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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藏香与《红楼梦》  

作者:劳扬  收录时间:2009-12-16

    针对《春柳堂诗稿》中的诗题《孟冬廿五日恭纪驾幸瀛台北海阐福寺道场》,署名“劳杨”的深圳网民2008年12月27日在 《红楼艺苑》网[“学术红楼”区“欧阳健:如何对待曹雪芹材料中的矛盾”讨论栏目中]写到:鄙人通过查对《清实录》,确认魏老先生的“不是乾隆”的结论是正确的。似乎鄙人查到了张宜泉见到的是哪一位天子的御驾,而且排他性核实也完成。现在正在请有“文学学位”的人士审视!也就是说从《清实录》中人们可找到某个孟冬二十五日的日录中有驾幸瀛台的内容。如果:“孟冬二十五日恭纪驾幸瀛台北海阐福寺道场”这个诗题不是被“贴补”的,那就可以肯定张的这个恭纪的日子不在乾隆时代。

    2009年1月11日(在“自编自导自演的春柳堂诗稿”栏目中)又写明:鄙人查过乾隆帝亲政六十年每一年的“孟冬廿五日”,这些日志皆无“上幸瀛台”的记载!“上幸瀛台”在其他时间的日志中或有。例如阴历十二月初八这一天,“上幸瀛台”四字出现的几率大。这项“查对”实际涉及到对《春柳堂诗稿》书籍的成稿年代的考证,势必引起笃信《春柳堂诗稿》为乾隆朝书籍者的反驳。劳杨也期待有学术分量的辩论。但没有见到。

    仍然是在《红楼艺苑》“自编自导自演的春柳堂诗稿”栏目中,2009年3月下旬有人介绍在《中国古代小说网》上有网文点名批评劳杨的观点。之后我们查阅了一下,并引录在下面以便网民查核本文下面对“辩证”之辩证是否有针对性。批劳杨文言:“一个叫劳杨的,说,他“通过查对《清实录》,确认“魏老先生的‘不是乾隆’的结论是正确的”,他“查到了张宜泉见到的是哪一位天子的御驾,而且排他性核实也完成”。”又说:“我个人自然是没有办法每条都去查考的,我也不认为有“排他性核实”哪一天的必要,我只知道,找到某一天“有”的记录,就能戳破“没有”“不能”的胡扯,至于张宜泉说的到底是不是这一天,意义也就不大了。很不巧,孤鸿道人和劳杨恐怕最不愿看到的记载,被我找到了:乾隆45年10月22日丁卯,“上诣雍和宫阐福寺拈香”乾隆45年10月25日,“亲诣阐福寺上头号红藏香三枝”这不正是““明文(白纸黑字)记载”麽?看来啊,张宜泉没有说谎,说谎的是现在的“打假”者罢?”

    从这位自认为劳杨不愿意看到其“找到”的记载的帖主的行文看,他是踌躇满志且胜利喜悦溢于纸面。

    其实,劳杨们实在是太欢迎这样的“批驳”文字招摇过市了 。它不但免费演示了红楼梦研究中某类人的习惯性浮躁和自吹自擂,也旁证了学术论证中的基本原则“孤证不立”的真理性。

    劳杨的文字明确指出“查到了张宜泉见到的是哪一位天子的御驾”,其前提就是认定“宜泉”诗人这首诗确实是“恭纪”文字。今天什么人站出来俨然保护“宜泉”先生的名誉,贼喊捉贼般地扬言“春柳堂”未说谎,不仅是自作多情,而且实属画蛇添足。当然我们不能劝告自作多情者少点造作,但可以拒绝添乱。

