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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风逝去的忧患——论探春的文化魅力

作者:辛若水  收录时间:2008-12-15

一 引题

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依云栽。

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东风怨未开。

——唐 高蟾《下第后上永崇高侍郎》

她就是天上的碧桃么?她就是日边的红杏么?她就是"才自精明志自高"的凌霄花么?是的。人们爱把她说成玫瑰,或许她也真有玫瑰的特质,然而她未必情愿,美丽中的刺岂能摸煞凌霄的远志?虽然她之命运被系在了秋江上,虽然她对家族有着无尽忧患,虽然她对东风有着无告的哀怨,虽然她对苍天有着无明的敬恨,但她不是芙蓉。"出污泥而不染"的是芙蓉,她也是如此,然而她没有芙蓉的孤高、清雅、绝俗。她不是幽谷的兰花,她是荆棘丛中的青松。她不会自甘落寞,她之才干不容许她落寞,她之远志不容许她落寞。老鸹窝里从来没有凤凰,然而当凤凰降生于老鸹窝,她迟早会飞去的。"凤兮,凤兮,何德之衰",楚狂人的歌声在龙争虎斗的春秋乱世是那么的狂,可置于没落的大观园时代却是那么的凄楚。德已衰,唯有靠才来补。"都知爱慕此生才"的凡鸟,施尽浑身解数也无法扭颓局,并且自身已成怨恨的中心,而终于变得疲惫不堪了。于是,不甘落漠的她,成了改革的急先锋。虽然那改革不可能给没落的家族带来中兴,甚至应有的起色都没有,但毕竟反映了她的才华。有人讲她有政治风度,可我说,她更像政治文人。她对自己的家族抱着无尽的忧患,"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可能她不明了家族败落的根源,但却深知自杀自灭是败落的途径。不甘落寞的意识、改革意识和忧患意识,使她无愧于曹雪芹理想中的政治文人,也正是这三种意识,构成了她文化魅力的核心。

如果《红楼梦》自成一个宇宙,那么大观园即是这个宇宙的核心;如果大观园自成一个宇宙,那么大观园文人集团即是这个宇宙的核心。要之,大观园文人集团即是《红楼梦》的核心。或云:《红楼梦》是封建社会之挽歌,其核心应在社会层面,若反映贾、王、史、薛四大家族之腐朽没落,地主阶级之荒淫无耻,奴隶之悲剧命运及其抗争,农民所受之剥削压迫,阶段矛盾与阶级斗争,力量的分化,地主阶级内部出现的叛逆及其悲苦命运等等。野兽之狞笑与奴隶之斑斑血泪已无法让世间有良知者否认那一切的真实存在。所以,我一直以为文革那个时代用阶级的观点研究《红楼梦》,虽有教条化的成份,但已抓住了其本质与核心。然我们时代之《红楼梦》,岂是文革时代之《红楼梦》,又岂是曹雪芹之《红楼梦》?此一时,彼一时,是其一。其二,曹雪芹作《红楼梦》时,自有一腔孤愤在,其郁结本在文化一层,然家族之没落、人生之际遇、世路之坎坷、人情之淡泊,已使其厌世、愤世、恨世、嫉世,尽而以自身所经所历,所见所闻,敷衍成书,具有了涵盖整个社会的广度、深度与力度。他本身又何尝乐意在如此之广阔场面行文,何尝乐意作泼妇村姑骂街唠叨之语,何尝乐意写贵族恶少淫邪浪荡之行?他之陶醉自在大观园及其文化境界,自在大观园文人集团所代表之理想文化人格。虽然书中对大观园文人集团之描述未有任何陶醉之语,各种事件的切换亦自然而然,但其一生之心血却贯注于此。想来,将大观园文人集团作为《红楼梦》的核心也是符合曹雪芹原意的。后世效颦之作,若《品花宝鉴》、《花月痕》、《青楼梦》,虽在社会层面失之泛泛,但却抓住了文人、文化这一核心。其三,所谓文化者,大抵是一个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结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随着时代的变迁,沧桑的变幻,所保留者,所凝聚者,所激荡者,往往是精神文明。虽然物质文明具有基础的地位,人类社会亦由之不断积累而前进,然昔日的成果往往成为历史的陈迹抑或湮没无闻,而所积淀之精神却能感动一代又一代的人。《红楼梦》诚然是封建末世的百科全书,诚然折射出了封建末世的广阔社会场景,但其反映社会之结晶抑或核心依然是文化。说大观园文人集团是《红楼梦》的核心,正是由了这个集团实则是文化集团,其文化涵量实则是封建未世的文化涵量。其四将《红楼梦》之本质与核心定位在社会层面,已在一定意义上降低了她本身的价值。若果如此,她所反映的只是封建末世,而不是整个封建社会。定位在文化,则不仅是封建末世之结晶,亦是整个封建社会之结晶,因为中国古代文化虽有变迁、发展,但更多的是稳定性与继承性,且最终积淀成儒道释三家的并立与调合。《红楼梦》正是根植于以儒道释三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并深刻地反映了它,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其没落,才使自身不仅反映了所处时代之精神与文化,而且穿透了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传统文化,尽而有一种超前性,为一代代的人们所接纳。显然,最能体现《红楼梦》此点的即是大观园文人集团。

当完成了大观园文人集团第一梯队的论述后,我依然无法从那深深的陶醉中走出来。简直难以想象,左、中、右三军主将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的文化魅力是那样的惊人。中国文化造就了她们,中国文化的魅力就是她们的文化魅力。正是由了这,她们才无愧于左、中、右三军的主将,无愧于大观园文人集团象征意义上的领导核心。她们在文化魅力上,三山并峙,四水分流,但又以北极星为中心,合成一体,她们作为文人,彼此间有磨擦,但更有接纳,或许这反映了一点,自古文人,不惟相轻,更是相重。无论是彼此的磨擦,还是最终的接纳,都共同增强了她们的文化魅力,尽而使第一梯队的力量最为强大,也使第一梯队在文化上的悲剧最为撼人心魄。第一梯队说到底都是客卿,她们远远超出了贾府本身在文化上的力量。然而有志气的人们是不会甘心的,于是以贾府自身力量为核心,组成第二梯队。左军:妙玉——惜春;中军:元春——李纨;右军:迎春——探春。在开始组建时,我总以第二梯队草包居多,然稍作考察,即知事实远非如此。曹雪芹将毕生之心血注入了大观园文人集团,使我们无法轻视任何一个人的存在,无法低估任何一个人的文化魅力。当然,还有第三梯队,左军:香菱;中军:邢岫烟、李纹、李绮,右军:薛宝琴。大观园文人集团之规模大抵如此,详情自有专文介绍。我拟换一种方式论述,即不再以梯队为顺序,而从左、中、右三军展开。由于右军在文化上实则处于核心地位,故从这里切入。右军第二梯队由迎春、探春组成,这是为了力量的均衡,即以探春之强补迎春之弱,而本篇所要论述的即是探春。

如果没有贾探春,我们很难想象大观园文人集团的存在,因为她是海棠社的发起者。可为什么第一次盛会即在西风飒飒的秋天呢?为什么海棠社的每一篇诗作皆发悲秋之音?为什么紧接的菊花社,诗作中尽是"西风""黄花","瘦月""清霜","断雁""鸣蛩"?为什么有了"一枝秋","秋无迹",还要有一连串的"秋色""秋光""秋心""秋情""秋霜""秋酣""秋风"?或许,这是一种象征,时代的秋天已经到来,社会的秋天已经到来。"连天衰草,岂独蒹葭;匝地悲声,无非蟋蟀。"欢歌笑语掩饰不了这一切,而只能折射反衬这一切。浓郁的感伤主义正是时代的精神,而感伤的归宿也只能是人生的空幻。不妨引一下曾给我很大启发的两段文字:

"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这是林黛玉的"秋心",更是曹雪芹的"秋心"!似乎正是这种少有人解的"秋心",使得作者在全书第一回中,就发了"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深沉感;似乎也正是这种深刻执著的"秋心",极大地浓化了充溢于全书中的"悲凉之雾",并使得《红楼梦》在元、明、清以再现为主的悲秋文学中独占鳌头。

当然,我们也曾注意到,传统悲秋意识在《红楼梦》中获得的上述深化和扩充,无疑与作者那独特的人生道路、深远的思想境界和超凡的艺术才情紧相关联;反之,若是缺少这些条件,则在宋代即已成熟、定型化了的悲秋意识能否表现得象《红楼梦》那样完美而不走向老化衰竭,便很值得深思......

