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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还是“末世”

作者:朱光东  收录时间:2010年8月30日(星期一) 上午11:36

 笔者在《红楼梦与清初民族斗争管见》 一文中指出:为了缓和中原人民的反抗,泯灭中原人民的民族意识,清统治者搬出“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天命观,把清朝皇帝说成上天“锡佑”的好皇帝,把清朝说成是“太平盛世”,掩盖满洲贵族实行民族压迫的事实,以论证清贵族入主中原的正统性和合理性,强调臣民应遵守“君臣之义”,“不得以夷华而有异心”。
因此,康乾时期是不是“盛世”,关系到清朝政权的稳定,关系到反清斗争的必要性和正义性。红楼梦把清代称为“末世”,是对所谓“盛世”的揭露。所谓“大旨谈情”,不过是幌子而已。
那么康乾时期是不是“盛世”?红楼梦作者把当时称为“末世”是不是出于民族偏见?为此,我们需要了解一点真实的历史。
其实,康乾时期根本不是什么“盛世”,而是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四海穷困的时期。
一、民不聊生
进步思想家唐甄在《潜书•存言篇》中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
“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贱而艰于食,布帛贱而艰于衣,舟转市集而货折赀,居官者去官而无以为家,是四空也。金钱,所以通有无也。中产之家,尝旬月不观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百货皆死,丰年如凶,良贾无筹。行于都市,列肆琨耀,冠服华腆,入其家室,朝则熄无烟,寒则蜷体不申。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男之美为优,恶者为奴。女之美为妾,恶者为婢,遍满海内矣!穷困如是,虽年谷屡丰,而无生之了。”
康熙自己也承认:“生民困苦已极,大臣长吏之家日益富饶。••••••因家无衣食,将子女入京贱鬻者,不可胜数。”
康熙年间,江西道监察御史高尔位奏道:“近畿小民,••••••青黄不接之时,鬻妻卖子,一家二、三口,顷刻东西,父不能顾其子,夫不能保其妻。••••••夫辇毂之地尚然如此,其它各省更可知矣。”
乾隆时期,有人这样记录河南佃农的状况:“除完交地主租息之外,余存无几,仅堪糊口,最为贫苦。••••••甚至有卖男鬻女以偿租者。此等风气,大概皆然。”
可见贫困是当时普遍现象。而连年不断的严重饥荒就是普遍贫困最有力的证明。据《清史稿•志十九•灾异五》记载,康雍乾时期,几乎年年闹饥荒,而且危害极其严重。以下是该书对造成大量人民死亡灾荒的记载。
康熙“三十七年春,平定、乐平大饥,人相食。”
“四十三年春,泰安大饥,人相食,死者枕藉;肥城、东平大饥,人相食;武定、滨州、商河、阳信、利津、沾化饥;兖州、登州大饥,民死大半,至食屋草;昌邑、即墨、掖县、高密、胶州大饥,人相食。”
雍正“九年春,肥城大饥,死者相枕藉”。
乾隆“十三年春,曲阜、宁阳、济宁、日照、沂水饥。夏,福山、栖霞、文登、荣成饥,栖霞尤甚,鬻男女。十四年春,安丘、诸城、黄县大饥,饿殍载道,鬻子女者无算。十五年秋,广信饥。十六年春,福山、栖霞饥,民多饿死。”
“四十三年,全蜀大饥,立人市鬻子女”。
“五十年春,宜城、光化、随州、枝江大饥,人食树皮。夏,章丘、邹平、临邑、东阿、肥城饥。秋,寿光、昌乐、安丘、诸城大饥,父子相食。五十一年春,山东各府、州、县大饥,人相食。”
“五十七年,唐山、宁津、武强、平乡饥,民多饿毙。”
以上引用的只是出现“人相食”、“民多饿毙”惨剧的例子。而《清史稿》的编撰者多为清朝遗老或遗少,他们对于清朝的黑暗和腐败,是加予掩饰的。如1877-1878年,在山西、河南等北方五省,发生了“丁戊奇荒”,受灾面积百余万平方公里,受灾人口在1.6亿到2亿左右,死亡1000多万人。据《万国公报》报道,灾区“路人相食,家人相食,食人者为人食”。最后“饥殍载途,白骨盈野”。而对于这场“古所仅见”的“大祲奇灾”,《清史稿•志十九•灾异五》仅记载道:
“光绪……三年,高陵大饥,饿毙男妇三千馀人;靖远、平凉、泾州、灵台、礼县、文县、合水大饥。四年,唐县等四十州县饥,庄浪、阶州、成县、灵州、巩昌、秦州各属饥。六年秋,邢台饥。七年,通州等州县饥。”
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清朝的灾荒比《清史稿》记载的要严重得多。
也许有人会说:古代生产力低下,发生灾荒和死人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没有道理的。据《明史•卷三十•志第六》记载,从洪武至景泰近九十年的时间里,就没有“人相食”现象。这与明初的富足和朝廷重视赈灾是分不开的。朱元璋规定,各地发生灾情,地方官不报告,处死刑。同时,也与朝廷“蓄储有余”分不开的。洪武二十九年,户部尚书报告:“二仓蓄积既多,岁久红腐”。《明史•卷七十八 志第五十四》“食货志二赋役”记载:“计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岁歉,有司往往先发粟振贷,然后以闻。”可见明初社会之富足,远胜于康乾时期。
