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红楼品茗-> 红楼文库-> 荒谬绝伦的“吴梅村著《红楼梦》说”
本站首页   红楼E书 ∣ 金陵十二钗 ∣ 红楼文库 ∣  古典图库  ∣ 我的推荐  ∣ 2002版 ∣  给我留言 ∣ 站长紫云
 

  原

  创

  作

  品

 
 

荒谬绝伦的“吴梅村著《红楼梦》说”

作者:邱华东  收录时间:2009-11-26

    关于曹雪芹(霑)对于《红楼梦》的著作权,笔者曾经撰写《曹雪芹的著作权不容置疑——综合分析、逻辑思维的必然结论》一文,在“红楼艺苑”发表(参见该网站“我的文集《红楼辩证》”)。以《红楼梦》本身的文本,以及“脂本”中脂砚斋、畸笏叟等人的批语,敦诚兄弟、张宜泉、永忠、明义等人的诗文诗注,《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等等史料,运用综合分析、逻辑思维的推理的方法,非常确定地得出必然结论:《红楼梦》(《石头记》)就是曹寅孙子曹雪芹(霑)的著作。毫无疑义!
    目今红学界,无论是“学院学人”还是“民间学人”,既有治学严谨的学人,也有不少信口雌黄、牵强附会乱说一气的“学人”。一时鱼目混珠、泥沙俱下,比如“《红楼梦》的作者”问题,就有种种怪论。其中最为荒谬,以至“荒谬”到“绝伦”地步的,就数“吴梅村著《红楼梦》说”。
    连云港《红楼研究》2009年6月第2期刊登张锐载先生的文章《情韵深四杰,风华胜香山——江苏太仓吴梅村诞辰400周年纪念活动综述》,介绍“民间红学学人”、“抚顺社科院”的傅波、钟长山及陈斯园、一赵子等人“纷纷发表‘吴梅村是《红楼梦》作者’的个人高见”(1)P2。据傅波、钟长山说吴梅村著《风月宝鉴》,“吴梅村故去后,其长子吴暻同曹寅、尤侗、严绳孙、秦松龄、顾贞观等人交好。吴梅村一百二十回《风月宝鉴》委托掌管印书局的曹寅付印。……严绳孙化名曹雪芹执笔改写《风月宝鉴》”,将前八十回“花了十年的时间增删为反对清朝对汉人的残暴杀戮,反对程朱理学,反对‘仕途经济’。对人物的性格和故事情节都进行了改写”(1)P2~3;而尤侗化名脂砚斋、曹寅化名畸笏叟先后评批《石头记》,秦松龄以“松斋”的化名同“诸公”参与评批,后人为了看到一部完整的《红楼梦》才把吴梅村《风月宝鉴》的后四十回嫁接其后,云云(1)P2~3。从而“《红楼梦》的成书年代应提前一个甲子为清康熙朝而非清乾隆朝”,“‘四阅评’的时间,应为康熙甲戌、己卯、壬午、丁亥四年”,按即康熙三十三年甲戌(1694)、康熙三十八年己卯(1699)、康熙四十一年壬午(1702)、康熙四十六年丁亥(1707)(1)P2。(以上皆张文转述,下同)
    其实,说《红楼梦》是吴梅村所作,并不是什么“新发现”的“高见”,至少出版于民国八年(1919)的邓狂言《〈红楼梦〉释真》一书就有此说法。刘国玉先生在该书《导言》中介绍:
    “邓氏认为,《红楼梦》有‘原本红楼’和‘曹氏红楼’两种。‘原本红楼’的前八十回乃吴梅村所作,后四十回乃朱彝尊所续。由于吴、朱二人都是明遗民,……因而‘原本红楼’的内容是‘明情兴亡史’,是针对顺治皇帝及其满汉朝臣的指刺。……在文网日密的情况下,‘生于乾、嘉犹是遗民之心’的曹雪芹,担心‘原文红楼’‘有不能久存之倾向,乃呕心沥血而为之删’,并‘用双管齐下之法,书中所写之重要人物,必另取一人焉以配之’。又使小说故事所涉及的时间拉长,把‘原本红楼’的‘明清兴亡史’扩展为‘崇德、顺治、康熙、雍正、乾隆五朝史’。为了逃避文网,曹雪芹在批阅增删的过程中,只得努力使书中的种族思想‘隐而又隐’,因而在借小说人物影射历史人物时,写‘一人必化身为数人以写之’。基于这样一种观点,邓氏便利用索隐派所惯用的‘影射’、‘化身’、‘分写’、‘合写’、‘拆字’、‘谐音’等等手法,牵强附会地索解起来。结果小说中的某一个人物形象,便同时影射不同历史时期的几个人物,而且老少不分,男女不分。例如小说里的林黛玉,邓狂言认为她是影射秦淮名妓董小宛的,但他转头却又说:‘曹氏之林黛玉非他,乾隆之元配嫡后,……谥孝贤皇后之富察氏也’。可是,邓狂言接着又说:‘林黛玉之以朝臣混之,混之以方苞。……’。”(2)P1~2
    邓狂言的种种“索隐”的荒谬之处,在在皆是,比如说“女子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中的女子是指汉人,男子是指满人。为什么呢?邓狂言“索隐”道:“水者,汉字之左偏也;泥者,土也,吉林吉字之上段,黑龙江黑字之中段也”(2)P11。读之令人喷饭。按:吉林“吉”字上段,非“土”而为“士”;而“满清”二字,皆为水旁,且满族明代以前称“女真人”,至后金时才改称“满族”。象邓狂言这样比附,那么,“满清”、“女真人”岂不更符合“女子是水做骨肉”的比附之义?《红楼梦》岂不成了歌颂“满清”之书?就是这样可笑至极的东西,竟然在九十年后被人重新搬出来,甚且什么“分身、合身;分写、合写”之类也是抄袭的邓狂言,尚且美之曰“新新红学”。其实是“外甥打灯笼——照旧(舅)照旧(舅)”的“旧旧红学”。
傅波、钟长山两位先生所说的《红楼梦》的成书过程,虽被誉为“侃侃而谈”的“高见”,象煞其事,实则荒唐无稽,混乱不堪。

