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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播迁
曹雪芹家在南方的家产情况，据曹頫向康熙皇帝报告，是“江南含山县田二百余亩，芜湖县田一百余亩，扬州旧房一所。”而据继任江宁织造隋赫德的查抄报告，则是“其房屋并家人住房十三处，共计四百八十三间；地八处，共十九顷零六十七亩；家人大小男女共一百十四口。余则桌椅床杌旧衣零星等件及当票百余张外，并无别项，……外有所欠曹頫银连本利共计三万二千余两”（注：以上两文件皆不言曹家于织造署园外另有园墅。随园一说，除袁枚自作《随园记》叙明系隋赫德始建园、筑墙、种树……外，同时洪亮吉《卷施阁诗》卷八访袁枚于随园诗自注亦云：“园本隋织造所构，因仍其名。”又稍晚麟庆《鸿雪因缘图记》“随园访胜”云：“璞山乃东指一塔曰，此即小仓山，其麓有园，本隋尚衣创建，因姓命名，乾隆间袁子才太史辟而新之。”至舒坤（爱新觉罗氏，字梦亭，1772—1845）批《随园诗话》，又云“随园之先，故属吴姓。”则无论隋姓吴姓，固与曹姓无涉。曹寅集中亦无一字及此园，尤可证。（舒坤又云：“余十二岁随家母到随园三次，饭后见其太夫人，并其妾四人，皆不美，同声报怨：此处不好，四面无墙，闹鬼，闹贼，人家又远，买食物皆不方便，鸱鸮豺狼，彻夜叫唤，不能安睡云云。亦可笑也！”（《说元室述闻》中所引，文字较此特详，尤为生动。）此与袁枚《随园诗话》自叙“随园地旷，多树木，夜中鸟啼甚异，家人多怖之。”正合，足见其荒野之状。按最初将随园与曹家强作牵合者为乾隆时富察明义，而可注意者为明义后来和韵袁枚《八十寿言》第七首自注已云：“新出《红楼梦》一书，或指随园故址。”是则明义本人至此已表示存疑。复次，据弁山樵子《红楼梦发微》《上卷目次》《随园诗话之改窜》末有括弧按语云，袁枚“大观园者即吾家之随园也”十一字，翻刻本及石印本均无之，乃袁枚后人袁翔甫删去，其理由则以彼十一字为“吾祖谰言，故删之。”是彼后人自亦以此说为纯出妄撰。（此一资料承张玄浩先生见示，附记志谢。）我在旧版《红楼梦新证》419页说“则随园或亦可能本属曹家所有”，实误。）。这些房地人口，都“荷蒙皇上浩荡天恩，特加赏赉”，给了隋赫德了。至于北京方面的财产，据曹頫报告，是“惟京中住房二所，外城鲜鱼口空房一所；通州典地六百亩；张家湾当铺一所，本银七千两。”而隋赫德则说：“曹頫家属，蒙恩谕少留房屋，以资养赡；今其家属不久回京，奴才应将在京房屋人口，酌量拨给。”故此他家在京的房子和奴仆，并未完全抄没，还颇有一些残余旧业，幸而得存。但详细情形，那就无法得知了。
曹家在北京的最早的一处房屋，据曹寅的诗句的自注，是在内城（那时八旗人都住内城，外城只是汉民的住处）东南角的贡院邻近。这所住宅，舍南有修柯浓荫，门外有老槐参天；因为地点是靠近城角以内，所以抬头望得见参差的城郭，宅门并且是“面寒城”而开的；宅内有小园，名曰芷园，园里有花木清阴、长渠细溜、白石苍苔，又有西堂（注：这是北京的西堂。后来曹寅到南方另有西堂。两者同名异地（此种例甚多，如乾隆帝之“抑斋”，即随地而用此一名）。）、鹊玉轩、春帆斋、悬香阁，有桂树，有棠杜，有马缨，有垂柳……。这所宅园，当是曹世选随多尔衮入关进京以后的第一个住所，这一带本来多有明代园子，旗人们来了，就都分配占居了（注：最初多尔衮为曹家旗主，其府在今南池子、南河沿之间的玛哈噶喇庙地址；多铎的豫王府（后改建为协和医院者是其遗址），亦在内城东南隅。曹家入京住城内东南角，或与此有关。）。
稍后的曹家住所，似乎在西城又增添了一处。这也是有些线索可寻的。原来康熙幼年因“避痘”的缘故，不是在宫内长大的，而是随保母人等住在紫禁城西华门外以北、西筒子河西岸、后为福佑寺的那个府邸里。康熙所赖以抚育成长的保母就是曹玺之妻、曹寅之母——后来康熙南巡时曾称为“吾家老人”、生前已封为“一品夫人”的那位孙氏夫人（注：皇帝乳保不止一个，但曹玺妻孙氏当是保母中之重要者。按康熙乳保见于记载的，除噶礼之母以外，尚有瓜尔佳氏（见抄本《八旗掌故》，张玄浩先生惠示）。（奕赓《寄楮备谈》则云康熙乳媪为谢氏，雍正乳媪为瓜尔佳氏。奕赓盖误将二者互倒。））。而同时从西华门往西，直到西安门以内，这皇城西部一带地方又正是当时内务府的各部门的所在地，内务府人员当差和居住的处所就密集在这里（注：可看高士奇《金鳌退食笔记》、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记载甚详。）。从以上两方面讲，曹家人若仍从城内极东南角远远地跑到这“西苑”地带来，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他家势必在这里有住处才行。再从曹寅的另一首诗的自注来看：“小园（按即自称自己家的小园）近上果园，去岁乞十五株（按指从皇帝的果园乞得十五株李树）植西窗下……。”