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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望宇宙深处那道阴寒游离中退避 积弱中沉沦 
——由贾迎春反观中国古文人之积弱

作者:辛若水  收录时间:2008-12-25

一 引题

诗云:

本是迎春却叹春,花花柳柳总非真。
怜尔积弱怜尔痛,一道阴寒破古今。

迎春啊,迎春,你让我怎么说你?

在那个群芳争艳的季节里,我们找不到你的身影。

在那寥落凄惨的秋风里,我们只能听到你两三声有气无力的叹息。

是的,你命苦,从小就失去了娘亲的爱抚,失去了家庭的温暖。父亲不能给你丝毫的怜惜,继母(姑且如是说)更肆无忌惮的在你身上释放灵魂深处的鄙夷。

你的名字是迎春,迎接春天的到来,然而你迎来的却是末世之春——你毕竟是贾(假)迎春啊。你如同你的名字,没有给世人带来一丝微笑。谁也不注意你,谁也不重视你;甚至你也不注意你,你也不重视你。

都说你老实无能、懦弱怕事,都说你是"二木头",可你依然无动于衷,"只低头弄衣带"。哀莫大于心死,难道你的心真死了么?

你的名字就是弱,弱到天荒到老,弱到海枯石烂。除了"弱",你还有什么?

人们爱讲林黛玉是"眼泪的化身,多愁的别名",但她毕竟还有深情的泪水,让人怜惜的病愁啊。可你,没有泪水,没有情感,只知道受苦,只知道煎熬,只知道退让,只知道任人宰割。问苍天女儿何不幸,可是你敢问么?

在《红楼梦》中,你演出的戏那么让人扫兴,只有出场与收场,却没有任何剧情。或许,你的出场,还能让好奇的人们振奋:"肌肤微丰,合中身材,腮凝新荔,鼻腻鹅脂,温柔沉默,观之可亲。"人们自会把你想象成一位美人,为你敷衍感人的故事,可到了大观园世界中,我们几乎找不到你的存在。虽然海棠社发起之时,因了紫凌洲,你也忝在大观园文人集团之列,但你却无任何作为。别人大展奇才,你默默地看着,既不羡慕,也不自省。你没有任何光彩照人之处,没有留下任何感动。"朽木不可雕也",你甘为朽木,不怕世人耻笑。

在那"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世界里,你保持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冷漠。人们讲贾宝玉是块顽石,可你比那块顽石还要顽固。烈火焚烧,你不管不问;大浪淘天,你不管不问;水冻三尺,你还是不管不问,一朝灰飞烟灭,你这不管不问即使变成要管要问,又能奈何啊!

你将游离了你所属的那个文人集团,你以冷漠退避着一切,于是,形成了你的积弱,可你在积弱中不思进取,不思振作,形成了特定的积弱意识,终于造就了你的沉沦。

或许,人们从来没有重视过你;或许,人们从来不了解你的真正价值;或许,人们早就辜负了曹雪芹塑造你的一片苦心。人们待你,如同你待甘命的司棋,数年之情难舍,掉了眼泪。除了同情,人们自可对着那抽象的、毫无着落的封建制度进行轮番炮轰,但这对你又有何补,对你的冤魂又有何补,对你那泯灭的甚至连自己都不知晓的价值又有何补?

如果说薛宝钗的魅力在于输得一塌糊涂,那么你的价值就在于游离、退避、冷漠、积弱、沉沦。你的游离,就是中国古文人千余年的游离;你的退避,就是中国古文人千余年的退避;你的冷漠,就是中国古文人千余年的冷漠;你的积弱就是中国古文人千余年的积弱;你的沉沦,就是中国古文人千余年的沉沦。中国古文人致命性的文化劣根打在了你的骨子里,让你的形象黯淡,黯淡......,黯淡在群星灿烂的宇宙中。

然而,你并没有消失,你成了宇宙深处一颗寒星。遥望星空,你在哪儿?我们不知道,但更多人不屑于知道。在不屑中,来自宇宙深处的一道阴寒,穿透了无知者的骨髓,照见了无知者的劣根。探春的忧患如同铅块压在胸口,使人们艰于呼吸视听,可你的那一道阴寒,直刺中国古文人千余年遮遮掩掩的精神伤疤。或许,你的价值就在这里。游离意识、退避观念、冷漠传统、积弱状态、沉沦归宿与其说构成了你的文化魅力,不如说形成了你的文化劣根。

我相信,行文至此,怀疑的目光足以使我寸步难行。因此,有必要将论述在整体上作更深层次的推进。

我们知道,曹雪芹写《红楼梦》费了很大力气,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其中自有深刻寄寓在。自《红楼梦》问世以来,就有许多像小孩子一样好奇的红学家去探索作品中有什么隐喻暗指的史实。由此即形成了所谓"索隐派红学",主要论点有和珅家事说,金陵张侯家事说,纳兰成德家事说,清世祖与董鄂妃轶事说,康熙朝政治状态说等等。索隐派的主要手法是把《红楼梦》中的人物武断为某一历史上的真人。其始作俑者,当是封建帝王乾隆,他讲,"此盖为明珠家作也!"(见《能静居笔记》)上好之,下必甚焉,于是贾政成了明珠,宝玉成了明珠之子纳兰成德,宝钗影射高澹人,妙玉影射姜西溟。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则独树一帜,说贾宝玉隐喻清世祖(顺治),林黛玉隐喻董小宛。私以为,真正集索隐派之大成者当是蔡元培的康熙朝政治状态说,他在《石头记索隐》开卷即云:"《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于是比拟引申,以求其合,以红影为"朱"字,以"石头"指金陵,以"贾"指斥伪朝;以"金陵十二钗"为拟清初江南之名士,如林黛玉影朱彝尊,王熙凤影余国柱,史湘云影陈维崧,旁征博引,用力甚勤。(据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好像索隐派真成了一群好奇的小孩子,他们抱着"索隐"这个金苹果咬啊咬啊,咬出了许多让人惊奇的趣事,但每一新说出来,总要掉一颗门牙,因为新说站不住脚,屡屡被人推翻。在蔡元培之前,萦隐派大抵已把苹果肉吃掉了,只剩下里面的苹果种。而我之所谓"索隐"是金苹果,不在其色,不在其肉,而在其种。蔡元培作为索隐派之集大成者,即吃掉了金子做的苹果种,从我掌握的资料者,他大抵没有嚼出深味来,只是从反满的角度,为政治添了块招牌,而最终把那苹果种——金子做的,给吐掉了。人们认识评价索隐派并不困难,因为他们搞的东西比较荒唐,看过之后,惊诧一番,笑一笑,再摇摇头,就丢开了。最可信的则是《红楼梦》整体,而不是故纸堆里的索隐。我总以为索隐派很佩服曹雪芹,但其索隐实则贬低了曹雪芹,因为书中明确讲此小说"无朝代年纪可考","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不让人们拘泥于,实则何朝何代皆可;既如此,说它是一切朝代,即整个封建社会也可了。《红楼梦》的涵盖力如此之大,硬说它影射某人某事,则不免武断了。当然,索隐派并非一无是处;他们从书中找隐喻的基点应该没错,只是路子不高明;他们索隐的成果,有很大启发性。《红楼梦》是有寄寓的,并且很深很深,关键是从哪儿找。戴上老花镜,抱着那宝贝,一点点圈划,寻找新奇猎物,然后与肚子里装的这书那书联系一通,所得可想而知;把那书细细瞧上两三遍,然后彻底丢开,合上眼,默想一二,从整体把握,反易得到一些启迪。老年人读书与少年人是不一样的,因为苍老的心不适于阅读小儿书,而少年则看得津津有味。当然,老年人能从小儿书中看出很多很深的东西,少年人也只能望尘莫及。如果老年人看出的是"桃花潭水深千尺",自然极好,若是泥潭,实不敢恭维。少年的好处即在少年心性,不拘泥于成见,不拘泥于只言片语,不为外物束缚,我欲则欲,与别人何干?然而少年匆匆,在还未自觉之时,已化作了天边的彩云,空有美好的追忆,而无实质的内核。对此,我并不甘心,因此我要挽留青春,挽救少年心。至于别人会不会笑掉大牙,那也就由着他们吧。从整体上把握那本小儿书,自以为找到了一层寄寓所在,即以大观园文人集团寄寓文化人格理想,直透千余年中国古文人之精神内核,直透千余年中国古文化之内核,并写了古文人、古文化之悲剧,预示古文人、古文化之没落。我之所以讲蔡元培康熙朝政治状态说是把吃到的金苹果种吐出来,正因为其所谓以"金陵十二钗"影清初江南名士,只抓表象,只在故纸堆里摸索,只局限在一个时期,而没有把大观园才女放到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去审视,以抓住其精神内核,尽而深明曹雪芹之寄寓所在。金子终是金子,老年人咀嚼一下,吐出来,正是其明智所在;而少年人却懵懵懂懂的咀嚼,一派天真,不知道吞金的害处。呜呼!无法可想。