    一、吴暻无须、也不可能“委托‘掌管书局’的曹寅”印什么吴梅村遗作《风月宝鉴》。
    1、吴暻,字元朗,号西斋。吴梅村长子,生于康熙元年(壬寅,1662),康熙二十七年(戊辰,1688)进士,由户部主事迁兵科给事中,后入直武英殿,充《书画谱》纂修官。其能够与曹寅、尤侗、严绳孙、秦松龄、顾贞观等人交往,只能始于康熙二十七年中进士任京官之后。而载明“甲戌”年份的《脂砚斋甲戌抄阅重评石头记》中已有“批阅十载,增删五次”之语,如果按照傅波、钟长山两先生的说法“甲戌”为康熙三十三年(甲戌,1694),那么所谓严绳孙“化名曹雪芹增删《风月宝鉴》”至少在康熙二十三年(甲子,1684)之前就开始了。其时,吴暻尚在无锡读书,不可能和曹寅、尤侗、严绳孙、秦松龄、顾贞观等人“交好”,尤其不可能与曹寅“交好”。更不可能委托曹寅去“付印”什么吴梅村的《风月宝鉴》。即使在这之后,吴暻也与曹寅没什么“交好”的关系。曹寅《楝亭集》中没有一个字提及吴暻,就是最好的明证。
    2、吴暻也无须委托曹寅去“付印”其父亲的遗著。吴梅村给吴暻遗留了一大笔家产,包括著名的“梅村”。吴暻自己也做着京官,家底非常富厚,远非“包衣”出身的曹寅可比,根本无须让和吴梅村毫无关系的曹寅去“付印”什么《风月宝鉴》。
    3、所谓吴暻将“吴梅村一百二十回《风月宝鉴》委托掌管印书局的曹寅付印”云云,十分可笑。曹寅在扬州“开书局”(“掌管印书局”)为康熙四十四年(乙酉,1705)之事,据《圣祖五幸江南全录》载:康熙四十四年三月“十八日(康熙)至苏州,十九日曹寅奉旨刻《全唐诗》”(3)P209。这就是曹寅在扬州开书局的起因。康熙四十四年五月一日《江宁织造曹寅奏刻全唐诗集折》中说:“臣寅恭蒙谕旨刊刻全唐诗集,命词臣彭定求等九员校刊。臣寅已行文,期于五月初一日天宁寺开局,至今尚未到扬。俟其到齐校刊,谨当奏闻”(4)P32。那么,所谓吴暻将“吴梅村一百二十回《风月宝鉴》委托掌管印书局的曹寅付印”也就只能在康熙四十四年(乙酉,1705)之后了,而严绳孙在康熙四十一年(壬午,1702)即死去。那么,严绳孙“化名曹雪芹增删《风月宝鉴》”只有从坟墓里爬出来才有“可能”!
    4、而且,既然是吴伟业之子吴暻将“吴梅村一百二十回《风月宝鉴》委托掌管印书局的曹寅付印”,并没有委托他“改写”(“增删”),曹寅、严绳孙等人怎么敢擅自将吴伟业的著作大肆篡改呢?甚至将“原作”的“创作思想‘沐皇恩’以‘延世泽’、‘兰桂齐芳’,提倡程朱理学和‘仕途经济’。……增删为反对皇帝,反对清朝对汉人的残暴杀戮,反对程朱理学,反对‘仕途经济’”?(1)P2~3甚至“对人物的性格和故事情节都进行了改写”?(1)P3做了根本相反的篡改呢?不要说,篡改别人的著作,尤其是篡改象吴伟业这样的人的著作,是被当时封建道德所鄙弃的,尤其象严绳孙、曹寅这样的人更不会去做这样的为时人所鄙弃的、不道德的事。而且如果真地这样“改写(增删)”成为反皇帝、反满清、反理学、反仕途经济的一部小说,那么,在满清统治二百多年间,尤其是文字狱盛行之时,恐怕早就被查办严惩了(按,《红楼梦》之被禁,是将其当作“淫书”、“情书”而“有伤风化”,而不是“反皇帝”、“反满清”的政治原因)。怎么能广泛流传于世呢?曹寅、严绳孙等等在满清王朝为官的人,就不怕满门抄斩、祸及九族吗?而吴暻不仅对曹寅没有兑现他的“委托”,没有将其父亲遗著加以“付印”一事,没有任何过问,甚至对严绳孙没有得到他的同意擅自将其父亲的遗著《风月宝鉴》任意篡改成什么“反皇帝、反满清、反理学、反仕途经济”的小说,也不吭一声。这能说得过去吗?吴暻难道就不怕受到“文字狱”的牵连?(实际上《红楼梦》反理学,反仕途经济,但是并不反皇帝,反满清。)

