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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邓小平理论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启示
——兼论用邓小平理论审美新思维重评《红楼梦》人物

作者: 顾绍炯  收录时间:2010年6月13日(星期日) 下午15:33

摘要:江泽民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发展中国先进文化,“是我们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保持先进性的根本体现和根本要求”。从社会科学研究这个领域来说,既向我们社科研究者阐明发展先进文化的意义,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邓小平理论既是当代的马列主义,也是当代的毛泽东思想,所以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发展社会科学研究是每位研究者的当务之急。具体到研究中国古代文化这一门类来说,应当以邓小平理论的立场(此指立足点)观点方法,立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利益,对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进行科学的研究,批判的继承,做到古为今用。再者,伟大现实主义名著《红楼梦》是反映和平发展时期(康乾盛世)统治阶级内部进步与保守、改革与腐败几种势力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的文学名著,其时代背景与当前的和平建设时期有相通之处。如果用邓小平理论审美新思维进行研究,就更容易准确掌握其中的思想美与艺术美,使其能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

关键词:革新;兴利除弊;古为今用;审美新思维;先进文化

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共十五大报告说:“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它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这段话非常精辟地论述了邓小平理论的伟大价值和丰富内涵。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研究这一领域来说,它既是为邓小平理论所涵盖,成为其理论光辉所照引的一个分支,又是从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中,来进一步丰富发展邓小平理论这一科学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毛泽东对于怎样研究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文化提出了“古为今用”、“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等著名论点,并指导这一工作在过去数十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由于时代的进步,现在的中国社会具有和以往显著的不同特点,那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代替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改革开放代替了封闭和半封闭,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代替了计划经济。在这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研究中国古代文化要取得新的更丰硕的成果,就不能不考虑这些特点,只有针对这些特点来开展研究,才能把“古为今用”推向更新的阶段和更高的层次。因此以下几方面,可能是当今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应当首先关注的问题。

一、在邓小平理论启示下,注意批判地接受中国古代文化中有关发展经济反对腐败的珍贵遗产。邓小平早在70年代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论点,已经使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可喜变化;继在90年代提出的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反对腐败,两手都要硬的论点⑵,更对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产生极为深远的良好影响。这两个论点既是马列主义在新时期与中国特点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也是对中国历史在和平发展时期兴衰规律的正确概括。

在社会发展史中,经济是基础,基础不扎实牢固,一切上层建筑都是空中楼阁,很快都会坍塌。中国古代一切有作为的统治者都懂得这个道理,在战争结束后的和平发展时期,总是尽最大努力恢复发展生产,使经济繁荣,国力充沛。以远古诸侯小国为例,越王勾践在会稽之战大败之后,面对全国民穷财尽一片荒凉的惨状,以最大决心率领百官发展经济,不但亲自劳动,而且长期免征田赋,在勤劳节俭方面,为全民作出榜样。据《国语》记载:“非其身之所种则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织则不衣,十年不收于国,民俱有三年之食。”力求做到民殷国富,结果从公元前493年到公元前473年短短20年间,一跃成为春秋后期中华大地上的头等强国。再以中古的统一大国为例,西汉初年,由于长期战争,人民流离失所,田园大片荒芜,社会极端穷困。统治者制定了轻徭薄赋发展农业的政策,高祖将田赋从原来的“十税一”(征收产量的十分之一)降为“十五税一”,后来景帝再降为“三十税一”,并且作为定制;文帝还曾下诏免征12年的田赋。同时文、景两帝都以身作则,倡导勤劳节俭。文帝下诏道:“农,天下之本。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⑶景帝也曾下诏道:“朕亲耕,后亲桑,为天下先。”由于将农业生产视为治国之本,从认识上予以强调,政策上予以照顾,各方面给以保证,因此产量迅速上升,经济高速发展。据《汉书·食货志》载:到武帝初年,“都鄙仓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闾阎者食梁肉。”在短短的70年间,大汉王朝就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繁荣的国家,广大百姓都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无论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居于世界前列。其他如唐、宋、明、清等国龄在两百年以上的古代王朝,他们建国前期在经济建设上都取得与西汉相同或相近的巨大成就,他们的宝贵经验如果加以深入研究细心整理,都可以作为今天的借鉴。

