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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刘广定先生《红楼梦抄本抄成年代考》
——兼谈《红楼梦》版本研究中的讳字问题

作者: 梅节   收录时间:2007-11-06


一九九八年八月,应台湾沈春池文教基金会的邀请,参加在台北举行的两岸三地和海外华人的《红楼梦》学术讨论会,认识台湾著名的《红楼梦》研究者刘广定教授。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笔者涉足红坛之始,即从许桂林兄处读到刘先生的一系列文章剪报,心仪已久,仰之如古贤。这次台北见面,想不到刘先生是这么的年轻(相对笔者而言),而且是台湾大学化学系教授。一个业余红学研究者能取得如此成就,着实让人钦佩。刘先生当时惠赠《红楼梦抄本抄成年代考》三篇著作的抽印本,因客中倥偬,未暇细阅,返港始抽而读之。

《红楼梦抄本抄成年代考》是近年发表的产生广泛影响的论文。刘先生以理工学者的严谨精神,从统计《红楼梦》各种版本的避讳情况,来区别其先后、年代,持之有故,使人耳目一新。该文主要结论是:

“有正本避讳最为完全”,“‘薴’字未避道光讳,故是道光以前的抄本。”

“其次是公开发售的程甲本,已知是乾隆五十六年发行的。”

“己卵本庚辰本避‘薴’字讳很完全,可定为道光初年以后(约1830年)所抄成。”

“‘𠇮’、‘𡱒’是十九世纪中叶广东地区抄书刻书的特殊字体”,“这两种特殊的写法也存在于己卯本及庚辰本的某些回中”;“则《红楼梦》的己卯本与庚辰本也是在1850年后抄成的,上节推论约在1830年之后抄成吻合。”①刘先生虽然谦虚地将其结论称作“讨论”,但由于他的发现有利于“程前脂后”、“程真脂假”说,很快就被炒热,欧阳健先生撰文推许为《红楼梦》版本研究“提出了一条新的思路” ②。笔者退出江湖已久,对红坛当前争论的问题颇隔膜。然八十年代在撰写《论己卯本石头记》、《论(红楼梦)的版本系统》时,曾就《红楼梦》版本问题做过一些探索。印证过去一些认知,对刘先生某些论点不无同异。适值陈庆浩先生过港,我们就此交换意见。陈先生提出“己卯庚辰本的‘宇’字,恐怕是简体字、异体字而不是避讳”,并多次催促笔者将意见写出来,与刘先生商榷。无可推托,只好命笔。现在先从最容易的俗字“𠇮”、“𡱒”谈起。

俗字“𠇮”、“𡱒”不能作为《红楼梦》抄本断代依据

刘先生以俗字“𠇮”、“𡱒”作为《红楼梦》抄本断代依据,是受到柳存仁先生一项报道的启发。柳先生在《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说到英国博物院藏《绣像瓦岗寨演义传》,“这书颇多俗字,如‘’作‘’,‘殿’作‘”’。该书黄纸封面“横刻咸丰十一年(1861)新镌”③。又说到,广东“蝴蝶楼藏板、乌有先生订”的《绣鞋记警贵新书》,“书中有若干俗字”与《瓦岗寨演义传》“所用的相同,可资参研”④。

记得尼采在《启示艺术家的灵魂》一书中说过:对比是一道窄门,错误往往最容易从此潜入。刘先生虽然小心翼翼,作了“假如柳存仁所言不差”的预设条件,却仍然从这道窄门踏近了“误区”。这不能怪柳先生。柳先生说明“禽”、“屡”是“俗字”而非新字 俗字者,民间书写,约定俗成,正如隔壁赵老娘的破棉被,“盖有年矣”。何况一个在广东,一个在北京,既非连号,如果是两个新字,怎么能够差不多同时在两地抄刻本出现呢?

