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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经济学的思想解读《红楼梦》

作者:谢如炎  收录时间:2008-10-18

“红学”成为显学,是因为《红楼梦》这部煌煌大著不仅在文学领域超凡脱俗,登峰造极,而且它几近一部百科全书,总囊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精华。加之它虽伟大却不完整,由是使得各人能从不同的视窗来欣赏它、探讨它、猜测它、解读它。二百多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所谓见仁见智。

纵观红学的发展,其研究日见深入,视角日见广大,层面日见加多,几乎所有人文社科领域的队伍都开了进来。奇怪的是居然还没有人认真地从经济学的视角来解读它。大红学家周汝昌先生在他的《红楼十二层》的致读者中说,“曹雪芹的一支妙笔,有文有史有哲,囊括了真善美。”我在其旁批曰;“文学史学哲学,岂无经济学?有真有善有美,难道没有利?”其实,作为人情小说的《红楼梦》,其中是处处都渗透着经济学的思想,人物的行为,点点都是利益的驱动。

值得一提的是,距曹雪芹去世后不过十二三年,远在英国的另一位伟人,亚当·斯密,于1776年发表了轰动英国、震撼世人的《国富论》,这是一部经济学的奠基作,是市场经济的圣经,他由此而成为千年的伟人。他俩是同一时期的人。按周汝昌先生的研究曹雪芹生卒于1724年——1764年,亚当斯密则是确定无疑的生于1723年,卒于1790年,他们出生年月接近,只是斯密更幸运,他在富裕宽松的环境中比曹雪芹多活了二十六年。以至他的伟著得以完成,没有留下遗憾。如果雪芹有幸活到斯密的年岁,这两座丰碑或许同时落成,成为传世佳话。这种“同时”并非全属偶然,我想其中是有着某种联系的。

《红楼梦》和《国富论》是东方和西方近乎同一时期诞生的两册形式迥异的伟著,一个把人情诉诸形象,一个把人情诉诸理论。斯密从对人性的观察中发现了“经济人”,并归纳出了经济学;曹雪芹则通过《红楼梦》演绎了“经济人”并诠释了经济学。这种不同,是东西方文化差异的结果,也是政治经济环境和制度相别的原因。正是这种差异,才使得人们感觉不到它们之间的联系,以至至今无人用经济学的思想来解读《红楼梦》,更无人用《红楼梦》中的人情事理去阐释经济学原理。

《红楼梦》是部写实的小说,作者自言“不敢稍加穿凿”,所以我认定可以用经济学的思想来解读。因为“经济方法是一种统一的方法,适用于解释全部人类行为”。(加里·S·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换一视角,换一组新的工具,解读《红楼梦》,或许给人新的启迪。于是不揣冒昧,作了一些探索性的尝试。譬如,对于凤姐的放债盘利,我用货币流动说为她彰显其功;对于害死尤二姐,我用婚姻福利被侵占、被分割为其开脱;“弄权铁槛寺”,我以“寻租”的概念予以解说;贾瑞之死,则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犯罪成本问题;对于高鹗写的“调包计”,根本就是子虚乌有。根据对凤姐的利益比较,在宝玉的婚姻问题上,凤姐应该是拥林排薛的。对于宝玉不能与黛玉结合的悲剧,我则以产权学说予以揭示。因为宝玉作为儿子,他是贾政王夫人的资产品,他身体的所有权是属于他父母的,他没有对自己的支配权,而他父母的偏好和他的偏好又是完全不同的。对于秦可卿葬仪的奢华和刘姥姥二进荣国府的情节,我以“炫耀性消费论”解读;对薛蟠“悔娶河东吼”和“贾迎春误嫁中山狼”则以婚姻市场“信息不对称”中“二手车市场”理论解说……总之,是一个全新的视角,但绝不是“水煮”“麻辣”之类的“戏说”。

俞平伯先生说:“《红楼梦》可以说是一部问题小说……责任应该谁去负呢?”俞先生的意思很明白,这问题并不是谁的性格问题,也不是哪个人的善恶问题,这责任在社会,在社会的制度。这正应了制度经济学的一句话:“制度是决定一切的!”所以对于问题小说中的问题,我都是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来解读的。尤二姐之死难道不是男权社会多妻制的结果?元春陷在“那不得见人的去处”的悲剧,难道不是皇权制度有意为之?赵姨娘作祟,贾环使坏,正是妻妾嫡庶制度的产物,并非人性之恶。人是自利的,又理性有限,坏的制度便激励出恶的行为。李纨青春守寡而心如死灰、形同槁木难道不是封建道德制度对人性的扼杀?所以“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大悲剧,就是封建制度的大罪恶。而贾府的大崩溃,也正标志着封建制度行之不远,应该被替代了。

