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情形较复杂，版面不易安排，不能随正文设注、藉以说明论据的地方，特在卷尾稍作几处补注。

　　〔一〕曹雪芹生卒年问题。

　　卒年有二说。“壬午说”，依据脂砚斋甲戌本眉批“壬午除夕，芹为泪尽而逝”的话，定为雪芹卒于乾隆二十七年除夕。“癸未说”，依据敦敏《懋斋诗钞》中《小诗代简寄曹雪芹》诗编于癸未年，则雪芹不可能前卒于壬午；且敦诚挽雪芹正即为甲申年开岁的第一首诗：合观可知应卒于癸未即二十八年除夕，而脂批误记干支一年。

　　壬午说者认为：脂批不会错记，《小诗代简》编年不可靠，甲申挽诗则是隔年作或隔年葬。

　　癸未说者认为：干支错记是常有之事（举雪芹同时人丧母不久，即将母亡之年的干支误记了一年的例子为证）。《小诗代简》编年很可靠，壬午说者所举反驳理由实无一条可反证此诗为非癸未作。此诗不但前二首题下标出癸未，即所有本年诗中一切情事线索皆可考明确系癸未时事，无一反面例。挽诗内容语气绝非隔年作，如“晓风昨日拂铭旌”句，尤为明晰，旗人亦绝无隔年停葬的习俗，请教过许多先世在旗的人，都无异词。

　　历法专家曾次亮先生早曾指出，《代简》诗中所写的夏历月日与花时迟早，都证明了是癸未年的节气实况，而不可能是壬午年。现在又知道，《小诗代简》乃是为敦诚三十岁整寿而请雪芹赴筵所作，必应是癸未诗，更无作于壬午、或壬午以外的某一年之理。而且，癸未年春未至冬初，北京发生大规模痘疹，小儿死亡，十存一二，雪芹友人家，多遭此痛，故知雪芹死前数月爱子先殇亦即由于痘灾。按之诸线索，癸未无一不恰合，而壬午无能合处。

　　所以本书中取癸未说，即雪芹卒于乾隆二十八年除夕。

　　生年亦有二说。一是“乙未说”。此说依据康熙五十四年（乙未·1715）三月初七日曹頫奏摺报告其亡兄曹颙之妻马氏“现怀身孕，已及七月”之事，认为此身孕出生后即是曹雪芹，并以为张宜泉诗自注说雪芹“年未五旬而卒”与此生年相合（注：此说由《重新考虑曹雪芹的生平》（《文学遗产》第61期）一文最先提出。后来同意此说或看法不谋而合者较多，兹不一一列举。）。二是“甲辰说”。此说依据敦诚挽诗两次说明雪芹死时为“四十年华”，因从癸未卒年上推，应至甲辰雍正二年（1726）。

　　“乙未说”的困难点如下：一、曹頫所奏之马氏身孕，并不能遽定为“遗腹了”，因为生男生女，其可能性与或然率都是对半；如系遗腹女，则不可能“即是”曹雪芹。二、即使生男，亦难遽指为即是曹雪芹（注：新发现的《五庆堂重修曹氏宗谱》中列曹颙生曹天祐，官州同，则可见曹颙即使生男，亦非曹雪芹（雪芹名霑，亦未官州同）。）。三、如雪芹果生于康熙四十五年，至癸未卒时当得年四十九岁（1715—1763，这自然都应照旧时虚岁计算法，而且在此亦不发生公历的合算回题）。试想，四十九岁的人死去了，从当时的社会心理说，朋友作诗正应该说“五十年华（注：可看同时八旗诗人李锴《睫巢后集》叶九《（怀人七绝句）石东村》诗自注：“年四十九……”，而诗云：“韦曲相逢竟几春，及今五十乐闲身。”可为参证。），为何在字句颇有差异的两种挽诗的本子里却反而都说是“四十年华”呢？即使说是泛词举“成数”，相差也不应如此悬殊。