笔者手上有刘复、李家瑞编写的《宋元以来俗字谱》,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民国十九年刊。《俗字谱》根据《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京本通俗小说》、《古今杂剧三十种》等宋元明清十二种古籍编成。刘复在序言说:“这十二种,当然未必能将宋元所有的俗字完全包括,但就大体说,要借此看一看八九百年以前俗字的演进和变化的程迹,也就十不离九了”。根据《宋元以来俗字谱》,“”作“”的有《古今杂剧》、《朝野新声太平乐府》、《薛仁贵跨海征东白袍记》、《岳飞破虏东窗记》、《目莲记弹词》⑤;“殿”作“”的有《京本通俗小说》、《目莲记》、《金瓶梅奇书前后部》(清嘉庆济水太素轩刊》⑥。笔者家罕藏书,根据手边的几本旧刻的影印本,可以补充一些例子。明宣德抄本《刘希必金钗记》,“”、“”并用。如第五十七出就有三种写法:“此身残命争分毫”、“宣旨禽赐你”、“命你先斩后奏”⑦。万历甲辰(1602)翰海书林梓《新刻增补戏队锦曲大全满天香》,上栏“锦曲”,均作“”,下栏“戏队”,均作“命”⑧。清初色情小说《新编春灯谜史》(高罗佩原藏抄本),“殿”作“𡱒”⑨。乾隆中叶《幻中游》小说,第十三回有三个“𡱒”字⑩。

可见“𠇮”、“𡱒”并不是“十九世纪中叶广东地区抄书刻本的特殊字体”,而是宋元以来流行民间、在小说戏剧等俗文学中普遍应用的俗字。《石头记》己卯本有三处“殿”作“𡱒”,“命”作“𠇮”,庚辰本有十六处“命”作“𠇮”,三处“殿”作“𡱒”,既不能证明它们“在1850年抄成”.当然也就不能作为《红楼梦》抄本断代的依据 但是刘先生的考察和统计还是有意义的。它揭示《红楼梦》诸本中,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戚蓼生、高鹗、程伟元这些进士、显宦主持整理或加序的本子,都经过净化,删除碍语,严格避讳,讹误较少,可读性高,而且尽量用正体字抄写。另一类是无名少姓的民间抄本,脱枝失节,讹误较多,多多少少都有些“碍语”,避讳也不彻底,多用简体字、俗字抄写。这两者的区别,对我们理解下面所谈的问题很重要。

现再来谈“寕”字。

“寕”是“薴”的简体异体,还是旻薴的讳字?

《红楼梦》里面有个“薴國府”,而清道光帝原名绵薴。如果“利用书中帝王名讳来鉴定版本的时代是中国版本学上的通则”,“由讳字鉴别版本时代绝无例外”(11) ,那么根据《红楼梦》各抄本“薴”字的写法,就可以迅速而准确地判断他们的抄成年代——在道光前或道光后。清帝讳始于康熙,前此太祖努儿哈赤、太宗皇太极、世祖福临,都是译音,无讳。康熙汉名玄烨,始讳“玄”为“元”或缺末笔,“烨”为“煜”。康熙又选定八个字为后世子孙名讳:“胤弘永绵,奕载溥毓”:雍乾之世,避讳至严。为打击汉族知识分子不服不臣之心,迭兴文字狱。是否避讳,即为检察内容之一。乾隆四十二年,江西举人王锡侯《字贯》未将康熙、雍正庙讳及乾隆御名其字分析,仅缺末笔,即以“大逆律”问拟,遽兴大狱。但这里也要提一笔,乾隆三十八年秘密建储,立嘉亲王永琰为太子,四十一年下旨,将来储君继位,要改“永”为“颗”;连带孙皇帝也改“绵”为“曼”。谕旨谓:一绵’字为民生衣被常称,尤难回避,将来继体承绪者当以‘绵’作‘曼’。‘曼’是不经用之字,缺笔亦易。”(12)这就是“以一人避天下,不以天下避一人”,显示乾隆理性的一面。这对那些¨一心以为封建皇帝只会无限制扩张皇权,从而将避讳绝对化的人,可能有些意外。

道光“钦尊皇祖成命”,即位后即改名为“旻薴”。陈垣《史讳举例》谓“薴”以“甯”代,不够准确。以“甯”代是咸丰即位后的事。《清宣宗实录》卷二载旻薴上谕:按照纯皇帝成命,将“绵”改“旻”,“至于臣下敬避,上一字著缺‘、’一点;下一字将‘心’改写一画一撇”(13) 。也就是以“宇”代“事”字。然而吊诡的是,道光选择的这个“宇”字,恰恰也是民间流行的简体字。据明朱祖玮《骈雅》,“宇”字最早见于汉严助《道德指归论》。然此书久佚,今存本或宋羽流所伪托。大概“字”字一直是民间流行的“窜”的简体字。结合《宋元以来俗字谱》,笔者作了一些考察统计:

1、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薴”作“寕”字(宋元以来俗字谱)(14)。

2、元刻京本通俗小说“薴”作“寕”(同上)。

3、明宣德抄本《刘希必金钗记》查到四个“薴”字,三个作“寕”。

4、明嘉靖二年重刻《皇极金丹九莲正信皈真还乡宝卷》(15)四个“薴”字三个作“寕”

5、容与堂刻《忠义水浒传》(16) “薴”、“寕”并出。

6、明刻《新刻金瓶梅词话》(17)“薴”、“寕”并出。

7、尚友堂本《拍案惊奇》“薴”作“寕”、“甯”(李田意《尚友堂本与今本用字对照表》)。(18)

8、吴敬梓《儒林外史》(19)查到十八个“薴”字均作“寕”。

9、烟霞散人《幻中游》查到五个“事”字均作“字”。

10、李百川《绿野仙踪》(20)查到六个“薴”字均作“寕”。

道光是否不知道“寕”是民间流行的“薴”的简化异体字呢?可能性很小。比较可能是体会他的皇祖改“绵”为“旻”“以一人避天下”的用意,将避讳问题低调处理,不要太过扰民。以下两点可作旁证。当时有臣下以“寕”、“甯”音义相通,奏请兼讳“甯”字.为道光所斥:“既知临文不讳,何用琐琐?”又有奏前朝避讳有改用音近者(如以“元”代“玄”,以“允”代“胤”,以“宏”、“歴”代“弘”、“暦”),道光批:“不可为法”(21)。更根本原因是当时清朝国力已中衰,吏治腐败,国库空虚,民穷思变,乾隆末年华中数省白莲教起义,嘉庆十八年“教匪”甚至攻入紫禁城。为了缓和矛盾,不得不调整一些做法。毕竟皇权的扩张程度,是以它的巩固程度为前提的。

既然“寕”是数百年来民间流行的简化异体字,我们就不能一厢情愿将之视之为“薴”的讳字”。烟霞散人《幻中游》文末刻有“大清乾隆三十二年菊月新编”一行;李百jil《绿野仙踪》自序谓成于乾隆壬午(27年),又有其友人陶家鹤乾隆廿九年、侯定超乾隆三十六年两序,确然成于乾隆中叶,与《红楼梦》己卯本、庚辰本时代相当。既然《幻中游》、《绿野仙踪》使用的“宰”字是异体字,为什么己卯本庚辰本的“挛”字就不是?要使人相信它是避道光讳,还须另外举证。

《红楼梦抄本抄成年代考》以是否讳“薴”字为中心,以“𠇮”、“𡱒”的特殊字为旁证,以便树立一个鉴定《红楼梦》抄本抄成年代— — 道光前或道光后的准则,可惜刘先生未注意到“薴”、“𠇮”、“𡱒”是宋元以来民间简体俗字,这个准则便丧失其客观性和可靠性。诸如“己卯本与庚辰本彻底避‘事’字讳,当是道光初年以后所抄成”、舒序本“正文避‘事’字讳,故至少其大部分是道光初年抄成”(22) 的判断,也就架空;“尊程攘脂”派企图颠覆新红学,也就失去一个使劲的支点。

对刘先生文章的评论,本来到此就可以结束。不过对时下热得烫手的避讳问题,笔者也想顺便谈点看法。

曹雪芹的《红楼梦》有无避清讳,已经争论了大半个世纪。这永远也不会有结论,因为现在各种《红楼梦》的本子,都几经传抄,已非雪芹原本。平实的看,现存本子都避康雍乾庙讳,只有彻底(如有正本和程本)、不够彻底(偶犯讳如己卯本)和很不彻底(质量差的民间抄本如甲戌本)之别。戚序本和程高本所以彻底避讳,是因为他们的官僚身份。食官禄,讲官话,避不避讳,成为他们对王朝及其最高统治者是否忠诚的标志,不能不小心从事。民间抄本所以不彻底,因为“写字的”多处于下层,他们既不是作者,本子也没有留下名字,他们对文中那些缺笔字并不太经意。欧阳健先生否定《红楼梦》的民间抄手有不严格避讳的可能性,他认为避讳是绝对的,做官的要避,平民百姓也要避;官府文书要避,民间小说戏剧也要避,从康熙避到宣统,“绝无例外”(23) 。欧阳先生言本甚辩,广征博引,又擅作跳跃性思维,笔者鲁钝,不敢全面评介其“震撼红学的新说”,只能选择一些自己尚能理解的例子,就欧阳先生对绝对避讳的演绎,略抒己见。