(尚永亮《生命在西风中骚动——-中国古代文人与自然之秋的双向考察》,(294-295页),1989年)。

私以为,元、明、清才是真正充满着秋气的时代,在以前悲秋意识可能已经成熟、定型化了,但真正代表悲秋文学最高水平的作品我们很难找到。而唯有到了清代,出现了《戏楼梦》,我们才可以说悲秋文学真正成熟了,真正有了自己的高峰,即《红楼梦》是中国悲秋文学的集大成者。之所以如此,不仅由了作者个人的因素,还由了时代的精神。或许,悲秋文学只有在自身的秋气里,才能达到巅峰,才能找到归宿。纵是西风飒飒,余韵萧萧,它也在力图寻找着一种新生,虽然这种新生亦被湮没。基于此,《红楼梦》感伤意识的核心即是悲秋,如果只沉缅于伤春的缠绵,感悟不到天地悲秋《葬花吟》,永远与《比楼梦》隔膜。我之所以将大观园才女作为一个文人集团来论述,在很大程面上即是由了书中浓郁的悲秋意识。

如果一个集团的成立,即是悲剧的开始,那么一切欢歌笑语、猜枚行令、吟诗赋词,清谈雅集,将蒙上一层浓郁的感伤色彩。孤立的看,我们很难发现,然而前后的关照,不觅倍增惆怅,于惆怅间感到流血的伤口,锥心的痛。《红楼梦》有大回忆的成份,作者本身即是如此,并且他在书中处处暗示着,何时回忆,回忆什么。或许,他对追忆有一种陶醉,并且带着读者进入了那种陶醉,但他自身,好像与那种陶醉无干。如果说自我陶醉很可笑的话,那么曹雪芹的这种陶醉更易为人们接纳,它已经超越了孤芳自赏,但又不是雅俗共赏,我们不妨称之为"自我陶醉"。此种陶醉,我们找不到作者的存在,而唯美好的意境,大抵是王国维之所谓"无我"之境。于诗词中,达此境界不易;于小说中,达此境界更不易。作为读者陶醉于其中,正反映了曹雪匠之艺术才华,然于自身,不免落于下层。诚然,沉迷于书中,是每个热爱者所必入之境,然关键在于走出。走出不是为了评论,不是为了哇哇乱叫,而是由那种陶醉反观我们自身,留意生活,注意美好的一切,保留美好的记忆。为什么别人能够发现生活那样美,那样值得陶醉,那样值得回忆,我们就不能呢?留意生活,留意自身,发现美,不要让记忆成为空白,不要让情感成为磨不出墨的砚石,因为说到底《红楼梦》是与我们无干的。在我接触的评红文章中,大叫主义、高谈思想者居多,深入分析红楼生活、关注人本身者颇少。即使将眼光盯住红楼生活,并力图关注人本身,也与评论者无干,也与评论者所处的时代无干。私以为,没有主义,没有思想,没有哲学,根本就无从把握那本书,但不应教条化,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把握红楼生活、关注人本身,不能仅仅停留在书中的内容,还应大胆地把评论者的个性、情感、生活经验注入,把评论者所处时代之精神注入。评论文章不仅观点应是评论者,个性、情感、生活也应是评论者的。你的观点不正确,我反对;他的观点有问题,我指出来。这本身并不重要,关键是以红楼生活反观我们的生活,以我们的生活体悟红楼生活,而最终的归宿则是有益于我们的生活,而最终的归宿则是有益是于我们的生活。闲话休题。

贾探春发起海棠社,标志着大观园文人集团正式成立。为了说明探春之个性以及将大观园才女作为文人集团论述的必要性,不妨引《宝玉结诗社贴》的一段话:

...... 今因伏几凭床处默之时,困思及历来古人处名攻利敌之场,犹置一些山滴水之区,远招近揖,投辖攀辕,务结二三同志盘桓于其中,或竖词坛,或开吟社,虽一时之偶兴,遂成千古之佳谈。娣虽不才,窃同叨栖于泉石之间,而兼慕薛、林之技。风庭月榭,惜未宴集诗人,帘杏桃溪,或可醉吟飞盏。孰谓莲社之雄才,独许须眉;直以东山之雅会,让余脂粉......

莲社是佛教净土宗最初的结社,东晋时慧远在庐山东山寺创立,曾约会刘程之等一批名儒,号称十八贤。东山之雅会即谢安之交游。《晋书•谢安传》"[谢安]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许洵、桑门(沙门的异译,僧人)、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虽受朝寄,然东山之志,始未不渝,每形于言色。"如此说来,莲社与东山之雅会皆可看作历史上的两大文人集团。贾探春组织海棠社,意欲在文采风流上与须眉争衡,未始有组织文人集团之意,然已造成了这种事实。曹雪芹所讲"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推了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堂堂之须眉,诚不若彼一干裙衩?实愧则有余,悔则无益之,大无可奈何之日也。"私以为,作者所愧者,所属悔者,自身之理想尔。其将理想附著于当日所见之女子,并将其组织起来,欲以古之文人集团争衡,而探春正作了他的代言人。探春所起的作用即是抛砖引玉,正是由此大观园文人集团第一梯队才能充分发挥其文学才能,展示其文化的魅力。然而说到探春自身,不免让人心难平。论诗才,她在"三春"中自是姣姣,但远不能与林、薛争衡,甚至较之后来的薛宝琴亦有不如。所谓反主为客,正是她的尴尬境遇。幸好,其文化魅力不在吟诗作赋而在于作为政治文人的三种伟大意识,即不甘落寞的意识、改革意识和忧患意识。

二 不甘落寞的意识

不管我们是否承认,每一个人,无论是帝王将相、名公贵族,还是贩夫走卒、平头百姓,都面临着一种共同的悲哀,即降生于尘世之日,已处于了人类社会的底层。混沌初开之时,他们不知道有人类,人类也不知道有他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终于在上一代的熏陶教育下,意识到了自我的存在,生命的存在,人类的存在,然而人类依然对他们无动于衷。在合适的年龄阶段,他们开始思索人生,探究社会,追寻意义与价值,求得生命之真谛。他们可能会在茫茫的大海上找到航向,但是自觉生命之有限,世事之无常,永恒之难觅,落寞之必然,却是每一个人的必由之境。所谓志士仁人,大抵在自觉到那一切的真实存在后,并不甘心,欲以有限之生命做无限之事业,破无常之世事以求恒常,在短暂之中觅得永恒,在必然之落寞中苦苦挣扎,以得人类之认可,进入人类之记忆。然而,个人之顽强奋斗,在人类历史的大浪淘沙面前,显得软弱无力。纵使奋斗在,纵使功业在,纵使成就在,纵使言说在,亦难为人类接纳,更枉论红尘之碌碌无为者。所谓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大多是世人对死者的安慰,而这安慰不断的转移,终于成了世人的自我安慰。对于个体的人来讲,落寞不仅与生俱来,而且是必然的。保留在人类记忆中的名字毕竟寥寥,而且那名字已无法代表人世曾有的那样一个真实的人,而成了一种象征,或者是功业的,或者是思想的,或者是物质的,或者是精神的。然而,人之伟大,正在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正在于必然落寞中的苦苦挣扎,能否挣出落寞之境并不重要,挣扎过程之精神最为可重最为可敬。此大抵即是不甘落寞的意识,不仅个体的人有,整个人类社会亦有。个人较之人类,是沧海之一栗;而人类较之浩淼无穷的宇宙,亦是沧海之一粟。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并不甘心被时空无限的宇宙淹没,他也要在有限之中求得无限,无常之中求得恒常。人类亦在宇宙之中苦苦的挣扎,以摆脱落寞之必然,而正由了这种挣扎,才有曾经的辉煌,才有物质的财富,才有精神的永恒,才有活动空间的扩展。人类不会永远停留在地球上,他终将会向浩淼无穷的宇宙飞去,向着更广阔的空间探索。人类之不甘落寞根基于个体之不甘落寞,然个体之不甘落寞必须融入人类之不甘落寞。个体与人类同呼吸共命运,才有可能走出落寞之境,说到底是由"小我"走向"大我"。这在重视个性与情感的现世社会,很有关注之必要。

不甘落寞的意识与功名观念仿佛之处很多,然而后者在前者面前显得软弱无力。诚然,前者大多体现为后者,但后者实是一种表象。功名大抵无常,建立虽不易,汲汲于此,多为有良知者不耻。如果将功名观念上升为不甘落寞的意识,关注人本身,关注人类本体,则不仅仅是为人们接纳的问题,也是人类精神境界提高、净化的结果。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自有不甘落寞的意识。早在春秋时代,就出现了"三不朽"之说,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传 •襄公二十四年》这既是不甘落寞的意识,又是价值观念,它经以孔孟为发端,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的整合,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孔子之所谓"学而优则仁",孟子之所谓"士之仁也,犹农夫之耕也,"《大学》之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不是积极用世,担当社会责任。这就是后世功名观念的缘起,从深层次讲即是人类心底的不甘落寞意识。曹植 "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与杨德祖书》)的社会抱负,"功存于竹帛,名光于后嗣"(《求自试表》)的人生理想,"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的郁结,反映了这一点。李白之所谓"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李白《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反映了这一点。辛弃疾之所谓"了却群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也反映了这一点。中国古文人心底浓厚的功名观念,以及固有的不甘落寞意识,使中国文学出现了出处这一主题。出,即出仕,做官;处,即隐退,不仕。如果说"处"是"冷眼向洋看世界",那么"出"即是"热风吹雨洒江天"。出与处抑或仕与隐,实则是中国古文人对生命形态的抉择。然而,真正做出抉择很难,因为他们面临着既关心政治,热心仕进,又不得不退出和躲避它,这样一种矛盾的双重性。所以和稀泥的境界最为人们推崇,譬如谢安之东山盘桓与淝水之战两种人生境界的统一。出也罢,处也罢;仕也罢,隐也罢,"到底是意难平。"因为出,可以建功立业,扬名立万,走出落寞之境,但也可能一事无成,白首长叹;处,可以吟啸自在,盘桓山林,树高风亮节于后世,标理想人格与来者,但也可能潦倒一生,无闻于后世。无论怎样,不甘落寞是人类心底的呼唤,博取功名在中国古文人最有吸引力,正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体现最明显的,自是古文人在科举路上的挣扎,此处已无赘述之必要。

