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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不是这琵琶 [1]——试论《枣窗闲笔》作者裕瑞的文风

作者:劳 杨  收录时间:2009-02-12

 THAT LUTE IS ABSOLUTELY DIFFERENT FROM THIS ONE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枣窗闲笔》中两篇文章的对照,论证裕瑞的文章作为历史文献有一些缺陷,在考据中运用它则应慎重。若从他对“翻案”作品的宽容态度看,他明显地不接受《红楼梦》悲剧性的结局。这就是《枣窗闲笔》的文献价值。本文把他的态度与明义的《题红楼梦》联系起来梳理。总使石言亦枉然”是明义的忠告,“知君诗胆昔如铁”是敦诚的激励,这是明显的不和谐。笔者联想到一个可能性:曹雪芹在《红楼梦》初稿完成后,明义和敦诚们的不同意见使其两难,这是导致《红楼梦》八十回后无完整稿本被发现的基本原因。而裕瑞并没有吃透明义的想法,走到另一个极端——为大团圆的结局叫好。

关键词:枣窗闲笔  脂砚斋  历史文献  翻案

ABSTRACT: Comparing each other first two articles in the book named as the essays under the windows in the DATE garden , this manuscript indicates their shortcomings if they are used as 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 The people should treat them prudently in the textual criticism on academic region .The author of this book, Mr.Yu Rui , impressed his attitude of the tolerance to “reverse to verdict”. Obviously he didn’t put up with the tragic ending of the novel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This is the value of this book. Here his attitude would be researche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spirit of the poetries the dedication for The Red Chamber Dream sang by a poet named as Ming Yi.  “Even if the stone could be let to speak, there would be nothing”, this line of poetry was the advice from poet Ming Yi. And “your courage writing poetries was solid as the iron before”, this line was the urge of another poet named as Dun Cheng. Both these lines were so no concordant. One possibility is imaged by us: after Cao Xue_qin finished first version of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 the difference among Ming_yi  and  Dun-Chengs  who all were the friends of  Cao Xue_qin  could become a cause led to non-discovering of the complete manuscripts after the eightieth chapter of his famous novel so far.  While Mr Yu Rui didn’t grasp the spirit of the poetries written by Ming Yi, his senior the relative, therefore went to the limit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the ending of happy reunion.  

KEY WORDS:  “Essays under windows in DATE garden”( the name of a book)  Zhi_Yan_Zhai (a pseudonym, its meaning is a study room where there are many inkstones which mix the rouge for writing.)

 The historical document

 To reverse to verdict  (here only means to change the tragic ending of latter forty chapters written by Mr.Gao E) 

 鉴于《枣窗闲笔》是目前可见的清季乾隆朝以来“评红”文集中最早提到“脂砚斋”和“脂批”的文字资料,十分受重视。譬如,大学者周汝昌先生在其著名的《红楼梦新证》中引录了《枣窗闲笔》第一篇文章的全文[2],并绘制了其作者裕瑞家族谱系六代主线图。文史学家吴世昌先生在其享誉欧洲的名著《红楼探源》中也利用这部文集作为论证脂砚是曹雪芹叔辈的“外证”[3]。红学随笔专家胡文彬先生在《魂牵梦萦红楼情》文集中有两篇文章[4]是专谈裕瑞的。另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凡是论及红楼梦版本史(严格讲对公元1790年前的《红楼梦》只能论抄本史[5])的文章都会或多或少地提到《枣窗闲笔》。笔者在阅读上述文章时知道了这本书,但直到现在也没有看到过这本书的全本,只是在王志良先生主编的《红楼梦评论选》[6]](以下简称《论选》)中读到《枣窗闲笔》中的两篇。本来这两篇文章中的有些内容已被红楼梦研究人员引述过,用以佐证他们自己的立论,笔者未曾认真关注。最近读到一本《忏玉楼丛书提要》[7]](以下简称《提要》),其中卷一的第九篇文章是评论《后红楼梦四卷三十回》的。《提要》的作者吴克歧对《后红楼梦》的评价与裕瑞书中的评论相左,甚至可说完全对立。这引起了笔者的注意,遂将《论选》所载《枣窗闲笔》的两文仔细考察,深感裕瑞的审美情趣和行文的责任心很有必要认真评估,从而对《枣窗闲笔》的文献价值有一个恰当的认识。

(一)裕瑞两篇评红文章的简介

   所研讨的裕瑞两篇文章的第一篇题为“程伟元续红楼梦自九十回至百二十回书后” (以下简称《第一篇》),第二篇题为“后红楼梦书后” (以下简称《第二篇》)

   《第一篇》是评论程高本。他认为程高是“伪续四十回”,与周汝昌先生一致。但裕瑞所用的标题有点蹊跷。不知道裕瑞怎样看待程高本第八十一回至八十九回的?