因此,康乾时期发生的“人相食,死者枕藉”的严重后果,不是由于古代生产力低下,而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贵族阶级的沉重剥削、人民的绝对贫困。正如孙中山先生指出的:“中国所有一切的灾难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普遍的又是有系统的贪污。这种贪污是产生饥荒、水灾、疫病的主要原因”。
(一)、政治腐败。据《清史稿》记载:
康熙六年,……赐履上疏几万言,略谓:“民生困苦孔亟,私派倍於官徵,杂项浮於正额。一旦水旱频仍,蠲豁则吏收其实而民受其名,赈济则官增其肥而民重其瘠。然非独守令之过也,上之有监司,又上之有督抚。朝廷方责守令以廉,而上官实纵之以贪;方授守令以养民之职,而上官实课以厉民之行。”
张研、牛贯杰在《清史十五讲》中写道:
“康熙中期以后,官吏贪污舞弊之风愈演愈烈。
“由于政纪松弛,缺少监督,从直省到州县,官员挪移、侵欠钱粮习以为常。五十二年(1713)康熙述及赋税征收,指出只有浙江巡抚张鹏翮、山西巡抚马齐全完七年钱粮,其余各省均亏欠未完。……这些亏欠的钱粮,绝大多数是官欠,也就是被各级官员挪移、贪污了。”
政治腐败贯穿康乾时期,而且越演越烈。乾隆四十六年(1781),发生甘肃捐监冒赈案,侵吞白银上千万两,涉及总督及全省全部州县官。这样的贪污大案层出不穷。“各省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亏空甚多” 。
因此,虽然清代州县也建有储粮备荒赈灾的常平仓,市镇设义仓,乡村置社仓,但由于各级官吏腐败,贪污钱粮,在灾荒时就出现无粮可赈、有粮不赈的情况。
乾隆则是腐败的总头子。“如史家所言:‘乾隆以军旅之费、土木游观,以其不出自正供之费,岁无虑亿万,悉索之和珅,和珅索之都督,都督索之州县。’”
对于地方官吏的腐败,乾隆极力包庇。乾隆五十五年,尹壮图上疏请停“议罪银”。疏中说“各省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亏空甚多” 。乾隆也知道这是事实,但为了包庇贪官污吏,竟然通知地方贪官转移、毁灭证据,然后以污蔑罪将尹革职留任。以致“满朝文武皆苟且庸碌、缄口言事,惟求招权纳贿,官运亨通,他非所闻。”
由于乾隆本身就是腐败官吏的总后台,和珅才能横行几十年,吏治腐败越演越烈。由于朝廷极端腐败,最后落在百姓头上的,就是沉重的苛捐杂税。各级官僚贪污库银库粮,不顾人民死活,就造成了灾年“人相食”的人间惨剧。
(二)、土地高度集中。康乾时期,土地已经非常紧张。“按照当时的劳动生产力水平和粮食亩产粮,维持一个人的最低生活,约需耕地4亩,而到乾隆年间,人均耕地面积已低于这个数据”,只有3亩。“这样,仅从人均占有耕地这个标准来看,全国至少也有1/3的人口处于饥饿和半饥饿状态。”
由于满洲贵族入关以后实行了野蛮的掠夺——圈地。圈地的时间持续了四十余年,圈地地亩多达17万倾以上,约占当时全国耕地面积500余万顷的三十分之一。由于满洲贵族实行土地掠夺,清代从一开始土地就高度集中。顾炎武在《日知录》记载:“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十九。”康熙在1704年也承认:“田亩多归缙绅之家,……约计小民有恒产者,十之三、四耳。”
郑板桥有诗云:“绕郭良田万顷赊,大都归并富豪家。”
由于土地高度集中,地租也很高,一般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有些地方高达百分之七、八十。 土地高度集中和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人民贫困是必然的。由于人民极端贫困,抵御灾害能力极低,在灾荒之年,就发生灾民大量死亡的惨剧。
人们把康乾时期看做“盛世”的一个主要依据是人口的增长。其实,单纯用人口增长来证明所谓的“盛世”,是很片面的。清末不是什么“盛世”,但到1910年,全国人口达到43600万,比乾隆四十一年的31150万还多出1.2亿多人口。如果用人口来衡量是否“盛世”,那么清末也是“盛世”了。显然这是很荒谬的。
人们往往把康乾时期人口增长的原因归功于康熙“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仁政”。这夸大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历史作用。因为清代虽然实行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但差徭并没有减轻。据史料记载,在所谓的康乾“盛世”刚刚开始之时,“私派浮于国税,差徭倍于丁粮”,“生民乏食,物价腾贵”。 “民生困苦孔亟,私派倍於官徵,杂项浮於正额。”可见人民的负担并没有“永不加赋”而减轻。
