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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己卯本《石头记》

作者: 梅节   收录时间:2007-11-06

 
红学界称为“己卯本”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四十三回歿本,最近已由上海古籍书店影印出版。这是红坛一件大事,对广大《红楼梦》爱好者和研究者也是一件喜事。在《红楼梦》版本学上,属脂砚斋“四阅评过”的本子一共有两个,一是七十八回的“庚辰秋月定本”,一是这个“己卯冬月定本”。庚辰本在三十年代,曾由胡适评介过,向为红学界所重,建国初期,即自文学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七十年代初期,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按原尺寸大小重新影印出版。相形之下,己卯本就不大为人所知。1963年,陈仲竾先生撰《谈已卯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介绍了这个本子的特点和价值,才引起《红楼梦》研究者的注意1975年,吴恩裕、冯其庸先生等,根据己卯本的讳笔,发现“己卯本是乾隆时怡亲王府的一个原抄本”,“它的底本有可能是现存抄本《石头记》底本中最早的一个”[1],从而引起海内外红学家的极大重视。以后,吴、冯二先生又发表《现存己卯本石头记新探》、《论庚辰本》的专论和专著,深入探索己卯本的来源和己卯本与庚辰本的关系,把《红楼梦》的版本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近年来,海内外都有一些专家致力于《红楼梦》的成书过程和版本源流的研究,“己卯本”的影印出版,无疑将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笔者对《红楼梦》的版本并无专门研究,但结合此本,研读了有关己卯本的论著后,个人也有一些粗浅的看法,与专家们不尽相同。但未敢自是,特提出来向海内外《红楼梦》研究者求教。本文包括以下七个部分:(一)己卯本与董康。(二)武裕庵的抄补校改。(三)己卯本的原来面目。(四)己卯本与怡王府。(五)己卯本与庚辰本的关系。(六)己卯冬定与庚辰秋定。(七)小结。

一、己卯本与董康

象《红楼梦》其他版本一样,己卯本早期流传的情况已不可考。此本解放前原为陶洙(心如)所藏,而陶洙自云得自董康。董康,字绶金(授经),号诵芬主人,江苏武进入,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北洋军阀时期,曾任大理院院长、司法总长、财政总长等职。董精法制,雅好戏曲小说,久宦京师,公余之暇,留连厂肆,是一位有名的古籍收藏家。他在1926—1936年间,曾四次赴日,参观各大公私藏书机构,访求中土流失古籍,“记其版式,存其题识”,成《书舶庸谭》四卷(后增为九卷),胡适为之序。

董康是《红楼梦》的爱好者。不仅是他,他的母亲、妻妾似乎也都是“红迷”。《书舶庸谭》卷四下有一段记载:

(1927年4月)二十七日,晴。……夜深发柳行李,检点书籍,猝见綺云(即其亡妾綺卿)之《妨绣编》一册,乃余携入箧中欲刊正评点者。音多凄丽,附录数首于后。……(綺云)生平酷嗜《石头记》,先慈尝语之云:幼时见是书原本,林薛天亡,荣宁衰替,宝玉糟糠之配,实维湘云,此回目中所以有“因麒麟伏白首双星”也。绮云欲本此意,改窜最后数十回名《三妇艳》,以补其憾,惜削福未就也。……《题玉壶山人琼楼三艳图》……《枕霞阁》:“众中最小最轻盈,真率天成讵解情。纵使期期生爱爱(云幼时口吃,呼二哥为爱哥),从无醋醋到卿卿。石庆花梦人同艳,宝镜云鬓视许平。知否鸳鸯歌福录,双星早已缔三生(末联据原本《红楼梦》)。[2]

“玉壶山人”大概就是董康的化名。其母谓原本《红楼梦》演宝湘姻缘,“宝玉糟糠之配,实维湘云”,其妾欲本此意改写《红楼梦》后数十回名《三妇艳》,大概也就是他的看法和想法。不过这一段记载,反映他当时尚未接触到脂砚斋四阅评本,因为如果他看到脂砚斋等人有关后三十回情节的批语,可能就不至附会“白首双星”的回目,硬充宝玉、湘云的撮合山了。[3]董康接触到己卯本,似乎在这以后。

《书舶庸谭》卷七,1934年1月13日日记。

狩野(狩野直吉,日本汉学家--笔者)与余评论水浒及红楼人物。余于水浒之宋公明,无所可否,金圣叹极端攻击,未为至论。然第一流当属之林教师。若红楼一书,评者皆扬林抑薛,且指薛为柔奸。余尝阅脂砚斋主人第四次定本,注中言林薛属一人。脂砚斋主人即雪芹之号,实怡红公子之代名。卷中写薛之美如天仙化人,令人不忍狎视,写其情不脱闺娃态度,纯用虚笔出之。设置二人于此,吾知倾倒宝儿者必多于颦卿也。狞野深韪余言。[4]

又《书舶庸谭》卷八下,1935年5月13日日记:

归途至佐佐木书店,购紫色部《源氏物语》一部。此书纪宫闲琐事,俨然吾国之《红楼梦》,惜文笔为当日方言,非深于和学者,无从味其神境也。心如耽于红学,曾見脂砚斋第四次改本,著《脂砚余闻》一篇,始知是书为雪芹写家门之荣菀,通行本评语乃隔靴搔痒耳。[5]

“心如”就是陶洙。董康这里所说的“脂砚斋主人第四次定本”,“脂砚斋第四次改本”,应是他所收藏的脂砚斋四阅评过的“己卯冬月定本”。入藏的时间,应在前此不久。胡适在《跋乾隆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中说,1928年他发表《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宣传了脂砚甲戌本如何重要,爱收小说杂书的董康、王克敏、陶湘诸位先生方才注意到向来没人注意的《脂砚斋重评本石头记》一类的钞本”。[6]胡适所言,当有所据。因为从董康在上述日记中谈到之《红楼梦》“为雪芹写家门之荣菀”,“脂砚斋主人即雪芹之号,实怡红公子之代名”等,显然是受到胡适论甲戌本和跋庚辰本两文的观点的影响。他在《书舶庸谭》卷一下1927年1月24日日记也谈到:“吾国胡适之好搜辑小说家文字,余亦颇欲撰小说家列传,若干所见不多。”可同胡适上面这段话相印证。因此,我们大致可以肯定,董康购得己卯本的时间,在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

那么董康所藏之己卯本,是否就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四十回的残本呢?由于他在上述日记中有“余尝阅脂砚斋主人第四次定本,注中言‘林薛属一人’”的提法,这使人想到,也许他当时收藏的本子,实不止四十回。因为关于“钗黛合一”的脂批,只见于庚辰本四十二回回前总批:

钗、玉名虽二个,人却一身,此幻笔也。今书至三十八回时, 已过三分之一有余,故写是回使二人合而为一。请看黛玉逝后宝钗之文字,便知余言不谬矣。

庚辰本原为徐星署所藏。1933年胡适通过王克敏得以借阅,并写了一篇{跋},引用了这条批语。胡跋写于1933年工月22日。但当时并没有立即发表。董康在这一年11月8日赴日,行前是否已读过胡《跋》,是非常可疑的。即使有机会接触到。他大概也不致根据别人文章中的一条资料,就称“余尝阅脂砚斋主人第四次定本”。董康同王克敏是好朋友,当然也不排除通过王克敏借阅到庚辰本的可能性。但此事也应在胡《跋》公开发表以后。胡适刚把书还回,藏主又马上转借给董康研究,这样的可能是极少的。董康的上述观点,看来并不完全得自胡适的文章,应该另有所本。

比较合理的解释,是董康旧藏己卯本原有四十一回至五十回这一册,后来才散失掉,征诸陶洙生前曾告诉吴恩裕先生,谓己卯本在“董康死后到他手之前,也有部分散失的可能性”[7],则当是事实。

其实,关于己卯本的情况及董康收藏的经过,陶洙应该最清楚。陶洙同董康是同乡,又是趣味相投的多年好友。董康1935年4月应邀参加东京孔圣堂落成典礼,就拉陶洙以秘书身份随行。《书舶庸谭》1935年5月13日日记提到“心如耽于红学,曾见脂砚斋第四次改本,著《脂砚余闻》一篇”,则陶是少数几个当时得读这个珍本的人士之一。据说董康购藏己卯本后,一如胡适之垄断甲戌本,秘不示人,甚至连知此事者都很少。陶洙得以借阅,可见二人之相契。董康于“七·七”事变后,为王克敏所浼,参加伪华北政府,堕落为汉奸,抗战胜利后瘐死狱中。他的有些收藏,包括这本己卯本《石头记》,大概也就落到陶洙手中。己卯本上有陶洙“丁亥春”(1947年)和“己丑人日”(1949年)的两段题记,时间相合。大概正因有这样一段关系,陶始终对此书的流传不愿深谈。陶所著之《脂砚余闻》未见。陶虽“耽于红学”,今人颇有为之吹嘘者,但他对红学似未入门。他得到己卯本后,对其中许多宝贵资料视而不见,不去发掘研究[8],相反却去过录甲戌本和庚辰本的批语,校改己卯本的正文,简直是对这个珍贵版本的糟蹋。

二、武裕庵的抄补校改

在己卯本的流传史上,已知的收藏者除董康、陶洙,另一个是武裕庵。武裕庵不知何许人。他在己卯本六十七回回末留下一行字:

石头记第六十七回终按乾隆年间抄本武裕庵补抄。

根据这一行字,我们知道整个六十七回是他补抄的。又根据这一回的字迹,我们知道己卯本的朱笔校改,大部出于其手。我们上面已提到,己卯本的批注曾为陶洙所乱。陶洙得己卯本后,曾用朱、蓝两色过录了现存的甲戌本和庚辰本的批语,并对正文进行了部分的校改。但红学界长期以来有一种看法,认为除陶校以外,己卯本上有些朱笔字是属于早期的校注。陈仲毯先生说:“己卯本是四阅评的誊清录副本,朱笔批注的人,可能就是参加评阅人之一。”[9]冯其庸先生进一步将之区分,他说:“己卯本上原有的朱笔校字,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早期的朱笔校字。这类校字,早于庚辰本据己卯本的过录时间。”“另一类的朱笔改字从字体来说,是拙笨的粗笔触,从它的时间来说,我判断它最早只能是在嘉庆初年。”[10]

笔者认为,把己卯本的原来校注加以区别是对的,因为即使诉诸直观,这些朱笔字显非一手。首先就最显著、最大量的粗笔触字来说,这些批注有以下特点:

(一)笔迹有浓有淡,在原己卯本三十八回中,基本上每回都有;

(二)也出现在后来抄补的六十四回和六十七回;

(三)校改的方法是圈改,常常将误字圈去,在旁边写上校字;

(四)校改所依据的是程本。

冯其庸先生曾根据(二)、(四)两点,判断粗笔触淡朱色的旁改文字“必定是在六十七回据程本抄补以后”[11],“即在乾隆五十六、五十七年程甲、乙本流行以后”。但冯先生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些粗笔触旁改文字,并不是别人,而是六十七回的抄补者武裕庵的手笔。

己卯本、庚辰本第十七、十八两回尚未分开,这段文字虽明标“第十七回至十八回”,但合用“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荣国府归省庆元宵”一个回目。及至戚序本、甲辰本,才析为两回。不过具体的分法,《石头记》系统的本子与《红楼梦》系统的本子不同。前者第十七回止于游园结束,宝玉“退了出来”;后者止于贾府备车轿去接妙玉,“后话暂且搁过,此时不能表白”。后者比前者多出一千二百七十字。己卯本眉批谓“‘不能表白,后是第十八回的起头’”根据的正是程本,而武裕庵恰恰是据程本来校补己卯本的。这一点冯其庸先生早已指出。

事实上,不止是朱笔字,还有一些与原抄者字迹不同的墨笔字,也是武裕庵所书。己卯本第三十四回回末,有两行墨笔字:

红楼梦第三十四回终

第三十四回评

陈仲竾先生根据这两行字,断定“这是在脂本《石头记》里第一个出现的《红楼梦》的标名,是《己卯本》独有的,也是唯一的例证。它证实了曹雪芹生前确曾一度用《红楼梦》作为全部书的总名”。[14]

陈先生这一发现,已为红学界所公认,在谈到《红楼梦》书名和版本问题时,这项资料已作为毫无疑义的证据被广泛引用。但是这个材料是根本不可靠的。冯其庸在《论庚辰本》已指出这行字是后添上去的,“并非己卯本的底本所有”。具体说,它也是武裕庵所加。读者可以将己卯本三十四回回末这两行字,同六十七回回首之“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卷之”、回末之“石头记第六十七回终”一些字相对照。“第三十四回评”之“评”宇,与“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之“评”字完全一样,特别是其中“口”字的写法,是武氏书法的特征。“第三十四回终”之“终”字,与“第六十七回终”之“终”字,也全同,特别是“冬”字两撇不相连的特殊写法,也是一样。其他如“十”、“第”、“四”、“回”等字,都可以从六十七回找到相类似的写法。还应指出,武裕庵并不止在第三十四回回末写了“红楼梦第三十四回终”和在六十七回回末写了“石头记第六十七回终”这两条,第三十二回末之“第三十二回终”(墨笔)、第十九回末之“十九回终”(朱笔),也是他写的。武氏为什么在三十四回末题上“红楼梦第三十四回终”,而在六十七回末却題上“石头记第六十七回终”,是不是他所据的程本,回未有“红楼梦第×回终”的字样,而他据以抄补第六十七回正文的乾隆年间抄本《石头记》,这一回也是据程本补抄了对此我们现在已无法弄清楚,但两者均出于他的手笔,却是无可置疑的。

