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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鹗其人二三事

作者:邱华东  收录时间:2010-04-03

    内容提要:根据新发现的一些史料,可以确定高鹗生于乾隆二十三年、卒于嘉庆二十年前后。其祖籍为沈
阳三台子而非通常说的铁岭。其旗籍为“满洲镶黄旗”下的“包衣汉人”。而《红楼梦》之全部“后四十回”确系
他的“补作”而非“修补”。
关键词:高鹗旗籍、高鹗祖籍、高鹗生卒、高鹗与后四十回

如果不是参与程伟元整理出版《程本红楼梦》,高鹗其人恐怕早就湮没无闻了。高鹗和程伟元,都是因《红楼梦》而传于后世,成为二百多年来家喻户晓的"名人"。

高鹗生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大约卒于嘉庆二十年(1815)前后,字云士,号秋甫,别号兰墅,又号红楼外史。他生前并无什么"显迹伟业"或"道德文章"可供人们传述,出身一个家道不彰的普通旗人家庭,前代皆是毫无功名的"白丁"。而他却中了乾隆五十三年的举人、六十年的进士,做过内阁中书、内阁典籍、内阁侍读、监察御史、掌江南道监察御史、刑科给事中等"小京官",任过文、武乡试各一任的同考官,或者还放过一任同知、知县的外任。历次的"京察"都有"操守谨、政事勤、才具长"的评语,同僚说"兰墅天才明敏,遇事如锥脱颖,无所不办",好友张问陶称其"侠气君能空紫塞"。但是"家贫官冷,两袖清风",并未"发达"。有《砚香词》、《兰墅文存》、《兰墅十艺》、《月小山房遗稿》、《吏治辑要》等诗文集存世。他的女儿高仪凤也是嘉庆、道光年间颇有名气的诗人。

很可惜,《红楼梦》的著者我们知道的都不多,不仅曹雪芹,高鹗也是如此。不久前《高鹗硃卷》的发现,其自己填写的履历给我们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而《月小山房遗稿》中其学生增龄于嘉庆二十一年所写《序》,则是唯一留下的"高鹗小传",尽管简略殊甚,但也难能可贵。现将有关部分摘录如下:

《高鹗硃卷》:

高鹗,字云士,号秋甫,别号兰墅,行一,戊寅年十月十七日寅时生。镶黄旗满洲都统内府汉军延庆佐领下廪膳生,民籍。

始祖可仕,世居沈阳三台子;太高祖世臣,太高祖母萧、白氏;高祖宏璧,高祖母王、陶氏;曾祖尔荣,曾祖母李、徐氏;祖八十一,祖母庄氏;父存住,母孙氏,慈侍下。

增龄于嘉庆二十一年所写《月小山房遗稿·序》云:

兰墅夫子,铁岭汉军人也。由乙卯进士,历官给谏,誊满京华。而家贫官冷,两袖清风。故著如林,未遑问世,竟赍志以终......。

根据这些资料,我们对于高鹗的"二三事"可以说道说道了,并对之前的种种说法,有所补充或纠正。

一、高鹗的生卒年。

关于高鹗的生年,过去有的学者说是乾隆三年(1738),有的说是乾隆十八年(1753)。因此认为,高鹗在和程伟元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整理出版《程本红楼梦》时,已经五十五岁或四十岁。

