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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汉赋与丁宝桢诗文审美感悟的分歧与和谐

——与黄瑶等保护伞及其其特定庇护对象张启成的重要争鸣

作者: 顾绍炯 收录时间:2010年7月18日(星期日) 下午12:55

    适用于本学案的法律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次修正版第四条:“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不得损害公共利益。”

受害人顾绍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就用邓小平理论中立场观点方法(后发展为“邓小平理论审美新思维”)研究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的项目,有红学、汉赋、丁宝桢诗文。所发表的论文受到国内最高层次文化、教育、科研、理论单位的肯定与奖励。但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兼《贵州文史丛刊》(以下简称《丛刊》)主编张启成,由于长时期坚决否定邓小平理论对社科研究的指导作用,依仗大保护伞庇护,非法滥用职权、否定受害人二十多年中用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国古代近代文学所获的百多万字成果。并且公开散布邓小平理论不能指导社会科学研究的言论,在贵州思想界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受害人多次主动与他诚恳详细地交谈,也在学术研讨会上进行过激烈辩论,并向其主管单位申诉五次,因张有大保护伞庇护,主管单位不予受理。鉴于张某恶意反对宪法指导思想属于全国思想界的大是大非,故写此文争鸣,敬请全国公论 。

(一)

正文

20多年中,我被张主编滥用职权非法否定的著作有以下三种:

㈠《丁宝桢诗文注》(20万字)。丁宝桢(1820——1886)是贵州籍的清代名臣,曾任山东巡抚、四川总督,其诗文是贵州近代乡土文学精品,历来在文坛上未受重视,我在上世纪80年代前期,用邓小平理论观点进行研究,认为他虽因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参加平捻应予批判,但其诗文中强烈的关怀国计民生、狠抓经济建设、严惩贪官佞臣的思想感情令人感动,加以质朴的文风、精炼的语言也颇具特色,认为对改革开放时期的广大读者,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有借鉴价值,于是写了《十五弗斋诗存评介》、《从丁宝桢文集探其政绩》等论文,在《丛刊》发表后均为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所采用,另外对其诗文加以点校注释,1990年《丛刊》前编辑部收入《牂牁丛书》出版书目,并在《丛刊》1990年第2期封底《征求协作出版〈牂牁丛书〉启事》中正式发表(按:当时《著作权法》尚未颁布,作品列入出版书目或出版计划就算与作者订立了《出版合同》。见证据1)。但因经费不到位,没有及时出版。2000年是丁宝桢诞辰180周年,贵州省府拨款十万元给省文史馆出版其文集、开纪念会、学术研讨会。我要求出版早经前届编辑部确定出版的《丁宝桢诗文注》,原责任编辑刘仰向在82日也写了证明道:“1990年,我还在《贵州文史丛刊》工作,顾绍炯同志的《丁宝桢诗文注》一书,编辑部分由我审阅。我阅后,认为此书注释准确、明晰,有出版的价值,适正出版一套《牂牁丛书》,便建议列入此书,后因经费不到位,拖延了下来,现经费落实了,我再推荐此书出版,这是承传贵州文化事业之举。”(见证据2)但主管此事的新任主编张启成,在从未见到过此书稿、对书稿未提出任何问题的情况下,拒绝出版此书,毫无道理地否定了前编辑部的决定和原责任编辑的意见,还在电话里粗暴地对受害人说:“现在不出版,以后也不出版,你吃后悔药去吧!(意思是要我悔不该用邓小平理论来研究丁宝桢诗文)”,这显然是绝对错误的。因为:1.这部书稿是前编辑部集体讨论、共同决定列入出版书目的,张主编无权盲目否定;2.这部书稿不但对丁宝桢诗文进行标点校勘,而且进行注释(张主编主持编印的其它文集都只是开会前突击点校,没有注释),经审定已经达到出版标准,到现在为止,全国还没有第二部象这样用邓小平理论的观点给丁宝桢诗文以应有地位并且点校注释的书籍的问世,要出版其文集,这不能不说是应首先付印的一部;3.贵州文史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科研机构,处理一切问题应按法律法规办事,从“发展先进文化事业”的最高利益作想。张主编粗暴无理“永不出版”原编辑部公认出版书稿的作法,是他反对用邓小平理论的观点研究社会科学的隐蔽表现。因他一贯认为邓小平理论不能指导研究社会科学,但是这观点不宜公开表达,因而用粗暴无理的方式否定这部书稿,成为古今中外编审史上极为罕见的“怪事”。(实质上这是单方面的违约行为,根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受害人将这“怪事”向馆长冯楠、党员副馆长赵少伏反映,要求复议。因张有大保护伞庇护,馆内不但无人支持,甚至无人表个态、说句话,使我第二次维权申诉不了了之。张主编粗暴无理、全馆默许赞同、否定受害人第二部书稿的违法行为使我很惊讶,立即想起七年前,张用另一种手段违法否定我第一部书稿《历代名赋译注附汉赋新论》的旧案。

