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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诗内容方面的一些疑点

作者:梅节   收录时间:2007-11-04

 
在了解上述种种事实以后,“佚诗”之真伪,本不足辨。不过吴先生坚持认为,“判断一首诗是否为某人所作,虽然要结合各种条件,但最重要的当然是作品内容本身。其次,要考察这首诗的内容是否与熟悉作者其他作品的朋友们的评价相符”。他推许“佚诗”“是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浑成的优秀范例”,“前六句除了曹雪芹决没有别人写得出来。而且,即使在雪芹自己写这首诗时,也是一气呵成而不是先后零碎拼凑起来的”。拙作对吴先生的文艺分析浇了一些冷水,指出“佚诗”艺术上是低劣的,内容也欠真实。上半写阳间唱戏,下半写阴间排戏,屋上架屋,有何新奇可诵?吴先生将之捧为“优秀范例”,识力未见高明。
我的意见遭到吴先生的逐项驳斥。

首先是关于“慨当慷”的出处。拙作曾说到,“‘慨当慷’、‘慨以慷’、‘慨而慷’……这种构词法,在古代诗词中是比较少见的。毛泽东之‘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实开其端。以后变例成正例,‘慨而慷’之类的说法流行起来,成为风尚。”吴先生把我嘲笑和挖苦了一大顿:“自己没有读过的书,没有见过的词句,就武断说,古人诗词中没有或‘少见’此话。”吴先生的确言中了,我读书不多。不过我想请一位博学之士来替我辩护,这个人就是吴先生:

雪芹起句便用王敦敲唾壶这个他本家有关的典故,而且下文直接把曹操《短歌行》中“慨当以慷”这句原诗溶铸在一句之中,也是前人所不曾用过的手法。

这是吴先生在《新发现》一文所讲的话。原来,讲“慨当慷”前人所不曾用过的不是别人,正是吴先生自己!吴先生为了反驳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桃花扇》中找到了一句“三下渔阳慨以慷”,便如获至宝,赶紧用来嘲笑梅节之不学。可惜他忘了过去自己说过的话,结果那些对我的讽刺“统统变成打在他自己脸上的耳光”,这不是很滑稽吗?

我可以告诉吴先生,你在《新发现》所说的“前人不曾用过的手法”是错的,我说“少见”是对的。你举的《桃花扇》的例子就是证明。先生如肯破费些工夫,还可以找出多几个例子。但这能否改变事情的实质呢?如果近两千年中,文艺作品里面只找到三几个句例,这不是“变例”是什么?这不是“少见”是什么?60年代以后,大陆诗坛“慨当慷”、“慨以慷”、“慨而慷”的说法时髦起来,并不是做诗的人将曹、孔诗句直接熔铸入诗,而是模仿毛泽东的“天翻地覆慨而慷”。“佚诗”的时代烙印是无法消除的。

这还只是漏洞之小者。重要的是“佚诗”摹写了一场演出。敦诚写的那折《琵琶行传奇》,是把脚本给朋友们传观呢,还是彩排后招待大家看戏?敦诚《鹪鹩庵杂志》讲得很清楚:“余昔为白香山《琵琶行》传奇一折,诸君题跋,不下数十家。”题跋就是朋友们传观作品后跋其尾,而不是看了折子戏演出后留言。敦敏诗称《题敬亭琵琶行填词二首》,中有“读罢乐章频怅怅”句,可为佐证。吴先生嘲笑我“连乐章二字都没有看懂”,他认为,乐章就是“配着乐谱的词章”。因此,“敦诚不但填了词,还为所填的词谱了新声”。乐章本来就是合乐之诗,这是中学生都有的常识。《礼记·曲礼》:“丧复常,读乐章。”孔氏疏:“乐章,乐书之篇章,谓诗也。”但这只是指诗歌和音乐结合的情况说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诗和乐、歌和词便逐渐分离了。“南宋已降,诗余非可歌之曲;白石旁谱,并世少知音之客。停歌驻拍,既近千年,换羽移宫,更鲜解者。迩来文士之作,但写性情,纵有周郎之顾,谁唱旗亭?”吴先生在《罗音室诗词存稿自序》讲的这几句话,还算明白词曲的流变。曲也是一样。梁廷柟《曲话》卷四:
乐府兴而古乐废,唐绝兴而乐府废,宋人歌词兴而唐之歌词又废,元人曲调兴,而宋人歌词之法又渐积于废……。明以后则传奇盛行……。盖自明中叶以后,作者按谱填字,各逞新词,此道逐渐为文章之事,不复知为律吕之旧矣。

