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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与清初民族斗争管见(转载)   

作者:朱光东   收录时间:2006-10-09


    [摘要]:红楼梦全面反映了清初的民族斗争,即:应仕与反应仕、尊理学与反理学、“末世”与“盛世”、华夷有别与华夷无别的斗争。作品通过塑造鄙视功名的主人公形象,歌颂了不仕清的民族气节;通过反映劳动人民和广大妇女的悲剧,揭露了封建礼教“以理杀人”的本质和清朝的黑暗,批判了封建纲常思想,戳穿了清统治者的“盛世”谎言,打碎了反清的思想枷锁,宣传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反抗思想。后四十回的民族主义与前八十回是一致的。作品思想是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统一。

    [关键词]:红楼梦 反应仕 反理学 末世 华夷之辨

    一般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具有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的作品,而不是一部反对民族压迫的民族主义作品。但是,在阶级社会里,民族关系是一种阶级关系,一种压迫、歧视和不平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1] (p.270)毛泽东同志也指出:“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2] (p.4)因此,既然作品反对阶级压迫、主张自由平等,那么它也应该反对民族压迫,主张民族平等,否则就不是真正的民主主义,不是真正的自由平等。因此,反抗民族压迫,应该是红楼梦民主主义的应有之义。
    那么作品的民族主义表现在哪些方面呢?要理解这个问题,必须了解清初的民族斗争。
    清贵族以少数民族的身份入主中原,受到以汉族为主的各民族的激烈反抗。为了巩固其统治,除了军事镇压以外,清朝统治者在清初还在政治上、思想上采取了一些列措施。而民族主义者与清统治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从而形成了清初的民族斗争。而红楼梦反映了这场斗争,是这一斗争的产物。
    一、应仕与反应仕
    清初,清统治者“采鄂尔泰奏议,取士复用八股,以牢笼志士,驱策英才(时八股之废且数年矣。满大学士鄂尔泰奏复之有非不知八股为无用而用以牢笼志士驱策英才其术莫善于此等语)”。[3] (p.38-39)
    可见科举是清统治者为了笼络人心,维护其民族统治而实施的一项重要国策。因此,应仕与反应仕,就成为清初民族斗争的重要内容。坚定的民族主义者是坚决不仕清的。如顾炎武、王夫之、傅山、吕留良等都坚决拒绝应仕。顾炎武累拒应仕,说:“绳刀俱在,勿速我死”。[2] (p. 26)表达了绝不仕清的民族立场。他痛斥那些投降清朝贵族的人是“狐鼠”[2] (p. 31),“是阉然媚于世者”[2] (p.32),是民族败类。他还作《精卫》一诗,表达了矢志不移的救亡复国抱负和决心。而红楼梦塑造的鄙视功名的贾宝玉,正是一个坚持不应仕的民族主义者形象。
    首先,从作者暗示来看。贾宝玉和他的知己林黛玉的前世今生的名字、住所,都与红色有关,如“怡红公子”、“怡红快绿”(“怡红院”)、“赤瑕宫”、“绛洞公子”、“绛珠仙子”等等。而红色在当时有映射“朱明”的意义,是犯禁的。所以在当时的背景下,作者犯朝廷的禁忌,冒杀头的风险,把主人公与红色联系起来,是有深意的。
    据书中描写,“怡红快绿”的意思是“蕉棠两植”,“红”指海棠,“绿”指“蕉”。但把“红”理解为海棠,则无法解释“千红一窟”和“悼红轩”的含义。因此“红”是另有含义的。
    如果我们把“红”理解为暗指明朝,引申为民族主义,“绿”暗指清朝,问题就明白了。因为“绿”可读成“虏”音,意又与“青”相近。而“快”与“脍”同音,“脍”指把鱼、肉切成薄片。因此,“红”映射“朱明”,“绿”映射满族贵族。“快绿”即“脍虏”。而“悼红”就是吊明之亡;“千红一窟”就是对广大汉族妇女悲惨命运的同情,属于“揭清之失”。
而玉(石)代表的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节。书中林黛玉就说:“至坚者玉”。因此,红色和石头代表了坚贞不屈的民族精神。所以作者暗示,贾宝玉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他拒绝走仕途经济道路,是不仕清的民族主义立场。
