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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神文笔足千秋——曹雪芹平传兼论《红楼梦》的著作权   

作者:郭征帆   收录时间:2006-09-029


    内容提要:曹雪芹经历了人生的跌宕沉浮,饱尝了世事的辛酸甘苦。他终其一生心血创作出了辉耀千古的奇书《红楼梦》不仅把我国古典小说的创作推向了顶峰,同时也代表了我国古典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红楼梦》作品所揭示的贾府没落的原因,深刻反映了封建末世的种种痼疾。贾府衰亡的悲剧,其实是一出巨大的社会悲剧。生于“康乾盛世”的曹雪芹,透过表面的繁荣,却看到了封建末世不可逆转的衰亡之势,《红楼梦》的伟大之处亦在于此。《红楼梦》按照现实生活的发展逻辑,描写了具有叛逆精神的贵族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讴歌了人类的美好感情。把爱情描写同对封建礼教的批判,以及对生活理想的热烈追求紧密结合起来,使小说具有了深刻的社会内容。众多文献资料记载了《红楼梦》的作者权的归属,有力地证明了《红楼梦》的作者只能是曹雪芹。要推翻《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无异于痴人说梦。
    关键词:曹雪芹 评传 《红楼梦》 著作权

    曹雪芹,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艺术家;《红楼梦》,一部巍巍巨人的作品。曹雪芹的违构《红楼梦》为中华文化留下了魅力无穷的艺术的宝库,泽及后人,流芳万古。曹雪芹经历了人生的跌宕沉浮,饱尝了世事的辛酸甘苦。他出生豪门,却穷困潦倒;他满腹珠玑,却超凡脱俗;他热爱生活,却“四十年华付杳冥”。生活诸多的不幸,人生太多的坎坷,使他“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磈礧时”[1],终成中国文坛上一部光焰万丈,辉耀千古的奇书《红楼梦》。《红楼梦》的问世不仅把我国古典小说的创作推向了顶峰,同时也代表了我国古典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它以惊心动魄的社会人生悲剧,扣动了千百万读者的内心世界。我们应该铭记曹雪芹,也必须铭记曹雪芹为中华文化作出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一、烈火烹油,鲜花着锦
    曹雪芹能在煌煌百万言的巨著中游刃有余地描绘着富贵之家的日常生活,社会的民情风俗等等,与他特殊的家世是分不开的。
    曹雪芹,名霑,号雪芹,又号芹溪、芹圃,别号梦阮[2]。约生于清康熙五十四年乙未(1715),卒于乾隆二十七年(1763)壬午除夕。祖籍辽宁辽阳。其五世祖曹锡远在明末时曾任沈阳中卫指挥使之职。后金天命六年(1621,明天启元年)三月,沈阳被努尔哈赤攻破,曹锡远及其子曹振彦被俘而投降了后金。当时努尔哈赤对降金汉官采取怀柔政策,使额驸佟养性总理汉人军民事务。曹锡远和曹振彦父子归顺后即属佟养性管理,成为“包衣”(奴仆),被编入满洲正白旗。高祖曹振彦随清兵入关,屡立战功,又随多尔衮出征大同,先后任山西平阳府吉州知州、大同知府、浙江盐法参议使。顺治七年(1650)十二月,多尔衮病卒。次年二月,顺治帝下诏追夺多尔衮封号,撤其庙享,正白旗遂与正黄、镶黄两旗同为皇帝亲自统领的上三旗。上三旗的包衣是皇帝的家奴,组成了内务府的全部成员,管理宫廷庶务及皇帝私事。曹家也从此归入内务府。曾祖曹玺也因随多尔衮出征山西大同,平叛有功,做了内务府工部郎中,成为顺治帝的亲信侍臣。曹玺的夫人孙氏也在这时被选入宫中,给幼年的康熙做奶妈。曹玺之子曹寅随后入宫给少年康熙作伴读。曹家和康熙之间已形成了一种亲如一家的特殊关系。康熙二年(1663),曹玺“特简督理江宁织造”[3],使曹雪芹家开始定居江南。
    曹家虽靠战功起家,也是一个诗礼之家。据记载,曹玺“少年学深沉,有大志”[4],“读书洞察古今,负经济才,兼艺能,射必贯札”[5]。康熙登基后立即派曹玺督理江宁织造,并改三年更换一次的江宁织造一职为“专差久任”,曹玺连任此职22年,直到以“正一品”的“内司空”身份病死于任内。织造之职表面是负责向宫廷供奉织物和其他日常生活用品的采办机构,实际上是向康熙随时秘密奏报吏治、民情、风俗、丰歉的私人心腹,不仅控制整个江南的丝织业,同时还承担着替朝廷笼络东南地区汉族知识分子的使命。曹家就是在此时跻身赫赫扬扬的百年望族之列的。
    作为康熙少年时的伴读,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与康熙有着深厚的同窗共读之谊,曹寅13岁被选为侍卫,21岁擢銮逸尉治仪正,25岁任满洲正白旗包衣第无参领第三旗鼓佐领,27岁协理江宁织造,28岁任内务府慎刑司郎中,33岁调广储司郎中兼旗鼓佐领,出任苏州织造,康熙三十一年(1692)兼江宁织造。曹寅一路升迁,足可见康熙对其关照、信任之一斑。曹寅性情宽厚通达,喜欢交游名士,又擅体察民情,曾主持《全唐诗》、《佩文韵府》的编撰、刊刻工作,并有诗集《楝亭诗钞》,戏曲《续琵琶记》传世。曹寅不仅是康熙的股肱近臣,还是皇室姻亲,他的女儿嫁给了平郡王纳尔苏,成了王妃。康熙皇帝曾六次南巡,后四次均是曹寅接驾,以织造府为行宫的。在第五次南巡时,康熙赐给曹寅正三品的“通政使司通政使”衔,“诰授通议大夫”,此时曹家正处于“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的鼎盛时期。