因为我要论述的是探春之不甘落寞意识,故有必要联系一下东晋南朝之门阀制度。自曹丕确定九品正中制,对人才之选拔基本为士族地主垄断。他们凭借世胄高位,控制着官僚机构,控制着政权,并压制庶族地主,歧视他们,不让他们参与政权,此即造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又由于士族地主身居高位,公务清闲,生活腐朽,大多无实际干才,误事误国者颇多;而庶族地主身处下僚,积极仕进,办事干练,但面临着巨大的人生忧患,终不得走出落寞之境。庶族地主因了才干自要成就一番事业,可无法为当权者重用,于是对不合理的门阀制度表达了不满、愤激,进而批判。"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有尺条,""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 ",这不仅是左思无可奈何的慨叹,更是对门阀压抑人才的愤激。"自古圣贤皆寂寞,何况我辈孤且直",出身贫寒的鲍照"才秀人微",积极仕进,而老不如意,在大力抨击门阀制度时,每每以诗文为进身之阶。在不合理中奋斗,盼望着建功立业,大展雄才,名垂青史,正是那个时代贫寒之士的共同的要求。

探春所处落寞之境,一是庶出,非太太养的;二是身为女子,无法在真正意义上干一番大事。在"妻妾不分则宗室乱,嫡庶无别则宗族乱"的宗法社会里,庶出无疑是不幸的别名,我将此与东晋南朝之庶族相联系,想来会让某些人笑掉大牙,但相似性却很多。一则处于卑贱、低下的地位,为世人轻视;二则杰出的才华被压抑、摧残,难以施展;三则对嫡庶制度抑或门阀制度抱有强烈的不满,但又不得不在这种制度下挣扎、抗争;四则在落寞中的抗争,唯能留下曲折的轨迹,而不能走向成功,面临着必然的悲剧。作为政治文人,探春必须有足够的勇气面对庶出的地位。让她反对"庶出"这一不幸的根源——封建的嫡庶制度,自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者的高见;说她力图维护封建的嫡庶制度,大类"你打了我的右脸,很好,再打我的左脸吧。"嫡庶制度已经给探春造成了不幸,难道 "才自精明志自高"的她会再去维护?庶出无疑是探春心灵的一块伤疤,是其所处落寞之境的最低限,也是其走出落寞之境的最大障碍。她不可能无视庶出的身份,但也不会拼命往嫡系里爬。她之自我定位表面是不在意的,她就说过:"谁和我好好,我就和谁好,什么偏的庶的,我也不知道",但内心深处却以能否发挥才华,走出落寞之境为标准。事实上,以庶出这一身份来压她、歧视她的,正是生母赵姨娘。诚然母女之情不容否认,但平庸意识与卑贱意识最为害人。别人可以瞧不起我们,这是他们的权利,也是他们的义务,但我们自己却不能自卑,不能瞧不起自己。唯有自强,唯有不甘平庸,才能实现自我。人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由了一种社会定位,但社会定位却不能给人带来丝毫的成就,虽然个人的顽强奋斗在历史的大浪淘沙面前无能为力,但社会的定位在个人顽强奋斗面前同样无能为力。在很大程度上,赵姨娘成为贾探春发挥才能的阻障,不是由了庶出本身,而是由了一种鄙夷。你不行,因为你是庶出的;你为什么是庶出的,正因为你不行。曾被人们津津乐道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也是这个意思。然而,历史上"老子英雄儿混蛋"者不在少数,"老子反动儿好汉"者也未始没有。反动阶级血统论与庶出不行论自是相通的。为什么庶出的就不行?贾探春要以实际行动回答这一问题。后来,探春理所做出的兴利除弊的改革以及抄检大观园时的抗争,都足令带变色眼睛的人们猛醒。事实上,真心佩服探春者很多,因为她是书中的人物,可到了现实生活中,那就难说得紧了。赵姨娘品格欠佳并不是主要的,平庸意识与卑贱意识也不应过分苛求她本身,因为这是半妻妾半奴仆的地位造成的。她不应压制探春。探春欲在落寞之最低限,以不甘落寞的意识走出去,首先要冲破赵姨娘以平庸意识造成的阻障。很显然,她做到了,虽然有的地方并不合适,但苛求作为政治文人的她是不应该的。

贾探春曾说过:"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业,那时自有我一番道理。她以身为女子为憾事,可见所处之落寞尚有此一层。然而,正由了这一段话,终于使她与中国古文人的不甘落意识联结在了一起。她要出去,正是一种积极入世的精神,立一番事业则反映了功名观念。无论是立业兴家,还是定国安邦,都是为了自我实现,为了走出落寞之境,为了被社会接纳,为了被人类接纳。不客她的想法现实与否,不管她的实力足以成就自身与否,她之志气皆有令须眉汗颜之处。如果没有大观园文人集团,《红楼梦》一点亮色也不会有的。有人讲,《红楼梦》中女子比男子更有志气,更有魅力。细想,的确如此。男子除了像贾宝玉那样呼吸悲凉之雾的先知者,不是愚腐不通、顽固不化,就是荒淫无耻、欺压良善。他们未始不知社会之没落,家族之衰败,但依然不自觉,依然花天酒地,而缺少应有的忧患。那在贾府中,是不是真的阴盛阳衰呢?也不见的。曹雪芹不仅是现实主义者,更是理想主义者。他之理想寄托在大观园文人集团那里,大观园才女的魅力大多是理想主义的魅力。至于现实究竟如何,我们也不敢妄加揣测。如果从出处的角度考察,贾探春自是选择了"出",她的所作所为都反映了这一点。自甘落寞,她是做不到的。她之德未必光彩照人,但她的确有才。发挥才能,建功立业,走出落寞之境,正是古文人的追求。这种不甘落寞的意识深深地打在了贾探春的骨子里,正是以这种意识为根基,她才可能对荣国府进行局部的改革。