但是,根据《高鹗硃卷》的"履历"自称:"戊寅年十月十七日寅时生","戊寅年"为乾隆二十三年。换算成公元,则为1758年11月17日生人。这样,《程本红楼梦》整理出版时,他才三十三四岁,比原来的推测要年轻得多了。甚至有人怀疑,高鹗如此年轻,是否有能力"续写"《红楼梦》的后四十回呢?其实古今中外,年纪轻轻就写出经典著作的不乏其人。比如萧洛霍夫写《静静的顿河》这一长篇巨著时才二十三岁,以至死后有人说他是拿别人的著作冒名顶替,直到他的手稿被发现,才还以清白。而曹雪芹写作《红楼梦》这"天下第一奇书"时,也不过二十来岁。而高鹗自号"红楼外史"对《红楼梦》很是痴迷,且又能文善诗词,三十来岁续写后四十回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但是,有一点值得指出的是,《高鹗硃卷履历》中的出生年月可能不一定准确。因为当时科举场上士子的年龄,有"官年"和"身年"之说。所谓"官年"是在官府登记的年龄,而"身年"则是自己真实的出生年龄。有些人多年参加科举皆未中,晚年侥幸中了,但年纪已经偏大,很难做官了。因此,当时科场习气,在《硃卷履历》中填写的"官年",往往比实际年龄小许多。比如《儒林外史》第三回"范进中举"中,广东学道问范进:"你今年多少年纪?"范进道:"童生册上写的是三十岁,童生实年五十四岁",整整相差二十四岁。而学道周进不仅不加追究还高高取中,这说明当时科场上这种虚报年龄的现象十分普遍,司空见惯。所以,我们不能完全凭高鹗的"硃卷履历"来确定他的真实年龄。而从高鹗无意间透露出来的信息,可以推测《程本》刊印之时,高鹗其实并不年轻。高鹗在《程甲本序》中说:"予闻红楼梦脍炙人口者,几廿余年",又在《程乙本引言》中说"几三十年"。依照"高鹗履历",《程本》刊印之时高鹗三十四岁,往上倒推"廿余年"("几三十年")则仅仅五六虚岁,恐怕"仅识之无",此时既能欣赏《红楼梦》而"脍炙",似不大可能。

至于他的卒年,据增龄于嘉庆二十一年所写《序》所说:"兰墅......著如林,未遑问世,竟赍志以终",则至少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前就已经去世。但《序》中口气似乎去世未久,所以暂定在嘉庆二十年(1815)前后。

二、高鹗的旗籍出身。

高鹗出身"旗人",这一点毫无疑义。但他属于何旗呢?在旗人中属于什么身份呢?有的资料说他是"镶黄旗汉军人",有的说是"汉军镶黄旗人",有的说是"汉军镶黄旗内务府人",有的说是"内务府镶黄旗汉军",有的说是"铁岭汉军"。这几种说法,表面上似为一致,实际上大为不同。

说他是"镶黄旗汉军人",则有可能是"满洲旗"下的所谓"汉军(汉人包衣)",也有可能是"汉军旗"下的汉人;而说"汉军镶黄旗"则只能是"汉军旗"下之人,不属于"满洲旗"下的"旗人"。说"内务府镶黄旗汉军",则根据《高鹗硃卷履历》是比较准确的。所谓"内务府旗人",则是指"上三旗"的"包衣旗人"。"上三旗"是指"满洲旗"内的"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三旗,这三旗为皇帝亲自率领之"旗",故地位高于其他五旗("下五旗")。而其旗下的"包衣佐领"之"包衣" 包括高丽、回族、维族以及汉族人,皆为"隶属皇家之家奴、家臣",一般由内务府管辖,所以称为"内务府旗人"。

而"内务府上三旗"并没有所谓的"汉军"。福格《听雨丛谈·满、蒙、汉旗分》中说:"内三旗佐领下,......无蒙古、汉军","有汉姓之人,盖久家朔方者也,在内务府仕进与满洲同,今考试归于汉军。按:《满洲姓氏通谱》内谓之满洲旗分内汉姓人、高丽佐领下人,曰'索罗豁满洲'。"也就是说,"内务府"并没有什么"汉军",这些高丽、回族及汉族"包衣",旗籍都属于"满洲旗分"。但是乾隆时代,经过多少代的繁衍,"内务府"本来就占大多数的"汉族包衣"人口大量增加,而其他高丽、回族等"包衣"经过和汉人多少代的通婚(不准和满洲、蒙古族人通婚),以及接受汉人的习惯、文化,都基本上被汉族所"同化"。所以,到此时"内务府"的" 包衣"中"汉族人"已成为绝对压倒多数。于是,到乾隆时代就出现"内务府汉军"这种说法。其实,不过是指"满洲旗"内的"包衣佐领"下的汉人,并没有在内务府独立组成"汉军"。