在邓小平理论中将经济建设与反对腐败相提并论是含有深意的,这说明腐败现象是经济建设最可怕的恶性瘤,腐败分子是经济建设最危险的破坏者。从古代历史中可以看出,其巨大的破坏作用最初是深深潜伏着,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而日益变得严重,最后总是给国家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以近古的明朝为例,第一个以纳贿著名的权奸是司礼监王振,由于他深得明英宗的宠信,各地官员进京述职,在朝觐天子之前都要先去拜见。拜见礼最低是白银100两,送上1000两的才有酒宴招待。当时贿赂初行,千两银子已算重礼,但查抄王振家产时,没收金银60多库,玉盘100个,高达六七尺的珊瑚20多株(《明史·王振传》),其脏款脏物已经不少。到刘瑾专权,各省军、政、司法长官拜见礼加到1000两,有的送上四五千两。查抄刘瑾家时,没收黄金高达250万两,银达5000余万两,(王鏊《笔记》)。严嵩当宰相,各地进京述职的官员要拜见他时,得先见其子严世蕃,要见严世蕃又得通过家人严年,层层都要送礼,以严世蕃索金最多。据赵翼《廿二史札记》载:查抄严嵩家时,没收“黄金3万余两,白银200余万两,其他珍宝不可数计。已属可骇。而稗史所载:严世蕃与其妻窖金于地,每百万为一窖,凡十数窖,曰:‘不可不使老人见之。’及嵩至,亦大骇。以多藏厚亡为虑。”又载严府的家人严年,收贿也达数十万两。从英宗时王振擅权到世宗时严嵩弄柄的一段时间,权门收礼的例金,从一百涨到几千;相府纳贿的摊点,从一处加到三处。可见软手反贪,好比泼油灭火,火焰不是逐渐熄灭,而是越烧越猛,迅速蔓延。由于权奸当朝,百官的考核升迁不看德才政绩,只看贿银多寡,使得明朝后期政风彻底败坏,文武官员不以政绩战绩为务,只以搜刮克扣为能。正如杨继盛劾严嵩时所说:“将弁贿嵩,不得不朘削士卒;有司贿嵩,不得不掊克百姓。”百姓饥寒交迫只有啸聚山林,士兵粮饷无着只有反戈相向。造成明朝末年农民起义,外族入关的严重后果,腐败官僚终于随着明朝政权同归于尽。

不仅国力中等的明朝如此,连国力强大的西汉王朝也是如此。在元帝、成帝以后,最高统治者把西汉初期生活上的“节俭”,剥削上的“轻赋”抛在一边,极力追求豪华奢侈,荒淫享乐,加上贵族官僚大肆贪污,地主商人残酷剥削,使贫富极端悬殊,把百姓逼上绝路,再加上新莽实行了错误的政策,终于爆发了公元17至25年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在这次大动乱后,出现了“城郭为丘墟,生人转于沟壑,今其存者,非锋刃之余,则流亡之孤”的惨痛局面(见《后汉书·窦融传》)。全国人口从西汉元始二年的59194978人锐减到东汉中元二年的21007820人,50年间减少人口一大半——三千多万,群众遭受的灾难是极其深重的。制造灾难的腐败君臣及大地主、大商人也没有好下场,起义者对他们进行报复性屠杀,直到掘墓毁尸。使西汉这个当时世界上的头号强国,从繁荣的高峰跌入衰亡的深渊。

古代大量史实证明,政治腐败是社会动乱之源,农民起义之因,王朝覆没之根。有的君王如清代乾隆有鉴于此,曾经决心肃贪,连续诛杀过贪污黩职的封疆大员,似乎心铁手硬,但全国最大贪官就在他身边却未审查,以致网漏于吞舟之鱼——和珅任他的军机大臣达20年之久,贪脏枉法,罪大恶极,据后来嘉庆查抄其家产,没收脏银达十亿两之多(见《清史稿·和珅传》)。等于当时全国20年所收税银的总和——成为乾隆肃贪的最大讽刺。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专制政体的历史局限性,肃贪只不过是君王个人的爱憎体现,广大百姓没有发言的余地,更谈不上舆论监督。即使略有成效,也必然挂一漏万。所以君主肃贪,似硬实软;依靠人民肃贪,才能硬似铁腕。当前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学者如果站在邓小平理论的立场,对历代贪官污吏给国家人民所造成的巨大灾难和专制君王在肃贪廉政中的严重局限进行科学的总结,这对于广大读者领会邓论中“两手都要硬”的重要论点所起的积极作用将是难以估计的。