其实,贾探春之不甘落寞意识已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功名观念。中国古文人功名观念,固以个人奋斗为根基,但却有一种狭隘的目标,若"大富大贵""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等等。有时由了才力有限、勤奋不足、机遇难逢,很难成功,然内心却汲汲于此,终于沦于禄蠹之流。贾探春诚然要以个人奋斗、走出落寞之境,成就一番事业,但我们很难发现自利的因素。她之所作所为,小则是个人价值之实现,大则是有补于没落之家族。高明的评论者自可这主义那思想的,给她戴一串大帽子,但醒着的总比昏睡的好,进取的总比消沉的好,修补大厦的总比挖墙角的好。我们评价人物的尺度,若道德、进步、落后、先进、没落,在人类所处之落寞境地面前,在人世之苦难与不幸面前,往往显得幼稚可笑,有时却难以自觉,还要一副面孔的走下去,终于让人觉得可厌、可鄙了。超越功名观念,不用以自利,终于使贾探春之不甘落寞意识得到了升华、净化,进而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如果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历史,就会发现人们尤其是文人,很少对自己年处的时代、所处的社会满意。孔子叹息礼崩乐坏,道学家叹息人心不古,盲目从众的人们也跟着扼腕长叹。十全十美的东西,世间本来没有;有缺陷、有弱点的则比比皆是。诚然,事若求全何所乐,但追求完美,力图使现实好起来,却真正反映了人们的可敬可爱,尤其在现实太不像话的时候。要把握我们这个时代的风气很难。看理论性的文字,大都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分析一通,再指出缺点、不好,最后则是道路曲折、前途光明之类的。有时,也真能使人振奋起来,觉得一切都是欣欣向荣。可一回到现实中,所经所历与耳闻目睹终于使人心不平了,于是慷慨激昂者有,唏嘘长叹者有;想当初者有,伤而今者亦有;手舞足蹈者有,讳莫如深者亦有。至于自身如何,大多笑而不答;"兴也罢,衰也罢,喝吧",虽有些明目张胆,水平终究不高;可"别人吃菜咱喝汤",则成了某些人的口头禅。"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常情即是如此,正统的理论与街谈巷议总有一定的差距,但什么更可信呢?前者是一个社会的主导,高扬着正义的旗帜,为了凝聚人心,在一些地方作讳饰是应该的;街谈巷议中添油加醋的成份很多,但往往更具有真实性。所谓"教育"者,大抵自上而下,但"学生"对"老师"不满意者颇多,终于双方都成了应付,只有空洞的的形式,而无实际的内容。现世社会,重视个性与情感,重视人生,重视个人的自我实现,应是主要的。但金钱至上的观念、社会上的丑恶现象,是让有良知者不满与失望的。其实,真正高深的却是享乐主义。物质享乐自不必说,但有时不免造成累赘,譬如"将军肚"云云。精神享乐,大抵是一个"玩"字。怎么"玩"法?忙中玩。人们都很忙,未必是瞎忙,但消遣、享受却是必需的,譬如流行歌曲、武侠言情小说、古装戏等。这些都带有商业性质,水平未必高,但易为人们接纳。有些高深者当然觉得这些东西不好,可闲着的时候却也看得津津有味。他们所建构的理论,譬如人性、情感之类的,从本质上反映的还是这些东西。有时候,感性的材料比高深的理论更具有先锋性。我们聆听带有层次性的流行歌曲,即可明了我们时代风气中的许多内容,但听水平很高的歌曲,譬如类似《红楼梦》曲子的那种,反不易得到关于我们时代的一些启迪。如果去触摸我们的时代,会发现很热闹,花样多,干什么的都有,人们都坐不住,短视的名利心很重......或许,里面缺乏很重要的东西。若以不甘落寞意识来关照,会发现人们对所处落寞之境缺乏一种自觉。中国传统的政治、道德、文化正在随风逝去,优秀的东西只在书本上高谈阔论,虽然大叫现实意义,可把眼光往下一看,现实意义实在难以落实。现代文化、现代意识缺少传统文化的支撑,如同没有根的大树,摇摇晃晃,显得相当脆弱。至于人类的终极关怀,大抵只在理论界哇哇乱叫。要之,过去、现在、未来好像被隔开了。怀旧意识被人瞧不起,理想主义苟延残喘于盛世繁华的角落里,想来海德格尔之所谓世间只有现在,是大有道理的。或许,有人会讲:现代人们热热闹闹的、快快活活的,或者追名逐利、勾心斗角,不正是不甘落寞么?这自然是曲解。不甘落寞的意识,以人们对所处落寞之境的自觉为前提;如果不自觉,只能是在落寞中热闹,在热闹中落寞。短视的名利心,并非不甘落寞;瞧不起名利,否认名利,大多口是心非;活得潇潇洒洒,共享人世繁华,并不是对精神自由的追求,而是享乐主义的别名;一切空空空,万事风风风,爱恨匆匆匆,自有虚无主义色彩。我们所谓的不甘落寞,承继着传统的精神,密切关注关现实,而最终的指向却是遥远的未来。过去,人类之不甘落寞意识,已使许多东西具有跨越时空的穿透力,已使人类历史的长河星光灿烂。人类的记忆是美好的,保留在人类记忆中的名字以及它们所表的一切是不甘落寞的。以不甘落寞的意识关注现世社会是痛苦的,也是必需的,如果不思奋斗,不思进取,一切将在消遥快活抑或昏昏如醉中沉沦。我们的时代应该给后世留下许多东本西,自然科学的伟大成就使人们拥有足够的自信,可人文科学总让人觉得寥寥。自然科学终会被后世超越的,后世的人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将如同我们看牛顿的三大定律。可人文科学所要回答的问题带有永恒性,能否在此方面给人类留下记忆,真正反映着一个时代的水平。后世的人们会怎样评价我们的时代?在人类历史的大浪淘沙面前,我们的时代还会有什么?很显然,这些问题都是虚无缥渺的,然而也是实实在在的。醒着的人们没有必要回避这些问题,因为小至个人,大至种族、人类,在心底都有不甘落寞的意识。或许,由此人类社会才能不断的进步、发展。这种意识,可能被人为的压抑,成为了地底的岩浆;可能不被人在意,成为没有生机的死水;可能被人为的张扬,成为喷发的火山。我们说贾探春的不甘落寞意识,既被压抑着,成为地底的岩浆;又被张扬着,成为喷发的火山。人们不禁要问,她的不甘落寞意识真有那么多内容,有那么强的时空穿透力么?我们说,从个体的人来看,确实有点带大帽子,但内核却是有的,而这内核正是人类共同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正是由于她拥有不甘落寞的意识,压而不曲,摧而不折,在落寞之中勇敢地抗争,才使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与未来意义。由于时代的局限,由于个人的局限,她并未真正走出落寞之境,但其抗争、奋斗的过程以及其中体现出的精神,却激 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

三 改革意识

李大钊曾对东西文化实质性的差异作了对比,他讲:

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支配自然的。

(《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言志季刊》第三册)

从这种对比中,可以看到我们民族安土重迁、无为而治与西方敢于冒险、勇于进取形成的巨大反差。古代中国自是农业社会,上层有深厚的重农思想,把农业作为天下的根本,下层有浓厚的小农意识,将自己牢牢束缚在土地上,相对的讲商品经济并不让人们热心;而西方则重视商品经济,热衷于海上探险、开辟新航路等,相对的讲小农经济并不束缚人们。以此为根基,中国传统文化因袭的担子很重,缺乏改革意识,即使不得不改时,也阻力重重,步履维艰;西方文化因袭的东西并不多,充满着变革精神,在改革时自能大刀阔斧、勇往直前。谈中国文化的改革意识,大抵是改革家的;谈西方文化的改革意识,大抵是民众的。东西对比,让人汗颜的地方很方,然本文只是从此处引入。

我论述的贾探春之改革意识,即是改革家抑或政治文人的。若要系统追述改革意识在历史长河中的体现,不仅是"挟太山以超北海",而且也无必要。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变革"这一概念的,自是《易经》中的《革》卦。革:巳日乃孚,元享,利贞,悔亡。意即《革》卦象征变革,时机成熟,才能被理解,圆满顺利,时机成熟,悔恨将会消失。《彖传》中讲:"天地革而四时成,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意即天地变革形成四时,成汤、周武的革命,符合自然社会的规律而又顺乎人心。对于变革,认识和把握时机的意义太重大了。说到底,《革》卦讲了变革的三点:一把握时机;二遵循规律;三顺应人心。这三点未必全面,但还可勉强对探春的理家作一下分析。

贾府在末世所处的形景即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自觉到这一点的人们并不少,但力图有所振奋,改革弊端的实在不多。整个大家庭黑暗腐朽,明争暗斗危机四伏,败在旦夕,若论责任,实在上层。贾母以儿孙满堂、多福多寿为自豪;王夫人表面仁慈,实则昏庸无能;邢夫人吝啬而以鄙夷;李纨是"竹篱茅舍自甘心",贾政是个衣冠整齐故作尊严的木偶;贾赦则毫不掩饰的享乐、为恶、欺压良善。当然,一枝独秀是有的。王熙凤有心计,有智慧,有手腕,有权术,整个贾府的大厦基本靠她来支撑。但她不可能全身心的奉献于贾府,她支撑大厦本就是为了个人私利。她看得清这一大家族的种种矛盾与危机,并有足够的才能进行一番整治,但她所要的只是繁华的暂时存在,以便供自己的支配、剥削、享乐。她热衷于权力的争夺,更不放松对下层奴仆的压迫,兴儿就曾这样评价她:"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笑,脚下就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俗话讲:上梁不正下梁歪。上层为私利而战,下层中饱私囊也就无可厚非。曹雪芹对王熙凤这样的当权派是不满意的,他要从文人的角度对自己所建构的宇宙进行一番整治,于是政治文人贾探春推向了前台。我们知道,整个贾府全部笼罩在王熙凤的权力之下,所以要让她在元宵夜宴后病倒,无力拨动管家婆的算盘。贾府的铜墙铁壁出现了一个大洞,急需弥补。于是王夫人派出了三驾马车——李纨、贾探春、薛宝钗,共同代理管家。这对贾探春来讲,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也是可怜巴巴的机会。王夫人深知李纨之无用,故派出薛宝钗压制贾探春,薛宝钗则不仅压制贾探春,还要利用她对付风姐。我们知道,在理家中,平儿是三驾马车与风姐间的联络员。探春的改革措施出笼后,平儿即道:"这件事须得姑娘说出来。我们奶奶虽有此心,也未必好出口。此刻姑娘们在园里住着,不能多弄些玩意儿来陪衬,反叫人去监修管理,这话断不好出口。"宝钗忙走过来,摸着他的脸笑道:" 你张开嘴,我瞧瞧你的牙齿舌头是什么作的。从早起来到这会子,你说这些话,一套一个样子,也不奉承三姑娘,也没见你说你奶奶才短想不到,也并没有三姑娘说一句,你就说一句是;横竖三姑娘一套话出,你就一套话进去;总是三姑娘想到的,你奶奶也想到了,只是必有个不可办的原故。"你听,一口一个三姑娘,一口一个三姑娘,说来说去不是利用,又是什么?同时,探春也被风姐利用着。风姐威权太重,得罪人太多,下层早已怨言鼎沸,把探春推向前台,自己退居幕后,正好转移斗争视线。探春所得之权柄有限得很,范围局限在大观园,改革也带有实验性,大类"特区经济"之类的。要之,贾探春的改革处在权力争夺的夹缝中,时机是不成熟的。从贾府的没落来看,改革势在必行,但高举改革旗帜的贾探春,只有这一次并不成熟的机会。她对自己的尴尬处境非常明了,她不可能长期掌权,也没有接到改革的使命,但她就是不甘心自己家族的没落。纵使不能从根本上改观,不能力挽狂澜,扭转颓局,也要勉力一试。如同抽刀断水,水流依旧,但毕竟激起了浪花;如同流星划过长空,无踪无影,但毕竟有过一段亮丽。