同时,农民的生活状况,不仅取决于赋税,还取决于拥有土地的多寡。前面已经指出,当时“田亩多归缙绅之家,……约计小民有恒产者,十之三、四耳。”而土地集中造成“自耕农破产,流民增加,佃农队伍受流民挤压,田主‘铲佃增租’,佃农随之破产”。
因此,在农民失去土地、“差徭倍于丁粮”的情况下,“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对改善人民生活状况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这就是当时人民生活依然极端贫困的原因。
二、复辟奴隶制
努尔哈赤是在统一女真诸部落之后建立后金政权的。也就是说,在后金建立之前,女真社会还处于原始部落时期。当部落联盟发展为国家时,对外掠夺奴隶就成了国家的主要职能之一。恩格斯指出:
“一切部门——畜牧业、农业、家庭手工业——中生产的增加,使人的劳动力能够生产出超过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产品。……吸收新的劳动力成为人们向往的事情了。战争提供了新的劳动力:俘虏变成了奴隶。” “以前打仗只是为了对侵犯进行报复,或者是为了扩大已经感到不够的领土;现在打仗,则纯粹是为了掠夺,战争成了经常性的行当。”
朱诚如在《明清史散论》 中记述道:
“后金天命十年(1625年,明天启5年),努尔哈赤用暴力手段杀了大批汉人,所剩汉人或降为奴仆,或编入田庄。……田庄遍布辽东各地,几乎所有辽民,皆被编为庄丁,成为后金汗和贝勒的奴仆。”
“原来居住辽东的汉人民户中的‘有粮的人’(即富人)是首先被编人八旗的,而那些没有粮的穷人,即使开始被纳入八旗,后来也被逐出或杀掉。……后来努尔哈赤竟然下令杀了从各处查出送来的没有粮的汉人,那些免于屠戮的幸存者也都作了女真人的’包衣’,亦称‘阿哈’(即奴仆)。包衣对于主人处于严格的依附地位。他们的身份是世袭的,永远被剥夺了应试的权利,亦可被主人转赠和买卖,他们处于女真族社会的最低层。”
到1619年,上至努尔哈赤,下至八旗士兵,“皆有奴婢、庄园。奴婢耕作,以输其主”。这些大小奴隶主,专靠剥削奴隶为生。
满洲贵族入关,也把奴隶制带到中原。朝廷用国家法律来推行和维护奴隶制。雍正五年规定:
“凡汉人家生奴仆、印契所买奴仆,并雍正五年以前白契所买及投靠养育年久、或婢女招配生有子息者,俱系家奴,世世子孙,永远服役。婚配俱由家主,仍造册报官存案。其婢女招配,并投靠及所买奴仆,俱写立文契,报明本地方官铃盖印信,如有事犯,验明官册印契照例治罪。……”
满洲贵族在中原地区推行奴隶制度,使各民族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灾难。而人民被迫为奴的过程,也是一部血泪史。当时有人这样描写人民被掳为奴时的惨景:
“西风古道黄埃起,队队行装逐鞭弭。好男好女是谁家,何处驱来若羊豕?乡音呕哑不成语,龆龀悲啼孩稚喜。车儿载入营中去,从此爷娘千万里。”
“爷娘妻子驱为奴,死生何处收骨肉?”
另一部分是农民被迫“投充”为奴。据记载,在三次圈占中,被迫“投充”为奴的人数在五万人左右。
再一部分是买来的。奴婢买卖,是官府保护的。奴婢的买卖催生了政府承认并抽税的从事人口买卖的“人市”,奴隶象牲口一样在市场上被公开出卖。“一人之价,不过十余两银云”。
由于奴隶制是历史的倒退,人民被剥夺了基本权利,因此,人民进行了激烈的反抗。终清一代,奴婢大量逃亡的问题一直存在。顺治三年多尔衮谕兵部:“止此数月之间,逃人已数万”。九年,内阁大学士魏裔介为此专门奏报说:“各旗所报逃人几无虚日”。康熙十二年(1672年),某御史说道:“臣思今日之为害,莫如逃人矣。”以致防止奴婢逃亡成了清廷“第一要务”。
为了镇压奴婢的逃亡,清统治者制定出一整套残酷镇压奴婢逃亡的法律规定,这些法律规定总称为《逃人律》。《逃人律》充分表明,清代的奴隶是完全意义上的、没有任何人身自由的奴隶,与中原地区的农奴有着本质的差别。直到宣统元年,才宣布废除奴隶制:“凡从前旗下家奴,……概听赎身,放出为民。……其未经放出及无力赎身者,概以雇工人论”。可见奴隶制贯穿清朝始终。
以上事实说明,康乾时期不是什么“盛世”,而是四海穷困、民不聊生的黑暗时期。红楼梦把当时称为“末世”,是完全符合事实的。
红楼梦从各个方面深刻揭露了所谓的“盛世”谎言。
一、 对土地高度集中和贵族穷奢极欲的揭露。
宁国府有八、个九庄子。荣国府有八个庄子,但面积比宁国府大几倍(第53回)。宁国府地租庄子“钱粮出入每年也有三五十万来往”。(第88回)按此推算,荣国府的每年钱粮出入过百万。而从康熙年间起,清廷的年财政收入为4000多万两,乾隆年间的库存银,一般也只有七、八千万两。乾隆十年,“每岁天下租赋,以供官兵奉饷。各项经费,惟余二百余万,不足备水旱兵戈之用。”可见国家的财富都落到大官僚大地主手里了。乾隆年间和珅的家产是朝廷国库十几年的收入,也就不足为奇了。
刘姥姥说:二十两“够我们庄稼人过一年”。那么宁府五十万两的年收入,就够25000个家庭过一年。按一家四口算,可以够10万人过一年。加上荣国府的收入,贾府一年收入就够二、三十万人过一年!
