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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推动《红楼梦》进入大众社会的第一人?

作者:劳 扬  收录时间:2008-10-06

 摘要:本文论证袁枚在世时出版的《随园诗话》中有关红楼梦笔记的可信度,并探讨《红楼梦》从“世未流传”到“庙市销售”的突破口,进而提出关于富察明义以及他所信任的某校书在《红楼梦》传播史上是否应有一定的历史地位的问题,并做出肯定的回答:在那个闭塞的年代他们在传播《红楼梦》有关信息的进程中巧妙地更是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

关键词:乾隆57年,乾隆59年,嘉庆二年,道光四年,《随园诗话》,《读红楼梦笔记》,袁枚,明我斋,周春,校书,红楼

现在已知的《红楼梦》读者的感想文字最早莫过于明义(我斋)和永忠的诗篇[1]。非常有意思的是他们在其诗篇的序中都写明了《红楼梦》其书未传世。现有的研究表明明义的诗写于乾隆27年以前[2],[3]。永忠的诗写于乾隆33年[4]。这就是说曹雪芹亲友之外的人直到乾隆33年前后也不知道京城已有人写出了划时代的小说《红楼梦》。可是高鹗在乾隆56年为萃文书屋出版《红楼梦》(即程甲本)所撰写的序中写明“予闻《红楼梦》脍炙人口者几廿余年”,那么倒推20年即乾隆36年,从那时起人们就知道并且喜爱阅读它了,且如程伟元所述“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可谓不胫而走者矣。”这与永忠诗稿中弘(日午)在眉批中表白的“恐其中有碍语”而“不欲一见”[5]的情况真有天壤之别。从传播学的角度看,这两三年的时间发生多么了不起的变化啊!可这种变化是怎样开始的呢?是谁最先为把《红楼梦》推向社会而施加了第一推动力的呢?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探索性文字,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以便深入讨论,让在曹雪芹去世后曾经为《红楼梦》的传世开创了奠基性工作的仁人志士获得应有的历史地位,同时也填补上从“密阅”到“热销”应是渐进的传播历程上的缺环。

一:正确认识和理解袁枚关于红楼梦的笔记。
为了对《随园诗话》[6]作者有一个全面了解,本文把《清史》中袁枚的传记抄录转载,作为本文的一条注释[7]。

1-1:袁枚应该对他去世后出版的《随园诗话》中文字的变更负责吗?
袁枚是一位文人学士,活了八十一岁,只在三十多岁时做了一阵子县令一级的官,大概算是个七品官吧,从四十岁开始后半辈子的四十多年里除外出旅游外一直在南京市小仓山随园生活。我们认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再也没有出来做官,这个历史的本身就反映了他的生活态度,他是真正实践了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式的田园生活的闲士。他在这样的无求于别人的闲适生活中写下了很多文字,记载了很多史料,写下了《随园诗话》等传世著作,创立了“性灵说”,为中华文学宝库增添了一分灿烂。这是一位几十年如一日、长期坚守如此生活态度并保持生活实践与理念相吻合的文人,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与那些口头上标榜“修身齐家治国”实则热衷于仕途经济的文人大相径庭,而后者对袁枚的个人生活方式往往就吹毛求疵。后人如果漫说袁公要在文集中显摆自己还有什么意义呢?他有必要显摆自己吗?《清史》是在袁枚去世120多年以后才完成的,也就是说《清史》中关于他是一位什么样的学者的记述是经过了历史考验的了。今天的文人无论有多大的名望在论及袁枚时都应该慎重。轻率地作贱袁“员外”无异于作践自己!如果有史料确证了袁枚的著作有误,那也应该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给予澄清。本文力求本着这种态度对袁枚有关《红楼梦》的笔记进行审度。
袁枚这方面的笔记中争议最大的是《随园诗话》卷二中的那一段。一粟编纂的《红楼梦资料汇编》完整地收录了袁枚的这段“诗话”在两个版本中的情况[8]。一个是乾隆五十七年刊本,另一个是道光四年刊本。现仅把两者区别的文字罗列出来对比:

前一个版本曰:“------明我斋羡之。当时红楼中有某校书尤艳,我斋题云:------ ”
后一个版本曰:“------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当时红楼中有某校书尤艳,雪芹赠云:------ ”