任何改革都要有一定的过渡阶段,改革者应当平稳的接过烂摊子,同时必须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不比前任差,且可超过前任。探春理家,昏昏如醉的上层可以不在意,但必须令下层发生反响,毫不懈怠。显然,众人并未对这个未出阁的年轻小姐抱有信心。但三日后,几件事过手,渐觉探春精细处不让风姐。临寝之时,坐了轿带领园中上夜人等各处巡察一次。于是,人们抱怨道:"刚刚倒了一个巡海夜叉,又添了三个镇山太岁,越发连夜里吃酒的工夫都没了。"唯有完成过渡,才可以提出改革方案。改革总要针对着旧的弊端,她先取消了宝玉、贾兰、贾环三人上学的点心、纸笔的月银,接着就蠲免了姑娘们每月重支的脂粉头油费。改变旧的,是为了建立新的,于是大观园管理方案出笼了,即令服役的婆子媳妇们承包园中植物生产,把大观园的些微收入全都纳入贾府的钱柜,不叫下人得去。说到底,其必谋从除弊、开源、节流三个方面进行,步步为营,层层推进,符合一般改革的规律,其成果即是每月为荣国府增加了四百两银子的收入。但是符合一般规律,并不能给改革带来真正的成功。贾探春作为小姐,有地位,有尊严,有才干,但一直没有实权,其改革也就不能从大的范围内大刀阔斧的进行,即使进行,巨大的阻力也会使它中途夭折,最根本的则是贾府的没落命运,不是改革能够挽救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精神上是可敬的,在现实中却只能是悲剧。贾探春有政治风度,但说到底是文人。她既有政治的手腕,又有文人的幼稚。在日趋腐朽的末世,出现她这样苦心孤诣的小工匠来修补大厦,真是可怜可笑又复可叹。可怜者,曹雪芹之苦心也;可笑者,当权派正在歌舞升平中享乐、沉沦,而一女子却像模像样的"公忠有为";可叹者,探春的理家只是小阳春,秋天早已到来,又能去哪儿寻觅逝去的春天啊!?

贾探春的改革是不是深得人心呢?如果说整个在家族的腐朽、荒淫、弊端足以使他们走向没落的话,他们并不以这些为忧患,反而洋洋得意,引以为自豪。因为无论是腐朽、荒淫还是家族内部的弊端,都足以满足自己的私利。如果把弊端革去,荒淫生活是无法继续的,因此上层对改革不会热心。在探春改革所涉及的范围内,上层态度非常冷淡:改亦可,不改亦可;小改尚可退让,大改就极力牵制。没落的阶级,总是眼光短浅,"今朝有酒今朝醉",至于明天的没落是不挂怀的。然而在万马齐喑、黑暗无边之时,力图改革在他们眼里,不是"大逆不道",就是一场笑话。从下层来看,他们深受剥削与压迫,苦难与不幸早已使他们对上层抱有强烈的不满,并且开始了反抗。"天上的老鸹一般黑",这是最朴素的阶级意识。无论怎么改,得利的总是上层,他们未必清楚其中的内幕,但事实不会错,更何况,下层深知贾探春的厉害,主奴观念强烈,主子的尊严不能容侵犯,奴才的地位不能逾越。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探春直来直去的推行改革措施,下层会是什么反应?幸好,有"时宝钗小惠全大体"相辅,否则早就怨言鼎沸了。为什么不好的东西带上温情脉脉的面纱就会被人们接纳?真是奇哉怪也。然而,面纱纵使温情脉脉,也只是面纱,剥削的加重是无法掩盖的。当真相暴露后,奴仆们不时消极怠工,就是积极反抗。我们不能说后来出现的偷盗事件是新政的产物,但明显带有对新政不满的因素。并且贾探春无力处理那种事件,柳五儿被扣、林之孝家的提出撵走彩儿她妈等她也只能往大奶奶或二奶奶那里推。在行将没落封建大家族内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实验,是不可能得人心的。不得人心的改革又怎会给贾府造成中兴的气象。或许,三驾马车的联合执政正是贾府由兴旺到没落的转折点。曹雪芹并不甘心,便让探春进行了一定的改革,力图振作,然终是"芳心一点娇无力。"在没落中振作,在振作中没落,或许这也正是一种挽歌情绪。这样的挽歌,曹雪芹并不乐意让王 熙凤那样的当权派来唱,因为他自身是在野派,郁郁不得志,虽然他也无力回天,但对当权派自有一种潜意识的不满,在这个意义上,贾探春成了曹雪芹自身的代表,她做的也正是曹雪芹要做的。唱着挽歌的政治文人,不仅为了没落的时代,更为了自己所根植的没落的文化。

分析探春理家,关键是提炼其改革意识。自觉到改革之必要,并以有准备的头脑抓住机遇,投入其中,除弊兴利,革故鼎新的意识,大抵即是改革家的改革意识,具体到探春,大体是改革的预备性、自律性、无私性、战斗性、借鉴性、变通性。探春对自己家庭形势非常清醒,是非得失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有所感慨,也有所盘算,遇到机会,则力图改革。后来,实施大观园管理方案,所用之人"俱是他四人(李纨、探春、宝钗、平儿)素昔冷眼取中"的,即是改革备性的明证。探春对自己的生活处理谨严,对丫头管束严格。铁托有句名言:"别人的,我什么也不要;我的,谁也别想拿去。"严格的律己,必然导致另一方面,丝毫不容侵犯。正如平儿对众媳妇所说:"他是个姑娘家,不肯发威动怒,这是他尊重;你们就藐视欺负他;果然招他动了大气......太太也得让她一二分,二奶奶也不敢怎样。" 如果说探春的自律主要体现在日常生活中,那么这种自律转移到改革中,则具有鲜明的无私性与战斗性。王昆仑在《政治风度的探春》中分析道:"探春当事之初,所遇到的并不是什么主动'立威'的问题,而是一个'大管家娘子'吴新登媳妇给她出了一个难题。探春和贾环的生母赵姨娘之弟赵国基-现在充任贾环上学的侍仆 -死了。他的身份是如此之尴尬,贾府应当赏多少银子呢?吴新登媳妇故意不说往例,不出主意,要看看这年纪轻、无经验、又涉及自己生母关系的探春小姐如何处理。结果是探春查明旧帐,决定按照往例,秉公办理,赏银二十两,不肯多加。既指斥了吴新登媳妇之故意刀难,也不避免生母赵姨娘的当面冲突。这是她第一次表示了大公无私和敢于战斗的精神。"唯有无私,才能使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得人心。正能上梁,方能正下梁。唯有敢于战斗,才能树立威信,把改革措施严格的一丝不苟的推行下去。我们说,正是无私性与战斗性构成探春改革意识的核心。同时,探春的改革带有借鉴性。大观园管理方案出笼前,探春和平儿商议道:"年里赖大家去,你也去的,你看他那小园子比咱们这个如何?"平儿笑道:"还没有咱们这一半大,树木花草也少多了。"探春道:"我因和他家女儿说闲话儿,谁知那么个园子,除他们带的花、吃的笋菜鱼虾之外,一年还有人包了去,年终足有二百两银子剩。从那日知道,一个破荷叶,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钱的。"借鉴先进经验,推出适合自身情况的改革方案,已鲜明的体现了出来。我们代搞改革的,大抵也玩这东西,成功者不乏其例,但胡乱学一通,醉翁之意不在酒的也未始没有。即使真心实意,也不免有"领导化"与教条化的毛病。适合自身情况实难。如果白交学费,什么也学不到,还是自己摸索的好。改革需要理论的指导,但不应被理论缚住手脚,要有变通性。唯有变通,才能真正把理论运用到改革中去。探春是搞事业的,并不拘泥于封建的正统理论。她可以说朱子是虚比浮词,她并不在意薛宝钗指责她利欲熏心。探春有变通性,但宝钗也未必是教条主义者,她宣讲的目的压制探春,让她有所顾忌。没有准备的改革,很难成功;缺乏自律性的改革者,很难担当起重任;没有无私性的改革者,不会得人心,敢于战斗,才能把改革深入下去;借鉴先进的经验,既要真心实意,又要适合自己的情况;改革中的变通,最能体现一个改革者的理论水平,也最有益于改革本身。相信,作为政治文人贾探春的改革意识,不会对当今的改革者一点用没有。

我说过,改革意识分为改革家的改革意识和民众的改革意识。前者在中国文化中体现非常明显,无论商鞅变法、魏孝文帝改革、王安石变法还是戊戌新政,脱颖而出的都是改革家,他们所推行的改革措施,为人们主动接纳者不多,大都是冲破层层阻力,强制推行下去。改革涉及到利益的调整,不免使一些人得利,一些人吃亏;而中国人有安土重迁、力求稳定的传统,对自上而下的改革,不管好坏,有一种潜意识的排拒,宁可吃亏,亦要抱残守缺。所以,在中国民众中缺乏积极的改革精神,多有消极的守旧思想。中国固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但唯有"穷"才变,不"穷"不变,说到底即是不得不变时才变。瓜分豆剖,揭竿为旗,陈涉辍耕于陇上,列强窥视于边疆,唯有到了火烧眉毛之时,才兴冲冲而又战兢兢的起草一大串变法诏文,把不可能对限的期票支付出去,这大抵即是戊戌变法。"变"是为了"通",是为了统治清明,是为了开辟前进的道路。唯有"通"才能"久",才能使统治万古长存。这又使改革必须在旧的范围内进行,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是"大逆不道",而被扼杀。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家大都是孤独者、寂寞者,他们面临的不仅是争权夺利所造成的阻力,更有人们浓厚守旧思想的铜墙铁壁。我总以为,唯有民众的改革意识彻底战胜消极的守旧思想,改革才大有希望,但民众改革意识的增强却非一时之功,需要长期的教育,更需要内心的自觉。所以我们最需要的还是敢于冲破重重阻力,开拓创新,一往无前的改革家。在改革的攻坚阶段,再也没有初期一针见效、成绩斐然的欢欣鼓舞,更多的是披荆斩棘、不惮前驱的苦苦探索。在民众的感觉中,是无声的,甚至是失望的,而唯有无愧于我们时代的改革者,才明了前进的艰难,才甘于在寂寞中探索前进的道路,才敢于作大胆的尝试,才对我们的改革抱有真正的信心。

