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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主观条件——中国伟大现实主义名著的成因探微

作者: 顾绍炯 收录时间:2010年7月10日(星期六) 下午19:13

摘要:中国18世纪伟大的现实主义名著《红楼梦》为什么不出于当时蜚声文坛的名家之手,而出于默默无闻的曹雪芹笔下,自有其必然的原因在内。探索这个问题,找出正确答案,可为深入研究《红楼梦》选择合适的角度。本文通过深入探索,总结出曹雪芹有丰富的贵族之家的生活经历及其家庭由盛到衰的生活体验;他继承了明代以来我国初期民主主义思想家的斗争传统;他敏锐发现并高度尊重中国最早进行初期民主主义经济改革的巾帼英杰;他在具有高度文化教养的亲长中和浓厚文学氛围的家庭中培养了多种文学体裁的写作能力;他具备了空前的艺术勇气和创作毅力。这些条件如果缺少一种,要想在18世纪的中国完成这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名著都是不可思议的。

关键词:锦衣玉食;一败涂地;平等自由;兴利除弊;写作能力;艺术勇气

《红楼梦》不仅是我国文学遗产中的瑰宝,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明珠,它那初期民主主义的思想光辉,给世世代代追求进步的人们以深刻的启迪,它那无比精湛的艺术技巧,更给千千万万文学爱好者以高度美感,我国古代百花吐艳的文坛,由于《红楼梦》的出现而增添了奇香异彩。为什么这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不产生在别的时代别个作家的笔下,而出自于18世纪曹雪芹之手?探讨这一问题,有助于了解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的产生,其作者应具备哪些必要的主观条件,这对于当代及以后现实主义作家进行创作准备不是没有借鉴意义的。

曹雪芹所以能写出这部杰作,决不是偶然的现象,有其必然的原因,概略说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曹雪芹有其独特的丰富的贵族之家的生活经历和这种家庭由盛到衰的生活体验,加上观察其他日趋衰微的封建贵族,使他对封建阶级的腐朽和封建制度的黑暗有清醒的认识,这丰富的生活与清醒的认识,是他能够创作《红楼梦》的主要条件。

曹雪芹有富贵荣华的少年时期。曹家曾是显赫一时的贵族,他的高祖曹振彦曾随顺治入关,为清朝开国定鼎立下汗马功劳,他的曾祖曹玺、祖父曹寅、伯父曹颙、父亲曹頫三代四人连续任江宁织造达60年之久,聚敛了大量财富;不仅如此,由于他曾祖母孙氏是康熙皇帝玄烨的乳母,祖父曹寅又是玄烨的侍读,故康熙对曹寅不仅高度信任,而且异常亲密,六次南巡,四次都驻跸曹寅府中。曹雪芹在这个环境中生活了13年,对贵族之家的生活非常熟悉。而他又有凄凉的晚景,公元1728年,雍正借故将曹頫革职抄家,世代簪缨之族一下跌入败落的深渊。曹雪芹从锦衣玉食的贵族公子沦落为缺衣少食的贫苦文人,从雕梁画栋的贵族府第进入绳枢瓮牖的茅屋寒舍。生活的巨大落差促使他以新的角度清醒而深刻地反思家史,从辉煌中看出极端的丑恶,从繁华中看出必然的衰败,加上广泛观察其他贵族的浮沉史,终于意识到封建统治集团中的腐败势力已失去任何进取的力量,除衰亡外已不配有更好的命运了。

曹雪芹丰富的贵族生活为他创作《红楼梦》描述贾府鼎盛时期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比如贾寅四次接驾,标志了曹家荣华富贵的顶峰,在清代整个贵族集团中都绝无仅有,曹雪芹以此为素材,构思了《红楼梦》中元妃省亲的精彩情节,尤其是以康熙在曹府驻跸之处为原型,塑造了“天上人间诸景备”的大观园。其中的亭台楼阁、飞檐画廊、山石林木、碧池清流、奇花芳草、珍禽异兽,以及在这环境中活动展现的峨冠博带、衣香鬓影、簪花佩玉、珠辇宝马、轻歌曼舞、笑语歌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国文学作品中第一次那么真实、那么细腻、那么精致、那么生动地展示了贵族之家春风得意时的生活场面。由于曹雪芹在南京生活了十多年,当年康熙南巡时在他家驻跸之处,必然亲目所见,当年祖父接驾时的盛大场面和动人细节,必然亲耳所闻,如果曹府没有留传下这些真实生动的生活素材,曹雪芹是难以写出这雍容华贵、辉煌绚烂的省亲场面的,即使是最善于凭空想象的作者,也很难达到如《红楼梦》第1718回那样的艺术高度。