曹雪芹在大观园文人集团中的寄寓带有层次性,虽然文化人格理想及精神是在自觉不自觉间注入的,但尚有明显与不明显之别。林黛玉之精神洁癖、文人骨气、道家思想、千古高风、感伤主义与人生空幻,薛宝钗与林黛玉共同树立的两座隐忍的丰碑,史湘云之千古童心、旷达乐观、一切随缘、豪放不羁、魏晋风度、谢氏风流,贾探春之不甘落寞意识、改革意识、忧患意识,虽未被人们真正重视过,但很易找到这些文化品格的体现,并从中找到曹雪芹的存在,中国古文人的存在。可以说,大观园文人集团每一个成员背后,都站着一个人,那就是曹雪芹,而他又是中国古文人的杰出代表,他所根植的传统文化,早已成了骨子里的烙印,心灵的烙印。他所充当的角色是蜜蜂,在传统文化的百花园中,采集花粉,酿出大观园文人集团之蜜。可能有人问,为谁辛苦为谁甜?在我的感觉里,他首先自己。他之存在,为了那个集团,而那个集团已包含了他之全部。次则,为了文人,为了文化。他所奉献的是那一个落寞群体,那一个群体饱受着苦难与不幸,充满着悲凉与衰飒,但依然有新生的希望,可这唯一的希望正面临着被扼杀的惨剧,他不忍心,于是要唱挽歌,而这挽歌不是真正的挽歌,他希望利用这挽歌使那一群体在苦难与不幸中,在悲凉与衰飒中,振奋起来,走向真正的新生。这正是曹雪芹的苦心。如果说他在第一梯队以及贾探春文化品格上的寄寓在那个时代以至千秋万代都是好的,有积极意义的,那么他将中国古文人致命性劣根打在了贾迎春文化精神里。从这个意义上讲,贾迎春在文化上的涵量更大,也更沉重。

贾迎春在《红楼梦》中只有出场与收场,这是我的感觉,可这短短的出场与收场能否形成真正的悲剧,实令人怀疑。诚然,谁也不能否认贾迎春运命之悲苦,谁也不能否认她生活之苦痛,谁也不能否认她结局之悲惨,可这就足以形成悲剧么?她有自觉的悲剧精神么?她在苦难中抗争了么?

我们说,《红楼梦》之伟大不仅在于她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悲剧,更在于彻头彻尾的悲剧精神。什么是悲剧呢?鲁迅讲,悲剧就是把好的撕坏给人看。人们都受引他的话,至于是否奉为圭臬另当别论。那提法的好处,即在很形象,又有一针见血的准确性,其实细思量,全面性与深刻性都成问题。譬如,中国悲剧总有大团圆的尾巴,好的东西没有完全撕坏,或者撕坏后勉强补好,这算不算悲剧?把好的撕坏是悲剧,把坏的撕坏,譬如莎士比亚之《麦克白斯》又是不是悲剧。当然,鲁迅不是给悲剧下定义,故无必要留恋于此。中国古代并不缺少悲剧,少的却是悲剧精神。在我看来,悲剧当是"悲苦"剧的简称,它包括悲剧与苦剧。中国多的是苦剧,先苦后甜,先悲后喜;而古希腊悲剧所体现的往往是无穷痛苦套叠而成的无穷深渊,他们宣扬了一种精神,即:人可以被打倒,可以被毁灭,但却不能被征服;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但精神胜利却是永恒的。和中国的苦剧相比,一者突出精神的昂扬和壮伟,另一者追求具体而现实的圆满结果;一者抗争、拼杀到底,鱼死网破在所不惜,另一者则不忍惨烈到底,总企盼着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善有善报。(据王宏维《命定与抗争————中国古典悲剧及悲剧精神》)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讲:"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信而不著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故吾国之文学中,其具厌世解脱之精神者,仅有《桃花扇》与《红楼梦》耳。"显然,他之所谓《红楼梦》悲剧精神即是厌世解脱。此说法已在轮番炮轰下支离破碎了,但大学人独道的眼光却足令后世炮手汗流浃背。悲剧精神是崇高的,指出这苦难而烦恼的世界对人是多么必要;悲剧精神是亢奋的,是痛苦和狂喜的交织,是本能生命力的释放;悲剧精神是充满美感的,以审美的眼光观照世界和人生,从而使人在苦难中过得轻松愉悦。悲剧精神注定要超越其个体、其自身,超越人世间的苦难与不幸,从而上升为一种与宇宙万物融为一体的勇气和力量。王国维之所谓厌世解脱实则是悲剧精神的下降,而我们所需者却是悲剧精神的升华。二者一是在惨痛中的隐忍,一是苦难中的抗争;一是悲观厌世,一是实观抗世;一是欲在无穷之宇宙中达到解脱之境,一是拥抱人世的苦难与不幸,与宇宙融为一体。如果我们稍一注意,即会发现悲剧精神的下降与升华,虽有质的不同,实则殊途同归了。

