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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研究》概论(上)   

作者:杨兴让    收录时间:2004-11-17

    第一章 概 论
    一部以描写爱情为基调的写实小说又是极为隐晦的政治小说《红楼梦》,自它的传抄问世以来,人们一开始便感到困惑,继而进行探索。其研究开始只是只言片语,后成为整篇的评点、索隐以及连篇累牍的考证,直到现在《红楼梦》的某些专刊和其它一些刊物仍然在无休止的论争,这真可谓是旷古未有的文学怪现象。
    对于《红楼梦》的研究种种奇怪现象的出现,大部分并不是来源于研究人员的奇怪遐想,而是来源于《红楼梦》作品本身。《红楼梦》是将“真事”隐去,然后将书中人物故事情节又“追踪蹑迹”的用“假语村言”敷演出的。但是《红楼梦》中爱情情节的真实性和一些描写社会现象的真实性却与在《红楼梦》中作者故意在时间、地点和某些情节上人为的制造出的种种矛盾的不协调本身就是一个谜,是一个“古董”,这一部由“假话”和“古董商”冷子兴合演的一部大古董《红楼梦》将读者装进了闷葫芦。人们一开始在承认《红楼梦》是“传神文笔足千秋”的一部写实杰作的同时,又带着一种《红楼梦》是“传闻已久”又不敢一阅的“恐其中有碍语”的疑虑心理,这些思想便成了“索隐派”的先声,随后便开始了系统的红学研究。第一批便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旧红学派。
    旧红学派包括评点派和索隐派。
    作为早期的评点派,虽然他们也在研究《红楼梦》的写作思想,但基本上来说,他们还是站在文学角度来研究《红楼梦》,来研究《红楼梦》的社会影响和研究《红楼梦》中人物形态的。可以说,除了脂批中的某些文学艺术评论外,评点派为系统全面的《红楼梦》文学艺术研究开了先河。
    我们不妨摘录评点派的一些评点文字。
    明斋主人在点评中写道:
    《石头记》一书,脍炙人口,而阅者各有所得。或爱其繁华富丽;或爱其缠绵悱恻;或爱其描写口吻,一一逼肖;或爱随时随地,各有景象;或谓其一肚牢骚;或谓其盛衰循环,提朦觉(目+贵)或谓因色悟空,回头见道;或谓章法句法,本诸盲左腐迁:亦见浅见深,随人所近耳。
    书中无一正笔,无一呆笔,无一复笔,无一闲笔,皆在旁面、反面、前面、后面渲染出来。中有点缀,有剪裁,有安放。或后回之事先为提挈,或前回之事闲中补点。笔臻灵妙,使人莫测。总须领其笔外之神情,言时之景状。
    作者无所不知,上自诗词文赋、琴理书趣,下至医卜星相、弹棋唱曲、叶戏陆博诸杂技,言来悉中肯綮。想八斗之才,又被曹家独得。
    全部一百二十回书,吾以三字概之:曰真,曰新,曰文。
    (见1986年上海古籍版“合评本”评论第17页)
    护花主人王希廉在总评中写道:
    一部书中,翰墨则诗词歌赋,制艺尺牍,爰书戏曲,以及对联扁额,酒令灯谜,说书笑话,无不精善;技艺则琴棋书画,医卜星相,及匠作构造,栽种花果,畜养禽鸟,针黹烹调,巨细无遗;人物则方正阴邪,贞淫顽善,节烈豪侠,刚强懦弱,及前代女将,外洋诗人,仙佛鬼怪,尼僧女道,倡伎优伶,黠奴豪仆,盗贼邪魔,醉汉无赖,色色皆有;事迹则繁华筵宴,奢纵宣淫,操守贪廉,宫闱仪制,庆吊盛衰,判狱靖寇,以及讽经设坛,贸易钻管,事事皆全;甚至寿终夭折,暴亡病故,丹戕药误,及自刎被杀,投河跳井,悬梁受逼,并吞金服毒,撞阶脱精等事,亦件件俱有。可谓包罗万象,囊括无遗,岂别部小说所能望见项背。