象贾府这样的大官僚地主,决不是个别现象。如康熙中期,大官僚徐乾学在昆山一县便占田千余顷,合十万亩。按当时江浙地区每亩水稻产量四石计算,每年总产量在四十万石左右。按五成的地租算,每年也有二十万石收入。按每石一两银计算,收入也在二十多万,与宁国府差不多。因此红楼梦里的贾府,是当时大官僚地主的典型。
巨大的财富使清代官僚贵族生活极其奢侈。“缙绅之家一宴菜肴数十种……一道猪脯要杀十几头猪,一味羊唇要宰数百只羊。” “河督宴客集天下之珍馔,一碗猪肉要杀五十余头猪,取其背肉一脔,余皆弃之,一盘驼峰,逼得杀三四峰骆驼。”
据《清史稿》记载:康熙六年,熊赐履上疏几万言。熊赐履在疏中说:“风俗极其僣滥,而礼制因之日坏也。今一裘而费中人之产,一宴而糜终岁之粮,舆隶被贵介之服,倡优拟命妇之饰,习为固然。夫风俗奢、礼制坏,为饥寒之本原,盗贼、讼狱、凶荒所由起也。”
而乾隆更是奢侈腐化的代表。南巡、修圆明园、避暑山庄,劳民伤财,糜费极大。仅圆明园,所费以亿万计。
乾隆南巡,官员、商人将南巡办差费用部分转嫁到百姓身上,修建行宫、御道、游玩景点,拆毁了许多房庐屋舍,致使许多百姓流离失所,百业凋敝,使百姓承受了巨大的苦难,以至朝中也不乏反对之人。到了晚年,乾隆不得不承认对:“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唯六次南巡,劳民伤财,做无益害有益。”
乾隆的奢侈糜费给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是不容置疑的。正如当时民谣说的:“避暑山庄真避暑,人民还在热河中。”
红楼梦通过反映贾府的奢靡来反映当时官僚贵族阶级的奢靡。贾府建大观园,丈量土地是三里半(第16回)。这三里半应该是直径,约合三平方公里。为迎接元春省亲,请聘教习,采买女孩子,置办花烛彩灯,就花了五万两银子(16回),相当于2000多个贫困家庭一年的费用。而建大观园共花了多少钱,难以想象。
贾府一席宴花费是多少呢?由湘云做东的宴席,是很节俭的了。刘姥姥算一算,也费二十两,“够我们庄稼人过一年”!(第39回)
贾母过生日,要花几千两银子(第七十二回)。贾珍为秦可卿办的丧事,停灵四十九天,共请307名和尚道士做斋事,合算起来,就有15043人天。
元春在省亲时看到新建的大观园,一再说太奢华了,并告诫以后“万不可如此奢华糜费”了。脂批说:“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昔感今。”“省亲”与“南巡”是连码事,怎么“借省亲事写南巡”呢?“省亲”与“南巡”唯一相同的是排场和奢靡。因此“借省亲事写南巡”的意思是借省亲的奢靡来抨击南巡的奢靡。书中写到:
赵嬷嬷道:“嗳哟哟,那可是千载希逢的!那时候我才记事儿,咱们贾府正在姑苏扬州一带监造海舫,修理海塘,只预备接驾一次,【庚辰侧批:又要瞒人。】把银子都花的像倘海水似的!说起来……”凤姐忙接道:【甲戌侧批:又截得好。“忙”字妙!上文“说起来”必未完,粗心看去则说疑团,殊不知正传神处。】 …….