两者区别的要害是后者把前者“明我斋羡之”删去了,接着把给红楼中“尤艳”的 “某校书”题诗的主角来了个改头换面。这一删一改就把这段“诗话”的性质完全改变了。把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诗话”变成了自我吹嘘的“谰言”。对于所论及的段落,读者应该相信哪一版的文字?本文的回答是明确的,只能相信前者,只能相信乾隆五十七年的那个版本上的说法。
袁枚生于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卒于1797年(嘉庆二年),乾隆五十七年即1792年,枚老76岁,是去世前5年,说明当时身体还是可以的,书稿文责当属袁枚本人。而道光四年(即1824年)那已是他谢世27年以后了,这时出版的文字与32年前的文字不一样了。那与九泉之下的袁公又有何干呢?今天讨论袁枚针对明我斋的题诗所写的“诗话”只能以他在世时的文字为准。这应该是公道的吧!这里还须强调的一点是,即使是他在世时间的本子也应分清是不是袁枚的原刻本,因为其在世时已出现了“盗版本”。《〈随园诗话〉补遗》中记载了这样的事:“余刻《诗话》、《尺牍》二种被人翻板,以一时风行,实者得价故也。近闻又有翻印《随园全集》者,刘霞裳在九江寄怀云:‘年来诗价春潮长,一日春深一日高’。余戏答云:‘左思悔作《三都赋》,枉是便宜卖纸人。”他的“实者得价故也”的自评,真乃清醒灼见。
这是从“文字责任归属”和“文责自负”的常识上讲。若从逻辑的角度看那是更明确的了。袁先生这段文字是十分讲究的,有四个层次。首先,他在就明我斋的“题诗”发话之前先为曹寅唱了赞歌。可见他对曹寅为政的好感和缅怀。该段文字不算标点共180字,而曹寅就占了84个字,说明这段文字并不止是“诗话”,还有“史话”的成分。接着他基本上重复了明我斋在其《题红楼梦》的序中说的话,这一点非常重要,表明了他认同明我斋的观点:《红楼梦》与曹家的历史有密切联系。下面将要谈到,其重要性在于这与周春的观点是针锋相对的。第三层讲到明我斋“羡”《红楼梦》的文笔。请注意“羡”的不是“风月繁华之盛”,而是对它的备记,是对曹雪芹创作水平的褒奖,尽管此时袁枚多半没有读到过《红楼梦》书本,但他相信明我斋的话。第四层才是原本意义上的“诗话”。而这一层原本意义上的诗话也正是一段佳话、一段史话,本文以后要分析并指出这段诗话堪称《红楼梦》传播史的一段史诗。试问,袁公如此地围绕明我斋组织这段“诗话”,他怎么会忍心把“明我斋”完全删去呢?这就是本文所说的逻辑上的理由。如果再考虑到明我斋在袁枚八十岁寿辰后还千里迢迢的送去和韵诗的情意看,袁枚也不会做出像道光四年版本那样的改动。至于有些问题,例如怎样理解“其子雪芹”这样的提法问题,只有在细细分析这段“史诗 ”时才可有一个较合理的解释,暂且先放一下。
这里特别要提及胡适先生的做法。当他1921年三月写完 《〈红楼梦〉考证》初稿时他并没有见到《随园诗话》乾隆57年的版本,6月顾颉刚先生向胡适通报他手上的本子的情况。胡先生很重视,于当月25日复函给顾[9]。信中写道:“《随园诗话》说大观园即随园,似也不至全无所据。此事终当细考。你的《随园诗话》有‘明我斋读而羡之’,‘我斋题云’等语,大可注意。我家中三种本子,皆无此二语。你这本子定是一种有价值之本。望便中多寻别本一对。”到当年十一月对《〈红楼梦〉考证》“改定”时他采用顾颉刚提供的版本了。并且在引文“明我斋读而羡之”后面紧接着用括号加了一句说明:“坊间刻本无此七字”。而在“我斋题云”后面说明道:“此四字坊间刻本作‘雪芹赠曰’,今据原刻本改正”。[10]本文认为胡适的“改正”是正确的,可作为“考证”的一个范例。