    其次,从贾宝玉鄙视功名的的思想基础来看。把热心功名者称为“禄蠹”和“国贼禄鬼”,是他鄙视功名的的思想基础。斥把热心功名者称为“禄蠹”和“国贼禄鬼”,显然与顾炎武斥仕清者为“狐鼠”是一个意思。
    第三,从作者交代贾宝玉出家原因来看。后四十回一直被看作续书,但是,它交代了宝玉出家的原因,与前八十回贾宝玉的民族主义立场是一致的。作者写道:
    宝玉点头笑道:“尧舜不强巢许,武周不强夷齐。”宝钗不等他说完,便道:“你这个话益发不是了。古来若都是巢许夷齐,为什么如今人又把尧舜周孔称为圣贤呢!况且你自比夷齐, 更不成话……。”(第118回)
    “夷齐”是古代不忘故国的代表人物。而贾宝玉“自比夷齐”,并强调“不失其亦子之心”,以“尧舜不强巢许,武周不强夷齐”来明志。很显然,宝玉出家不是什么“悟仙缘”或看破红尘,而是一种不忘故国的反清清立场。
    在贾宝玉出家以后,作者写道:“圣上”听了贾宝玉的事情后,旨意说,“他既不敢受圣朝的爵位,便赏了一个‘文妙真人’的道号。”
    “不敢受圣朝的爵位”,即不受清朝的爵位。这暗示贾宝玉不做官是因为不仕清的民族主义立场。
    “离尘歌”暗示了贾宝玉离家出走后的志向。《山海经•大荒北经》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4] (p. 226)。不咸山即今长白山,肃慎氏即满族人的祖先,“大荒山”是满族人的发祥地。因此“归彼大荒”即“归彼满洲”。“离尘歌”表达了与顾炎武《精卫》一诗相同的救亡复国抱负和决心。
    作品里描写贾宝玉出家及披着的大红猩猩毡的斗篷的情景也有象征意义。这一行为,与当时反清人士的行为是完全一致的。如为了反抗“剃头令”,傅山当了道士,并着红色衣服以明志。吕留良等一大批反清人士都以出家来对抗“剃头令”。所以说贾宝玉的出家行为与傅山等民族主义者的行为是完全一致的。
可见后四十回的民族主义思想与前八十回是一致的。很难想象,象“自比夷齐”、“不敢受圣朝的爵位”这样的话会出自热心功名的高鹗之手。因此把后四十回看作续书的观点值得重新审视。
    二、尊理学与反理学
    清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的另一项重要措施是尊理学。面对激烈的民族抵抗,清统治者在清初就尊孔,把儒家的纲常思想作为维护其统治的工具。到康熙时期,把程朱理学抬出来,奉为官方哲学,以维护其统治。康熙十六年亲自编定《四书解义序》。康熙称朱熹“立亿万世一定之规”[5] (p. 316),于五十一年下令朱熹配享孔庙。[2] (p.101)雍正七年,程济世因“注释大学诽谤程朱”[3] (p. 73)而受到惩处。
    理学对于维护清朝统治的作用,在雍正的《大义觉迷录》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在雍正时期,发生了吕留良案。吕留良案是由吕留良的华夷之辨思想引发的。雍正为此颁布《大义觉迷录》,利用理学的纲常思想,反驳华夷之辨思想,以泯灭人民的民族意识。他在《大义觉迷录》说道:
    “夫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绥服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殊视!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夷华而有异心。”[6] (p.3)
    “夫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于禽兽者,以有此伦常之理也。故五伦谓之人伦,是阙一则不可谓之人矣。君臣居五伦之首,天下有无君之人,而尚可谓之人乎?人而怀无君之心,而尚不谓之禽兽乎?尽人伦则谓人,灭天理则谓禽兽,非可因华夷而区别人禽也。”[6] (p.8)
    可见清统治者是利用所谓的“臣民之道”、“君臣居五伦之首”的封建礼教思想、“君臣之义”来反驳华夷有别论。因此要反清,就必然要批判否定程朱理学,否定“君臣之义”,揭露皇权的罪恶本质。所以,反理学与尊理学,就成了民族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反清的思想家对封建礼教、程朱理学进行批判,从而形成了清初民主主义高潮。
    为了打破封建纲常思想的束缚,清初反清思想家首先批判、否定程朱理学的“君臣之义”。如黄宗羲在《原君》中揭露了皇帝“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的罪恶本质,作出了“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结论,并用孟子的思想否定“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纲常思想。他指出:
    “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7] (p.228)
唐甄在《室语》中揭露了皇权的罪恶本质。他指出,“杀一人而取其布匹斗粟,犹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有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谓之贼乎?”文章历数了历代封建统治者屠城的暴行,矛头直指制造“嘉定屠城”、“扬州十日”惨剧的满族贵族,论证了“凡为帝王者皆贼也”的结论,并且表达了“吾不忍为之臣也”[7]( p.315)的反抗思想。
    而另一些思想家则直接从民族立场出发,否定“君臣之义”。如顾炎武指出:“君臣之分,犹不敌华裔之防”[2] (p.32);王夫之提出:“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2] (p.72)。这说明清初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清初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内在联系,还反映在清初民主思想家批判程朱理学空谈误国。早在宋代,与朱熹同时的主战派思想家陈亮和叶适,为了实现抗金中兴的目标,就对空谈心性的程朱理学进行了批判。陈亮批判了程朱理学“低头拱手以谈性命”[5] (p.318),对民族危机麻木不仁的学风。叶适也指出:程朱理学偷窃佛教的学说,教人轻视事功,是中国遭受外族侵略,“使中国胥为夷狄,安存转为沦亡而不能救”[8] (p.288)的重要原因。
    清初反清思想家批判程朱理学,同样因为它空谈误国。他们认为,程朱理学空谈心性,是导致亡国的重要原因。如颜元指出:“误人才,败天下事者,宋人之学也。” [2] (p.81)程朱教人闭目修养,“斥佛老之虚无而终蹈虚无” [2] (p.81), “分毫无益于社稷生民,分毫无功于疆场天地”,[2] (p.81)是亡国亡天下的罪魁祸首。
顾炎武在《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中也说:
    “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复,宗社丘墟!”[9] (p.502)
    这一思想与陈亮、颜元的思想如出一辙。他与黄宗羲提出的“经世致用”、“明道救世”的思想,是对空谈误国的程朱理学的批评和否定,是民族主义的反映。
    可见围绕程朱理学的斗争,实质是拥清和反清的民族斗争在思想战线上的反映。黄宗羲晚年于出处大节未能坚持早年原则,其哲学思想也由早期的唯物主义转向唯心主义。这也说明,清朝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红楼梦是一部公认的把理学批驳得体无完肤的作品。贾宝玉说,除四书外,别的书都应该“焚了”。他平生厌恶八股之道,而八股的标准答案就是朱子理学。可见他要焚的书,是朱子理学的书,而不是农、医、史、诗的书。作品还通过反映劳动人民的悲剧,揭露封建礼教“以理杀人”的罪恶本质。因此说作品是一部反理学、反礼教的书。作品的反理学思想,与清初的反清斗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在红楼梦创作时期,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用“臣民之道”等封建纲常思想来反驳华夷之辨思想。因此,红楼梦的反理学思想具有更为直接的政治意义。
    在作品第2回,作者借冷子兴之口,把皇帝与优伶并列,称他们是“易地则同之人”。也就是说,皇帝与优伶都是常人,并不是什么“天子”。那么皇位又是如何来的呢?作者用“成则王侯败则贼”来结束冷子兴与贾雨村的这段对话。也就是说,皇位是抢来的,皇帝是贼。这是对雍正“‘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盖德足以君天下,则天锡佑之以为天下君”[6](p.3)的封建神学思想的批判和否定。
    书中的“群芳髓”一词,明显脱胎于黄宗羲在《原君》中关于皇帝“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的思想。元春的悲剧,是对皇权的揭露和批判。作品第十六回写道:
    贾琏道:“……在儿女思想父母,是分所应当。想父母在家,若只管思念女儿,竟不能见,倘因此成疾致病,甚至死亡,皆由朕躬禁锢,不能使其遂天伦之愿,亦大伤天和之事。”
    这段话好像是为皇帝歌功颂德,实际是抨击皇帝“大伤天和”。元春把皇宫称作“不得见人得去处”,说道:
    “田舍之家,虽齑盐布帛,终能聚天伦之乐,今虽富贵已极,骨肉各方,然终无意趣!”