赵嬷嬷道:“那是谁不知道的?如今还有个口号儿呢,说‘东海少了白玉床,龙王来请江南王’,【庚辰侧批:应前“葫芦案”。】这说的就是奶奶府上了。还有如今现在江南的甄家,【甲戌侧批:甄家正是大关键、大节目,勿作泛泛口头语看。】嗳哟哟,【庚辰侧批:口气如闻。】好势派!独他家接驾四次,【庚辰侧批:点正题正文。】若不是我们亲眼看见,告诉谁谁也不信的。别讲银子成了土泥,【庚辰侧批:极力一写,非夸也,可想而知。】凭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庚辰侧批:真有是事,经过见过。】凤姐道:“常听见我们太爷们也这样说,岂有不信的。【庚辰侧批:对证。】只纳罕他家怎么就这么富贵呢?”赵嬷嬷道:“告诉奶奶一句话,也不过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罢了!【甲戌侧批:是不忘本之言。】谁家有那些钱买这个虚热闹去?”【甲戌侧批:最要紧语。人苦不自知。能作是语者吾未尝见。】
在这段描写里,“把银子都花的像倘海水似的”,“银子成了土泥”,
“凭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虚热闹”,等等,无非是抨击南巡之劳民伤财和统治者的穷奢极欲。
在写贾珍大操大办秦可卿丧事中间,作者借宝玉之口插入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诗句,抨击贵族奢侈之意毋庸置疑。
二、对人民苦难和奴隶制度的揭露。“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盘佳肴万民膏”。土地的高度集中和剥削阶级的穷奢极欲,必然导致农民破产,民不聊生,人民“饿殍载道,鬻子女者无算”。“嘲顽石诗”中的“白骨如山”,就是对当时社会黑暗现实的真实反映。
由于直接描写人民的贫困,有悖于所谓的“盛世”,会招致朝廷的封杀,因此作者对人民的苦难着墨不多,而更多地通过贵族的奢侈从侧面来反映人民的贫困。贵族的奢华和人民的贫困,就象“风月宝鉴”的两面,一面是佳人,一面是白骨。一面是奢华糜费,一面是白骨如山。作者在极力渲染贵族生活的奢华时,又用寥寥几笔描绘人民的苦难,使两者形成鲜明的对照。刘姥姥进贾府乞讨就是这一表现手法的充分体现。因此我们对于作者描写人民苦难的寥寥数笔,绝不能忽视。它们正是作者要表达的思想:反映人民的苦难,揭露清代的黑暗。
刘姥姥是为数不多的属于大观园以外的人物。她是因家里没吃的“忍耻”到贾府乞讨的。她的女婿务农,女儿做杂活,非病非残,亦非游手好闲之辈,为什么沦到乞讨的地步?原因无非是无土地,地租高。所以刘姥姥一家是作者塑造的贫困农民的典型。
第四十一回的回目是“怡红院劫遇母蝗虫”。林黛玉把刘姥姥比作母蝗虫,看似作践、戏弄刘姥姥。其实这里大有深意。因为作者同情人民的苦难,因此不会讥笑到贾府乞讨的刘姥姥。在第四十二回,作者借薛宝钗之口说道:“更有颦儿这促狭嘴,他用‘春秋’的法子,将市俗的粗话,撮其要,删其繁,再加润色比方出来,一句是一句”,明确指出“母蝗虫”是“春秋笔法”。那么“母蝗虫”有何深意呢?
原来,古代闹饥荒,饥民大量逃荒,犹如铺天盖地的蝗虫,故有“饥民如蝗”的比喻。到贾府乞讨的刘姥姥,正是饥民的一员。作者把刘姥姥比作“母蝗虫”, 用的是春秋笔法,揭露的是当时“饥民如蝗”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黑暗现实,谴责一席宴吃掉农民几年粮的饕餮之徒。所以蒙本在此侧批道:“触目惊心,请自思量。”“饥民如蝗”,所以“触目惊心”。否则为什么“触目惊心”就不好理解了。
第六十一回写道:
柳家的忙丢了手里的活计,便上来说道:“……你们深宅大院,水来伸手,饭来张口,只知鸡蛋是平常物件,那里知道外头买卖的行市呢。别说这个,有一年连草根子还没了的日子还有呢。我劝他们,细米白饭,每日肥鸡大鸭子,将就些儿也罢了。吃腻了膈,天天又闹起故事来了。……”
贵族阶级“肥鸡大鸭”吃腻了,而人民却是连草根都吃光。这正是“民皆饥乏,草根木皮,掘剥几尽。……羸老孤幼,继踵而死。僵尸草泽,骸骨相枕籍”的真实反映。
推行奴隶制,是清代最黑暗的一面。因此,红楼梦把对清代奴婢制度的控诉作为主要内容。“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悲”的故事,也就是“普天之下所有的女子过去未来的”悲剧命运。脂批就把大观园称作“葬花冢”。蒙双行夹批:“至此方完大观园工程公案,观者则为大观园费尽精神,余则为若笔墨却只因一个葬花塚。”(第18回)