柳永、晏几道、姜白石的词是可以被诸管弦的,吴先生的词却不能。如果有人认为柳永、姜白石的词可歌,吴先生的词也可以歌,这就是天大的笑话。因为吴先生收入《罗音室诗词存稿》中的40几首词,虽有乐章之名,只不过是“文章之事”,除了词牌表示它的来源同歌舞有关外,已经没有一点音乐性。同样,敦诚写传奇(剧曲),也只不过是“按谱填字,各逞新词”,并不表示他就懂得“律吕之旧”。吴先生见到“红牙”、“翠管”、“谱新声”等倚声、填词的别称,就断定“敦诚不但填了词,还为新填的词谱了曲”,而且还找了戏班子回来排演,简直连自己原有的常识都不要了。

敦诚的祖父定庵曾养过戏班子,到敦诚这代早已散了。敦敏诗“西园歌舞久荒凉,小部梨园作散场”可证。吴先生认为这两句诗恰恰否定我的“假设”,“上句说敦诚家中好久没有演戏了,下句说现在有一个小班来演奏一出新编的散套(折子戏)。”“敦敏诗的‘作散场’,不是说演完了‘散会’,乃是说正在演一出散套。”吴先生把“散场”解释为“散套”、“折子戏”(吴先生始终没有把散曲和剧曲、杂剧和传奇区分清楚),的确新奇,可惜只是他自己的杜撰,因为吴先生没有能举出一点文献的证据来支持他的新发现。
我在这里倒可以给吴先生帮个忙。明洪楩《清平山堂话本》之《简帖和尚》:

话本说彻,且作散场。
《合同文字记》、《梅岭失妻记》等篇,最后也有这两句,作“权作散场”。话本说彻,且作散场。
但“散场”都作收摊、结束解,不作唱散套、演折子戏解,与《红楼梦》第癞僧所念之“沉酣一梦终须醒,冤债偿清好散场”,意思正同。

还可以举一个例子,《指月录》载:
性空,妙普庵主。结茅青龙野,吹铁笛自娱。绍兴庚申冬,造大盆,修书寄雪窦持禅师曰:“吾将水葬矣。”壬戌岁,持至。师说偈罢,坐盆中,乘流而往。唱曰:“船子当年返故乡,没踪迹处妙难量。真风遍寄知音者,铁笛横吹作散场。”
吴先生是不是认为,这位性空和尚,坐着大盆,吹着铁笛,要到下游的村落去
敦诚家的小部梨园早就散了。敦诚兄弟及他们的朋友也没有记载西园有过这样一次“月荻江枫满画堂”的演出。敦诚祖母在世时也很少可能有这等事发生,敦诚《先祖妣瓜尔佳氏太夫人行述》:定庵公“日征歌舞,母独不喜声乐,无奈公何,强为唱随而已。公憩即入,不为稍留,每征歌时,即戒群下曰,内言不出于阃,礼也,况咫尺间皆优伶耶?……公殁后,终身不闻乐”。后面这一点,敦诚显然是作为先人的美德加以表彰的。很难设想,如果敦诚曾背着瓜尔佳氏偷偷弄个戏班子回来唱戏,招待亲朋(有数十人观看),他会将之写入《行述》,彰及之过。但是吴先生为了立论的需要,却有办法把一个人的每个变为伪善的恶行:他引《行述》“母独不喜声乐,无奈公何,强为唱随而已”数句,以下悉皆砍去,乃断曰:“戏,她是要听的。这不大好。但是为了服从夫唱妇随这一古训,那就不但没有错,而是‘三从’之一的美德了。”吴先生治的是文学,却精通法律,故对论难者常晓以“诽谤罪(Llbel)”。1962年,日本红学家伊藤漱平助教授撰文批评吴先生的所谓“棠村小序”的发现,吴先生便指伊藤氏骇人听闻地歪曲他,“实已超出学术讨论的范围,而成为出版界的一个法律问题”。拙作因为说他“蒙骗群众”,吴先生便扬言“保留另行处分之权”。不知吴先生对瓜尔佳太夫人的这种明目张胆的诬陷,是不是也构成“诽谤罪

以上是《关于曹雪芹佚诗真相》一文的第二节

转自梅节《红学耦耕集》,页32-316,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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