绝对避讳的演绎,彰显相对避讳的合理

个案一,己卯本不讳“玄”字问题。己卯本残存四十一回,避讳相当彻底,“弘”改为“宏”、“洪”,“祯”改“直”,六个“玄”字五个缺末笔。己卯本最大特点是兼避第一、二代怡亲王允祥和弘晓讳。弘晓死于乾隆四十三年,己卯本所据底本应该是个乾隆本。这个本子在道咸间曾经武裕庵抄补两回,并对文内简体俗字部分用殊笔改正 文中一“玄”字未讳。如从民间抄本往往并不严格避讳的事实看,并不成问题。如从欧阳先生所强调的“避讳的通则”看,即使六个“玄”字有五个避讳,一个不避讳也是严重事件:“脂本之不避‘玄’字的讳,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它只能产生于不必避‘玄’字之讳的时代,或者在康熙之前,或在清亡之后”(24)。具体说:“己卯本庚辰本据以抄录的时候,已经到了民国十几年、二十几年,就忘了避讳这一层了”(25)。欧阳先生认为,己卯本也像甲戌本一样,是书贾为迎合胡适考证的需要而“制造”的(26)。

人们注意到,欧阳先生谈己卯本,只谈己卯本非怡府原本,避谈己卯本是不是怡府本的传抄本或过录本。这正是问题之所在。如果欧阳先生承认有个怡府本为己卯本的底本,则“脂假程真”说就如同肥皂泡般破灭;如果否定怡府本的存在、己卯本断为“伪本”,他就得花些力气,证明己卯本避康雍乾庙讳和怡府家讳、咸同间武裕庵的抄补殊改、中有缺失等等,统统都是蓄意造假的,而且用拆件形式抛出。欧阳先生企图用一未讳的“玄”字,作为己卯本“晚出的证据”(27),未免太洒脱了,只怕读者不容易相信这样的故事:抄录者遇到其他缺笔“玄”字时都没有想到现在是民国不再需避讳,独独抄到十二回“太虚玄境”这个“玄”字,才想起来。

个案二,程本不讳“禎”字问题。程本避讳很彻底,第十五回“赖藩郡余祯”,“祯”是讳字,代胤𥛺之“𥛺”。但乾隆初雍正庙讳比较混乱,又兼讳及“祯”,所以刘广定先生谓程本此“祯”字犯讳。对尊程派来说程本是真本,连它也犯讳,这还了得?己卯本一“玄”字未讳即定为“伪本”,程本不也“伪”了?不过欧阳先生另有解释,说程本此处不避雍正讳,“可能有两个答案。一种可能是,对前朝皇帝的御讳,确实可不必十分严格回避;一种可能是,程甲本的底本即《红楼梦》的原稿本写成于不需要避雍正讳的时代,这个时代可能是康熙间。为维护避讳的通则,我更倾向于后一种可能。”(28)

笔者曾百思不得其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死于乾隆壬午甲申间,活了四十多岁。宗室永忠乾隆三十三年有《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三绝句(姓曹)》:“可恨同时不相识,几回掩卷哭曹侯”可证。难道为一个“祯”字,根据抽象的所谓“避讳的通则”,可以把成书提前三十年,把雪芹的著作权剥夺掉吗?今年夏初,笔者有点私事到杭州,与一位红坛小友闲聊时谈及此事,这位朋友说:“老先生,你别犯傻了。你以为现在争的是程脂优劣问题吗?脂本已被定性为‘伪本’,《枣窗闲笔》、《绿烟锁窗集》、《春柳堂诗稿》等悉指为‘不可信’,新红学的根基已被摧毁,连胡适也几乎被定为刑事罪犯。下一步是落实对袁枚的‘认真’,重新建构《红楼梦》的写作年代、地点和故事背景。曹雪芹是曹寅的儿子,大观园就是隋园,林黛玉、薛宝钗等金陵十二钗是秦淮河十二个妓女。等着看热闹罢!”真是听了目瞪口呆,舌挠不能下。