    二、严绳孙根本不可能“改写(增删)”什么《红楼梦》。
    1、严绳孙根本不知道“江南金陵甄家(真家)四次接驾”的史实。《红楼梦》第十六回提到“江南金陵甄家(真家)”,“独他家接驾四次”(5)P268。这个“独”字下的非常准确,有清一代,确实“独有”在“金陵”任“江南织造”的曹寅“接驾四次”!吴梅村死于康熙十年,即使其子吴暻也无此“荣耀”。按:康熙六次南巡,第一次康熙二十三年(甲子,1684),第二次康熙二十八年(己巳,1689),第三次康熙三十八年(己卯,1699),第四次康熙四十二年(癸未,1703),第五次康熙四十四年(乙酉,1705),第六次康熙四十六年(丁亥,1707)。曹寅的“四次接驾”,则为第三次至第六次。而严绳孙死于康熙四十一年(壬午,1702),只能见到前三次南巡,因此只能知道“江南金陵甄家(真家)接驾”的第一次(即南巡的第三次)。其后三次的接驾,严绳孙也就只能在坟墓里进行“增删”了。
    2、《红楼梦》前八十回里明确写到“江南金陵甄家(真家)”的被抄家,而文本与脂批多次暗示“贾家”的最后败落,直接导因也是被抄家(例见《庚辰本》第二十七回,丁亥夏畸笏叟眉批之后数十回“‘抄没’、‘狱神庙’诸事”(5)P472;第七十四回探春之语(5)P1158)。按:曹家的被抄家,是雍正六年(戊申,1728)正月间的事,不要说严绳孙、尤侗、秦松龄等人早已死去而未及见到,就是曹寅本人都已死去十多年了。
    3、《甲戌本》有脂砚斋的眉批:“‘树倒猢狲散’之语,今犹在耳,屈指三十五年矣。哀哉伤哉,宁不痛杀!”(5)P219按:据曹寅生前好友施瑮《病中杂赋》诗“廿年树倒西堂闭,不待西州泪万行”句下注“曹楝亭公时拈佛语对坐客云:‘树倒猢狲散’。今忆斯言,车轮腹转!以瑮受公知最深也”(6)P418。如“甲戌”为康熙三十三年(1694),上推三十五年,则为顺治十六年(1659)。其时吴梅村还健在、吴暻还未出生,而曹寅刚刚两虚岁,那里可能“时拈佛语对坐客云:‘树倒猢狲散’”?什么“哀哉伤哉,宁不痛杀”?荒唐透顶,荒谬之极!即使说此批在康熙三十八年己卯(1699)、四十一年壬午(1702)或四十六年丁亥(1707)所加,上推三十五年,也是同样的荒谬绝伦!
    4、《甲戌本》有脂砚斋的眉批根本反对所谓的“增删”之说。脂砚斋批语多次指出《红楼梦》的作者就是曹寅后代曹雪芹,根本不是什么“增删”。在针对《红楼梦》中“批阅增删”一段批到:“若云雪芹批阅增删,然则开卷至此这一篇契子又系谁撰?足见作者之笔狡猾之甚。后文如此者不少。这正是作者用画家烟云模糊处。观者万不可被作者瞒蔽了去,方是巨眼”(5)P7;明确说明“批阅增删”,是曹雪芹的“狡猾之笔”、“烟云模糊处”,曹雪芹就是《红楼梦》的真正作者,谆谆提醒:“观者万不可被作者瞒蔽了去,方是巨眼”。