　　至于“年未五旬”的真正的意思，也并非即指已经活到了将近五十岁的年龄。旧社会以五十岁为“中寿”，有“五十不算少亡”的谚语。所以反过来说，就是凡没有能活到五十的，都属于“少亡”之列。康熙间陆陇其《三鱼堂日记》卷下说：“十月甘三，读经野集第一卷，始知五十称不天，七十称古稀，此为衰世言之，非通论也”。书画家郑板桥在乾隆七、八年之间作诗，曾有“年过五十，得免孩埋”的话（注：见《板桥集·诗钞（范县作）》《止足》篇。中华书局新编本所附“年表”列此诗于公元一七四三·乾隆八年癸亥，当近事实。），就正是这种语意的一个例子。可见这是当时的习俗语，今天的人不懂得了，以为“年未五旬”就等于“四十八九”岁。“少亡”的人，“未及五旬”，可以是四旬，甚至可以是三旬。所以如果雪芹是四十岁左右而亡，张宜泉完全可以说他是“年未五旬而卒”。

　　合看，仍以教诚的话为更精确。“四十年华”是诗句，不是簿册，当然也不一定就能证明整整活了四十岁，而无一二岁出入。出入是可以的，但绝不会出入到九岁之多。至于到底出入几岁？我们又无法妄断硬定，也不能像过去某人采取“折中”的办法，取为“四十五岁”。因此，只能暂定为四十岁，生于雍正二年（注：此外，可参看敦诚《璞翁将军（席特库）哀辞·引》云：“今翁之位曾都统、将军矣；翁之年八十有五矣，亦可以炫顽俗而尽世人之所欲也。然其中有大不然者：翁少为王长史，积年迁擢，五十始为都统，六十为将军，旋罢去，驰驱于二万里之边陲，复褫职，籍其家，翁遂赤贫，寄迹于先人丘垄之侧，妻孥子孙，几三百指（三十人），每至嗷嗷，又二十年然。以翁之生平，不可不谓据台辅、享大年矣，而其情状可哀如此，况位不及翁之崇、年不及翁之半，而其所遭如是者，又何可胜道哉！”所写身世遭遇如此，为敦诚所稔知所叹恨者，曹雪芹正其典型代表，可知此数语中当包雪芹而言之。璞翁寿至八十五，则“年不及翁之半”当为四十岁（或略多），亦正相符合。）。

　　综合而言，曹雪芹不可能是曹颙的遗腹子，仍当是曹頫所生。曹頫岁数没有多大，康熙五十四年奏摺尚称“黄口无知”，最多只能是十几岁左右；到雍正二年，最多为二十岁刚过，生雪芹，亦较近情理：所以雪芹的岁数也不能“随便放长”得太多了。

　　〔二〕雪芹的字、号问题。

　　张宜泉诗原注说：“姓曹名霑，字梦阮，号芹溪居士。”自此多数承认“梦阮”是“字”说。

　　但此说是大可怀疑的。名、字之间，照例有典籍字句意义上的关联。“霑”若与“梦阮”勉强寻“联系”，则只有这样：

　　霑与“霑醉”一词有关，由“醉”想到“醉人”，再由“醉人”想到晋朝嗜饮的阮籍。然后乃取“梦阮”二字为“字”以“关合”霑名。

　　但在封建时代，自古未闻有如此取字之例。这太曲折了！也太牵强了！那时代，字以“表德”，大都是男孩将近“弱冠”成人，亲长才为取字，平辈不再呼名，表示尊敬。试想，曹雪芹的封建父叔辈能够给他取上这样一个狂放叛逆的字吗？这是万万不能想象的。

　　敦诚等称雪芹，用“雪芹”最多，其次是“芹圃”，从未用“梦阮”。张宜泉则用“雪芹”“芹溪”。脂砚斋也“芹”“雪芹”“芹溪”并用。也绝未用过“梦阮”。“雪芹”是号甚明，因它用得最多，最亲切。“芹圃”是字；用“圃”作字的，旗人中最多，如“定圃”“瑶圃”“学圃”“春圃”“玄圃”“筠圃”“芝圃”“芸圃”……直不胜举。后三例与“芹圃”尤可合看。这是字，用时较少，也较庄重（注：可看清初姜宸英《湛园未定稿》卷四《与冯元公书》：“盖古者既冠成人而有字，以表其德；夫子作春秋，凡贤卿大夫则字之而不名，所以示予也。……子贡以（字）称其师，子思以称其祖，袁种以称其祖父，屈原、班固书以称其父……；今则不然：凡今之俗，以直字之为轻，……又古人于名、字之外，有云别号者，直一时意兴所寄托，非谓是必不可少之事，又未尝以此称于人也，……今人于其所稍尊贵者，不敢字谓，则又于其号之下一字，所谓‘庵’与‘斋’者，而复易以‘翁’且‘老’之称焉”。可觇清人对名、字、号三者的看法与当时实际习俗。）。“芹溪”是号中最后出者，这和雪芹晚期山居之前临溪水有关。