   《第二篇》是评论《后红楼梦》。裕瑞认为这《后红楼梦》的三十回“确为逍遥子伪托之作”。这《第二篇》有三分之一的内容是“补及原书八十回,及伪补续四十回之一切原委”的,其实就是补充《第一篇》的,笔者起初不明白裕瑞在编辑这部“闲笔”集的时候为何不调整一下!

   为了把这两篇文章对照得比较清晰,笔者列出三个问题,看两篇文章各自如何阐明的。

   问题1:裕瑞对八十回红楼梦抄本熟悉吗?

   《第一篇》 曰:“诸家所藏抄本八十回书,及八十回书后之目录,率大同小异”。

(讨论:不明确裕瑞是否阅读过诸家藏本。也可能仅仅听说过。现在看来有一点非常奇怪,他在专评《程高本》的《第一篇》文章里没提“脂评”。)

   《第二篇》 曰:“余曾于程、高二人未刻《红楼梦》版之前,见抄本一部,其措词命意与刻本前八十回多有不同。抄本中增处、减处、直截处、委婉处,较刻本总当”。又曰:“曾见抄本卷额,本本有其叔脂砚斋之批语,引其当年事甚确,易其名曰《红楼梦》。”

(讨论:裕瑞只见过一部抄本,那末“诸家藏本”的情况则是听说的。这一点裕瑞也不必受指责,他在《第一篇》中没有写“见”字,应该说是实事求是的。而他见过的那本抄本上有脂砚斋的“眉批”。鉴于他用了“曾”字,所以笔者认为他在写《枣窗闲笔》时手头上没有任何《红楼梦》抄本,只是凭记忆。此外,我们还应该关注他所说的脂砚斋用了“红楼梦”作书名。)

   问题2:裕瑞对曹雪芹了解到什么程度?

   《第一篇》曰:“曹雪芹虽有志于作百二十回,书未告成即逝矣”,“雪芹改《风月宝鉴》数次,始成此书”

(讨论:改《风月宝鉴》是改完了,但《红楼梦》没写到一百二十回,也就是说没扩写完。好象裕瑞在写《第一篇》文章时对曹雪芹并没更深入了解,也可能是故意不详写。)

   《第二篇》曰:“闻旧有风月宝鉴一书,又名石头记,不知为何人之笔。曹雪芹得之,以是书所传述者,与其家之事迹略同,因借题发挥,将此部删改至五次[8]……闻前辈姻戚有与之交好者。其人身胖头广而色黑。……其先人曾为江宁织造,颇裕,又与平郡王府姻戚往来。……闻其所谓宝玉者,尚系指其叔辈某人,非自己写照也。所谓元迎探惜者,隐寓原应叹息四字,皆诸姑辈也……又闻其尝作戏语云:‘若有人欲快睹我书,不难,惟日以南酒烧鸭享我,我即为之作书’……雪芹原因托写其家事,感慨不胜,呕心始成此书,原非局外旁观人也。……

        (讨论:与上一篇文章相比,似是专门向“前辈”了解过曹雪芹的情况,从而增加了这么多信息。吴世昌先生在1960年据此认为脂砚是雪芹的叔辈,胡文彬先生在1985年强调其珍贵。但周汝昌先生则认为“这个‘闻’是最闻不得的[9]。)

        (再注:冯其庸和李希凡两位先生主编的《红楼梦辞典》中有〈裕瑞〉条目,其中说道这两篇文章反映他对曹雪芹作为《红楼梦》原创者的看法不统一[10]。)

   问题3:裕瑞对所评的“续书”的态度如何?

   《第一篇》曰:“(程,高)此四十回,全以前八十回中人名事务苟且敷衍,若草草看去,颇似一色笔墨。细考其用意不佳,多杀风景之处,故知雪芹万不出此下下也。……其中又无若前八十回中佳趣,令人爱不释手处,诚所谓一善俱无,诸恶备具之物。”

          (讨论:这是全盘否定的态度。同时他认为程高还有一条罪状就是开伪续红楼梦之先河,有人“袭其故智,伪称雪芹续编”。而《提要》作者吴克歧的看法则不同,他把戚序八十回本与程高本前八十比较后认为“字句小异者十之八九,片段大异者十之一二,大至有原(程高)文佳者,亦有今(戚序有正)本佳者”。二百五十年间大多数读者与吴氏观点相近,接受了程高本,也就是对裕瑞否定之否定。 看来裕瑞的评判失准。暂且不论他为什么失准,有一点必须首先给予关注,那就是他没有以脂砚斋对原本八十回后内容的所作的预示作为他的评论依据。他是依据他自己的审美情趣来否定《程高本》的。)