最关键的是曹雪芹穷困时对家史演变的冷峻反思和深刻理解,决定了他对《红楼梦》艺术情节的总体构思。

为了奉承最高统治者以图永保禄位,曹寅四次接驾时,不仅倾注全家财力,还挪用库银数十万两,使曹家背上了永难还清的沉重债务。曹寅死后,由于亏欠之库帑难清,挥霍之积习难改,其继承人就尽量压榨勒索。公元1723年,雍正继康熙为帝,视曹家为其政敌允禟的党羽,多次流露出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杀机。此时作为釜底游鱼的曹頫,理应谨小慎微,以避不测之祸,谁知他仍不知收敛。在雍正5年送缎匹进京,路过山东时,竟向驿站勒索程仪3672钱,给雍正以罗织罪名的口实,次年621日被判处撤职枷号,抄没全部家产。近百年荣华富贵的世家大族,终于一败涂地。

《红楼梦》中从“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元妃省亲,到“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的抄家败落,是曹府从繁荣到衰败的家史的艺术写照。全书一反过去我国文学作品情节发展的模式,不是从离散到团圆,而是从团圆到破家。这具有首创意义的总体艺术构思,是生活真实给曹雪芹的启示的结果,是他深刻反思自己家史的结果,是他广泛观察当时某些贵族没落过程的结果。由于曹家的衰败在当时封建贵族中具有代表意义,所以这总体艺术构思,在客观上体现了整个封建统治集团基本腐朽趋向衰败灭亡的时代本质。

封建贵族之家衰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曹雪芹根据自己的体验和思考,在《红楼梦》中突出最重要的人的因素。书中以大量篇幅,描绘出一代不如一代的纨绔公子,他们依仗祖辈余荫,勾结官僚,交纳王侯,骄横跋扈,穷奢极欲,巧取豪夺,残酷剥削,淫辱妇女,暴虐良民,甚至包庇亲族滥杀无辜……,不仅玷污了祖先的功名,断送了偌大的家业,而且践踏了国家法纪,破坏了社会安宁,形成了封建王朝的恶性肿瘤。其势力扩散到哪里,哪里就腐败糜烂,以致败家祸国,不可收拾。曹雪芹怀着深恶痛疾的心情,从曹府和其他贵族之家中撷取真实的生活素材,通过艺术加工,给以猛烈的鞭挞。即如他根据为畸笏叟证明确属曹府丑闻的天香楼事件,精心构思,塑造了大出殡的情节,这牵动了数以十计的王侯虔诚祭奠的肃穆隆重、盛大豪华的场面,原来骨子里却藏着翁污儿媳的丧伦败俗的秽行,这里暴露的不仅是惊人的奢侈靡费,而且是惊人的虚伪和丑恶。以这种纨绔儿为族长的贵族之家,即使不被抄没,也必然会彻底败落的;以这类纨绔儿组成的统治集团,即使无外敌侵凌,也必然会自取灭亡的。

总之,曹雪芹由于有十多年贵族生活的亲身体验及以后长时期的间接了解和广泛观察,使他为创作《红楼梦》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又由于曹家的败落使他有可能背离贵族的立场,以新的角度对复杂纷纭的生活素材进行冷静的分析。如果没有后期的没落贫困,是难以具有深入本质的批判眼光的,没有这种眼光,也是难以在形象体系中对封建制度进行全面而深刻的批判的。所以丰富的生活体验和特定的生活道路,是曹雪芹能创作《红楼梦》的主要原因。

第二,曹雪芹继承了明代以来,我国初期民主主义思想家的斗争传统,成为18世纪我国封建贵族子弟中第一个有影响的初期民主主义的作家,他在中国激起的民主思想的浪花,客观上是与当时欧洲民主思想的浪潮相呼应的,是世界性的民主潮流的一部分,这是他呕心沥血之作《红楼梦》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并能跻身于世界名著之林,为世界人民所喜爱的原因之一。

由于我国明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素的产生和发展,嘉靖后就萌芽了民主主义思想。李贽(1527——1602)就是这种思想的代表人物。他向当时盛极一时的程朱理学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虽然被统治者逮捕而死于狱中,但黄宗羲(1610——1695)、顾炎武(1613——1682)、王夫之(1619——1692)、唐甄(1630——1704)、戴震(1723——1777)等踵其后尘,继续对程朱理学进行猛烈的抨击,并进一步对封建皇权予以尖锐的批判。如黄宗羲认为“天下之人恶其君,视之为寇仇,名之为独夫”,揭露封建帝王“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指出封建专制制度是“天下之大害”,必须“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唐甄甚至说:“自秦以来,凡为君者皆贼也”;顾炎武不仅抨击君主专制,并鼓吹以“众治”代替“独治”。他们还坚决反对程朱之流对个性的压抑,主张个性解放:戴震针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论点,指出“凡事为皆有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认为用“理”统治人其实是“以理杀人”;王夫之更一针见血地指出“欲即天理”,体现了对自我的高度尊重与对个性解放的积极追求。这些观点,正是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意识形态中的反映。只不过当时发表这些意见的多为明末遗民或清代出身寒素的学者,影响不大。而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仍是程朱理学,它顽固地占据了全国的思想阵地,特别是在上层统治集团中,其控制更为严密。