　　“梦阮”，可能雪芹为张宜泉作画写诗时署过，只是一种信手拈来的别署，张氏误以为“字”，这正说明张宜泉与雪芹的交游关系较浅，远不如敦家弟兄。他的话并不是宇字精确的。这种字眼，明是雪芹偶然拈取用以隐名的别署。敦诚《岁暮自述五十韵》诗：“酒饮阮步兵，诗梦康乐侯”（敦诚又有一轩斋，取名“梦陶”）。雪芹正亦此意而已。这绝不会是尊亲给拟的“表德”的字。

　　“霑”，取“霑洽”“霑溉”“霑霈”义，是因久旱喜得甘霖而取名的。在曹雪芹的长亲给他取这个名、字，显然是取“雨露”霑溉了“芹圃”的关联，亦即由《诗经·鲁颂·泮水》，“思乐泮水，薄采其芹”而来、为封建士夫所沿用的“采芹”“游泮”字样是指中科举功名的那一层极为庸俗的用意。

　　大概雪芹极不喜欢这个强加在头上的“禄蠹字”，所以自己另取苏辙的“园父初挑雪底芹”诗句或范成大的“玉雪芹芽拔薤长”诗句而以“雪”冠“芹”，弃去“圃”字。于是遂一变“禄蠹字”而为“风雅称”“高洁名”。这种细微地方似乎也曲折地表现出他的反封建思想的一面。

　　〔三〕曹雪芹的血统的和过继的祖、父的关系问题。

　　曹雪芹并不是曹寅的嫡亲孙子，而是侄孙，他父亲是曹寅的过继子。这一层，过去也颇有不同看法，认为曹雪芹是曹寅的独子曹颙的遗腹子，仍是嫡孙。这点上文已曾涉及。新发现的曹氏宗谱载明曹颙的儿子是曹天祐，官职是州同。这层关系如果属实，则曹雪芹自不能再是曹寅嫡孙子。

　　前文论证，曹雪芹只能是曹頫的嫡子。但曹頫的父亲何名，与曹寅究是何关系？过去并不清楚。

　　曹寅亲弟兄两个，这个事实我们是知道的。但只知其弟字子猷，号筠石、芷园，而其名不详。因为《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曹寅”“曹宜”二名相连并列，过去一直认为曹宜即此寅弟子猷，亦即曹頫之父。

　　后来我们论证，曹宜绝不会即是子酞，子酞应名曹宣（注：可参看《红楼梦新证》5767页。）。曹宜是曹寅另一弟（注：最初当然还循着过去大家以曹宜为曹寅胞弟的理路而推，认为曹寅、曹宣、曹宜是兄弟三个。而后来才有资料说明曹宜本是曹玺兄曹尔正之子。此一点，其实正加倍证明我们考证曹宜绝非曹子猷是对了的。至于大家前此都不能把曹宜一下子联系到曹尔正一系上去，却并不足异。）。而此曹宣，才是曹頫的生父，曹雪芹的血统祖父。

　　再后来，发现了故宫满文档案，按音翻译，说曹頫是“曹荃”的第四子，而此“曹荃”之名，亦见于《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因此，有的研究者提出，曹寅之弟曹子猷，即此曹荃者是，否认“曹宣”之存在。

　　由于《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既列曹荃于曹尔正之下，“荃”又不与“寅”“宜”排“宀”（宝盖）字头，我们因此一向认为此曹荃当是曹尔正之子，应为曹寅之堂弟。曹寅自有胞弟子猷，子猷所生男孩很多，又很为曹寅生前所爱惜，如为曹寅过继嗣子，必须首先自其胞弟诸侄中选择，而不会考虑到“堂弟”曹荃之第四子。而若说名“荃”字“子猷”，则绝对没有典籍上的字句联系，无法说得通（注：名宣，字子猷，是从《诗经·大雅·桑柔》“秉心宣犹（古时犹、猷为一字）”句而取的。）。——这一疑问，始终不能得到很好的解答。