   《第二篇》曰:“(后红楼梦三十回)断非雪芹笔,确为逍遥子伪托之作。”裕瑞评论了该续书的十多处“支离矛盾”后又指出“字眼多不合京都时语”和“错字太多”等瑕疵。但是在批评之后他列举了四点“佳处”。他说“总之,此书除欲乱真断说不去外,其笔意尚可观也。”

          (讨论:虽然裕瑞把《后红楼梦三十回》同样看成“伪续”,但没有像对待程高那样一棍子打死,态度要公允得多,还有点一分为二的眼力和雅量。其实在笔者看来“逍遥子”的创作手法近于荒谬。譬如杜撰“雪芹老母家书一封”,甚至编造黛玉“有兄有产,敌国之富”。《提要》作者吴克歧的态度与裕瑞调了个位,评之为“狗尾续貂,诬及雪老,更自忘其丑矣”,全盘否定之。)

   裕瑞究竟怎样讨厌程高本,我们已有所了解。他是以自己的审美观来“猜度”曹雪芹会不会像高鹗那样设计情节,会不会像高鹗那样演绎家史?他认为“雪芹万不出此下下也”。他反感高鹗在“后四十回”中对贾母,对王夫人,对贾政的刻画,用了三次“此岂雪芹所忍者”。笔者认为裕瑞只是猜度,是因为他并没有从曹雪芹的创作意图,艺术特点,以及他笔下人物的性格特征,来评论高鹗是怎样违背了曹公的系统设计和叙事手法。他就只能凭自己阅读时的喜恶来判断文章的优劣,只能调用是不是“杀风景”,是不是“忍心”这类感情色彩的语汇。在文学评论中若没有理性的分析和综合,就只能是阅读的情绪倾泻,尽管真诚,却失之灼见。譬如,为什么曹雪芹就不忍心把贾政描写成“作外官糊图无能”?裕瑞的理由是“贾政者,前卷极称之人也”。其实,好人不等于“能干外官”,在京称职不等于外任称职。所以裕瑞的论据和结论之间缺乏逻辑的必然。“前卷”中贾政的行为除了“正统”、“谨慎”,并没有表现出“精明”。既然“前卷”中曹雪芹忍心把宝玉描绘成对奴才茗烟放任无教、甚至言听计从,为什么“后四十回”就一定不忍心把贾政描写成被恶奴李十儿蒙闭的糊涂官。一位作家如果他的作品涉及的社会层面愈多,他的故事也就愈复杂,他塑造的人物就愈能千姿百态,林林种种,愈能超出读者的已知和预见。作家的才华就表现在他杜撰的情节让读者牵肠挂肚,茶不思、饭不想,钻进他安排的时空交错、真假难辩的思维演绎中,他打扮的角色让读者魂飞神乱,日亦念、夜亦谈,融入他创造的善恶对制、美丑变幻的虚拟人群里。读者对角色越有感情,反映作家越成功。而情感也是多维的,对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感情。如果你憎恨某个角色,那可能不是作家写得不好,也许正是作家成功地煽起了你的仇情。读者若以自己对书中人物的感情来评价作品的优劣是不适当的。对文艺作品从创作角度评论应该做的是分析他的新颖度和他创造奇异的手段。其实曹雪芹在这一点上是很自信的。裕瑞评论的一个误区就是他在猜度作者“将不会”怎样创作角色。坦率地说,如果裕瑞真地了解雪芹是怎样的感情和思路,他也就可以续补出个大概其来,至少把后面的回目列示出来。

(二)从吴克歧的《提要》看“翻案诸作”的共性

尽管我们已知《提要》作者吴氏是怎样地与裕瑞南辕北辙,再看看他评判程高后四十回的评论程式也还是有益处的。吴氏首先比较了戚序本和程高本的前八十回,他的结论是各有所长。他的“比较”很有系统性。他不回避差别,所以又摆明最重要的两处分歧(63回芳官改名和65回尤三姐不贞),仔细剖析程高修改的原委(读者接不接受他的分析是另一回事)。吴氏的敏锐还表现在他重视戚本中的批语。尽管他“不知何人所作”,但肯定其“非泛泛之言”,他还“试借诸评以寻此本八十回后之线索与今本迥不相同”,他写道:“余以意揣之。大抵贾氏势微一贫如洗,宝玉至衣食不周。惜春亦缁衣乞食;袭人嫁彼琪官,然二人仍往来贾家。诸婢星散,惟麝月一人与宝钗相依,后宝玉终以为僧而去。未知是否,故记之如此。”吴氏睿智而谨慎,不加妄论。他只说“迥不相同”,笔者认为他主要是指“一贫如洗”与“兰桂齐芳”的迥异,但未断谁优谁劣。