三、己卯本的原来面目

除武裕庵外,己卯本上还有另一位校者的朱笔字。他的校笔与武氏的校笔不同:

(一)遍布于原己卯本的三十八回各回,但后来抄补的六十四、六十七两回则缺;

(二)字迹较幼细、工整;

(三)校改的方法是点改,不是圈改。即用朱笔把要改的字点去,然后在旁边写上另一个字;

(四)他的校改主要是根据现存庚辰本而不是程本。冯其庸先生认为,这些改笔是己卯本的抄藏者(也就是怡亲王弘晓)后来借到脂砚斋四阅评过的“庚辰秋月定本”,用朱笔校补在上面的。赵冈先生也持类似的看法:“怡府人士曾以庚辰怡本来校改己卯怡本的文字。不过,这种校改并不十分彻底,有的地方改了,有的地方仍然留下了异文。”[15]红学界有些人不同意冯先生的意见,不过也认为这部分朱笔校改是很早的,是“乾隆时期的朱笔校改的实证”。[16]

笔者认为,己卯本这些校改不可能是乾隆时期的校改,更不可能是怡府人士的校改,而是近人的校改。

首先,己卯本这位校者,并不是根据原始的“庚辰秋月定本”校改,而是根据现存的庚辰本校改,他把现存庚辰本的误笔、错字、后人在庚辰本上的妄改,都统统校到己卯本上去。这里就从第二、三回举几个例子:

第二回:“这林如海……乃是前科的探花,今已升至兰台寺大夫”。“兰台寺大夫”,各本均如此。“兰台”本汉代宫内藏书之处,以御史中丞掌之,班固曾为“兰台令史”。唐高宗时改秘书省为“兰台”。“大夫”则为古官名,所以脂砚谓“官制半遵古名亦好。余最喜此等半有半无、半古半今,事之所无,理之必有,极玄极幻,荒唐不经之处”。但庚辰本作“蓝台寺大人”,显然是因字形相似致误,因为“蓝台寺”未之前闻,“大人”是尊称,并非官名。己卯本的这位校者却点去“兰”“夫”,改从今庚本。第二回:雨村道,如前代之许由,陶潜……近代之倪云林、唐伯虎……,“此皆易地则同之人也”。“易地”,各本同,今庚辰本误作“异地”,而己卯本的这位校者却点去“易”字,据庚本改为“异”。

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说荣宁两门,如今都萧疏了。贾雨村故持异议,说他去岁游石头城,从宁荣老宅经过,“大门前虽冷落无人,隔着围墙一望,里面厅殿楼阁,也还都峥嵘轩峻,就是后一带花园子里,树木山石,也都还有蓊蔚泅润之气,那里象个衰败之家”庚辰本“树木山石”,漏去“石”字,后有人用墨笔在旁边补一“水”字。这显然是无知妄改,因为如果是“水”不是“石”,就不是什么“洇润之气”,而是“汩汩之流”了。但是己卯本这位校者有目如盲,却点去“石”字,依庚本改为“水”。

第三回:二玉初聚,宝玉说:“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贾母笑骂他胡说,宝玉作了一番解释。“贾母笑道,更好,更好!若如此,更相和睦了。宝玉便走近黛玉身边坐下,又细细打量一番”。这段文字己卯本与诸本同,庚辰本有脱误,“更好,更好”作“更好好的”,下面又脱去十七字。后有妄人把贾母的话补写为“更胡说了,你好好的坐下罢,宝玉”。这位校改者却勾去己卯本二十字,改从庚本。

象这样援庚本之误来改己卯本之正的例子,真是俯拾即是。红学界皆知,现存庚辰本曾经后人点改过,虽然有些改字偶有可取之处,但并非据善本校雠,而是任意臆改,且大多都是无知妄改。冯其庸先生虽主张对庚辰本这些墨笔的旁改文字丸以区分,“既不能全部肯定,也不能全部否定”,但他也承认,其中有一定数量“纯粹是属于妄改”⑩。己卯本这位校者,根据庚辰本的误笔和妄改,来校改己卯本本来正确的文字,这总不能设想是弘晓等人,借到脂砚的“庚辰秋定”原本,进行校改吧?

事实上,己卯本上这些朱笔的点改,不仅不是什么早期的东西,甚至比武裕庵的校改还要晚。这里也举两个例子。己卯本第三十九回,凤姐为讨贾母喜欢,不断拿刘姥姥逗乐。“贾母笑道:“凤丫头别会他取笑儿,他是乡屯里的人老实,哪里搁的住你打趣他?”“会”显然是错字。武裕庵在“会”旁用朱笔写上“拿”字,这是据程本校改,程本正作“别拿他取笑儿”。但是“会”字的左行,却有人点改为“合”字。此人据的是庚本,庚本正作“别合他取笑儿”。显然己卯本原也作“合”,因字形相似误为“会”。则这位校者据庚本改“合”,当在武裕庵之后。因为据校点习惯,都是在右边空行改字。而这位校者隔行改在左边,正因为右边已有武裕庵校改的“拿”字高居要津。我们不能设想,弘晓等预知数十年或百年后,有位武裕庵另据程本来改这个“会”字,预先让道,留出右边空行给他(象这样“让道”的例子还有)。又如己卯本第三十三回,忠顺王府长史到荣府向贾政讨琪官,说忠顺亲王“断断少不得此人,故此求老大人转令郎请将琪官放回”。“转”下漏一字,武裕庵据程本在“转”下补一粗笔“达”字,而这位字迹幼细的校者,据庚本在武裕庵的“达”下补一“谕”字,而将“达”字圈掉,把“谕”字勾上去。很明显,这位校者的点改也应在武氏校改以后,绝对不会在武氏之先,知道以后有人要补一个“扶”字,预留地位,并画好一个圈,等武氏来填写。

也许有人认为,细笔校改既然没有校改六十四、六十七回,可见这位校者应在武氏之前。但事实刚刚相反,这位校者所以没有校及六十四、六十七回,是因为他据的是现存庚辰本,而庚本刚好缺去这两回。庚辰本据说为端方故物,后为徐星署所得。庚本名重世间,是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胡适的介绍甲戌本和庚辰本的文章发表以后,这点本文前面已说过。因此,己卯本上这些据今庚辰本的改笔,肯定是发生在董康、陶洙收藏的时期。