㈡《历代名赋译注附汉赋新论》(49万字)。汉赋长时期被认为是对封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文学作品,在新中国文学史上评价很低。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用邓小平理论重要的观点进行研究,发现它歌颂两汉前期发展经济、繁荣社会的巨大成就,批判两汉后期吏治腐败、贪黩泛滥的丑恶现实,对改革开放时期的读者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艺术参考价值。1985年我在《丛刊》第2期首先发表为汉赋翻案的文章《汉赋的再评价》,其后连续发表《绵里藏针、寓讽于颂》、《论汉赋对现实的批判》等论文,均为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此前,我根据赋体艰深难懂的特点,写成普及性的《历代名赋译注》,这在全国范围来说,也是最早的关于赋的译注书稿。本省著名教授李独清生前审读过全文,并亲自写了《序言》,肯定“此书稿持论正确,对汉大赋颇有创见;注译详明,译文忠实,能把直译和意译结合起来,并注意到原文的音节”(见证据3);此《书稿》从1983年起,我即与出版社联系资助出版,都因张某向经办人诬蔑邓小平不能指导社科研究而多次谈判未成。2000年《丛刊》拟出版一套丛书向我征稿。我以此书稿应征。原资深的责任编辑叶润桐评此书稿道:“译文流畅生动、优美传神;注释准确精当、详略得宜。有较高的水准、有出版价值。”并收入《牂牁丛书》出版书目(见证据4),也因经费不到位,未能及时出版。后来我向省图书处申请资助出版经费(当时张主编任该处专家评审组副组长),省图书处在199311月将书稿交卢某审读,卢某口头表达能力很强,讲课是其所长;但对科研既无丝毫兴趣,也无一点成果可言;最突出的是贵州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室在1991年组织古典文学教师译注《昭明文选》时,分工卢负责译注35首诗,他琢磨了两年,一首诗也译注不出,贻误了合同规定的交稿时间(作为该书主编的张启成当然很作急,此时力赞我完成22万字赋的译注任务及时,而且质量很好,请我再代卢某完成了10万字的诗歌译注任务)。根据卢某这种情况,显然不能评审难度比诗大得多的关于赋的研究成果,我提出另换合适人选,但张出于不可告人的动机,坚持不换。卢某把只需两月审完的书稿拖了三年(1992.11.——1995.12.),超出一般编辑审稿时间的十倍以上。直到《文选全译》出版之后,在张主编的示意下,卢某才炮制了一份文艺观严重错误的“审读意见”。他把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精华和糟粕颠倒过来,极力吹捧古代文学中的封建性糟粕(如与八股文同类的“律赋”),抨击其中的民主性精华(如杨雄讽刺昏君佞臣的《酒箴》),污蔑我的〈书稿〉选赋不当予以否定,和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唱反调;特别是借口《文选全译》已经出版(是他故意拖延审稿时间造成的),其中有赋,认定此“书稿”不必再出。像这种学术观点既严重错误,又故意拖延审稿时间以达到否定书稿目的“审读意见”,张主编竟完全同意,还设法在专家评审组会上通过,我当时迷惑不解。向图书处新任宋处长提出:“卢先生的《审稿意见》观点错误,问题严重,应另请专家审读”。他说:“专家评审组”已经通过,我无法可想”。我又向张主编提出同样意见,并请他按照图书处“两人审读,共同决定”的制度办事。张不作正面回答,只说:“据知情人讲:‘中央下达了内部文件,以后不资助译注书稿,只资助评论书稿’。再请人审读完全没有必要”。我当时还没有发现张主编的虚伪本质,对他还相当信任,加上宋处长也说过同样的话,以为他们必定了解内部文件才敢这样说。只好把卢某诽谤所造成的内心不平克制下去,使问题搁了下来。