如果讲中国文化中的改革意识,曹雪芹在贾探春身上寄寓的就很有代表性,我们不能说那种改革意识是没落的,也不能说是完美的,它的确需要完善。剔除那种改革意识所不可避免的落后性与局限性,注入先进的、科学的内核,与民众的改革意识相结合,或许会使它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尽而有益于我们的时代。

四 忧患意识

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这样经历过深重的苦难与屈辱。没有一个民族的文人,像中国古代文人那样经受着无穷无尽的天灾人祸、征战杀伐、时局动乱、颠沛流离的折磨,经受着专制统治和强权政治的压抑及对人格心灵的严酷摧残。"雷霆之所击,无不摧折者;万钧之所压,无不靡灭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势重非特万钧也。"(贾山《至言》)中国古文人有着巨大的人生忧患,然而传统的忧患意识并未包含这一层。忧患意识萌生于商周之际,殷人唯神是依,唯卜是信,周人敬鬼神而远之。殷人占卜主要是敬畏神,周人卜筮则融入了浓郁的政治因素。先民们对未知之事及自身命运有着一种无明的忧惧,他们未必自觉到人生,但那忧惧却是一种朦胧的人生忧患意识。忧惧的心灵与日趋复杂多变的现实政治联系在一起,愈发强烈、深沉,产生了朦胧的传统忧患意识(家国忧患意识),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诗经•大雅•荡》)即反映了这一点。《易•系辞下》:"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是故其辞危,......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所谓"有忧患""其辞危""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正反映出了人对现实忧患的态度和自觉意志的增强。为了方便,不妨引尚永亮《生命在西风中骚动》(128-130)中对传统忧患意识的两段论述:

这种忧患意识(朦胧的家国忧患意识),经过春秋、战国之际的孔子、曾子、孟子等人的继承和阐扬,便由朦胧而转向清晰,由狭小而转向博大,其载体亦由少数上层统治者扩展而为众多的中下层士人,其关注对象则由周之邦国进升而为整个天下;与此同时,士人们的心性培养、人格塑造也都与这种意识紧密关联起严,一种深厚的社会责任和庄严的历史使命感从这时起真正诞生了。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如有一朝之患,则君子不患矣。""人之有德术知者,恒存乎疢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在这些论说里,我们看到了一种高度自觉的主体意志,一种时时刻刻自我警惕、自我提升、以拯救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一种存不忘亡、安不忘危、慎终追远、忧道谋道的心理。这种意志、精神和心理经过儒家"修、齐、治、平"理论的整合,经过历代统治者的提倡,已深深渗透到了后代文人的心理结构之中,从杜甫的"孤舟一系故园心"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可以明显看出其演进的轨迹。

忧患意识发轫于周初统治者有鉴于殷商覆灭的历史教训和现实危机而生发的对国运的忧虑,中经孔、孟等儒家代表人物之"忧道"、"弘毅"、"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等理论的发扬光大,最后渗透到后代文人的心理结构中,落实到他们的人生实践上,走过了一条漫长的途程。在这一途程中,忧患意识本身也发生了如前所述的若干变化。但变化中又有不变者在,而这不变者正是忧患意识的内核,那就是:它的致思方向始终指向未来,而不仅仅局限于现实忧患之中;它的关注对象主要是家国天下,而不在个体生命、情感上多作停留;它增强了人的自觉意志,使人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和地位,而其目的所在则将人之自觉意志融入群体道德和群体意识之内。

尚永亮还将忧患意识与悲秋意识作了深刻的对比,此处已无赘述之必要。他以为两种意识由于一种内在的忧患感取得了深层次的统一,是很有启发性的。私以为,凡具有内在忧患感的意识皆可纳入广义的忧患意识。我们说传统的忧患意识在明末清初得到了提升,成为民族忧患意识。其实华夏民族自形成之日起,就充满着忧患,若商对东夷族的征服、秦汉与匈奴的战争、北宋之亡于女真、南宋之亡于蒙古,但那时对民族忧患缺乏一种理性的审视,而经常感情用事,若"壮志饥餐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同时人们把君臣纲常凌架于民族存亡之上,盲目强调不仕二朝。而到了明末清初,优秀的古文人开始以理性的态度审视君臣纲常,审视民族大义。王夫之提出正义"有一时之大义,有千古之通义",民族存亡作为千古之通义远远高出君臣纲常这一时之一大义。黄宗羲以为"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于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并斥责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小儒的陋见,伯夷反对武王伐纣是无稽之事,"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一人一姓乎?"顾炎武则区分了"亡国"与"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堵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他讲:"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其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私以为,宋代范仲淹虽高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心中却未必明晰"天下"与"家国"之别,而唯有到了充满着民主精神的明末清初,才完成这种区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反对异族入侵下的率兽食人,终于使这一时期的忧患意识上升为自觉的理性的民族忧患意识,而接近更高层次的人类忧患意识。所谓人类忧患意识,大抵是对人类群体生存与发展的忧虑,譬如:终极关怀、人类的前途与命运、人是什么、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和解等等,由于这些问题在哲学层面上,不是我所处的年龄阶段能够深入思考的,故不论。

要之,我所谓的忧患意识,根基于人生忧患意识,并由人生走向社会,由个体走向群体,由狭小走向博大,将家国、民族、人类纳入自己博大的胸怀,以一种居安思危、忧国忧民的态度直面社会风云,以一种明耻教战、慎终追远的心理激发图强的意志,以一种高度的牺牲精神去承担家国、民族、人类的深苦难,而最终的归结点却是人生忧患意识。我总以为人应该从真实的"小我"走向真实的"大我",但到了白发苍苍的暮年,到了行将与宇宙融为一体的时候,真实的"大我"终会归结为真实的"小我",然而这种"小我"的真实性亦会虚空,如此人能无忧患乎?

根深蒂固的忧患意识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深深地打在了中国历代文人的骨子里,曹雪芹作为其中一员自不例外。对人生坎坷不平的体验,对家族兴衰的体验,对社会不平与悲凉的体验,自会激发沉淀于内心深处的忧患意识,相应地,这种忧患意识必然会注入《红楼梦》,注入他理想中政治文人贾探春的精神世界里。探春的诗才,一般定位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其实她和宝玉在同一条水平线上。如果说宝玉的诗作大多反映贵公子的风流自赏、忧愁感伤,那么探春的诗作更有一种人生忧患意识。十二首菊花诗在《红楼梦》中自有其地位,但人们往往重视潇湘、蘅芜、枕霞之作,而忽视了蕉下客。《簪菊》反映了她不庸俗、不纤弱、无脂粉气的个性,如:"短鬓冷沾三径露,葛巾香染九秋情。"这种风度,这种高情,唯名士才拥有,若以少女刻意求之,也许真像道学家说的"不成体统"了。但我们要的是其精神内核,而这内核方是曹雪芹的兴寄所在。我说过,探春是被当作政治文人来塑造的,或许由此,曹雪芹让她选择了最后一首《残菊》。私以为"残菊"即是"残局",这种谐音方法虽让我作呕,但此处实在有用。不妨录下全诗。

露凝霜重渐倾欹,重赏才过小雪时。

蒂有余香金淡泊,枝无全叶翠离披。

半床落月蛩有病,万里寒云雁阵迟。

明岁秋风知再会,暂时分手莫相思。

其所谓"蒂有余香""枝无全叶""金淡泊""翠离坡",不仅写出了残菊的衰飒,更象征了贾府在忽喇喇大厦倾,昏惨惨灯已尽,家亡人散各奔腾之后,寒烟漠漠、败叶萧萧的凄凉。或许,那"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的沉重感叹亦由此而发。作为政治文人,探春对家族抱着无尽的忧患。她曾不甘落寞的意识,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她曾以改革的意识对大观园所形成的宇宙作了整顿。但她究竟是文人,没有实权空有尊严的政治文人。对家族纵有忧患,也只不过是忧患。空阶的落叶,是说不出的惆怅;亭亭的落日,是无可挽回的衰飒。一个家族如此,一个国家如此,一个社会亦是如此,曹雪芹只能写那样的封建家族,写那封建家族的腐朽、衰靡、忧患、没落,但实际上,他已经写出了那样一个国家,那样一个社会。因此,他注入贾探春精神世界里的忧患意识已上升为象征意义的家国忧患意识。当这种意识落空后,她要面临的则是人生忧患。"清明涕送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这就是她的命运;"半床落月蛩有病,万里寒去雁阵迟",这就是她的人生忧患。对这不可避免的人生忧患,她自能表现出一种达观"告爹娘,休把儿悬念。自古穷通皆有定,离合岂无缘。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也,莫牵连",这是对爹娘的告慰;她之所谓"爹"自是贾政;她之所谓"娘"又是谁呢?赵姨娘还是王夫人?呜呼,无法可想。"明岁秋风知再会,暂时分手莫相思",明岁还会有相会么?分手真是暂时么?如果有,如果是真的,曹雪芹又怎么让她收拾"残菊(局)"啊?