　　最后，由档案馆的同志得到一个启示：曹宣，字子猷，这点绝无问题；曹寅过继嗣子，首先要从胞弟曹宣诸子中挑选，也绝无问题。档案、官书中所以又有“曹荃”一名出现者，盖因“宣”字读音明犯康熙皇帝“御”名“玄烨”中“玄”字音的嫌讳（注：中央档案馆明清部杜衿南同志一九六三年十月致笔者函，提出：“曹荃极可能原名为曹宣，因宣字与康熙帝名字玄字同音避讳，才改为荃字的。……这样一来，以前我们曾讨论……等等疑团均可迎刃而解了。据我初步考查：曹荃……十五六岁时当过御前侍卫，康熙三十八年可能出差到真州，以后在京任司库……至少有四个儿子，曹顺可能是长子或次子，曹荃是第四子，还有一子小名桑额，不知行几。”今此项遗档已经整理出版。），曹宣既然作康熙的亲近侍从人员，每一呼名，便犯“御讳”，势所不可，因此不得已而选一相近之“quan”字音改之，此音要写成汉字，却又因为这个音在“宝盖”部首诸字中实在找不到，遂勉强以“荃”为之（注：曹宣自改名“荃”，大概才又自取了“芷园”一号，因为“荃”“芷”有所关合。）。所以，以前所能想到的种种解释中以“宣”“荃”为二人，固是为《通谱》所误，但只承认“曹荃”而根本否认“曹宣”，实际也是错了。

　　后来，李华同志发现了康熙写本《江宁府志》，其中有曹玺传略，确载二子之名为寅、宣。至此，曹雪芹的血统祖父是曹寅胞弟曹宣（后改名为“荃”），父亲是曹宣之子曹頫，这一层曲折关系始得全部弄清。这一个意外出奇复杂的考察过程，才算告一段落。

　　这样一个例子，当然说明了资料不断发现的重要性，但同时也说明了，即使有了资料，对它如何理解运用、参互钩稽，还是异常重要的事。简单粗率地对待问题，或有意翻驳他人，必然引致错误的结论上去。

　　〔四〕曹雪芹先世籍贯问题。

　　本书正文和附录诸篇所叙，是根据曹寅《楝亭诗钞》中的许多线索并结合《丰邑曹氏族谱》（亦名《南昌北直曹氏宗谱》，光绪三十四年武惠堂刊本）而推断的，认为丰润曹氏和辽东曹氏就是明永乐二年由江西北迁的兄弟二人的后裔（注：参看李西郊《曹雪芹的籍贯》（《文汇报》1962年8月29日）。并看周汝昌《红楼梦新证》111—140页。）。但是最近北京新发现了一部抄本《五庆堂重修曹氏宗谱》（又名《辽东曹氏宗谱》），其序言首先表明本谱曹氏元代以前无可考。然后说：“惟元时为扬州府仪真人；元末群雄并起，鼻祖良臣，聚众自保；后值明太祖起淮右，承元统，率众归附，累随征伐，……以元勋封安国公。长子泰，袭宣宁侯；次子义，封丰润伯；三子俊，以功授指挥使，封怀远将军，克复辽东，调金州守御，继又调沈阳中卫：遂世家焉。”（顺治十八年春十一世孙曹土琦（注：曹义、曹俊、曹士琦等，在《红楼梦新证》旧版第119页、120页皆尝引及。）所撰）据谱中所列，五房支派，就是曹良臣第三子曹俊的五个儿子的后裔，而曹雪芹这一系是曹俊第四子曹智的嫡派，今列简单图表于下：

　　这个宗谱的发现当然是很可宝贵而值得研究的，但是若就我们的主题来说，却也有令人感到疑惑难解之点。试列述之；

　　第一，谱中所载，自九世曹锡远，至十四世曹天祐，人名统系，完好无缺；而自锡远往上，即从八世上溯到四世，共有五世，完全是空白，而突然上接于四房曹智之系下。既然五世二百年间的情况一无所知，那支派关系却是怎样衔联在一起的？这不能不使人感觉疑惑。

　　第二，谱中所载曹雪芹这一系的人名，自锡远至天祐，全部正是见于《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的那几个人，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这令人感到非常之奇怪。因为一部家谱不能像一部简略的官书，只挑选有“官职”的收录，其余一概略去之。这种情形尚未见过，这种体例也未听说过。

　　第三，谱中载明：“（十二世）寅，……一字楝亭，……生二子，长颙，次頫。”但我们早已知道，曹頫是曹寅、曹颙相继卒后而过继来的嗣子。这种关系，连作碑版铭志的，也要按照“行状”叙明“子一，某，卒，以某弟之某子某为嗣”；而作为家谱，却连这一重要关系都不清楚，反而迳云“生”二子，“长”某，“次”某，这是很难理解的。

