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红楼品茗-> 红楼文库-> 《江宁织造与曹家》跋
本站首页   红楼E书 ∣ 金陵十二钗 ∣ 红楼文库 ∣  古典图库  ∣ 我的推荐  ∣ 2002版 ∣  给我留言 ∣ 站长紫云
 

  原

  创

  作

  品

 
 

《江宁织造与曹家》跋 

作者:严 中  收录时间:2008-09-16

  我与汝昌师相识相知,可谓是“三生有幸”,此“三生”不是指佛教用语:前生、今生、来生,而是指我与汝昌师的三次“奇遇”。
第一次“奇遇”是旧历1947年冬,当时《天津民国日报》“图书”副刊在12月5日发表了汝昌师的《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接着,《天津民国日报》“图书”副刊在1948年2月20日发表了《胡适之先生致周汝昌函》,引起了我的两位兄长的注意,他们向人借来了一部《红楼梦》阅读,我趁他们没看的辰光,偷偷地翻了翻,这是我首次接触《红楼梦》。然而,它没有像演义小说那样吸引着我这个孩童。鲁迅先生在谈到读《红楼梦》时说:“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而我看见的只是宝黛钗三角恋爱,看到后来,见主人公一个个死的死了,散的散了,看到的只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因此,它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同时我虽知胡适之是北京大学校长,却不知汝昌师为何许人也。
1949年9月,我投身革命。1953年4月调来古城南京,从此和它结下了不解之缘。翌年,江泽民同志从上海到南京联系工作,由我接待。他愉快地和我谈起对南京的美好印象,真是十朝兴亡事,尽入笑谈中,使我颇受启发,获益匪浅。此后,每至休沐,我和挚友陶凤仪君、季培生君,再后又和张树华君,或登周处台、或上扫叶楼、或寻台城柳、或访杏村酒、或攀燕矶头、或吊雨花墓、或探灵谷幽、或问桃叶渡、或系莫愁艇、或吹凤台箫、或过乌衣巷、或觅白鹭洲、或忆赏心亭、或泊秦淮舟、或论冶山剑、或叹故宫秋。春牛首、秋栖霞、夏钟阜、冬石头,岁岁如此,自不待言。这样,久而久之,那楚秦王气、吴宫花草、晋代衣冠、南朝烟水、李唐明月、赵宋残阳、明朝宫阙、清代湖山、天国风雨、蒋家春梦等等深沉的历史文化内涵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溶化在我的血液中。南京已是我的第二故乡,生我者湘涟,长我者金陵也。
也是在1954年,毛泽东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掀起了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正巧,我当时获得《机械工业》杂志优秀通讯员称号,杂志社奖励我15元,问我要买什么书。我请杂志社买了一套精装本《红楼梦》,并将它与俞平伯的《红楼梦辨》、《红楼梦研究》和李希凡、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评〈红楼梦研究〉》对看,但我怎么也看不见俞平伯的唯心主义在哪里?而李希凡、蓝翎的唯物主义又在哪里?因此,“批俞”方兴未艾,我的“红楼热”就冷却下来了。虽然此前的1953年,汝昌师出版了他的“划时代”的《红楼梦新证》,然而我却一无所知,否则,我“解味红楼”恐怕于斯时就开始了。
第二次与汝昌师“奇遇”是在“文革”后期。
1975年,南京图书馆成立《红楼梦》评论组、《水浒》评论组和鲁迅研究组时,我被推举为鲁迅研究组组长。我虽然热爱鲁迅著作,可相比之下,我更爱《红楼梦》。当时,尽管毛泽东提出“读《红楼梦》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要坚持看五遍”。而那时我虽然具备读鲁迅著作的“资格”,却不具备读《红楼梦》的“资格”(我以前的那套《红楼梦》早在“文革”初期就作为“封资修”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要看,也只能看诸如《从〈红楼梦〉看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形象的封建社会衰亡史——〈红楼梦〉》等评《红》著作。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书禁”洞开,我在南京新华书店排队购到了四大古典名著,并对它们进行了认真阅读。从而悟出《三国演义》的主旨是一个“忠”字,《水浒》的主旨是一个“义”字,《西游记》的主旨是一个“诚”字,而《红楼梦》的主旨是一个“情”字——即“大旨谈情”,按照鲁迅的说法:它是一部“世情书”。清人曾说:“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从此,我不但读它,而且研究它。阅读自然也不限“五遍”,而是不下数十遍。也是在这时,一位友人借给我一套汝昌师再版的《红楼梦新证》,使我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大开眼开,并产生了对《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江宁织造家世、《红楼梦》与南京的关系等问题的浓厚兴趣。1981年我在《金陵百花》第2期发表的《京宁何处大观园?》,就是我研究《红楼梦》的“处女作”。尽管它没有多少“新论”,但它毕竟是我“考红”迈出的第一步,也是很关键的一步。从此,我以“解谜金陵”和“解味红楼”这两大主题为己任。
第三次与汝昌师“奇遇”是在1982年,缘起于“靖本的故事”,从此,我拜在这位“解味道人”门下,“解味红楼”,并且是二十多年如一日(详情我将撰《我与周汝昌先生》一书以飨读者)。这样,虽然我“道行”还不算深,但我也逐渐解出一些“味”来,这就是,大凡小说无非有水写的(淡而无味),汗写的(有咸味)、泪写的(有苦味)、血写的(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红楼梦》就是作者曹雪芹用血写成的——“字字看来皆是血”。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而要做到真正的“解味红楼”又谈何容易!——后来,我终于悟出必须从作者雪芹的江宁织造家世的血泪史入手,于是从1984年开始,便恳请汝昌师和我合作研究“江宁织造与曹家”这一课题,得到了他的全力支持和帮助,他除表示我可以利用他公开发表过的所有红学曹学成果外,还给我提供了大量的著作以外的材料和线索。同时希望我利用南京这一人文渊薮,作进一步的材料发掘。为此,我历二十多年的艰辛,查阅了大量的方志和笔记,获得了许多前人未曾发现或未曾使用过的很有价值的材料,其中大部分都得到了汝昌师的首肯。从而使我们能够在今天建设“金陵红楼梦文化博物馆”(我们建议改为“江宁织造博物馆”)的同时,推出《江宁织造与曹家》一书,以真正填补这一领域的空白。
有人说,周汝昌是“主北说”者,而严中是“主南说”者,怎么能合作著书立说呢?殊不知,周汝昌、严中都是“求同存异”的实践者。这里我引述汝昌师为我的《红楼丛话》所作的“序言”中的一段话来作一证明:“我与严中的学术观点,并不‘完全一致’,天下很少有那样的情形。我们之间,有同,也有异。同,不曾成为我们‘互相吹捧’的‘资本’;异,也不曾成为我们的‘变脸’与‘破口’(红学界是有过‘骂街红学家’的),更不曾有过丝毫‘影响’了我们的学谊。我想,只要能够这样,那么做点学问和建立学谊才算是正派的交谊,对人对己对祖国文化事业都有益的‘人际关系’。”这说的何等好呀!我可以毫不谦虚地说:汝昌师和我的学术交谊可以说是一个罕见的学术合作典范,这有我们近千封来往书信作证。
最后,我要衷心感谢已故末代“王爷”溥杰先生生前为我们题写“江宁织造与曹家”这一书名,也要感谢众多同道的理解和支持。

发表于梅玫主编《红楼》2006年11月第4期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IE5.0以上&800X600分辨率取得最佳浏览效果 本页文字版权归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