"抄检大观园"是《红楼梦》中的一件大事,是贾府这个封建大家族内部矛盾尖锐化、表面化的表现,它演出了这个家族成员之间自相厮杀的悲壮一幕。世代冠冕簪缨,知诗书、明礼义的大家族,为了一个绣春囊而兴师动众,大事抄检,把大观园闹得人仰马翻,这反映的不仅仅是封建伦理伦道德的虚伪 性,更反映的不仅仅是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性,更反映了阶级头斗争的残酷性。阶级斗争不用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只讲上一两天,马上就是血泪斑斑,伤痕累累。睛雯之寿夭,司棋之自杀,皆是由此。有人索隐出绣春囊是薛宝钗的,其目的利用抄检大观园向林黛玉射出最有杀伤的毒箭;既然那样说,那就是薛宝钗的吧。有人说袭人是大观园里的"第五纵队",她在宝玉的步步追赶问下一副做贼心虚的样子,以及她的"敌人"晴雯、司棋都没好下场,而同党秋纹、麝月却安然无虑,即是明证。既然那样说,袭人就是"第五纵队"吧。这些东西除了给我们惊奇外,实在没有多大意义。我相信,在"抄检大观园"这一幕中,最为光彩照人的形象即是贾探春。带着忧患的话语如同沉重的铅块压在我们的胸口,使我们艰于呼吸视听,她说:"你们今日早起不是议论甄家,自己家里好好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咱们也渐渐的来了。可知这样的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她流泪了,那泪水是无可奈何的泪水,又是愤激的泪水,更是带着沉重忧患的泪水。对于家族无可避免的恶运,她要挽救,她要战斗;对于破坏正统尊严的横暴,她要做最猛烈的的反击。素昔以强干、狠毒著称的凤姐,在她面前变成了温顺的羔羊,不是陪笑,就是道歉。内心没有成算的恶奴,胆敢越众取笑探春。"只听 '啪'的一声,王家的脸上早着了探春一掌。探春登时大怒,指着王家的问道:'你是什么东西,敢来拉扯我的衣裳!我不过看着太太的面上,你又有年纪,叫你一声妈妈,你就狗仗人势,天天作耗,专管生事。如今越性了不得了。你打谅我是同你们姑娘(迎春)那样好性儿,由着你们欺负他,就错了主意!你搜检东西我不恼,你不该拿我取笑。'"王昆仑曾盛赞探春这一掌,他说:"探春这响亮的一掌,是伸张正义、大快人心的一掌,也是人所不敢为的一掌。探春这一掌,不但打在了一个当权狗腿子王善保家的脸上,也间接打在了那些摧残少女的上层统治者脸上。尽管探春没能阻止别人继续搜检,也并不能挽救多少少女的惨遭恶运,但也足以使那横行无忌的狗腿子们杀了威风。"兵法云:"强驽之末,势不能穿鲁缟也。"我们说探春那响亮的一掌,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她以那响亮的一掌,结束了一个政治文人在挽救没落家族上的使命,收拾了混乱不堪的残局。她将面临更大的人生忧患,她的忧患意识将再次被提升。

电视剧《红楼梦》对探春命运的安排还是大有道理的。海疆叛乱,卫老爷战死沙场,朝廷欲以公主和亲。南安太妃对探春极为赏识但庶出的身份限人,于是认为义女,出嫁藩国。曹雪芹未必敢那样写,但唯有那样安排探春的命运,才符合他把探春作为政治文人塑造的本意。从前八十回屡屡出现的诗谶来看,也应该如此,若二十二回她所制的灯谜:"阶下儿童仰面时,清明妆点最堪宜。游丝一断浑无力,莫向东风怨别离。"当然,当体现最明显的在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不妨录下:

...... 数到探春。探春笑道:"我还不知道得个什么呢?"伸手掣了一根出来,自己一瞧,便掷在地下,红了脸,笑道:"这东西不好,不该行这令。这原是外头男人们行的令,许多混话在上头。"众人不解,袭人等忙拾了起来,众人看上面是一枝杏花,那红字写着"瑶池仙品"四字,诗云:

日边红杏倚云栽 。

注云:"得此鉴者,必得贵婿,大家恭贺一杯,共同饮一杯。"众人笑道:"我说是什么呢。这签原是闺阁中取戏的,除了这两三根有这话的,并无杂话,这有何妨?我们家已有了个王妃,难道你也是王妃不成?大喜,大喜!"......

如果不经意的偶然变成了不自觉的必然,如果昔日的欢乐变在了今日的惆怅,如果无尽的忧患变成了遥远的牵挂,我们怎么想,她又会怎么想。无言,寂寞的无言,无言的寂寞。大观园里的一草一木,一山(假山)一水,都是那样的熟悉。传新令的怡红院,论旧文的潇湘馆,还有生于斯长于斯歌哭于斯的秋爽斋,她又怎会忘记?大观园文人集团的任何一个成员,将永远保留在充满着欢歌笑语的记忆里。人生的忧患,她可以直面,但家族的忧患、国家的忧患她又怎忍心割舍?中国历代文人的忧患意识已恨的打在了她的骨子里。她的忧患意识就是曹雪芹的忧患意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激荡、回应,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使我们的民族居安思危、明耻教战、慎终追远、奋发图强;也正是这种伟大的意识铸就了我们民族的脊梁。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写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试问,像屈原、司马迁、杜甫、岳飞、陆游、弃弃疾、文天祥、顾炎武、林则徐这样的民族精英,这样的民族脊梁,哪一个没有伟大的忧患意识?

当完成了贾探春文化魅力的论述,我们会发现她与曹雪芹文化魅力的统一性。她不甘落寞,正是曹雪芹不甘落寞;她高扬的改革旗帜,正是曹雪芹传递给她的;她的忧患意识,正是曹雪芹注入的。不甘落寞的意识、改革意识、忧患意识使贾探春在文化沉甸甸的。正是由了她的存在,彻底磨灭了无知者高谈阔论《红楼梦》时,所陶醉的"莺莺燕燕春春,花花柳柳真真,事事风风韵韵,娇娇嫩嫩,停停当当人人"(元•乔吉《天净沙》);正是由了她的存在,才压住了大观园文人集团第二梯队的阵脚,进而压住了整个大观园文人集团的阵脚;正是由了她的存在,才成就了大观园文人集团本身,才使曹雪芹的文化人格理想在《红楼梦》中真正落实。

我说过,大观园文人集团的任何一个成员,既是文人,又是少女。她们有文人的气质、文化的魅力,更有少女的需要,少女的情怀。在以下的行文中,我将着重分析探春作为一个少女在贾府的尴尬处境,并将其情怀放到末代儿女情中去审视。

五 尴尬处境中的抉择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在莫《人的动机理论》一文中,将人的基本需要分为五个层次:第一层次亦即基本的层次是生理需要,指人们对食物、饮料、住所、性交、睡眠和氧气的需要;第二层次是安全需要,指人们对秩序、稳定亦即安全感的需要;第三层次是归属和爱的需要,指人们在生理和安全需要得到满足后,更迫切地需要爱的温情和家园的温暖,第四层次是尊重需要,包括自尊(对获得信心、能力、成就、独立和自由等的愿望)和来自他人的尊重(如威望、承认、接受、关心、名誉和赏识等)这两方面的需要;第五层次亦即最高层次是自我实现的需要,指人对成长、发展、利用潜力、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用马斯洛的话讲,这乃是"一种想要变得越来越像人的本来样子,实现人的全部潜力的欲望。"这五个需要层次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它不仅适合西方人,而且适合东方人,同样适合大观园里的少女。贾探春作为政治文人,她的需要主要集中在四、五层上,从文化魅力讲,她的这些需要也在一定时期内得到满足。作为少女,或许她更需要第三层次的满足,然而尴尬的处境往往使她回避这一点,不敢直面这一点,由之形成了与赵姨娘的畸形关系。