“分骨肉”:“一帆风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园齐来抛闪。恐哭损残年,告爹娘,休把儿悬念。自古穷通皆有定,离合岂无缘?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也,莫牵连。”
这是对清兵掠民为奴的描写,与“车儿载入营中去,从此爷娘千万里”、“爷娘妻子驱为奴,死生何处收骨肉”的情景完全一致。
可见作品是通过大观园里的奴婢悲剧来反映天下女子悲剧的。荣府一家,上上下下三、四百丁,绝大部分是奴婢。贾宝玉身边有多少奴婢,他自己都不知道。如果不是走投无路,谁又愿意卖男鬻女?如袭人就是因家里“没饭吃”时卖身为奴的,而且卖的还是死契,不能赎身的。因此贾府“僮仆成林”就是当时贵族家庭的缩影,而在贵族家庭“僮仆成林”的背后,就是千千万万农民的破产和走投无路。
第六十回写道:
春燕笑道:“妈,你若安分守己,在这屋里长久了,自有许多的好处。我且告诉你句话:宝玉常说,将来这屋里的人,无论家里外头的,一应我们这些人,他都要回太太全放出去,与本人父母自便呢。你只说这一件可好不好?”他娘听说,喜的忙问:“这话果真?”春燕道:“谁可扯这谎做什么?”婆子听了,便念佛不绝。
清代奴婢的生死、能不能赎身,完全掌握在奴隶主手里。作者的寥寥几笔,一方面反映了奴婢身不由己的命运,同时也反映了人民摆脱奴婢身份的强烈愿望。
鸳鸯说:“家生女儿怎么样?‘牛不吃水强按头’?我不愿意,难道杀我的老娘不成?”(四十六回)
我们把鸳鸯的话与朝廷的规定进行对照:“凡汉人家生奴仆、印契所买奴仆,并雍正五年以前白契所买及投靠养育年久、或婢女招配生有子息者,俱系家奴,世世子孙,永远服役。婚配俱由家主”。
可见红楼梦的批判锋芒是直指清廷所推行的奴隶制的。
第61回王熙凤说:“依我的主意,把太太屋里的丫头都拿来,虽不便擅加拷打,只叫他们垫着磁瓦子跪在太阳地下,茶饭也别给吃。一日不说跪一日,便是铁打的,一日也管招了。”这反映了奴婢的非人遭遇。
第三十六回写道:
“龄官道:‘你们家把好好的人弄了来,关在这牢坑里学这个劳什子还不算,你这会子又弄个雀儿来,也偏生干这个。你分明是弄了他来打趣形容我们,还问我好不好。’……龄官还说:‘那雀儿虽不如人,他也有个老雀儿在窝里,你拿了他来弄这个劳什子也忍得!今儿我咳嗽出两口血来,太太叫大夫来瞧,不说替我细问问,你且弄这个来取笑。偏生我这没人管没人理的,又偏病。’”
这反映了奴婢象鸟一样,远离父母,病了也没人管没人理的悲惨命运。
这些奴婢无依无靠,除了做奴婢,别无生路。英莲、晴雯连父母是谁都不知道。晴雯被逐之后,病困无助而死。
由于朝廷禁养优伶,贾府要遣发十二个女孩子。但愿回去的仅四五人。书中写道:“将十二个女孩子叫来面问,倒有一多半不愿意回家的:也有说父母虽有,他只以卖我们为事,这一去还被他卖了;也有父母已亡,或被叔伯兄弟所卖的;也有说无人可投的;也有说恋恩不舍的。所愿去者止四五人。”(五十八回)
大半女孩子或无家可归,或有家不能回,这充分反映了当时人民的悲惨状况。最后芳官等三个女孩子被逐,无依无靠,只能出家,了此一生。
晴雯、鸳鸯被迫害致死,孙绍祖把“家中所有的媳妇丫头将及淫遍”(第80回),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现象。《清代奴婢制度》这样写道:“有些奴主不但肆意敲剥和役使奴婢,还在人身和人格上尽情侮辱和迫害他们。这些奴主视奴婢的性命如草芥,将奴婢的妻女作为玩物。任情纵欲,随便杀戮奸污,把自己的满足建立在广大奴婢的深重灾难之上。”而进行反抗的奴婢,绝大多数被“清王朝援引奴婢殴杀主人的法律杀害了,或被斩或被绞或被凌迟,奴婢们豁出自己的生命作了最大的牺牲。” 所以作者描写奴婢的悲惨命运,矛头直指清王朝的奴隶制度。
书中还说:“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这两个宝号还更尊荣无比”。
在奴隶制之下,人不是人而是物。反对奴隶制就是把奴隶变成人。任何提升人的尊严和地位的思想,都是对奴隶制的否定。因此,红楼梦把奴隶制下地位最低、命运最悲惨的女性地位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她们的悲惨命运发出呐喊,是对清代野蛮的奴婢制度的控诉。红楼梦的女权主义是民族主义的反映。
什么是盛世?红楼梦作者给出一个标准,那就是“盛世无饥馁”(第十七至十八回)。而草根吃光,饿殍载道,鬻子女者无算,又如何能称为“盛世”呢?所以说红楼梦是一部揭露清代盛世谎言的作品。
三、对政治腐败的揭露。康雍乾时期是政治十分腐败的时期。但是,清统治者是不承认的,也不允许任何人有任何微词。以致“满朝文武皆苟且庸碌、缄口言事,惟求招权纳贿,官运亨通,他非所闻。”