    我们不仅乐意看到了“记载“,而且也乐意看到了这样记载所包含的内在矛盾和画蛇添足者的色厉内荏。这样的记载出自《六世班禅朝觐档案选编》。如果我们翻阅这本《选编》,可知“乾隆45年10月22日丁卯,‘上诣雍和宫阐福寺拈香’”出自《内阁起居注》,而“乾隆45年10月25日,‘亲诣阐福寺上头号红藏香三枝’”则出自所谓的 《宫中档簿》。【说明:选编者的任务是选编,不是考证,更不是 “辩证”。】稍具“考证常识ABC”的人士利用一本“档案选编”立论,面对其中不同档案源的文字资料时,必然要自觉地比对,以确定资料之间没有“内讧”。而这短短的两条“记载”却颇有红楼梦研究者熟知的语句“自执金矛又执戈”所描绘的不相容。

    我们要思考:《选编》既然选择了 《内阁起居注》中乾隆45年10月22日丁卯的“圣行”,为什么不再把其中“乾隆45年10月25日的”“圣行”一同选出?不就多一行字吗?是不是《内阁起居注》中乾隆45年10月25日这一天中根本就没有《选编》者所需的内容?如果再深入一层,看看所谓的《宫中档簿》,可知“乾隆45年10月25日,‘亲诣阐福寺上头号红藏香三枝’”这样的记载源于宫内“当月”礼佛所耗黄藏香和红藏香的统计清单中。我们不可以轻易怀疑这样的耗材清单,我们更不能轻易怀疑《内阁起居注》,后者是当日的笔录,前者是月末的统计。如果它们之间出现抵牾,哪个资料出错的可能性大呢?恰恰这里出现了矛盾。

    正如“自作多情者”很得意宣示的“乾隆45年10月22日丁卯,‘上诣雍和宫阐福寺拈香’”,可在《宫中档簿》中我们只见到乾隆45年10月22日“上诣雍和宫拈香”的用香“记载”,却没有乾隆45年10月22日“上诣阐福寺拈香”用什么香,用了几枝的记载!《选编》没有指出《内阁起居注》中“记载”了 乾隆45年10月25日,“上诣阐福寺拈香”,而《宫中档簿》反而“白纸什么色字”地记下“上头号红藏香三枝”!这个矛盾不知“自作多情者”是否已经看到了 ,假如看到了(现在看到也不迟!)又如何解释?

    在劳杨们看来,欲“兼论红学史料打假之打假”者在比划手脚之前先多多消化一下自己如获至宝的 “记载”为佳!在此,我们提请关心《春柳堂诗稿》成稿年代者看一下前面所引录的两段“查对”的文字,其中写到“阐福寺”了吗?查对者不写,自有他不写的考虑。说起来话长,有针对性地阅读过有关起居注史料的人士或可了解一二。此问题业已超出本帖的关注点,以后会用相关的书影说明之。这里仅需点明:劳杨摄取的判据集中在“上幸瀛台”史实的有无!

    红藏香似乎真不一般的香,它今天在网络中为我们演绎:有一种浮躁叫红学!


    附此存照:引自《中国古代小说网》本帖最后由 cao 于 2009-3-26 10:29 编辑
春柳堂诗《孟冬廿五日恭纪驾幸瀛台北海阐福寺道场》辩正,兼论红学史料打假之打假台北, 红学, 打假, 道场, 柳堂诗