    书中多有说话冲口而出,或几句说话止说一二句,或一句说话止说两三字,便咽住不说。其中或有忌讳,不忍出口;或有隐情,不便明说,故用缩句法咽住,最是描神之笔。
    (见同书15页)
    太平闲人张新之评写道:
    今日之小说,闲人止取其二:一《聊斋志异》,一《石头记》。《聊斋》以简见长,《石头记》以烦见长。《聊斋》是散段,百学之或可肖其一;《石头记》是整段,则无从学步。千百年后,人或有能学之者,然已为千百年后人之书,非今日之《石头记》矣。或两不相掩未可知,而在此书自足千古。故闲人特为著佛头粪。其他续而又续,及种种效颦部头,一概不敢闻教。
    (见第3页)
    这些评论皆不失为一种中肯的文学批评,一种高度的概括。当然各人的看法不同,观点有异,那是另一回事了。
然而这些不过是文学批评而言,在研究《红楼梦》的写作思想时,评点派虽然也承认《红楼梦》是“假语村言”的,但是他们认为“《石头记》一书,全部主要关键是‘真假’二字。读者须知真即是假,假即是真;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真不是真,假不是假。明此之意,则甄宝玉假宝玉是一是二,便心目了然,不为作者冷齿,亦知作者匠心”(见同书护花主人总评13页),从而得出《红楼梦》的宗旨不外乎“乃演性理之书,祖《大学》而宗《中庸》,故借宝玉说‘明明德之外无书’,又曰‘不过《大学》、《中庸》’”(见同书第2页)。“《石头记》一百二十回,一言以蔽之,左氏曰‘讥失教也’”(见同页)。评点派这一种将“真”“假”二字归同于甄宝玉和贾宝玉是一个人的“真假”说和《红楼梦》的宗旨不过是“祖《大学》而宗《中庸》”的“讥失教也”的评论,看起来虽然也是研究《红楼梦》的写作思想,但显然基本仍是站在一个文学角度来看问题。
    评点派能够把一部《红楼梦》当作一部文学作品来研究是值得称道的,无论他们的看法如何,无论他们研究的结果如何,但这种“批评”无疑为《红楼梦》的传播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除此外,对于评点派,我认为还有一个值得称道的地方,就是他们的研究是比较认真的,也是比较审慎的。比如说,大某山民评曰:“怀古诗谜,人有猜之者矣,予未敢深信”(见评论23页)。护花主人“摘误”里提到的“第二回冷子兴口述贾赦有二子,次子贾琏。其长子何名,是否早故,并未叙明,是属漏笔”,“十三回内说是年冬底林如海病重,写书接林黛玉,贾母叫贾琏送去。至十四回中,又说贾琏遣昭儿回来投信,林如海于九月初三日病故,二爷同林姑娘送灵到苏州,年底赶回,要大毛衣服等语。若林如海于九月初身故,则写书接林黛玉应在七八月间,不应迟至冬底。况贾琏冬底自京起身,大毛衣服应当时带去,何必又遣人来取?再年底才自京起程到扬,又送灵至苏,年底亦岂能赶回?先后所说,似有矛盾”(见评论第9页)。太平闲人在他的“《石头记》读法”中评刘姥姥时写的“分看合看,一字一句,细细玩味,及三年乃得之,曰:是《易》道也。是全书无非《易》道也”(见评论第6页)。还有太平闲人在第十一回正文秦可卿病中的“他这个病,得的也奇。上月中秋,还跟着老太太、太太玩了半夜,回家来好好的。到了二十日以后,一日比一日觉懒了。又懒得吃东西,这将近有半个多月。经期又两个月没来”之下批的:“……曰上月中秋,曰二十日,曰半个多月,曰两个月,核之菊花盛开,则此为九月极分明也。而其实极糊涂。夫宝玉入学穿大毛衣当为冬月,至闹书房之日未必有自冬而春而夏而秋之久。金氏寻尤氏、秦钟告秦氏皆闹书房次日事,是时秦氏已病,且张太医未到之前已先叙贾敬生辰,又张太医云‘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本时为冬耶?