笔者认为,吴恩裕先生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吴先生在《现存己卯本石头记新探》中曾提到:陶洙“在1954年曾告诉过我说,这个本子值得注意,其中的缺回、缺页、批语,都是他根据甲戌本、庚辰本抄上去的。有些个别的字、句,他也据这两个本子改了。但他却将现存己卯本的原抄文字清楚地保留在上面”。“陶心如生前同我面谈、通信多次,他又曾把甲辰本《石头记》梦觉主人的序言特地抄给我。他的字我是认得的”⑩。吴先生因此在探考己卯本时,没有牵涉到校语的问题。当然,笔者没有研究过陶洙的笔迹,现在影印本已将被肯定是陶洙抄补校改的文字一律抹去,无法断定这些细笔触校字是否也出于陶洙、董康,或者另外的什么人。但无论如何,现在己卯本上的朱笔校语,都不可能是乾隆时代的改笔。田为另一个有力的证据,是北京历史博物馆所收藏的己卯本五十六至五十九回三回半残本,一清如水,既无粗笔触的武裕庵改字,也没有这位幼笔触校者的改字[19]。就是说,在散失之前,己卯本只是一个比较素洁的墨抄本,并无朱笔校语,大概也没有什么夹条。这是己卯本的原始形态或本来面目。

笔者认为,在现存各种乾隆时抄本中,不管有多少脱讹,并没有出现据他本校改的现象(庚辰本是后人的妄改),因为当时人们只是把《红楼梦》当作“消愁破闷”的小说读。嘉道以还,“开谈不说红楼梦,此公缺典真糊涂”,人们才搜罗异本轶闻,但着重点还在微言隐义与故事情节。到“新红学”诞生以后,才兴起《红楼梦》的版本学、校雠学。设想在《红楼梦》脱稿不久,便有这样复杂细致的校改,是不符合红学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四、己卯本与怡王府

吴恩裕与冯其庸两先生研究己卯本的最大突破,是发现己卯本同怡王府的关系。吴恩裕在《现存己卯本石头记新探》中提出三点证据,证明己卯本是乾隆时怡亲王弘晓家的原抄本:

(一)己卯本除讳“玄”、“祯”、“弘”、“历”等字外,还讳“祥”字“晓”字。

(二)己卯本的抄者中有弘晓的字,说明他亲自参加抄写。(三)在北京图书馆藏《怡府书目》中,有现存己卯本抄写者之中的三个人的笔迹[20]。

不过吴先生提出的证据本身,似乎还有待证明。

先谈讳笔问题。己卯本虽然避第一、二代怡亲王允祥,弘晓之讳,却并不彻底。据冯其庸的统计:现存己卯本四十一回中,“晓”字缺笔有十一个,不缺笔有七个,占百分之四十。“祥”字缺笔有五个,不缺笔有一个,占百分之十七。如果己卯本是怡府的原本,甚至是弘晓亲率其子侄弟兄一起抄的,这就难于理解了。因为这等于是说,怡府的抄手,怡府的家人,也可以不避允祥、弘晓之讳。赵冈先生说:“对于皇帝名字不避讳是犯不敬之罪,但对于亲王以下则没有这样严格的规定,开明的王爷可能不计较这些。抄写人避讳是自动表示敬意,不避讳也未必就获罪。”[21]可惜这只是赵冈先生的想象。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呢?《红楼梦》第二回提到林黛玉小时避其母贾敏之讳:“凡书中有‘敏’字,她皆念作‘密’字,每每如是,写字时遇着‘敏’字,又减一二笔”。黛玉这样做当出自长辈的教诲。这是当时仕宦之家、书香之族的规矩。《红楼梦》第五十三回写“只听自鸣钟已敲了四下”,脂砚斋便提醒说:“按四下乃寅正初刻。”“寅此样(写)法,避讳也”。《红楼梦》是否避“寅”字讳的问题,现在红学界仍有争论,但从脂砚所批,可看出“世家子弟”对这个问题是何等的敏感。难道赫赫的怡王府,竞开明到下人、家人不回避王爷的名字,可以嘴说笔书吗?不应忘记,《石头记》正是抄来给王爷看,一点也不能打马虎眼的!

吴恩裕对这个问题提出一种解释,说己卯本上那些不讳“晓”字的书页,正是弘晓及其兄弟抄写的,他把他们列为己卯本的抄写者“丙”和“丁”。据吴先生说:弘晓自己当然不必为自己讳,他的弟兄也可不为他讳。吴先生的根据是弘晓的《明善堂诗集》自序中一个“为”字的写法。“第二笔到第五笔交接处止,不过头”。而这种写法与己卯本第十五回一些书页“为”字的写法正好相同。光凭一个字的写法就判定两种笔迹的同异,这样做似嫌轻率,不过可暂勿置论。就谈“为”字,如吴先生所举之第十五回第四页a面末两行四个“为”字的写法,查对影印本,有两字的第二笔过了五关,有两个没有,一半对一半。而翻过一行,两个“为”字的第二笔都明显突过了第五笔!问题不仅如此。吴先生把弘晓编为己卯本的抄写者“丙”,辨其笔迹,这位“丙”正是第二册扉页总回目的抄写者。这个总目的第十二回回目,明明写着“贾天祥正照风月鉴”!弘晓不讳自己的名字,尤有可说,难道竟连他的老子、第一代怡亲王允祥的名字也不讳?这是不可想象的。

至于己卯本有三个抄书者的笔迹同《怡府书目》抄者的问题,因为吴先生并未举出证据,笔者亦未经目验,不敢妄断。不过即使其中有人笔迹相同,只能说明他们是怡府抄写人员.并不能肯定现存的己卯本就是怡府原抄本,因为不排除这两位抄手曾私下参与过录怡府本,拿到外面卖钱的可能性。

所以,己卯本的讳笔,证明它的确出自怡府,但是它的避讳很不彻底,却又说明它不一定是怡府原本,而更可能是怡府本的过录本:有些抄手过录时保留原本缺笔字,有些抄手则加以改正。

其次,从形式看,现存己卯本也不象是怡王府的原抄本。怡府本过录自脂砚斋的定本,这点不成问題。根据早期抄本之一甲戌本的形式,脂砚评《红楼梦》用的是朱笔,因为如用墨批,则大量的眉批、行间批和回前、回后批易与正文相混,而且密密麻麻,满纸乌黑,阅之使人气闷。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脂砚于己卯、庚辰写定前八十回《石头记》时,也用朱墨二色。那么怡府过录时,是照脂砚定本用两色精抄,还是用墨笔筒抄呢?弘晓喜欢看小说,他抄《石头记》,首先是为了观看把玩而不是入藏,当然要抄得悦目些。怡府有的是抄手,完全有条件用朱墨二色精抄。但是现存己卯本是一个非常草率的简抄本,一色墨笔,而且是分抄的,多者一回,少者一页,错漏极多。吴恩裕先生解释这种现象,认为是弘晓在脂砚己卯冬定以后,庚辰秋定以前借出过录的,因为时间很短,所以弘晓及其子侄分头赶抄。冯其庸先生也认为怡府因赶工,来不及过录朱笔批语。这也恐怕是臆想,因为现在无法断定怡府本过录的时间,而下面我们将谈到,所谓庚辰“重定”,根本就是子虚乌有。一个“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要借抄一部小说(不一定向脂砚斋本人。可能脂砚已故),谁会对他严限日程,使他日夜赶工,连朱笔批语都顾不上过录?弘晓富收藏,怡府有书手,难道用得着他亲率兄弟子侄,自己捋起袖子来抄吗?若谓弘晓对《石头记》份外重视,所以才这样大阵仗,这也未必。己卯本第二回末那条墨笔批语:“语言太烦,令人不耐。古人云,惜墨如金,看此视墨如土矣。虽演至千万回亦可也。”大概就是弘晓的手笔。这位喜附庸雅的王爷,看到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有点唠唠叨叨,就显得不耐烦了。