这种极端专制的统治,“消刚正之气,长柔媚之风”,龚自珍称之为“戮心”。“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 的国家栋梁、民族脊梁被“戮”而殆尽。
而红楼梦作者不屈服于清统治者的淫威,揭露清朝政治的黑暗腐败。全书没有一个清官,只有以贾雨村为代表的贪官。从打死人象没事一样的薛蟠,到王熙凤弄权铁槛寺;从贾雨村乱判“葫芦案”,到弄得石呆子家破人亡,;从贾珍为贾蓉买官,到太监向贾琏索贿(第72回),无不是对吏治腐败的揭露。而第99回贾政做官的经历,则是对吏治腐败最全面、最直接、最具体的揭露。
由于当时吏治的腐败,从直省到州县,官员挪移、侵欠钱粮习以为常,所以作者写贾政一开始就“查盘各属州县粮米仓库”。贾政对“外省州县折收粮米勒索乡愚这些弊端,虽也听见别人讲究,却未尝身亲其事。只有一心做好官,便与幕宾商议出示严禁,并谕以一经查出,必定详参揭报。”
结果怎么样呢?“那些长随也道:‘你们爷们到底还没花什么本钱来的。我们才冤,花了若干的银子打了个门子,来了一个多月,连半个钱也没见过。想来跟这个主儿是不能捞本儿的了。明儿我们齐打伙儿告假去。’次日果然聚齐,都来告假。”
“隔一天拜客,里头吩咐伺侯,外头答应了。停了一会子,打点已经三下了,大堂上没有人接鼓。好容易叫个人来打了鼓,贾政踱出暖阁,站班喝道的衙役只有一个。贾政也不查问,在墀下上了轿,等轿夫又等了好一回。来齐了,抬出衙门,那个炮只响得一声,吹鼓亭的鼓手只有一个打鼓,一个吹号筒。贾政便也生气说:‘往常还好,怎么今儿不齐集至此。’抬头看那执事,却是搀前落后,勉强拜客回来,便传误班的要打,有的说因没有帽子误的,有的说是号衣当了误的,又有的说是三天没吃饭抬不动。贾政生气,打了一两个也就罢了。隔一天,管厨房的上来要钱,贾政带来银两付了。”
由于贾政要查“各属州县粮米仓库”,结果连衙役都指挥不了。因为他们也是花前买来的差事,要捞回本钱。贾政要做清官,首先就得罪了衙役。
第二件事是送礼。“现在打听节度衙门这几天有生日,别的府道老爷都上千上万的送了,我们到底送多少呢?”别的贪官都是搜刮民脂民膏,一可自肥,二可送礼。贾政想做清官,哪来的钱送礼呢?不送钱这官又怎能做下去呢?李十儿一针见血地指出:“京里离这里很远,凡百的事都是节度奏闻。他说好便好,说不好便吃不住。到得明白,已经迟了。”“老爷极圣明的人,没看见旧年犯事的几位老爷吗?这几位都与老爷相好,老爷常说是个做清官的,如今名在那里!现有几位亲戚,老爷向来说他们不好的,如今升的升,迁的迁。只在要做的好就是了。老爷要知道,民也要顾,官也要顾。若是依着老爷不准州县得一个大钱,外头这些差使谁办。”
最后“贾政被李十儿一番言语,说得心无主见,道:‘我是要保性命的,你们闹出来不与我相干。’说着,便踱了进去”,向现实低头了。
“李十儿便自己做起威福,钩连内外一气的哄着贾政办事,反觉得事事周到,件件随心。所以贾政不但不疑,反多相信。便有几处揭报,上司见贾政古朴忠厚,也不查察。惟是幕友们耳目最长,见得如此,得便用言规谏,无奈贾政不信。也有辞去的,也有与贾政相好在内维持的。于是漕务事毕,尚无陨越。”
尽管贾政没有亲手贪污受贿,但他放任属下贪污受贿;他能继续做他的官,是由于他手下的人替他受贿,然后送礼。他完全是“猫鼠同眠”了。贾政的做官经历说明:清官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要么做贪官,要么不做官。
到一0二回,贾政被参了。书中写道:
贾琏即刻出去,不到半日回来便说:“才到吏部打听,果然二叔被参。题本上去,亏得皇上的恩典,没有交部,便下旨意,说是失察属员,重征粮米,苛虐百姓,本应革职,姑念初膺外任,不谙吏治,被属员蒙蔽,着降三级,加恩仍以工部员外上行走,并令即日回京。
这是不是朝廷“反腐败”了呢?当然不是。因为参他的正是那个招权纳贿的节度使,全社会千千万万象节度使这样的贪官污吏依然官运亨通。节度使为什么参贾政呢?原因无非有三:一是贾政在黑暗的官场是个异类、呆子、不谙“为官之道”,不会行贿受贿。靠家奴在外面胡来,闹出事来怎么办?二是比贾政会巴结、钻营的其他贪官把他的位置给“谋了”。三是元妃已死,贾府失去靠山。所以贾政被参是个个案,不能说是朝廷“反腐败”。
联系尹壮图上疏请停“议罪银”,被乾隆革职留任后不久辞官的事例,我们就可以知道红楼梦对现实的揭露完全是“实录其事”,半句不虚。贾政为官经历的这段描写,不正说明康乾时期是“暴敛横征之世”吗?不正是龚春台所言“鞑虏政以贿成,官以金卖,致政治紊乱,民生涂炭”的最好注解吗?不正是对所谓“盛世”的深刻揭露吗?