抑为今秋而及今冬耶?看此糊涂之处,可知假语村言,无非梦话。观者尚欲按图索骥乎?到此等糊涂处,他偏要排上许多日子,清清楚楚,以文为戏,并以人为戏”(见168页)。又如第九十五回在正文元春病逝的“存年四十三岁”下批的“‘老官翻案’回说元春八字历历,乃生于甲申年。甲申人存年四十三岁,当死于丙寅。今云死于甲寅,存年四十三,当生于壬申”(见1568页)。像这样认真反复查阅并指出矛盾,在《红楼梦》的研究史上尚属罕见。而且可以说这种矛盾研究尚不失为研究《红楼梦》的一种正途,它可以为研究《红楼梦》的内在规律起着一种不可低估的作用。
    由于评点派的这种对年龄、时间等结构矛盾的研究未能继续深入,所以不能不说,这种刚刚找寻到的可贵途径又被淹没了。
    总的来说,评点派是辛苦的,审慎的,也是有收获的。当然其中不乏有一些附会成份。但是,评点派在研究《红楼梦》的写作宗旨得出的“讥失教也”和“全书无非演《易》道也”的结论却根本解决不了《红楼梦》“真事隐”部分到底隐了些什么的这一根本问题,它解答的仍是一些现象问题,正像索隐派王梦阮指出的“以《大学》《中庸》讲《红楼梦》期期不敢奉教”(见《红楼梦索隐》“提要”第6页)那样,于是,人们开始了大部头的《红楼梦》索隐。其后索隐派占据了红学界的一个很长时期。
    我们今天一些人一提到《红楼梦》索隐派,好像就是大逆不道一样,好像“索隐”便是不值一哂的坏事情。其实,“索隐”一词并不是后人加上去的,而是索隐派他们自封的。如王梦阮给他的书名题名为《红楼梦索隐》,蔡元培给他的书名题名为《石头记索隐》。后人加给他们的头衔是“附会”二字。不过这些索隐派也确实如胡适指出的,“他们并不曾做《红楼梦》的考证,其实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见《石头记索隐·红楼梦考证》73页),于是,旧索隐派变成了“索隐附会派”。
    索隐派有以下几个派别。
    索隐派第一派是《红楼梦》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诸名王奇女说。这派的代表人物是王梦阮,其作品是《红楼梦索隐》。
    王梦阮认为《红楼梦》“其书大抵为纪事之作,非言情之作。”认为“是书成于悼红轩中,曹雪芹先生增删五次,此书中所明言者。曹雪芹为世家子,其成书在乾嘉时代(原注:书中明言南巡四次,是指高宗时事。在嘉时所作可知)。于明季清初诸女子,事隔百有余年,断难亲闻亲见。意者此书但经雪芹修改,当初创造,另自有人……揣其成书,当在康熙中叶。必及见圣祖一朝之盛,乃云兰桂齐芳。当顺康之时,入关未久,天下文网尚不甚密,是书原本,当不免有直率疏漏处。至乾隆朝,事多忌讳,档案类多修改(原注:闻内阁尚有未经改之档案,光绪中人犹见之)。《红楼梦》一书,内庭索阅,将为禁本。雪芹先生势不得已,乃为一再修订,俾愈隐而愈不失其真。”在此之后,王梦阮又认为“盖尝闻之京师故老云:是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诸名王奇女”。王梦阮又查证了一些有关圣祖出家五台为“情僧”的传说和董小宛的一些传说,得出:“秦淮名妓董小宛……侍如臬辟疆冒公子襄九年,雅相爱重。适大兵下江南,辟疆举室避兵于浙之盐官。小宛艳名夙炽,为豫王所闻,意在必得。辟疆几频于危,小宛知不免,乃以计全辟疆使归,身随王北行。后经世祖纳之宫中,宠之专房。废后立后时,意本在妃,皇太后以妃出身践,持不可。诸王亦尼之,遂不得为后。封贵妃,颁恩赦,旷典也。妃不得志,乃怏怏死。世祖痛妃切,至落发为僧,去了五台不返。诚千古未有之奇事,史不敢书,此《红楼梦》一书所由作也。”