曹雪芹家世代受清廷恩宠,祖祖辈辈是绝对效忠清王室的忠实奴才,对专制制度,帝王权威,是绝对拥护的;对程朱理学是无限尊崇的,在政治认识、伦理观念诸方面都与朝廷保持高度的一致。但曹雪芹却不然,由于家庭变故和初期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使他对封建皇权、程朱理学由怀疑、动摇而不同程度地反对。在某些方面的反抗是颇为坚决的,采取了与其前辈截然不同的立场,成为18世纪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启蒙思想家,成为当时贵族子弟中罕有的初期民主主义的战士,从这方面来看,其意义是不可抵估的。正因为如此,才有可能在充满假丑恶的日趋败落的贵族之家发现体现真善美的新生的力量;才有可能在他所塑造的《红楼梦》的典型形象中,于批判封建制度的同时,透露出民主主义的微光。这种微光,集中地体现在贾宝玉的言行中,体现在宝玉对一切走仕途经济的“国贼禄鬼”的深恶痛绝中,还体现在他始终不与封建统治者合作,坚决不走效忠封建王朝的人生道路的行为中,更体现在他那被一般人目为“呆痴疯傻”的任性肆情的言论行动中。其抨击皇权反对专制的激烈程度,也许不如黄宗羲、唐甄等人,但是应当知道,贾宝玉是在皇权统治最顽固、理学禁锢最严密的上层贵族内庭中这样说这样做的。即便如此,也被卫道者视为“混世魔王”,被封建家长认为将要“弑君杀父”可以致之于死地了。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对新生的民主精神的歌颂,不仅是与中国古代民主思想的萌芽一脉相承,客观上,也是与当时欧洲的民主思潮遥相呼应的。

欧洲的资本主义发展较早,在1415世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已经在地中海沿岸的发达城市中出现了。到了十八世纪,资本主义经济日益高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也相当发达,当时出现了一系列启蒙思想家。与曹雪芹同时的有孟德斯鸠(1689——1755)、卢梭(1712——1778)、伏尔泰(1694——1778)、狄德罗(1713——1784)等,他们的著作如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伏尔泰的《哲学通信》和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都系统地阐述了民主主义思想,他们所鼓吹的自由、平等和博爱,在整个欧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势力的主要的精神武器。

中国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发展较慢,代表市民阶级的意识形态出现也较迟,到18世纪民主思想仍处于幼稚状态,曹雪芹当然不可能象欧洲启蒙思想家那样具有系统的民主主义思想和明确的奋斗目标,但在《红楼梦》中所塑造的体现作者审美理想的中心人物形象中,是蕴含了平等、自由、博爱的因素的。冯其庸在《梦边集》第237页中就这样说过:

《红楼梦》描写贾宝玉厌恶自己出身于这个贵族世家,觉得不如出身于“寒门”的秦钟好。宝玉与秦钟不愿论叔侄,而只愿以兄弟朋友相称;他对贾环,又不愿以长兄的身份去压制和管教他;他对贾府的奴仆们,用兴儿的话说:“没有一点刚性儿”,“喜欢时没上没下,大家乱玩一样,不喜欢各自走了,他也不理我们。我们坐着卧着,见了他也不理他,他也不责备。因此没人怕他,都过得去”。他对怡红院里的那些丫头们,则更是让他们“无法无天”,自己“甘心为诸丫头充役”。这一切描写,归根到底,表现了作者在批判封建皇权、            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的基础上提出的“平等”观念。

贾宝玉在“红尘”中只渡过青少年时期,他所经历的人生大事只限于学习和婚姻,在读书时充分体现了学术自由的理想:他对贾政尊为金科玉律、世俗奉为科举敲门砖的“四书”持严峻的批判态度,超越它去广泛涉猎,旁务杂收,在文学上研读了《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直到明清的民间文学作品,在哲学上涉猎了老庄和佛学中的一些经典著作,从自由研究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使他小小的年纪在文学上的造诣到达惊人的高度,对社会的认识也到达罕见的深度;在婚姻上反对父母之命,坚持自由恋爱。对家长包办的“金玉姻缘”始终抗拒,即使在胁迫诱骗下屈从之后最终仍然离异;而对奠基于志趣相投,才貌相慕的自由恋爱却刻骨铭心,当这种爱情被摧毁后对于他来说即无婚姻之可言,对青年男女这另一个重大的人生问题,他也是坚持“自由”的典范。可以说,贾宝玉在“红尘”内短短的人生历程,是与追求“自由”的历程相始终的。