有人强调说《红楼梦》是说情的,因为曹雪芹本人开宗明义,说他的书“大旨谈情”。鲁迅先生也说,《红楼梦》是部“人情小说”。但人情也是蕰涵“交换”于其中的。交换并不限于物质的,货币的东西,也有精神的,感情的东西。它们分属不同的层面。黛玉的前世乃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的一株絳株草,她幻化为人,就为报答赤瑕宫神瑛侍者的灌溉之恩才随其下世。“他是甘露之惠,我并无此水可还,他既下世为人,我也去下世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偿还得过他了。”(第一回)这“还泪”之说,不是以物易物,以情换情么?倘若一个有付出,一个无报偿,这“人情”还能继续么?有一种生活在非洲的蝙蝠,以吸食其他动物的血液为生,如果连续两昼夜吃不到血就会饿死。因此,一只刚刚饱餐一顿的蝙蝠往往会把自己吸食的血液吐出一些来反哺那些濒临死亡的同伴,尽管他们之间没有“亲属”关系。这种行为遵循着一个严格的“游戏规则”,即蝙蝠们不会继续向那些“知恩不报”的个体再馈赠血液。中国传统的“知恩图报”,“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不都是说的人情么,但也不都是利益的偿还么?

在家庭、家族内部,乃至亲戚、朋友之间,人情的浓密,利他主义的盛行,是因为这种利他的“情”和“义”,都是有回报的,有效益的。而如果把这种情感利他主义施之于市场,施之于社会,不仅效率低,还会使更多的人“搭便车”,占便宜,降低社会效益。所以,贾府内人与人之间的“情”,都是一种交易品,付出的都是有回报的。

《红楼梦》写了两个层面的东西,一个是物质的,金钱的,这个层面的舞台上,最活跃的当属凤姐,她活脱脱的世俗、自利使人“恨凤姐、骂凤姐,不见凤姐想凤姐”(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另一个是感情的、精神的,这个层面的主将当然是宝玉,黛玉两位男女主角。正因他们互为专情,互不相负,才赢得了千千万万读者、观众的尊敬和喜欢。

这两个层面,两条主线,或这清浊二流是怎样汇合的?在经济学中,无论是“情”,还是“钱”,都被看成是各人的“偏好”,即各人的主观爱好。经济学强调人是“经济人”,是“自利的人”,是因为他们的所有行为都是追求自身的效用最大化。“效用”即是幸福、快乐、福利的经济学用语。各人的效用是不同的,因为各人的偏好不同。重情的人,为情而动,因情而快乐,本质仍是为自利而动。重义的人,以仗义为乐事;那信佛信神的人,以献身神佛为乐。各有偏好,各人的行为都为其偏好左右,并为其努力,以最大化地满足自己的偏好,这就是经济学的“自利”的意义。宝玉的利他行为,实质上是自利的,是根据自己的偏好追求心灵的安慰和自在。不要说到自利便是铜臭味,便是狼心狗肺,便是低级趣味的人。在生物学和经济学里,“自私”和“自利”都是中性概念。经济学概念里的“利”不是一个与“义”,与“情”对立的概念,而是“效用”的意义,它是囊括了“情”“义”等一切主观爱好的一个大概念。既包括物质的、货币的东西,也包括非货币,非物质的精神,感情层面的东西。正因为如此,“经济人”概念才能解释人类行为的所有方面。没有这种包容性,我是不敢用经济学思想解读《红楼梦》的,同样,如果读者仅以物质的,货币的“利”作狭义的理解,便不能看我的文章了,即便看了也并不能明白我的意思,至于骂我一顿倒是其次的。

《红楼梦》所写,大多是贾府的日常生活。包括饮食起居,衣食住行,人情往来,儿女之事等等,这是一个客观而真实的世界。它是丰富多彩的,饱含着各种的烦恼和欢乐,但又是扑朔迷离的,隐藏着无数的疑惑和谜团,由是为读者带来了不尽的争执。本书的十几篇文章就是试图以经济学的思想决疑解惑,同时也让大家学习到一些有关经济学的知识。

经济学“它不是一种教条,只是一种方法,一种心灵的器官,一种思维的技巧,帮助拥有它的人得出正确结论”(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语)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把它用来解读《红楼梦》呢?

最后还有两点稍作说明。

一、我所说的《红楼梦》实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也就是指的曹雪芹所写的八十回本,不包括高鹗的续书部分,高鹗所写的只能叫“续红楼梦”,他并非曹公的合作者,是没有资格称为《红楼梦》作者的。

二、文章中凡出现“经济学人”一词,是作者自谓。

是为序。

                         00八年十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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