《红楼梦》之悲剧精神究竟是什么呢?私以为,其悲剧精神是分层次的。第一层是苦难与不幸中的隐忍,而从未有任何意义的抗争,其代表即是贾迎春。她虽然一悲到底,较之中国悲剧的大团圆,有形式上的优越,但缺乏了应有的抗争,故仍是苦剧,可以给我们带来泪水,却没有丝毫的振奋。第二层是苦难与不幸中的抗争,其代表是贾探春。我们可以为探春流泪,因为她的命运确实不好;但我们更佩服她,因为她的抗争大快人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人类潜意识里的正义,并且她那种抗争往往为我们缺乏。在不平中,我们往往退缩,而痛快淋漓的抗争正是我们心底的呼唤。第三层是正统与威压下的反叛,其代表是林黛玉。中国民族精神所最缺乏者是自由,而林黛玉的毕生追求即是自由,自由的抒发性灵,自由的追求爱情,但中国民族精神所形成的集体无意识不容这一点,正统的社会不容这一点,专制的家庭不容这一点,故而要在风刀霜剑下抗争,在正统与威压下反叛,其最终的精神自杀,则证明了一点:她可以被打倒,可以被毁灭,却不能被征服;她的失败不可避免,但精神胜利却是永恒的。很显然,这正是古希腊的悲剧精神。这是中西悲剧精神难得的一个切合点,也体现着悲剧精神的升华。第四层是传统之制度、生活道路、精神桎梏下的全面反叛,以及反叛中所饱尝及耳闻目睹之人世悲凉,最终梦醒了无路可走,而厌世解脱,其代表是贾宝玉。贾宝玉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怪胎,他之痴之弱之愚浊之多情,皆有中国古文人风流自赏的一面,但又远远超出了这一面,而具有了痴迷中之执著,脆弱中之强大,愚浊中之通灵,多情中对女性之尊重。他的一切,人们一般定位在反封建,这没错,但我依然强调他对传统文化之反叛,很矛盾的,他所根植者即是传统文化。他以佛道思想为皈依,且融入那个时代所特有的民主精神、自我意识、个性解放,来反对正统的儒家文化。以我之私心而论,他对中国传统的且有很大时空穿透力的"杀子"文化之冲击,最有力度,也最值得今天高唱"可怜天下父母心"的人们反醒。贾宝玉之悲剧亦是文化悲剧,王国维之所谓其悲剧精神是厌世解脱,抓得非常准,《红楼梦》所体现的也正是那种东西。后世炮手能够趾高气扬,不在于王国维看到了那种悲剧精神,而在于他以那种悲剧精神为皈依,宣扬自己所信奉的哲学。私以为,《红楼梦》作者由于时代、世界观的局限,不可能令其主体悲剧精神升华,而只能在不情愿且又无可奈何中令其下降。以上即是《红楼梦》悲剧精神的四个层次,一、二、三层呈上升趋势,到第四层则落入了"深渊"。显然,林黛玉那种"虽九死而犹未悔"的反叛精神,即是《红楼梦》悲剧精神的核心,也是最高层次的。我曾论证薛宝钗是《红楼梦》的悲剧主角,只在于其悲剧的广度、涵盖量,不在其悲剧精神。悲剧和悲剧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分离,即最大的悲剧未必有最强烈的悲剧精神,而最强烈的悲剧精神可能蕴含在范围稍小的剧中。薛宝钗的悲剧空有巨大的架子,而没有伟大悲剧精神的张扬,其深度只在一、二层间,较之黛玉远为不如。我们审视《红楼梦》悲剧精神的四层,会发现:它本身愈脆弱,她背后隐藏的民族精神悲剧愈强大,她本身愈强大,她背后隐藏的民族精神悲剧愈脆弱。如图:


《红楼梦》之悲剧精神——民族精神之悲剧

我们还应注意,上一层之悲剧精神已包融了下层:即探春之抗争包融了迎春之隐忍;黛玉之反叛包融了迎之隐忍、探之抗争;宝玉之解脱虽使其悲剧精神下降,但已包融了迎、探、黛之悲剧精神。想来宝玉之解脱已成蛇足矣,然此蛇足却非可有可无之物,唯其有,才能成就《红楼梦》本身。

我想若从此图切入,分析《红楼梦》是大有文章可做的,也是我做不了的。从图中,可以看出迎春之悲剧精神最为脆弱,相应的其背后之民族精神悲剧最强大。首先,缺乏正视悲剧,正视危机的足够勇气;其次悲剧主体缺乏一往无前、恣肆汪洋的力量。还是,让我们从文化、文人的角度走入迎春之文化悲剧,凝望宇宙深处那道阴寒吧。

二 游离意识

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提出过游离意识这一概念,但作为中国文化的一大劣根却是客观存在的。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讲:"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其所谓"艺"自是礼、乐、射、御、书、数,此并不等于后世所讲的艺术,但却包容了当时和后世所说的艺术。他自是从熟练掌握一定物质技巧的角度来强调的。"所谓 '游于艺'的'游',正是突出了这种掌握中的自由感。这种自由感与艺术创作和其它活动中的创造性感受是直接相关的,因为这种感受就其实质说,即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审美自由感。""......这种'游于艺'的活动摆在'志道'、'据德'、'依仁'之后......'游于艺'既是前三者的补足,又是前三者的完成。仅有前三者,基本还是内向的、静态的、未实现的人格,有了最后一项,便成为实现了的、物态化了的、现实的人格了。......它不仅标志对客观技艺、事物规律的物质实践性的熟练掌握和运用自如,而且标志着一个由于掌握了规律而获得自由从而具有实践力量的人格的完成。"(李泽厚《美学三书》安徽文艺出版社260-262)"游于艺"是儒家人格理想的重要内容,也是完成的重要标志,然终是作为一理想而存在,真正实现者寥寥,而相当一部分人达到的是一种"游离"。我之所谓"游"即是"游于艺"之"游",关键在"离"字。所谓"离",一则离开了对物质技能的把握,离开了对自然规律的了解和运用,从而使"游"这种审美自由感失去内核,即只有空头的自由,而无对不自由的把握和利用,尽而丧失了本身;二则离开了"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这内向的、静态的、未实现的人格,而使"游于艺"在人格实现的道路上隔裂开来,尽而变成一种毫无实际内容的人格幻想。可见,"游离"已把传统儒家人格理想挖空,使内在的万有变成虚无,使对人格理想的追求变成无所事事的懈怠;同时,"游离"也挖空了道家所追求的精神自由和理想人格。道家主张天人合一,彻底舍弃人事,以达到与自然融合。唯有摆脱个体在社会中的归属,才能寻求真正独立的个体价值,作逍遥游。"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庄子·大宗师》)"无所待"的"逍遥游",正是精神自由,不为外物所羁,不为人事所缚,在天地间作自由飞翔,与宇宙万物融为一体。精神自由作为道家的人格理想,已把孔子所谓"游于艺"的自由境界,提升到宇宙本体和人格本体上加以发展。譬如疱丁解牛,"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游刃必有余地矣"。(《庄子·养生主》)如此技艺浑熟,游刃有余的自由境界,不正是由了疱丁"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么?而这已把孔子之"游于艺"提升到了"依乎天理"的形而上学高度。我之所谓"游离",一方面不能亦不欲彻底舍弃人事,而只是消极对待,于此间反欲达到精神自由的境界,而终于不伦不类了;另一方面,对于"以神游不以目视","游刃有余","技进乎道"的理想境界,只是心向往之,并不付出努力,以求"依乎天理",掌握规律。我们知道中国文化本有儒道互补的传统,而"游离"作为一种意识,非儒非道,亦儒亦道,它不反挖掉了儒道人格理想的内核,且用其空架子来混世,成了一种混世哲学。于人事,它入其中,但又游离其外,不去掌握规律,结果成了事实上的懈怠;于自身,无意于人格理想,不能摒弃外物,无法达到精神之自由境界。要之,游离意识既不能使人得到掌握规律的审美自由感,亦不能完成人格理想,实现精神自由。如果一个人一生中游离意识占据了中心,我们可以料定他一事无成;如果只局限在某一时期,却不能注定一生的成败,关键在于能否克服。