《高鹗硃卷》中称自己的旗籍是"镶黄旗满洲都统内府汉军延庆佐领下"人,这表明他的出身"旗分"是"满洲旗分"内的"镶黄旗",而绝非"汉军旗分"。所谓"内务府汉军",则说明他的身份是"包衣佐领下"的"汉族包衣"。查乾隆官修的《钦定八旗通志》卷三《旗分志三· 镶黄旗满洲佐领》下《镶黄旗包衣佐领、管领》记载:"第五参领第五旗鼓佐领,亦系康熙三十四年编立,初令赫什亨管理",经过多代的承袭,至乾隆时代果然查到:"延祺故,以巴宁阿管理;巴宁阿升授两淮盐政,以延庆管理",明确记载了"包衣旗鼓佐领'延庆'"。这里的"旗鼓"是满语音译的汉语,也写做"齐固",不能从字面上理解。"旗鼓(齐固)佐领"就是一种"包衣佐领"。由此可知,高鹗的"旗分"是"镶黄旗满洲都统"下"第五参领、第五旗鼓佐领"下"内务府"的"包衣"汉人。

这里顺带说一下曹玺、曹寅也就是曹雪芹这一支的"旗籍"问题。有学者因为史料记载其为"正白旗内务府汉军",因此将其"旗籍"视为"汉军"。其错误也和上面对高鹗"旗籍"的误解一样。曹玺、曹寅这一支家族,记载在乾隆官修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七十四《附载满洲旗分内之尼堪姓氏》内,显然是属于"满洲旗分",否则怎会记载在"满洲氏族通谱"内?同样为乾隆官修《钦定八旗通志》也将曹玺、曹寅一支,记载在卷七《旗分志七·八旗佐领七·正白旗满洲佐领下》之《正白旗包衣佐领、管领》下"第五参领第一旗鼓佐领"内。这都说明曹雪芹家族的"旗籍"不是"汉军"而是"满洲",是"满洲旗分"内"正白旗"属下的"内务府包衣汉人"。

三、高鹗的祖籍。

高鹗在他的文字后面,常常署名"铁岭高鹗",而有些史料也说他的籍贯是"铁岭"。这样,人们一般认为高鹗的祖籍为"辽东铁岭"。但是,近来发现的《高鹗硃卷履历》却自称"始祖(高)可仕,世居沈阳三台子",在"始祖"之前就"世居"该地,可见年代之久远。"沈阳三台子"在今辽宁沈阳市北郊,今为著名的工业区。从高可仕到高鹗共七世,自"始祖"起就"世居沈阳三台子",则高鹗的祖籍应为"沈阳三台子"无疑。

但有人硬说高鹗的祖籍是"铁岭三台子",高鹗家族和铁岭高氏为一族。如果在《高鹗硃卷履历》发现之前这么说,尚可认为有理由,但自《高鹗硃卷履历》发现后,这种说法就值得推敲了。《高鹗硃卷履历》是在科考时高鹗本人所填,而且要经过本旗官员的核对和签名、盖印"印结"。明、清时代严禁"冒籍"科考,一经发现不但取消科考资格,还要责打、枷示,甚至流徒。连核对"印结"的官员都连累受罚。所以"沈阳三台子"应该是比较可靠准确的。"沈阳三台子"在沈阳北郊是确有其地,显然不是"铁岭三台子"(辽东地名为"二台子"、"三台子"等等的有很多)。

从以字排辈来说,高鹗家族前后七世的排辈用字(可仕、世臣、宏璧、尔荣、联芳、存祖、常清),无法和铁岭高氏联上宗(尚义、天爵、其位、起)。而从"旗籍"来说,高鹗家族是"满洲"之"镶黄旗",铁岭高氏家族是"汉军"之"镶白旗"后抬入"汉军镶黄旗"。从身份来说,高鹗家族是"皇室包衣(家奴、家臣)",而铁岭高家则是"正牌"的"汉军"旗人。高鹗前六世,无人做官,全部是"白丁",高鹗只做了"小京官",而且"家贫官冷,两袖清风"。而铁岭高家,从高尚义始即为"驻防协领",并授有"轻车都尉世职"的爵位;其子高天爵"袭爵"、"荫官"至建昌知府;其孙高其位官至两江总督、文渊阁大学士、礼部尚书、太子少傅;高其佩官至都统、大学士,即著名的"指画"画家;高其倬官至云贵等地总督、大学士、工部尚书、太子太保。其曾孙高起也官至汉军都统、兵部尚书。可谓"一门显赫"。高鹗显然不是"铁岭高氏"一族,其祖籍也只能是"沈阳"。