二、在邓小平理论光辉的照引下,重视批判接收中国古代文化中对今天改革事业最有参考价值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我国古代有不少的政治家,他们为求国富兵强,针对陋法弊政,提出变法主张,改革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有的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传下来宝贵的经验。比如公元前4世纪的秦国,原是华夏西边一个贫弱落后的小国,贵族集团凭借特权而专横跋扈胡作非为,搞得国内朝政混乱民不聊生,中原各国均以夷狄目之而不齿与之同列,将秦国排除在一切会盟之外。秦孝公为了改变现状,支持商鞅进行变法。商鞅以奖励“耕战”发展经济、军事为中心,制定了一系列新法在全国彻底实行,其要点为“壹赏”、“壹刑”和“厚赏重刑”,所谓壹赏,就是封官行赏,一律以立功为依据。彻底废除贵族世袭的特权。不管是将门之后或是农夫之子,彼此机会均等,是将才,是庸才,战场上看本领,杜绝一切讲关系走后门的弊端,大大提高全军的士气和战斗力。所谓壹刑,就是在刑罚面前人人平等,“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王制者,罪死不赦”⑷,决不因为某人位高权大而特殊照顾;犯人即使本身“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其祖宗有功当然更不会为他减刑了。至于厚赏重刑,是使人人重视守法,做到有法必依。在厚赏方面,实现“功立而富贵随之”⑸,使人人致力耕战,争相立功。但一旦犯法,也一定严惩不贷;尤其是执法官吏,如果贪脏枉法、徇情枉法等情况,判刑更重。因而令行禁止,法出奸息。据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载·商鞅变法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仅仅十年,就取得重大的阶段性成果,彻底改变了秦国面貌,从一个落后贫穷的小国一跃成为国富兵强的大国,最后兼并了原来实力远超过秦国的六大强国,完成了统一中国的空前伟业。

商鞅成就如此辉煌的根本原因,不仅在于富国强兵“有法可依”,特别在于治国行政“有法必依”。他在执法时克服重重困难,向全国人民表现出最高的信用和最大的诚意。正如王安石在赞商鞅的诗中所说:“自古使民在信诚,一语为重百金轻。后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这诗一语道破“信用”和“诚意”是“政令必行”的先决条件,“政令必行”是改革成功的根本原因。我们如果能够批判吸收前人的成功经验,结合实际加以适用,不仅能顺利完成当今的统一大业,还能为世界作出巨大的贡献。

另一方面,在邓小平理论光辉照引下,还应注重批判接受文化遗产中对我国目前的改革发展有警惕意义的教训。过去有一些改革,目标很正确,措施也恰当,但却以失败告终,总结这方面的教训,对今天的改革发展,同样有积极意义。例如曾经被列宁称为“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的王安石,在宋神宗支持下在北宋进行变法,他针对国家财政极端困难,国防力量严重削弱的情况,以富国强兵为目标,颁布了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保马法、将兵法等,初步推行的结果,增加了政府的收入,解决了财政的困难,加强了军事的力量。但是司马光、富弼、韩琦等保守派,认为新法限制了他们所代表的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而坚决反对,使新法的推行受到重重阻碍。在这关键时期,只有坚决打击、彻底清除保守势力,才能保证变法的最后胜利。但是虽有励精图治愿望的宋神宗,却没有秦孝公那样的雄才大略,在强大的保守势力面前鼠首两端,犹豫动摇,不但没有坚决果断地清除保守派,反而顺应保守派之意,迫使王安石告老还乡,以致北宋生机蓬勃的变法事业功败垂成。神宗死后,新法全部废除,国势江河日下。不到50年,由于农民起义,加上外敌入侵,北宋政权终于土崩瓦解以灭亡告终。

当前中国的改革事业虽然没有强大的保守势力挡道,但是却有不小的腐败势力破坏。少数人对邓小平理论中“两手抓”的论点领会不深,在反对腐败中不够过硬,甚至中央三令五申后仍然力度不够。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对腐败危害改革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因而在反腐中存在保守思想可能是重要原因之一。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学者如果能够运用邓小平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鉴古观今,将过去保守者与当今保腐者进行对比研究,探索两者之间思想本质的相通之处与对改革影响的相似之处,以确凿的论据和严密的论证表达出来,这对邓小平理论的实践和反腐政策的落实都是有绝对好处的。