总之,现存己卯本的形式,不类是怡府原本,倒是象借出或偷出怡府原本,加以草草过录的简抄本。

这里又牵涉到一个使红学界困惑的问题,就是己卯本和庚辰本前十一回,除个别混入正文的评注外,完全没有批语。这个问题至今无人解答,也无法解答。这不会是出于脂砚斋的删削,那么是出于谁手呢?笔者认为,问题就出在己卯、庚辰两本的简抄。据笔者推测,原来脂砚斋写定本时,前十一回的形式大概相同于甲戌本的前五回,只有朱笔的眉批、行间批,而没有整理成双行批注(这牵涉到原先的体例)。怡府过录时,也分朱、墨二色。但是到现存己卯本、庚辰本(或其底本)过录怡府本时,因为抄手要赶时间,省成本,便决定只抄墨笔,不抄朱笔,而前十一回就一清如水。十二回以后也只录取双行夹注和回前回后墨批,而没有过录朱笔行间批(不照抄双行夹注便影响整本书页,不能分抄)。正因为如此,所以第四回“护官符”的几行“注”,便被抄手当作夹批而舍弃。护官符之注,甲戌本已与行间批语相混,怡府本的形式大概也是这样。另外还有可作反证的例子。己卯本第八回,薛宝钗金锁正反两面篆文音注,其下有两段批语:

“不离不弃”与“莫失莫忘”相对,所谓愈出愈奇。

“芳龄永继”又与“仙寿恒昌”一对,请合而读之。

问诸公历来小说中,可有如此可巧奇妙之文,以换新眼目。

这显然是原本批语,因与金锁篆文音注混合在一起,抄手误以为是“注”的一部分,而过录下来。从这两个例子中又可以看到,己卯本和庚辰本所过录的底本,前十一回是有评注的,只是抄手略而未录。

最后,从现存己卯本的删改和留空情况看,它也不象是怡府原本。己卯本曾对脂砚原本作过篡改,吴恩裕先生曾举出第二回之“成则王侯败则贼”,“王侯”,己卯本作“公侯”。这是一个有力的证据。但弘晓辈不仅改字,而且对《红楼梦》正文也加以剜、删、砍。最刺眼的例子是第十六回末,秦钟易箦,众鬼判持牌来拘他,忽听说宝玉来了,都判官先吓慌了,小鬼们埋怨他。都判道:

放屁!俗语说的好,天下官管天下事。自古人鬼之道。却是一般, 阴阳并无二理。别管他阴也罢, 阳也罢,还是把他放回,没有错了的。[22]

曹雪芹虚构这样一段情节,正如脂砚所说,不过是“调侃世情”,暗喻所谓朗朗乾坤,实际上也就是鬼魊世界,“阴阳并无二理”。己卯本现在阙“自古人鬼之道,却是一般”,“罢,阳也罢,还是把他放回”等犯忌的字句,留下两处空白。

又如己卯本第十九回的“小书房名”,下阙四字,第二行“那里自然”以下,有大半行空白。庚辰本情况同。过去专家们认为这是曹雪芹一时想不到合适的书房名,留空待补;而另行也是因字句需斟酌,准备重新改写。这显然不是真实情况,因为拟一个小书房名,决不会难倒雪芹,需要留空,而下面那段空白,结合上下文看,删节的痕迹宛然。笔者认为,正如第十六回末一样,这里因有碍语或不祥语,被人涂去。

联系到第一回楔子石头和癞僧四百多字的议论,现除甲戌本外,各本皆缺。这也是红学上的难题疑案。现在红学界对甲戌本在《红楼梦》版本上所占的地位,存在不同的看法。但这四百多字,显为雪芹原作所有,也为脂砚定本所有。笔者认为,这一段文字,极可能也是怡府本先删去的。因为癩僧的话,宣传了富贵无常、乐极悲生的虚无思想:

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恃,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磨八个字紧相连属,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

这四句被脂砚斋评为“乃一部之总纲”,实际也是碍语之纲。对满清最高统治者来说,他们希望自己的江山是“兆年不易之朝”,“永治太平之国”。现在《红楼梦》开宗明义,就诅咒尘世一切荣华富贵“不能永远依恃”,“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究竟是到头一梦”,这当然不会为他们所喜。所以,这四百多字便作为最忌讳的碍语首先被删去。笔者认为,删去这四百多字的不可能是曹雪芹(当时他还活着),也不可能是脂砚斋。脂砚坚持用《石头记》为书名,如果他将这四百多字删去,则石头幻形人世的原委,尘世富贵不能依恃的验证,便全无着落,脂砚本人的许多评语,也成无的放矢。就是脂砚怕陷文网,要删去这些碍语,他在定本中也会略为加工,设法使文字衔接,不会象现存庚辰本那样(现存己卯本第一回前三页已脱落,但从篇幅可以看出,也缺此四百多字),断成两橛,中间接不上茬。所以,笔者认为,这些碍语的删改,是己、庚的祖本怡府本的特点。由于弘晓的地位,他同曹雪芹甚至脂砚斋的立场不同,对人生的感受也不同。他可以欣赏《红楼梦》的艺术技巧,而决不会喜欢《红楼梦》“好便是了,了便是好”的思想。因此,他抄得脂砚斋的定本后,在阅读的过程中,涂改、圈删去一些他所不喜欢或感到惧怕的碍语、不祥之语,这是很自然的。现存己卯本上那些留空、阙字的现象,是它的祖本怡府本经过涂改、圈删的遗迹,而不是己卯本自身曾经被阉割的证据。因为抄手不可能一面分头抄写,一面随手篡改、留空,此理殊明。

五、己卯本与庚辰本的关系

既然己卯本不可能是怡府原本,而更可能是怡府本的简抄本,那么庚辰本同己卯本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目前,红学界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庚辰本是按己卯本过录的,两者的关系是“父子”关系。持这种意见的有陈仲竾、冯其庸等先生。另一种意见认为,庚辰本并非录自现存的己卯本,己卯本过录自“己卯冬月定本”,庚辰本过录自“庚辰秋月定本”,它们之间是“兄弟”关系而不是“父子”关系。持这种意见的有吴恩裕、魏谭先生,李少清,赵冈先生的意见也可以归入这类。