“全书为演情僧之事,故专专注意铺叙宝玉黛玉二人。二人者,以宝玉况情僧,以黛玉况妃子也。”“宝玉命名,非云自宝,言能宝爱此玉而已。玉指黛玉,即暗指小宛。”“黛之为言代也,言以此人代小宛。”“以宝玉演情僧,故时有与世祖关合处……如世祖临宇十八年,宝玉便十九岁出家;世祖自肇祖以来为第七代,宝玉便言一祖成佛七祖升天;又恰中第七名举人;世祖谥章,宝玉便谥文妙。‘文章’两字,可暗射也,不然和尚何得有谥,举人又安得赐谥?”“宝玉与北静王,若即若离,是一是二。当开国之时,西南尚扰,惟北方大定,故曰北静。宝玉独见重于北,是指开国时局势而言。”“小宛苏人,黛玉亦苏人。小宛在如臬,黛玉亦在扬州。小宛来自盐官,黛玉亦来自巡盐御吏之署……小宛入宫,年已二十有七;黛玉入京,年只十三余,恰得小宛之半。老少相形,抑亦谑矣”等等(以上均摘自王梦阮《红楼梦索隐》“提要”)。
    关于《红楼梦》一书是否是王梦阮索隐出来的清世祖与董小宛的传记,孟森在他的《董小宛考》里已作了深刻的论述。他用详实的材料证明了清世祖出生时,董小宛已十五;清世祖七岁登基时,董小宛已二十一岁;等到清世祖八年十四五岁时,董小宛却死于此年,其时二十八岁。由此足以说明王梦阮的《红楼梦》为清世祖和董小宛之作纯属无稽之谈。
    对于王梦阮的索隐,除了孟森的驳斥外,胡适还从四个方面指出了王梦阮的索隐弊端,胡适认为:(一)第十六回明说二十三年前“太祖皇帝”南巡时的几次接驾,赵嬷嬷年长,故“亲眼看见”。我们如何能指定前者为康熙时的南巡而后者为乾隆时的南巡呢?(二)康熙二次南巡在二十八年(西历1689),到四十三年曹寅才做了两淮巡盐御史。《索隐》说康熙帝二次南巡驻跸曹寅盐院署,是错误的。(三)《索隐》说康熙帝二次南巡时,“曹雪芹以童年召对”;又说曹雪芹成书在嘉庆时。嘉庆元年(西历一七九六),上距康熙二十八年,已隔百零七年了。曹雪芹成书时,他可不是一百二三十岁吗?(四)《索隐》说《红楼梦》成书在乾嘉时代,又说是在嘉庆时所作:这一说最谬。《红楼梦》在乾隆时已风行,有当时版本为证(详考见后文)。况且袁枚在《随园诗话》里曾提起曹雪芹的《红楼梦》;袁枚死于嘉庆二年,诗话之作更早得多,如何提到嘉庆时所作的《红楼梦》呢?(见《石头记索隐·红楼梦考证》第75页)
    在彻底驳倒王梦阮的《红楼梦》为清世祖和董小宛传记之作的孟森一文后,胡适提出的四个问题也确实言中了王梦阮文章的弊端,胡适的文章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在此问题上,我认为王梦阮除了在文字上的粗心外,王梦阮的失误还有一个客观的原因——就是王梦阮无力搜集到曹雪芹生平的资料,所以在曹雪芹与《红楼梦》的某些问题上难免陷于被动。
王梦阮在《红楼梦》的研究上也确如胡适指出的是一种附会,王梦阮也并没有先着重版本、作者、时间等问题的研究,而仅仅搜集收罗了一些零碎史料附会了《红楼梦》的一些情节。
    但我还有一些与胡适相反的一些看法,索隐派王梦阮的观点也不是一无是处的,而且还有一些后人不及的独到之处。
    一、王梦阮在《红楼梦》“索隐”这一问题上走对了。王梦阮并不是在强“索”,而是《红楼梦》确实有“隐”。既有“隐”就得“索”,这是研究《红楼梦》之必然。《红楼梦》一日真象不明,索隐派便永远不会绝迹。