在人际关系上,贾宝玉在喜爱北静王和金陵十二钗等贵族男女的同时,也与秦钟、柳湘莲、蒋玉函及许多姬妾、丫环等中下层男女有着真诚的情谊。特别是对众多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丫环,尽自己一切可能去维护他们的人生权利,当司棋的恋爱权利被剥夺时,她恨恨地咀咒那些损害她的所有男人和“沾上男人气的女人”都“可杀”,当晴雯的生存权利被剥夺时,他更悲愤地控诉“钳诐奴之口,讨岂从宽;剖悍妇之心,忿犹未释”,谁都知道剥夺奴婢基本人生权利的元凶是宝玉的家长,宝玉并没有将他们从“可杀”和该“剖心”的“男人”“悍妇”中区别开来,体现了他矛盾着的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体现了他维护奴婢基本人身权利的强烈感情与最大决心。由于大观园中最无辜最受压的莫过于丫环,故宝玉在平常对她们爱护备至,为她们顶罪,替她们“瞒赃”,甚至为她们“充役”,这种感情为多少人不理解,贾母曾经说:“从未见过这样的孩子。别的淘气都是应该的,只他这种和丫头们好却是难懂。我为此也耽心,每每地冷眼查看他。只和丫头们闹,必是人大心大,知道男女的事了,所以爱亲近她们。既细细查试,究竟不是为此,岂不奇怪。想必原是个丫头投错胎不成”。贾母对宝玉赋于丫环的感情是不理解的,只能以一句笑话作结,但她却道出一个重要现象,那就是贾宝玉是以对待北静王和金陵十二钗相同的感情去对待丫环们的。孔子在《论语》中说过“仁者爱人”,这个“爱人”与他在同书中所说的“泛爱众”含义是相同的,韩愈也在《原君》中阐释道:“博爱之谓仁”。贾宝玉能在主尊奴卑界线异常分明的时代,能在不把奴婢当作人看待的时代,尽自己所能去维护丫环的人身权利,从内心深处尊重她们的人格,这是奠基于初期民主主义精神上的“博爱”感情的流露。

曹雪芹没有读过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著作,与欧洲启蒙主义思想没有丝毫联系,《红楼梦》中所蕴含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因素是作者继承并发展了明代以来初期民主主义思想的结果,是他继承并发展了儒家思想中积极因素的结果,是当时江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市民意识对他感染的结果,是在中华民族文化园地里土生土长的新思想的萌芽。然而客观上又是与当时欧洲“自由”、“平等”、“博爱”的呐喊遥相呼应的,与那里蓬勃发展的人文主义思想不仅性质相同而且方向也是一致的。历史进入了18世纪,“民主”已成为人类的共同理想、共同的追求。这种理想和追求,正逐步汇合成世界性的思潮。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潮流愈来愈汹涌澎湃,愈来愈势不可挡,任何拦路的封建卫道士、理学顽固派都将被它席卷而去。初期民主主义战士曹雪芹不自觉地顺应这个潮流,这是他能写出《红楼梦》这在我国文学史上空前伟大的名作的原因之一,也是《红楼梦》问世以后能突破封建势力桎梏获得国内广大读者的热爱,成为家喻户晓的名著的原因之一,更是《红楼梦》终于能璀璨于世界名作之林,为全球越来越多的读者所喜爱的原因之一。

第三,曹雪芹敏锐发现并高度重视在自己家庭生活中出现过的具有理家新思想的年轻女性,并决心以她们为原型,通过虚构加工(即“用假雨村言”)塑造典型形象,以达到“使闺阁昭传”的目的。文本开始作者有一段很重要的自白:

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实则愧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何妨用假雨村言,敷衍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悦世人耳目,破人愁闷,不亦宜乎?

自白中对那些“裙钗”的“见识行止”如何卓越没有说清楚,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作者自己和家中其他人的见识行止,没有跟上“裙钗”们,更没有支持她们,使其发挥重大作用,才使原来“锦衣纨绔,饫甘餍肥”的世家大族,落到后来“茅椽蓬牖,瓦灶绳床”的贫困境地,也才造成自己惭愧有余,后悔无益的心态。那么很明显,自白中所说的“裙钗”们,就是文本中在代理家政时倡导“兴利除弊”实行经济改革者的原型,作者就是根据这些原型进行虚构加工,塑造出探春、宝钗、李纨等典型形象来的。

这些典型人物的“见识行止”都是卓越的,当家境表面上还是“鲜花着锦”的时候,就已看出潜伏的衰败危机,就已经为应付衰败作好充分的准备。宝钗在父亲出世后,眼见胞兄骄奢暴虐,无法无天,预见到有丧门败家沦为赤贫一天,立志改造自己原来奢侈繁华的习惯和淘气任性的性格,使自己成为勤劳俭朴、稳重沉静、类似寒门出身的姑娘。她不再喜欢涂脂抹粉,唯爱天然本色,不嗜珍馐美味,自甘家常便餐,不重新装艳服,衣着半新不旧,不羡簪金佩玉,崇尚朴实无华。文本40回写贾母一次带王夫人、凤姐、众姊妹来到蘅芜院时,有以下一段描写:

及进了房屋,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无,桌上只有一个土定瓶(质地较粗的瓶子),瓶中供着几枝菊花,并两部书,茶奁茶杯而已。床上只吊着青纱帐幔,衾帱也十分朴素。贾母叹道:“这孩子太老实了。你没有陈设,何妨和你姨娘要些。……”又嗔着凤姐儿“不送些玩器来与你妹妹,这样小器。”王夫人、凤姐儿等都笑回说:“她自己不要的,我们原送了来,她都退回去了。”薛姨妈也笑说:“她在家里也不弄这些东西的。”