    二、日望西山餐暮霞
    世间万事万物往往遵循“阴阳顺逆”的道理,荣辱自古周而复始,即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在曹家那繁花似锦的富贵生活下,潜伏着危机。曹寅四次光彩逼人的接驾也直接导致经济上的巨大亏空,康熙于四十九年(1710)九月在曹寅的奏折上批道:“亏空甚多,必要设法补完,任内无事方好,不可疏忽,千万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6]”并令其隔年兼管两淮盐政,想尽办法为期弥补亏空创造条件。但直到康熙五十一年(1712)七月曹寅抱憾而逝时,还有近百万的债务没有补完。曹雪芹生父曹颙袭职仅两年多,就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正月匆匆告别人世,这时曹雪芹尚在母腹之中。后来遵照康熙的旨意,从曹寅的兄弟曹宣那里找来为人厚道的四子曹頫,过继给死去的曹寅为次子,接任曹家第四任的江宁织造,可见康熙照顾曹家的周到。但曹家的鼎盛时代到这时毕竟已经结束了。曹雪芹的童年就是在这样一个繁盛中透着悲凉的末世豪门中度过的。不过“百足之虫,死而未僵”,曹雪芹少年时仍旧过着锦衣纨绔,饫甘厌肥的富贵公子的生活,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他13岁那年。
    康熙死后,雍正即位,他急于想肃清父亲的亲信,开始冷落曹家,在雍正五年(1727)十二月,以“行为不端”为借口将曹頫抄家问罪,曹頫以“骚扰驿站”的罪名下狱整整两年。少年的曹雪芹目睹身受了这场盛极而衰的惨剧。“曹雪芹的家族的命运是和康熙朝相始终的,康熙和雍正的政权交替,是曹家由盛而衰的转捩点,同时也是成就曹雪芹这个伟大作家的社会契机。[7]”
    曹雪芹一家于雍正六年从南京迁回北京,举家回旗,住在隋赫德酌量拨给的“京城崇文门外蒜市口地方房十七间半”[8]。这段时间曹雪芹已经成人,曾在位于西单牌楼北石虎胡同的右翼宗学当“舍夫”,相当于作文书、杂差之类的工作。但历经变故之后,曹雪芹心意颓然,绝意举业,每日随兴作画听曲,甚至混迹优伶之间,串演过些许角色,过着诗酒相伴的放浪生活。善因楼刻本《批评新大奇书红楼梦》第一回所录批语就曾说:“曹雪芹,不得志,遂放浪形骸,杂优伶中,时演剧以为乐。”
    在右翼宗学期间,曹雪芹结识了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儿子英亲王阿济格的五世孙敦敏、敦诚兄弟。阿济格曾因罪被赐死,后裔成了飘零破落的子弟。也许因为大家有着相似的家庭变故和兴趣爱好,曹雪芹与敦敏、敦诚兄弟十分契合,经常诗酒唱和,我们今天知道的关于曹雪芹的点滴事迹,很多都是从这兄弟二人的诗文中得到的。敦诚在《寄怀曹雪芹》诗中写道:“当年虎门数晨夕,西窗减竹风雨昏。”这说明他们在宗学相处时朝夕相伴,经常在风雨如晦的夜晚秉烛夜谈。敦敏在《寄怀曹雪芹》诗中这样称赞雪芹:“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篱樊。”把他和唐代诗人李贺(字昌谷)相比,甚至认为他的成就突破李贺而有所创新。
    由于宗学改组及其他种种原因,曹雪芹在乾隆十九年(1754)离开宗学,移居北京西郊山村的旗地,“那里是旗人获罪或无法生活以后的居留地,带有收容和救济的性质”[9]。曹雪芹住的地方靠近香山,是一个正白旗村,名唤“黄叶村”,是一个地处偏僻的村落。此处“碧水青山曲径斜,薜萝门巷足烟霞”[10];“于今环堵蓬蒿屯”[11],“庐结西郊别样幽”[12];“野浦冻云深,柴扉晚烟薄。山村不见人,夕阳寒欲落。[13]”透过这些诗语,我们可以感知,曹雪芹的这个新居,坐落在一个幽僻而荒凉的山脚下,屋前有水,房舍的四周长满了高高的蒿原,是名副其实的山村蓬屋。曹雪芹在这里依然同敦敏、敦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同时还新结识了村塾张宜泉。他嗜酒好吟,孤高愤激,诙谐放达,不为世容,这些都同曹雪芹有相似之处,所以两人常常“破灶添新火,春灯剪细花”,边饮边聊,直到深夜,当然肯定二人也有诗词唱和,曹雪芹的诗作已无法寻绎,而张宜泉却留下了一首为雪芹而作的赞歌——《题芹溪居士》,诗云:“爱将笔墨逞风流,庐结西郊别样幽。门外山川供绘画,堂前花鸟入吟讴。羹调未羡青莲宠,苑召难忘立本羞。借问古来谁得似?野心应被白云留!”这首诗称颂了曹雪芹在文艺创作方面的非凡才华,和他粪土功名,傲视王侯的性格。
    曹雪芹困居黄叶村,生活的艰难日甚一日,甚至到了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家徒四壁,翁无储粮,“举家食粥酒常赊”“日望西山餐暮霞”[14]的穷困至极的地步。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种生存状态下,他依然“每晚挑灯作此书(《红楼梦》),苦无纸,以日历纸背写书”[15],曹雪芹就这样一边忍受着生活的无情的折磨,一边又进行着为千秋万世瞩目的宏伟的文学创作。