三、在邓小平理论的启示下,大力宣扬对今天中国人民有教育意义的古代人物的优秀事迹。邓小平理论中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适用于任何朝代的和平安定时期,只有经济发展了社会才能进步,任何对经济发展有贡献的人都是值得效法的人物,但是由于受重农业轻工商的传统思想的影响,使得过去对这方面的宣传有的很大的局限。巴地的寡妇清以工业致富曾受秦始皇的礼遇,现在的人知之甚少;范蠡的政治成就固然值得歌颂,其经商才能也同样值得赞扬,但却遭到忽视;其他如子贡、白圭、蜀郡卓氏、当曲任氏,这些人物司马迁在两千年前就赞扬过,其后这类人物为数更多,成就也更大,对这些人物的奋斗精神与成功经验加以研究整理,广泛宣扬,对于今天的经济建设事业,必然有所俾益。

邓小平理论非常重视科学技术,肯定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江总书记1987年10月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中说:“古代中国在天文、历法、地学、数学、农学、医学和人文科学的许多领域,都作出过独特的贡献。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就有日月之蚀的记载。从秦代到清末的二千一百多年间,哈雷慧星出现27次,中国都有记录。汉代张衡发明了测定地震方位的地动仪和演示日月星辰的浑天仪。先秦的数学家提出了勾股定理。南北朝的祖冲之算出圆周率为3.1415926。中国的丝织、制瓷、冶金、造船技术很早就达到世界的先进水平。明代朱载首创十二平均率,后来被认定为世界通行的标准音调。中国的医药学在世界独树一帜。特别是中国的造纸、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四大发明,曾经改变了世界的面貌。直到十五世纪以前,中国的科学技术在世界上保持了千年的领先地位。”江总书记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伟大成就的评价是非常正确的,在千年中间涌现不少成就卓越、影响深远的科技人才,诸如著名的科学家张衡、沈括,著名的医学家扁鹊、华佗,以及数学家祖冲之、地理学家贾耽,发明家蔡伦、毕昇、黄道婆、亦思马因(回族)……。其中有不少是在统治者既不重视、更不扶持、个人生活困难、条件相当恶劣的情况下做出成绩来的,其成果固然值得赞颂,其精神更是令人钦敬。此外,对国内外经济交流、东西方文化沟通有重大贡献的张骞、郑和、杨廷璧等,他们或从陆路苦跋崇山,或从海上远涉重洋,为开放事业开了先河,其精神固然是艰苦卓绝,其经历也富于传奇色彩。上述致力于科技和开放事业的前驱们的优秀事迹是传记文学的宝贵素材,应以饱满激情,创作文艺精品,通过传媒,大力宣扬。让他们的光辉形象昭示千秋,让他们优秀品质流芳万载,永远激励后人在科学技术和改革开放事业中取得更新更好的成就。