    题目长,不等于文章好,我的文章一向写的不算好,但求言之有据、问心无愧。网上流行着一股涉红文献的打假热,一个叫陈林的人,是个中代表,跳的最凶,在他嘴里,大多数涉红文献,无论钞本、刻本和印本,都是一个叫陶洙的人伪造的,从晚清一直伪造到新中国成立,可谓“硕果累累”。陈林跳出来“打假”,也有他没说到的文献,为了不让陈林专美于前,其他人也奋起直追了。有人跳出来说《扬州画舫录》“是道光朝以后的人写的,却伪托康乾时人,说什么乾隆初本”,证据就是书中引《图志》“即魏源的《海国图志》”,结果被我揭破这里这里引的是《平山堂图志》。这个只能算部分知识的匮乏,恁谁都可能有犯,尚可恕之。有叫孤鸿道人的一个,检举《春柳堂诗稿》是假的,用所谓“放大镜”研究了一下影印本,展开了无穷的想像力,一会说诗注是“贴条”形式,一会说诗注是“钤盖”“补丁”形式,一会说自序是伪造添加的,还说造假的也是陶洙,造了现藏国图的这么一个“唯一”的“孤本”。经我举出现藏上图的另一种光绪原刻本实证,孤鸿道人开始改口了,说当初造假的不是一本,而是两本。这招倒也省力气,反正无论你拿出多少实物来,在他眼里都是假的,一本是假,两本也是假,横看竖看都是假。自然,这种个别的“眼”,也只能允许他个别的保留着罢。不知道是不是心虚,“外证”的路走不通,改走“内证”了,孤鸿道人说:“因为有确凿的事实依据,证明了张宜泉和曹雪芹接不上头。在此前提之下,才开始重新审查”,这个所谓“确凿的事实依据”是什么呢?《春柳堂诗稿》里有一首《孟冬廿五日恭纪驾幸瀛台北海阐福寺道场》诗,据孤鸿道人说魏子云先生在1993年曾经质疑这个日子去北海的皇帝“不是乾隆”,孤鸿道人说“现在查得的结果,是自乾隆十一年(阐福寺修成),至嘉庆三年乾隆崩为止,这一天乾隆皇帝从来没有去过北海”,又一个叫劳杨的,说,他“通过查对《清实录》,确认“魏老先生的‘不是乾隆’的结论是正确的”,他“查到了张宜泉见到的是哪一位天子的御驾,而且排他性核实也完成”。根据孤鸿道人来自劳杨的信息,“查实张宜泉见到的皇帝,不是乾隆以后,事实上,张、曹相会的一幕,就已经可以破产了。......张宜泉见过的皇帝,也不是嘉庆。对了,只剩下一个道光了。明文(白纸黑字)记载的‘皇帝驾幸瀛台、北海阐福寺’(见《孟冬二十五日恭纪驾幸瀛台北海阐福寺道场》)有三次,分别是”:道光五年乙酉,十月二十五(戊寅日)、道光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丁卯日)、道光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丙辰日)所以“到底张宜泉看见的是哪一次,现有条件无法确定。可是,无论看见的是哪一次,都说明张宜泉先生,在道光年间还活在世上。即便按他享年七十来算,张宜泉也不可能生于乾隆二十年以前。”魏子云先生1993年的“质疑”,我没有印象,我也不知道劳杨和孤鸿道人说轻飘飘的“没有”两个字,是光查了《清实录》呢?还是也查了其他现在保存下来清代记录帝王日常言行的档案等材料。我只知道,假设清帝们在每年“十月二十五日”的活动都有存世的材料可稽核的前提下,你说“没有”,是不是应该把每一年这个日子的记录都展示出来,才能让人信服呢?这样的材料,数量实在大,我个人自然是没有办法每条都去查考的,我也不认为有“排他性核实”哪一天的必要,我只知道,找到某一天“有”的记录,就能戳破“没有”“不能”的胡扯,至于张宜泉说的到底是不是这一天,意义也就不大了。很不巧,孤鸿道人和劳杨恐怕最不愿看到的记载,被我找到了:乾隆45年10月22日丁卯,“上诣雍和宫阐福寺拈香”乾隆45年10月25日,“亲诣阐福寺上头号红藏香三枝”这不正是““明文(白纸黑字)记载”麽?看来啊,张宜泉没有说谎,说谎的是现在的“打假”者罢?有友人对这类红学“打假”行为,作过这样的评述:“红卫兵式研究法,特点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特点是精力特别旺盛,水平特别搞笑”,我觉得堪为定论。奉劝陈林、孤鸿道人们,打假光靠想像力和嘴巴是不行的,需要真材实料,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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