1-2:“相差已百年矣”是不是胡言乱语?
当袁枚写作这段诗话时他是把曹雪芹当成了曹寅之子的。很自然,他会从这层关系上推算曹雪芹的年龄。他曾在江宁做地方官的,对曹寅的年龄大概还是有个了解的吧。曹寅病逝时是康熙51年(1712年),卒年54岁,袁枚可能是以当时通常的情况估算曹寅儿子也得30来岁了(实际是,其子曹[禺页YONG]生于1689年[11]),也就是比他还要年长30来岁。那么当袁枚自己已76岁时他想象的曹寅之子活着的话也约110岁了,与当时的江宁织造之子“相差百年”的估计也不为离谱!在“相差已百年矣”之前写有“------乃织造成公之子啸崖所作,名延福,有才如此,可与雪芹公子前后辉映。雪芹者,曹练亭织造之嗣君也”只要不是刻意地断章取义,必然要把“相差”二字与“前后辉映”中的“前后”二字相关联,是对这个“前后”作具体的时间量度。我们真不知道这有什么难懂的?很清楚这里所说的相差是说两个江宁织造之子相差,不是指袁枚与曹寅之孙的相差。本文认为对于古人的一些记载我们后人应该仔细地分析。清朝的考据风气是颇浓的,袁枚也生活在《四库全书》的编纂时期,他难道不知道他的文字后人也是要检验的嘛?他没必要、也不会“大胡乱说”的。反倒是实践已经证明那些指责袁枚乱说的文人往往自己信口雌黄。正如钱锺书先生研究得出的结论:“随园诗话要指,众所共晓,勿俟详述。百许年来,不乏责难 ,大都学识勿足,心气未平。”[12] 固然,关于红楼梦的笔记算不算“要指”,恐有异议,但心气平和一些总是有益的。
在讨论此问题时我们还应该联系裕瑞在《枣窗闲笔》中的话:“雪芹二字,想系其字与号耳,其名不得知。曹姓,也不知其隶何旗。闻前辈姻戚有与之交好者。”[13] 在我们的想像中裕瑞这样的人对雪芹其名总该可以打听到的,却也不知,那袁枚又怎可获悉准确?不知其名又怎可知道其辈分?
其实,现代学者看到了许多的曹家的“奏折”和“御批”,这一点比裕瑞和袁枚要强多了,不也没搞清楚嘛!最简单的问题就是曹雪芹究竟是曹[禺页]的遗腹子还是曹[兆页]的儿子,不也没有定论吗?若是后者,再依曹[兆页]乃曹宣之子的说法,那曹寅就不是曹雪芹的亲祖父了。从这个角度看,明我斋只是含糊的用了个模糊概念“先人”这个称谓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我们又有多少理由向袁枚苛求呢?

