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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不可能飞得像鹰那末高——《红楼梦》后四十回为曹雪芹原作的力证
(兼及《红楼梦》的主题和贾宝玉的形象)

作者:冯守卫   收录时间:2008-06-25

摘要:从“鸡不可能飞得像鹰那末高”角度出发,根据文本分析,论证了《红楼梦》后四十回必为曹雪芹的原作。联系分析了贾宝玉的形象和《红楼梦》的主题。分析了小说缘起和结尾的两首绝句,以及“太虚幻境”“真如福地”等对联。评论了周汝昌及刘心武先生的一些说法。

 

《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作者是谁,是一大疑案,也可能是一大冤案。

本来,程伟元、高鹗的序言已明确说:后四十回是据曹雪芹的原稿所补遗修辑。后来胡适提出高鹗续书说,遂长期成为主流观点。但近来不同看法也越来越多。一方面无论是高鹗续书的说法,还是程、高二人合编假话的看法,都没有可靠足信的证据,更谈不到证据链。另一方面一些专家也指出,高鹗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写出续书是不可能的。但这时有人就又说,后四十回原稿也可能是另外的张鹗、李鹗所作。

研究这个问题的另外一条途径是,直接分析文本本身,看后四十回的真伪优劣。首先,胡适先生也认为续书的许多回写得很好。鲁迅 先生在接受胡适高续说的基础上,也仍对续书持基本肯定观点。但后来也有许多人对续书批评非议,挑剔贬低,乃至责备谩骂及全盘否定。高鹗也成了千古罪人,后四十回也要被踢出“红楼真本”之外。

然而若从挑剔的角度来看,那么谁来证明批评者的正确性呢?以刘心武先生的说法为例, 先生在否定后四十回的时候说,贾宝玉“是一个和封建主流社会不相融的人”。而高鄂歪曲了贾宝玉的形象——他“听贾政的话,两番入家塾,一心去读圣贤书去了”,而且给巧姐大讲《烈女传》。但在先生专论“贾宝玉人格之谜”(前八十回)时,却又否定了贾宝玉反封建的说法——说他一头滚在 夫人怀里,路过贾政书房前要下马等,说明他认同封建伦理,不反对封建礼仪。他并且要吃鸳鸯嘴上的胭脂,对鸳鸯进行“性骚扰”。这里先生又说曹雪芹是写人性的复杂,强调“反封建有这么反的吗?”我们先不管贾宝玉滚到夫人怀里是否就是不反封建了。然后第一,先生关于贾宝玉反封建的说法前后矛盾。第二, 先生是不同的地方采用了不同的逻辑。我们试打个颠倒,说这里是后四十回写人性的复杂,而前八十回歪曲了贾宝玉的形象,岂非同样也能“言之成理”吗?何况前八十回里,贾宝玉已然“首番入家塾”了。在第七十八回里,晴雯刚死之后,贾宝玉却还有心情要做长篇的烈女《姽婳词》。仅此可见,这里无论是后四十回歪曲了贾宝玉的说法,还是前八十回贾宝玉不反封建的说法,都是靠不住的。

在庚辰本的第七十八回里,还有一大段贾政鉴赏肯定贾宝玉杂学旁收的话。在程乙本中,却恰无此段,且有另外几处较好的修改。但这时有人却又说,这里仍然是程本不对,它删去了贾政思想复杂性的一面。

由上可见,若从挑剔角度来看后四十回是靠不住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翻手可为云,覆手可为雨”。这个疑案仍将纠缠不清。

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呢?记得可能是列宁说过:“鹰有时也飞得比鸡还低,但鸡永远也飞不了鹰那末高”。如果我们换个角度反向思维,来看看后40回中是否也有相当精彩之处,是否也有只有类似于曹雪芹这样的鹰才能达到的高度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则即可证明,后40回确为曹雪芹所作,程伟元和高鹗也均未说谎。

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后40回中的精彩之处不但有而且是很多的。例如关于宝黛婚姻悲剧的几回,即使先不谈其反封建思想性,单从艺术性来看,除非高鹗也是像曹雪芹一样的“鹰”,否则是绝对伪造不了的。而高鹗却明确表明,他只是一个编辑。在“老学究讲义警顽心”一回中,极其生动细致的刻画了封建科举教育和八股文的酸腐,也是形象之极。再例如“布疑阵宝玉妄谈禅”一节的描写:“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瓢之漂水奈何”,“水止珠沉,奈何”,……不但巧妙精彩的写了二人试探相恋的情节,而且也准确的预示了他们爱情的险恶环境。又例如“宴海棠贾母赏花妖”一节,前后十几个人的不同心思态度,均写得极其恰当自然。……本文将再着重结合贾宝玉的形象和《红楼梦》的主题问题来讨论。