我们说游离意识同样渗透到后代文人心理结构中,落实到他们的人生实践上,主要体现即是他们在出处上的抉择。出,即入仕、做官,它以积极入世、建功立业来成就自身;处,即隐退,它以远离世事,啸傲山林来追求精神自由,实现人格理想。由于政治之险恶,世路之坎坷,使古文人倾向于"处";人类心底之不甘落寞意识以及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使古文人倾向"出"。二者之矛盾,造成游离意识占据了古文人的心灵。此段时期持续时间愈长,愈不利于世事与自身,唯有迅速、适时作出决断,方能于世事、自身两利。优秀的中国古文人一般能在较短时间内克服游离意识,这自然极好。但游离意识终是一种文化劣根,不少文人以此混世,则使应有的社会责任丧失,对自由的追求论丧。其实,若以"游离意识"来混世,是儒是道,他们并不拘泥。想到"儒",则以"儒"标榜;想到"道",则以"道"标榜。他们舍弃世事,不是为了"逍遥游",而是放弃社会责任,从大的群体走向私小的自我,追求一已之安乐;当然他们并不完全舍弃世事,否则何以满足私利呢?如此,他们所标榜之精神自由,也成了享乐主义的别名。私心之揣摩不免有问题,但"游离意识"确实使一部分古文人将社会责任与精神自由含混起来,走向了阴私、卑微、狭隘。

到了《红楼梦》,我们若说曹雪芹将游离意识注入了贾迎春精神世界里就不免可笑,但从中确实可以找到游离意识的存在。因了游离意识,贾迎春在不自觉中表现出混世,在整体上走向了卑微、狭隘,但并没有用以自利。她没像优秀古文人一样将游离意识局限于某一时期,并最终克服,而是将其作为一生的精神主导。要之,贾迎春之游离意识介于优秀古文人与狭隘古文人之间,因而具有丰富性与复杂性。

贾迎春之游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游离于大观园文人集团之外;二是游离于家庭矛盾斗争之外。我们说,大观园文人集团能够成就自身,不在于横七竖八的几首歪诗,而在于其中以及相关事件体现出的文化品格。潇湘、蘅芜、枕霞等人皆以诗名,如果无诗,其魅力会减弱;而蕉下客、紫凌洲并不依赖于诗,其文化品格主要体现在具体事件中。紫凌洲作为蕉下客的补充,共同构成了大观园文人集团右军第二梯队。他们能够作比的地方很多,在"题大观园诸景对额"中。二人各有各的敷衍方法,反映出不同个性。一个"园成景备特精奇",啧啧啧;一个"名园筑出势巍巍",呀呀呀。一个"奉命羞题额旷怡",一个"奉命何惭学浅微"。一个"谁信世间有此境",我不信,你呢?一个"精妙一时言不出",那就随便说一句吧。一个"游来宁不畅神思",但我实未发现你如何"畅神思";一个"果然万物生光辉",原来如此。一个"羞",自是"一把纸伞遮娇容",才微学浅,实在不好意思,还是游离出去吧。一个"惭",则有不甘心的意味,纵不能与林、薛争衡,也要勉力一试。或许,正因了游离意识,贾迎春在海棠社成立时,只挂了个虚名,没想到还能当个副社长,也真是侥幸之致了。从此,在以青年人为中心的聚会中,她忠实地充当了旁观者,她之游离,不仅因为才疏学浅,本性懒于诗词,而且与其处世态度密切相关。不能说她毫无追求;快乐、幸福、美好的回忆,精神自由,每一个人都向往。她自不例外。或许,脱离那个文人集团,作诗词聚会的旁观者,作别人成果的欣赏者,更能于安逸中得到快乐,欣赏中带来陶醉,但这与自身并不相干。不入其中,所得的陶醉、自由、快乐皆是外在的、暂时的,而心灵往往类似木头,难以激活,唯有入于其中,才能将外在的转化成内在的,尽而具有永恒性。快乐的心灵、自由的精神与游离意识是隔膜的。没有对诗词之技的精通,没有性灵品情,由此形成了疏懒,故而从聚会中脱离出去,愈发不能满足对精神自由之追求了。我们说,林黛玉之于诗词聚会亦有离心倾向,并且那些真正感人的诗都是聚会外吟成的,但那与贾迎春之游离意识根本不同。一者若即若离,外疏内勤,一者彻底脱离,漠不关心;一者聪明颖悟,锦心绣口,一者心思迟钝,拙言笨口;一者工病工愁,风流婉转,一者隐忍退让,形象黯淡。游离于大观园文人集团之外,使迎春的文化品格,空有快乐幸福、精神自由的外壳,而无实质内核。书中批宝玉道:"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没想到在实质上却合了迎春。

贾府之腐朽没落,荒淫无耻,危机四伏,败在旦夕,这是我们一贯强调的。在必然没落趋势面前,玩弄权术,以图私利者自让人咬牙切齿;改革弊政,以图振奋者自有光彩在,人们一般也把赞扬与叹息留给了她;但是游离于大家族矛盾斗争之外,游离于事事非非之外,万事不管不问,却只能被视为木头,当其悲剧命运到来时,人们除了掉几滴眼泪,还能说什么。在封建社会里,固然高唱"女子无才便是德",但对于家庭之没落,女子总不会一点点责任也没有吧。迎春作为小姐,对家庭没落怎么就无动于衷呢?难道她没有自觉么?或许,自觉了,但懦弱的本性使她不愿也无能考虑那些,尽而放弃了应有之责任。安分守己,既是美德又是劣根;作为象征意义的懦弱文人,贾迎春对安分守己本身都不在意,或许这才是真正的安分守己。游离于矛盾斗争之外,是因为懦弱无能;懦弱无能在游离中,更成就了自身。或许,游离能带来暂时的安乐、闲逸,无事一身轻,多好。但在弱肉强食的社会里,在行将没落的大家庭内部,放弃了责任,游离了万事,也就是放弃了走出落寞之境的唯一机会,游离了自身。强者之所以是强者,不在自身之强大,而在对弱者之压迫。迎春对万事不管不问,但对自己的事,又岂能不管不问。长久之游离,已丧失了处理事件的决心与能力,最终既不能保护自己随身的丫鬓,亦不挽救自身的悲剧命运。贾迎春的悲剧,很大程度上是游离意识造成的。