1-3;乾隆57年至道光四年间的红学评论现象
这里简单讨论胡适先生所说的“原刻本”与“坊间刻本”中间时段的有关文献,这中间的跨度是32年。由于“程高”刻本(即程甲本)的问世,评论的文章多起来。例如,周春、二知道人、潘[火召]、裕瑞、“痴人说梦”等人的文献以及若干《红楼梦》续书及其序言[14]。从这些文字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当今“红学”中有关争论的雏型。裕瑞对高鹗的批判,“痴人说梦”把刻本与所谓的“旧抄本”的比较,周春的索隐等等就已经把红学的论战全面拉开了。本文认为正是有着这样的争论才可能出现“闲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的文化景观。这里涉及的问题很多,例如裕瑞的批判与现在“探佚”大师的阴谋论相同吗?“痴人说梦”所言的“旧抄本”是什么样的?等等,这里不予讨论。本文只强调一点那就是周春的文字开了“索隐派”的先河,而他对《随园诗话》作者的贬斥就标志着“索隐”与“考证”两种方法的第一次碰撞,或者说《红楼梦》“本事”在寻求方向上最早的分道扬镳。
由于袁枚在《红楼梦》刻本问世的第二年就出版了《随园诗话》。他在书中所复述的明我斋“所谓大观园即今随园旧址”这一在先之言必然是极有影响的。这样的文字自然是索隐派主观地探索“本事”的鹿砦。贬低或毁损袁子才的论述也就成了扫除“索隐”障碍的必要举措。如果“大观园”的原型存在于曹寅时代的江宁织造的“西园”,那么周春编出的“金陵张侯(勇)家事”论[15]还有什么市场呢?
于是周春写道:“袁简斋云:‘大观园即余之随园。’此老善于欺人,愚未深信。”[16]当然如果袁枚给了周春“善于欺人”的印象,我们无法否认,这是他们的人际关系,最多那也只是人品的问题,但不能作为论说对或误的判据。周春这段话至少违背了“不以人废言”的论说规则。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大观园的原型所在的说法乃出自明我斋,而非袁枚自诩。究竟谁的文字不可“深信”,岂不明摆着吗?况且,周春还说:“偷鸡戏狗爬灰养小叔子,借焦大口中痛骂,又借宝玉口中一问,不待明言而知矣。故曹雪芹赠红楼女校书诗有‘威仪棣棣若山河’之句。初怪美人词料甚多,何以引用不类,今观此,方知其用如山如河之为有意也。”[17] 煞有介事!这是非常让我们纳闷的一段话。它好像是说周春先听到曹雪芹赠女校书诗词这挡子事,对其中的词语存疑,以后才读到《红楼梦》,又去回味赠诗的用词。如果本文对这一过程的解读无误的话,就请读者记住,本文以后还要进一步讨论。这里先要理顺下面一个反诘。“曹雪芹赠女校书诗”之文并非道听途说,而是来自《随园诗话》坊间刻本。首先,周春没写这是袁简斋说的。再,现在公认周春的《阅红楼梦随笔》的自序写于乾隆59年(1794年)[18],不仅是在袁简斋去世前3年,更是在坊间刻本问世(1824年)前30年,此说源自坊本的推测不成立,否则就要对周春自序的时间打问号了。从逻辑上讲,周春对袁公已“未可深信”,加上他又有“初怪美人词料甚多,何以引用不类”的思考,他是不会相信袁枚的话的。那他就会多了解、多研究,有力地批一下“袁简斋”。他没有这么做,反倒在“今观此(书)”后,认为他自己已知曹雪芹“有意”而为也!这不是很有意思吗?所以本文认为上述反诘成立的可能性不存在。不仅如此,周春的这些文字反倒可能是坊间篡改《随园诗话》的前奏。最明显的就是舒敦的《批本随园诗话》,把“明珠”“傅恒”全联系到了[19]。硬向《随园诗话》上捆绑私货,能与袁简斋有何关系呢?
本文认为要理解周春的意思只能尊重周春自己的叙述。他听到传闻在先,研究在后。而且在乾隆56年程高本问世后他立即着手研究,却误把明我斋的诗作算到曹雪芹头上,三年后即乾隆59年写下了他的索隐性随笔,并向袁简斋责难,既开创了《红楼梦》研究的索隐领域,也让这类研究从娘胎里就带有主观性的、排他性的先天缺点。这是我们不能不关注的。这些缺点集中表现在周春的随笔对于明我斋的《题红楼梦》一无所知,既没有了解更没有研究。他是真地闻所未闻,还是故意回避,就无法判断了。

1-4:袁枚并没有“误将仙姬当校书”
按理讲,当胡适先生“改正”了对“随园诗话”的误记之后,对于袁枚的有关笔记的理解现代人应该没有什么歧义了。其实不然,至今有的学者从其上世纪七十年代跟着文化权威讥讽袁枚,
直到现在一有机会还要拿九泉下的人开涮,批了人家三十年,这种现象颇有意思!对于袁枚讥讽的最高“权威”可能是郭沫若先生的诗了。蔡义江先生在自己的著作中引录了郭先生的诗[20][21],本文认为郭先生的诗句“误把仙姬作校书”是不实之词,应该澄清。蔡义江先生认为“袁枚居然把这样两首各不相同的诗胡乱地拉在一起,指其为写艳姬的,我真怀疑他根本没有读懂。”本文作者没有权利质疑蔡先生的怀疑,“怀疑”毕竟是每个人的权利!但袁枚是不是“胡乱”拉扯,是不是“指其写艳姬”的?白纸黑字,是应该辨清楚的!为此再把《随园诗话》的相关文字引录如下:

康熙间,曹栋亭为江宁织造-----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明我斋读而羡之。当时红楼中有某校书尤艳,我斋题云:病容憔悴胜桃花,午汗潮回热转加,犹恐意中人看出,强言今日较差些。威仪棣棣若山河,应把风流夺绮罗,不似小家拘束态,笑时偏少默时多。