关于贾宝玉的形象,其最明确最深刻的答案恰就在后四十回里。这主要见于118回中,贾宝玉与薛宝钗两种思想最终激烈交锋的情节。“据你说人品根底,又是什么古圣贤,你可知古圣贤说过‘不失赤子之心’。那赤子有什么好处,不过是无知无识无贪无忌。……既要讲到人品根底,谁是到那太初一步地位的!”“内典语中无佛性,金丹法外有仙舟。”这里贾宝玉的话,就是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虚伪说教及封建社会的彻底否定。其含义与鲁迅笔下的“狂人”思想相同。舒芜 先生也曾提到贾宝玉是“狂人的先驱”的说法。在“狂人”的眼里,封建社会历史上虽然写满了“仁义道德”,实际上就是“吃人”两个字。他深感“难见真的人”。在贾宝玉的心中,虽然他周围充斥着“古圣贤”“为忠为孝”“经邦济世”“建功立业”的说教,实际上谁是那样的人呢?谁是真正信奉那些说教的呢?相反他看到的却是骄纵淫奢,争名夺利,种种不平和罪恶,“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特别是他与林黛玉建立在共同思想基础上的爱情婚姻被扼杀。这些都促成了他思想的进一步升华提高:由对四书五经的厌恶,在消极批判的书中求得寄托,在相对较清静的女儿国中厮混消磨等,最终发展到对封建家庭,封建仕途,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的彻底看破否定,决心离家出走。“走求名利无双地,打出樊笼第一关。”“不用胡闹了,完了事了。”他的出家并不是家族败落,穷愁潦倒后的无可奈何行为。而是对封建家庭,封建社会的坚决反抗和打击。他在中举后出走,是对科举仕途的更明确的反抗和嘲弄。他在走前满眼流泪,跪下磕头对夫人说:“母亲生我一世,我也无可答报,只有……好好的中个举人出来,那时 太太喜欢喜欢,便是儿子一辈子的事也完了,一辈子的不好也都遮过去了。”这些话完全是酸楚、悲愤、怨恨和绝情、决裂之语。也是对其父母和宝钗等的更深的反抗打击。有人竟然对此也作了奇怪的理解,说这里是报答父母,是与封建家长不决裂。还有人说是宣扬“终成正果”,“一子出家,七祖升天”,“大团圆”等。这真是匪夷所思,莫非就是认为它出自高鹗之手,就只能鸡蛋里挑骨头么?

这里贾宝玉与薛宝钗两种思想的尖锐对立,贾宝玉反封建思想的升华及其出家原因和情节的描写,都是极其深刻精彩的。是只有类似于鲁迅和曹雪芹这样的鹰才能写出的。如此的思想深度,如此精深的文字,怎么能否定的了?

我们再结合的《红楼梦》主题,来看看后四十回的结束部分,是如何与前面的开头来巧妙呼应,并百尺竿头,更转一步的。

《红楼梦》的第一回中有“大旨谈情”“毫不干涉时世”之语。周汝昌 先生说《红楼梦》的核心是个“情”字,它的主题是“大旨谈情”,并说“这才是中华文化的真精神”。实际上“大旨谈情”是假,“干涉时世”才是假中之真。我们只要联系“无才补天”、“好了歌”注解,以及“护官符”来看,怎么能说是“毫不干涉时世”?书中说作者曾历过一番梦幻,故借“通灵”撰书。又说“梦”“幻”等字,是提醒阅者眼目,亦是此书立意本旨。甲戌本楔子诗云:“悲喜千般空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这就明确表明,作者心目中的现实社会是梦幻荒唐的。《红楼梦》的本旨,就是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写照、揭露、批判和否定的书。就是茅盾先生所说的“批判现实主义巨著”。亦如巴金 先生所说“是一部反封建的书”。清末陈蜕曾云:《红楼梦》是“社会平等书”。五四时期佩之说是“批评社会的书”。这都是很有眼光的看法。