四、根据邓小平理论的审美新思维,正确评价文学作品典型形象。邓小平理论中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反对腐败,两手都要硬。……等观点,为全国广大群众所掌握后,经过20多年的实践,使整个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经济建设突飞猛进,改变了一穷二白的社会面貌,取得了举世公认的重大成就。同时也相应地改变了全国人民的价值观念。更使不少文艺工作者,从内心深处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审美新思维,所谓邓小平理论审美新思维,就是以邓小平理论为审美标准,对社会审美对象的美丑本质进行新的审美分析和新的审美判断,从而得到审美对象全新的审美价值,审美主体也获得相应的全新的审美享受。这种审美新思维,不仅适用于改革开放的当代社会,也适用于任何朝代承平时期的社会,它能正确体现这种时期中任何国度任何家庭兴衰成败的规律。因为在国家太平、政权稳定时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相对缓和,不可能严重影响历史的发展,而日益趋向激烈尖锐的,是统治阶级内部先进与腐败、改革与保守势力的矛盾,当先进势力胜过腐败势力、改革势力胜过保守势力的时候,经济就兴旺繁荣,国家就长治久安,反之,经济就枯竭崩溃,国家就衰败灭亡。在这特定的历史时期,任何人的思想言行,只要有利于发展经济(发展政治、文化、科技与此相同)、反对腐败,就有利于社会发展、历史进步,都属于社会美中具有心灵美、人格美的正面人物。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后,长时期都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唯成份论盛行一时,对于社会美中极重要的“心灵美”、“人格美”,不以上述先进的审美标准去作具体的分析判断,只根据其成分出身就极简单地下结论:凡是出身成份好的,其“心灵”“人格”都“美”,否则都“不美”,或者“都丑”;甚至对一些历史人物和文学典型,也作不适当的阶级分析,简单化地配脸谱、贴标签,以致与人物的真实面貌、本质性格杆格不合。比如反映承平时期“康乾盛世”贵族家庭中矛盾斗争的《红楼梦》就有这种遭遇。书中的薛宝钗当父亲死后,眼见胞兄薛蟠与贾府掌权主子的严重腐败行为,预感到两家的必然衰败而忧心忡忡,因而自觉地改造自己的性格和生活方式,为倾家荡产的前景而未雨绸缪。她在日用上弃奢侈就俭朴,服饰上弃华丽就素淡,成为大观园中唯一不重视修饰打扮的贵族姑娘;闺房中一切玩器全无,衾褥帐幔都十分朴素;珍肴美味无爱好,推说自己“命小福薄”,不配吃那些东西。不仅养成俭约的习惯,还锻炼自己和家人勤劳的身手,“每夜灯下女红,必至三更方寝”,以提高母女及香菱、莺儿等的针黹技术和产品质量,以备一旦家败后以此维持生计;另外,她还注意团结周围清正廉洁的亲人特别是具有初期民主主义思想的同龄人;积极协助探春兴利除弊,探索节流开源,使贾府经济走出低谷的新路。当凤姐死亡、贾赦、贾珍流放,家务重担将落在她的肩上时,由于早已作好准备,她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挑起这副重担,团结全家走出绝境踏上新生之路。所以薛宝钗是最早看出贾薛两家经济危机、最早为应付危机作好准备,当大难来临时,有能力领导两家走出绝境重建新家业的初期民主主义者⑹。再如贾探春在家族内反对腐败改革经济的斗争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先锋作用和骨干作用。她出于自己的个性和身份,首先向腐败的理家主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猛烈抨击他们的腐败罪行无异于“自杀自灭”,必然带累全家“一败涂地”⑺,最先向全族吹响了反腐图存的号角;并且大胆“兴利除弊”进行经济改革,不但将纯消费性的花园改造为生产基地,还将其中产品推向市场,使贾府已经衰落的自然经济萌生出商品经济的新芽,而且在五年中取得了卓越成就,其经济效益连各房“月例”都包下来了⑻,这说明“兴利”的纯利润至少年达白银二、三千两⑼。她远嫁后“兴利”事业虽被贾赦封闭园门暂时停止,但她为贾府走出困境指出了新的道路,为重兴家业作出了光辉榜样。李纨当绝大多数男主子在红灯绿酒中醉生梦死女主子在花团锦簇中安富尊荣时,已预见到这样的精神泥沼长不出翠柏青松,携带贾兰从华屋绮阁走入槿篱茅舍,在稻香村中过着儿子勤奋学习母亲勤劳纺绩的清静生活,近十年如一日,终于将儿子培养成超越锦衣玉食追求嘉德懿行、超越书本教义,重视生活“历练”的新人⑽,等到家庭败落,儿子已经成材,给贾家中兴带来希望;她还积极协助探春“兴利除弊”,所提出的重视香料香花生产的建设性意见,使“兴利”产品利润丰厚,效果极为显著⑾。总之,她们三人身上寄托着贾府衰败后的最大希望,成为“家道复初”“兰桂齐芳”的具体保证,她们是最早看出贾府内部危机抓住主要矛盾艰苦努力成绩卓著的初期民主主义者和思想接近初期民主主义者的封建正统女性。她们是具备“心灵美”“人格美”值得高度赞颂的正面典型形象。可是长时期中,薛宝钗因为出身于“真珠如土金如铁”的金陵贵族,评论者不相信她会进行具有进步性质的“自我改造”,将她把自己从“奢侈华贵的千金小姐”改造成类似“勤检朴素的寒门姑娘”的艰苦历程误解为装假藏奸、竟长期被贬为“封建保守派、巧伪人”;贾探春只因为批评过她那奴婢出身的母亲赵姨娘自私自利的言行,就被唯成分论者贬为“忘根本、无人心的女性”;李纨因为出身于封建王朝最高学官的家庭,就被定格为“只知侍亲养子心如槁木死灰的封建节妇”,这是极不公允的,现在是在邓小平理论审美新思维光辉照耀下,给她们以科学的审美评价,恢复其本来面目,使她们的典型性格放出固有光彩的时候了⑿。(参看本书《<红楼梦>的春天——红学改革新论》)