直到20008月,见张主编粗暴无理、严重违法地处理了《丁宝桢诗文注》以后,我才对他的思想品质产生怀疑,经过一番调查,终于弄清事实真象:中央根本没有下达过“不资助译注书稿”的内部文件,宋处长的话是根据“专家”的话转述的,他所谓的专家,指的就是卢先生和张主编。张主编对宋处长和我编的谎言、造的假象,总算基本弄清。后来德才兼备的正组长贵大王金英教授证明:根本未开专家组评审会来讨论卢某的《审读意见》,更未作过否定“书稿”,确定退回的决议。(见证据5),原来张、卢说的“专家组已讨论过,确定退回原稿”的话,是他俩恶意串通,为了非法退稿而对我和宋处长编的又一个谎言,使新上任不知情的宋处长信以为真替他俩强行退了稿。

宋处长退休后,省图书处另请贵州人民出版社(以下简称“出版社”)秉性正直工作负责的文学编辑何怀德审阅我的“书稿”。何编辑的《审稿意见》是:“质量精良,在国内同类图书中独树一帜”。“出版后有畅销的可能,也有获奖的可能” (见证据6)。并且亲自打印了《贵州省新闻出版局重点图书资金补助申请表》上报。张主编知道后,又串通出版社文史编辑室主任李立朴从出版社内部非法排除这部书稿,对外则说是“当年的出版资助金不够”。正直的何编辑说:“如果是资金不够,省图书处就不会请我花两个多月时间审阅这部书稿”(按:根据图书处法规,作者将作品送交图书处申请资助出版。图书处同意了作者申请,收取了评审费,就与作者构成了事实上的合同关系。书稿经审定达到出版标准,就得资助出版。否则就是违约。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进行处理——继续出版或者赔偿损失.李主任在张主编的影响下已经违约,应当依法办事,在第二年出版或者赔偿损失。但从1983年开始联系至今已过27年,李立朴主任受张主编的影响,认为邓小平理论不能指导社科研究仍不予出版,也不赔偿损失).

为了否定这部用邓小平理论重要观点写成的著作,张主编不惜串通自己心腹,颠倒精华与糟粕的性质,对书稿进行污蔑;违背国家评审制度,只用心腹一人审读;捏造中央内部文件,对作者撒谎进行欺骗;盗用专家小组名义,哄新任处长替他强行退稿。违反国家《宪法》指导思想真算得是“殚精竭虑,用心良苦”。他要这样做,必须有两种感情支持:一是对邓小平理论深刻岐视,必欲坚决否定而后休;二是对他人成果异常嫉恨,必欲一棍打死而后快。二者如果缺一,他都想不出这么多“巧点子”,更不会把这么多“巧点子”全部使尽。从这个窗口,既可以看透张主编的政治本质,也可以看清他的道德水准。

根据常理分析:张某点子虽多,性质只有一个。每个点子都违法违规。既然违法违规,必然寸步难行。但是特大保护伞给了张某万能通行证。结果是寸步难行变成为路路畅通。在此形势下,受害人的首次维权申诉只能被迫暂时搁置,等待张启成特大保护伞消除时期的到来。

(三)《红学改革新论》(共计50万字)。上世纪90年代中期,邓小平理论已经形成体系,经过全国人民15年的实践,经济建设突飞猛进,国力空前充沛,社会空前繁荣,全国人民产生了全新的价值观念,文艺领域出现了全新的审美情趣。在我们的心理,也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审美新思维。这种新思维的特点,就是以邓小平理论作为“和平发展时期”的社会审美标准,对社会审美对象的美丑本质进行审美分析和审美判断,从而获得其崭新的审美价值的认识过程。当我们用这种新思维重新研究〈红楼梦〉时,发现文本中除了有以宝玉、黛玉为代表的追求个性解放、恋爱自由、捍卫人生基本权利的政治改革探索者以外,还有以探春、宝钗、李纨为代表的倡导发展经济、清除腐败、力求使经济危机严重的贾府起衰回兴的经济改革探索者。两组探索者分别与贾府内封建正统势力、封建腐败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结果,前一组斗争,由于两种封建势力共同破坏以黛玉香消玉殒、宝玉悲愤出家告终,形成使千古伤心的悲剧美;后一组斗争由于探、钗、纨等倡导“兴利”(发展经济)“除弊”(清除腐败)为正统势力器重。当贾府被抄,腐败理家主子被彻底清除之后,根据艺术情节的发展定势,经济改革代表人物必然会成为团结全家奔向中兴的核心并取得辉煌成就的,从而形成贾府最珍贵的正剧美。基于这种新思维,我们写了一系列具有革新意义的红学论文。发表后,获得全国最高层次文化、教育、科研、理论单位的肯定与奖励。由中国社科院科研局收集整理材料,人民日报理论部副主任卢继传教授主编的 《中国当代社会科学专家学者大辞典》中,从社会科学角度,确认“已初步形成用邓小平理论立场观点方法研究红学的新流派”;由中国文化部艺术服务中心所编的《共和国名人大典》中,从文艺美学角度,认定“已初步形成用邓小平理论审美新思维研究红学的新流派”。

