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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科技参与红学辩伪

作者:劳 扬  收录时间:2009-02-22

 摘要:《红楼夺目红》堪称“日月双悬”系统,其基础“脂评”更显重要,确认其真伪亦更显紧迫,呼吁利用现代测年技术对“甲戌本”《石头记》进行鉴定。

主题词: 脂评 辨伪 载体 测年技术

周汝昌先生的新文集《红楼夺目红》最近在书店里很是醒目,三百七十来页的篇幅容汇了包括序和跋在内共一百四十四篇文章。这部文集可以说是“红楼梦探佚学”2003年大盘点。尽管该集《编者的话》把文体定位为“随笔”,但读者不会不感觉到行文的辩论风采。例如其中的题为《仁人之言》这篇文章不足一页,十七行正文中有四行是批判“小人”的。而且该文集中不止一次地出现类似“定会又惹出一群人的反对和‘围攻’”这样的语句。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对流行的一百二十回的《红楼梦》后四十回的态度,周先生宣判它是“伪续”。当然这是周先生一惯的立场。也许正是基于这一立场该部文集已把林黛玉和薛宝钗排出“红楼梦”前八十回作者“最着意传写”的女性人物的行列了。(参看《赏文不是“人物论”》)在这部文集中,文章的标题含有人名“湘云”二字的八篇,含“宝玉”的六篇,含“黛玉”的三篇,含“宝钗”的零篇,可见“湘云”的份量。

周先生对《红楼梦》锲而不舍地探佚了半个多世记,正如邓遂夫在《红楼梦脂评校本丛书》导论中所总结的,他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大学者”。他已探索出《红楼梦》真本有一百零八回,后三十八回的女主人公是史湘云。在荣国府“忽喇喇”地倾塌后是史湘云和麝月陪伴着贾宝玉。“真本”最后有一张情榜。与《水浒传》“忠义榜”一百单八条绿林好汉相对应,“情榜”上的人物也是一百零八位,贾宝玉居榜首,史湘云实属红粉英雄,她当然榜上有名。三年前邓先生把周先生的研究成果统称作“新自叙说”,指出其核心是“书中主人公全然是以自童年时代便生活在北京曹家末世的作者本人为原型”。可笔者认为:若以这部新文集的视角看,邓遂夫归纳的核心还缺少一个原型。因为周先生很重视“日月双悬”,笔者也袭用一下,可以说成“日月双悬照‘探佚’”。日和月缺一不可。笔者也属其列的《红楼梦》爱好者群体都相信“大旨谈情”,并对“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总有挥之不去的浓厚兴趣,该新文集告诫我们应对“木石”和“金玉”作新的解读(参看《阿房宫 三百里》),在这样的新思维中我们就不能忽视女主人公的生活原型。如同鸡蛋里既有蛋黄也必有蛋白一样,“核心”就不能只有男原型而无女原型,缺一不可。所以周先生写到“湘云原型是李煦的孙女辈”(参看《湘云之才》)。不仅如此,也就是说不仅《红楼梦》的内容是“日月双悬”,而且其创作和出版也是“日月双悬”。 “脂批已然是书的‘组成部分’”,脂砚斋“不是后世人评批古名著,而是同时人合作者”,且“脂砚自己就是书中一名人物”,还是个“咬舌子”(参看《脂砚》)。 如果我们记得《红楼梦》第二十回“林黛玉俏语谑娇音”的情节,那么“脂砚”究竟是书中哪一位人物则不言自明矣!在《藕香榭与探佚》一文周先生干脆挑明“脂砚其人实既书中史湘云的‘原型’”。两个主角,两个原型,一芹一脂,一著一评,“日月双悬”。

笔者喜欢阅读“探佚”的文章,因为这类作品不仅有趣味性,而且向读者展示探佚家们从各个版本的《红楼梦》发现了什么问题,又查找了什么文献资料,探索出在假语村言里面隐藏什么历史故事,追溯并还原出被二百五十年的自然因素和人治因素“风化”前即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前的真本原貌是什么样子。这即可以提高我们的阅读和鉴赏能力,也扩大了知识面。至少阅读这类文章是一种高雅的休闲。前不久读到有位研究人员探佚出林黛玉父女俩的姓名的真意是“领御孩,临代育”,这颇有点像相声“歪评三国”里把“既生瑜,何生亮”谐趣成“周瑜母亲姓既,诸葛亮母亲姓何”,富于幽默感。当然这只是从感受上讲,不是否认考证“临代育”的学术潜值;就我个人看,能从林黛玉联想到“临代育”也并不简单。《红楼夺目红》也不乏这类幽默,例如“林黛玉,音似‘麟待玉’”,但更多的是广博的引证和严肃的推论,吴世昌先生曾高度赞扬“周先生是客观的”(参看《红楼探源》第85页),尽管他俩在脂砚是何人的看法上不尽相同。这部新文集论证“脂砚”演变为“畸笏”的依据闪烁智彗的光采。趣味和史籍也可以说是“日月双悬”。