吴氏的分析有系统性,他在广泛研究资料的基础上多层次比对,他把戚本八十回与程高前八十回比对,把戚本批语的线索与程高后四十回比对,之后他还把程高本前八十回与另外一种《元本》对照[11]。这个《元本》的特殊点就是“元春懿旨金玉联姻”,从而加速了“黛玉谢世”,免除了王夫人的责任。

裕瑞先生就没有如此细致如此系统的作评论。吴世昌先生干脆说“裕瑞对脂评毫无研究”[12]。裕瑞的浅尝轭止不能不是《红学》的遗憾。

关于那“《元本》之说”乃出自《红楼梦补四卷四十八回》一书(注意:不是逍遥子的《后红楼梦三十回》),是它的序作者之一“犀脊山樵”的言论,《提要》中两次引录他[11],胡文彬先生在1995年还专写一文《金玉良缘谁为原凶?》[13]来介绍。其实,犀脊山樵的所谓《元本》至今仍是他一家之言,他没有说他在京师的何处见到,不知道除了这位“犀脊山樵”还有没有别人看过。戚蓼生在为《石头记》作序时没有提这种《元本》。周春和裕瑞这两位生活在乾嘉年代的评红家都不提它,犀脊山樵谈的《元本》颇有点神秘。他为之作序的《红楼梦补》被称为“翻案第一书。所谓翻案就是要翻程高后四十回的案,翻“悲剧”的案。如果要翻程高的案,以曹雪芹《元本》的名义来翻是最名正言顺的了。本文是谈裕瑞的,怎么又扯到这位“犀脊山樵”?原因有二。其一是裕瑞在《第二篇》中认为有四佳处的《后红楼梦》也被人们列入“翻案诸作”之中。自然应该考虑“翻案”之作有无共性。前面笔者已提到,裕瑞在批程高伪续的《第一篇》文章中,既没有介绍曹雪芹的家世也没有提脂砚斋,而在《第二篇》 中才有这些内容,开始时甚觉奇怪。阅读了《提要》有关文章后似有所悟,“犀脊山樵”以雪芹《元本》,裕瑞以雪芹掌故,分别作为自己的杀手锏。翻案文章表现自己“正统”就是它们的共性。其二,笔者认为介绍《元本》的文章应属于文献中的“记注”文体,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认为“记注的目的是要人们不要把过去的事情忘掉。它的要求是要详细地,没有遗漏地记述史事,它的体例有一定的规格”[14]。裕瑞和犀脊山樵谈“抄本”“元本”的史事不仅没有“规格”,连“详细”也谈不上。这就是“翻案诸作”的共同弱项。文艺作品的成败往往取决于细节,没有动人的细节或细节严重违背当时的历史,都难为好作品。就这《元本》来说,元春为什么要下旨促成金玉配?这事非同小可,是涉及到主人翁命运的重要情节。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如果联想到宝钗是等待选妃的,也可能构成元妃的潜在竞争对手。元妃真这么插手的话就有为了自己而不惜牺牲亲弟弟的幸福之嫌,对其形象而言就只能是败笔。在笔者看来这种《元本》不仅其可信度低而且按此思路创作其艺术性也要大打折扣。