    乾隆二十七年(1762)中秋,曹雪芹唯一的爱子不幸夭亡,他痛不欲生,伤感成疾,于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1763年2月12日)“泪尽而逝”。一代文豪、一个寂寞的灵魂就这样在贫病交加中,与人世永远告别。

    三、千古文章一红楼
    “《红楼梦》的思想艺术所取得的成就,在中国小说史和文艺史上,都是中华传统艺术的辉煌的集成与结晶”[16]。《红楼梦》写的虽然是家庭琐事、闺阁闲情,却是一部具有高度思想性的巨著,它内容丰富,意蕴深厚。读者无论从哪个角度审视剖析,都会为其深邃的思想内涵和浓厚的悲剧意蕴所震撼。“《红楼梦》在美学观念上的突破,首先体现在它的总体的悲剧意识上”[17]。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也认为:“《红楼梦》一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
    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及他与薛宝钗的婚姻悲剧,是《红楼梦》的情节主线也是作品的灵魂,以至作者称小说为“怀金悼玉的《红楼梦》”。《终身误》曲中说:“都道是金玉良缘,俺之念木石前盟。”这进一步解释了钗黛之可悲可悼,是因为她们婚姻的不幸结局。“都道是”与“俺之念”的对比,显示了宝玉思想感情与世俗观念不可调和的矛盾。我们知道,宝玉叛逆精神的突出表现之一,是“重情不重礼”。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的矛盾,充分显示了“情”与“礼”的冲突。悲剧之所以产生,外在原因是僵化保守的“礼”的禁锢,内在原因则是宝玉对富有浓重叛逆色彩的“情”的执著追求。
    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对宝玉来说,当然可以任意选择。钗黛都是才貌兼美的绝世佳人,难分轩轾。一开始,宝玉在二人之间有些摇摆,其后,态度日渐明朗。他的最后抉择是木石前盟。显然,促使宝玉进行这一抉择的决定性因素,主要不是才和貌,而是思想和志趣的一致。在思想上,宝钗与黛玉截然相反:黛玉重“情”,宝钗守“礼”。宝钗虽然“艳冠群芳”,然而却冷漠“无情”,她善于控制感情,一言一行都力求合乎封建道德规范,她认为“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故而一再规劝宝玉读书进仕,令宝玉极为反感。这种严重的思想隔阂,是宝玉否定金玉良缘的关键原因。不幸的是,最后胜利不属于木石前盟,而是金玉良缘。黛玉在宝玉和宝钗成婚的鼓乐声中,魂归离恨天,彻底打碎了木石前盟的梦想。作为封建礼教的叛逆者,宝黛之间的爱情从萌发之初,便预示着悲剧的结局。比较而言,金玉良缘合乎贾府的家族利益,合乎封建家长改造宝玉的意愿,也合乎封建礼法的要求。然而这样的选择不仅造成了宝黛之间的爱情悲剧,也造成了“宝”“钗”之间的婚姻悲剧。
    木石前盟是没有婚姻的爱情,固然可悼;金玉良缘是没有爱情的婚姻也觉可悲。对宝玉来说,这是无法弥补的遗憾,是他一生最大的悲哀。《红楼梦》悲剧意蕴的核心,似乎在于此。故《终身误》曲说:“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一部《红楼梦》写了大大小小许多悲剧,这则是悲剧中的悲剧。
    《红楼梦》还是一出为女儿们悲歌哭泣的大悲剧,作者在书中为末世最无力把握自己命运的女子共掬一把悲悼怜悯之泪。她们的爱情婚姻、人生道路、性格或命运的悲剧展现了世俗社会对美好感情的破坏,其实,她们的悲剧命运都是封建礼法社会造成的。曹雪芹最为“重情”,他为女儿们精心营造了一个理想的“情境”——大观园。在主观上,他希望大观园长驻人间,但对客观现实清醒的认识,促使他无情地展现了大观园的毁灭。在表现美好理想、讴歌美好感情的同时,从一个侧面猛烈抨击了封建伦理道德。这是《红楼梦》中女儿悲剧的深刻意义之所在。
    《红楼梦》又是一部家庭和社会的悲剧。贾府由“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盛世走向日暮穷途的“末世”,最后“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一败涂地。小说以贾府的衰落过程作为一条重要的副线,贯穿起史、王、薛等各大家族的没落,描绘了上至皇宫、下及乡村的广阔历史画面,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封建末世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从而揭示了封建社会必然走向崩溃的历史趋势。