然而,我们阅读了该文集后越发觉得这个“日月双悬”系统是建立在“脂评”的基础上的。从而越发关心这个基础,它是不是经得住检验呢?因为脂评的真伪似有愈争愈烈,愈辩愈纷的趋势。欧阳健先生在《还原脂砚斋》引言中介绍了他关注《红楼梦》版本,特别是目光锁定脂砚斋并深入考证的起因和历程。他的研究的缘由与吴世昌很相似,都是受出版单位之约(《红楼探源》第472页)撰写并非他们原先专业的“红学”文稿,从此大量收集资料精心钻研;但他们对脂砚斋的分析结论却决然相反。比较他们两人是因为他们都是在已有的文献,特别是在“新红学”早期挖掘和探佚的成果基础上开发自己的课题的,不存在因对自己首先发现的古籍有偏爱而影响研究的全面性和客观性的可能;他们还都否认所谓“甲戌本”是最早抄本,否认它是乾隆甲戌年的抄本。但他们关于脂砚斋的结论真可谓南辕北辙,吴先生说脂砚斋确有其人,是曹雪芹的叔辈,脂评是他所撰;而欧阳先生则宣称脂评是后人伪作,提出“程真脂伪”说。笔者认为他们都是在认真做学问,那应该怎样理解如此巨大的反差呢?是不是研究方法上有什么问题,笔者冒昧揣测。

对于历史文献内容的分析容易分歧,即所谓见仁见智。而《红楼梦》这部伟著,由于伟大的曹雪芹把模糊美原理运用并发挥到极至,人们更难有统一的感受。且不说真与假的模糊,就是具体的文学描写也让我等一般读者把握不准。例如周汝昌先生在他的新文集中介绍的林黛玉的眉和眼,“似蹙非蹙”“似泣非泣”究竟是甚么状态,笔者说不清,只觉得是美,朦胧美,了不得。红学中的争辩在一定意义上讲是《红楼梦》本身造成的,也是它的魅力的体现。

从信息传播的角度看,信息有内容和载体之分。书籍是信息传播媒体,书本中文字内容属于信息内容,书本的纸张墨汁字体属于信息载体。脂评的真伪辩论目前从论文内容上看还没涉及到脂评的载体的辩伪这个层面上。鉴于欧阳先生论证了胡适先生在1927年发现的“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是二十世纪初的伪作,那么这就为在载体层面上对脂评辩伪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方向。大胆问一下,学术界是否可以集中一些力量对《甲戌本》那十六回四册古籍像考古一样进行科学鉴定,确认它究竟是哪个年代的抄本。笔者认为这个学术问题已经可以提到议事日程上了。

这项鉴定的意义是十分清楚的。假如鉴定的结果是认定那四册古籍真是乾隆年代版本,那就说明欧阳健先生的论证是错误的,不仅这个课题的争论自然停止,而且对考证的方法也是一种考证。反之亦然。

当然文物鉴定并不容易。在《红楼夺目红》中周先生提到两宗与文物鉴定有关的事。一宗是关于“雪芹小像”,这里面似有较多的人事问题,没有谈到鉴定技术。另一宗是关于“列藏本”,讲到一段红学掌故并引述了他当年的记事诗,其中写道“周汝昌,冯其庸,李侃三同志亲往目验,认为极有价值”。如果“目验”包括对列藏《石头记》书本的纸质的年代检验并能判定它确系乾隆朝二十年代或更早的纸张,那么欧阳先生就犯了常识性的错误。但他对《红楼梦》版本已研究了十多年,不可能如此草率。

或许会有这样的质疑:“纸张不一定能说明问题,有人或许有办法搞到一百七十多年前的纸!”这个反诘不是没道理。2003年十二月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直播的傅抱石书画拍卖会上就有国画大师在乾隆时代的宣纸上创作的毛主席诗词画册页。但是如果学术界用科学方法鉴定并确认现在珍藏在美国康乃尔大学的那十六回书的用纸是曹雪芹那个年代的纸材,笔者认为没有理由不相信那就是脂砚斋的真本。按我等一般读者的智商水平,无法想象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城头变换大王旗”的华夏土地上,拥有一批一百七十年前的乾隆纸的人要靠作伪书来赚钱。

问题还是回到科学鉴定上来。诚然这项工作有难度,但比起“夏商周断代工程”来应该是小得多了,关键在于愿不愿和会不会采用科技手段来对“脂砚斋”进行辩伪。现代测量方法能把四千多年前的木炭和兽骨的年代鉴定的准确度达到“千年之中误差为20年左右”(《千古学案》第193页)。笔者坚信只要学术界愿意,对近代纸墨的年代鉴定的具体手段总是可以找到的。在完整的科学鉴定程序中,对“甲戌本”“已卯本”“庚辰本”等抄本进行纸质比较也有其必要性,因为它们标称的出版年代相近,应该具有可比性。只有真正通过科学鉴定而不是仅靠打笔墨官司确认脂评的地位,上述的“日月双悬”系统才有坚实的基础。也只有确定了“脂砚斋”是真有其人,辩论脂砚斋与曹雪芹的关系才有意义。对一百零八回《石头记》真本的渴望才有盼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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