对庚辰本同己卯本的渊源,冯其庸先生在《论庚辰本》中举出六证:

(一)两本抄写的款式一致。

(二)两本四十个回目一字不差。

(三)两本的墨批完全相同。

(四)两本抄写上一些特征相同。

(五)两本均出现缺笔的“祥”字,避允祥讳。

(六)两本部分书页笔迹相同。

现存己卯本和庚辰本的关系,无疑是很密切的。不过,冯先生的结论:“庚辰本是据己卯本过录的”却并不完全正确。因为上述六证,并不能完全证明庚辰本出自己卯本。具体说,前四证属于抄写方面的问题,这可以解释为庚辰本的抄手较忠实地照己卯本摹写,也可以解释为己卯本和庚辰本的抄手,都忠实地照某一个名气大的本子(怡府本)摹写。己卯本抄自怡府本,此点本文上一节已论证过。其次关于笔迹问题,材料也并不过硬。冯先生举了三例,谓两本的第十回首半面、第二册的目录页,是同一人的笔迹。但仔细辨认,两者只能说有些相似,并非一手。己卯本这两页的字迹较波俏、飘逸,庚辰本的字迹较凝重、沉着,如第二册回目页之“贾”、“宁”、“可”、“元”、“卿”等字,第十四回首半页之“是”、“事”、“越”等字,结体和写法都不同。至于第二十回第四页之长批,如果结合该页正文看,两者的字迹相去甚远,恐怕连个“象”字都说不上。而且,退一步说,即使庚辰本的抄手,其中“有两个人的笔迹与己卯本的抄手相同”,也不能排除这两位抄手,曾经两次参与抄写某同一本子的可能性。

冯先生的六证中,避讳问题是个很有力的证据。庚辰本第七十八回,贾宝玉杜撰《芙蓉诔》,末句“成礼兮期祥”,“祥”缺最末一笔作“祥”。这个缺笔的“祥”字,证明庚辰本与己卯本同源,因为现存己卯本也讳“祥”字,作“祥”和“栏”。但是,讳笔虽肯定两本有渊源,却不能构成承传关系。因为要证明庚辰本出自己卯本,就要证明己卯本是怡府独一无二的原本。但是上一节我们已谈到,己卯本不是怡府原本,只是怡府本的过录本一一简录本。因此,庚辰本的“祥”字讳笔也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来自现存己卯本,一是来自怡府原本。

笔者认为,研究版本的同异,不仅要着眼两者之“同”,还要注意两者之。异”。同,可以说明它们或来自同一祖本。异,则显示它们不可能有直接的承传关系。

己、庚两本有哪些异点,证明它们不可能是“父子”关系呢?

第一,己卯本有些特殊的删改而庚辰本却仍然保留。著名的例子如第二回的“成则王侯败则贼”,雪芹把批判的锋芒指向统治阶级的最高层。但是弘晓这个王爷将“王”改为“公”,使讽刺降级。己卯本上正作“公侯”。又如上面提到的己卯本第十六回末,两处开天窗,共阙二十字。如果庚辰本是直接抄自己卯本的话,它只能照己卯本作“成则公侯败则贼”,只能开天窗或拟补这二十字。但是,现在庚辰本不作“公侯”而作“王侯”,都判的话也一字不缺,完全合榫,说明它不是过录自现存己卯本,而极可能抄自同一个本子。在这个本子上,“王侯,’被圈改为“公侯”,都判的话有些被勾删,己卯本的抄手照删改的抄录,而庚辰本(或其底本)的抄手,则照原本被涂改的字句抄录。吴恩裕先生曾据庚、己两本“公侯”和“王侯”的异文,提出这样的可能性:“现存己卯本是据原己卯本,而庚辰本则据原己卯本的过录本”[23]。笔者认为,后一意见是对的。

第二,己卯本不误而庚辰本致误。最典型的例子,是第十七,十八回元春归省,最后演戏,元春点了四出戏,最后一出是“离魂”。在正文“第四出离魂”句下,有双行批注。己卯本作:“伏黛玉死,牡丹亭中”。在这条批注的下面又有一双行批注:“所点之戏剧伏四事乃通部书之大过节大关键” (一行九字,一行十字。从“通”字起回行)。己卯本在上、下两段批语之间,留空少许,加一圈并一横线,以资区分。但庚辰本却把这两段批语混在一起,成为一段怪诞的文字:“伏黛玉死,所点之戏剧伏四事,乃牡丹亭中,通部书之大过节大关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如果庚辰本抄自己卯本,大概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己卯本两段批语中间有间隔符号。问题出在它们的祖本怡府本。这两段批语,上下抄在一起,并无明显的区分。己卯本的抄手懂得这是两段不同的批语,故把它们写开,并在两者的中间画上一小圈,加上一条横线。而庚辰本的抄手却不知道是两段批语,把它抄在一起。这个例子说明,己、庚都是从一个底本过录的,而决不是后者抄白前者。

又如第三回,曹雪芹写贾宝玉眼中所见之林黛玉:“两弯似蹙非蹙冒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现在脂砚斋系统各本,从甲戌本起,后一句有缺文。甲戌本作“一双似口非口口口口”。己卯本近乎甲戌本,把空阙去掉,接抄成“一双似目”。这反映无论脂砚定本、怡府抄本都没有解决缺字问题。庚辰本作“两弯似蹙蛾眉,一双多情杏眼”,当为庸手所妄改。这说明庚本不仅不是过录自现存己卯本,甚至也不是直接抄自怡府本(当然也不排除怡府本后来被弘晓改写成这样),更可能是第三代的过录本。

第三,己卯本误而庚辰本不误。这主要是抄写方面的一些讹脱。例如第三回回首,写张如圭向贾雨村报喜信。庚辰本作“忽遇见雨村,故忙道喜,二人见了礼,张如圭便将此信告诉雨村,雨村自是欢喜,忙忙的叙了两句,遂作别各自回家”。己卯本作“忽遇见雨村,雨村自是欢喜,忙忙的叙了两句,遂作别各自回家”。在前后两个“雨村”之间,脱去二十字。很明显,这并不是庚辰本多增出来的文字,而是己卯本落行。造成落行的原因,是不细心的抄手往往把两个相同的词语或短语之间的文字漏掉。己卯本这位抄手正是这样,他抄完第一个“雨村”,误作第二个“雨村”,径接第三个“雨村”。结果,在中间落行二十字。如果己卯本就是庚辰本的底本,庚辰本就不会多出这二十字,而与他本契合。