宝钗不仅自己这样朴素,也教育未婚弟媳岫烟生活力求朴素节俭,不可倾向奢华。而对于平常女红,则非常重视,每晚必做到三更方寝。其所以要这样,目的在于培养俭朴勤劳的新家风,以预防衰败家运的到来。

宝钗深知薛府的祸根是腐败主子闯祸,贾府的祸根是腐败主子掌权,当王夫人要她协助探春、李纨代理家政时,就积极与两人一同进行“兴利除弊”的经济改革,特别强调理家主子清正廉洁、以身作则的模范作用。对“兴利”所获的丰厚利润,自己与探、纨分文不沾,一切财务严格做到公私分明、米白水清。这一切作为,深得劳动奴仆的爱戴与贾府成员的好评。他并坚决支持探春将“兴利”盈余不交给腐败主奴控制的账房,直接分给劳动奴仆,还公开向奴仆们说:“夺他们之权,生你们之利。”使他们的经济改革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反对腐败的性质和初期的民主主义的精神。她还深知在艰苦环境中与志同道合者共同奋斗的重大作用,非常重视团结除腐败分子以外的薛贾两府中的全部亲友,特别是具有初期民主主义思想的同龄人,经常为她们排忧解难,起到及时雨的作用。终于成为薛贾两府年轻一代的核心,成为大观园后期、尤其是贾府被抄以后两府中具有初期民主主义思想群体的精神领袖。

探春是贾府中唯一用忧患眼光观察客观环境、最早透过五彩迷雾看清现实本质的年轻姑娘。她对腐败主子骄横跋扈、穷奢极欲、巧取豪夺、残酷剥削、暴虐良民、淫辱妇女深恶痛疾,肯定他们已堕入违法犯罪的深渊,在74回终于在贾府发出会遭抄家破产的疾呼,首先向腐败主子敲响了将要一败涂地的警钟。她一针见血地指出:

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可是古人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

这里的“自杀自灭”,表面是指邢、王夫人把刀锋刺向丫鬟的罪行,实质是指贾府腐败主子的所作所为,是在毁灭自己作为一个社会人的最起码的道德条件,是在戕杀自己作为一个仕宦者最重要的政治生命。由于他们是贾府中掌大权的代表人物,他们的自我戕杀,必然使贾府在政治上垮台,在经济上破产,以致一败涂地,走向毁灭。她以卓越的见识,首先发出全府面临“抄家”毁灭的警告,首先对腐败主子当头棒喝,具有强烈的震聋发聩作用。

最重要的是探春在代理家政时,倡议“兴利除弊”,并将纯消费性的大观园改造为兼有观赏价值的生产基地,在管理上实行先进的承包制,并把多余产品推向市场,使贾府百年来的家庭自然经济萌生出商品经济的新芽;从代理家政到园门被封为止的短短5年中就取得显著的成就,其纯利润连“各房的月例”都包下来了(见文本102回),这说明“兴利”的利润至少年达二三千两⑵。作者让探春等在三里半的花园中创造这样高的价值,充分体现了他对“兴利”试验的高度重视。探春远嫁后,贾赦以闹妖怪而封闭大观园,使兴利事业受到挫折,但它为贾府走出困境指出新的道路,为重兴家业作出了光辉榜样。

李纨当贾府绝大多数男主子在酒绿灯红中醉生梦死、所有成年子弟几乎全部自甘堕落不求上进时,预见这样的精神泥沼长不出翠柏青松,带着贾兰从华屋绮阁走向槿篱茅舍,在稻香村中过着儿子勤奋读书、母亲勤劳纺织的清静生活,近十年如一日,终于将贾兰培养成超越锦衣玉食、追求嘉德懿行,超越书本教义、重视生活“历练”的新人,走上与贾府所有子弟都不同的正确的人生道路,等到家庭衰败,儿子已经成材,给贾府中兴带来了希望。她自己还积极参加代理家政,与探春等一同兴利除弊,她提出的重视香料香花生产的建议,使兴利产值迅速提高,更坚定了年轻理家主子经济改革的信心。

总之,经济改革势力的代表人物,是《红楼梦》作者根据他家庭中存在的原型,通过艺术加工所塑造的最崇高的典型形象。她们有深刻认识,有正确理想,有实干精神,有斗争勇气。在她们身上,寄寓了作者对人生、对社会从未泯灭的理想光辉,这光辉,使书中存在的一定程度的“色空观念”黯淡无光。根据文本的情节发展定势,在贾府被抄、腐败主子或已死亡或已流放之后,在贾政亲自理家,力求“亡羊补牢”重兴家业之时,她们必将受到重用,她们行之有效的“兴利除弊”方案,将会彻底执行,从而在衰败经济、腐败家风的废墟上,另建有初期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和有初期民主精神的家风,作者最后通过甄士隐之口预言的“兰桂齐芳,家道复初”就暗示了这样的前景。她们那作为改革者的完美性格体现了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作者对她们典型性格的塑造,不仅达到了“使闺阁昭传”的目的,也把《红楼梦》的思想价值提到了空前的高度。这正是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旨意。