    就贾府而言,辉煌繁荣、赫赫扬扬已历百年,至宝玉一代,却几乎只剩下一个空架子。小说第二回,作者借旁观冷眼人冷子兴之口称:“如今的宁荣两门,也都萧疏了,不比先时的光景。”脂批也说:“作者之意,原只写末世。”并特意指出:“此已是贾府之末世了。”小说详尽地反映了贾府之末世的各种弊端,揭示了它必然没落的深刻原因。安富尊荣者多,运筹谋划者少,这是贾府衰败的首要原因。那些执掌权力的主子,各谋私利。如王熙凤,对上欺瞒献媚,对下欺压盘剥,一再激化矛盾,其实,是在将贾府一步步推向灭亡。此外,围绕家政执掌权和宗族继承权,贾府的主子之间矛盾复杂,冲突激烈。奢侈浮华,出多入少,这是贾府败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一个对贾府来说很平常的螃蟹宴,便需花费二十多两银子。刘姥姥感叹道:“这一顿的钱够使我们庄稼人过一年了。”再如为迎接元春省亲,贾府大兴土木,“堆山凿池,起楼竖阁”,建成了“天上人间诸景备”的大观园。其奢华靡费程度之惊人,连过惯了皇家生活的元春也不禁摇头叹息。奢侈浮华的生活最终导致了贾府经济上的后手不接。后继无人,是导致贾府衰败的第三个重要原因。宁荣二公在马上“得天下”,建立了贾府基业。他们的下一代雄风犹存,尚可以守成。但到了第三代,即“文”字辈,已经退化为昏聩无能的一辈:贾敬一心烧丹炼汞;贾赦贪婪荒淫;唯有贾政风声清肃,却庸碌古板,不通庶务。至于第四代,即“玉”字辈的贾珍、贾琏、贾环,以及第五代,即“草”字辈的贾蓉等,则堕落为一群聚赌嫖娼,淫纵放荡之徒。荣宁二公创下的基业终于毁于后代儿孙之手。
    《红楼梦》所展示的贾府末世景象,具有高度的典型性,足以概括整个封建社会的末世景象。作品所揭示的贾府没落的原因,深刻反映了封建末世的种种痼疾。贾府衰亡的悲剧,其实是一出巨大的社会悲剧。生于“康乾盛世”的曹雪芹,透过表面的繁荣,却看到了封建末世不可逆转的衰亡之势,《红楼梦》的伟大之处亦在于此。
    《红楼梦》不但具有浓厚的悲剧意识,亦带有强烈的理想色彩。书中歌颂了贾宝玉和林黛玉、尤三姐和柳湘莲等人生死不渝的爱情、大观园中众女儿的纯洁清净,以及晴雯、鸳鸯等被压迫者的反抗斗争,表达了作者对新的生活方式和美好感情的追求。尤其是建立在“知己”之爱基础上的宝黛爱情,表现了人类感情中崇高、美丽的一面,是作者这种理想和追求的核心内容。但是,宝黛二人生活的环境是一个“礼”的世界,不能容忍他们对“情”的执著追求。他们带有叛逆色彩的爱情越是发展,忍受的压抑和痛苦就越大,最终走向悲剧结局也就不可避免。“木石前盟”纯洁真挚的爱情终遭毁灭,痴情的黛玉“质本洁来还洁去”,将她一生所有的眼泪酬还了平生唯一的知己宝玉,“魂归离恨天”,宝玉亦“悬崖撒手”,出家为僧。《红楼梦》把爱情悲剧同小说的社会批判紧密结合起来,细致而深刻地揭示了宝黛爱情悲剧的社会根源。
    《红楼梦》按照现实生活的发展逻辑,掬“一把辛酸泪”,描写了一对具有叛逆精神的贵族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讴歌了人类的美好感情。把爱情描写同对封建礼教的批判,以及对生活理想的热烈追求紧密结合起来,使小说具有了深刻的社会内容。宝黛之间的爱情无疑寄托着作者的理想,在一个“礼”的世界里,他希望真情常驻人间,这就使作品具有了强烈的理想色彩。与此同时,对客观现实的清醒认识,促使他无情地展示了“情”的毁灭,这就又使宝黛的爱情悲剧更能震撼人心,作品的悲剧意蕴也更加深厚了。

    四、爱将笔墨逞风流
    《红楼梦》的著作权问题,似乎是一个极无必要讨论的问题,因为《红楼梦》的作者妇孺皆知,那就是:曹雪芹;因为这是个常识性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一个已被普遍认可了的。然而曾几何时,特别是从上世纪末到近几年,否定曹雪芹对《红楼梦》拥有著作权的观点叫嚣尘上,众多“新”论“奇”谈,粉墨登场,且来势汹汹,大有不把曹雪芹扳倒誓不罢休的劲头,因此周思源先生曾把所谓的“作者新考”列为“九十年代红学八大热点之首”[18]。现在红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都在大力提倡学术研究要遵循学术规范,正是因为当下某些人的研究方法、研究心态并不是从学术的角度出发,而是“猜笨谜”,是牵强附会,是追求轰动效应,是在滥用“公民权利”。这样的研究也许能获得瞬间的光彩,但毕竟是昙花一现而已。“只有坚持和遵守学术规范的研究成果,才能获得真正的学术品格”[19]。
我们先还是来看一看有关《红楼梦》作者“新考”的观点吧。
    1、曹頫说。赵国栋在《河南大学学报》1990年第二期发表《红楼梦作者新考》一文,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頫,曹雪芹只对《红楼梦》作了整理增删。其实作者“曹頫说”并不新鲜。例如孔祥贤在《<红楼梦>的原作者是谁?》(上下篇,载《北方论丛》1979年第5期、1980年第4期)中认为曹雪芹只是改编者,原作者是曹頫,也就是批书人脂砚斋。2005年3月30日《新京报》报道了陈林的红学研究成果《破译红楼时间之谜》,陈林的论点之一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之父曹頫。陈林的这一观点被称为是“最新考证”,如果这一考证是“最新”的,那孔祥贤的考证应该是“最旧”的了。
    2、曹渊说:1994年刘润为在《文艺报》上发表《曹渊:〈红楼梦〉的原始作者》一文,企图把《红楼梦》的作者说成是河北丰润人,借此想推翻曹雪芹祖籍辽阳这一不争的事实。
    3、墨香说。1998年7月,《四川日报》刊载《对红楼梦作者提出新说》一文,文中报道,四川联合大学教授张放提出:《红楼梦》的真正作者是敦敏与敦诚的叔父墨香。
    4、曹硕说。2003年1月李雪非在《学习探索》第一期撰文《〈红楼梦〉作者与批者揭迷》,认为:“《红楼梦》原始作者是曹雪芹的二伯父曹硕,书稿经曹雪芹“增删”多次后达到了世界文学名著的最高水平。”