2000829日上午,贵州省文史研究馆与省历史文献研究会共同和川、鲁两省的文史专家学者举行的“丁宝桢学术研讨会”上,组委会安排我大会发言。我谈了自己用邓小平理论审美新思维研究丁宝桢诗文、汉赋和《红楼梦》的体会后,张主编竟在下午大会讨论时,作了完全相反的发言。他说:“用邓小平理论作指导,怎么能够研究丁宝桢进行平捻战争呢?怎么能研究汉赋、《红楼梦》呢?我认为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不需要邓小平理论作指导,只要实事求是就行了”。

按:1997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江泽民总书记说:“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这是对邓小平理论珍贵内涵的最正确的评语。比如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发展经济为中心代替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改革开放代替封闭与半封闭,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反对腐败,两手都要硬等,都是在“新的实践的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经过全国人民20年实践,经济建设突飞猛进,物资空前富裕,社会空前繁荣,国力空前充沛,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整个国家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有事实证明,邓小平理论就是实事求是的真理。如果抛开上述邓小平理论中珍贵的内涵,邓小平理论的立场观点方法就无从体现,离开了邓小平的立场观点方法,根本谈不上实事求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四人帮打着“实事求是”的旗号,揪出并迫害数以万计的“牛鬼蛇神”,给国家造成深重的灾难就是明显的例子。张主编在大会上宣扬“研究社会科学,不要邓小平理论指导,只要实事求是”,将邓小平理论与实事求是恶意对立起来,进而否定其对社科研究的指导作用,公开地、露骨地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这是当前中国社会意识形态中,一个极端错误的观念,也是极端错误的言论。我在张主编谈完后,发言20多分钟,对张主编的错误言行进行了激烈的批判。

在组委会通知我准备大会发言时,我就预料到张主编会在我发言后进行攻击,而且攻击的主要目标将是我们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研究红学所取得的成果(因为其它重要成果都已被他否定)。所以带了八本登有我们红学论文的大型理论文集去,这些文集都是由国内第一流文化、教育、科研、理论单位分别合编而成。我发言后立即分发给代表们传阅,请予指正。

下午大会讨论时,张主编对我们的红学研究成果,果然进行攻击。我在批判他时说:“用邓小平理论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红学研究不但可能,而且我们的研究成果已被《新华文摘》、《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采用不少;同时得到人民日报理论部、人民日报出版社编辑部、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部等单位的有关领导、专家学者一致肯定,也被他们收入其分别合编的大型理论文集”。由于这些理论文集,代表们在上午已经传阅,所以对于张主编的攻击先有了思想准备。张主编听了我的激烈批判后,也哑口无言。因为他否定的红学成果已为国内第一流专家学者所肯定了。

这次研讨会的成果是多方面的,张主编暴露了他反对用邓小平理论指导研究社会科学特别是红学受到激烈批判应是这次研讨会重要成果之一。原来他否定邓小平理论对社科研究的指导作用的手法都很隐藏,表现出来的不过否定这类科研成果时违反工作原则,不合法规制度,意见主观武断,打着“实事求是”旗号,尽干些弄虚作假、造谣污蔑的违法犯规坏事而已。这次他公开暴露了邓小平理论不能指导社科研究的本质思想,才使人们对他近8年在评审工作中一系列不可理解的行为根源恍然大悟:原来否定邓小平理论对社科研究的指导作用,扼杀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所获得的社科研究成果,在他评审思想中占了主导地位。