不过笔者认为,程、脂之争,主要是个学术问题。“尊程派”虽然过多的用“阴谋论”来解释新红学的兴起,但“尊程派”的出现却并非阴谋,而是对《红楼梦》研究中长期佞脂的反动。孰真孰伪,谁优谁劣,最终要接受事实的检验。如这个“祯”字,即使欧阳先生有意藉此将《红楼梦》创作期挪到康熙晚年,无奈“祯”的确是讳字,只是刘广定先生搞错了。康熙间大诗人王士祺,乾隆四十二年有旨追赐为“王士祯”,见《四库全书总目》卷六三《史部·传记类存目五》之《古欢录》条(此谕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篡修四库全书档案》页三。二)。则讳“𥛺”为“禎”是御定的。甲辰、程甲、甲戌、蒙府诸本其底本应成于乾隆四十二年之后。

个案三,《红楼梦》不避“琏”字讳的问题。乾隆第二子永琏,为孝贤皇后所生,乾隆三年殇,年九岁。永琏这个名是雍正取的,本《论语·公冶长》:“日何器也,日瑚琏也。”瑚琏是宗庙之器贵者,雍正给永琏起这样的名字也就“隐示承宗器之意”。乾隆即位后即“遵照皇考成式,亲书(立永琏为太子)密旨,召诸大臣面谕,收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之后”。永琏殇,乾隆令“一切典礼,著照皇太子仪注行”(29)。欧阳先生说:“又有御旨避琏字讳”(30)。既然乾隆有旨讳“琏”字,曹雪芹却将一个重要人物命名为“贾琏”,简直是对着干。雪芹没必要自找麻烦,所以欧阳先生断定“《红楼梦》于乾隆三年以前就已写成”(31) 。

把《红楼梦》成书时间推前至乾隆三年,好像问题解决了,但并没有解决。欧阳先生搞小说史的当然知道,与《红楼梦》差不多同时的《绿野仙踪》也有一个不大不小的人物——周琏,亦未避“琏”字讳。作者李百川自序明言成书于乾隆二十七年壬午。是不是也把《绿野仙踪》的成书时间一起往前挪到乾隆三年呢?此其一。其二,《红楼梦》虽写成于乾隆三年以前,抄本悉数在这之后。既未闻不避讳有追溯的权利,何以《红楼梦》各个本子包括“真本程本”都不避“琏”字呢?这里可以用欧阳先生擅用的排中律:或者是小说戏曲等俗文学可以不避讳,或者是乾隆没有下旨避“琏”字,二者必居其一。陈垣《史讳举例》卷八谓“论语‘瑚琏也’试场不以命题”(32),这容易理解。雍正之丧刚满三年,追思“皇考”,爰及爱子,乾隆命礼部以后出四书题不再出“何器也瑚琏也”一句,以显孝思,合情合理。但要为九岁的殇子避讳,就有违常理了。且此例一开,如何得了?笔者并非怀疑欧阳先生假传圣旨伪造证据,只想知道这道谕旨具体怎么说的。

个案四,甲戌本的伪造问题。甲戌本是新红学起家的老本,也是“尊程攘脂”派擒贼擒王的对象。甲戌本第一、二回有三个“玄”字不讳。说是不避康熙讳,似嫌例证不足;但有三个“玄”字,也不能归于偶然因素。欧阳先生说:“康熙是清代的圣祖,他的讳,乾隆时要避,嘉庆、道光时要避,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时也要避,终清之世,统统要避——何时可以不再避了呢?唯有清亡之后的民国”(33)。据此推论,甲戌本应成书于民国。但甲戌本后面有刘铨福同治二年癸亥、七年戊辰数跋,又有其友人濮文暹、濮文昶、孙小峰等人的见证,说是民国书商为骗胡适的银两而假造,有其难点。所以欧阳先生开始阶段干脆说是刘铨福伪造的。他发表在一九九一年第九期《复旦学报》上的文章,题目就叫做《红楼梦“两大版本”论辨疑——兼论脂砚斋出于刘铨福之伪托》。