　　第四，家谱中照例详载妣氏、生卒年月日时、及字号、子女婚嫁姓氏等等。而此谱本支所列，并无一字，绝不像家谱的体例。唯一例外只有曹寅载有字号，然而却又说“一字楝亭”，这也是错的，因为曹寅字子清，楝亭是很晚的一个别号，并不能说“字楝亭”（注：《八旗文经》卷五十七《作者考》甲叶十一，却犯过这个错误，说“曹寅，字子清，一字楝亭……”这是很晚的编书人的错误，家谱却不应有这种情形。其详请参看《红楼梦新证》所列各资料。）。

　　第五，此谱末后罗列了一些有关曹寅的资料，竟然不出《熙朝雅颂集》一类的外间习见书籍（注：这一点可联系上一条注来看。），而如封建时代的封诰，“御”赐诗文等等为外间所不易得见而照例真要载入家谱以示“光宠”的，反而一字皆无，连我们所能掌握的很多资料，这里也不见半点痕迹。这也是很难理解的。

　　如上所述，此谱在顺治十八年重修时，曹士琦必不能全部预为载入曹寅这一支派，此外乾隆时代并无重修痕迹；而谱内正文却忽有晚至“同治十三年”的话。可见，这是清末又经后人增修的一部谱了。从种种迹象看，这第四房的支谱来源很晚，或主要只是由掇拾当时可见资料（包括官书）而加入的，亦未可知。因此，我对此谱中的忽将所谓第九世的一个支系突接于二百年前的三世四房之下，感觉中间关系实在欠清，为了慎重，尚需深入研考，今仍从“江西—丰润—铁岭”说来叙列。

　　〔以上照一九六三年排就的校样移录。以下略作补充〕

　　另有两点，需在此一提。一点是我初见五庆谱，是在故宫文华殿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筹备处，当时给我印象最突出的是四房之下空白五世后突接上去的曹锡远这一支系所有字迹和墨色，和全谱迥然不同，就疑心这一部分恐有后人添写的可能。但是后来又出现了一部五庆谱的副本，文字完全无异，而字迹墨色都是，致的了。我即询问有关同志，据答，前见者为录副本，后见者为原本，所以墨色笔迹统一。我一时相信了这个解答，并且在《新证》增订本中就是这样讲的。不料后来又有同志告诉我说，还是初见者即字迹不统一的才是原本，这个后见本实系过录副本。这么一来，事情就复杂了。我以后也再无机会将两本对照重作考察，现在更无法判明毕竟哪是原本，哪是副本，但不管怎样，就算是录副本吧，那钞写族谱的人为何写到曹锡远这一支系忽然打住，停而不书，又经另一人手用极不相同的笔迹再添上去呢？至少，这种迹象也说明了内中有可疑虑的事因了。

　　再一点就是最近又有人告知于我的：他对曹氏各谱下了工夫研究，初以为五庆谱所载始祖曹良臣无可怀疑，不料一经细考，良臣只生一子，名泰，并未有其他义、俊等次子三子，所以这个始祖就成了问题，如系这样，清代编谱的，连始祖都可以胡乱拉来，那他捕风捉影，知道曹寅一支有名气，就也拉进谱来，这就不足奇怪了（其实，过去“修”谱的常有这类情形，甚至有专门“代”人“修”谱的，他可以用办法“凑”成一部谱，以应暴发户的需求）。

　　至此，问题就又落到一个重要点上：

　　一，丰润曹谱种种记叙，清初名人提到丰润曹氏，都确称是宋开国名臣曹彬之后，已见《新证》所列；就是晚近时候丰润曹姓的人，自己也知道这个根源。二，李华同志发现的康熙写本《江宁府志》，中有曹玺传，正好也记载是“其先出自宋枢密武惠王彬”（这部府志的发现，是李华同志的很大功绩）。那么，三，如果“五庆堂”的曹氏真是和他们同族的话，那如何能不知道自己也是曹彬之后，反而明言他家最早只能追溯到“元末”时期？仅仅这一点，就把问题显露得极为明白了。

　　当然，我并非是说，我已然断定，认为五庆堂曹与丰润曹、雪芹一家的正白旗包衣曹，都是风马牛之不相及。我只是说，因为有了五庆堂谱，立即盲目信从，并且据以排斥雪芹上世本为丰润曹的这一关系，那就太鲁莽了。何况，曹鼎望为丰润谱作序，已明明指出：