那“上果园”，我想只有两个可能：一是指景山（当时多种果木，有“百果园”（注：百果园之名，见《列朝诗集》马汝骥西苑诗序，而《明宫史》又有“北果园”，疑或—音之语讹。至于“御果园”，则在城外，不一其处，与本题无涉。）之称），一是指中海的蕉园，中多有果树。这两个可能的地方实际相去并不甚远，属于一个地带，即由景山到往西一些。曹寅诗、词集中又很有些描写这一带景物如光明殿、云机庙（今名巧机营）、蚕池……等等的篇什。再加上《楝亭诗钞》中明白写出他的家园是在“西苑”“掖垣”“左藏”（内库，指内务府广储司，在西华门内）以旁不远的地方，下值回家要出西华门。合起来看，他们家曾在这一地带有过住宅，十分明显。
然而，到曹雪芹时代，经过抄家籍没、种种变故之后，是否在上述地方还有住处，那就很难说了。——相反，倒是有许多传说，说明他住在另外的地点。
例如，有的传说曹雪芹曾住过什刹后海南岸、大翔凤胡同北口的“水屋子”地方，并说这就是他的“悼红轩”所在。有的传说他曾住过外城广渠门内往北、东便门内往南的卧佛寺，艺术家齐白石还曾到此寻访遗迹，绘了一幅画，并题以诗句，说：“风枝露叶向疏栏，梦断红楼月半残；举火称奇居冷巷，寺门萧瑟短檠寒。”有的传说他曾住过西城旧刑部街，有的说他在郊西开过小酒店……。
上面第一个传说，和当地居民父老世代口传“东府、西府”就是曹雪芹所写的“荣宁二府”的蓝图这一说法倒可以合看，所谓东府、西府，是土著“老北京”称呼西苑北海以北、什刹前海以西、后海以南的清代和珅府（在前为何人府第不详，在后为庆王、恭王府）与东邻蒙古罗王府（注：即指阿拉善王府，参看刘蕙孙《名园忆旧》（《文汇报》1962年6月2日）。罗王府是俗称，最后又叫塔王府，参看中国人民大学《文学论集》第一辑内拙著《芳园筑向帝城西》。）的名字，大翔凤胡同，就在它的后身不远，出了胡同就是后海，“水屋子”的古井正在此处。第二个传说，据张次溪先生见告，很有些位老先生都如此讲，这或者是由于广渠门在清代是正白旗汉军人所该辖守的地方，寺内旧有跨院，颇具亭石花木，是个幽胜的地方，曹雪芹如因有同旗（虽然他并不是汉军）亲友在这一带住，又爱寺院的雅静，故而辗转牵引、觅居此处，也许不无这种可能（注：唯一可疑，是在乾隆时代内外城满汉分居很严，曹雪芹似不应到外城去住。这种禁令是晚到道光年代才逐渐废弛的。周绍良兄谓卧佛寺或可能与西郊的或西城的卧佛寺有关，容系传闻有歧。唯《春游琐谈》第一集《曹雪芹故居与脂砚斋砚》条则又云：“友人陶北溟云：……曹落魄后曾住千佛寺云。……千佛寺在外四广安门内枣林街七号。”此实与传为卧佛寺者为同出一源之歧说。卧佛寺在外城广渠门内，与千佛寺之在广安门内，成为一东一西之对立。则必有其一为误记误传。西城的卧佛寺即鹫峰寺，其街东与旧刑部街相连，而由此往南走不远即到敦家的太平湖侧槐园。）。第三个传说，大约和曹雪芹曾在右翼宗学担任职务有关，右翼宗学本在西城石虎胡同（注：参看第十五节。），而旧刑部街距离很近（二者分处于西单北大街以东、以西两面），他为了方便，在此寓居，或由宗学分配或代觅宿处，也都有可能（注：一说旧刑部街是雪芹岳家所居，雪芹贫后曾依岳家为活。此由徐恭时先生见示其《曹雪芹年谱简编》（手稿）而得知，附志谢忱。）。
这些传说，当然一时无法确定其可靠性究竟怎样，但无论如何，它们却反映出一个现象：曹雪芹在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以后，有一个时期先是流落于城内外各处，为了生活，不安厥居，屡经播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位老人传说：曹雪芹在极穷困时曾住过某王府的马厩（注：这个某王府，我疑心仍然是指和珅府址的那处前身某府，因为现在正在什刹海（前海）西岸（西半已填平成为体育场）的那处房宅（有后来乐家所立的房基界石），老居民还知道早先曾是“和珅府”的马厩的地点。曹雪芹在此府的前边、后身，都寄居过。）。这现象，是大略符合曹雪芹当时的生活条件情况的。
这段时期的播迁流浪，从曹雪芹的生活变化来看，是窘困艰苦的，可是对他的思想发展来说，却是一种极为重要的阅历。他们这种“奴才家世”的几世几代，经历尽了种种的辛酸屈辱，饱谙了满洲统治集团的种种丑态内幕，眼见了无数的可笑可骂、可歌可泣的事故，本来已是牢骚满腹、感慨无穷的，但是只有到曹雪芹这一代和这一时期，才有机会真正和统治集团圈外的世界接触，这样就使他视野阔大，头脑清新，把狭隘的牢骚感慨逐渐转变成为对整个社会的不满和愤怒。他的叛逆性格和思想在这一生活阶段所获得的发展和成长，对他的《红楼梦》的创作是无比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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