按:社会科学是研究各种社会现象并阐述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其覆盖面极其广泛。如: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法律学、教育学、文艺学、民族学、宗教学……等,无不涵盖于其中。张某极力宣扬邓小平理论不能够指导社会科学研究,不管其主观动机如何,其客观效果,只能是恶毒地趋向于把当代马列主义全盘推翻。如果张启成的谬论骗得了不少群众的信任,都不用邓小平理论指导研究中外社会现象,那必然在思想界造成极大混乱,不仅改革开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将毁于一旦,还潜伏下不可言喻的政治动乱危机。面对这种情况,坚决批判张某谬论,不使它有任何市场,这应是贵州和全国思想界的头等大事。 

但是由于张某有极大的保护伞,文史馆党政负责人赵少伏副馆长在作会议总结报告时,对于张主编在大会上宣扬否定邓小平理论对社科研究指导作用的言论只字不提,更没有表示任何态度,使代表们对邓小平理论能否指导社会科学研究这一思想界的重大问题,在头脑中仍无定论。

(二)

向贵州省委宣传部反映情况及其答复

三省合开的学术会议结束之后,我多次向文史研究馆党政负责人赵少伏建议:邓小平理论能不能指导社科研究是思想界的大是大非。在本次会议应当有明确的结论,决不能含糊了事。必须由省文史研究馆与省历史文献研究会继续通过学术研讨,获得最后的明确的结论。但是一直没有得到他的同意。这样交谈了几个月,最后他建议我写材料向省委宣传部反映,请上级解决。我把材料写好后按照组织原则请他审查后上转。他说:“我不上转黑材料。”我于是在材料上签名处署明自己的政治身份,表示以自己的政治生命担保所写的决不是他所谓的“黑材料!”,并说:“如有不实之处,请审阅后提出,我一定据实改正。”材料交给他一个多月,他没提出任何不实之处,但仍然不肯上转。我于是自己上交贵州省委宣传部领导,还将十本载有我组科研成果的大型理论文集(计国家级七本、省级三本)送请宣传部理论处审阅。

宣传部首长及有关部门领导审阅上报材料和科研成果以后,分别予以答复。对于张主编在三省联合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上公开宣称邓小平理论不能指导社科研究,并蓄意否定用邓小平理论立场观点方法研究社科的成果,还在其所主编的《丛刊》中完全不用研究邓小平理论的文章(见证据11)这些事实,张健部长说:“这属于政治问题,应当由原单位(所任职的单位)进行处理。”对于材料中所涉及的理论问题,分管理论的李建国副部长说:“用邓小平理论的立场观点方法可以研究社会科学领域中任何一门学科,当然也可以研究红学、汉赋、丁宝桢诗文。”理论处许振亚处长审读了十本理论文集所载我们的科研成果,认为都正确体现了邓小平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全部予以肯定。

贵州省委宣传部的意见是非常正确的,体现了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的原则立场,并与江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所说的邓小平理论“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的论述是一致的;对于我们科研成果的评价,也与人民日报理论部、中国文化部、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有关领导、专家学者的看法是一致的。如果用《出版法》来对照,问题就更加清楚。该法规定:含以下内容的作品不能出版发行:

1、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

2、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

3、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

4、煽动民族分裂、侵害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破坏民族团结;

5、泄露国家机密;

6、宣扬淫秽、迷信、或者渲染暴力、危害社会公德和民族优秀文化传统;

7、侮辱或者诽谤他人;

8、法律法规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

以上八条,与张主编依仗后台,滥用权力、禁止出版的我们百多万字的作品毫不相干。恰相反,他说的“用邓小平理论不能指导社会科学研究”,才是违反《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言论。虽然张主编的言论没有出版发行,但在三省联合举行的学术研讨大会上公开散布,影响同样恶劣。张健部长说是“政治问题”,联系他长时期在编审工作中的倒行逆施,应当说是完全正确的。总之,贵州省委宣传部的意见,为正确解决张主编否定邓小平理论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作用、否定用邓小理论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社会科学所得成果等重大问题指明了方向。

     退一万步说,即使张某的政治水平太低,不理解他自己说的“社会科学”是什么意思,不必追究他的政治责任。那么法律的语言是通俗易懂的,《著作权法》第二次修正版第四条规定:“使用著作权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不得损害公共利益。”我们用宪法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写成的百多万字学术作品,是完全合法的具有先进性质的科研成果。张启成依仗大保护伞庇护,滥用职权,使用多种非法手段,以邓小平理论不能指导社科研究为由全部予以扼杀,明目张胆违反《宪法》。使受害人在职称上、荣誉上、经济上、精神上遭受不可补偿的重大损失。这严重的法律责任,是决不能逃避的。。