但裕瑞与犀脊山樵还不一样,正如他在《第二篇》中自我介绍的“闻前辈姻戚有与”曹雪芹“交好者”,而他的这段文字可由明义在《绿烟琐窗集》中的《题红楼梦》诗歌佐证。笔者设想裕瑞所说的在程高刻本刊行前看过的抄本与明义所见过的为同一本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书名都是“红楼梦”。周汝昌先生对《第二篇》颇有微词,原因之一是在《第二篇》中裕瑞把书名“红楼梦”与脂批联系在一起了。但笔者认为胡适先生1927年获得的《甲戌本》上脂批既然写明了“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就不能排除在“再评”之前书本是以“红楼梦”冠名的可能性。裕瑞在文中写到:脂批位于“抄本卷额”。周汝昌先生则批评曰:“他只知‘卷额’眉批是脂批,而不知道句下双行夹注更是脂批”。但是我们怎么能断定裕瑞所见或所闻的本子上有“夹批”呢?考据学要求“不厚诬古人”,在有证据确定《枣窗闲话》为伪托之作前,我们只能暂时认为他是只见(或闻)过脂砚斋的眉批的。吴世昌先生在分析被胡适发现的《甲戌本》的成书过程后得出一条判断,“可见脂砚评此书,开始即用朱笔写在眉端行间,以后也一直如此。只有在评本誊清时,才把评注抄成双行小字。”[15]据此,没有夹批仅有眉批的脂批本应可理解成“初评本”。另见,朱淡文研究员的专著《红楼梦论源》对《红楼梦》成书过程进行了细致地“考索”,她就认为明义所见的《红楼梦》是“有脂砚斋初评,书前可能已附有与今甲戌本相近的《凡例》”[16]

现在回到裕瑞的文风上。前面已经看到他在《第一篇》中全面否定程高本,但他不同于今天的批高学者那样,以“狱神庙”等脂批对后文的提示为理由。裕瑞在《第一篇》中根本都不提脂砚斋。在《第二篇》 中他虽然讲到脂批,他也没有用脂批作批评《后红楼梦》的依据[17]。请注意《第二篇》中这句话:“八十回书后,惟有目录,未有书文,目录有大观园抄家诸条,与刻本后四十回四美钓鱼等目录迥然不同”。这里的“迥然不同”有些说不通。如果曹雪芹留下的八十回后的目录中“有大观园抄家诸条”,那么“刻本”八十回前有“惑奸谗抄检大观园”,八十回后有“锦衣军查抄宁国府”,“迥然不同”从何说起?反过来看,刻本第八十一回四美钓游鱼只是一小段情节,也许裕瑞所见的目录没含这内容,但怎么能肯定曹雪芹构思的第八十一回就一定是“大观园抄家”从而与“四美钓鱼”“迥然不同”呢?现在我们见到的第八十回是“美香菱屈受贪夫棒 王道士胡诌妒妇方”,不可能很快就转入“大观园抄家”。怎么能单单拿“四美钓鱼”与“大观园抄家”比较呢?裕瑞的比对方式不全面,不科学。所以笔者认为他手头上没有“抄本”,仅凭记忆发议论,没办法系统比较。否则他会一一地对比,罗列出好多条“脂砚斋眉批”来论证,就像他能连续质问程高几个“岂忍”,能罗列《后红楼梦》的许多矛盾点和“佳处”一样。

裕瑞在《第二篇》中也许比较想强调他对于曹雪芹的了解,以便起到增强他对续《红》之作进行评论的权威性,从而写了不少史事却没有太注意其内部的联系。如说“南酒烧鸭”即可润笔成书,这段注记反映了曹公写书之高效,怎么又会“久蓄志成全……时不待人矣”,这个“久”字就使裕瑞很难自圆。从1754年脂砚斋“再评”到1764年(癸未除夕)雪芹逝世[18]中间有九个年头,若从“脂砚初评”算起则更长,仍说“尚未行文”很难理解。

欲摆脱这项疑难,可有两种方法供选。一是认为裕瑞说得不对。但正如吴世昌先生问的“他为什么要撒雪芹的大谎?”。况且他说的“大观园抄家”也不会是空穴来风;如果再细抠一下,抄大观园该是针对贾宝玉的,再演绎就有可能到“狱神庙”了。所以对裕瑞的话不认账则不合适。那就要设法另劈蹊径。笔者设想的第二种方法是把裕瑞的文章与明义的诗歌甚至雪芹活动范围内的人士的资讯联系起来考查,看能否找出裕瑞如是说(指“蓄志成全”)的理由。

(三)对雪芹,明义,敦敏等三方关系的探讨

如果关注雪芹的生存空间,以下几点也许给出了有价值的表象:

1):明义说书名是“红楼梦”;而且在《题红楼梦》组诗里有这么一句“石归山下无灵气,总使能言也枉然”。其中“使”字显然是明义对作者曹雪芹说的,给读者一种赞“梦”忌“言”的感觉。

2):脂砚斋在重评时加上“…..脂砚斋……仍用‘石头记’….”,似是意在强调“石能言”,而且要把石之所言记录下来。

3):敦诚在“寄怀曹雪芹”中写到:“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周汝昌先生认为此诗写于1757(丁丑)年,而“富”字就有一层“富察氏”的含义。该年是脂砚斋三评之时[19]。不叩“富儿门”,那做什么呢?敦诚的意思是“著书黄叶村”。问题来了,《石头记》已被三批了,“著书”有什么特别含意吗?

