罪,贷百金将赎父罪。昨日昏睡失去’,公以金还之。夜梦祖父曰:‘汝有阴德,延寿二纪,赐五子,皆显擢’。后公至左谏议大夫致仕。生五子仪、俨、侃、偁、僖,俱登第。人称‘燕山五桂’耳”(22[P211]。都明确将窦禹钧称之为“窦燕山”。有正本的题诗中正是以窦禹钧的“教子有方”来反衬《红楼梦》中贾府的“子孙不肖”,非常贴切。

而且窦宪是汉代人,窦禹钧是五代人,对于宋以后的人来说都是典故,无论“燕山窦公”是指窦宪还是指窦禹钧,都不能判定宋朝以后用此典的是哪代、哪朝人。那是不合逻辑的。

七、关于脂批中三个“特殊词语”:“悬崖撒手”、“恒河沙数”及“常山之蛇”

同样持“脂伪论”的吴国柱先生,在2004年《红楼》第四期发表《脂批“承袭型”举例》(以下简称《承袭》)一文中,也对一些“词汇”进行了“考证”,今也一并在此讨论。

吴先生《承袭》一文中认为“脂批”中的许多词汇“承袭”自嘉庆以后的点评派。令人感到很奇怪,所列举的三条脂批的所谓“特殊词语”:“悬崖撒手”、“恒河沙数”、“常山之蛇”,实际上都是唐宋之前的典故,对清代人来说是根本谈不上“谁承袭谁”的问题,更谈不上是“直接承袭(清朝中晚期)历代各家之批的”。而吴国柱先生却在《承袭》一文中硬说“从以上‘悬崖撒手’、‘恒河沙数’、‘常山之蛇’三个例子来看,脂砚斋在评点《石头记》时,很可能读过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和王希廉、张新之、姚燮‘三家评本’”(23[P16],因此甲戌、己卯、庚辰诸脂本“绝非乾隆年间的批本”云云(23[P17]。请看事实:

1)“悬崖撒手”一词,在佛教的唐宋禅宗语录中是经常遇见的词汇。因为禅宗不主张对佛教经典的潜心修为,而讲究“直指人心,明心见性”的“顿悟”,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所以“悬崖撒手”一词是经常挂在嘴边的。比如宋代绍隆等编《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卷第三有云:“上堂云:……方论照用,直下悬崖撒手,便可承当,还有恁么人么?”(24[P229],“上堂云:古佛有通津,当阳亘古今。悬崖能撒手,一语直千金”(24[P233];卷第七有“万仞悬崖撒手,要须其人”(24[P250];卷第八有:“更说甚衲僧巴鼻,争如撒手悬崖去”(24[P254];卷第十有:“向万丈悬崖处撒手,百尺竿头进步,且道此事毕竟如何委悉?”(24[P262]等等。这位宋代禅师反复叮咛弟子“悬崖撒手”,可谓不厌其烦。

2)“恒河沙数”也是佛教经典中常用的词汇,喻数目如“恒河”中的“沙”那样之多。如南北朝鸠摩罗什所译《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之《无为福胜分第十一》云:“须菩提,如恒河中所有沙数,如是沙等恒河,于意云何?是诸恒河沙,宁为多不?……我今实告言汝:若有善男子、女人,以七宝满尔所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得福多不?须菩提言:甚多”(25[P167]。同为鸠摩罗什所译《妙法莲华经》卷第三《化城喻品第七》云:“千万亿恒河沙那由他等众生,亦以不受一切法故,而于诸漏心得解脱”(25[P896];卷第三《授学无学人记品第九》中云:“为十方无量千万亿恒河沙等诸佛如来所共赞叹,称其功德”(25[P919]。康熙年间《聊斋志异》卷九《凤仙》有:“异史氏曰:……吾愿恒河沙数仙人,并遣娇女婚嫁人间,则贫穷海中,少苦众生矣”(15[P1184],等等。乃一唐宋以来常见词汇。