    三、曹寅、严绳孙、尤侗、秦松龄等人根本就不会“反满”、“反理学”、反“仕途经济”。
    比如曹寅,康熙六十年刊唐开陶等纂修《上元县志》卷十六《曹玺传》载:“(曹)寅……偕弟子猷讲性命之学,尤工于诗”(7)P2,这里所说的“性命之学”就是所谓的“理学”(道学),可见曹寅兄弟都是“理学”的追崇者。而曹寅祖父曹振彦“从龙入关”,“因有功加半个前程”;平“姜瓖之乱”,参与在大同的“屠城”,手上也沾染了汉人之血,并就地提升为吉州知州、大同府知府,此后又升任两浙都转运盐司运使的肥缺。父亲曹玺被康熙“特恩”委为“专差久任江宁织造”(原例为二年一换),官至一品。其妻孙氏曾为康熙保姆(奶娘),被封为一品奉圣夫人,康熙为之亲书“萱瑞堂”匾额。曹寅先后任御前侍卫、銮仪卫治仪正、苏州织造、江宁织造、巡视两淮盐课监察御史、通政使司通政使(正三品)。江南总督噶礼弹劾曹寅的巨额亏空,也是康熙硬压下来的,并千方百计地为之谋划弥补亏空。曹寅去世后,“特恩”让曹顒接任江宁织造。曹顒死后,又“特恩”指定让承嗣,让仅布衣的曹頫直升为“主事”接任江宁织造,随后又升为“员外郎”。曹氏父子奏折中,“圣主浩荡洪恩”、“天恩高厚,亘古未有”、“重沛恩纶,昊天罔极”、“粉身碎骨,肝脑涂地,莫能仰报万一”、“涓埃难报”之类,连篇累牍,不绝于口。说曹寅“反满”、“反皇帝”、“反理学”、“反经济仕途”,正如周汝昌老先生所说,真是有点“滑稽”。
    严绳孙也为官宦子弟,康熙十八年应“博学鸿词”,被“理学皇帝”康熙所欣赏,亲自取中,“特授”翰林检讨,寻升右中允,典试山西,根本不可能“反理学”。据清•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记载,严绳孙“尝侍宴保和殿,和圣制《昇平嘉讌》诗称旨,特命撤御前金盘枣脯以赐”(8)P434。这类“和诗”,皆为“歌功颂德”的“应制之作”,能“称”康熙之“旨”,大加褒赏,可见马屁十足。别人这类“和诗”,一二首应付一下即可,而严绳孙却一鼓作气连“和”二十首。清•李调元《淡墨录》载,其作“《瀛台侍宴》七言绝句二十首,流传都下,朱彝尊序以付梓”(9)P1753,又载“其归也,有《春日蒙恩予假南归》诗云:‘不是恩深便拂衣,涓埃生死报应稀。……去来我亦无心者,何必从人定是非’。”(9)P1753虽然自鸣清高,但对康熙之感恩载德,溢于言表。《清史列传》称其“分撰《明史隐逸传》,所作序文,容与蕴藉,多自道其志行”(10)P5727。而严绳孙是如何“自道其志行”的呢?他说:“夫圣贤以用世为心,而逸民以肥遁为节。岂性分实然?亦各行其志而已”(11)P831。而他所宣扬称道的“隐逸”也多是“理学家”(道学家),比如吴海,宣称“杨墨释老,圣道之贼;管商申韩,治道之贼;稗官野乘,正史之贼;支词艳说,文章之贼”(10)P831,因此建议“上之人,宜敕通经大臣会诸儒定其品目,颁之天下。民间非此不得辄藏,坊市不得辄粥(鬻)”,“一归诸理”(即“理学”)(10)P831。也就是说,不仅象《红楼梦》这样的“支词艳说”,而且诸子百家、稗官野乘,都要严禁,民间不得贩卖,不得收藏。这就是严绳孙的“自道其志行”!
    再说尤侗,《清史列传》卷七十一载:“历试于乡,不售,以贡谒选,除直隶永平府推官。……康熙十八年召试博学鸿儒,授翰林院检讨,分修《明史》……。三十八年,圣驾南巡至苏州,侗献《平朔颂》、《万寿诗》,上嘉焉,赐御书‘鹤栖堂’匾额。四十二年,驾复幸吴,赐御书一幅,即家授侍讲,盖异数也”(10)P5782,按:所谓“历试不售”,是说尤侗热中科举,多次参加清朝的“乡试”都未得中。“以贡谒选”,是说他以“拔贡”得以授官职,连“永平府推官”这样的卑官末职,尤侗也是欣然就任,说他是“官迷”,一点也不冤枉他。康熙南巡,尤侗又从无锡跑到苏州,献什么《平朔颂》、《万寿诗》,得到康熙亲笔“御书‘鹤栖堂’匾额”,后来又授予“侍讲”之职,真是“异数”。又据清•徐锡麟、钱泳《熙朝新语》载:“上(康熙)见其名,曰:‘此老名士’”,尤侗受宠若惊,巴巴地“以此四字刻堂柱,左曰:‘章皇天语’,右曰:‘今上玉音’。极文人之荣”(9)P2250。按:这里的“章皇”指顺治皇帝,“今上”指康熙皇帝。说尤侗这样的人“化名脂砚斋”评批《红楼梦》,而“反对皇帝”、“反理学”、“反满清”、“反对仕途经济”,岂不滑稽透顶?
秦松龄,《清史列传》卷七十载:“顺治十二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国史馆检讨,以逋粮案削籍。康熙十八年荐举博学鸿儒科,试列一等,复授检讨。二十年,充日讲起居注官,寻充江西乡试正考官,历左赞善,迁谕德。二十三年充顺天乡试正考官,复以磨勘落职。……既削籍,以荐从军荆、襄,总督蔡毓荣请于军中讲学,松龄为陈说‘忠、孝’大义,介胄之士无不耸听”(10)P5726~5727。象这样不等“荐举”,顺治十二年就自己跑去应试中进士,罢官后又去应“博学鸿儒”做官;再次罢官后,又“以荐”跑到满清总督军营中大谈什么“忠、孝”,说这样的人,能够“反皇帝”、“反理学”、“反满清”、“反对仕途经济”?真是只有天知道!
……