    5、李鼎说。2003年5月王洪军在《齐齐哈尔大学学报》第三期撰文《李鼎:〈红楼梦〉的原始作者》,认为:“无论是从人物形象的塑造,还是从所谓曹雪芹个人的经历及家事来分析;无论是脂砚斋的批语、曹雪芹朋辈之诗文集提供的信息,还是从清人有关的记载来考察,《红楼梦》都存在着一个原始作者,并进一步论证,《红楼梦》的原始作者是李鼎。”
    6、湘籍作者说。2003年8月6日,《中华读书报•学术双周刊》发表了邓牛顿的论文《〈红楼梦〉直根湘土湘音》,文章认为:《红楼梦》的原始之作,是用湘语写成的。《红楼梦》的作者不是曹雪芹,而是一位有在湖南长沙长期生活经历的人士。这位作者,或出生于湖南,土生土长;或幼年时期,虽家庭进入湖南;或从小在湖南长大,青壮年时期迁徙异地。这位作者,因各种原因来到两江地区,跟曹雪芹结成了或朋友、或亲戚、或家属的关系。这位作者,经历过或目睹过家庭兴衰,有相当丰富的人生阅历和较高的文学素养。
    7、胤礽说。2003年12月温云英在《红楼梦作者新考——初论〈石头记〉的作者是太子胤礽和太子妃石氏等》一书中用洋洋20余万言的对《红楼梦》作者进行了考证,作者经过她的论证、讨论、验证、设想,得出了太子胤礽与太子妃石氏等为《红楼梦》作者的结论。不过论者倒也“客观”、“公允”,没有将曹雪芹一棍子打死,并称其为“伟大的曹雪芹”,“曹雪芹之所以伟大,是在于他的人格上的伟大……他在编辑《红楼梦》时,忠于原作的观点”[20]。于是曹雪芹在论者的考证下成了高级编辑,但是曹雪芹有没有编审的职称却还需论者的考证。
    7、朱慈烺说。2004年6月28日的《江南时报》刊登了陈光明的《耗时14载写就80万字,六旬老人著书认为——〈红楼梦〉作者是明末皇太子》一文,文中写道:“鞍山市年届六旬的老人俎永湘耗时14年写就80万字的学术专著《红楼梦砧解》,于4月由大连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对多年来人们习惯的《红楼梦》研究思维模式,进行了一种异样的翻读和新的诠释……据俎永湘的研究考证,《红楼梦》的真正作者是明末崇祯皇帝的太子朱慈烺,‘曹雪芹’只是他用的托名。”
    8、吴梅村说。2005年10月18日《辽沈晚报》刊载《〈红楼梦〉作者非曹雪芹》一文:“最近,抚顺市社科院院长、研究员傅波和抚顺市地方史研究会常务理事、抚顺市政府处级调研员钟长山历经6年研究,抛出了一个惊人的观点:吴梅村是《红楼梦》全书一百二十回的真正作者,曹雪芹‘只是《红楼梦》前八十回的重要增删、编修者’。”这个观点其实也并不“惊人”,早在上世纪70年代,台湾的杜世杰在其专著《红楼梦原理》一书中就提出了《红楼梦》的作者是吴梅村的观点。或许是由于海峡两岸特殊政治原因导致文化、学术交流不畅,因而大陆研究者才将“吴梅村”据为己有吧。
    9、恋人说。王喜山认为:“《红楼梦》的作者另有他人,即原作者是曹雪芹恋人,后期是曹整理、批注和加工而成的。[21]”
    10、谐音说。张贻柱认为曹雪芹只是“抄写勤”的谐音,根本没有曹雪芹这个人。“‘曹雪芹’,原本就是被不少学者提出过的即抄写这《石头记》的借代词称——‘抄写勤’——与其谐音的一个借代符号而已。至于那个被胡适等人崇拜了近百年的伟大天才曹雪芹,不过是大千世界中一个偶然与《红楼梦》书中人同名的凡夫俗子罢了。[22]”
    11、洪昇说。2006年1月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土默热的《土默热红学》,此书被一些人誉为:“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颠覆性著作,这是一枚已经出膛的重磅炮弹!此话并非危言耸听,也不是故弄玄虚——在中国这片文化热土上轰轰烈烈了将近百年的“红学”,从本书出版的那一天起,从来未曾感受到的一场真正危机到来了,甚至可以说面临着灭顶之灾!因为作者建立了一个新的红学体系:《红楼梦》的作者是清初的大文豪洪昇……土默热红学,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红学的全新的学术体系,是一座在胡适红学“基础”之外重新构建的全新的红学大厦。这个学说,把《红楼梦》的著作权,从曹雪芹手中夺了下来,交还给了真正的原作者洪昇……谨以此书纪念《红楼梦》作者、伟大的文学家洪升(原文如此)诞辰三百六十周年![23]”
    以上这些观点用耸人听闻来形容,应该是一点都不为过的,的确对传统的《红楼梦》作者为“曹雪芹”这一观点是构成了“颠覆”威胁,但是真的能“颠”即“覆”吗?我想是办不到的,因为这些观点都缺少有力的、过硬的材料作为立论的基础,而其中更多的则是想当然的猜测和假设。当然,学术研究是允许假设的,胡适就曾说过:“大胆的假设,小心地求证。”不过现在有的研究者似乎只记住了前半句,而忽视甚至忘记了后半句,不仅是大胆的假设,而且还是夸张的求证,全不顾学术研究的规范与学人的操守,不讲严谨治学,只求一时轰动。百花齐放的红学界有不少“花朵”秾艳芬芳,但也有不少是浊臭不堪;百家争鸣的红学界,有不少堪称一家之言,确有价值,但也有不少实是在混淆视听,搅乱正常的学术研究。“因为红学是显学,所以有关红学的研究成果容易受人关注;又因为红学是显学,所以要在红学研究中取得突破实属不易”[24]。基于此,红学研究才有如此众多的奇谈怪论,才有《红楼梦》不是写出来的,而是研究出来的,嘲讽调侃之语。我们不反对学术研究创新,但是作为一个研究者应该知道“学术研究既要遵循学术传统又要创新,而创新是建立在扎实的学术功底和科学求证基础上的”[25]。同时,学术研究创新与材料的有力支撑是分不开的。我们坚持认为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抱残守缺、墨守陈规,而是众多可靠的资料证实了这一点。