 “满嘴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里的“荒唐言”,主要不是指大荒山、太虚幻境的荒唐,而是就整本书的内容而说的。在作者的心目中,当时的人间社会是荒唐的,他的小说就是这种荒唐人间的真实写照。但在世俗的心目中,他的小说却是荒唐奇谈。这正和《狂人日记》中 “又多荒唐之言”相同。贾宝玉也是当时社会“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的唯一“领会而呼吸者”,所以他也就是“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行为偏僻性乖张”的荒唐之人。而在小说的故事背后,正反映着作者“一把辛酸泪”的经历和感受。这里的“作者痴”,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在世俗心目中作者所写的内容是“痴狂”“痴傻”的,像“狂人”的“狂”话一样,像贾宝玉的乖僻“呆傻”一样。二是指作者对写作这本小说的“痴迷”“执着”。曹雪芹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也经历了像贾宝玉那样的人生或婚姻悲剧,以及社会家庭的种种丑恶和矛盾,因而对当时社会的腐朽有了清醒深刻认识。正像鲁迅一样,在从小康堕入困顿的途中,看清了世间的真面目。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思想升华,所以他在历过一番梦幻之后,并未消沉下去,“虽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并不足妨我襟怀。”大约与司马迁写《史记》相似,决心写出他的深切感受来。这里所说的“我之罪固多,然闺阁中历历有人,……”也是作者一个借题发挥的障眼法。表面上似乎是自我批判、自我否定,“使闺阁昭传”。实际上完全是要批判、揭露当时的封建社会的。也并不是“为女儿而著书的”(周汝昌语)。小说的“其中味”就在这里。陈蜕曾云:“其于谈论,则更举数千年政治、学说、风俗之弊,悉抉无遗。”正是为了这样一个有着重大意义的小说,所以曹雪芹倾注了巨大的精力和心血,给我们留下了一份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和思想宝库。

程高本的结尾与小说的开头和主题的呼应是极其巧妙的。他通过曹雪芹与空空道人的一段双簧,说道:“果然是敷衍荒唐!不但作者不知,抄者不知,并阅者也不知。不过是游戏笔墨,陶情适性而已!”实际上这仍然是一种障眼法。“字字看来都是血”,怎么能只是游戏笔墨而已!所谓“不知”也者,实为不便明“道”也。这正好反证了它的本旨就是批判当时的社会的。而这一点在全书的结尾绝句中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总结说明了。“说到辛酸处,荒唐愈可悲。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此处的“荒唐”,更着重的是指荒唐的社会。“由来同一梦”就是对荒唐封建社会的否定,也是《红楼梦》书名的点题之笔。这里的“世人”是一个外延被放大了的替代词,它的重心应该指的是作者,即实际上应理解为“休笑作者痴”。由这里也可以看出,程高本改选《红楼梦》作书名,是很有眼光的。这里的红楼也完全应该理解为“大富豪的朱邸”,而不能只理解为“富家女眷之居处”。周汝昌先生的看法是否正好相反了?

在最后1回还通过空空道人之口说道:此书是“奇而不奇,俗而不俗,真而不真,假而不假。”这里也包含着深刻的道理。表面看,书中似乎只是写了一些传奇故事,生活俗事,实际上包含了深刻道理和重大意义。一方面它并不是真人真事的实录,另一方面它却完全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状。小说第一回中说:“按迹寻踪,不敢稍加穿凿”。鲁迅说:“正因写实,转成新鲜”。 这里说的完全是作者严格从客观实际出发,严格实事求是的严格现实主义写作态度,并不能作为“自转说”的证据。而曹雪芹严格实事求是的写作态度,也是值得今天一些虚假文学借鉴的。

小说前后“太虚幻境”和“真如福地”的对联等,也是前后呼应并与主题配合得极好的。“太虚幻境”牌坊的对联为:“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后面宫门横书为:“孽海情天”,两边为:“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偿。”这里的“太虚幻境”是作者采用艺术象征手法,设置的一个虚幻荒谬的“假”“无”之境。当这个“假”“无”被当(写)成“真”“有”(第一个“真”字、“有”字)的时候,则代表现实世界的 “真”“有”(第二个字)也就像“太虚幻境”假境一样,是虚幻荒谬的。“终究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 。“万种豪华原是幻”(戚本批语)。所以说:“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这个荒谬的现实社会,特别是对众多的女儿来说,就像“孽海情天”一样。后面的对联以及判词等也就都是诠释这“孽海情天”的。而实际批判的矛头仍然是指向造成这种“孽海情天”局面,造成这一系列不幸的根源——当时的封建社会。