    因此元春这个悲剧形象是对皇权的批判。
    脂批说:“借省亲事写南巡”。一般的研究也就把“写南巡”理解为曹家“接驾”,而不去理解“借省亲写南巡”的真实用意。其实“借省亲事写南巡”是对皇帝南巡的抨击。
    康熙、乾隆南巡,地方官员、商人将南巡办差费用部分转嫁到百姓身上,修建行宫、御道、游玩景点,拆毁了许多房庐屋舍,致使许多百姓流离失所,百业凋敝,使百姓承受了巨大的苦难,以至朝中也不乏反对之人。直到晚年,乾隆对此才有所悔过。百余年间十二次大规模南巡,给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是不容置疑的。“康乾盛世”也从乾隆后期开始走下坡路。
作者“借省亲事写南巡”,正是要抨击南巡劳民伤财。作者在书中用“银子都花的像倘海水似”、“堆山塞海”、“罪过可惜”、“虚热闹”等语来评价康熙、乾隆南巡,说明“借省亲事写南巡”的真正用意不是要显示贾府之荣耀,而是谴责和抨击南巡劳民伤财。
    此外,林黛玉把“圣上亲赐”的念珠“掷而不取”,还骂皇帝是“臭男人”;鸳鸯大骂“宝天王”、“宝皇帝”。这些思想,与黄宗羲、唐甄对皇帝强盗本质的揭露是一样的,体现了对清朝皇帝的极其憎恨之情和强烈的反清倾向,而“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一口号,则表达了坚定的反清决心和大无畏精神。
    可见红楼梦对封建礼教和皇权的批判,与清初民主主义、民族主义一脉相承,是作品民族主义立场的反映。
    三、“末世”与“盛世”
    一般认为,作品把当时社会称为“末世”,是因为作者已经预感到封建社会即将灭亡。人们得出这样的看法,主要是由于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朝代。但是,从清朝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这个事实,并不能得出红楼梦诞生时期,人们已经预感到封建社会即将灭亡的结论。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1] (p. 255)
    所以,一个国家,无论处于哪个历史发展时期,无论有没有产生资本主义萌芽,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影响下,也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就是这种情况。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会过渡到资本主义,但时间要慢得多。因此,根据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朝代,就认为资本主义萌芽在红楼梦诞生的时代就已经强大到足以让人们产生中国封建社会即将灭亡的预感,是缺乏充分依据的。
    从历史上看,在同时代或稍后时期的思想家身上,也找不到任何关于新社会的朦胧的预感。如比作品诞生稍早的进步思想家颜元,主张复井田。井田制是古代一种土地国有制的思想,是古代人们对土地平均分配的一种幻想,是对地主阶级土地兼并的一种反抗。因此与新社会没有什么关系。作品诞生一百年之后,那时中国已经面临资本主义侵略的威胁,但龚自珍也只是能提出回到“三代”去的复古口号。因此,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红楼梦时代是否足以让作者产生封建社会即将灭亡的预感,是要打个大问号的。
    从作品本身来看,作品没有任何有关新社会及市民阶级(工、商业者)生活的描写,贾府破败是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结果(抄家)。从作品看不到任何新社会的影子。
    因此,把所谓“末世”理解为封建社会的末期是牵强的。要正确理解“末世”的含义,必须联系当时民族斗争的背景。
中国封建神学的天命观,一方面把皇帝看作至高无上的“天子”,另一方面也要求统治者讲“仁义”。“天命靡常,惟德是辅”,“有德”之君才会得到“上天”的保佑。因此一切封建统治者一方面把封建纲常思想说成“天理”,同时把自己说成“有德”之君,把自己的统治时期说成“盛世”,以论证其统治的合法性。这两方面对于维护封建统治,麻痹人民的反抗思想,都是不可或缺的。如雍正说:
    “盖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盖德足以君天下,则天锡佑之以为天下君。”
    “本朝定鼎以来,扫除群寇,寰宇乂安,政教兴修,文明日盛,万民乐业……。是以德在内近者则大统集于内近,德在外远者则大统集于外远。孔子曰:‘故大德者必受命。’”[6] (p.5)