4):敦敏有一日“偶过明君琳养石轩,隔院闻高谈声,疑是曹君;急就相访”,之后写作七律一首,其中有“可知野鹤在鸡群”。虽说是把雪芹抬举为“野鹤”,然而却把明琳贬为“鸡”,是什么意思?此事是在1760(庚辰)年。[20]

5):敦诚在深秋一个清早,遇“雪芹于槐园,风雨淋涔,朝寒袭袂。时主人未出”,敦诚“解佩刀沽酒”,雪芹饮酒“甚欢,作长歌以谢”,敦诚作“佩刀质酒歌”答之。我们应注意两点:一是槐园的主人按文献介绍正是敦敏[21]。有学者或许想回避“闭门羹”就推测曹雪芹前一天晚上是住在“槐园”里,这是没有任何文字根据的美好想象。敦敏后来会不会出门接待雪芹?估计没有,否则也不会有佩刀质酒这码事了。二是敦诚的诗歌中有“知君诗胆昔如铁,堪与刀颖交寒光”。今人往往记住“诗胆如铁”四个字,却对“昔”字熟视无睹。但这个“昔”字是不应该无视的,更不该误解。此事发生在1762(壬午)年。[22]

6):1763(癸未)年敦敏“小诗代简寄曹雪芹”,邀请雪芹“上巳前三日”到他“小院”看春色。但雪芹未去。周先生认为是因“贫病事牵“。[23]

7):1764年二月(癸未除夕)雪芹逝世。敦诚《挽曹雪芹》诗中有“开箧犹存冰雪文”句,今理解为雪芹有遗稿存在小箱内。

8):1768(戊子)年,永忠“……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成七截三首”。所观小说该是抄本。书名却仍是“红楼梦”。

9):1784(甲辰)年梦觉主人为八十回抄本《红楼梦》作序。

10):1791(辛亥)一百二十回《红楼梦》活字本即程甲本问世。

11):1792年戚蓼生卒于福建任上。生前为《石头记》作序,但未写明作序时间。一百一十多年后他的“序”才出版。

12):1794(甲寅)年周春作笔记,追记约四年前,1790(庚戌)年,福建已有《石头记八十回》和《红楼梦一百二十回》两种抄本。周春所言石头记或为戚序本?

13):若干年后,裕瑞写作《枣窗闲笔》,斥责程高伪续并言前辈姻戚——即指其舅辈明义——与曹雪芹交好。

笔者从上面的大事记中觉得:在周春笔记以前,在脂砚斋的评点圈子之外的人们记载的都是《红楼梦》而不说《石头记》[24],像明义,永忠,梦觉主人。探究原因,笔者还无能力可以回答的;但却从这些表象中似看到明义与脂评作者有不同想法,姑妄述之。

明义是已知最早的评红诗人,之所以能最早,按吴世昌和吴淡文等先生的看法,曹雪芹亲自把抄本拿给明义看的,因为当时“其书未传”。笔者认为曹雪芹或许要听明义的意见,“石归山下无灵气,总使能言亦枉然”这一句表达了他的见解。吴世昌先生对明义的诗作了详解,而且在学术界是他首先把“石头能言”与政治寓意联系起来的[25]。他的诠释也构成笔者下面文字的基础。明义当然会知道“石言”典故,也就了解其政治敏感性。他认为没有必要强调这本书就是石头在“言”,以免“诬谤朝廷”之罪。你看他写的“莫问金姻与玉缘,聚如春梦散如烟”,把“金”和“玉”拆开来说了。那么这“金”和“玉”就不能理解成仅仅谈金玉良缘和木石前盟了。而这句的“莫问”正是针对后面句中的“言亦枉然”而发的。那么他特意把“玉缘”突出,是不是有这样一层意思:你不要太追究你们曹家和你曹雪芹跟“御园”、“金印”有无缘份了!看淡点,“聚如春梦散如烟”吧!都不要你补天了,回到了大荒山的石头也无灵气了,还说什么呢?所以明义不同意用“石头记”作书名,以免太露;他也不认同旧书名“风月宝鉴”,以免陷俗。他同意书名“红楼梦”。梦总是可以作的,何况曹家有过近百年的“春梦”。

(四)裕瑞可能误解了“起卿沉痼续红线”的含义

前面已述,明义在第十九首既然已经写到石归荒山,表明故事情节结束了,已是一部可传世的完整的书了。明义是有鉴赏力的,他认同悲剧,并为悲剧情节深深打动。他爱《红楼梦》,惜其未能传世。或许他觉得最重要的事是让《红楼梦》传世,宁可书名少一点敏感性。