死人不会为自己辩护,欧阳先生当然可以轻易的将罪名扣在刘铨福的头上。但任何具有逻辑推理能力的读者,都会提出以下的疑问:既然避讳是“绝对的”,故意犯讳是杀头抄家重罪,何况又是犯圣祖讳?刘铨福当过刑部主事,当然知道利害,何以他造这个甲戌本,偏偏落下三个“玄”字呢?岂不是活的不耐烦?这就牵涉到所谓犯罪动机问题。魏子云先生说“一边写,一边送出门去换取酒饭一饱,忘记了自己的脑袋”(34) 。这是老先生说笑。世界上杀头的生意有人做,因为风险越大,预期的回报也越大。刘铨福预期的是什么?同治二年下距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四十一年,下距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五十八年。刘铨福怎么知道半个世纪后会出一位胡适博士,利用他假造的甲戌本,建立二十世纪的“显学”——新红学呢?如果是逐利,刘铨福父子家本丰厚,是著名藏书家和金石书画收藏家。俗语说,“不熟不做”,要发财,不去假造商彝周鼎、汉瓦秦砖、唐绘宋椠,却去假造小说,这是哪门子生意经?《红楼梦》当时虽在士大夫中渐流行,也只是一部新奇的小说。从题跋看,刘铨福对甲戌本虽重视,却也并不十分“宝之”,否则他不会借给孙小峰带去湖南,任意涂抹。这一切都罢了,就算刘铨福丧心病狂,不知死活,当时见过这个本子的,还有濮氏兄弟和孙小峰,他们都是进士,久历场屋,对于临文敬避这一套熟之又熟,何以他们对三个“玄”字也熟视无睹?甲戌本虽非他们所造,却在上面题跋说什么“子重其宝之”,也担着老大干系,追究起来,有可能被革去功名。其实要避免犯讳很容易,在“玄”字旁批上“应讳”二字,或甚至只用殊笔将“玄”字末点剔去,即可。但四个人都没有这样做。为什么?这倒是要欧阳健先生出来说明了。

欧阳先生大概也感觉甲戌本是陷阱,极力想从脂砚“就是⋯⋯刘铨福自己”(35) 的套中解脱出来。他修正说:现在“甲戌本之脂砚斋,已非道光间的脂砚堂,也非同治间刘铨福的托名,而是民国以后为迎合胡适考证需要炮制伪本的书贾”(36) 。将作伪者从刘铨福转为民国书商,在犯罪动机上增加了金钱诱因,似乎比较周全,但也有漏洞。人们会问:书贾“为迎合胡适考证需要”,他要炮制的伪本,是个“乾隆本”罢?怎么这个钝贼连最起码的避圣祖讳都不会?欧阳先生要他当脂砚斋、要他造甲戌本,还要骗胡适的银两,无乃所托非人乎?

欧阳健先生以避讳绝对化为武器,要将避讳不彻底的脂本打成“伪本”。不过,无论将这些本子的产生下移至民国时期,或将《红楼梦》的创作提前到康熙年代,都窒碍难通,对脂本的犯讳和避讳也无法提供合理解释,反而彰显“相对避讳”说的可信性。

彻底避讳纯属欧阳健先生的妙想

如果没有理解错误,欧阳先生认为有清一代避国讳是涵盖朝野臣民、贯彻皇朝始终的。但笔者始终怀疑,即使皇帝老儿有此意愿,在文盲和半文盲占人口95%以上的国度,怎么能够做得到。老实说,乡镇居民知道当今坐龙廷的是乾隆爷,而乾隆爷是老王雍正爷的儿子,已经算政治合格了。八十年代陕北老区的农民,还问“今儿个毛主席是谁啊”哩。要他们懂得“上一字从弓从厶,下一字从麻从日”不是太难为人了?欧阳先生说:“在极端重视避讳的时代,任何人要想识字写字,避讳字是必修的一课。因为它既规范了某一讳字必须遵循的特定规矩,又可以防止日后招来的无妄之灾”(37)。对官宦之家书香之第,欲其子弟读书仕进者,的确如此,但绝不是“任何人”。对广大农村基层教育,实际上是半文盲教文盲,有多少蒙师真正懂得“讳字必须遵循的特定规矩”?而且,农家子弟通常入村学(如果有的话),目的只是读两三年书,懂得记姓名,认识一些日常生活用字,大概不会预为日后举贤良方正立朝防“无妄之灾”。城乡大户会请秀才为业师课其子弟,望取功名以光门楣,只是极少数。所以,须严格避讳的主要是官僚及其候补者各级生员,即所谓“知识阶层”。文字须符合“避讳的通则”也是这个阶层。