              (三)

向有关的上级领导建议及结果。

    由于这既是政治问题又是理论问题,涉及中国思想界的大是大非,我想必须由张某原单位(省政协、省委统战部)和省委宣传部各选派一位政策理论水平高的干部组成小组,调查研究,进行处理。200111月,我写了《为捍卫邓小平理论立场观点方法的指导作用而斗争》的长篇报告。报告中如实陈述了张启成蓄意否定《宪法》指导思想、长期破坏当代马列主义的具体事实,并在核查处理方面,向三单位领导提出以下建议:

㈠调查的内容:⑴张启成公开否定邓小平理论不能指导研究社会科学的言论,及其在听众中造成的迷惑、混乱和其他负面影响(以出席2000829日下午“丁宝桢学术研讨会的省内外48名代表为主要调查对象。姓名及其住址见附件:“证据8”);⑵张启成以非法手段否定大量用邓小平理论研究社会科学所获成果的情况(与本省社科刊物观点正确的责任编辑肯定用邓小平理论研究社会科学所获成果的情况作对比调查);⑶张启成在其所主编的 8年(1994——2001)《丛刊》中完全不用研究邓小平理论稿件的情况(与贵州其它省级社科刊物同时期中使用研究邓小平理论稿件情况进行对比调查).⑷由于张启成非法否定作者用邓小平理论审美新思维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所获创新成果,给受害人在职称上、荣誉上、经济上造成的损失和在精神上造成的伤害。

㈡在核准事实的基础上,由三单位领导从思想上、理论上给张以耐心帮助,并责令张启成作全面的、深刻的、详细的书面检查。

㈢为了清除张启成现象在黔、川、鲁三省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应将张启成书面检查在《丛刊》上登载。并责令张某赔偿受害人的实际经济损失。

投信后一周左右,我连续给省统战部打几次电话,接话的人事处长邵某,都回答同样的话:“材料已经上交领导,领导还未表态。”省政协信访处及时回了信,说的是“来信已经收到,,我们已经转给省委宣传部,请与他们直接联系。”我想,我的去信说得很清楚,张启成是政治问题,应当由原单位处理,省委宣传部无权处理,为什么要转过去?于是再拿了一封同样的信去见省政协信访处处长说明情况,请他上交本单位领导处理。”信访处长说:“不必上交。就是本单位主要领导授权给我这样处理的。”我不相信省政协主席会放弃原则包庇一个严重违法者。一再要求该处长按信访原则办事。但对方一直不同意,坚持要我把我交的材料和他写的转办函带交省委宣传部。我带了但没有交,因为材料他已转了一份给宣传部,而他写的信是明知对方无权办却要转给他们办,这明显是违背信访常规的错误作法,其目的是执意充当张启成的保护伞,包庇张某恶意否定宪法指导思想,严重破坏当代马列主义的严重违法行为(见证据7)。这第三次投诉就因张某原单位以主要领导名义违背信访常规不作为而搁置起来。

省红学会王邸代会长对我们用邓小平理论立场观点方法研究《红楼梦》所取得的成果非常重视,在他的大力支持下,1995年我与一些志同道合的红学研究者成立了“邓小平理论与红学研究组”,到2000年所发表的成果已达60多万字,我们精选出50万字,汇编成《红学改革新论》一部书稿,其中有十多万字都是在国家级专业学术期刊(《红楼梦学刊》、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红楼梦研究》)或国家级大型理论文集中登载、转载过的,根据《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鉴定验收办法》第17条规定:“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已在国家级专业期刊上发表过的”,在验收时“可免予鉴定”。我们的研究成果主要内容已在国家级专业期刊上发表过(见证据9),按《验收办法》规定,属于“免予鉴定”就验收的成果,依法规在向省社科规划办申请立项资助出版时应当没有问题。谁知2000年前后三次申请都未通过,据省社科规划办石主任说:原因是多数评委认为邓小平理论不能指导红学研究,在表决时不投赞成票。这完全是张启成在三省联合举办的学术大会上散布邓小平理论不能指导社科研究的结果。