曹雪芹是一位讲亲情重义气的人,他肯定接受了明义的好心。明义确实没有恶意,为什么要拒绝善良的建议呢?可能他同意了冠名不必强调“石言”。为了突出“青娥红粉归何处”的传记特色,也满足脂砚等人“石能言”的初衷,曹雪芹想折中。他在书的第一回写出了这层意思:“虽我无学,下笔无文,又何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遂为书取名为《金陵十二钗》,因为这毕竟点明了地理背景,带了点曹家轶史的味道,也与“石头”沾上边了。但是曹雪芹折中不了,仍有人坚持要用《石头记》为名。这点不难理解。看看《红楼梦》,贾宝玉什么时候顶撞过家人的要求?什么时候作过决断?没有!但明义对“仍用石头记”会怎么想?当然雪芹未必放弃了初稿,也未必欣赏石头记为名,可能由他借出的书还是名为《红楼梦》。被称之为宗室诗人的永忠在雪芹逝世三年后的吊唁诗中仍称他的书为《红楼梦》就是确证。

作家张爱玲在《红楼梦魇》的自序里说:“曹雪芹在这苦闷的环境里就靠自己家里的二三知已给他打气,他似乎是个温暖的情感丰富的人,歌星芭芭拉史翠珊唱红了的那支歌中所谓‘人——需要人的人’,在心理上倚赖脂砚畸笏,也是情有可原。”问题是脂砚畸笏以及敦诚他们实际给了多少支持?上面列出的大事记可对敦诚他们有负面影响。可以对比一下,雪芹在明义的兄弟明琳家尚可高谈阔论,而到敦敏家门口却要吃闭门羹,此后敦诚虽用诗句“主人未出童子睡”推卸了主人责任,而在高歌畅饮中唱出“知君诗胆昔如铁”,“君才抑塞”这样的诗句,这是不是含有嫌雪芹“今不如昔”,不如他们之愿的意思?诚然曹雪芹周围人的诗篇为我们了解认识这位伟大小说家提供了难得的宝贵资料,功不可抹;但研究这些资讯时也该细致,全面了解他们的关系,对明显的不和谐之处不能视而不见。那样很难为“为什么八十回后无完稿,为什么会有高鹗出来续补《红楼梦》这档子事”这种问题寻找合理的解释!笔者把明义,敦诚等人的诗综合起来看,感到雪芹在朋友中间难于统一他们对于八十回以后书稿的不同意见。对此资讯不足,不能太多浮想,但应注意这一层。书名的无法统一就是明显的事实之一。若按书名的政治色彩浓度排个顺序,应是《石头记》 大于《金陵十二钗》,更大于《红楼梦》,大大于《风月宝鉴》。如果同意这个递减顺序,就可以理解雪芹搞折中的苦衷了。说不定他的八十回后的手稿正是在他的“知己”之间来回折腾中弥散掉了。

裕瑞从他舅辈那里了解到不少有关曹雪芹的轶事,他的笔下反映出的雪芹豪爽性格和编书才华作为轶史极为珍贵,他也可能了解到明义不赞成小说“伤时骂世”味道太浓,但对明义的完整想法他并没有准确把握。

明义的《题红楼梦》第十八首中有这样的诗句:“安得返魂香一缕,起卿沉痼续红丝?”。这是明义的感叹,是明义以艺术的语言表达他阅读后的感情投入,和对于“木石前盟”的讴歌和憧憬。裕瑞受到了这种沉重的感叹的冲击,走过了头,不仅不想“石能言”,而且连“悲剧”的结局都要否定。他是不是认为让林黛玉起死回生符合前辈明义的想法呢?显然他误解了明义的情感,实在是走得太极端了。如果照这样的思路来回味裕瑞的《第一篇》,似乎可以体会他的题目的隐衷。高鹗的第八十九回写到“(黛玉)一日竟是绝食,粥也不喝,恹恹一息,垂毙殆尽。”可见裕瑞不满意的是高鹗对“黛玉性命如何”的“下回分解”。至于被现在一些批评家抓住不饶的林黛玉变得也为八股文说点好话的“清贵论”,裕瑞并不在意。他在意的是木石前盟,看来也是个“大旨谈情”中人。

他和当今的“批高”学者是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批的。“琵琶不是这琵琶”!当今“批高”主要是说悲得不够,不彻底,没有达到“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境界。而裕瑞则认为曹雪芹不忍心像高鹗那样写。裕瑞欣赏怎样的八十回后呢?《后红楼梦》演绎成“宝黛成亲与宝钗不分嫡庶,晴雯紫鹃同日纳为小星后莺儿亦收房……”[26]。像《后红楼梦》这种被民国初期吴克歧批成“狗尾续貂”的劣品在裕瑞看来还有点“颇肖雪芹笔意”,岂不是糟踏曹雪芹吗?