现在问题的焦点,是“知识阶层”与不识字大众之间,还有一个中间阶层。这个阶层非常庞杂,包括社会各行专业人士,也包括吃开口饭和笔杆饭的下层文人。这个阶层要不要严格避讳?欧阳先生回答是肯定的。笔者认为这是个灰色地带,统治者只能实行模糊策略 他们宣布臣民一体避讳,但不会认真去追究这个阶层是否一体遵行。.官僚、生员避不避讳,有公开的渠道可资监察,如闱卷、奏章、文移、著作等,比较方便。中间阶层就困难得多。王婆子的豆腐帐,申二姐的门词,乡村道±的疏头焰口,城市蒸锅铺小伙计抄的小说唱本,怎么去查?要查就得增加地方缉察番子;就得鼓励检举告密。一旦绝对避讳行之民间,则告密、陷害、勒索之风必兴,民无所措手足,天下骚然。所以统治者不得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乾隆正因为他耽心“永”字辈、“绵”字辈继体承绪者不知利害,把避讳绝对化,所以不惜违圣祖成命,先把他们“上一字”改了。乾隆前此曾说过,他对朝廷大员与“草野椎陋”的犯讳,不会同等看待(38)。这并非他仁慈,而是精明。话说回来,既然统治者留有馀地,像脂本一类避讳不很彻底的小说抄本,应该有生存和流传的空间。何况乾嘉以后,内忧外患相乘,清室救亡图存之不暇,统治者哪里还有心思去“捉字虱”,管民间避不避讳!欧阳先生说“终清之世统统要避”,天津、大连的遗老们还避到民国呢。

程、脂之争时至今天,已非口舌所能解决。欧阳先生就说:“通俗小说可以不避讳,是涉及到版本鉴定的普遍规律的大问题,是需要拿出版本的实物作为证据才能成立的。”他希望对方“出示哪怕一两件证据”(39)。为了结束空洞无聊的争执,现在的确是需要双方拿出实物证据的时候了。笔者因为校订《金瓶梅词话》,接触一些宝卷资料,多为明清北方民间流行的说唱形式宝卷的底本。现在将其避讳情况开列于下:

一、《巍巍不动太山根深结果宝卷》,即“罗祖五部经”之一,明刊清递修本。末有“大清康熙戊午岁(十七年)菊月吉日重刊”题记,不讳“玄”字。(40)

二、《销释孟姜忠孝贞节贤良宝卷》(上下),明刊清递修本。不讳“玄”字。末有“康熙伍拾叁年起意请经,高攀龙、王妙龙。写手常学章。信士善人常门王氏请长城卷一部,施银七钱五分”的牌记(41)。 谁出谋划策,谁出钱,谁抄写,都开列清楚,要治犯讳罪,可一网打尽。最值得注意的是“写手常学章”一句。清代民间的确有“写字的”,帮人抄经卷或流行小说唱词,七钱五分银子可能就是这部“长城卷”的抄工。

三、《承天效法后土地祗宝卷》,清初刊折子本。后列“燕山化众刊经善士”四人名字。讳“玄”字,缺末笔。但不彻底,一再出现不缺笔“玄”字。(42)

四、《太阳开天立极亿化诸佛归一宝卷》(上下)。清初刊折子本。文内有“康熙主,有道君,出身宝卷下天宫”,“丙申(康熙五十五年)代笔四恩卷,现出燕南一宝珠(应为损钱善士芳名)”;“幸际康熙真明主,丁未(雍正五年)孟春上元期”字样,不讳“玄”字。(43)

五、《修行宝卷》抄本,末有“光绪岁次壬辰(十八年)桂月中浣张文龙抄录藏”字样。不讳“玄”字。(44)

这些不知道是否合乎欧阳先生的要求,能够说明点什么。当然,笔者也希望欧阳先生,举出“哪怕一两件证据”,证明有清一代虽小说、戏剧、弹词、宝卷等俗文学抄本统统要避讳,不避即遭到检控和惩处。我们等待欧阳先生拿出这样的案例。