“况我朝奉天承运,大一统太平盛世,而君上尚可谤议乎?”[6] (p.7)
    可见承认不承认清朝是“盛世”,是关系到清朝政权稳固的重要问题。清统治者把清朝皇帝说成上天“锡佑”的好皇帝,把清朝说成是“太平盛世”,以论证清贵族入主中原的正统性和合理性,强调臣民应遵守“君臣之义”,“不得以夷华而有异心”。而对于“诋毁”清朝的人,则进行残酷迫害。如胡中藻因“‘一把心肠论浊清’,加浊字于国号之上”[3] (p.100)而受到迫害。
    而对于民族主义者来说,清朝是不能接受的,因而不是什么“盛世”,而是“末世”、乱世。如孔尚任说,他创作《桃化扇》的目的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 [10] (p.89)。唐甄也说:“末世学者不纯” [10] (p.89)。明遗民毛先舒在《与洪昇书》中也说:“末世风气险薄”[10] (p.89)。据《大义觉迷录》载:
    “而逆徒严鸿逵等,……恣为毁谤。至谓八十余年以来,天昏地暗,日月无光。”[6] (p.4)
    可见反清人士认为,清朝不是什么“盛世”,而是“天昏地暗,日月无光”的“末世”。把清朝称为“末世”,实质是民族立场的反映。围绕“盛世”与“末世”的斗争,是清初民族斗争的一项重要内容。
    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把红楼梦的“末世”一词,理解为封建社会的末期,因为那是的人们还没有社会形态的观念,不可能知道封建社会将会被新的社会形态所代替。所以联系时代背景,红楼梦的“末世”思想,以及对清朝的黑暗腐败进行的全面、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并不是指封建社会已经进入末期,而是反映了作者对清朝的否定态度,是对清统治者所谓“盛世”谎言的批驳,是民族主义思想的反映。
    四、华夷无别论与华夷有别论
    前面已经指出,在阶级社会里,民族是不平等的,民族之间的关系表现为民族压迫、民族歧视和民族不平。这种敌对关系只有在阶级消灭以后才能消失。因此,列宁指出:“反对民族压迫,是绝对正确的。”[11] (p.19)
    清统治者一方面实行民族压迫,另一方面又用“华夷无别论”来掩盖民族压迫的事实,企图泯灭汉族的民族意识,缓和民族反抗。如雍正说:
    “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夷华而有异心。”
而反清的思想家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主张华夷之辩思想,反对投降异族。如顾炎武认为:“君臣之分,犹不敌华裔之防”。如果投降异族,就是民族的罪人。
    因此,华夷有别论与华夷无别论的斗争是清初民族斗争的一个主要内容。而我们可以看到,红楼梦是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的。
    (一)、“中华之患”
    在第六十三回,有宝玉这样一段话:
    “……况且这两种人自尧舜时便为中华之患,晋唐诸朝,深受其害。幸得咱们有福,生在当今之世,大舜之正裔,……我们正该作践他们,为君父生色。”
    在这里,作者称契丹人和匈奴人自古就是中华之患。这明显是站在中原汉民族的立场上。作者说“这两种人自尧舜时便为中华之患”,实际是谴责一切入侵中原的少数民族,包括金人、满人。作践小番是抒发一种民族仇恨。
    而“大舜之正裔”是反驳雍正的华夷无别论。因为雍正用“舜为东夷之人”来说明华夷无别。他在《大义觉迷录》中说:“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
    但“东夷之人”最先与炎、黄部落融合,成为华夏族的组成部分,因此自古以来,尧、舜就是华夏民族祖先的代表,是华夏民族的骄傲和象征。陈亮《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中“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12] (p.321)的诗句就是例证。
    可见只有汉族才是真正的“大舜之正裔”。既然汉族是“正裔”,那么满族就是非“正裔”。这正是朝廷禁止的“华夷有别论”。
    (二)、“割腥啖膻”
    作者在第38回螃蟹咏之后写道:“这些小题目,原要寓大意才算是大才,只是讽刺世人太毒了些。”可见红楼梦的诗词,绝非我们一般想象的那样,是贵族青年的玩弄辞藻,而是有深刻寓意的。那么分量很大的“芦雪广即景联句”,其思想内容是什么呢?