游离意识是积弱文人的第一大劣根。游离了所根植的文化,理想人格如梦幻泡影,精神自由更是无从谈起;游离了人间万事,放弃了社会责任,不仅无益于他人与社会,更无法成就自身。好象"游离"本身即是"自由",如果"自由"是无拘无束、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话,还有一点相似性。但真正的自由却是不自由的表现,只有掌握规律,充分自如的利用不自由,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而"游离"放弃了对规律的把握,根本无法利用不自由,故依然是缚手缚脚、寸步难行。游离意识作为一种普通的处世态度尚不足以安身立命于天地之间,更何况施之于文化。积弱的文人,只有克服游离意识,才能走出积弱,走向新生。

三 退避观念

我们知道,中国古文人理想的最高境界即是"天人合一"。作为中国文化主体的儒、道、释三家虽有各自不同的理解,或倾向于人于自然的相互交融,或倾向于人与社会的和谐一致,或偏重于啸傲江湖的情怀抒发,或注重言志求善的温柔敦厚,但在最终都达到人与社会相互调适,共升共进的境界,这一点上都大体一致。对天人合一人生境界、艺术境界的追求,使古代文人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身心解放,使他们在与社会、自然的调适与和谐中,达到了身处人世而超越人世、与自然合一又丧失自我的某种精神虚静,并通过特定的审美形式,去探索领悟生命、人生、社会乃至宇宙的真谛,去把握那万物备于我、瞬刻即永恒的精义妙理,从而解脱人生的苦难,维持心理的平衡,获得精神的愉悦。但"天人合一"背后有严重的缺陷,一则呈露出不敢正视社会现实的怯弱和中和;它使人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主体意志和能动性,而以主体向客体、心灵向宇宙的永恒皈依呈现出超越人生苦难后的功德圆满。(据尚永亮《生命在西风中骚动》172-176)私以为,"天人合一"的严重缺陷莫若以退避观念来概括。中国古文人在沉重社会压抑和人生苦难面前,虽有郁闷、痛苦、不满和批判,但因了儒家"温柔敦厚"、"致中和"的教导,更多的是顺应、服从、忍耐和退让,从而表现出不敢正视的怯懦和中和。这种与社会的调和,在具体事件中已表现了退避、委曲求全,从而怯于进取,怯于抗争,既无法成就自身,对世事亦无补救。从具体事件中的退避逐渐发展,而成为对社会现实的全面退避,走上了隐退之路,此时尚有精神自由和理想人格可追求。但佛、道"天人合一"的追求,却让人弥灭主体感情与意志,与自然融为一体,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从而扭曲了自然人性。若达天人合一之境,古文人亦会从精神自由与理想人格中退避出来。更何况,天人合一终古不过一理想,真正发挥作用的恐是退避观念。

因为游离意识,贾迎春不可能追求天人合一,她只知一味退避、忍让,连最起码的抗争都没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我们也只能这么说。我们也无必要以对家族之责任来苛求她,因为即使象探春那样精明强干、公忠有为、改革弊端,欲挽狂澜于既倒的政治文人,对整个没落的家族都无济于事。但迎春对自己,对自己最亲近的人应该负责啊。我们总是在失望中审视她,而在审视中更加失望。懦弱无刚、心底的退避观念,不仅使她于人世无足挂怀,也不在意与自己密切相关的事。她不能约束下人,小姐的身份她从来就没有利用过。她不要尊严,只求心安;她不要逞强,只求理得。别人的耻笑,她可以不理;别人的劝说,她当耳边风;别人的欺负她可以忍受。如此之好性儿,真真让世人叹服;如此之逆来顺受,真真是中国古代闺阁的"典范"。

让我们先看看,她是如何从心理上退避的。邢夫人虽不是迎春的生身之母,且对迎春释放着灵魂深处的鄙夷,但二人毕竟有母女之份。不能说邢夫人对迎春没有丝毫关怀,虽然那关怀出于自身的要强以及私利的满足。迎春的乳母获罪,这当然使做母亲的邢夫人大不体面,不免去教训两句:"你这么大了,你那奶妈子行此事,你也不说说他。如今别人都好好的,偏咱们的人做出这事来,什么意思!"迎春本来就自觉无趣,心中不自在,见母亲来,也只好勉强应付了。有什么教训的话,你都说吧,我听着呢。噫,你怎么一句过后,就让我说。我有什么好说的,勉强编个理由吧,书中写道:"迎春低着头弄衣带",此下意识动作,大抵表明:你怎么这样逼我,于是半晌答道:"我说他两次,他不听也无法。况且他是妈妈,只有他说我的,没有我说他的。"邢夫人让说说她妈妈,是要求效果的,但迎春退了一步,偷梁换柱,不是没说,说了不听怎么办。退到此处,论说可以了,但她又加深了一步,长辈是我能随便说的吗?一步步退让,终于到了死胡同。邢夫人立即训斥道:"胡说!你不好了他原该说,如今他犯了法,你就拿出小姐的身份来。他敢不从,你就回我去才是。如今直等外人共知,是什么意思。"话到这份上,迎春确实山穷水尽了,于是故伎重演,"只低头弄衣带"。每每山穷水尽之时,迎春的心理就建立起了固若金汤的马奇诺防线,再猛烈的炮轰也只能沙哑。我们是多么盼望着她能在无路可走之时,重整旗鼓,反戈一击啊。但那深层次的退避心理,确实让我们失望了。