既反对否定程本,也反对否定脂本

程、脂对撼,已历大半个世纪。过去是弹弹打打,现在是你死我活。其纠葛,实始于《红楼梦》创作过程所形成的两个版本系统。笔者在一九八三年发表的《论红楼梦的版本系统》和一九八六年发表的《红楼梦成书过程考》(45) ,曾作过探索和论述。从胡适以来,红学界都主张一个版本系统。这是片面的,缺乏可靠证据。尊脂派认为程本是脂本派生的,这派后来有些人走火入魔,从尊脂发展到佞脂,否定《红楼梦》系统的程本,辱骂高鹗,荒唐之极。笔者前年在北京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上,发表题为《说龙门红学》的文章,和他们开了一个小玩笑。尊程攘脂派则倒过来认为脂本是根据程本改编的,不过他们更激烈,指脂本统统是假造的 笔者既不赞成否定程本,也不赞成否定脂本。佞脂派只要残阙的脂本《石头记》,而不要完整的程本《红楼梦》,不会被读者接受;佞程派只要程本《红楼梦》而不要脂本《石头记》,从而抹杀曹雪芹的后三十回《红楼梦》,也不会被读者接受。两个《红楼梦》版本系统,是红学无休无止争论的根源;隐显的两部《红楼梦》,却正是红学的最吸引人之处。

注 释:

① 刘广定:《红搂梦抄本抄成年代考》(台北,国家图书馆馆刊1996年第一期)页170、l71。

② 欧阳健:《利用讳字鉴定红搂梦抄本的新思路》(成都,巴蜀出版社《古小说研究论》,1997年)页436。

③④ 柳存仁:《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页122、123、258。

⑤⑥ 刘复、李家瑞编:《宋元以来俗字谱》(北平,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言语研究所单刊,中华民国十九年二月)页1、128。

⑦ 《明本潮州戏文五种·刘希必金钗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111、11 3。

⑧ 龙彼德辑:《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新刻增补戏队锦曲大全满天香》(北京,中国戏曲出版社,1995年)页1—40、下1一下40。

⑨ 青阳野人编演:《春灯谜史》(台北,天一出版社,1990年)页22。

⑩ 烟霞主人编述:《幻中游》(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页125。

(11) 欧阳健:《红学辨伪论》(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页92。

(12)( 13)《清宣宗实录》(台北,华联出版社,1964年)卷二,页25。

(14) 同(5),页21。

(15) 《皇极金丹九莲正信皈真还乡宝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宝卷初集·八》,1997年)页202、220、298、323。

(16)《明刻容与堂忠义水浒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

(17) 笑笑生:《新刻金瓶梅词话》(东京,大安株式会社,1963年)。

(18) 李田意:《尚友堂本(拍案惊奇)与今本用字对照表》(香港,友联出版社有限公司《拍案惊奇》附录,1967年)。

(19) 吴敬梓:《儒林外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

(20) 李百川:《绿野仙踪》(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

(21) 同(12),页26。(22) 同(1),页174。

(23)(24) (26)(33) 同(11),页94、92。

(25)(27)(28) 同(2),页443(29) 《清高宗实录》卷七十八,页3l。

(30)(31) 同(2),页445。

(32)陈垣:《史讳举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页170。

(34) 魏子云:《红楼梦的避讳问题》(江苏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明清小说研究》,1994年第一期)。

(35) 欧阳健:《红楼新辨》(广州,花城出版社,1994年)页210。

(36) 同(35),页218。

(37)(39) 同(11),页91。

(38)《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二,页30。乾隆二十二年以《大彭统记》“于朕御名皆不阙笔”.勒令彭家屏自尽。彭曾任布政使,前此已因罪“斩监候”。乾隆谕旨说:“朕自即位以来,从未以犯朕御讳罪人。但伊历任大员,非新进小臣及草野椎陋可比,其心实不可问”。

(40) 《宝卷初集·三》。

(41)(42) 《宝卷初集·十一》。

(43) 《宝卷初集·七》(44)《宝卷初集·三九》。

(45) 《论红楼梦的版本系统》(梅节、马力《红学耦耕集》,香港三联书店,1988年)。《红楼梦成书过程考》(张锦池、邹进先编《中外学者论红楼——哈尔滨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论文选》,北方文艺出版社,1989年)。

(《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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