    “芦雪广即景联句”因吃鹿肉而起。该回回目叫“脂粉香娃割腥啖膻”。表面上看,“腥膻”是指鹿肉,其实是有寓意的。因为北方少数民族是游牧民族,食物以牛、羊等腥膻动物为主,故古代以“腥膻”喻之。
如陈亮在《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一词中写道:“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
    张元干在《水调歌头》中也写道:“戎虏乱中夏,星历一周天。干戈未定,悲咤河洛尚腥膻。”[13](p.1401)
    “腥膻”都是指金兵。而金人正是满人之祖先。
    朱元璋在告北方官员、人民的檄文中也用“膻腥”喻“胡虏”。他说:“予恐中土久污膻腥,生民扰扰,率群雄奋力扩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14] (p.128-129)
    可见红楼梦中的“腥膻”暗指满族贵族无疑。而“鹿”与“虏”同音,故“腥膻”与“鹿”都是暗指满族贵族。“割腥啖膻”表达了与岳飞“壮志饥餐胡虏肉”相同的思想内容,是红楼梦民族主义思想的铁证。
    而“芦雪广即景联句”正是一首抒发亡国悲痛的诗。联句用满天大雪和北风形容入侵的清兵,用大雪中的酷寒形容人民遭受的苦难。“一夜北风紧,开门雪尚飘”形容清兵入侵。
    古代多用“北风”、“北人”来形容北方少数民族。如虞集《挽文山丞相》:“徒把金戈挽落晖,南冠无奈北风吹。”[12] (p.360)
    南宋汪元量的《钱塘歌》:“西塞山前日落处,北关门外雨来天。 南人垂泪北人笑,臣甫低头拜杜鹃”。[15](p. 1392)
    颜元:“宋人苟安日久,闻北风而战栗”。[9] (p.345)
    元代的张鸣善《落梅风•咏雪》则把元朝统治者比如为“冻杀吴民” [12] (p.375)的雪,用雪来形容元朝统治者对人民的压迫。
    在清朝也有这样的例子。如在胡中藻案中,胡诗中的“虽然北风好,难用可如何?”[3] (p.101)等句,被扣以南北分提,別有用心之罪。
    因此作品用北风和雪形容清兵入侵是没有疑问的。
    “赐裘怜抚戍,加絮念征徭。”描写的是战争场面。
    “鳌愁坤轴陷,龙斗阵云销”是暗指抗清斗争失败,国家沦陷。“龙斗”形容大规模战争。“坤轴陷”与“女娲补天”出自同一典故,意即“天崩地解”。
    “天崩地陷”在古代经常被用来形容亡国。如张元干在《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中写道: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12](p.294)
    “昆仑倾砥柱”即是“天崩地解”之意。颜元也这样说道:
    “宋人苟安日久,闻北风而战栗……遂群以苟安颓废为君子,而建功立业欲榰柱乾坤者为小人。”[9] (p.345——356)
“柱乾坤”即补天之意。
    而清初爱国思想家黄宗羲直接把明朝灭亡比如为“天崩地解”。[2] (p.13), 《清史稿》也载道:“天命既定,遗臣逸士,…尤不惜九死一生,以图再造。及事不成,虽浮海入山,而回天之志,终不少衰”。[16] (p.62) “回天”与“补天”同义。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红楼梦作者是把明朝灭亡比喻为“天崩地解”,“补天”就是指挽救民族危亡。“芦雪广即景联句”中的“坤轴陷”即暗指抗清斗争失败,国家沦陷。
    “苇蓑犹泊钓,林斧不闻樵”等句是借柳宗元《江雪》所描写的酷寒死寂景象来形容清兵烧杀掳掠后的惨象。查继佐在《国寿录》中写道:清兵陷嘉兴时,“城中被屠,郭外数十里无人迹至者”。[17] (p.119)朱彝尊的“夏墓荡”一诗,描写了夏墓荡在清兵烧杀虏掠数月后,仍然是“飞遍芦花不见人”[17] (p.119)的惨景。上述两句诗的含义与他们的描写相同。因此说“芦雪广即景联句”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