那么,高鹗明明是"沈阳三台子"人,为什么要署名郡望为"铁岭"呢?这正是因为"铁岭高氏"的"一门显赫",高鹗借以沾光而已。古人常有"李氏皆归陇右,刘姓皆归丰沛"之说,这在古代讲究"门阀"的时代几乎为一种风气,并不是什么稀罕事。比如著名的"起八代之衰"的"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自己署名郡望常常为"昌黎",后人也以"韩昌黎"称之。实则他的真实祖籍为"河南汝阳",和"河北昌黎"之"韩氏"并非一族。这也是因为"昌黎韩氏"家族在唐代出了好几位宰相,系"显赫豪门",而"汝阳" 韩愈这一支则是"不彰显"的"冷籍寒门"。

四、高鹗是"续补"后四十回,还是"修补"后四十回。

"高鹗续补红楼梦四十回"之说,皆源自张问陶的一个"诗注"。张问陶《船山诗草》卷十六《辛癸集》有《赠高兰墅鹗同年》一诗,注云"传奇《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其诗云:


无花无酒耐深秋,洒扫云房且唱酬。
侠气君能空紫塞,艳情人自说红楼。
逶迟把臂如今雨,得失关心此旧游。
弹指十三年已去,朱衣帘外亦回头。

按:张问陶与高鹗同为乾隆五十三年(1788)顺天举人,故称之为"同年"。《船山诗草》系按年编辑,可知此诗作于嘉庆六年(1801),此年张问陶和高鹗同为顺天乡试的"同考官",正好是他们"同年"以后"十三年"的重逢。

诗中"侠气君能空紫塞,艳情人自说红楼"一句,张问陶对高鹗极力称赏,说其"侠气空紫塞",并且提到了他们这次会面的重要话题:"艳情人自说红楼"!具体谈了《红楼梦》的那些内容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程本》"后四十回"的问题必然是重点话题之一,张问陶"诗注"本身就是明证。

《红楼梦》在以抄本形式流传三十来年中,仅有前八十回,而程伟元和高鹗"三十年后"却突然声明搜集到了"后四十回",并整理镌板印刷。但这"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相比,无论在艺术水平、语言风格,还是故事情节以及思想意识等等方面,都有相当差异。作为一代大诗人的张问陶不可能不有所"感觉",必然会当面问一问高鹗:这"后四十回"是曹雪芹的原稿吗?如非雪芹原稿,从何而来?何人所续?这"当面而问、亲耳所闻"的结果就是:"传奇《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其"可靠性"不容置疑!

那么对这里的"补"字如何理解呢?是"续补"还是"修补"呢?近几年有人主张理解为"修补"而非"续补",新版的"艺院本"甚至取消高鹗对后四十回的著作权,而归之于"无名氏"。其实,自"张注"出现以后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一百五六十年中,前代学人无不理解为"续补"。如俞樾在《小浮梅闲话》中说:"《船山诗草》有《赠高兰墅鹗同年》一首云:'艳情人自说红楼',注云:'《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 '。然则此书非出一手"。非常直截了当地将"补"字理解为"非出一手"的"续补"或"另作"。俞樾是清代著名的经学家、训诂家、考据家(俞平伯先生的曾祖父),其理解自应较准确。

应该注意到,张问陶的"诗注"中有一个"俱"字,是说"后四十回"文字"俱"为高鹗所"补"。如果将"补"字理解为"修补",说"俱"为其"修补",语义显然不通。程伟元《序》中说收集到"后四十回"后"乃同友人细加厘剔,截长补短"(2)P5,则说明他也参加了" 后四十回"的整理修补,说"后四十回"是"俱"为高鹗一个所"修补",岂不莫名其妙?矛盾显然。甚且,程伟元和高鹗在《程乙本引言》中说:"书中前八十回抄本,......今广集核勘,准情酌理,补遗订讹",对前八十回也经过"修补",难道我们也可以说,"前八十回"也是"俱"为程伟元和高鹗所"补"吗?

再说,张问陶写《赠高兰墅鹗同年》时,《程本》早已风行海内,程伟元和高鹗"整理"《红楼梦》一事,已经家喻户晓、路人皆知。如果张问陶的"诗注"只是说"后四十回"是高鹗所"修补",岂非莫名其妙的废话?