心理退避是事实退避之基础,事实退避则把心理退避推向了顶峰。迎春的攒珠累丝金凤首饰被人拿去赌钱,她不追究;别人没法替她追回,她说:"宁可没了,又何必生事";事情闹起来,她不管,自拿一本《太上感应篇》来看。迎春虽然一味退避,但已被夹在了家庭矛盾中间,处境岌岌可危。幸好,探春以难得之热情,利用平儿帮助迎春追回首饰。探春对平儿所讲的话,使我们分明感到了形势之严峻,她说:"我且告诉你,若是别人得罪了我,倒还罢了。如今那住儿媳妇和他婆婆仗着是妈妈,又瞅着二姐姐好性儿,如此这般私自拿了首饰去赌钱,而且还捏造假帐妙算,威逼着还要去讨情,和这两个丫头在闺房里大嚷大叫,二姐姐竟不能辖制,所以我看不过,才请你来问一声:还是他原是天外的人,不知道理?还是谁主使她如此,先把二姐姐制伏,然后就要治我和四姑娘了?"这话显然借题发挥,但又切中肯綮,此是探春与凤姐矛盾走向表面化、尖锐化的前奏。"物伤其类"、"唇竭齿亡"都不幸言中了,又岂止让人惊心啊?强大的在野派只能收拾残局,却不能挽救残局。然而,迎春连自救的能力都没有,当平儿问她如何处理王住儿媳妇时,她只和宝钗阅《感应篇》故事,究竟连探春之语亦不曾闻得,忽见平儿如此说,乃笑道:"问我,我有什么法子。他们的不是,自作自受,我也不能讨情,我也不去苛责就是了。至于私自拿去的东西,送来我收下,不送来我也不要了。太太们要问,我可以隐瞒遮饰过去,是他的造化,若瞒不住,我也没法,没有个为他们反欺枉太太们的理,少不得直说。你们若说我好性儿,没个决断,竟有好主意可以八面周全,不使太太们生气,任凭你们处治,我不知道。"在我印象里,迎春只这么一回长篇大论,实在难得。他一生中从未得罪过任何人,这是退避的好处;但别人欺负到头上,还要致"中和",则表现了自身之疲沓。既不讨情,也不苛责;送来收下,不送也不要;瞒的住,他的造化;瞒不住,我也没法。总之,我不知道。如此不仅平和公允,笑容可掬,而且顺其"自然",深得古文人退避之妙,也难怪众人都好笑起来。黛玉取笑她说:"真是'虎狼屯于阶陛,尚谈因果'。若使二姐姐是个男人,这一家上下若许人,又如何裁治他们?"没想到这话却说到迎春心坎去:"正是,多少男人尚如此,何况我哉!"诚然,懦弱无能,步步退让,以求苟安的男人并在少数:上至公卿将相的偏安和戎政策,下至贩夫走卒的老实巴交,说到底这正反映了我们民族的积弱,民族精神的积弱。我不成,比我不成的还有;女子弱,还有比女子更弱的男人呢?其实,男子在女子面前相当强大,不过这强大的背后正反映着在外的窝囊。在外的所受之窝囊,发泄在家庭内部,这大抵即是"外干中强"吧。在迎春之退避中,我们同样找到了平庸意识的存在。她以平庸意识作为退避的最后理由,并因之超脱,而无牵无挂,达到心灵的暂时安宁。我想,心灵的安宁几乎等于心灵的安息。有气的死人,在《红楼梦》中只能是迎春。从家庭纷繁复杂的矛盾中退避出来,正表现了她不敢正视现实的怯弱和中和。或许,她的心灵得到了暂时安宁,但已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主体意志和能动性。她在《太上感应篇》中超越了人生的苦难,也安息了自己的心灵。

退避观念缘起于中国古文人所追求的人生理想境界"天人合一"。在通往完美人生境界的途程中,在"天人合一"的背后,呈现出了退避观念这一缺陷。中国古文人中,有谁达到了"天人合一" 呢?纵使达到,又能如何呢?或许,退避观念正是中国古文人的第二大劣根。从游离意识到退避观念,中国古文人正向着冷漠传统靠近;而三者交互作用,共同造就了古文人的积弱;积弱,积弱,弱到天荒到老,弱到海枯石烂,弱到人类历史长河中的最终沉沦!呜呼!

四 冷漠传统

张立伟在《归去来兮——隐逸的文化透视》中对中国隐逸文化中冷漠传统的形成,从社会政治和隐士个人心理两个方面作了分析。汉晋之际,上限是东汉党锢之祸前后,古文人对政治由热向冷转变。东汉之世,"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谕,风雨如晦,鸡鸣不已"(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两汉风俗》),然匹夫之抗愤,处士之横议,抵不住天子之震怒,国家之强权,于是出现了党锢之祸,为了避免伤风乃至丢命——监禁与杀戮毕竟是相当严峻的现实,政治冷漠出现了。所谓政治冷漠即对政治不动心不介入,其代表是荀爽、郭泰;后,政治冷漠向存在冷漠泛化,使冷漠成为人的性格存在状态,从而对身外一切都不动心、不介入了,其代表是司马徽、孙登;从隐士个人心理来看,冷漠不仅用来避祸,还用来解忧。冷漠通过疏远、脱离、阴断与受挫经验、现实社会的认知和情感联系,给自己在冷酷的世界中营造一个心理的避风港,以免于更大的实质性损伤。从此层面、冷漠分为阶段冷漠和存在冷漠,并且阶段冷漠向存在冷漠迁延。我们不难发现,政治冷漠与阶段冷漠的归宿皆是存在冷漠。由于现实中的避祸,心理上的解忧,中国隐逸文化中的冷漠传统初步形成了。尔后,冷漠汇入去学,以王弼、郭象为代表的哲学家对冷漠进行哲理思辩,在理论上站稳了脚跟,最终落实到隐逸生活中,把冷漠留在世间,把热情移入壶中天,寻求精神解脱和审美解脱。要之,社会现实,心理需求,哲理论证,审美解脱,四者交互作用,形成了隐逸文化中的冷漠传统,既然形成了文化传统,那就是社会的共识,而在历史的长河中延续、扩展、激荡。冷漠传统消弥了隐逸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正义、待时,而造成了处不应出、超然无闷、清虚无为的消极。如果这种消极只存在于隐逸文化中,尚可原谅,但作为社会共识,冷漠已超越了隐逸文化本身,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大劣根。鲁迅讲:"泰山崩,黄河溢,隐士目无见,耳无闻;个别人这样做还不可怕,可怕的是它形成一种文化规范、舆论气候。"我们知道,最可怕的往往正是现实。反对冷漠是必需的,它无益社会,更无益自身,中国古文人之积弱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冷漠造成的。

作为积弱文人的贾迎春,精神世界里自有游离意识和退避观念,而二者的归结和升华却是刀枪不入的冷漠。如果贾府内部之矛盾斗争,可以归入政治范畴的话,迎春对此之冷漠最明显。从矛盾斗争中游离出去,是冷漠;退避开来,更是冷漠。冷漠,卸掉了对家庭的责任,消解了苦难中的抗争。同时,迎春的冷漠并未局限在人生某段时期,而把它变成了自己性格的存在状态,对于身外的一切都不动心、不介入,终于沦为彻头彻尾的存在冷漠。我们知道,冷漠成废物相当不易,纵观中国文化史,只有魏晋时代的孙登。


孙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无家属,于郡北山为土窟居之,夏则编草为裳,冬则披发自覆。好读《易》,抚一弦琴,见者皆亲乐之。性无恚怒,人或投诸水中,欲观其怒,登既出,便大笑。时时游人间,所经家或设衣食者,一无所辞,去皆舍弃。曾往宜阳山,有作炭人见之,知非常人,与语,登亦不然。