小说的最后结局被设计为贾宝玉再入幻境,“两番阅册”,并联系“历历生平”,最终彻底醒悟(即看穿当时的社会本质),决心离家出走,与“通灵”“形质合一”。在这时,“太虚幻境”则被艺术象征为“真如福地”,两边对联也改为:“假去真来真胜假,无为有是有非无。”后面又有:“福善祸淫——过去未来,莫谓智贤能打破;前因后果,须知亲近不相逢。”“引觉情痴——喜笑悲哀都是假,贪求思慕总因痴。”这里的“真”则是指“真如福地”,“假”则指现实世界。它是借助于佛教的真假观念,认为现实世界是“假”,是虚假荒唐的苦海,只有脱离苦海,才能回归到“真如福地”这个“真”。所以说:“假去真来真胜假”。这里实际是“无”的“真如福地”变成了“有”(第一个“有”),但真正是“有”(第二个“有”)的现实世界却并非是“真如福地”的“无”。所以说“无为有是有非无”。其后的对联,则是说世事幻渺难定,“终究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所以需要“引觉情痴”。归根到底,这里仍然是围绕着否定现实社会的主题的。

这里的离家出走,返本归真,以及“太虚幻境”“真如福地”等情节,完全是为了表现小说主题,借以否定现实社会一种艺术手法。并不是真的宣扬成仙得道和虚无色空观念。由整本小说里多处对和尚道士尼姑等的描写,以及“茫茫”“渺渺”等语可见,曹雪芹对佛教道教的认识是极其清醒的,丝毫没有崇佛信道思想。

由这里前后精妙深刻的呼应也可以看出,除了曹雪芹本人之外,这是任何人也伪造不了的。网上见有人说:“真如福地”对联也是对“太虚幻境”对联的歪曲篡改。这才是真正“识力不足”的说法。

在程高本的第一回中,多了“引登彼岸”一语。说石头蒙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引登彼岸”。这正是程高本的优点所在,而且是极重要的一笔。它不但有利于前后呼应表现主题,而且对于理解“借通灵说此《石头记》”是极其重要的。那自经锻炼,灵性已通的石头,既是历经梦幻,看穿了封建社会本质的贾宝玉的象征;又是小说中引导贾宝玉思想升华觉醒,“打出樊笼”,与封建家庭、封建社会决裂的艺术手段。周汝昌 先生纯粹从字面出发,完全从佛教本义来理解“引登彼岸”这个词,说这是宣扬色空观念。并把此语列为高鹗妄改的一个罪状。这实在是大可商榷的。

同“引登彼岸”一样,小说中的补天石头,以及还泪故事,也都只是一种艺术象征和艺术手法而已。但刘心武 先生却在天界里也去揭秘贾宝玉的原型,说什么他还有一个天界身份,而且天界身份只能是神瑛侍者,不能是石头,因为石头不能单独下凡。但神瑛侍者就能单独下凡了么?石头为什么又能说话呢?不知 先生这里到底用的是天上的“神话”逻辑,还是人间的“人话”逻辑?而且“无才补天”又是说的谁呢?另外为什么人间的原型“月喻太子”和“北静王”,都可以是父子、祖孙的复合体,而天上的象征却只能只此无彼呢?周汝昌 先生则认为石头是贾宝玉,但却说石头不能动,更不可能浇灌绛珠,因此神瑛侍者不可能是贾宝玉,而是甄宝玉。而石头(贾宝玉)则是偷取了神瑛的身体相貌,乘隙混入下凡的“夹带人物”。绛珠林黛玉也是错认恩人,以假为真。这里 先生也是既说天上的“神话”,又“夹带”人间的“人话”。那不能动的石头又是怎么混下凡的?网上有人说此处曹雪芹的写法似有矛盾,程乙本中把石头和神瑛在天上就合二而一了,是否更好一些呢?