蔡先生在引录这段“诗话”时,两个版本的文字都列出。表面上很“全面”,但他没有像胡适先生那样明确谁对谁错,客观上是在混淆两者的是非[22]。所以本文说明:只能以“原刻本”为依据进行讨论。
首先我们要梳理好“当时红楼中有某校书”这句话。(1):这只是简单的陈述句,并没有袁枚本人的主观意识的表达。(2):他只是记录这件事。如果这是事实,现代人有什么可指责的?除非你有证据说明这是伪造史实?显然这样的证据是不存在的。(3):这一段话没有任何地方、也没有任何意思要把《红楼梦》书名中的“红楼”二字,与这句话中的“红楼”挂钩。读者自己要这般挂钩是读者的事,不能强加给袁枚。本文认为这三点应该可以达成共识。
接着来梳理“我斋题云:-------”。(1):既然是“我斋”题云,就不是袁枚题云,也不是雪芹题曰。(2):如果这是史实,袁枚作如实的记录有什么可讽刺的?现代人无论地位多高都无法指证这是虚构吧 !恰恰是我们应该思考袁枚为什么要记下这件事。(3)“题云”就是“赠者”向“被赠者”题写(也可能是后者向前者索求)诗歌或其他词语。而题写的内容则因人、因时、因事、因境而异,没有金科玉律要求“题云”的内容一定是对被赠者的描画或歌咏。至少,我们知道很多场合“题云”的内容是勉励的词语。这几点也应该可以达成共识。
如是,就不知道蔡先生根据什么谴责袁枚“指”“我斋的题云”的诗是“写艳姬的”了?蔡先生对袁枚的漫骂(蔡用了“胡说八道”这四个字!)只能说明:学者面对白纸黑字,有时实事求是也还是难做到的。
正如蔡先生说的“病容憔悴”和“威仪棣棣”是“并非写同一个人的”,难道作为“诗话”专家、“性灵论”的创始人的袁枚会看不出来?袁枚不愧是才子,他不仅看出来了,而且看出了我斋这种题云的蹊跷 ——把两个不同的歌咏形象赠送给同一位校书,而且还体察到这种蹊跷的题云格调背后的苦衷,所以他的敏感、他的灵性、他对明我斋的理解促使他决定把这件事情写入了《随园诗话》,而且把这件事与曹寅的口碑一并写入,为今天的研究提供了可贵的资讯。从而让我们后人借此可以探索到《红楼梦》传播史上的重要一段传奇,我们应该感谢他,而不是讽刺他。