    四、从吴梅村(吴伟业)本身来说,也不可能写作《风月宝鉴》(《石头记》、《红楼梦》),理由如次:
    1、吴伟业的人生经历,与《红楼梦》完全不合。《红楼梦》开卷就说:“作者自云:因曾经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撰此《石头记》一书也……。自欲将已往所赖:上赖天恩,下承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美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兄轨训之德,以致今日一事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记,以告普天下之人”(5)P2云云。可见,《红楼梦》是取材作者自己的家世和人生经历,而非常明显的是,这和吴伟业(梅村)的家世和人生经历没有丝毫相同、相似之处。试问,吴伟业是“一事无成,半生潦倒”吗?晚年过的是“茆椽蓬牖,瓦灶绳床”的日子吗?完全是两码事……
     吴伟业为什么“号梅村”呢?清•顾湄《吴梅村先生行状》谈到吴伟业的“梅村”时说:“所居乃故铨部王公士骐之‘贲园’,先生拓而大之。垒石凿池,灌花莳药,翳然有林泉之胜,与士友觞咏其间”(12)P1405;清•顾世轼《梅村先生年谱》中记载:“先生所居‘梅村’,旧为王士骐‘贲园’,称‘莘庄’,在太仓卫东。中有‘乐志堂’、‘梅花庵’、‘交芦庵’、‘娇雪楼’、‘鹿樵溪舍’、‘桤亭’、‘苍溪亭’诸胜”(12)P1454云云。所以,“晚号梅村”(12)P1424。而吴伟业应召“博学鸿儒”后官至“国子监祭酒”(当时“国立大学”的“校长”),哪里有“一事无成,半生潦倒”、“茆椽蓬牖,瓦灶绳床”的丝毫影子?
    2、从吴伟业的家世来说,也与《红楼梦》迥然不同。据《苏州府志》载:“(高祖)吴愈,字惟谦,凯子。……成化乙未进士,授南京刑部主事,历员外、郎中。……迁河南参政(从三品),致仕归”(12)P1425。“嗣高祖悳,字维明,号静庵。……无子,以愈次子南为嗣”,“曾祖南,字明方,号方塘。赐内阁中书(七品),后官鸿胪寺序班,以使事过家为御史所论,谪江西建昌府幕官”(12)P1426。
     而吴梅村所作《先伯祖玉田公墓表》一文云:“伟业四五岁曾及见之(按:指其叔祖吴诰),老且贫,衣食于卜肆。余祖尝抱伟业于膝,顾叔祖而叹曰:‘尔知吾宗之所以衰乎?三世仕宦,廉吏之橐,固足以传子孙。尔伯祖实主其帑,用之为饮食裘马费,产遂中落。余与尔叔祖庶出也,少孤,故皆贫’”(12)P1032。按:他的嗣高祖吴悳,不过是个平民百姓。曾祖吴南,仅做过“内阁中书”、“建昌府幕官”等小官。到他的祖父吴议(即“抱伟业于膝”而叹“贫”者),则因家贫,“幼赘于琅琊王氏,遂居太仓”,也就是“倒插门”而“入赘”于太仓王家,所以吴伟业成了“太仓人”。