文帝闻之,使阮籍往观,既见,与语,亦不应。嵇康又从之游三年,问其所图,终不答,康每叹息。......或谓登以魏晋去就,易生嫌疑,故或默者也。竟不知所终。

(见《晋书》卷九十四《隐逸传》)

如果把孙登与迎春对比一下,就会发现这两个活宝何等相似。一个"好读《易》";一个"自拿一本《太上感应篇》来看"。一个性无恚怒,多忍耐;一个懦弱无刚,少决断。一个与语不应;与语亦不应;问其所图,终不答;一个吭吭嗤嗤,两句话后即"低头弄衣带"。一个投入水中,出还大笑;一个"虎狼屯于阶陛,尚谈因果"。一样样的忍耐,一样样的冷漠,一样样的积弱。我有时想,曹雪芹在塑造迎春这一形象前,是不是做梦去拜会孙登先生,得到了真传。可怕的存在冷漠,扼杀了个性,扼杀情感,扼杀了意志,扼杀了能动性,这不正是中国积弱文人锥心的痛么?或许,曹雪芹想通过迎春之游离之退避之冷漠,写出中国古文人之劣根,传统文化之劣根,以引起疗救的注意(精神索隐)。他对传统文化在古文人中所积淀的隐痛不作任何讳饰,亦不作任何夸饰,而客观地写出来。他不停地拂拭着伤口,对迎春之命运寄寓着深切的同情,但依然把她之文化悲剧推向了深渊,推向了宇宙深处......

我们可以从哲学层面来剖析贾迎春的冷漠。郭象在《庄子注》中从性分有定的展开了他的人生哲学,"天性所爱,各有本心,不可逃,亦不可加。"性分就是界限,界限就得从界限的两边思考,"恣其性内而无纤芥于分外,此无为之至也。"但单讲姿其性内,已经有嵇康式的恣性反抗,那不行,郭象再用冷漠来淘洗性内,尽而避祸全身。其独道之处则是对冷漠解忧的思辩,即性分有定的理遣:"先示有情,然后寻至理以遣之。"(《庄子·至乐注》)理遣即以理化情。如何以理化情?

首先:大小各有定分,小的们不要羡慕大的。


夫物未尝以大欲小,而必以小羡大,故举大小之殊各有定分,非羡欲所及,而羡欲之累可以绝矣。夫悲生于累,累绝则悲去,悲去而性命不安者,未之有也。(郭象·《庄子·逍遥游注》)。

别羡慕人家的幸运,那是他性分该的。这对迎春来说,不成问题,作为庶出小姐,她并不羡慕嫡系的;即使对庶出的探春,如此精明强干、奋发有为,她也不羡慕。别人精于诗词之技,大展奇才,她更不羡慕,只默默地看着。有比较才有鉴别;有比较才有羡慕。她根本就不去比较,又鉴别什么,羡慕谁?

其次:一切遭遇都是命定的,要不计较不忧愁。


苟知性命之固当,则虽死生穷达,千变万化,淡然自若而和理在身矣。(郭象《庄子·德九符注》)。

冥然以所遇为命而不施心于其间,泯然与至当为一而无休戚于其中......(郭象《庄子·人间世注》)。

如果只分析出嫁前的迎春,第二层她也做到了。不是太太太养的,命不好,认了;别人欺负,命不好,认了。但这有一个限度,即没有触及到生存的根本利益,尚能苟延残喘于风刀霜剑之下。在贾府,诚然,许多人欺负她,但毕竟有小姐身份,别人也不敢过分虐待她,衣食、生活皆有保证。而出嫁后,则另当别论了。

最后:无心就可以得到最大的满足。


夫任自然而忘是非者,其体中独任天真而已,又何所有哉!故止若立枯木,动若运槁枝,坐若死灰,行若游尘。......无心而自得。(郭象《庄子·齐物论注》)。

迎春即不羡慕别人,也不抱怨自己命苦,真真忘掉了家庭的是是非非,活像一段枯木,又像一堆死灰,终于得到了自己最大的满足。她实践了郭象以理化情的理论,整天抱着冷漠哲理来消忧解闷,终于把自己这样一个有青春有生命的少女窒息成了"二木头"。她虽不能像孙登老前辈那样誉满中华,但在大观园却是小有名气。呜呼!"懦小姐不问累金凤"最明显的表现了她之冷漠;游离的最彻底,退避到了最后极限,冷漠成了刀枪不入的麻木。或许,正是她文化品格之悲剧注定了命运之悲剧。她从小死了娘,父亲贾赦和邢夫人对她毫不怜惜。贾赦欠了孙家五千两银子,将她嫁给孙家,实际上等于拿她抵债。当初,虽有人劝阻这门亲事,但"大老爷执意不听",谁也无法,因为儿女婚事取决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后来,迎春回贾府哭诉她在孙家所受的虐待,尽管大家十分感伤,也无可奈何,因为嫁出的女儿泼出的水,所以只好忍心把她送回狼窝去。我们自然可以说,迎春是封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作者以其不幸结局,揭露和控诉了这种婚姻制度的罪恶,但我总以为曹雪芹在力图证明一点:在人世的不幸与苦难面前,冷漠无济于事;而人世的苦难与不幸,人间的真情,最终会打掉冷漠。其实,迎春之冷漠变成麻木后,她本身开始走向瓦解、崩溃,为司棋的泪水,对孙家的控诉既是明证。她虽未走出积弱,但以对冷漠产生了怀疑,发生了动摇,进而走出了冷漠,在一定意义上拥抱了末代儿女情。当然,她没有走向反抗的道路,我们为之抱憾,但对于过分怯弱的人儿亦不应苛求。

冷漠传统是中国文化的一大劣根,也是积弱文人致命性的要害。我们反对冷漠,不仅因为它冷于世事,退避江湖,放弃社会责任,消弥隐逸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更在于它摧残人之个性与情感,使人丧失主体意志和能动性,成为对一切都不动心、不介入的废物。