注释
[1]:一粟,《红楼梦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4年1月第1版,第10页到第12页
[2]: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华艺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618页。“诗集”《绿烟琐窗集》中“诗多做于乾隆35年以后至乾隆40年间”。
[3]:朱淡文,《红楼梦论源》,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202 页。“《题红楼梦》组诗的写作年代可以推定在乾隆24年至27年之间”。朱教授基于对明义应与曹雪芹有过交往的看法做出这样的“推定”,本文认同此说。
[4]:书同[2],第624页。或同[3]第126页。
[5]:书同[1],第10页
[6]:书同[1],第12-13页
[7]:《二十五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第十卷,第1536页。袁枚传如下:
“袁枚字子才,钱塘人,幼有异禀。年十二补县学生,弱冠省叔父广西抚幕。巡抚金珙见而异之,试以铜鼓赋。立就甚瑰丽,会开博学鸿词科,遂书荐之。时海内举者二百余人,枚年最少,试报罢,乾隆四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改知县江南,历栗水、江浦、沭阳,调剧江宁时,尹继善为总督,知枚才。枚亦遇事尽其能。市人至以所判事作歌曲,刊行四方。枚不以吏能自喜,既而引疾家居。再起,发陕西,丁父忧归,遂牒请养母,卜筑江宁小仓山。号随园。崇饰池馆。自是优游者五十年。时出游佳山水,终不复仕。尽其才以为文辞诗歌。名流造请无虚日。诙谐(言失)荡人人意满。后生少年一言之美称之,不容口(竹马)于友谊。编修程晋芳死,举借卷五千金,焚之。且恤其孤焉。天才颖异。论诗主抒写性灵。他人意所欲出不能达者悉为达之,士多效其体。著随园集凡三十余种。上自公卿下至市井负贩皆知其名。海外琉球有来求其书者。然枚喜声色,其所作亦颇以滑易获世讥云。卒年八十二。”以上摘自《清史》“文苑列传”。
另外,《清史》记载有这样的事:张问陶曾见过袁枚,枚曰“所以老而不死者以未读君诗耳。”《清史》以此说明张问陶的诗被袁先生“钦挹之如此”。本文之所以转载此事,是因为可能存在这个情况,张问陶向枚老谈过高鹗补写《红楼梦》后四十回的问题。如果他们的见面是在乾隆56年以后、嘉庆二年以前的话。从枚老的谈话的口气看他们见面时袁枚可能已在近八十岁的时光了,他们在这段时间见面并谈论《红楼梦》就有较大的可能了,但无法确认,此事也记录在此。
[8]:同[6]
[9]:胡适,《胡适文集(5)》,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285页
[10]:书同[9],第305页
[11]:书同[3],第66页
[12]:钱锺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9月,第1版,197页。
[13]:书同[1],第113页。
[14]:书同[1],第66-81,83-121页
[15]:书同[1],第66页
[16]:书同[1],第71页
[17]:书同[1],第70页
[18]:冯其庸、李希凡,《红楼梦大辞典》,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1月第1版。第1088页。
[19]:书同[1],第356页
[20]:《郭沫若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11月第一版,文学编第十六集,第313页。在题为《谈林黛玉》一文中先是引了袁枚在《随园诗话,卷二,第22则》的那一段话。之后,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我斋诗所咏毫无问题是林黛玉,而袁枚却称之为“校书”。这是把“红楼”当成“青楼”去了。看来袁枚没有看过《红楼梦》。他只是看到明我斋的诗而加以主观臆断而已。
在笔者看来郭先生把袁枚所写的“当时红楼”四个字中的“当时”二字抹杀了。“当时红楼”不是“书中红楼”!究竟谁在“臆断”,读者可以明辨!而且如果是说“明我斋”的那两首诗都是写林黛玉,那就不是“毫无问题”,而是很有问题了。本文的正文中有说明,这里从略。
[21]:蔡义江,《红楼梦是怎样写成的》,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版,第11页
[22]:书同[21],第10页。又注:感兴趣的读者不妨把蔡文与胡适《〈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中引文的情况加以比对。蔡先生在他的这本新著中提到“资料需审辨可靠性”又说“不珍惜资料也不行”,说得很对,很全面。问题是自己应先做个表率。蔡先生对袁枚的文字的态度就缺乏“费厄泼赖”。从上述的比对中即可略见一斑。其实这只是表面的。“审辨”和“珍惜”都是人的行为,可能因“标准”不同而大相径庭。关键是面对白纸黑字应该实事求是地分析,这是最重要的。现在就拿蔡先生这本新著第17页第18行的一句话作例子。这句话是“裕瑞书中已提到他所读过的《石头记》抄本‘本本有其叔脂砚斋之批语,引其当年事甚确’的话”。这句话有什么毛病吗?有!蔡先生讲错了。裕瑞读过《石头记》抄本吗?裕瑞先生读没读过《石头记》并不能明确,而他对《石头记》的原创权属谁还存有怀疑则是确实的。裕瑞是这样写的:“旧闻《风月宝鉴》一书,又名《石头记》,不知为何人之笔。曹雪芹得之,------删改至五次,愈出愈奇-----。”请注意这是“闻”!他又写道:“曾见抄本卷额,本本有其叔脂砚斋之批语,引其当年事甚确,易其名曰《红楼梦》”请注意这是“见”!所以本文认为可信的是裕瑞“见”到了含有脂砚斋眉批的《红楼梦》。这样的理解是不是更合乎裕瑞的原意呢?不用讳言,蔡先生是针对“程前脂后”论而发的话,问题是这样不合裕瑞本意的话有多少说服力呢?我们对《枣窗闲笔》的看法是:不能轻率地否定!首先要分清裕瑞的“所闻”、“所见”和“所思”,进一步对其“所闻”需找旁证,对其“所见”需要正视,对其“所思”需求理顺。

说明:
《红楼》杂志(主编:梅玫)在2005 年第三期刊登了题为《谁是推动《红楼梦》进入大众社会的第一人?兼论“ 周春索隐漫点谱,袁枚诗话不糊涂”》的论文(之一),《红楼研究》杂志地址:江苏省连云港市新浦区巨龙南路69号东盛花园B-15G号楼508室 邮编: 222006

谁是推动《红楼梦》进入大众社会的第一人?
兼论“ 周春索隐漫点谱,袁枚诗话不糊涂”

发表于2005年9月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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