其父亲吴琨,也不过为“诸生”,穷秀才而已。直到吴伟业于明崇祯三年,乡试中了举人,第二年中一甲二名“榜眼”,授翰林编修。充实录纂修官,东宫讲读官,升南京国子监司业,后又升中允、谕德、庶子。吴家才由此而发达起来。崇祯十三年因“丁嗣父艰”卸职归里守孝。李自成打进北京,崇祯自缢,吴三桂引清兵入关,顺治“定鼎燕京”等等,他都在太仓家里。马士英等人在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崧建“弘光”朝,顺治二年吴伟业应召为少詹事。因与马士英有旧怨,辞职归里。顺治十年(癸巳,1653),“应召入都,授秘书院侍讲”,“寻升国子监祭酒”,因两朝为官,故清朝史书将其列为“贰臣传”。顺治十四年(丁酉,1657)辞职归里,大概从此经营“梅村”,风花雪月,会友吟诗,优游林下。
    就是严绳孙的晚年,也与《红楼梦》作者自述景遇绝不相同。清•李调元《淡墨录》载:“(严绳孙)归田后,杜门不出,筑堂曰‘青草堂’,亭曰‘夫亭’,布以窠石、小梅、方竹,宴坐一室以为常。……暇辄扫地焚香而已”(9)P1753。与“一事无成、半生潦倒”、“茆椽蓬牖,瓦灶绳床”之景遇,大相径庭。
    3、吴伟业、严绳孙不可能用《红楼梦》那样的语言写或改《红楼梦》。
毛泽东曾称赞《红楼梦》是所有古典小说中语言写得最好的一部。确实如此,它的叙事文字,典雅华瞻,充满诗情画意;它的人物对白,不仅生动流丽,而且俗言口语,惟妙惟肖,口角生风,读之令人拍案称奇。这已经是很成熟的“北京方言”。
    《枣窗闲笔》中曾讨论到一些当时的“字眼”及“语音”,比如:“‘仔吗’二字,本时下口头语,用之原可。然须看地方用始当,譬如作‘甚么’,写作‘仔吗’可也。若‘怎么’写作‘仔吗’,岂复成话?”一般的清史研究者,只会把这里的“仔吗”、“甚么”、“怎么”看作汉语词汇在各个发展阶段的不同写法。其实,这与女真人(满族)的语音有关。北京方言,由于满洲人入关定鼎北京之后,其语音、词汇、语法与当地人互相影响、互相融合,形成新的语言现象。这种语言现象,满族语言学家爱新觉罗•瀛生先生在他的《北京土话中的满语》(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中作了专门研究。他将满、汉语言相互融合形成今天北京话的过程,分为三个时期:一、顺治、康熙的“满语式汉语”,即“旗人汉语”时期;二、雍、乾、嘉北京方言初步形成,尚有“满语式汉语”的残余时期,以《红楼梦》为代表;三、道、咸、同进入现代北京话范围时期,以《儿女英雄传》为代表。因此,不仅吴伟业,就是严绳孙等人,都不可能用《红楼梦》那样的语言来“写作”或者“增删”《红楼梦》。吴伟业写作的三通“传奇、杂剧”中的“对白”,很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关于这一问题,笔者曾做过专门研究,拟另为专文论之)。