第四,曹雪芹是在特定的具有高度文化造诣的亲长中和浓厚的文学氛围的家庭中生长起来的,使他熟练掌握多种文学体裁的写作能力,特别是诗的艺术技巧,有可能将他丰富的生活素材以先进的审美理想塑造出崭新的、诗意盎然的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构成《红楼梦》中充满诗情画意的形象体系。

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受过良好的教育,他擅长诗词,所著《楝亭集》为诗界名流所赞赏,他主持刊刻的《全唐诗》、《佩文韵府》为广大诗人所称道。他还热爱戏曲,创作了《北红拂记》、《太平乐事》、《续琵琶记》等剧本。曹雪芹的叔祖曹宣和曹宣之子曹颀都擅长绘画。这些亲长的文艺修养,对曹雪芹的影响极深,使他不仅精诗善画并通戏曲。曹寅还慷慨好客,与当时著名文士有广泛交往和亲密友谊,在他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当时第一流的作家。诗词作家有朱彝尊、施国章、宋琬、王士祺、赵执信、顾景星、宋荦、汤右曾、陈维崧、纳兰容若;戏曲家有洪升、尤侗;散文家有魏禧、邱维屏;还有杰出的文论家叶燮等。特别是在曹寅主持刊刻《全唐诗》、《佩文韵府》时,更是“知名之士、满集幕下”。这些文坛精英经常在曹府谈艺论学,吐珠唾玉,交流宝贵的创作经验,形成了曹府浓郁的文学艺术氛围。抄家以后这个酷爱文艺的传统并未抄去,曹雪芹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使他在家学渊源的基础上,大大扩充了知识领域,提高了文学的素养。此外,曹雪芹对当时知名之士不甚重视的民谣俚曲、野史话本以及小说等也认真研究。在所有的文学形式中,他掌握最好的是诗词与小说,他以热情歌颂的抒情诗的笔法和大胆暴露的“金瓶梅”式的笔法,分别描绘了大观园内外的人物与社会现象。特别是对前者的运用,业已炉火纯青,臻入化境,在中国文学史上可以说前无古人。

对大观园内的宝玉和女儿们,曹雪芹以最大的热情,表现了他们的容貌与风采、品质与情操、理想与追求、友谊与爱情、欢乐与忧愁、反抗与毁灭……这些丰富的内容都是通过充满诗意的画面来表现的,这些画面,蕴含了崇高的审美理想,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是那么生动自然,是那么富有感情。可以说,每一幅生动画面,都是一首美好的散文诗。比如第62回:

只见一个小丫头笑嘻嘻的走来:“姑娘们快瞧史姑娘去,吃醉了图凉快,在山子后头一块青板石凳上睡着了”。众人听说,都笑道:“快别吵嚷”。说着,都走来看看时,果见湘云卧于山石僻处一个石凳子上,业经香梦沉酣,四面芍药花飞了一身,满头脸衣襟上皆是红香散乱,手中的扇子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群蜂蝶闹嚷嚷地围着她,又用鲛帕包了一包芍药瓣枕着。众人看了,又是爱,又是笑,忙上来推唤搀扶。湘云口内犹作睡语说酒令,唧唧嘟嘟说:“泉香而酒咧,玉碗盛来琥珀光,直饮到梅梢月上……”。

这是一幅充满诗意的少女醉卧图,图中的意境与下面苏轼的《浣溪沙》颇有相似之处。

道字娇讹语未成,未应春阁梦多情,朝来何事绿鬟倾?    彩索身轻长趁燕,红窗睡重不闻莺,困人天气近清明。

苏词也是写一个象湘云般说话时“咬舌”的娇憨少女,也写她在晨光里睡得香梦沉酣,但她是在春闺中因初解风情而沉睡的,只见她忘荡秋千,不闻莺声,绿髻斜倾,无限慵困,娇憨中蕴无限甜美,艳丽中含一派恬静。史湘云却是在花园中因酒醉而酣睡的,只见她青石为床,花片为枕,蜂闹蝶绕,落花满身,红香散乱,梦呓酒令,娇憨中含几缕豪情,艳丽中蕴一丝英气,洋溢着个性初获解放时期的女儿青春美:两者均诗意浓郁,而湘云醉卧的意境更富有时代气息。

这一类充满诗意的画面在大观园中俯拾即是,再如《红楼梦》第30回:

(宝玉)只见赤日当空,树荫合地,满耳蝉声,静无人语,刚到了蔷薇花架,只听有人哽噎之声。……一个女孩子蹲在花下,手里拿着绾头的簪子在地下抠土,一面悄悄的流泪……她虽然用金钗划土,并不是掘土埋花,竟是向土上划字……画来划去,还是个“蔷”字。宝玉心里却想:“这女孩子一定有什么话说不出来的大心事,才这个形景。外面既是这个形景,心里不知怎么熬煎。看她的模样这么单薄,心里哪里还搁得住熬煎。可恨我不能替他分些个过来”。