    1、富察明义明确提到《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
    明义,姓富察,字我斋,约生于乾隆五年(1740),满洲镶黄旗人,都统傅清的儿子,自幼至老,在乾隆朝做上驷院的侍卫,给皇帝管马执鞭。母舅永珊留“邻善园”给他,改名环溪别墅(今北京西郊动物园,旧俗称三贝子花园)。明义与雪芹是同时代的人,他曾看到过手抄本《红楼梦》,他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写的《题红楼梦》二十首绝句前有一小引,小引云:“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盖其先人为江宁织府,其所谓大观园者,即今之随园故址。惜其书未传,世鲜知者,余见其钞本焉。[26]”富察明义是明确指出《红楼梦》作者为曹雪芹的第一人
    2、永忠的诗明白地告诉我们《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
永忠(1735-1793),姓爱新觉罗,字良辅(良甫),又字敬轩,号臞仙,又号栟榈道人、如幻居士。为康熙帝第14子允禵之爱孙,封辅国将军,任过宗学总管。允禵在夺嫡之争中失败后,皈依佛、道,对永忠影响很大。永忠一生以诗、酒、书、画以及禅、道为主要生涯,在艺术上达到了颇高水准,却对皇权执掌者怀着离心情绪。有诗文集《延芬堂集》传世。永忠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作了题为《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三首绝句,在这里永忠不仅在诗题上清楚地写道是看了曹雪芹写的《红楼梦》,而且在其中一首诗里还写出了“几回掩卷哭曹侯”这样的诗句[27]。诗中的“曹侯”指的不是别人,正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
    3、袁枚指出《红楼梦》为曹雪芹所作。
    袁枚在《随园诗话》卷二中写道:“……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明我斋读而羡之。[28]”由此可见,袁枚能读到或知道《红楼梦》是与他的好朋友明义分不开的,这也证明明义的记载是正确的。
    4、西清指出《红楼梦》为曹雪芹所作。
    西清,字研斋,姓西林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其曾祖父鄂尔泰为雍正帝所重,官至云贵总督、大学士,乾隆初曾为辅政大臣。但至西清时,家道已中落,于嘉庆十一年(1806)来到黑龙江为吏与教书,曾任过银库主事与司榷等低级官职。西清博学多识,在黑龙江五年期间,曾根据将军府中的图籍资料及调查研究所得,写有《黑龙江外纪》、《桦叶述闻》两书。在《桦叶述闻》中西清写道:“《红楼梦》始出,家置一编,皆曰此曹雪芹书;而曹雪芹何许人,不尽知也。雪芹明沾,汉军也。其曾祖寅,字子清,号楝亭,康熙间名士,累官通政。为造织时,雪芹随任,故繁华声色,阅历者深,然竟坎坷半生以死。[29]”西清的家世生平与曹雪芹有类似之处,虽然引文中介绍曹雪芹生平时将曹寅误为其曾祖,但也“颇合史实”[30]。
    5、毛庆臻指出《红楼梦》为曹雪芹所作。
毛庆臻,晚清人,虽对《红楼梦》恨之入骨,提出将《红楼梦》“移送海外,以答其鸦片烟流毒之意”可笑的建议,然而其在《一亭考古杂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不容忽视:“乾隆八旬盛典后,京板《红楼梦》流衍江浙,每部数十金。致翻印日多,低者不及二两。其书较《金瓶梅》愈奇愈热,巧于不露,士夫爱玩鼓掌,传入闺阁毫无避忌。作俑者曹雪芹,汉军举人也。[31]”毛庆臻在此指出了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
    6、许兆桂指出《红楼梦》为曹雪芹所作。
    许兆桂,乾隆、嘉庆年间人,其《绛蘅秋传奇序》有语:“乾隆庚戌秋,余至都门,詹事罗碧泉告余曰:‘近有《红楼梦》,其知之乎?虽野史,殊可观也。’……乃知作者曹雪芹。[32]”庚戌即乾隆五十五年(1790),距程甲本尚有一年时间,可见当时《红楼梦》抄本已相当流行,而且时人都认为作者是曹雪芹。
    7、梁恭辰指出《红楼梦》为曹雪芹所作。
    梁恭辰,清文学家梁章钜的第三子,生于嘉庆十九年(1814),曾作过府道一级的官。梁恭辰同毛庆臻一样对《红楼梦》是持否定态度的,但同时他也指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他在《北东园笔录四编》卷四中写道:“《红楼梦》一书,诲淫之甚者也。乾隆五十年以后,其书始出。……此书全部中无一人是真的,惟属笔之曹雪芹实有其人。[33]”
    8、梦痴学人,光绪年间人,在其《梦痴说梦》中记载道:“《红楼梦》一书,作自曹雪芹先生。[34]”
    9、汪堃的《寄蜗残赘》卷九《〈红楼梦〉为谶纬之书》中记载道:“《红楼梦》一书,始于乾隆年间,后遂遍传海内……其书出于汉军曹雪芹之手。[35]”