　　盖自明永乐间，始祖伯亮从豫章武阳渡协弟溯江而北，一卜居于丰润咸宁里，一卜居于辽东之铁岭，——至辽阳一籍，阙焉未修，尚属憾事。

　　他提出了“铁岭”一名之后，不言“铁岭一籍，阙焉未修”，反而去说“至辽阳一籍，阙焉未修”，试问这是何故？应不应当加以解释7须知清代入关后讳言早期关外之情状，如努尔哈赤既屠铁岭，至康熙晚期修铁岭志时，犹然是 一片荒城，寥寥人户，曹家既作了包衣旗奴，岂能再报铁岭原籍？只能随地报辽阳、沈阳，这里面的“易代”的情事，是讳莫如深的，并非是像今天的人所想象的那样简单径直的处处可以放笔大书，无所忌避。

　　康熙写本江宁志说曹家是“后著籍襄平”，这也根本不能证明雪芹上世自始即祖居辽阳。襄平，正所以借汉代地名以回避史事，不欲明出“辽东”字样。“著”，亦曰“占著”，指客籍附入本士户版，正是不同于世代祖居的意思。

　　还有，必须看一看曹家人早年所报籍贯的情况：曹世选（锡远）是“世居沈阳地方”，《白山词介》著录曹寅正是“沈阳县人”，这和世选（宝）“令沈阳有声”的“令”字，正可合看，这反映了曹世选一度负责过管理沈阳地方的职事。曹振彦，有时是说成“辽阳”了，可是有时又说成是“辽东”。不用说，“辽东”是个泛词——正如“襄平”代词一样，假如他家真是“辽阳”的世籍祖居，那他为何又不用确词而采泛称呢？

　　所有这些，都显示给我们：考察他家的籍贯，简单地对待很难得出正确结论。

　　〔五〕曹雪芹画像问题

　　1963年6月7日晨间，王士菁同志忽然递与我两张照片，并上海文化局方行同志给他的信札（剪件）二纸。看时，是雪芹小照的资料，大喜望外。我随即在《天津晚报》上发表文章二篇，专谈此事，其第一篇《关于曹雪芹的重要发现》，香港《文汇报》曾加转载。这是最早的介绍情况和研讨内容的文章。

　　初得照片时，周绍良同志也在座，同样表示十分欣喜，并说“看来雪芹还是到南方去了！”（指我在《雨花》1982年第8期上发表文章已提出此种推断）。我也很快告知了吴恩裕同志，他想索照片，我给他办到一份，亲自送去，并谈了初步意见。他后来《考稗小记》里的那一则，基本上代表了我们当时交换过的共同的看法。我提这些，是说明彼时红学家如周、吴等同志，都是任何蓄疑的念头也不曾有，一致认为是个重要发现。

　　但后来情况愈来愈复杂了，简言之：①有人查了尹继善的诗集，看见小照后边尹的题句二首收于刊本，标题却是“题俞楚江照”，因此认为小照并非曹雪芹而是“俞雪芹”。俞氏名瀚，确曾为尹幕宾。②有人怀疑小照左旁陆厚信画像的五行题记是“作伪后添”的。其理由只是由于有些肖像画被人利用造假，添改了主名。但这不能作为一种正式的论证。而且此说也未公开发表，主张者亦未见原件，只是表示有此一种可能而已。③在上一种主张的启示下，就又有人认为，连题记带画像都“后添”的，那半扇册页本来是“空白”云云。

　　仅仅是这么一些理由，这幅画像就被解释成“伪品”了，最好的解释也说是画像被张冠李戴了，总之与曹雪芹无涉。

　　但是，直到今天，“俞雪芹”说者终究拿不出俞瀚曾号“雪芹”的任何资料证据。说是“俞雪芹”的同志们倒是根本不怀疑画像和题记的可靠性，而“后添”说者又加上了彼此自相矛盾，因为有的信画疑题，有的连画也不信——可见鉴定家的意见本身也是存在着大有出入之余地的，而且谁也没有提出“后添”的确凿证据，“空白”论者更是纯出想象之词，毫无科学论证。——就这样，轻轻就把一幅雪芹小照给“否定”了（个别撰文者的态度甚至是惊人地粗暴的）。