裕瑞误读了明义的《题红楼梦》,我们可不要误读了《枣窗闲笔》。

注释

1:引自清朝曹寅《续琵琶记》开场词:“千古是非谁定?人情颠倒堪嗟,琵琶不是这琵琶,到底有关风化。”可参看周汝昌 红楼梦新证 华艺出版社 1998 第一版 285

2:周汝昌 红楼梦新证 华艺出版社 1998 第一版 618—620

3:吴世昌 红楼探源 北京出版社 200010 第一版 162

4:胡文彬 魂牵梦萦红楼情 中国书店 20001 第一版 205,页208

5:也许笔者有点咬文嚼字,认为“版本”不同于“个本”。如果未发现两个或更多相同的“个本”,怎么能证明所见的“个本”就代表了某个“版本”。如果《红楼梦》真的置于庙市容易售出,怎么能保证无更多抄手抄书贩卖或同一抄手多抄几份的现象。何况“抄手”都有点文化,他们有意无意地改点文字也不是不可能,我们能不能把这些变动也算到曹雪芹的头上?在无法确认这正是曹雪芹本人的修改时,不必急于说是版本的变化。

6:王志良主编 红楼梦评论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第一版 85—页90

7:吴克歧编 忏玉楼丛书摘要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22月第一版。杜春耕先生作序。

8:这是一个重要的数字。他在《第一篇》中说曹雪芹改《风月宝鉴》“数遍”,在《第二篇》中没有笼统地说“数遍”,而是确定这个删改的“遍数”是五遍,笔者认为他是按曹雪芹写在《红楼梦》第一回中的数字照抄来的,他的文章没有表明他有更多信息来源。他欲得准确信息还得找曹公的文字。笔者深深遗憾的是,在面对这部小说时,裕瑞一方面不相信石头上的《石头记》是曹公编的神话,另一方面却相信十载之十、五遍之五准确无误,不知道他面对同一回书是怎样确定信与不信的尺度的!

9:书同[2] 下册 704。相关内容可阅页693—页694,页704—页706

10:冯其庸 李希凡 主编《红楼梦大辞典》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0年第一版 1206

11:书同[7] 99—页100,页8

12:书同[3],页163下注。

13:书同[4],页163—页164

14:白寿彝 史学遗产六讲 北京出版社 2004年第一版 125

15:书同[3] 42

16:吴淡文《红楼梦论源》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0年第一版 198

17:脂砚斋是当前《红学》的热点之一。欧阳健先生在其著作中指出二十世纪初上海滩书商造假猖狂,这点很重要,让人们增一点警惕,多一维思路。但既使那时有人伪造脂批,也不能推论一百多年前裕瑞未见过脂砚斋初评《红楼梦》。欧阳先生在《还原脂砚斋》中首先对《枣窗闲笔》进行“辨伪”,笔者认为辨伪过程尚有不足。例如欧阳先生认为《枣窗闲笔》可疑之点之一是:它未被列入《爱新觉罗家族全书》中的《思元斋文集》之中。但这个文集收集的目标是“刻本”,抄本当然不在其中。而在《还原脂砚斋》中被作为裕瑞手书标本的《萋香轩文稿》不也没有名列其中吗?以“不在其列”作为“可疑”论据是否不妥?因为这个争辩已超出本文的论题,不必多笔。

18:关于曹雪芹的卒年似仍有争论。笔者认为吴世昌先生发表在《新建设》19636月号上的“综论曹雪芹卒年问题”说服力强。特别是他引述曾次亮先生在1954年从天文气象上论证雪芹卒日为癸未除夕。关于《懋斋诗钞》抄本中的剪贴问题,吴文也作了考证。吴的“综论”收入《红楼探源》,同[2],页616

19:书同[2] 581

20:书同[2] 590

21:书同[2] 599

22:书同[2] 598

23:书同[2] 600

24:程伟元的“红楼梦序”中说的“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没说冠名,不能肯定是冠“石头记”。而高鹗则明确“余闻《红楼梦》脍炙人口者,几廿余年”。

25:书同[3] 638

26:书同[7],页56 

[原载于《红楼梦学刊》2005年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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