我们知道,古代向有"以诗纪史"的传统,所谓"诗史"者是也。作为诗家的张问陶自然也是如此,他的"诗注"不是为了说一些广为刊印、家喻户晓、路人皆知的废话,而是要"以诗纪史"告诉我们一个 "新信息"、一个"不为人知"的"隐情"、揭露"后四十回"来源的"内幕"、记载一个"真实"的"历史事实",那就是:"程本后四十回"全部是高鹗的"续补"、"续作"!

值得注意的是,高鹗自号"红楼外史"。我国古代的文学观念长期"文史不分",将小说之类视为"稗官野史"。高鹗在《程甲本序》中就称《红楼梦》是"稗官野史之流"。将小说名为"某史"的如《禅真逸史》、《昭阳趣史》、《株林野史》、《西湖小史》、《儒林外史》之类,将小说称为"某史"。而小说家也往往自称"某史、稗官",如《三国志后传》署名"酉阳野史",《十二楼》署名"觉世稗官",《武皇西巡记》署名"江南旧史",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自称"异史氏",等等。而一些《红楼梦》的"续书",如《后红楼梦》署名"白云外史",《红楼复梦》署名"品华(花)仙史",《红楼梦影》署名"云槎外史"等等。所谓"外史"等等,是与"正史"相对而言。高鹗之自号"红楼外史"实际上是在表明"后四十回"实为其所"续补"、"补作"。不甘心埋没自己写作后四十回所倾注心血的心理,昭然若揭。李葆恂《旧学庵笔记》中说:"(高鹗)尝自号'红楼外史',其即因曾补是书之故欤?"而李放《八旗画录》中也说:"(高鹗)续作四十卷附于后,自号'红楼外史'",都很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

刘世德先生在《〈红楼梦〉之谜——刘世德学术演讲录》中引高鹗《月小山房遗稿》中的一首题为《重订红楼梦小说既竣》的诗为"证",说这里的"重订"之"订"就是"修改、整理、编辑。这个'订'不是创作,不是写",说"《红楼梦》和高鹗没有关系,订的是别人的,不是他自己创作的《红楼梦》小说。所以这个'订'本身就是修改、整理、编辑的意思,绝对不是创作、撰写的意思"。但这说得也太"绝对"了,"重订"的既可以是别人的稿本,也可以是自己亲手写的稿本,刘世德先生也承认:"当然也有一种情况,比如我写了一篇小说,写完了以后,我觉得要修改,要把它订一下,这个订是可以的"。既然如此,我们怎么能肯定高鹗"重订"的不是自己"写的小说"呢?怎么能以之作为否定"高鹗续补后四十回"的"证据"呢?

让人费解的是,刘先生在将张问陶诗中的"补"字的含义解释为"修改、整理、编辑"时,却引用程伟元和高鹗自己在《程甲本序言》中所说的话为"证据",说道:"由此可见,程伟元也好,高鹗也好,他们在程甲本出版之前,只做了两样工作,第一是搜集,第二是整理。那么,搜集和整理绝对不是续写,这个和续写有原则性的区别,事实的真相就是这样"。很显然,当我们讨论"后四十回"是否为"高鹗所续补"时,程伟元、高鹗《程本序》中的说法正处于"待证"的地位,处于"被质疑"、"被审查"的地位。拿他们自己"待证"的话作为"证据"来证明其自己的"真相",这是一个"往返自证"的逻辑错误。

总而言之,将张问陶"诗注"中的"补"字理解为"修补",完全不是什么"训诂"的歧异,而是以否定"高鹗著作权"之"定向思维"所进行的牵强阐释。可以这么说,张问陶的"诗注"是面对高鹗本人"当面而问、亲耳所闻"的最可靠、最直接的证据,高鹗的自号"红楼外史"也相当明确地表明:"程本后四十回"就是他所"续作"!

(关于刘世德先生"否定高鹗续书"的"外证"等,鄙人已有文在本网站"邱华东文集"中,可参考。至于其"七条内证",在下另篇中已有辨析,拟投稿刊物换点"银子"再说。)

2010年4月1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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