    二、王梦阮在《红楼梦》的“索隐”问题上,可以说是彻底失败了,失败就失败在《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和林黛玉是影射清世祖和董小琬这一附会上。但王梦阮在《索隐》所说的《红楼梦》“非言情之作”,“托言儿女,借言情以书其事”“以情为宾”,“儿女风流,闺帷纤琐,大皆假话之类”,“作者虽意在书事,而笔下则重在言情,若不从‘情’字上看去,便无趣味”,“处处在为写真事,却处处专说假话”,“谓宝黛实有其人,荣宁实有其地,刻舟求剑,便不足与言《红楼梦》”,“若一味谈玄,谓百二十回一切皆子虚乌有,亦甚非《红楼梦》之真知己也”,“其称‘石头、’者,大抵为纪石头城之事”,“书中以葫芦庙开始,……但打破葫芦无人耳”,“书中又言贾雨村入迷津,始终不能渡过,作者预知后世阅者,必为其假语所惑,终身不悟”,“偌大一部文章,处处传事传神,皆如亲见亲闻,无丝毫乖舛疏漏处,是妙在善用一‘实’字”(以上均见《红楼梦索隐》“提要”)。还有王梦阮的“宝玉与北静王,若即若离,是一是二……宝玉独见重于北”等等这些观点不无道理。王梦阮的“为纪事之作”是荒谬的,但《红楼梦》“非言情之作”“处处在说假话”确实谈出《红楼梦》写作之真谛。不仅如此,王梦阮的“谓宝黛实有其人,荣宁实有其地,刻舟求剑,便不足与言《红楼梦》”,这不仅为当时之卓见,实际上也不正言中了新红学的“自叙传”吗?王梦阮“书中以葫芦庙开始……但打破葫芦无人耳!”“书中又言贾雨村入迷津,始终不能渡过,作者预知后世阅者,必为其假语所惑,”不正又言中现代红学家的贾雨村乃一“贪官污吏论”和《红楼梦》仅乃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吗?王梦阮的“偌大一部文章,处处传事传神,皆如亲见亲闻,无丝毫乖舛疏漏处,是妙在用一‘实’字”的这一《红楼梦》是一种创作的观点不是比胡适的曹雪芹“他不怕琐碎,再三再四的描写他家由富贵变成贫穷的情形”的“自叙传”更有见地一些。还有王梦阮的“宝玉与北静王……宝玉独见重于北”的方位观点,我认为还是高于一般新老红学家一着。《红楼梦》里有东南西北,并因此设了平安宁静四王,北静王本身就有“北静”的方位特殊含义。这一方位问题一直被红学家们忽视或认为不值一谈。
    还有“作《红楼》人必善制灯谜,全书是一总谜,每段中又含无数小谜,智者射而出之”,王梦阮虽然并没有弄清谜语的要害是“十首怀古诗”,但王梦阮并不否认《红楼梦》含有隐谜还是明智的,这要比胡适的“假使一部《红楼梦》真是一串这么样的笨谜,那就真不值得猜了”的这一观点还要明智许多。
    索隐派王梦阮的“索隐”是因附会而失败告终,但王梦阮的某些观点我认为却是应该赞许和发扬的。可以说他的某些观点要比新红学家和现代派的红学家们的观点有分寸有见识得多,虽然新红学家们和现代红学家们在红学上的研究成果要超出王梦阮许多,但这些研究成果都无法代替王梦阮关于《红楼梦》“真”与“假”这一文章结构的根本看法。
    索隐派第二派认为《红楼梦》是康熙朝的政治小说。这一派的代表作是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一文中一开始便说:“《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本事之上加以数层障幂,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蔡元培在谈到前期评论家太平闲人时说道:“太平闲人评本之缺点,在课以前人读《西游记》之眼光读此书。乃以《大学》《中庸》‘明明德’等为作者本意所在,遂有种种可笑之傅会,如以吃饭为诚意之类。”蔡元培认为:“阐正本事,以《郎潜记闻》所述徐柳泉之说为最合,所谓‘宝钗影高澹人,妙玉影姜西溟’是也。近人《乘光舍笔记》谓‘书中女人皆指汉人,男人皆指满人 ,以宝玉曾云:男人是土做的,女人是水做的也。’尤与鄙见相合”。然后他“左之扎记,专以阐证本事于所不知则阙之”。