我们再分析一下有关贾宝玉形象和《红楼梦》主题的一些观点。这里各种各样的说法可谓多矣。

有一种观点说:曹雪芹不可能反对封建专制、“反映社会”,贾宝玉也并不叛逆,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这样一个概念。这就是典型的“先有意识后有存在”的唯心论。按照这种观点,在没有“奴隶社会”这个认识和概念之前,也就根本不存在奴隶社会了。

至于“吃胭脂”“踢袭人”等所谓人性的复杂问题,第一,不能脱离时代和环境背景去分析,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去看两百多年前的贾宝玉,也不能脱离贾宝玉的身份环境去分析。和当时的主流人物,贾珍、贾琏、贾雨村之流对比,贾宝玉毫无疑问是站在历史的前端的。第二,要看主流和本质。主流和本质就是鲁迅说的:“悲凉之雾,遍被华林,呼吸而领略者,唯宝玉也”。也如陈蜕所说的:“全书除宝玉外,无非名利声色之辈,……”“纵观始终,(贾宝玉)可以为共和国民,可以为共和国议员,……”贾珍扒灰都可以算是彰显阳刚的“奖章”,宝玉爱红怎么就成了损毁形象的“疮疤”?

关于秦可卿的出身,脂砚斋说:“秦氏究竟不知系出何氏,……如此写出,可见来历亦甚苦矣,又知作者是欲天下人共来哭此情字”。可见脂砚斋已明确否定了养生堂抱养的真实性。同秦可卿死亡一样,这只是一种“真事隐,假语存”的模糊化写法,是作者有意把其来历写得“亦甚苦矣”,“欲天下人共来哭此情字”。这里并不存在《红楼梦》的“巨大秘密”,也并不是什么“开启巨锁的钥匙”。刘心武据此演义了一部“秦学”专利,并揭秘出一部“双悬日月照乾坤”的秘史。欣赏到壮观景象,领悟了无穷奥妙,把《红楼梦》当成一部宫廷斗争秘史。周汝昌 先生说全部书的大悲剧,是女儿的不幸悲剧,而其根本原因是“家亡人散”,“事败休云贵”。而它的历史本事就是刘心武的“‘秦学’一门新事业”。据此说来,如果月派胜利掌权,贾家等四大家族不亡不败,则是否就是圆满喜剧呢?

周汝昌先生力主“自转说”,刘心武换了一个“自转性的”马甲。在 先生所引巴金的信中,曾明确地说《红楼梦》“是一部反封建的小说,它不是曹雪芹的自传”。但“确有作者自转性的成分”,又说书中描写有作者的见闻和经历。先生说巴金说的不是自传体裁,而从创作方法来说是认定自转性的小说。那末巴金先生的“家”“春”“秋”是否也就是巴金的自转了。

周汝昌和刘心武 先生还不遗余力的要颠覆后四十回宝黛婚姻悲剧的内容、意义和根源。探佚了一个“黛玉先死,宝钗早卒,贾史终婚”的“真故事”。首先探佚了一个黛玉“沉湖”自杀的美妙行为艺术。而其死亡的原因主要是欠神瑛的眼泪还完了。也是贾府里最厉害的角色,“黄雀在后”的赵姨娘指使人下慢性毒药的结果。但 先生的揭秘却不够彻底,他没有进一步探佚出,“绛珠仙草”到底欠了“神瑛侍者”多少浇灌水?它又应折合黛玉还泪的多少寿命?这里先生又在人间里说“神话”,把艺术象征当成真实事件。 先生接着说,薛宝钗婚后与贾宝玉订了一个君子协议,同意贾为黛玉守身,因此薛也就“红粉佳人未破瓜”。也许为了给史湘云让路吧,不知怎么后来薛宝钗就被探佚死了。而史湘云经过许多曲折和蹊跷,最终和贾宝玉结成夫妇,且化名为脂砚斋是也。“举案齐眉”者就变成了史湘云,宝玉也不再“守身”和“意难平”了。而这中间主要仰仗的则是舍己为人的“第四仙姑”妙玉,并隐藏着甄宝玉、卫若兰等许多人的复杂故事。但这样的结局与薛宝钗、史湘云的判词判曲一致么?而且,不是又说《枉凝眉》是湘云妙玉合唱吗,为什么又不“枉自嗟呀”“水中月”呢?又搜奇捡怪、翻出古董,说“肮脏”是不屈不阿之意,那么妙玉就是不屈不阿的违了心愿,这话通吗?如果说没有“违心愿”,则又如何解释“欲洁何曾洁”呢?