3)“常山之蛇”也是在用典,而且出典更早。春秋之际的《孙子兵法》第十一卷《九地篇》云:“故善用兵,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26[P189--190]。又如《晋书·桓温传》有云:“初,诸葛亮造‘八阵图’于鱼复平沙之上……。温见之,谓‘此常山蛇之势也’”(27[P300];古代文人中常用此典,南北朝·庾信《哀江南赋》中云:“昆阳之战象走林,常山之阵蛇奔穴”(28[P220];宋·苏东坡《司竹监烧苇园,因召都巡检柴贻勖左藏以其徒会猎园下》诗:“雄心欲搏南涧虎,阵势颇学常山蛇”(29[P24];清·胡仔《苕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九:“凡作诗词,要当如常山之蛇,救首救尾,不可偏也”(30[P321],等等。

从上可知,认为脂砚斋、畸笏叟诸人只有读过“二知道人”等人的批语,才知道、才能够使用“悬崖撒手、恒河沙数、常山之蛇”这类“特殊词语”,完全是考证上的严重失误。真不知从何说起!

以上诸考证问题,谈不上艰深,笔者所引用也大多为常见古籍和古典文学作品,甚至有浅显如《三字经》、《幼学琼林》之类。除了克非先生是小说家而外,欧阳先生和吴先生都是我国专攻古典文学的著名学者,以他们真实的学术水平而论,应该绝不会出现如此重大的却十分低级的失误。之所以然者,是他们陷入“窃斧之疑”的心理怪圈,千方百计强扭曲解以符合己说,因此出现不合史实、不合逻辑的粗疏而轻率的考证和论证。

(这是我几年前的旧文,文大约八九万字,比较全面地对吾友《还原脂砚斋》一书进行辨析、商榷。因文字太长,难以在刊物上发表,仅抽出其中的一部分,加上对吴国柱先生的“词语考证”的辨析,形成此短文。因见欧阳先生依然坚持己见,故此投稿,希望能够深入讨论。)

参考文献:

1)欧阳健《红学辨伪论》,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欧阳健《还原脂砚斋》,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3)黄裳《清代板刻一隅》(增订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程甲本红楼梦》,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影印版;

5)清·魏源《海国图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续修四库全书》第7431999年影印版;

6)东晋·瞿昙僧伽提婆译《三法度论》卷下《依品第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版《中国大藏经》第四八册;

7)北凉·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第十七卷《梵行品之三》。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版《中国大藏经》第一四册;

8)清·董诰等编《全唐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版;

9)民国·徐宗泽《明清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影印版《民国丛书》第一编第十一册;

10)清·利安当著《正学鏐石》,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中国史学丛书续编》第21册影印版;

11)明·杨慎《升菴诗话》卷六。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集》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12)宋·欧阳修《新五代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二十五史》版;

13)宋·朱熹《朱子语类》,北京:乾隆《四库全书》版;

14)清·天花藏主人《玉娇梨·平山冷燕》,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

15)清·蒲松龄《聊斋志异》(张友鹤集校会校会注会评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6)清·丁耀亢《续金瓶梅》,济南:齐鲁出版社1988年版;

17)清·曹去晶《姑妄言》(5),台北:台湾大英百科股份公司、巨英国际股份公司1999年版;

18)清·李百川《绿野仙踪》,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影印版;

19)清·曹雪芹《脂砚斋评红楼梦》(黄霖校点),济南:齐鲁书社1994年版;

20)清·曹寅《楝亭集·楝亭诗钞》卷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影印本;

21)宋·王应麟《三字经》,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版;

22)明·程登吉《幼学琼林》,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版;

23)吴国柱《脂批“承袭型”举例》,贵阳:贵州省红学会编《红楼》2004年第四期;

24)宋·绍隆等编《圆悟佛果禅师语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禅宗语录辑要》版;

25)南北朝·鸠摩罗什译《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妙法莲华经》,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3年影印《佛教十三经》版;

26)春秋·孙武《孙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十三家注本版;

27)唐·房玄龄等《晋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二十五史》版;

28)瞿蜕园选注《汉魏六朝赋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4年版;

29)王水照选注《苏轼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30)清·胡仔《苕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二○○六年九月五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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