    10、陈其元(1812-1882)字子庄,晚年自号庸闲,先后代理南汇、青浦、上海几个大县的县令。六十二岁辞官,侨居武林。归来后泉石优游,娱情翰墨,遂成《庸闲斋笔记》,先得八卷,后补写四卷,共十二卷,计十四万余言。该书卷八有记载:“此书乃康熙年间江宁织造曹练亭之子雪芹所撰。[36]”
    11、光绪年间刊行的伊园主人的《谈异》卷二记载:“作《红楼梦》之曹雪芹真有其人。[37]”
    12、沈赤然,乾隆三十三年(1768)举人。其诗集《五砚斋诗钞》卷十三有诗《曹雪芹〈红楼梦〉题词四首》,指出《红楼梦》的作者为曹雪芹[38]。
    13、周春 (1729-1815)浙江海宁人。其在《阅〈红楼梦〉随笔》中记载:“此书曹雪芹所作。[39]”
除了以上见于清代文人诗集、文集的例证外,脂砚斋实际上在批语中已多次指出作者为曹雪芹。
    1、甲戌眉批: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常哭芹,泪亦待尽。每意觅青埂峰再问石兄,奈不遇癞头和尚何!怅怅!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甲午八月泪笔。(第一回)
    2、甲戌双行夹批:只此一诗便妙极!此等才情,自是雪芹平生所长,余自谓评书非关评诗也。(第二回)
    3、甲戌眉批:此回只十页,因删去天香楼一节,少去四五页也。
    4、甲戌回后:“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朽因有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件,嫡是安富尊荣坐享人能想得到处。其事虽未漏,其言其意则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删去。(第十三回)
    5、靖本回后:此回可卿梦阿凤,作者大有深意,惜已为末世,奈何奈何!贾珍虽奢淫,岂能逆父哉?特因敬老不管,然后恣意,足为世家之戒。“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朽因有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件,岂是安富尊荣坐享人能想得到者?其事虽未行,其言其意,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删去“遗簪”、“更衣”诸文,是以此回只十页,删去天香楼一节,少去四五页也。(第十三回)
    6、靖本眉批:前批“知者寥寥”,不数年芹溪、脂砚、杏斋诸子皆相继别去,今丁亥夏只剩朽物一枚,宁不痛杀!(第二十二回)
    7、庚辰回后:此回未成而芹逝矣,叹叹!丁亥叟, 畸笏叟。(第二十二回)
    8、庚辰回前: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对清。缺中秋诗,俟雪芹。(第七十五回)
    本文论述至此,结论显而易见,这些文献资料白纸黑字记载了《红楼梦》的作者权的归属,有力地证明了《红楼梦》的作者只能是曹雪芹。“如不能全面否定以上记载并对其作出妥善解释,‘《红楼梦》作者系曹雪芹’的论断是无法推翻的”[40]。
    曹雪芹是我们民族伟大的作家,他用其天才般的艺术创造力,采取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独立创作了《红楼梦》这部我国古典小说中艺术成就最高的巨著,也是世界现实主义创作的丰碑。西方批判现实主义创作要到十九世纪才达到高峰,而《红楼梦》却出现在十八世纪,与之相比要早出整整一个世纪。“因此,在世界文学史上,由作家创作的现实主义小说的强烈光芒,是由曹雪芹的《红楼梦》首先放射出来的”[41]。《红楼梦》以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和娴熟精湛的表现艺术,启发着读者的认识,激动着读者的情感,它的出现“预示着一个美学思想观念的新时代的到来,预示着中国又一个美学思想观念的新时代的到来,预示着中国又一个文艺大繁荣的时代的到来,预示着一种新文化的到来。在这一点上,曹雪芹对中国的贡献完全可以与但丁对意大利的贡献相媲美”[42]。曹雪芹出色地完成了一个艺术家的使命,他赋予了《红楼梦》顽强的艺术生命力。二百年来,研究《红楼梦》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这并不值得惊讶,因为这是《红楼梦》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应有的文学价值。“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曹雪芹生前坎坷穷困,而今还要承受着诸如“抄写勤”这样的骂名,倘若他泉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曹雪芹之于《红楼梦》的著作权应该得到尊重,也必须得到捍卫,因为这是对我们民族的伟大作家的最好纪念。
《红楼梦》是文学作品,是一部小说,对它的文本研究还有继续深入之处,还有尚待挖掘之处,让我们多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少做一些无味的“研究”,不要在《红楼梦》著作权这一常识问题上纠缠不休了。

注释:
[1]敦敏《题芹圃画石》,见《懋斋诗钞》,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
[2]关于曹雪芹的字、号问题,可参看冯其庸、李广柏著《红楼梦概论》,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第一版。
[3][5]《江宁府志》卷十七《曹玺传》,康熙二十三年未刊。
[4]《上元县志》卷十六《曹玺传》,康熙六十年刊。
[6][8]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
[7]刘梦溪《曹雪芹》,见《中国历代著名作家评传》(第五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340页。
[9]吴新雷《曹雪芹评传》,见吴新雷、黄进德著《曹雪芹江南家事丛考》,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167页。
[10]敦敏《赠芹圃》,见《懋斋诗钞》,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
[11]敦诚《寄怀曹雪芹》,见《四松堂集》稿本卷上。
[12]张宜泉《题芹溪居士》,见《春柳堂诗稿》七言近体。
[13]敦敏《访曹雪芹不值》,见《懋斋诗钞》,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
[14]敦诚《赠曹芹圃》,见《懋斋诗钞》,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
[15]潘德舆《金壶浪墨》,见朱一玄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44页。
[16]李希凡《小说本体研究的力作——序周中明著〈红楼梦的艺术创新〉》,见周中明著《红楼梦的艺术创新》,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1页。
[17][42]陈伟《中国艺术形象发展史纲要:论中国审美意识的发展与艺术形象的关系》,学林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269,293页。
[18]周思源《九十年代红学八大热点》,见《红楼梦学刊》1999年第二辑,314页。
[19]周先慎《学术规范与学术品格》,见《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二辑,1页。
[20]温云英《红楼梦作者新考——初论〈石头记〉的作者是太子胤礽和太子妃石氏等》,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86页。
[21]http://bbs.muwen.com/u_profile.asp?uID=12885
[22]http://cul.sina.com.cn/bbs/r/index.html
[23]http://www.openow.net/ShowNews.jsp?newsid=484
[24]梅新林《红楼梦艺术与文化•序》,见刘永良著《红楼梦艺术与文化》,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2年7月第一版,4页。
[25]左东岭《讨论此事件的最大意义是要使学术研究进入有序状态》,见《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二辑,13-14页。
[26]富察明义《题红楼梦》,见《绿烟琐窗集》,1955年文学古籍出版社印影本。
[27]转引自朱一玄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37页。
[28][29]转引自朱一玄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41、42、43页。
[30][38][40]参见朱淡文《红楼梦论源》,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一版,127页。
[31]转引自朱一玄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44页。
[32][33][34]转引自朱一玄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46、47页。
[35][36]转引自朱一玄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48页。
[37]转引自朱一玄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49页。
[39]转引自一粟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第一册),中华书局1963年第一版,66页。
[41]冯其庸《曹雪芹对未来世纪的奉献》,见《论红楼梦思想》,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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