伏中阴晴不定,片云可以致雨,忽一阵凉风过了,唰唰地落下一阵雨来。宝玉看着那个女子头上滴下水来,纱衣裳登时湿了。宝玉想道:“这时下雨,他这个身子,如何禁得骤雨一激”!因此禁不住便说道:“不用写了,你看下大雨,身上都湿了”。……一则宝玉脸面俊秀,二则花叶繁茂,上下俱被枝叶隐住,刚露着半边脸,那女孩只道是个丫头,再不想是宝玉,因笑道:“多谢姐姐提醒了我,难道姐姐在外面有什么遮雨”?一句话提醒了宝玉,“哎哟”了一声,才觉得浑身冰凉。……一气跑回怡红院里,心里还记挂着那个女孩子没处避雨。

因深情无处倾吐而忧泣的龄官,有如梅蕊压雪,梨花带雨,而宝玉忘我无私的同情与关怀,则似花香温馨,山泉纯净。这种人与人间最美好的感情的流露,曹雪芹将它置于繁花绿叶之间,蝉声风雨之中,画境诗情,融为一体,给读者以高度的审美感受和深刻的理性启示。表现了初期的民主主义思想感情的化身贾宝玉和那些个人命运与民主主义紧密相连的女儿们,品质多么纯洁,心灵多么高尚,情愫多么优美。这一类充满诗意的生活画面是《红楼梦》的主要内容,诸如黛玉葬花、宝琴立雪、宝钗扑蝶、香菱学诗、紫鹃试玉……无一不是情韵盎然,意味深长的诗篇。如果将这数以百计的大观园中富有诗意的生活画面抽去,那《红楼梦》就不成其为《红楼梦》了,剩下那些大观园外的场面,如贾蓉对两姨娘调情,贾琏与多姑娘淫乱,贾珍奸污秦可卿,凤姐戏弄贾天祥,薛蟠为抢丫头打死冯渊,贾赦为攫古扇陷害石呆子……即使再生动深刻,也比《金瓶梅》高不了多少,不会在质上显差别的。有了前述的诗意浓郁的生活画面,这些丑行恶态的暴露才找到它们的位置,那就为前者作衬垫,使前者显得更美好。所以那数以百计的诗化场面,是《红楼梦》的精髓,是体现它审美价值的核心。

曹雪芹所以能把大观园中的日常生活写得如此诗意浓郁,与他的家学渊源分不开,与众多一流诗人的薰陶分不开,与他自己对诗歌的刻苦钻研和高度造诣分不开,这一切,使他的艺术匠心诗化了,生花妙笔也诗化了。

第五,除了前述诸因素以外,最重要的还在于曹雪芹那空前的艺术勇气和创作毅力。

清初统治者为了加强封建专制制度,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康熙亲自编写了《性理精义》,重刻《性理大全》等书,颁布全国,以巩固其思想统治;乾隆时通过《四库全书》的编纂,大规模地销毁一切反清反封建的历史文献和其它书籍,同时大兴文字狱以镇压思想上的反抗。比如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曹雪芹11岁时发生的查嗣庭案,因查嗣庭所出试题“维民所止”被指为“维、止乃雍正二字去头”,将查监禁,瘐死后仍予戮尸,其亲属不是被杀掉就是被流放,遭遇极为悲惨;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曹雪芹15岁时的徐骏诗案,因徐的诗集中有“清风不识字,何得乱翻书”之句,被指为讪谤清朝,将徐正法;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曹雪芹40岁的胡中藻案,因胡的《坚磨生诗钞》中有“一把心肠论浊清”之句,被指为攻击清朝,其所出试题“乾三爻不象龙说”又被指为攻击乾隆不配当皇帝而被弃市(在市区当众斩决):这些血淋淋的惨案,都发生在曹雪芹酝酿和写作《红楼梦》的时期。

如果说徐骏、胡中藻等人所写的诗句或所出的试题是被处死的罪证,那末《红楼梦》中这一类“罪证”就太多了。在63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中,宝玉建议芳官改着男装,并给她改了个男名“耶律雄奴”,还发表一通议论:

“雄奴”二音,又与匈奴相通,都是犬戎名姓。况且这两种人自尧舜时便为中华之患,晋唐诸朝,深受其害。幸得咱们有福,生在当今之世,大舜之正裔,圣虞之功德仁孝,赫赫在天,同天地日月亿兆不朽,所以凡历朝中跳梁猖獗之小丑,到了如今竟不用一干一戈,皆天使其拱手俯头缘远来降。我们正该作践他们为君父生色。

这看似游戏笔墨,实则为正意反说,指桑骂槐。因为使“晋唐诸朝深受其害”的“匈奴”,习惯为北方少数民族的代称,女真族正是北方的少数民族,这里的“匈奴”不言而喻指的是建立清朝的女贞族统治者。曹雪芹又怎样以嘻笑怒骂的态度来“作践他们”呢?请看同回的描写:

(佩凤、偕鸳等)一时到了怡红院,忽听宝玉叫“耶律雄奴”,把佩凤、偕鸳、香菱三人笑在一处,问是什么话,大家也学着叫这名字,又叫错了音韵,或忘了字眼,甚至于叫出“野驴子”来,引得合园中人凡听见无不笑倒。……佩凤、偕鸳两个去打秋千玩耍,宝玉便说:“你俩个上去,我来送”。慌的佩凤说:“罢了,别替我们闹乱子,到是叫‘野驴子’来送送使得”。

这一段“作践”“匈奴”的文字,是在文字狱此伏彼起时期,曹雪芹对专横野蛮形同兽类的清廷统治者,蹂躏文化,虐杀文人无比轻蔑的思想感情的艺术体现。如果认为徐骏把与‘清朝’同一个词素的“清风”写成为“不识字”之物是讪谤清朝,那么!曹雪芹以“野驴子”来影射女贞族统治难道不是讪谤清朝么?徐骏因他的诗句而被处死,曹雪芹写这个情节,难道不是冒着同样的风险么?

还有贾宝玉骂清代满朝文武以及所有仕进之徒都是“国贼禄鬼”,这不是说清朝皇帝是“国贼禄鬼”之首么?这与胡中藻所出的试题“乾三爻不象龙说”有什么区别呢?宝玉还骂“除了‘明明德’以外就没有书了,都是前人混编出来的”,否定了包括康熙皇帝亲自编写的作为全国思想指导的《性理精义》在内的一切理学著作,并抨击当初奉为金科玉律的“八股文”是“诓功名,混饭吃”的,指责湘云劝他“会会这些为宦做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也好将来应酬世务”等话是“混帐话”,这些描写与《坚磨生诗钞》中的“一把心肠论浊清”之句又有何区别?如果说有区别的话,那就是曹雪芹在《红楼梦》形象体系中对封建制度的批判、对满清王朝的“讪谤”,要比包括徐骏、胡中藻、查嗣庭在内的任何人的文字中所表达的都要强烈得多,深刻得多,全面得多。

自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到曹雪芹去世时(公元1762年)的百年之间,文字狱最为惨酷,一些大案均发生在这个时期。除上述几桩以外,其它大的惨案有庄廷龙的“明史案”,戴名世的《南山集》案,吕留良的诗文案,本人都惨遭杀戮或开棺戮尸,有的案还广泛牵连,处死判刑达数百人之多。作为一个具有初期民主主义思想的作者要有意识地批判封建制度,歌颂批判封建制度的新人,将会遭受类似的残酷迫害,这是毫无疑义的。但这一切并没有将曹雪芹吓退,他仍然在作品中以深刻的思想,强烈的感情去鞭挞封建制度,抨击黑暗政治,揭露腐败贵族。敦诚在《佩刀质酒歌》中评价他说:“知君诗胆昔如铁,堪与刀颖交寒光”。正是这铁石一般坚定的艺术胆略,正是这刀锋一般犀利的战斗精神,才使他敢于冒着斩头坐牢的风险从事《红楼梦》的创作的。

敦诚在《寄怀曹雪芹(霑)》中说:“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又在《赠曹雪芹》诗中写他“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敦敏也在《赠芹圃》诗中说:“寻诗人去留僧舍,卖画钱来付酒家”。从这些诗句和其他记载中,反映了当时的曹雪芹连最低限度生活都难以为继,经常在贫病中受煎熬,他就是在这样的景况下坚持创作《红楼梦》的。如果没有艰苦卓绝的毅力,《红楼梦》创作即使开了头,也是会流产的。

由此看来,《红楼梦》成书起决定性作用的一环,是作者冒着坐牢斩首的风险,不顾贫穷病苦的折磨,以举世罕见的艺术铁胆和顽强毅力,孜孜不倦,辛苦十年,才使这个全面批判封建社会,热情歌颂初期民主主义新人的现实主义杰作,终于在18世纪的中国文坛上出现。

鲁迅说:“水管里喷出的是水,血管里喷出的是血”,只有作者具备了第一流的创作条件,文坛上才会出现第一流的文学作品,《红楼梦》就是作者这些条件的结晶。曹发芹所具有的丰富的贵族之家的生活体验,顺应世界思潮的初期民主主义思想,对经济改革势力的高度重视,深厚的文学素养和精湛的表达技巧,坚定的艺术勇气和坚韧的创作毅力,五者缺一,《红楼梦》的成书都是不可思议的。叶燮在《原诗》中说,“才、胆、识、力”是作家的根本条件,四者具备,才能产生“事至、理至、情至”的杰作。作为清初著名的诗论家,作为曹府尊重的座上客,他当时的灼见在一定程度上说是曹雪芹从事著作的激励,也是《红楼梦》终于问世的诠释,大概是合乎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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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本文发表于《贵州文史丛刊》1991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红楼梦研究》1991年第4期全文转载,副标题为作者编集时所加。

⑵荣府两房中仅贾母、邢夫人、王夫人、李纨(涵贾兰)4人,每人每月的月例各20两,共计80两,全年就达960两。加上其他数以十计的主子、数以百计的下人,每年月例至少也在2千两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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