宝、黛婚姻悲剧具有深刻的反封建思想性。《红楼梦》反封建主题的主要核心之一就是通过宝、黛婚姻悲剧来反映的。宝、黛建立在共同的叛逆反封建思想基础上的爱情,必然要遭到以贾母为首的封建家族、封建卫道者的反对。而否定了他们爱情的思想内容,否定了宝、黛婚姻悲剧及其反封建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就等于否定了整个《红楼梦》。后四十回中关于宝、黛婚姻悲剧的描写,无论从思想性、艺术性来看,都是整个《红楼梦》中最精彩的章节之一。先生说这只是“二女一男”的“一个庸俗小悲剧”。那末排除了反封建内容的“千红一‘哭’” 、“万艳同‘悲’”的大悲剧,又“悲”在哪里?“大”在哪里?并因何而“悲”呢?是四大家族的“家亡人散”吗?这是悲剧吗?“四女一男”的故事就不庸俗吗?108个女子和一个男子的故事就不庸俗吗?又是什么9×125454的结构艺术!什么109个情榜!什么“情不情”、“情情”、“冷情”!贾宝玉对薛宝钗为什么不愿“情不情”?林黛玉对无情的桃花也无情吗?薛宝钗对夫人“冷情”吗?难道对这些说法,我们也只能“高山仰止”吗?

为了否定宝、黛婚姻悲剧的反封建思想性,刘心武从“自传说”出发,认定小说中除林黛玉之外,贾母与任何人都没有血亲关系。置小说中贾母替宝钗过生日等偏爱情节于不顾;把贾母赞赏薛宝钗的话,说成是“恶毒的话中有话”;把贾母替宝钗布置房中摆设的关爱行为,曲解为是严厉指责警告;连贾母想给贾宝玉娶薛宝琴的问话,都硬要歪曲为,贾母是想给当时连姓名年龄模样都尚全然不知的甄宝玉说媒。把宝、黛婚姻悲剧根源篡改为血缘亲疏之争。 先生也说:“贾母、凤姐并非宝黛悲剧祸首,祸首应该是赵姨娘、贾环”等。而且说“内忧外患”“家亡人散”的“内忧”根源也是贾环赵姨娘等。尤氏奉贾母命给王熙凤攒金庆寿时,都不忍心拉上赵姨娘等“两个苦瓠子”。“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的赵姨娘,怎么倒成了《红楼梦》中最大的罪魁祸首?这究竟是谁在歪曲篡改《红楼梦》?

周汝昌先生还说:《红楼梦》“有一个思想纲领,就是正邪两赋论”。这是“对宇宙群生,地灵人杰的一种哲理的总结”。“这类奇才异品(两赋之人),乃是中华文化大背景所产生的精华宝物——所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雪芹著书传人的大旨本意,正在于此”。这种可分为正邪两类的“气”,这种能先天赋给人并决定人的优劣的“气”,究竟是唯心的还是唯物的?马克思大概说过:人的本质是其社会关系的综合和抽象。人的思想究竟是由后天的社会存在、社会地位决定的,还是由先天所赋的“气”决定的?曹雪芹笔下贾雨村的这一通腐谈朽论,到底是刻画这类世俗酸儒的所谓学问道行,还是揭示宇宙的哲理,讲述什么“思想纲领”?

这里我们不由联想起网上“刀丛中小诗”学者的话:“我们敬仰的人,常常是不甚佩服的;我们佩服的人,有时是不需敬仰的。”而香港梅节先生所说的“龙门红学”,“龙门阵之学”,也确是形象入木之言。电视上文怀沙先生曾说:“曹雪芹的一把辛酸泪,换来了某些人的满纸荒唐言。”也实在是一针见血之言。

由前述有关贾宝玉形象和《红楼梦》主题的分析可见,究竟是续书篡改了曹雪芹的原意,还是探佚者歪曲了曹雪芹的本旨?