　　我引方行同志最早的一封信：

　　五月间我去西安，归程道经郑州，在河南省博物馆见有装裱甚旧的清代人物画册页一部，凡数十人，其中有雪芹肖像（面部、手部均泛黑）和尹继善诗共二页，时以行程匆促，其余各幅，均未详看，究与此幅有无关系不详。近与沪上诸友人谈起，大家从时间及曹、尹均旗籍并通家等关系上看来，可能为曹雪芹肖像；但作者陆艮生之身世，将数种松江府志大略翻了一下，均未有何发现。你和周汝昌同志等于红学深有研究，特将此照奉上，至请查詧，设果为曹氏肖像，则可息另一帧真假之争矣。可请周同志考证，结果如何，尚望示知。至于其余各幅，可能为当时尹幕之人或有关者，如有需要，可向郑州了解。周同志的文章是常读的，但未见过，有关消息，作为读者应该提供给他，即烦代达，并致候意。

　　方行同志此后的信函补充说明：他赴郑州开会，参观一个文物预展，看完天色已晚，问询库存有无可看的文物，馆方同志就拿出这部册页，当他发现雪芹小照时，特嘱协助拍照，并嘱将册页中该处夹一纸条，作为标志，以便检寻拍照。当时同看的同志尚可举列。他回沪后得到照片，计两幅，大小微异，原样寄给了我——我当然是根据和运用所得照片作介绍的。（注：后来照片刊出，也引起一些议论，似乎这是我有意造成这个大小二幅的印象。就连原件尺寸，也有同志指贵我所报不确，其实那也是从别人问得的。）

　　但是，后来这部册页却变成了孤另的一张对开页。

　　我为弄清这个问题，拜访友人黄苗子同志，询问当年情况，他当即确答：此画像初由郑州寄与郭沫若同志，并有正式公函，郭老看过后即全部转交故宫内雪芹纪念筹备处，他当时目击，原件是一部册页，记忆是八个对张，各有人物画像等内容，笔墨都是乾隆时人的手迹。苗子同志并告我说：他曾于某书中查到了陆厚信，是乾隆画家，主要活动于扬州地区。

　　为了互证，我又向当时同苗子常川在筹备处办公的刘世德同志采询，蒙他确称：原件共计多少开，已不能记忆，但是那是一部册页，并非单独一开。上面各有字画，详细已难说得上来了。

　　在此，我要着重强调说明：他们两位同志是当时目击经手者，言词相合，这该不是什么“单文孤证”可比吧，况且苗子同志是研究艺术史的专家，也是书画家，见闻极富，他的鉴赏眼力应不至比一般人低，他对此册画像出于乾隆人手，毫不怀疑。我问他：有人说雪芹小照半开本是空白，民国间后添，——这对吗？他说，这怎么可能呢？那是完整的八开一部乾隆册页啊！他并答应随时留意追找那部记载陆厚信的书。

　　事情就是这样。研究一个问题，有时（甚至是经常）出现意想不到的奇异现象和复杂情况。我如实记下来，供大家参考。最重要的一点是苗子同志所见所述，与方行同志所见所述，全然吻合。我希望研究者，鉴定家同志们，勿抱成见，平心静气，重视这件文物的一切，勿使伪物混真，也勿使真物变假，作出科学的正式结论。

　　至于我个人，目前自然还认为没有什么有力证据反证它不是曹雪芹，而且这件文物是非常宝贵的难得之品，至于也有同志认为曹雪芹“不会”“不可能”给人作幕，那实在只是一种拿我们今天的认识去看历史事物，想当然罢了。只要看敦诚在乾隆二十二年就劝雪芹“莫弹食客铗”就行了——敦敏《懋斋诗钞》有《送汪易堂南归省亲》诗，中云：“燕市悲长铗，西湖有旧庐”一联，汪易堂名苍霖，钱塘人，当时正在北京给宁郡王府作西宾，“弹铗”的典故，不是泛用的，也不会错用的。

　　《尹文端公诗集》里，幕宾中能诗善画的，正有一位曹西有，值得注意研究是否有可能即为雪芹化名（西有，是大有年丰收的意思，与“霑”字喜雨兆丰有关），他的出现正好是乾隆二十一年丙子与二十四五年己卯庚辰间。尹继善很称赏他，并因他得子而代为取名，送虎头锁。此事曾与史、宋两同志谈过，希望他们作出研究。

　　简略摘叙，已觉冗长，其余可看《红楼梦新证》785794页，不再多述。