中国古文人处于积弱状态有很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可以说,历朝历代都未曾给古文人创造出真正有利的生存空间。物质生存空间最为基础,古文人对此并不太在意,真正恶劣的却是文化生存空间。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文化专制,秦之焚书坑儒,魏晋对名士之杀戮,清初之"文字狱",都让古文人战战兢兢,即使现代知识分子讲起类似的事件,依然是"一把辛酸泪",当然慷慨激昂、怒发冲冠的并不在少数。恶劣的文化生存空间,使古文人不得不慎言,《思旧赋》刚开头就煞了尾既是明证,或许"宁使文不足悲有余"的真正含义反在这里。俗话讲:苍蝇不盯无缝的鸡蛋。古文人处于积弱状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了自身的劣根。游离意识、退避观念和冷漠传统交互作用,形成了古文人的文化劣根,也造就了自身之积弱。自身处于萎靡不振的状态,在社会重压与生活苦难面前,也只有叫哭连天了。社会重压与文化劣根相结合,则造成了古文人的积弱状态。于积弱状态下,不思振作,不思抗争,不思进取,则形成了特定的积弱意识。如果古文人所处积弱状态尚情有可原的话,那么积弱意识就罪不可逭了。我们说,贾迎春作为传统意义之积弱文人,对自身之积弱状态缺少一种自觉,更枉论振作、抗争、进取了,这就是最可怕的积弱意识。一直安顿于积弱状态,没有丝毫起色,也只能走向最终的归宿——沉沦。迎春之悲剧,虽无大团圆尾巴,但却是中国式悲剧的典型代表,因为其悲剧精神在最底层,只有苦难中的隐忍,而没有真正意义的抗争。她的形象非常黯淡,在《红楼梦》中,在大观园文人集团里,她都沉沦了;更为不幸的是,她在读者心中沉沦了。如果粗略翻一遍《红楼梦》我们对她甚至无法留下印象。当然,在读者心中沉沦的形象很多,"多少男人尚且如此,何况我哉",或许,她会以此辩解,但惟有让我们寒心。那么,贾迎春所代表之懦弱文人,应该怎么克服文化劣根,走出积弱,避免沉沦呢?我想起了大观园文人集团右军第二梯队主将将贾探春。她作为政治文人之不甘落寞意识、改革意识、忧患意识正足以克服迎春作为积弱文人之游离意识、退避观念、冷漠传统。以全新的精神注入,自会克服文化劣根,走出积弱,避免最终的沉沦。然后人之异心,犹如人之异面,简单的替换,也只是小孩式的设想。文化劣根的形成,因了特定的环境,特定的人,走了一条相当复杂的途程;而克服它,消除它,需要走更为艰难的道路,内心的自觉,自身的抗争却是主要的。贾迎春并没出走积弱,或许这正是其文化价值所在,但她已走出了冷漠,这是难得的起色。就让我们走入末代儿女情,看着她走出冷漠的途程吧。

五 真情化解冷漠 苦难打掉冷漠

由于生活阅历之肤浅,我不可能全面、深刻的审视末代儿女情,但我却相信她的感动,她的价值,她的力量,因为她是真情,未渗入任何渣滓,没有丝毫作作。她根植于少女的天真,让我们回到了人类的童年,找回了未泯的童心;她滋养于中国文化的百花园,弥漫着青春的气息,散发着文化的芬芳;她面临着人世的苦难与生活的不幸,苟延残喘于风刀霜剑之下,留下了空前的陶醉与感伤;她属于那一个没落的时代,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摧残,青春的摧残,美好的摧残;她将没落推向了无底的深渊,却不能把幸福捧向青春的天堂;玉石俱焚,在那悲秋的萧萧余韵中,她留下了封建末世最后一片悲凉与衰飒。或许,末代儿女情只在性灵中,我们永远无法用合适的理论诠释她;或许,理论在末代儿女情面前无能为力;或许,正是因为她超越了理论,更接近了人本身,更接近了人类共通的情感,才使她具有时空的穿透力,依然感动着今天的人们。我相信,末代儿女情,这人世间的真情,足以化解迎春精神世界里的冷漠。

只要真情未泯,又何以能冷却那熔岩降般沸腾的内心世界!

只要真情尚存,又何以会熄灭那喷薄欲出的反抗欲求!

只要真情萌动,又何以会蛰服于那不愿接受的命运摆布!

迎春之冷漠,是强大的。冷漠形成了其文化劣根,造就了她之积弱,导致了最终之沉沦;然而,它又是脆弱的。那冷漠,是还未给造成实质性损伤的苦难压抑出来,是迎春强行压抑自己内心的结果。压制情感,摧残个性,永远是逆天行事。冷漠在形成之日起,已注定了被真情化解,被苦难打掉。

迎春是游离了大观园文集团,但她游离不了姐妹们的深情厚谊,游离不了找不到归宿的末代儿女情。真情一次次的冲击着她的心灵,激荡着她的心灵,让她永远无法彻底冷漠。对于万事,她可以不管不问,可管她问她的却不在少数。欺负她的人,加深着那冷漠;可关心她的人,却慢慢地化解着那冷漠。她不会总不知道,因为真情让她知道:冷漠是无用的。抄检大观园时,司棋被逐,她固然没有伸出援助之手,尽到主仆之情,但毕竟流泪了。冷漠的人,譬如孙登老前辈,没有泪水,只有苦涩的干笑,因为他已丧失了情感;可流泪的人,至少真情未泯,至少真情尚存。她不会再苦苦压抑自己的情感,她不会再无视人间的苦难。以理化情之可笑之可鄙之可恨,就在于它要以理冷却溶岩浆般沸腾的内心世界,熄灭那喷薄欲出的反抗欲求。以理化情,是"挟太山以超北海",以情化理,是滚巨石于万仞之巅。我们不应苛求迎春,让她一步走出冷漠。情感的流露已非常难得;人世的苦难,夺走了随身伴的丫鬓,如此,还能冷漠么?泪水回答了,司棋的命运更回答了。

人世的苦难会磨圆人,更会铸造人。迎春出嫁后,在孙家受尽虐待,她更多的还是顺从、忍耐与退让,但内心已开始觉醒了。在归省的哭诉中,我们已无法找到冷漠的存在,她甚至可以怒斥"中山狼,无情兽"。她已经对命运产生了怀疑:"我不信我的命就这么不好!从小没了娘,幸而过婶子(王夫人)这边过了几年心净日子,如今偏又是这个结果"。如果命运是注定的,苦难是注定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就应该与命运拼个鱼死网破,与苦难战个天昏地暗,将悲剧精神推向顶峰。这样做的是林黛玉,而不是贾迎春。然而,怀疑命运,不甘心受命运之摆布,却是迎春的伟大进步。真情化解了她的冷漠,苦难打掉了她的冷漠。她最终的皈依却是姐妹们间的深情厚谊,找不到归宿的末代儿女情。"乍乍的离了姊妹们,只是眠思梦想。二则还记挂着我的屋子,还得在园里旧房子里住得三五天,死也甘心了。不知下次还可能得住不得住了呢!"人们对命运都有一种预感,虽然那预感非常得模糊、朦胧,不可信,但往往却会变成真实的存在。"败叶萧萧,寒烟漠漠",潇湘馆这样,紫凌洲不也这样么?更何况最先寥落的反是紫凌洲。

带着苦难与不幸的泪水,带着找不到归宿的末代儿女情,迎春走出了冷漠,但并没有走出积弱,也没有走向反抗。苦命的人儿,正象征着积弱的文人,游离意识、退避观念、冷漠传统造就了她的积弱,注定了她的沉沦。终于,在大观园文人集团的星空中,她黯淡了,成了宇宙深处的一颗寒星,然而她射出的那道阴寒,却让我们久久的凝望,凝望......

是的,"怜尔积弱怜尔痛,一道阴寒破古今。"

辛若水
二OOO年八月十日于冷月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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