续书中还写了“证同类宝玉失相知”一节,这也是作者“按迹寻踪,不敢稍加穿凿”的严格实事求是之笔,并不是随便写出的,它反映了现实的客观必然性。今天曹雪芹的“知音”可谓多矣!但在当时,曹雪芹这样的不识时务,偏僻痴狂,反叛乖张的人,可能正是百口嘲谤,万目睚眦之人,也是知音难求之人。空空道人在找人传书的时候,遇到的“不是建功立业之人,即系饶口谋衣之辈,那有闲情更去和石头饶舌”。到急流津觉迷渡口遇到沉睡的贾雨村时,其在推给曹雪芹之后就继续沉迷不醒。最后蒙唯一的清醒者和“孤独者”曹雪芹的“传述”,我们才能看到这本巨著。今天的人们如果放在曹雪芹的时代,不知更多地像谁呢?大约1980年前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阅读和欣赏》栏目里,著名专家张大明、林志浩在播讲《狂人日记》时(后收录在《阅读和欣赏——现代文学部分(二)》一书中),就把小说中唯一正常和清醒的“狂人”,公然说成是精神病人!而鲁迅也是“一把辛酸泪”写出的《阿Q正传》,却被拍成最佳喜剧片。更可悲或可“喜”的是:在中央电视台节目里,大家都陈寝在陶醉得意和吹捧之中,阿Q也成了“快乐的革命者”。相对于电视剧《红楼梦》来说,60年代的越剧电影《红楼梦》,其实更接近于原著精神。特别是最后贾宝玉离家出走时的唱词,“离开了苍蝇竞血肮脏地,脱却了黑蚁争穴富贵巢”等句,极为精彩和中肯。这也是周恩来总理欣赏的电影。但后来的新版改编剧又增加了一段太虚幻境群舞,则纯属画蛇添足。电视剧《红楼梦》则把小说变成贾家的不幸悲剧了。

后四十回中最值得怀疑的是“兰桂齐芳,家道复初”一点。但起码贾兰中举与李纨的判词是一致的。而即使这样写了,也可以理解为“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也仍然是“枉与他人做笑谈”。何况更多的可能是“到头谁似一盆兰”?就是将来真的“家道复初”,又能怎么样呢?还不是又一轮梦幻悲剧吗?而且这里也可能是作者临末时掩人耳目的虚晃一枪。“桂”字不带“草”头,是否也是暗示虚晃而非实事呢?当我们读完整本小说之后,留在脑海里的只会是现实已有的悲剧,而不是那虚拟的可能辉煌。同时临末多此一笔,也可以理解为封建社会不会一下子就彻底完结的。

小说中宝玉成婚一段时间后曾与宝钗有过一段和谐相处经历,似乎也不合宝玉形象。这在小说中被艺术化为,发生在宝玉被断送了阴司寻找黛玉之想,且在失玉后神情昏迷其间。而实际上这样描写也是有一定客观必然性的。它反映了贾宝玉在无法抗拒的打击之下,也可能有的无可奈何、听天认命的思想反复过程。但最终仍然是走上了彻底决裂的反叛道路。即他的思想也是破浪螺旋式的发展前进的。

刘心武先生借“裕瑞”之口说:后四十回“诚所谓一善俱无,诸恶俱备之物”。当我们抛开先入之见,不带有色眼镜,不去在探佚中淘宝,不去在否定高鹗中成长的时候,我们怎么也理解不了这句话。倒是读了先生的《揭秘》之后,却不由想起鲁迅的话:仰面唾天,唾沫正好落在自己脸上!

林语堂先生说:“欲瑞开谩骂之风,周汝昌继之,俞平伯攻高本故意收场应如此不应如彼,全是主观之见。”值得重视的是,曾经是攻高本最力者的俞平伯 先生,在经过长期思索之后,也许是一些“惊世骇俗”说法的反作用,在临终之前,却念念在兹,并挣扎着写下了:“程伟元、高鹗保全《红楼梦》,有功;胡适、俞平伯腰斩《红楼梦》,有罪。千秋功罪,大是大非,难以词达。”这说明,老先生早期的一些看法,可能主要在于思想方法的偏颇,而从学术态度来说,先生仍不离严肃认真治学精神。特别是临终之言,正是如日月之食,过之,人皆见之;改之,人皆仰之。在我们今天的《红楼梦》研究中,除了思想方法的讲求之外,是否更需要治学态度的端正呢?

再回到史实考证方面,有道是:“谁主张、谁举证,疑证不信,孤证不立,疑罪从无。”除非拿出程伟元、高鹗均说谎的铁证,否则我们是否应该还二人以清白,并立一纪念丰碑呢!

 

一个风烛残年的“倒计时者”及门外汉的自套绞索之作。

欢迎批评指正交流   2008.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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