又如第五回,庚辰本回目后第一行为“第四回中,既将薛家母子在荣府内寄居等事略已表明,此回暂不能写矣”。三十字占一整行,第二行起作“如今且说林黛玉”。这三十字甲戌、戚序等本均有,而己卯本独缺,看来也是落行的缘故。这些情况表明,庚辰本并不是直接抄自己卯本。

既然庚辰本同己卯本并无承传关系,那么一个合理的推论,似乎就是“承认己卯本的底本是庚辰重定之前的‘己卯冬月定本’,庚辰本的底本是庚辰重定后的‘庚辰秋月定本’。”[23]现在红学界不少人已接受这种解释。

但是这一假说却涸到一块礁石,这就是庚辰本七十八回“祥”字的缺笔。这个缺笔的“栏”字,成为版本学上的遗传基因,它无可辨驳地证明庚辰本同怡府的血缘关系,而强有力地否定庚辰本直接录自脂砚斋“庚辰秋月定本”的说法。因为,脂砚斋无需讳“祥”字,他的四阅评过的定本也不会讳“祥”字。主庚辰本来自脂砚庚辰定本说的人对此提出种种解释,魏谭先生认为,庚辰本这个缺笔的“栏”字的出现,“是由于庚辰本的抄手中有个别原为怡亲王府的家人,他因对原主人的讳字缺笔书写习惯了,故在抄写庚辰本时,也会偶然在无意中这样缺笔书写”[24]。李少清先生说得更干脆:“我认为这里不存在什么避讳问题,这只不过是个错字而已。”[25]魏谭、李少清两位都把庚本七十八回“栏”字的出现,归于偶然的因素,而魏先生并没有说明,庚辰本这位错别字连篇的抄手,他的笔迹同于己卯本哪一位抄手。

现存庚辰本出自怡府本,而不可能出自脂砚斋的所谓庚辰重定本,另一个证据是脂砚斋只有一个定本,根本没有两个定本。

六、己卯冬定与庚辰秋定

所谓己卯“冬定”与庚辰“秋定”,是根据己卯本和庚辰本各册回目上的一行题字确定的。己卯本和庚辰本的装订,都是十回一册,而每页的扉页,均为十回的总目,其左侧“石头记”三字之下,有两行字:“第××回至××回”、“脂砚斋凡四阅评过”。今存己卯本之第十一至二十回、三十一至四十回、六十一至七十回,这三册都有总目页,其中第三册之“第三十一回至四十回”、“脂砚斋凡四阅评过”两行字之下,有“己卯冬月定本”六字,第二册没有这六个字,第六册“脂砚斋凡四阅评过”下,有一角被撕去,无法断定有无这六个字。庚辰本前四册无“定本”字样,第五册至第八册标“庚辰秋定本”或“庚辰秋月定本”。因此,红学界一致相信,脂砚斋曾有两个定本,一为“己卯冬月定本”,一为“庚辰秋月定本”,而不少专家认为,现存己卯本和庚辰本,正是分别转录自脂砚斋这两个不同的本子。但是人们对照一下己卯本和庚辰本,对脂砚斋曾否重定其四阅评本。不能不产生怀疑。

首先,我们从庚辰本中找不到有“重定”的可靠证据(此假定己、庚过录自脂砚斋两个定本并基本反映其面貌而言)。按照常理,既曰“重定”或“再定”,总要对原本有所增删修改,总有所改进,但是庚辰本(作为新的定本)无论从内容到形式,同己卯本(作为原本)并无多少差别,更不说有重大的修订了。相反,己卯本许多明显的重要的错误,原封不动地存在于庚辰本之中。

这里随便举几个例子:

第十五回,宁府大出丧,秦可卿停灵铁槛寺,宝珠因为与瑞珠撞破贾珍与秦氏的奸情,生怕贾珍下毒手杀他灭口,所以送灵至铁槛寺后坚决不肯回家,贾珍乃“派妇女相伴”,加以监视。己卯本作“宝玉致(执)意不肯回家”,这是一望而知的错误,因为宝玉如留在铁槛寺,后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便要换角。但庚辰本此句亦作“宝玉致意不肯回家”,一仍其旧。庚本现在“玉”改为“珠”,这是后人的笔墨。

第十七、十八回,元春归省,赐书正殿“省亲别墅”一匾一联,联云:

天地启宏慈,赤子苍头同感戴,
古人垂旷典,九州万国被恩荣。

“古人”当为“古今”,这也是一望而知的错误。但是这个带有政治性的笔误,庚辰本也没有改过来。

七十四回之柳絮词,宝玉续《南柯子》之“落去君休惜”,宝钗《临江仙》之“韶华休笑本无根”,己卯本两“休”字均误“你”字,当是府本“休”字写得似“你”字,庚本亦未改(现在旁边的“休”字是后人所改)。

再如第二回正文前的题解文字,己卯本作“故借用冷字一人,略出其文半”,“字”显为“子”之沩,下脱“兴”字,“文”又为“大”之沩。如果说,前文三个例子涉及正文,可解释为脂砚斋尊重原作,不妄改易,那么这段回前批完全是他本人的大手笔,难道他也看不出错误,让之保留在新的庚辰定本之中?

象这样的例子,在庚辰本中不胜枚举,越到后来越多。这些情况说明,从己卯本到庚辰本,根本不曾有过认真的校订修改。既然庚辰本对己卯本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没有多少改动,那么脂砚斋有什么必要在己卯冬定以后,不到一年,又重新搞一个定本呢?人所共知,《红楼梦)是一部近百万字的长篇小说,不算后三十回,前八十回正文加上批语,就有七十多万字。如果脂砚自己一个人抄这样一部大书,以每天五千字计算,要抄一百三十天。如果要雇人抄,需花一大笔钱。程伟元谈到乾隆末年,好事者抄《红楼梦》一部,置庙市中,索价“数十金”。而据刘姥姥提供的资料,当时二十多两银子,就够一户庄稼人全年的吃用。脂砚斋怎么可能花这样大的代价,去重抄一部既无所校、又无所改的“新定本”呢?

也许有人说,所谓庚辰秋定,并非重抄,只不过是在己卯定本上加以校改,校改完后,写上“庚辰秋月定本”,则原来的“己卯冬月定本”,也就成为“庚辰秋月定本”了。

关于脂砚是否曾在己卯定本上作过校改,根据上面所举的例子和分析,已大致可作否定的回答。不过,庚辰本同己卯本的确有一些异文,冯其庸先生在《论庚辰本》中,曾列了“己卯、庚辰第二、三回部分改字对照表”,举了二十六例,可视作“庚辰秋月定本”改正“己卯冬月定本”错误的例子,虽然表中所列的并不都是己卯本的错误,有的甚至相反。但应该看到,类似的字句上的错误,并非单方面存在于己卯本,也同样存在于庚辰本之中,而且庚辰本误而己卯本未误的可能更多。就以《红楼梦》新校本(1975年征求意见稿)所校之第二回为例,略略统计一下,庚辰本误而己卯本不误的有三十七处!如果一定以两本都存在的误字、错简之多或少作为重定的根据,那么重定的是庚辰本还是己卯本呢?本来,版本间的异文,特别是一些简抄本的错误,原因很复杂。往往不是出于作者或编者的润饰加工,而是在辗转传抄的过程中,因为落行、脱句、漏字、笔误、错改、误补等等而造成的。己卯本和庚辰本的少许异文,根本不能说明哪个本子是前定,哪个是后定的问題,更不能构成“重定”的根据。我们不能看到“己卯冬月定本”、“庚辰秋月定本”两行字,就一口咬定脂砚斋曾两次写定(时间不到一年)他四阅评过的《石头记》。

那么,事实的真相是怎么样的呢?