    五、《红楼梦》文本中反映的时代特征根本不可能是康熙时作品。
    1、《红楼梦》第五回,写贾府先祖宁、荣二公嘱警幻仙子说:“吾家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流传,虽历百年,奈运终数尽,不可挽回者”(5)P100。清朝顺治元年“定鼎燕京”,为公元1644年。“历百年”则为乾隆九年(甲子,1744)。这与《甲戌本》中就已经说“批阅十载”,从乾隆甲戌年(十九年,1754)上推十年,正好也是乾隆九年,完全相合。《红楼梦》之写作于乾隆初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有人强辩说“国朝定鼎”是指努尔哈赤建立后金,而不是指顺治“定鼎燕京”。那么,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在明朝的万历四十四年(1616),“历百年”则为康熙五十五年(丙申,1716),则吴伟业已经死了四十五年,严绳孙已经死了十四年,尤侗死了十二年,曹寅死了四年,秦松龄死了三年。什么“原作”、什么“增删”《风月宝鉴》、什么批阅《红楼梦》,真成了“鬼话”了。
    2、《红楼梦》第十六回提到“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江南金陵甄家四次接驾”,显然指的是康熙六次南巡的“故事”。王熙凤说道:“若早生二三十年,如今这些老人家也不薄我没见世面了。……我偏没造化赶上”(5)P266。按:王熙凤说此话时,已经二十来岁,再前之“二十年”,则离“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已有四十来年光景。康熙最后一次南巡,为康熙四十六年(丁亥,1707),下推四十来年,则为乾隆十二年之间。这也是《红楼梦》写于乾隆初期的明证!
    3、《红楼梦》第六十三回,写贾宝玉过生日,史湘云说酒令:“酒面要一句古文,一句旧诗,一句骨牌名,一句曲牌名,还要一句《时宪书》上的话,共总凑成一句话”(5)P974。按:《时宪书》是乾隆年间才有的“日历”名称。王先谦《东华录》第一册载:顺治元年秋七月“丁亥(初二),礼部启言:‘定鼎燕京,应颁宝历。据钦天监咨称,新法推注已成,请易新名。伏候钦定,以便颁行’。摄政睿亲王谕:‘治历明时,帝王首重。今用新法正历,以敬迓天休,诚为大典,宜名《时宪历》,用称朝廷宪天乂民至意”(13)P211;而第三册载:雍正十三年九月乾隆登基,“壬寅(初六),总理事务王大臣奏:‘孟东颁朔,请易《时宪》下一字为“书”字’”(13)P566。按:乾隆名“弘历”,一旦他登基作了皇帝,则他的名字就成了“国讳”,是必须避讳的。于是《时宪历》从此就成了《时宪书》。这也可断定《红楼梦》必为乾隆时代所著。
    4、《红楼梦》中描写的“怀表”,是不可能出现在顺治、康熙年间的。《红楼梦》第四十五回,“宝玉听说,回手向怀中掏出一个核桃大小的一个金表来,瞧了一瞧,那针已指到戌末亥初之间”(5)P733。根据清廷内府档案和梁廷楠《海国四说》等史料记载,西方的时钟进入中国,始于明朝万历年间传教士窦玛利来华。不过,初期都是立钟、座钟和挂钟,没有怀表。而“进贡”和贸易记载有“怀表”,始于乾隆年间。贾宝玉能“向怀中掏出核桃大小的一个金表”,只能在乾隆朝,而不可能在顺治或康熙朝。(《红楼梦》中不少典制、器物、服饰等等,都出现在乾隆时期,也拟另文讨论)。
    5、《红楼梦》第一百一十八回,写贾宝玉为准备参加科举而用功,书中写道:“宝玉便命麝月秋纹等收拾一间静室,把那些语录、名稿及应制诗之类都找出来搁在静室中,自己却当真静静的用起功来。宝钗这才放了心”(5)P1720。按:所谓“应制诗”,就是朝廷规定的科举“试帖诗”。明朝至清朝乾隆之前,科举应试,一般是不用诗词的。以诗入试,始于乾隆二十二年。《东华录》第四册载:乾隆二十二年(丁丑)正月“庚申(二十八日)谕:……嗣后,会试第二场表文,可易以五言八韵唐诗一首。……其即以本年丁丑科会试为始,见在各省会试举子将已陆续抵京,该部即通行晓谕知之”(13)P562。可见,《红楼梦》之“后四十回”既不可能是死于康熙十年的吴伟业的“原作”,也不可能是死于康熙四十一年的严绳孙的“增删”。