此后我写了《为捍卫邓小平理论指导作用、维护〈著作权法〉尊严、反对渎职侵权行为而控诉》,作第四次申请。内容除了揭露张启成骗取顾绍炯、曲沐等12位作者巨额著作权许可使用费另案复议之外;与第三次申诉信基本相同。第四次申诉材料挂号寄交省委宣传部、因其无权处理,留下材料备案。省政协、省委统战部有权处理,但前者的信访办收到后借口单位领导(省政协主席)授权仍然置之不理,省委统战部也未回信,更未复议。张某在大保护伞庇护下,恶意否定中国宪法指导思想,严重破坏先进文化的行为,愈演愈烈,一直延续到2009年。在这一年的上半年,我参加贵州省红学会年会时,发表了一篇争鸣文章,对当时省政协主席黄瑶等长期包庇张启成反对用邓小平理论指导研究社会科学的严重错误再一次提出严肃批评。

由于申请邓小平理论与 红学研究组集体作品《红学改革新论》(50万字)出版经费被张启成破坏受阻,结果由愿意自出资金的作者顾绍炯、顾雪松出版了其中两人的作品《红楼梦的春天》(26万字,单价26元)。于2007年问世。

(四)

      中共贵州省委办公厅和贵州省政府办公厅认可我们用邓小平理论审美新思维研究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的先进意义,肯定我们在研究红学、汉赋、丁宝桢诗文中所获成果的创新价值

2008年,中共贵州省委办公厅和贵州省政府办公厅鉴于因种种缘故,许多有真才实学的的离退休教师在任职期间未能晋升应有的技术职务,成为终身遗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两办公厅根据《黔党办发(200615号文件》关于离退休专业技术人员可以申报职称的规定,授权由省老科技工作者协会组织评审,使合格者取得相应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这样对离退休教师所取得的成果予以肯定和认可,既可使其夙愿得以实现,也可使其为促进我省教育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受害作者顾绍炯在任职期间,从1980年起,就探索以邓小平理论审美新思维研究中国古代近代文学,1983年获得第一部成果(《历代名赋译注附汉赋新论》);1985年获得第二部成果 ——《丁宝桢诗文注》;1995年获得第三部科研成果——《红学改革新论》。由于加害人张主编坚决认定邓小平理论不能指导研究社会科学的错误观点,并且依仗极强的后台,通过广泛的关系,使用多种违反法律法规的手段,阻挠受害人申报出版基金会资助出版成果,使其应得的技术职称,推迟了15(按第三部成果算)——27(按第一部成果算)年,幸好党和政府给受害作者最后一个机会,于是以近30年科研究成果(书籍《红楼梦的春天》以及汉赋、丁宝桢诗文等研究成果),申报教授职称。经贵州老科技工作者协会按照规定,组织评审。肯定顾绍炯用邓小平理论审美新思维研究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的先进意义,认可其所获全部成果的创新价值。经过报请上级批准,授予作者顾绍炯迟到15——27年的教授技术职务的任职资格。

中共贵州省委办公厅和贵州省政府办公厅授权省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对我们科研成果的评定是事实求是、完全正确的;是与全国最高层次文化、教育、科研、理论单位的看法一致的;也是与200111月贵州省委宣传部对我们科研成果的评价一致的。中共贵州省委办公厅和贵州省政府办公厅的肯定与奖励,标志了致力于创造先进文化成果的学术流派已经在贵州正式形成。这充分说明张主编否定邓小平理论对社科研究的指导作用完全错了!也说明他千方百计否定我们用邓小平理论审美新思维写成的百多万字的著作完全错了!他应当对自己在近30年中以违法乱纪方式破坏贵州先进文化的严重错误负全部责任。

现在,张某的大保护伞黄瑶因严重腐败而被双开已经不能再起枉法包庇作用了。我再一次写了材料,向张某任职单位进行第五次申诉。我们希望,贵州省政协、省委统战部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能够公正严明,依法办事。并联系有关单位,共同处理好这历经27年的遗留问题:

1、张主编依仗其保护伞,滥用职权,违法乱纪,否定我们用邓小平理论审美新思维研究红学、汉赋、丁宝桢诗文所获得的成果,应当根据当时责任编辑的正确意见与国家法律法规的适用条款重新处理。如:《历代名赋译注附汉赋新论》应当按照原贵州人民出版社文学责任编辑何怀德合法的、正确的《审稿意见》(见证据6),由贵州省新闻出版局重点图书资金补助正式出版;“邓小平理论与红学研究组”集体创作的(50万字)《红学改革新论》,应由省委宣传部社科规划办按照《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鉴定验收办法》第17条规定资助出版;《丁宝桢诗文注》应当按照原责任编辑刘仰向的正确的、合法的《审稿意见》(见证据12),由贵州文史研究馆资助出版. 让用邓小平理论审美新思维研究社会科学所获得的成果能够顺利问世,为进一步发展贵州先进文化创造基本条件;