邓小平理论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启示是多方面的,作者所举几点只不过是抛砖引玉,由于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希望有识之士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提出高见。

[注释]

⑴《邓小平理论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启示》发表于中共中央党校教研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合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库》第二辑,编委会评于“优秀论文荣誉证书”。经补充修改后,又以《论邓小平理论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启示——兼论用邓小平理论审美新思维重评<红楼梦>人物》为题,于1999年发表于《贵阳师专学报》第2期,中央对外宣传单位中国报道社、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合编的《中国世纪发展文论大系》全文转载,编委会评予“优秀论文荣誉证书”。贵阳市人民政府在第四次(1997—1999)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时评予三等奖(该奖当时是单篇论文的最高奖项)。

⑵抓“改革开放”,目的在发展经济;抓“打击犯罪”,关键在“反对腐败”。只有干部,党员清正廉洁,才能有力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所以说“两手抓”的精神实质是狠抓经济建设和反对腐败。

⑶籍田:也作“藉田”。古时帝王在春耕前亲自耕的农田。以产品奉祀宗庙,且寓劝农之意。《诗·周颂·载芟序》:“载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传:“籍田,甸师氏所掌,王载耒耜所耕之田,天子千亩,诸侯百亩。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谓之籍田。”

⑷见《商君书·赏刑》。

⑸见《商君书·错法》。

⑹见《贵州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拙著《悲剧中的正剧——论薛宝钗的忧患意识》,同年《新华文摘》第4期“文艺栏”收入索引;1997年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赵先贵主编的《中国当代社会科学论文选粹》全文转载,并发给“荣誉证书”;接着转载的大型理论文集有由杨汝岱等人担任顾问王锐主编的《回顾与展望,面向新世纪》,由《人民日报》理论部副主任卢继传主编的《中国新时期社会科学论文选粹》等。2004年深圳市社会科学院在中国特区经济发展与WTO学术研讨会上经专家组评予“一等奖”。

⑺“自杀自灭”“一败涂地”:见原著第74回。一般人认为是探春指责邢、王夫人把刀锋刺向丫鬟的罪行,其实探春意不在此,她指的是贾府腐败主子们的所作所为,是在毁灭自己作为一个社会人的最起码的道德条件,是在戕杀自己作为一个仕宦者的最重要的政治生命,由于他们是贾府中掌大权的代表人物,他们自我戕杀,必然使贾府在政治上垮台,在经济上破产,以致“一败涂地”,走向毁灭。如果说“自杀自灭”是指主子迫害丫鬟,那么抄检大观园后撵走晴雯等5人,只能表现主子的专横冷酷,还不能使贾府“一败涂地”。

⑻⑼见《红楼梦》第102回。按“月例”包括主子们的月银,丫鬟、仆役们的月钱、月米,这可不是小数。即以贾母、邢夫人、王夫人、李纨(涵贾兰)的月例而论,每月各20两银子,每年共达960两,加上其他数以十计的主子和数以百计的下人,每年最少不下二三千两。

⑽历练:“历”指生活经历,即实践;“练”指在实践中锻炼。《红楼梦》115回中贾兰对甄宝玉说:“若论到文章经济,实在是从历练中出来的,方为真才实学。”他的意思是说:千古不朽的文章是生活实践的结晶,治国安邦的才能是现实锻炼的产物。参见《贵阳师专学报》1998年4期拙著《向初期民主主义者前进的封建节妇李纨——兼论品学兼优重视“历练”的贾兰》。

⑾参阅文本同注⑻。

⑿参阅拙著《悲剧中的正剧——论薛宝钗的忧患意识》、《走在时代前列,开辟光辉道路——论大胆“兴利”、坚决“除弊”的贾探春》(1998年发表于《贵阳师专学报》第2期,同年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第9期收入索引,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外宣处编的《中华优秀论文选》、人民日报海外版所属编辑部编的《决策·研究·发展》等大型理论文集都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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