    六、历史资料明确说明《红楼梦》产生于乾隆年代
    从目前发现的有关记载《红楼梦》的史料来看,乾隆之前没有任何记载(包括《风月宝鉴》、《石头记》等等)。有记载者,全部是乾隆年间的人物和史料。象《红楼梦》这样脍炙人口、风魔世界的小说,如果如傅波、钟长山先生等人所说,原作是死于康熙十年的吴梅村,而由严绳孙于康熙二十年代“改写”(“增删”)流传于世。那么,自康熙至雍正半个多世纪,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有一个字的提及呢?包括吴暻、曹寅、严绳孙、尤侗、秦松龄等人,他们的文集、诗集都流传于今,其中根本没有一个字提及《红楼梦》(包括《风月宝鉴》、《石头记》等等),这怎么解释呢?而有明确记载的,都是乾隆时期的人和史料。比如:
    1、永忠《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三绝句(姓曹)》:“传神文笔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可恨同时不相识,几回掩卷哭曹侯”(14)P10。按,永忠生于雍正十三年(12735),不仅明确说《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而且明确说曹雪芹是其“同时”之人;
    2、明义《题红楼梦(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盖其先人为江宁织府。其所谓大观园者,即今隋园故址。惜其书未传,世鲜知者。余见其抄本焉)》(14)P11。按,明义约生于乾隆初年,诗注明确说《红楼梦》是“江宁织府”之后人曹雪芹“所撰”。根本与吴伟业、严绳孙等人毫无关系。
    3、程伟元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刊印《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程甲本)卷首,高鹗《红楼梦序》说:“予闻《红楼梦》脍炙人口几廿余年”(7)P45;乾隆五十七年壬子修订重刊(程乙本),程伟元、高鹗合署的《红楼梦引言》中说:“是书前八十回,藏书家抄录传阅几三十年”(7)P46。按,从乾隆五十六七年上推三十年,为乾隆二十六七年,这正是史料记载的曹雪芹去世的年代,说明《红楼梦》之开始在世面上流传并脍炙人口,是在曹雪芹辞世之后。年代完全相合。
    4、《庚辰本》第七十五回有脂批曰:“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对清。缺中秋诗,俟雪芹”(按,该抄本贾兰的中秋诗空缺)(15)P1831。也就是说,乾隆二十一年抄录《石头记》时,由于“缺中秋诗”,还要“俟(等待)”曹雪芹来补作。这不仅指明《红楼梦》系曹雪芹所作,而且说明曹雪芹是乾隆时代之人。对这一点,傅波、钟长山两位先生又是如何解释的呢?他们说:这是“乾隆年传抄《红楼梦》高峰时期书主抄写、整理抄稿的记录,并非康熙朝的批语纪年”(1)P3,轻飘飘一语带过。对脂砚斋等人乾隆二十一年还在“俟(等待)曹雪芹补中秋诗”这一明确记载,视若不见,讳莫如深。这只能是自欺欺人,毫无严肃学者进行学术研究之基本的诚实态度。

(有些问题,拟另作专文,故本文有所删节)
二○○九年十一月八日

参考文献:
(1)梅枚主编《红楼研究》2009年第二期,连云港:红楼研究编辑部2009年出版;
(2)民国•邓狂言《〈红楼梦〉释真》,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3)清•曹寅《楝亭集》(胡绍棠笺注),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
(4)《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
(5)黄霖校点《脂砚斋评批红楼梦》,济南:齐鲁出版社1994年版;
(6)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北京:华艺出版社1998年版;
(7)朱一玄《红楼梦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2001年版;
(8)清•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
(9)李春光纂《清代名人轶事辑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10)清国史馆《清史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
(11)清•张廷玉等《明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等1986年影印乾隆殿本《明史》;
(12)李学颖集评标校《吴梅村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13)清•王先谦《东华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影印版;
(14)一粟《红楼梦卷》,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版;
(15)《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沈阳:沈阳出版社2006年影印本。

声明:未经作者同意请勿转载  邮件:qhd576028@sohu.com

IE5.0以上&800X600分辨率取得最佳浏览效果 本页文字版权归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