2、在27年中,张启成依仗大保护伞,使用多种非法手段破坏受害作者用邓小平理论研究社科所创造的佰多万字成果。使受害人人在职称上、荣誉上、经济上 、精神上造成的严重伤害,应当向受害人顾绍炯公开道歉;并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 ,结合高等学校的现实情况,按上限赔偿受害人的实际损失。。

    3、贵州省政协前主席黄瑶等有关负责人,长期充当张启成的保护伞使张某的严重错误危害贵州思想界长达十年以上,加重了受害作者与读者被损害的程度,错误也是很严重的。应当向受害作者与广大读者公开道歉。 

(五)

第五次向省政协、省委统战部申请复议的情况

第五次首先向省政协提出复议申请。省政协信访处新处长承认黄瑶等政协主要负责人长期包庇张启成否定邓小平理论对社科研究指导作用是错误的。但是不承认省政协是张启成错误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因为张某在省政协只起咨询作用,并无实职实权。而张在省委统战部既任业务副馆长。又兼任《丛刊》的主编。有实职实权,他所有必须复议的行政行为正是滥用其实职实权造成的。于是该处将申诉信转送省委统战部处理,通知申诉人与统战部联系。

201017日,申诉人到统战部办公室信访,余副主任接待,说省政协信访处转来的信已经收到。领导正研究安排人接办。直到128日才安排葛某接办。经过多次交谈,知道统战部接到申诉书后,被申诉人张启成仍然顽固坚持他反对《宪法》指导思想的立场和否定当代马列主义的观点,仍然坚决认定邓小平理论不能购指导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强调自己长期非法破坏先进文化的行政行为完全正确,没有任何错误。对受害人的复议申诉拒不作出书面答复,更不提交所作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或依据。态度极端恶劣。如果说2000年张某公开否定邓小平理论对社科研究的指导作用是出于对《宪法》指导思想的“深刻歧视”的话,那么10年后的今天,他依然是顽固不改,客观上已经证明他与中国《宪法》指导思想有着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矛盾,不是深刻歧视而是深刻敌视了。另外,统战部直接主管的部长竟完全同意张启成违法的思想言行,说张启成只是学术观点不同,并说他可以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可以按照自己的观点行事。显然是有意紧跟黄瑶的脚印,继续充当张启成的保护伞。受害人反复陈述,张某不管有什么学术思想,都无权反对宪法指导思想,无权违反国家法律规定。这是国法的明文规定。但该部长置之不理,仍然拒绝履行《行政复议法》规定的复议职责。受害人在220日向省政法委执法监督处去信反映,请求予以督促,当天省政法委就回了信。说已用挂号信将申诉人的信件寄交统战部主管人员,督促他们依法办理(见证据13)。但是统战部收到省政法委的督办信后依然拖延不办。拖到510日最后答复说:“张启成是学术问题,不予处理。”按:《著作权法》第二次修正版明明说:“使用著作权,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张某否定受害人用邓小平理论指导写成的百多万字科研著作,既违反宪法指导思想,也违反《著作权法》与《出版法》的规定;更严重损害受害人的合法权益。而复议单位主管人员却说是学术问题,不予处理。实属全国罕见、全党未闻、影响极其恶劣的枉法包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四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或者行政复议机构不履行行政复议法或者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复议职责,经有权监督的行政机关督促仍不改正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的责任人员依法给以警告、记过、记大过的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给予降级、撤职、开除的处分。”根据本案后果极其严重、影响特别恶劣等情况,对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以及直接负责的责任人,必须依法严肃处理,才能维护国法的尊严与执法的公正。以上意见,是否有当,敬请全国公论。  

                 志愿军二等功臣双重模范  

受害人  顾绍炯 中共党员  解放军双重三等 功 臣

                             贵阳学院中文系 教 授

(署名处写明政治身份,是以政治生命保证,所写情况全属事实,如有一件虚假,愿负法律责任)

   【后附】1、证据13种。    电话:(08516832787

201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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