据笔者的考证,《红楼梦》后三十回,雪芹脱稿于乾隆二十三年戊寅(1758),最迟不晚于己卯春。脂砚斋从己卯开始,将自己多次评阅本,重新整理成定本。这个整理包括正文和评语两部分。他希望他的评语能附丽于这本伟大小说而传之久远,因此有些评语重新作了增删改写。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有些脂评字句上有很大出入、早期的双行批注已言及后三十回情节的原因。这样的整理自然很费功夫。大概到这年的年底,他完成了前四十回,于是在第四册的扉页上,书上“己卯冬月定本”的字样。第二年,他继续整理,到秋天完成了四十一至八十回,于是在五、六、七、八册的扉页上分别书上“庚辰秋定本”、“庚辰秋月定奉”的字样。而后三十回原稿,则因某种原因他并未整理,不久即陆续遗失。因此,己卯冬定和庚辰秋定并不是脂砚斋两个本子,而是他整理的四阅评本的两个不同的部分。怡府过录时,忠实地抄下“己卯冬定”和“庚辰秋定”的题识,而庚辰本(或其底本)过录时,可能认为没有必要或避免矛盾,只抄下后四十回“庚辰秋定”的题识,没有抄下前四十回“己卯冬定”的题识。

《红楼梦》的版本问题,是红学的“内学”之一。要弄清《红楼梦》的成书过程,要整理出一个接近曹雪芹原著的定本,都首先有赖于版本--是早期抄本的研究。本文对《红楼梦)一个早期的抄本--本,作了一些探索:对己卯本与怡王府的关系、己卯本与庚辰本的关系、脂砚斋的己卯冬定和庚辰秋定,己卯本的原始面貌和流传,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这些看法是不成熟的,甚至极大可能是错的,笔者诚恳地希望海内外的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七、小 结

现在概括一下本文的几个主要论点:

(一)曹雪芹撰《红楼梦》,脱稿于乾隆戊寅、己卯间。脂砚斋于乾隆己卯、庚辰将之整理成定本。己卯冬完成前四十回,署“己卯冬月定本”,庚辰秋完成后四十回,署“庚辰秋月定本”。“己卯冬定”和“庚辰秋定”,是脂砚斋四阅评过的定本的前后部分,而不是两个本子。曹雪芹后三十回,由于脂砚去世或其他原因,没有整理,不久即散失。

(二)第二代怡亲王弘晓,曾得到脂砚四阅评的己卯庚辰定本,加以过录,是为怡府本。怡府本是个朱墨二色抄本,讳及“祥”、“晓”等字。以后弘晓等曾在这个本子上圈改和涂去一些所谓“碍语”和不祥语。《红楼梦》第一回“来至峰下”以下四百二十四字,可能是怡府人士首先删去的。

(三)怡府本曾为人所借出,辗转传抄。现存己卯本,就是怡府本的过录本。己卯本是个简抄本,因为省工,没有抄朱批,因为赶时间分拆开来抄,正文较多地保留怡府本的特点。

(四)现存的庚辰本非出自现存的己卯本。和己卯本一样,它是怡府本的过录本(或再过录本)。庚辰本和己卯本都是出自书手的抄写,质量不高。庚辰本的一位藏者后来在其上过录了一个较晚的汇评本(不一定是四阅评本)的评语。

(五)乾嘉以后,己卯本曾归武裕庵所藏。当时,己卯本已有部分散失。武氏曾据程本补抄第六十七回,并校改过正文。朱批:“不能表白后是第十八回的起头”,墨书:“红楼梦第三十四回终”,均武氏手笔。

(六)本世纪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残缺的己卯本为董康所购藏。抗战胜利后,董康入狱,此本归其友人陶洙。己卯本上另一些据庚辰本的朱笔校改,大概出自他们之手。

(七)己卯本的校注既为近人所加,对原文的校订和版本的研究并没有多少价值。己卯本如重新影印,可考虑去掉所有的朱笔字,恢复其墨本的原来面目。


辛酉春节初稿

清明后一日改定
注释:

[1]吴恩裕、冯其庸:《己卯本石头记散失部分的发现及其意义》,1975年3月24日北京《光明日报》。

[2]董康:《书舶庸谭》(四卷本)卷四下(广文书局,1967年,台北)。

[3]⑧1940年出版的《书舶庸谭》(九卷本),董康果将其母谓“幼时见是书原本”及绮云欲本此意改窜《红楼梦》后数十回等整段文字删去。

[4]董康:《书舶庸谭》(九卷本)卷七(世界书局,1971年,台北)。

[5]同上,卷八下。

[6]影印本《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附页贰(胡适纪念馆,1962年,台北)。

[7]吴恩裕:《现存己卯本石头记新探》,《曹雪芹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222页。

[8]陶洙发现己卯本有缺笔字,有的他用朱笔描补,但不知是讳笔。见吴恩裕文,《曹雪芹丛考》216页。

[9][12][14]陈仲竾:《谈己卯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北京《文物》1963年第6期。

[10]冯其庸:《论庚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73年),40、44页。

[11]同[10],47页。

[13]同[10],48页。

[15]赵冈:《己卯本与庚辰本的关系》,《红楼梦研究集刊》第五辑(北京,1980年),151页。

[16]魏谭:《“己卯本是庚辰本的底本”说质疑》,《红楼梦研究集刊》第二辑(北京,1980年),248页。

[17]同[10],57页。

[18]同[7],254页。

[19]年初收到友人寄来之影印己卯本,翻阅一通,即发现这个问题,当时即写信转告冯其庸先生。

[20]同[7],223、249页。

[21]同[15],146页。

[22]此段文字各本略有差异,此据庚辰本。己卯本应与庚辰本同。

[23]同[7],256页。

[24]同[16],248页。

[25]李少清:《庚辰本是据己卯本过录的吗?》,《红楼梦研究论丛》(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257页。

(原载香港《中报月刊》,1981年6、7月号;本文收入胡文彬、周雷编《红学世界》,北京出版社1984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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