这段描写同时也说明,后四十回对社会黑暗的揭露与前八十回是一致的,根本不可能出自高鹗这样正统的封建知识分子之手,也不可能出自其他不明真相的续书者之手。
红楼梦从顽石入世起,到出世止。作者写到:
“一日,正当嗟悼之际,俄见一僧一道远远而来,……坐于石边高谈快论。先是说些云山雾海神仙玄幻之事,后便说到红尘中荣华富贵。此石听了,不觉打动凡心,也想要到人间去享一享这荣华富贵”。
所谓“红尘中荣华富贵”,无非是说,听说社会进入“盛世”了,所以顽石也想去看一看,“也想要到人间去享一享这荣华富贵”。贾宝玉在最初梦游太虚幻境时看到天下女子的薄命簿册,并未理解。因为他满脑子的荣华富贵,不理解天下女子的悲剧命运和社会的黑暗。但到故事最后,书中写到:
“宝玉只道是问别人,又怕被人追赶,只得踉跄而逃。正走时,只见一人手提宝剑迎面拦住说:‘那里走!’唬得宝玉惊慌无措,仗着胆抬头一看却不是别人,就是尤三姐。宝玉见了,略定些神,央告道:‘姐姐怎么你也来逼起我来了。’那人道:‘你们兄弟没有一个好人,败人名节,破人婚姻。今儿你到这里,是不饶你的了!’宝玉听去话头不好,正自着急,只听后面有人叫道:‘姐姐快快拦住,不要放他走了。’尤三姐道:‘我奉妃子之命等侯已久,今儿见了,必定要一剑斩断你的尘缘。’”
到了这时,贾宝玉才理解十二钗判词的意义,理解天下女子的悲剧,认清了所谓的“盛世”是建立在人民“白骨如山”之上的。他的梦幻破灭了,觉醒了。他终于抛弃幻想,与贵族家庭决裂,与清王朝决裂。作品通过主人公的觉醒,完成了对所谓“盛世”的揭露、批判和否定。
在故事的最后,薛宝钗与贾宝玉关于出家有过一段交锋。书中写到:
宝钗不等他说完,便道:“你这个话益发不是了。古来若都是巢许夷齐,为什么如今人又把尧舜周孔称为圣贤呢!况且你自比夷齐,更不成话,伯夷叔齐原是生在商末世,有许多难处之事,所以才有托而逃。当此圣世,咱们世受国恩,祖父锦衣玉食,况你自有生以来,自去世的老太太以及老爷太太视如珍宝。你方才所说,自己想一想是与不是。”
在这里,两人辩论的不是佛道,而是政治。宝玉说:“尧舜不强巢许,武周不强夷齐。”薛宝钗说现在是“圣世”,没有效仿“夷齐”的理由。 夷、齐是逸民的代表。《清史稿•遗逸列传》所云:“太史公《伯夷列传》,忧愤悲叹,百世下犹想见其人。伯夷、叔齐扣马而谏,既不能行其志,不得已乃遁西山,歌《采薇》,痛心疾首,岂果自甘饿死哉?清初,……遗臣逸士犹不惜九死一生以图再造,及事不成,虽浮海入山,而回天之志终不少衰。迄于国亡已数十年,呼号奔走,逐坠日以终其身,至老死不变,何其壮欤!今为遗逸传,凡明末遗臣如李清等,逸士如李孔昭等,分著于篇,虽寥寥数十人,皆大节凛然,足风后世者也。”
顾炎武在1674年作诗云:“彩笔夏枯湘水竹,清风春尽首阳薇。”晚清的颜君猷论屈大均:“顽民不颂周家圣,手掬寒泉吊首阳。”可见“夷齐”是反清志士效法的榜样。
贾宝玉“自比夷齐”,说明他出家不是由于看破红尘,而是象顾炎武等反清志士一样,坚持民族立场,不与清廷合作。而宝钗则说现在是“圣世”,不应该再坚持民族立场。但贾宝玉坚持要出家,说明他不接受薛宝钗关于“圣世”的观点。这样,红楼梦全书揭露清代黑暗,完成对清廷的否定,最后主人公与清廷决裂,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理解这一结构,对于理解红楼梦的主题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原载《红楼梦汉民族精神研究》一书,中国书籍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有增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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