赵姨娘是贾探春的生身之母,虽然半妻妾半奴仆的地位,已不可能造就正常的母女关系,但至少应该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去体贴、疼爱、关怀自己的亲生女儿,但她显然没有做。如果这还情有可原的话,她至少应该以自己高尚的品格来影响女儿,以自己纯洁的灵魂感化女儿,但她本人却是心术不正、灵魂卑微。我们说贾探春,很难从赵姨娘这里得到母亲的爱,所以也就难以付出作为女儿对母亲应有的爱。爱的需要,双方都无法得到满足,所以造成了一种难以言传的冷漠。或许,探春所需要的是情感的爱与高尚的爱,而赵姨娘则以私心的最大满足来衡量爱。在探春处理给赵姨娘的同胞弟弟赵国基发体恤费的事件中,可以说探春、赵姨娘所理解的爱都轰坍了。或许由了愤激探春将了很绝决的话:"谁是我舅舅?我舅舅年下才升了九省检点(王夫人之弟王子腾),那里又跑出一个舅舅来。"情感的爱和高尚的爱得不到满足,便在畸形中渗入了渣滓,从而轰坍了她本身,这反映了探春在力图寻找另一种归属,即不甘于庶出的身份,要在实际地位上得到更高的认可。当然,探春要满足的主要是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然欲达此目的,必须满足归属的需要。如果归属的需要得不到满足,则一切都是空谈,这就是封建嫡庶制度给人造成的无奈。诚然,她"讨好"过王夫人。有一次,贾赦欲讨鸳鸯为妾,贾母恐自己失去臂膀,于是动了气,不分青红皂白,把与此事无涉的王夫人责备了一顿。探春当时正在跟前,立即为王夫人辩屈,结果使盛怒的"老祖宗"承认自己"老糊涂了"。然而在这"讨好"中,你找的到奴颜媚骨么?你找的到拼命往上爬的确利欲熏心么?你找的到人格尊严的丧失么?探春是有骨气的政治文人,王夫人的委屈她只当作床上的灰尘,轻轻的拭去。或许,伪善的王夫人已用那锐利的眼睛看到了贾探春的骨子里去,看到了她那不可侮辱的人格尊严,看到了好那出类拔萃的才华,而从未把真正的权柄假于她,反而处处防备她,压制她,甚至歧视她。基于此,我们说贾探春从未在真正意义上讨好过王夫人,而只是以一种凌然不可欺的姿态靠拢过。冷清的中秋夜,月露风寒,凄凉寂寞,姊妹们都熬不过,去睡了,只有探春静静的坐在贾母与王夫人身边,一句话也没有说。贾母笑道:"也罢,你们也熬不惯,况且弱的弱,病的病,去了倒省心。只是三丫头可怜见的,尚还等着。你去罢,我们散了。"我们不禁要问,她等的到底是什么?是贾府上层对其归属的更高认可么?或许是吧。然而那一句"你去罢。我们散了",与探春及贾府之命运相联系,细细揣摩,果然不胜凄凉。说到底,探春之归属需要并未得到满足。再回到赵姨娘这边来。她之抱着私心的爱施于贾环,并想利用贾环,重新确立自己的一种归属。她请马道婆诅咒宝玉及凤姐即是明证。同时,贾环也是满脑子毒水的人,故意泼油烫了宝玉;后来在贾政面前添油加醋的诋毁宝玉,引发了宝玉挨打。我们不禁要问,为何赵姨娘、贾环要处心积虑的对付宝玉,甚至想制其于死命?原来,宝玉是贾府财产的唯一继承人,庶出的贾环则没有这个权力;若制宝玉于死命,则贾环即可成为财产的继承人,甚至有可能进入嫡系行列。历来"母以子贵",如此,赵姨娘岂不会得到另外一种归属(大有可能取代王夫人之位)。前后稍一对照,读者的同情心立即会倾向于探春。但探春与赵姨娘的畸形关系,究竟难以诠释。若论责任,赵姨娘的应比探春的大一些。我们可以同情被侮辱者与被损害者,但她本身不应有平庸意识与卑贱意识,显然,赵姨娘应被排除在被同情者之列。当然,探春对待自己生母的方式并不合适。然而,畸形的根源是封建嫡庶制度,对母女二人都不应过份的苛求。

如果说赵姨娘、贾探春、贾环在小的范围内组成了一个家庭的话,我们无法从中找到任何爱的温情,家园的温暖。她们都不满意,彼此间都不尊重,终于变成了一种冷漠。于是,贾探春在这尴尬的处境中作出了抉择,脱离出去,寻找新的爱的归属,也就产生了感人至深的末代手足情。

六 况我今当手足情

贾迎春出嫁后,宝玉天天到紫凌洲一带地方徘徊瞻顾,见其轩窗寂寞,屏帐翛然,不过几个该班上夜的老妪。再看那岸上蓼花苇叶,池内的翠荇香菱,也都觉摇摇落落,似有追忆故人之态,迥非素常逞妍斗色之可比。既领略得如此寥落凄凉之景,是以情不自禁,乃信口吟成一歌曰:

池塘一夜秋风冷,吹散芰荷红玉影。

蓼花菱叶不胜愁,重露繁霜压纤绠。

不闻永昼敲棋声,燕泥点点污棋枰。

古人惜别怜朋友,况我今当手足情。

此歌好处即在信口吟成,笔意流转,胸中郁结,自然流出。我总想将此与李义山的那首名篇作对比:"竹坞无尘水槛清,相思迢递隔重城。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残荷听雨声。"其实,只要反复吟咏几遍,即知二者不在一条水平线上。然,二人郁结不同,怀抱各一,也不好盲目以文字区分高下,况且对贾府一贵公子亦不应过分苛求。

我们说,贾迎春由了自身之积弱,运命之无奈,成了大观园文人集团最早崩溃的一个:宝玉对大观园文人集团的怀恋,追忆抑或哀悼,在形式上也是由此开始的。(在实质上,由悼黛玉开始,因为《芙蓉女儿诔》)"名诔晴雯,实诔黛玉")但我们很难发现贾迎春担得起宝玉之所谓"手足情",我们几乎找不到二人手足情深的明证。或许有人说,《紫凌洲歌》难道不是么?私以为,宝玉之所谓"手足情",一则基于现实,二则为了对女儿的尊重,而真正担得起手足情的,却是探春。当然,我不会效颦于脂砚斋,说《紫凌洲歌》"名怀迎春,实别探春"。

所谓"手足情",大抵由了天生的一段缘,即血缘。有了缘,却未必有份。探春、贾环自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妹,但她们却只能说"有缘无份",在她们中间,我们无法找到真实的手足情存在。黛玉没有兄弟姊妹,手足情得不到满足,成为终身一大撼事。探春虽有贾环这样的亲兄弟,但同样无法得到手足情,于是在同父异母的哥哥宝玉那里寻求,并得到了满足。二十七回探春与宝玉所讲的体已话即是明证。由了做鞋风波,探春所表明的态度,还是让人理解的:"我不过是闲着没事,作一双半双,爱给那个哥哥兄弟,随我的心。"如果手足情也讲究情有独钟的话,这里即是明证。手足情,如同人世间的任何情感一样,只有彼此接触才能加深。我们不能否认千里神交的存在,但人世有几?探春发起海棠社,不仅展开了青年人不以长辈为中心而自己活动的局面,更加深了与宝玉的手足情。探春的高雅,为宝玉敬重;探春的志气,为宝玉钦佩;探春的才华,为宝玉折服。双方都有情感的基础,方能维系这感人至深的手足情。

童年的手足情,可以用亲密无间维系;少年的手足情,只能以互为知已维系。如果不互为知已,随着岁月的流逝,兄弟姊妹之间不免隔膜,手足情也终会虚化。让我们值得欣慰的是,探春与宝玉之间实有知已之份。在大观园文人集团,"芳草欲癯千年绿,夕阳犹剩六朝红"的时候,林黛玉重建桃花社,史湘云偶填柳絮词,于是唯一的填词聚会举行了。或许是探春情苦,或许是曹雪芹有意安排,她只作了半首《南柯子》:"空挂纤纤缕,徒重络络丝,也难绾系也难羁,一任东西南北各分离。"这自是探春的命运,贾府既留不住她,也不能把她羁绊,而唯有任其四海飘泊。命运至此,天荒地老;青春至此,诸芳散尽。吾复何言哉?吾复何言哉?探春不能言,因为她已经沉痛到了极限,譬如"何事云轻散,问今番,果真到海枯石烂",往下你又怎么接?虽然宝玉在大观园文人集团里总显得江郎才尽,但她自是聪明颖悟者,探春之苦恼,之郁结,他又如何不解?于是,提笔续道:"落去君休惜,飞来我自知。莺愁蝶倦晚芳时,纵是明春再见隔年期。"如此深情足以;如此手足情足以。手足情深,知己知彼;手足情苦,天涯分离。这找不到归宿的手足情,已成为末代儿女情一个不可或缺的构成。正是由了这手足情,末代儿女情走向了全面,走向了深化。在儿童嬉戏的草坪上,在手拉手上学的路上,在欢歌笑语的饭桌上,在夕阳里的散步中,都可能有手足情有存在,现世的人们,珍视她吧。在欢笑中,我们不自觉;在苦痛中,我们相蔚藉;在迷惘中,我们倍感惆怅......

是的,探春终会走的。宝玉的深情厚谊,留不住她;姐妹们的欢歌笑语,留不住她;大观园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留不住她;贾府行将没落的命运,也留不住她。她当然不忍心,因为美好的记忆在这里,然而,那深情的泪水啊,你为什么收不住啊?或许,那泪水不仅仅是泪水,而是和戎的泪水。

是的,探春终会走的。她带着找不到归宿的末代手足情走了;她带着曹雪芹的忧患走了;她带着贾府的忧患走了;她带着我们民族的忧患走了......

诗云:

奢华俱与水流尽,谶语果应红杏发。

泪洒清明藩国恨,一帆风雨到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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