    蔡元培又云:“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汉人唾余也……宝玉在大观园中所居曰怡红院,即爱红之义。所谓曹雪芹于悼红轩中增删本书,则吊明之义也。本书有《红楼梦曲》,以此。书中序事托为石头所记,故名《石头记》。其实因金陵亦曰石头城而名之。……又曰《情僧录》及《风月宝鉴》者,或就表面命名,或以‘情’字影‘清’字;又以古人有‘清风明月’语,以‘风月’影‘明清’亦未可知也。”“《石头记》叙事自明亡始。第一回所云,这一日三月十五日葫芦庙起火,烧了一夜,甄氏烧成瓦砾场。即指甲申三月间明愍帝殉国,北京失守之事也……甄士本影政事,甄士隐随跛足道人而去,言明之政事随愍帝之死而消亡也。”“甄士隐即真事隐,贾雨村即假语存,尽人皆知。然作者深信正统之说,而斥清室为伪统,所谓假府即伪朝也。其人名如贾代化,贾代善,谓伪朝之所谓化,伪朝之所谓善也。贾政者伪朝之吏部也,贾敷、贾敬伪朝之教育也(《书》曰“敬敷五教”)。贾赦伪朝之刑部也……贾琏为户部……李纨为礼部(李礼同音)”。“作者于汉人之服从清室而安富尊荣者,如洪承畴、范文程之类,以娇杏代表之。侥幸娇杏即书中叙新太爷到任,即影满洲定鼎……姽婳将军林四娘,似以代表起义师而死者。叙尤三姐,似以代表不屈于清而死者。叙柳湘莲,似以代表遗老之隐于二者也……以民族对待言之,征服者为主,被征服者为奴。本书以男女影满汉,以此”(以上录自《石头记索隐·红楼梦考证》第6~9页)。
蔡元培依据他以上的主张,又按照他的三法推求,即一、品性相类者;二、轶事有徵者;三、姓名相关者(见同书第一页蔡元培《第六版自序》)得出:
    一、“贾宝玉言伪朝之帝系也。宝玉者,传国玺之意也,即指‘胤(礻+乃)’”(见9页)。
    二、“《石头记》叙巧姐事,似亦指胤(礻+乃)。‘巧’与‘(礻+乃)’字形相似也”(12页)。
    三、“林黛玉影朱竹坨也。绛珠影其氏也,居萧湘馆影其竹坨之号也。竹坨生于秀水,故绛珠草长于灵河岸上……”(见13页)。
    四、“薛宝钗高江村也(徐柳泉已言之)。薛者,雪也。林和靖《咏梅》有曰‘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用‘薛’字以影江村之姓名也(高士奇)”(见14页)。
    五、“探春影徐健庵也……”(见18页)。
    六、“王熙凤影余国柱也……”(见26页)。
    七、“史湘云影陈其年也……”(见24页)。
    八、“妙玉影姜西溟也……”(见28页)。
    九、“惜春影严荪友也……”(见33页)。
    十、“宝琴,冒辟疆也……”(见34页)。
    十一、“刘姥姥,汤潜庵也……”(见35页)。
    蔡元培在他的《石头记索隐》里虽也反对牵强附会,如说太平闲人“遂有种种可笑之傅会”,但蔡元培在花费很大的时间也在进行着附会,也就是胡适所说的那样“不去搜求那些可考定《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材料,却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他们并不曾做《红楼梦》的考证,其实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胡适的这种结论,特别是指对蔡元培的研究,是很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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